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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理論研究范文1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 內部控制； 基礎理論
中圖分類號：F23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5）15-0088-04
《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第4號――社會責任》對于企業構建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系統、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由于前端缺乏基礎理論，后端缺乏分行業操作指南（僅有石油石化和電力等行業，其他行業暫未推出），導致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在落實企業微觀行為層面尚有一定困難。本文擬對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基礎理論問題進行探討，拋磚引玉，旨在推動政府相關部門社會責任及內部控制立法的完善，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框架的構建，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建設。
一、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概念和本質
概念是人們認識事物的最小單位和基本工具，人們只有通過概念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及發展規律（楊清香，2010），如果概念缺乏清晰界定，或不能達成共識，勢必導致判斷、推理等出現更大分歧，影響科學理論體系的構建。現有研究大多從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目標出發，而對其概念缺乏清晰界定。所謂“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是指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的、管理層和全體員工共同實施的、旨在實現社會責任控制目標的過程。該概念的內涵包括三點：一是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更加突出利益相關者參與作用，既有決策上的參與，也有監督上的參與，擴大了企業原有內部控制的主體，不僅包括原有的董事會、監事會等治理機構，還包括工會、政府部門、行業組織、社會公眾媒體等；二是管理層和全體員工是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實施主體，負有執行責任；三是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作為維護和平衡利益相關者的共享價值的手段，旨在實現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目標的過程。
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本質是一種資本與權益的控制機制。傳統企業內部控制過于強調對資產、資本等進行控制，其實質是為捍衛股東權益而對勞動者、環境等其他利益相關者所投入的資本和權益缺乏應有重視。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和人本經濟發展理論，企業要履行社會責任是因為利益相關者向企業投入了相關資源，形成資本，各種資本聯合創造企業價值，因此企業有責任對資本的價值創造和分配情況進行控制，維護和平衡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形式上是對企業的社會責任風險進行識別、分析和控制，實質是對隱藏在社會責任背后的各類資本以及依附于資本的相應權益進行控制。這里的資本是廣義資本，既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還包括社會資本和環境資本；這里的權益是綜合權益，既包括經濟權益，還包括社會權益和環境權益。在企業日常經營過程中，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對廣義資本和權益進行科學合理的管控。資本和權益，猶如硬幣的正反面，不可偏廢。資本體現的是經濟關系，權益體現的是社會關系；資本是價值創造的基礎，權益是價值分配的依據。
二、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目標和職能
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目標是通過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企業的戰略目標，識別、分析和控制企業社會責任風險，按規定編制和披露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報告（單獨報告或嵌入到內部控制報告），并依據法定程序和企業規程生成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和審計報告，促進各利益相關者資本的高效配置和權益的公平分配，實現包括企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在內的綜合價值最大化，促進企業與社會的和諧共生及企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2008年財政部等五部委頒布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所確定的內部控制目標體現了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軸心，偏重于資產保值增值、經濟效率效果提升等經濟目標，兼顧合法合規性和外部利益相關者信息需求等社會目標，但是對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目標考慮是不全面的。《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第4號――社會責任》雖然對社會責任內容進行了詳細規定，但和基本規范之間缺乏必然的邏輯關聯，加之分行業社會責任的內部控制缺乏操作指南，存在難以落地的問題，不利于企業社會責任控制目標的實現。內部控制產生于委托需要，而現代企業受托責任已經從原始的經濟受托責任擴展到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因此，有必要重構企業內部控制，建立完整的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體系。全球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風起云涌，“企業公民”理念深入人心，以“社會責任”為內核的商業倫理與道德不僅關系到企業自身發展，還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影響，企業活動不能逾越經濟底線、社會底線和環境底線。所以企業要實現的不僅僅是經濟目標，還應包括一定的社會目標和環境目標，而且后者的權重將會不斷增加，這是現代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基本職能是監督、控制企業合理履行社會責任情況，維護、平衡和促進各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控制目標是我們希望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做什么，體現的是社會需求屬性；而控制職能是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能夠做什么，體現的是經濟技術屬性。王海兵、伍中信等（2011）指出，監督、控制企業合理履行社會責任情況，維護平衡各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是現代企業內部控制的重要職能，這是人本內部控制的基本職能。物本框架下的內部控制職能不能適應日益擴大的風險防控目標，社會責任風險擴大了企業的風險范圍、提升了企業的風險等級，亟待納入到人本內部控制框架下加以管控和治理。社會責任和以人為本是一脈相承、融會貫通的，內部控制必須借助于社會責任這個載體才能實現以人為本的目標。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社會責任市場正在逐步形成，例如社會責任投資、社會責任消費、社會責任審計等。傳統內部控制旨在維護股東利益最大化，而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旨在維護、平衡和促進各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兩者雖然都是控制風險，但顯然，前者主要是經濟風險，后者則擴展到社會風險和環境風險。花雙蓮（2011）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可以在企業的戰略層面、管理層面、作業層面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進行監督和控制，這是對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具體職能的進一步闡釋。首先，戰略控制著眼于戰略定位和戰略規劃控制，對戰略制定進行監督。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將社會責任的履行提高到企業戰略的高度，要求管理層采取適度合理的程序進行戰略決策，同時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的制定要接受利益相關者的監督。其次，管理控制關注的是戰略執行，對戰略執行進行監督。企業的經營管理者要按照戰略規劃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要求執行企業的社會責任戰略，同時經營管理者的經營績效應該由利益相關者加以評價。最后，作業控制主要針對的是具體業務和事項的流程化控制和監督，要求員工在采購、研發、生產、銷售、分配、投融資等全過程考慮社會責任。
三、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主體和對象
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主體包括設計主體、實施主體和監督主體。管理層和員工是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實施主體，而企業利益相關者是內部控制的設計主體和監督主體，參與或委托企業特定部門設計和監督社會責任內部控制。股東、員工、政府相關部門、債權人、消費者、社會組織等參與設計和監督的形式不同，重要利益相關者應嵌入治理結構，舉手投票，非重要利益相關者也應嵌入治理結構，聯合舉手投票，或有否決權，以此保障各方利益不受侵害，保證內部控制的合法合規。利益相關者的數量和性質可能會發生變化，譬如某企業知識化程度不斷提升，員工持股使得原來的股東從重要利益相關者降格為非重要利益相關者，而部分員工從非重要利益相關者升格為重要利益相關者。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主體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應該進行與環境變化相適應的相機調整。物本內部控制的主體是董事會、管理層和企業員工，其實質是股東至上原則的產物，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重視對經濟風險的控制。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主體涵蓋包括治理層、管理層和企業員工等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由治理層實施社會責任內部控制戰略控制，管理層實施管理控制，企業各層次的員工實施作業層面的社會責任內部控制。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是以社會責任風險管控為中心，以利益相關者為導向的內部控制體系，是一種動態、交互、開放和共生的控制模式，重視對包括經濟風險在內的社會責任風險的控制。隨著我國勞動者和消費者維權意識的增強，與企業抗衡的相關勞工組織、消費者組織等也將不斷建立與完善，他們也應該分享企業內部控制的制定權。隨著我國法制化和信息化程度的進一步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監督主體在獲得及行使監督權方面有著巨大潛力，不僅授權監事會、審計委員會、內部審計或內部控制評估機構等專司內部控制日常監督和專項監督，而且供應商、消費者、行業協會、政府部門和其他社會大眾等都有權實施各種合法形式的監督。信息化使得社會化網絡媒體被廣泛采用，并對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不健全、不作為、亂作為現象進行檢舉揭發，法制化則使得這種被社會廣泛關注的重大問題能夠迅速得到國家紀檢、公安、審計等監督力量的關注，并將處理結果公之于眾。
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對象是企業日常經營管理活動中的社會責任風險。傳統的企業內部控制只重視對經濟風險的識別和控制，而忽視風險的全面性和風險中的機會。經濟價值創造、利益相關者管理、社會責任承擔是企業道德依次遞進的三個發展階段，從只重視股東利益、相關者利益到社會利益，范圍不斷擴大，層次不斷提高。組織道德前常規期階段企業以自我為中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組織道德常規期階段的企業內部控制將利益相關者關系管理作為價值導向，內部控制更大、更遠的戰略目標是實現組織利益相關者的共享價值；組織道德后常規期階段的企業內部控制更多的是維護共享價值的手段，社會責任成為此時企業內部控制的價值導向，這一階段企業內控風險范圍不斷擴大，涵蓋企業社會責任的各個方面，包含社會風險、環境風險，而不僅僅是企業狹隘的經濟風險，更體現出了風險控制的全面性。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不但擴大了風險控制的范圍，而且有助于發現社會責任風險中的機會。譬如傳統內部控制將負債、費用視為資產和收入的扣除，助推了早收晚付、只收不付、克扣工資、偷逃稅費等現象的發生，引發大量的社會責任風險；而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將負債和費用視為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并加以維護，此時的負債實質上是企業社會責任融資，而費用實質上是企業社會責任投資，對于舒緩企業與利益相關方的矛盾、改進商品或服務質量、提高企業聲譽、降低法律風險、促進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對社會責任風險的全面關注，有助于提升企業整體價值。例如企業履行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責任，對于企業來說可以加大研發，改進生產工藝，再造業務流程，創新環保產品和服務，這樣就會在同行業企業還在為資源高消耗提高經營成本、環境污染面臨法律懲罰擔憂時，本企業已經實現了轉型或升級，成為行業的領跑者甚至是領導者，進而獲得長足的競爭優勢。
四、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假設和原則
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假設是人們利用自己的知識，根據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內在規律和環境要求所提出的、具有一定事實依據的假定或設想，包括基本假設和具體假設，是形成控制原則和控制方法的基礎。
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基本假設包括：（1）企業社會責任重要性假設。社會責任重要性假設即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以及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國家“善治”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該假設是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存在的基本依據。從長遠來看，企業不承擔、不能及時承擔或承擔的社會責任不足，都將給企業自身和社會帶來危害。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信號傳遞機制、交易實現機制和價值創造機制。首先，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信號傳遞機制。企業與各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動態博弈，為了達成較好的均衡解，企業就有必要通過承擔和報告社會責任，向利益相關者傳遞積極信號表明本企業具有競爭力和發展潛力，從而獲得利益相關者的信賴和支持。其次，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交易實現機制。企業是各利益相關者締結的“一組契約”，企業從各利益相關者獲得創造價值的稀缺資源，就必須對他們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維護其合法權益。同樣，各利益相關者要想從企業獲得報酬，就要為企業提供資金或人力、物力資本等。王清剛（2012）、張兆國（2012）等的研究表明如果企業忽視社會責任就會導致企業面臨聲譽風險，環境風險，消費者抵制、人才流失、再融資困難等風險，從而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最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價值創造機制。企業通過承擔社會責任可以增加企業信譽資本從而有利于企業創造長期經濟價值（劉建秋、宋獻忠，2010）。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創造了社會價值、環境價值，而且也為自身和利益相關者創造了經濟價值。（2）社會責任風險可控性假設，即假設企業社會責任風險是可以控制的。換言之，就是企業內部控制系統僅僅控制可控的社會責任風險，對于不可控的外部社會責任風險不予考慮，譬如政策風險、不可預期的自然災害、戰爭因素等。企業社會責任風險可控性假設是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發揮作用的先決條件，企業內部控制系統通過社會責任風險規避、風險分擔、風險降低和風險承受四種手段，將社會責任風險控制在可接受水平。企業社會責任風險規避和風險承受是兩個極端，規避意味著與風險有關的收益和價值的喪失，承受必須是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圍內，而且社會責任風險具有負的外部性，會對利益相關者及社會帶來損害，使用較謹慎。社會責任風險分擔和風險降低是比較主動的風險管理策略，可大量運用。
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原則。內部控制的原則是內部控制經過長期實踐而總結出來的規律性的東西（李連華，2007），它是連接內部控制理論與實務的橋梁。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原則是企業建立與實施社會責任內部控制應當遵循的基本準則，為企業建立與實施社會責任內部控制以及評價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確立了標準和依據。包括以下原則：（1）合法合規性原則。傳統內部控制將合法合規作為內部控制的目標，而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強調合法合規性不只是目標，更是內部控制的原則之一。企業在設計社會責任內部控制時，必須依據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如《公司法》、《所得稅法》、《勞動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環境保護法》、《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第4號――社會責任》等，并吸收全球契約、SA 8000等國際標準，確保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設計符合合法合規性原則。（2）環境適應性原則。環境適應性的理論基礎是權變理論。權變理論簡單地說就是策略與其所處的環境必須配合才能產生效果，再好的策略放在不適合的環境下都無法產生績效。不同行業、企業在不同時期承擔的社會責任范圍、深度、形式等可能存在很大差異，所以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設計就必須要根據企業內外部環境的變化，結合行業和企業自身特點，適時地對內部控制加以調整和完善，防止出現“水土不服”導致的失控，從而保證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目標的順利實現。（3）戰略主導性原則。該原則是對重要性原則的拓展和深化，我國企業內部控制規范體系雖然涉及對社會責任的控制，但是整體上屬于被動響應式控制，缺乏基于戰略驅動的內生性動力。許多企業做內部控制系統過于強調合法合規性而忽視了戰略主導性，使得內部控制建設未能充分融入到企業戰略，控制成本大幅增加，企業發展陷入困境。戰略主導性原則要求社會責任內部控制與企業戰略進行整合，建立戰略性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并實施全面控制、全程控制和全員控制，在運用內部控制手段促進企業合理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推動自身戰略的實現。企業戰略性社會責任內部控制是內部控制窗口寬度上向社會責任擴展、高度上向戰略層次延伸所形成的內部控制體系。（4）適度嵌入性原則。適度嵌入原則要求社會責任對內部控制的適度嵌入。首先，企業要明確法律法規所規定的企業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這類社會責任具有剛性特征，一定要嵌入內部控制系統；其次，企業要從社會責任戰略的高度識別企業正在承擔和即將承擔的社會責任，這類社會責任是企業戰略層面的社會責任，嵌入不當也將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最后，某些社會責任是企業的自愿性社會責任，例如企業參加慈善活動等，這類社會責任的履行將提升企業的聲譽，能夠發揮社會責任投資效應，企業應量力而行。企業社會責任對內部控制系統的適度嵌入能夠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信譽資本和企業價值，促進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嵌入不足或過度都將增大企業的社會責任風險，降低控制績效，應避免過度嵌入大幅增加社會責任成本。那種不顧企業實際，設計出十分龐雜的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制度的做法不但耗費企業資源，而且還會導致執行效率低下，這也體現了內部控制建設的成本效益原則。（5）制衡協同性原則。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強調制衡以及在制衡基礎上的協同。制衡是協同的前提，協同是制衡的目的。首先，制衡強調各利益相關者之間、企業各部門之間、員工和員工之間等權責明確，相互制衡。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一組契約的集合，簽約各方是平等的權利主體（科斯，2003），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制衡性更多地體現為平等的企業利益相關者的相互牽制。其次，協同注重不同利益相關之間、不同部門之間、不同員工之間相互協作，共同履責，及時發現并處理企業社會責任風險，構筑設置合理、運轉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系統。最后，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制度與企業原有制度的有效對接和系統整合，為制衡和協同創造制度條件。利益相關者的目標存在多元化乃至相互背離，企業在建立管理制度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不同制度間的脫節乃至沖突，應該從制度設計、機制設計上處理好效率和公平、制衡和協同的關系，不僅激勵利益相關者“做大蛋糕”，而且監督他們“分好蛋糕”，運用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制度有效管控企業社會責任風險，充分釋放制度的生產力和控制力，提高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運行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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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理論研究范文2
內容摘要：本文基于社會福利理論，分析了生產商再制造行為對社會、消費者和生產商自身的影響，并得出相關結論，以期對今后的研究有所啟示。
關鍵詞：再制造 消費者福利 社會福利 生產者福利
從經濟學角度對再制造的研究分為三個方向：
其一，從宏觀經濟學角度研究再制造的社會經濟意義。Ferrer 與Ayres（2000）分析了再制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并且證明了再制造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時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尤建新等（2005）綜合運用循環經濟學、環境經濟學、資源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等經濟理論闡述了閉環供應鏈的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學內涵。
其二，從微觀經濟學角度研究再制造的成本收益。Ayres et al.（1997）評估了再制造的贏利性，并指出了其中對盈利有巨大影響的幾個問題；Geyer，Wassenhove與Atasu（2007）從廢舊產品回收、處理的成本，再制造的成本節約等角度分析了再制造。
其三，從中觀經濟學角度研究再制造在某個行業的贏利性。G.Ferrer（1997）分析了個人電腦行業再制造的贏利性； Glenn E.Maples et al（2005）研究了再制造技術在石油行業的應用；Quariguasi Frota et al（2009）以電子行業為例，從行業角度分析了再制造對環境保護的作用。
從上述文獻可看出，還沒有研究從福利經濟學角度對再制造展開討論。已有研究只是從某一側面來看再制造，而且側重點在于再制造的盈利性。因此，本文主要運用福利經濟學理論，并以再制造成本為研究基點，分析生產商從事再制造對生產行業、消費者與社會的影響。
模型描述
本文主要運用福利經濟學理論中關于社會福利的理論模型。為便于運用該模型分析生產商再制造行為，首先給出必要的假設條件：其一，本文只討論既從事新產品生產，又從事再制造的生產商（OEM）（以下簡稱生產商）（Savaskan et al.，2004）。其二，再制造產品與新產品在同一市場銷售，消費者對再制造品與新產品沒有心理差別，兩種產品在市場上售價相同（Savaskan et al.，2004）。其三，本文假設再制造所需要的廢舊產品沒有限制（Atasu與wassenhove，2008），原因是再制造商廢舊產品的回收源并不是單一的，比如Bosch除了回收自己公司的廢舊產品，也將回收范圍擴大到市場上的其他產品（Valenta 2004）。其四，從事再制造后的生產商供給曲線的斜率要小于沒有再制造時供給曲線的斜率。Savaskan（2004）假設的生產商既生產新產品又生產再制造產品，其生產成本為c=cm（1-τ）+crτ，由此可得cr＜c＜cm，cr為單位再制造成本，cn為單位新產品生產成本，τ為再制造產品在生產商供應產品中所占的比例。在經濟學中，由短期供給曲線的推導可知，產品生產成本的大小對應著供給曲線斜率的大小。因此，c對應的供給曲線斜率要小于cn對應的供給曲線的斜率（如圖1）。
基于以上假設，本文給出了社會福利理論模型。就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來說，社會福利的主要衡量指標是消費者剩余與生產者剩余之和。究其本質，消費者剩余是指顧客在購買過程中從市場上得到的收益；生產者剩余則是指生產商在出售過程中得到的收益。前者可以定義為：消費者剩余＝顧客的評價－顧客的實際支付；后者可以定義為：生產者剩余＝生產商得到的收入－生產商的實際成本。
如圖1所示，如果生產商不從事再制造，供給函數為p=a+bq（a＞0，b＞0）；如果生產商從事再制造，供給函數為p=a1+b1q（a1＞0，b1＞0）。基于總成本曲線與邊際成本曲線的關系，可知供給函數在縱軸上的截距大小表示生產商對生產規模的選擇。a或a1向下移動表示供給曲線向右平移，這意味著生產商愿意以更大的生產規模從事產品生產。b和b1表示生產商對市場價格的敏感度。如圖1所示，本文假設生產商不僅從事再制造，同時生產商也擴大了他的生產規模；市場對該產品的需求函數為p=c-dq（c＞0，d＞0）。d表示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度。
當供給曲線斜率為b的情況時，消費者剩余CS表示為需求曲線以下、價格水平線以上的三角形面積SACD，即，，為消費者獲得的總效用，TE=qpe，為消費者實際支付的金額生產者剩余為價格水平以下，供給曲線以上的三角形面積SABC，即；當供給曲線斜率為b1的情況下，消費者剩余所對應的三角形面積為SDEF，即，生產者剩余所對應的三角形面積為SEFG，即。
生產商再制造行為的影響分析
（一）生產商再制造行為的社會影響分析
命題1 ：從消除生產負外部性的效果看，生產商再制造行為可以降低生產的邊際社會成本，從而有效消除生產的負外部性。
經濟行為的外部性問題是福利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含義是一種一方施加另一方并不情愿的成本或者效益的行為，或者說是一種其影響無法完全地體現在價格和市場交易之上的行為。生產的負外部性所帶來的直接問題就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資源的浪費，而保護環境與資源正是人類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如圖2中所示。MC為生產商的邊際成本，MEC為生產商生產產品所帶來的邊際外部成本，因此該生產商的邊際社會成本為MSC=MC+MEC。當產品的市場價格為p0時，在不考慮生產商所造成的外部性的情況下，其利潤最大化的產出水平為q1；但從生產商造成的社會邊際成本來看，最優的產出水平應為q2。從圖2上可以看出q1＞q2，顯然生產商生產了太多的產品。當生產商從事再制造之后，由于生產成本的降低，MC移到了MC＇位置，MEC移到了MEC＇，相應地MSC＇=MC＇+MEC＇，可以明顯看出生產商的邊際社會成本由于生產商的邊際成本與生產所帶來的邊際外部成本的降低而降低。
命題2：征稅可以消除生產的負外部性，但從對社會福利和消費者福利的影響來看，生產商從事再制造要優于征稅。
征稅的效果是否理想取決于許多因素，比如政府是否能夠得到足夠的信息，以使得稅收與相關的外部性正好一致，等等。征稅不當則有可能造成資源的浪費和經濟的低效率運行。如圖3所示，當政府通過征稅控制生產商的生產時，帶來了社會福利的損失。征稅之前，消費者福利為SDEPe，社會福利為SDEPe與SIEPe的面積之和；征稅后，政府稅收總額為PsPdE＇G，其中PePdE＇F為消費者負擔，PsPeFG為生產者負擔，兩者只是將自己的這部分剩余通過稅收轉移給政府，剩余總量并未減少。但由于征稅導致均衡數量從qe減為q＇e，使社會福利從IDE減為DE＇GI，GE＇E就是無謂的福利損失。
與稅收會造成社會福利損失鮮明對應的是，生產商從事再制造不僅不會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反而會有效地增加社會福利和消費者福利。如圖3所示，為了便于比較，假設供給曲線從S偏移到S＇＇的過程中，它的截距沒有發生變化。從圖中可以很明顯看出，生產商從事再制造所引起的供給曲線斜率的向右偏移增加了整個社會的福利，社會福利從SDEI增加到SDHI，消費者福利從SDPeE增加到SDPsH。
命題3：生產商越愿意從事再制造，對消費者和社會越有利；生產商越不愿意從事再制造，對消費者和社會就越不利。
從消費者福利和社會福利角度看，在消費者需求一定的情況下（見圖4），當生產商供給曲線斜率由b1偏移到b2時（b1＜b2），從事再制造的生產商的生產意愿提高，此時消費者福利和社會福利是增加的，消費者福利從SAEF增加到SAHI，社會福利從SACD增加到SAIK，這意味著從事再制造的生產商生產意愿的提高對消費者乃至整個社會有利。
（二）生產商再制造行為的盈利性分析
命題4：當時，SEFG＞SABC，生產商從事再制造對自身有利；當時，SEFG＞SABC，生產商從事再制造對自身不利。
證明：在生產商不從事再制造的情況下，生產商剩余為SACD，即，經過計算可得；在生產商從事再制造的情況下，生產商剩余為SEFG，即，經過計算得；通過比較SEFG與SABC，可得命題4。
分析命題4可得，雖然生產商從事再制造能夠增加消費者和整個社會的福利，但從再制造贏利性角度看，再制造并不一定是生產商的最優選擇。生產商從事再制造是否盈利，取決于供給曲線在縱軸上的截距，即取決于生產商對生產規模的選擇。當時，意味著生產商在該生產規模下從事再制造會盈利；當，則意味著生產商在該生產規模下從事再制造將不利。后者實際是生產商外部效應影響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屬于Vp＜Cp＜Vs情形。Vp表示生產商自身的收益，Vs表示由生產商產生的社會收益，而Cp表示生產商的成本（高鴻業，2004）。該式表示：生產商從事再制造對社會有利，但他的生產成本要高于自身所獲利益，此時生產商也不會從事再制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保證生產商從事再制造并具備一定的生產規模，就需要政府對生產商給予補貼，以彌補生產商因為從事再制造帶來的損失。
結論
再制造對于社會和消費者是有益的。對于生產商來說，從短時期看，生產商如果要從事再制造，需要滿足一定的生產條件與市場條件；從長期看，由于生產商可以自由進出市場，達到市場出清，因此在長期內不管生產商是否從事再制造，再制造對整個生產行業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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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理論研究范文3
論文摘 要： 本文擬將從社會學視角出發，探討用社會學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來指導現階段的翻譯研究，并將其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分析，進而驗證這一理論指導高校外事翻譯的可行性。
傳統的對高校外事翻譯研究相應地受各個范式的翻譯觀的指導，在結構主義語言學階段，高校外事翻譯多從語言層面上著眼，強調字面上的對等。在多元范式翻譯觀的指導下，有學者用關聯理論、功能論、目的論等理論來探討高校外事翻譯策略，視角多將譯者或觀眾作為出發點或中心。在結構主義范式階段，翻譯研究被禁錮在文本對比和語言（信息）轉移的范圍內，有關翻譯活動中那個最活躍的成分——翻譯主體的主觀能動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視了。解構主義階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分解上，由此，譯者為了實現這些目的總會按照自己對讀者和譯語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譯策略。由此可見，以上階段的高校外事翻譯都出現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社會學領域，更確切地說，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領域，一種全新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消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長期存在的對峙、分裂局面上給出了合理解釋，創造了新的平臺。這一理論的提出者拉圖爾、卡龍不僅用這一理論解釋科學、技術，而且將其運用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行為各領域。那么，我們可否用其研究我們的翻譯行為呢？筆者現在就從這一理論的發展背景出發，來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譯的合理性。
“行動者網絡”理論指出，人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必然受到周圍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人們的行為應該和這些因素一起加起來考慮，這就是行動者網絡所要完成的任務（黃德先，2000：4）。“行動者”是廣義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們可以是任何的東西，如經濟、意識形態、歷史環境等。“網絡”由特定關系實體構成，它們之間沒有預設關系，其性質和關系有網絡來定義。網絡不僅由人類，而且由機器、動物、文本、金錢與建筑物等組成。“行動者網絡”就是由諸多不同的、互動的行動者通過異質工程建立起來的聯系，行動者網絡并非外部世界中預定行動者的簡單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動者構成，它們在網絡中重新得到界定。這個界定、安排、賦予的過程就是“轉譯”。只有在相互利益關系“轉移”的基礎上，才能構建起一個穩固的網絡。這種“轉譯”的過程關注信息轉換過程中人類與非人類的對等性，它們都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應同等對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過來也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物”被建構的狀況反過來也會建構人的利益和狀況，以及決定它們會采取的行動（庫恩，1981：200）。
翻譯的生產過程也類似于“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知識生產過程。翻譯也是在網絡中生存的。翻譯行動中的各個行動者是在相互協商、轉換過程中形成一個翻譯網絡，并為實現這個翻譯目的而共同維系這個網絡。在這個翻譯網絡中，行動者有譯者、作者、讀者、原文、譯文、編輯、出版商、評論者、審查者、政策、組織機構等。要分析存在于網絡中的翻譯，研究者必須把翻譯過程參與翻譯事實建構的各個行動者納入進來。
而當我們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研究時，我們發現，在高校外事翻譯活動的網絡中，“行動者”除了包括那些與一般文本翻譯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譯者、譯文文本、讀者、聽眾之外，還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識形態、民族差異，國家政策，以及教育機構、科研機構間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譯就是要同等對待這個網絡中的各個行動者，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把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把原文在本地語境中與新的信息、思想觀念、生產技術、時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連接，生產出最合時宜的語篇。
比如說，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經常要翻譯“中國大陸”，我們將其譯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說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們發現，正是這張行動者網絡里的各個行動者如政治因素及國家政策在行動過程中發揮各自的作用才得出這個結論，因為如果說“mainland chinese”，就會讓人認為既然有一個“大陸中國”，就可能有一個“島嶼中國”，那就是背離一個中國的原則了。同樣，“中國臺灣”應該怎么翻譯呢？在政治因素、意識形態及國家政策這幾個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知道，這個詞的翻譯必須體現“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須防止出現任何可能引出“兩個中國”、“”或“”的含義。因此，我們最終把它翻譯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譯中，我們有時會翻譯到國家今天奉行“開放政策”。當“開放政策”最早譯成英文時，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指導下，有外國專家建議翻譯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來，顯然不妥當，因為“open-door policy”為“門戶開放政策”，這是19世紀帝國主義提出來的侵華政策。在時代背景、政治因素、國家政策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譯者決策顯然會改變，不會再把“開放政策”和“門戶開放政策”這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論和互相混淆。所以“開放政策”今天我們譯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譯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譯網絡可以突破人們慣常的原文、譯文對立，譯者、作者分離，通過翻譯網絡，可以把各個結點上的行動者相互鏈接，把分散開的資源轉變成一張無所不能的強大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既沒有譯者這個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譯文中心等終極根據，在翻譯網絡中，各行動者都應同等對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會的、文化的因素也應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一旦一個翻譯網絡建立起來，且非常穩固，就會把翻譯的社會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那些和翻譯生產相關的翻譯實踐、翻譯準則、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等因素就會和文化語境、社會概況、譯者決策相連接。翻譯生產不僅僅是從一個語境中引進某種信息、思想觀念或者技術，而是這些新的行動者如何在另一個語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觀念和技術生產連接，創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觀念、新技術。翻譯并非僅用目的語再現原文，而是和各種社會行動者創造新的關系，征召新的行動者，形成新的網絡，是一個知識、社會、實踐與操作形構的過程。
再看一個例子：“我謹代表江蘇省教育廳，預祝河海大學與西澳大利亞大學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取得圓滿成功!”現在被翻譯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是近年來出現的一個新名詞，有的地方譯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這種譯法本身沒有什么錯誤，但我們發現，在不同行動者的作用與運作下，當文化語境、社會概況等行動者發揮作用時，譯者則略去繁冗的語言信息，直接將此表達翻譯成簡單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適應譯入語體系的習慣，取得更直觀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歷史因素、國家政策、政治影響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發現句中“恢復”是絕不能忽略的，否則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一直對香港擁有主權的歷史事實，臺灣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對“”言論的嚴正否定，所以最終翻譯成“中國政府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臺灣是我國神圣領土的一部分”。在行動者網絡的作用下產生的這些關鍵語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終正確使用。
翻譯是一種社會系統，一種被認可的社會現象（胡牧，2006），而現階段翻譯學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及系統性。在翻譯學研究轉向的新時期，前人已用文學、哲學領域的理論探討了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但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出發，用社會學理論關照翻譯研究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的研究，則發現這一嘗試與探討可以促進高校外事翻譯在新時代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從而能推動高校外事翻譯走上一個新的臺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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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理論研究范文4
關鍵詞 非公有制經濟；市場經濟
一、社會主義非公經濟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理論界提出了諸多非公經濟發展理論，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生產力落后論”、“生產力多層次論”、“資本主義補課論”和“市場經濟發展需要論”。
1.“生產力落后論”
這種理論認為，由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落后，因此需要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來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經濟綜合實力。沿著這種理論追溯下去，當生產力有了高度發展之后，則不需要非公有制經濟了。這是典型的“養豬理論”，養豬是為了吃肉，先把豬養肥，然后宰了，吃豬肉，這種理論把“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當做某個歷史階段的事情，顯然是錯誤的，其帶來的不良后果就是,個體私營企業主擔心政策的變化性，如果回到老體制，政府會第，沒收其財產，于是不再追加投資，不利于非公經濟的長遠發展。
2.“生產力多層次論”
認為我國現階段生產力是多層次的，有先進和落后之分，所以要允許非公有制存在與發展，這種理論把不同層次生產力與不同的所有制機械地相匹配，落后的由個體來經營，稍微先進一點的可以辦私營經濟，更先進的就辦公有制經濟，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錯誤的。我們雖然不能設想所有地區、產業、部門的生產力都處在同一水平，然而并不是說落后的生產力水平就與非公有制經濟相匹配，或者先進生產力就能對應公有制經濟，從歷史發展的實踐來看，生產工具的變革，生產力的變革，將導致生產關系發生相應的變化，使得個體小規模經濟只能采用落后生產工具的說法失去了意義，其實有很多非公有制企業已經裝備先進的生產設備，來提高其勞動生產率水平，這一點和國有企業是相同的，生產工具本身并不帶有公私性質。
3.“資本主義補課論”
這種理論認為，中國經過，1956年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結束，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中間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因此需要“補課”，對資本主義改造不是不對，是太早了，應該補課，補課完成之后，再消滅。按照這個理論，生產力發展了，非公有制經濟總要被消滅，所以這種理論也是錯誤的。
4.“市場經濟發展需要論”
這種理論認為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需要，我們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這是因為非公有制經濟天然與市場經濟兼容，或者說非公有制經濟存在和發展與市場經濟互為條件。換言之，如果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反之亦然。如果我們不在所有制方面進行大的改革，發展市場經濟將是一句空話，如果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必須有多種所有制，其中包括多種非公有制和各種各樣的混合所有制。這是非公經濟理論的重大理論突破。
二、十七大有關所有制改革的新突破
社會治理理論研究范文5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學院，遼寧 撫順 113001）
摘要：
思想政治理論課是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高校的主渠道，實現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的關鍵，建構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轉化的全新模式，探討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轉化的現實路徑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當務之急。
關鍵詞：理論體系；教學體系；轉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16
中圖分類號： 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7）04－0077－05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承擔著傳播的歷史使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是中國化的主流意識形態。為此，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效性，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在“立德樹人”中的重要作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效融入是當務之急。而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關鍵是實現思想政治理論課由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化。構建思想政治理論課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轉化的全新模式，探討思想政治理論課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轉化的現實路徑，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當代傳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政課的關鍵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化是哲學實踐本質規定性所要求的。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政課的實質是接受理論的主體通過傳播主體和傳播中介對理論進行反映、擇取、內化、外化等多環節構成的、聯結的、完整的活動過程。經過這一過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可以被內化為接受主體的思想信念和行動指南，并外化為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追求和踐行。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融入既是一個內化的整合過程，又是一個外化的踐行過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的過程，就是青年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接受過程并將其內化為行動指南、外化為實踐活動的過程。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它既包括理論體系，也包括實踐體系。高校通過四門思想政治理論課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授給大學生，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從而切實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這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科學厘清理論體系與教學體系的關系，實現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由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化。
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的關鍵。理論體系是我們所教的內容，也是學生學習的內容。它具有自身的邏輯和話語體系；而教學體系則是我們怎么教和學生怎么學的問題，其核心是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也包括教學方案的設計和教學效果的考察。理論體系以教材的形式展現出來，具有完整性，教學體系則是教師依據教學目的、教學對象等構建起來的，具有靈活性。理論體系是靈魂，教學體系是手段和載體。要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真正融入大學生群體，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效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必須構建科學的教學體系，運用科學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將理論體系轉化為知識和觀念體系，成為學生的行動指南。只有將理論體系轉化為教學體系，才能有效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融入。
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我們推進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化必須遵循如下原則：一是問題意識和理論傳授相結合；二是優化教學內容與改進教學方法相結合；三是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四是課堂講授與輔助教學相結合；五是教學過程考察與考核方式改革相結合。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模式的構建
將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轉化，有效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政課的基本前提是研究當代大學生的思想特點、成長規律，以及接受規律。在尊重規律的基礎上，通過構建科學的教學體系和教學模式達到預期目的。
1.遵循規律，設計教學體系，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融入
遵循大學生思想特點和成長規律設計教學體系，實現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知體系到信仰體系的轉化。根據在省內幾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所做的問卷調查，我們發現，當代大學生具有如下思想特點：思想開放活躍，穩定性較差；思想自主獨立，自我意識強；競爭意識強，注重能力培養；追求自我實現，受挫能力弱等。當代大學生成長也具有自身的規律，如：階段性規律；知、情、意、行矛盾規律；環境優化綜合效應規律；師承效應規律等規律。因此，在設計教學體系時，要遵循大學生的思想特點和成長規律，重塑教學內容，轉換表達方式，調動技術手段，從而提高教學效果，有效推進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化。
遵循接受規律和高校大眾化雙主體互動規律設計教學體系，提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政課的實效性。任何傳播活動都不是傳播主體的單獨活動和單向作用，還必須具有接受主體的能動因素的介入。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過程中，傳播主體要根據接受主體的個體差異采取最佳的傳播方式，以求得接受主體接受效果的最大化；接受主體并不是簡單的被動的接受，而是能動的對教育主體施教的內容進行分析、判斷后，有選擇地接受；接受主體的接受選擇反過來會影響傳播主體的行為，促使傳播主體調整傳播手段、方法，形成良性循環過程。因此，在設計教學體系時，要探索教學互動模式，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的雙主體相互促進和影響的正能量。
2.構建“知——受——化”模式，實現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化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的過程是一個理論傳播（授）——接受（受）——信仰（化）的過程。理論傳播的主體是教育者，是傳播源。理論接受的主體是青年學生，而相對于接受主體而言，理論傳播主體又是接受客體。接受主客體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過程中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最終達到雙方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信仰和踐行的目標。當然，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通過一定的中介和環境，如理論以及理論傳播的手段、途徑，思想傳播和接受賴以存在的接受環境等。接受主體、接受客體、接受中介、接受環境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在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的過程中缺一不可。
根據“知——受——化”模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要經過這樣幾個階段，首先是傳播主體通過各種途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階段；其次是接受主體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解和認同，并受其影響階段；再次是接受主體在學習生活和社會實踐中，通過一定的激勵機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觀的吸收，并逐步轉變為一種信仰的階段。從接受主體的接受角度看，這個過程大致經過三個階段，即被動性接受階段、認同性接受階段和信仰性接受階段。因此，要對不同階段的特征加以研究，在接受的三個階段分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的實效性。
三、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的現實路徑
在教學實踐中，我們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知——受——化”模式，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我們從如下方面進行了探索：
1.從“授者”入手，讓理論走進大學生
“授者”即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在“知——受——化”模式中，“授者”是“受者”“知”的主要力量，在傳播活動中居于主導地位，因此，作為“授者”，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
第一，真學、真懂、真信、真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揮教師的示范作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肩負著引導和教育大學生的責任和義務，其本身是信仰和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示范力量，對學生具有極強的直接影響力。從這個視角來觀察，直接影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效果的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言與行。因此，我們不僅要認真鉆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論述與闡釋，而且更應該努力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當代的現實相結合。遵循師承效應規律，為大學生做榜樣，做真學、真懂、真信、真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典范。
第二，注重話語體系的轉變，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易于被學生接受的關鍵。話語體系是“授者”和“受者”之間的橋梁，是兩者達成共識的重要途徑。任何一種理論都要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孕育生長，都要與特定的歷史條件相融合，特別是要與特定時空中的特定社會實踐相結合，才能夠使其充滿活力地生存和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不例外。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必然面臨著話語體系轉換的問題。當今中國所面臨的時代主題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那么，指導中國當展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要用當代的話語體系來闡釋，使話語體系適應形勢的發展。只有實現從書齋式文本話語體系走向生活式話語體系，從封閉式話語體系走向開放式話語體系，才能使青年學生易于接受。
2.從“受者”入手，讓大學生走近理論
“受者”，就是大學生。從“受者”入手，就是從學生的自身思想特點和成長規律、接受規律入手，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以及考試方法，從而使大學生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體措施有：
第一，組建教學團隊。在本科生教學中，組建由教師和優秀博士、碩士研究生組成的教學團隊，建立研究生助教制度，并逐漸完善，產生良好育人效果。調查結果表明，同學們對于這一制度給予充分的肯定。研究生助教制度是本科教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輔助系統,是一個多贏的設計。它有利于拓寬師生間的溝通渠道，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有利于提高理論專業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鉆研業務，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思想政治理論課研究生助教制度中的教師與助教的定位與分工明確。教師處于主體地位,發揮主導作用。專業教師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開發者、課堂教學的研究者、學生學習能力的評價者和思想道德素質的培養者。教師主要負責教學整體設計，進行專題講座的教學，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始終發揮主導作用。研究生助教的輔教學主要是在主講教師專題教學的基礎上進行案例教學，并根據主講教師布置的作業，組織課堂討論、社會調查、參觀、課外讀書等課內外教學活動，形成課內教學與課外教學的互動，增強教學效果。其中，研究生助教的選拔和培訓是重要環節。研究生助教應當是政治覺悟高，思想道德素質好，為人師表，做事認真，有耐心，有熱情的黨員研究生。對研究生助教的培訓，首先是崗前培訓。根據研究生助教的崗位職責和角色定位，對研究生助教進行崗前培訓，使他們了解助教的職責，增強他們的崗位認知，使他們掌握基本的教育學知識和教師的基本技能，使他們具有愛崗敬業的精神。其次是崗中培訓。在教學的過程中，研究生助教通過聽課、集體備課、觀摩教學、交流教學經驗等，在實踐中增進技能，掌握教學規律，更好地適應研究生助教工作。再次是崗后總結提升。一輪輔助教學結束后，通過學生信息反饋和主講教師的點撥評價，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教學團隊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試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第二，改革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使之相互配合。首先，深化教學內容改革。一是增加教學中的科研含量，加強對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科學研究，并針對具體問題在大學生中展開問卷調查，了解大學生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集體攻關；二是善于理論聯系實際，注重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把邏輯的力量與事實的力量結合起來，把經驗上升為理論，著力引導大學生從對案例通俗故事的興趣和認同上升到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從而提升大學生的理論水平，在引導大學生的同時服務大學生現實訴求，增強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吸引力、說服力和感染力。其次，改革教學方式方法。一是充分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采取靈活多樣的敘述方式與表現形式，緊密結合大學生現實的思想水準、認知水平和道德狀況，把思想的嚴謹性與表述的生動性結合起來。二是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化、生活化，將學校教育重點轉移到發展思維和培養能力上來。做到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相結合，在課堂教學中，灌輸教育模式必不可少，但是也要講求語言與方式的靈活性，改變“一言堂”為參與式教學，在師生“共鳴”中達到教育目標，運用隱性教育手段，寓教于課內外活動中，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三是通過讀經典活動，提高大學生的學習自覺性和學習效果。根據課程性質，給大學生介紹課外閱讀書目，要求學生閱讀并寫讀書筆記、讀書心得。通過這一活動，推進學生對所學課程的理解、把握和更深層次的認識。
第三，基于對學生學習過程考察和學生能力評價的考試方法改革，構建教學——考核互動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要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與考試方法進行協同改革，使之互相促進，達到育人的目的。改革中建立三大模塊，一是學生能力評價模塊：考察大學生運用理論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重點考察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知識體系的入心程度及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考核的基點。根據不同學科不同專業的特點，可以采取閉卷、開卷、口試、演講報告等考試形式，鍛煉和考察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無論哪種考核形式，都需要與教學內容改革相配合，徹底改變應試教育考試模式，不是單純知識點的考核，更加關注的是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的考核。二是學生學習過程考察模塊：考察大學生主體性、有意義的學習過程和內化于心的過程。根據課程特點，改革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注重學生的參與，擬定“學生學習過程考核管理辦法”，擴大學習過程考核在總成績中的權重，對學習過程各個環節的考核進行明確的規定。在這個環節中，把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參與積極性的增強和實際能力的提高，以及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行有機結合起來。三是社會實踐考核模塊：考察大學生將理論外化于行的過程。學生的日常行為和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的表現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最直接的反映。重點解決學生政治理論課成績為優，但在現實生活中卻表現平平，以至行為不端的現象。這部分主要考查學生對課程的態度（上課出勤、紀律、日常行為規范）、參加社會實踐、志愿者活動、社區公益活動等情況（根據不同課程而定）。目前，我們依據不同專業學生特點建立的考試模式有：開卷、閉卷考試相結合；期中、期末考試相結合；平時成績與期末成績相結合；口試與筆試相結合等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從“化”入手，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大學生頭腦
“化”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大學生頭腦的過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中國化的成果既是理論又是實踐，從“化”入手，就是通過組織多種形式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使大學生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義，使之成為大學生的行動指南。在教學實踐中我們創立了校內外社會實踐互補模式。
第一，開展校外社會實踐活動，形成模式。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所在單位負責人，應大力支持思想政治理論課校外社會實踐活動，在人員和經費上投入到校外社會實踐的組織和實施活動中。通過課題引導，使校外社會實踐活動提升理論層次，按照學校要求，認真落實依托課程開展社會實踐的各項要求，布置任務、組織小分隊、社會調研輔導、審閱評審調研報告、組織優秀學生在課堂巡講，把社會實踐有機地納入到整個教學環節當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第二，在校內外組織參觀、社會調查等實踐活動。除多媒體教學外，加強社會實踐環節，組織學生走出校門，了解社會，重點解決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問題。先后組織部分學生到紅色景點、歷史遺跡、博物館等地參觀調研，了解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使學生在實踐中把握理論，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受學生歡迎。由于開展校外社會實踐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具有局限性。我們在教學實踐中，積極開展校內社會實踐活動，如校內專題調查、辯論賽、討論等形式，以彌補校外社會實踐規模限制的不足。通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和成果在部分高校理論教育中的實驗推廣，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有效推進了理論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化，推進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政課。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化是占領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高地的重要抓手，青年學生又是祖國的未來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中堅力量，而聯系兩者的橋梁和紐帶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傳播手段日月新月異，各種思潮相互交織，如何適應形勢發展需要，與時俱進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我們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和神圣使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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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理論研究范文6
關鍵詞：社會化CRM；職業足球；營銷策略；球迷需求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808（2017）01-0020-04
在當前快速發展的智能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各社交網絡占據了媒體的主流位置。社交網絡風靡于企業組織和個人之間，其服務核心是自我展現、獲得自我認同、他人認同、好友間交流反饋，價值觀相近、興趣愛好相似的用戶可在社交網絡上結交新朋友、打造虛擬社區。這種新生的社交網絡迥異于傳統營銷模式，傳統營銷環境中每一個體都孤立的接收來自企業的宣傳信息；在社交網絡環境下，社會化個體可通過自己獨立的社交行為影響和改變社交圈內的其他用戶行為（如購買），使之成為擁有控制權的營銷個體。基于社交網絡環境下的社會化客戶管理CRM（Customer RelationshipManagement）應運而生，這種理論對企業及組織內部的客戶關系處理、營銷方式等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015年，中國體育總產值約為4 000億元人民幣，國務院確定2025年中國體育總產值達到5萬億元的目標，即未來十年中國體育產業將迎來黃金時代。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作為中國職業體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俱樂部體育商業價值在互聯網時代驟升。對職業足球俱樂部而言，努力適應社交網絡環境下營銷方式的巨變，運用基于社交網絡環境下的社會化CRM理論指導其營銷策略，把握住俱樂部的球迷等有價值資源，洞悉其行為特征，了解其消費偏好，開發球迷市場潛力是目前我國職業足球俱樂部展開營銷策略的當務之急。
1社會化CRM理論的概念及特點
1.1社會化CRM的概念
社會化CRM的概念起始于2008年，2010年在文獻報告中出現，全稱是社會化客戶關系管理（SCRM-Socialize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SCRM通過社會化智能媒介構建服務交流平臺，聯合線上線下的互動，可鑒別和評估消費者的價值和需求，選擇合適的社會化媒體進行交互，通過滿足個性化需求而實現社會關系的轉變和忠誠。SCRM與傳統CRM的不同在于：社會化CRM的目的是滿足顧客真實需求，通過網絡社交媒體來實現企業與客戶之間雙向的關系管理，以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方式去尋找企業與顧客之間的新價值所在為核心概念，最終將這些對顧客有價值的服務轉化為企業的策略。在社會化CRM中，顧客是整個系統中最重要的因素，所有企業運作均與顧客需求密切相關，企業與顧客的互動過程就是營銷過程，SCRM體現企業與顧客間的、實時的平等的交流關系。圖1體現了社交網絡環境下的社會化CRM互動溝通方式。
1.2基于社會化CRM理論的營銷特點
傳統客戶關系管理與社會化客戶關系管理的變化導致企業營銷模式發生巨大變化，原來的企業營銷部門在一個封閉系統內管理信息，向客戶派發單向的信息，應當向以顧客需求為出發點、企業全員參與、高效的客戶信息處理能力的新的營銷模式轉變。
1.2.1以顧客為中心 傳統CRM中顧客和企業是分離的，企業只負責促銷，單方面把信息通過傳統媒體傳遞給顧客，顧客無參與到企業運營的機會。社會化CRM以顧客為中心，顧客不只與某一或幾個特定部門打交道，與企業各個部門進行溝通反饋，甚至可參與到企業的生產、經營、銷售、服務的各個環節中，大大激發了其為自身需求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企業通過不同的工具和技術，不斷和客戶交流和互動，滿足客戶個性化的價值需求，從而全面提升企業盈利能力。
1.2.2企業全員參與營銷活動 在傳統CRM當中，客戶關系管理只是營銷部門職能，營銷部門負責對顧客信息搜集、整理促銷活動、定時發送郵件進行禮品優惠券分享等，將客戶意見反饋給與企業無任何接觸的其他部門；在社會化CRM當中，客戶關系管理跨越單個營銷部門的管理范疇，擴展到企業各個部門與顧客直接溝通聯系，提高客戶忠誠度和保有率，實現客戶價值持續貢獻，進而達到抓住潛在客戶、實現企業盈利的目的。
1.2.3顧客數據信息處理能力提高 從企業的角度來講，傳統CRM的主要方式是向外傳遞信息，而社會化CRM的方式則更偏向于內向聚集信息。傳統CRM中，企業聯系顧客大都是在大型節日店慶時通過郵件、傳單向顧客發送特定促銷信息或新產品信息。企業單向的向顧客傳遞信息，顧客接受程度、采納程度，企業則無從知曉，有些企業也會回應顧客的建議和需求，但處理數量上與發送相比微乎其微，且針對性不強、服務效果欠佳；在社會化客戶關系管理中，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通過不同技術、軟件工具（如微博、微信公眾號等）與客戶進行實時的互動，關注客戶的個性化需求變動趨勢，與顧客建立緊密的社會化關系網，通過針對性話題，激發顧客參與熱情，組織活動讓顧客把更多的個人需求展示在社會平臺中。企業通過大數據分析技術，對顧客數據信息整合、處理、分析，了解顧客消費特點，為企業為顧客提供精準、個性化顧客商品需求提供依據。
2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營銷現狀
2.1營銷理念缺乏創新意識
通過對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現狀研究，目前我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營銷理念缺乏創新意識，阻礙其營銷理念創新的主要癥結在于決策層缺乏對社交網絡時代營銷市場的精準把握，許多職業足球俱樂部不能擺脫傳統媒體統治時代營銷模式的影響。相當多的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決策者依然認為職業足球俱樂部的主要營銷問題在于做大球隊、做大企業及其他副業，簡單地投入納稅人繳納的巨額資金去聘大牌球星、教練（如中國國家隊），以期改變中國足球的命運，缺乏利用數據挖掘、價值鏈提升等綜合考量，未能認真審視大數據時代職業足球俱樂部營銷發展趨勢和戰略布局。導致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營銷模式仍停留于在機械模仿國外足球俱樂部內容為主要特征的低級營銷階段，營銷形式單一、熱莘ξ叮難以提供吸引球迷眼球的營銷話題，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營銷層次整體在低端發展階段。
2.2缺乏球迷文化的營銷意識
發達國家的職業足球俱樂部特別重視足球文化的定位和培育，一個職業足球俱樂部甚至可以吸引一家幾代球迷的擁戴。職業足球俱樂部有自己的足球文化特質，不僅要注重足球隊實力的提升和培養，也要有意識打造屬于球迷和球隊緊密相連的共同文化。這種文化是俱樂部和粉絲之間的文化共同體，它使球迷對俱樂部和球隊產生“主人翁”式的情感，他們將俱樂部品牌視為自身榮譽的一部份，會主動推動俱樂部的發展和成長，共同體凝結的是俱樂部與球迷的文化共識（包括球隊理論、價值追求、文化基調等）。從足球俱樂部文化角度來構筑營銷理念，可讓職業足球俱樂部真正發展以球迷為中心的營銷策略，增加球迷對俱樂部的關注度，增強俱樂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有助于俱樂部利用社交網絡環境下大數據技術挖掘足球的球迷市場潛力。
2.3營銷方式老且技術水平落后
通過網絡資料收集，目前我國職業足球俱樂部都有自己的微博、網站、微信公眾號，但各推送的內容單一、無文化內涵、無特點，導致球迷參與活動意愿低。許多職業足球俱樂部營銷方式仍處于計劃經濟時代思想，僅偶爾球員個人訓練信息或比賽結果，缺乏對俱樂部整體營銷方式的布局和構建；部分職業足球俱樂部公眾號粉絲數量不足十萬余人，公眾號缺乏吸引力、號召力，根本無法實現與球迷的互動交流；職業俱樂部缺乏專業營銷的部門、人才，缺乏對球迷數據信息的分析挖掘，落后思維、技術水平等直接阻礙了信息向商業價值轉變的可能。
3基于社會化CRM理論的職業足球營銷實施途徑
職業足球俱樂部應依據社會化CRM理論開展營銷活動，社會化CRM理論可借助社會化媒體營銷的平臺工具進行智能化的社會關系網絡管理、鑒別，它是評估社會化網絡中球迷（粉絲）、管理球迷社會化網絡結構的最佳最短路徑。通過滿足球迷的個性化需求，可實現社會關系的轉變和提高忠誠度。俱樂部與球迷的互動交流就是營銷過程，通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的交流分享，企業與顧客、顧客與顧客之間彼此形成信任關系，互動形式必須高效、人性化；與傳統職業足球俱樂部營銷策略不同，以社會化CRM理論為基礎開展的營銷活動，更強調球迷在與職業足球俱樂部中的互動交流過程中，不斷受到企業獨特的文化感染，從而對俱樂部不只是產品的認同，在情感上a生更多的認可和信任；在互動的同時，俱樂部必須具備數據處理能力，對大量球迷相關信息進行數據分析，提高俱樂部開發高價值客戶和高利潤率細分市場的能力。從互動營銷、加強文化建設、數據處理等方面，開展基于社會化CRM理論的職業足球俱樂部的營銷活動。
3.1重視俱樂部與球迷的互動營銷
在社交網絡環境下，客戶的消費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電通公司據此提出了AISAS理論（Atten-tion引起注意、Interest引起興趣、Search進行搜索、Action購買行動、Share人人分享），它將消費者在注意商品并產生興趣后的信息搜集、購買行動之后的信息分享作為兩個重要環節來考量。在社交網絡環境下，職業足球俱樂部通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軟件開展營銷活動，成為球迷分享、搜索足球信息的聚合地，可主動發起互動話題，吸引球迷注意力。在雙向及多維的頻繁互動中，建立起彼此的信任關系，職業足球俱樂部的社會化客戶關系管理也是在這種互動中形成的。在職業足球俱樂部與球迷的營銷互動中，要重視互動的真實化、人性化、即時化。以2012年倫敦奧運會為例，耐克在劉翔110m欄失利后第一時間貼出了“誰敢拼上所有尊嚴，誰敢在巔峰從頭來過，哪怕會一無所有，誰敢去闖，誰敢去跌，敢活出你的偉大”的博文，24小時被13萬網民轉發，互動量過10萬。這種快速精準話題的借勢營銷，大大提高了品牌的認知度和影響力，抓住體育運動迷的眼球，話題的口碑效應顯著。
3.2加強職業足球俱樂部的文化建設
社會化CRM理論最終目的是通過滿足球迷個性化需求實現社會關系的轉變和忠誠，通過俱樂部足球文化吸引球迷是一種有效手段。職業足球俱樂部天然就聚集一些對足球感興趣的球迷，要激發粉絲潛能，必須塑造新型的粉絲文化為基礎。對球迷、粉絲來說，從情感認同出發，以足球文化為紐帶，將具有共同興趣和志向的人聚集到一起，通過觀看球賽來推動其歸屬感和參與度，這是粉絲文化形成的基礎。在傳統的足球粉絲文化中，粉絲沒有發言權，只能處于從屬地位，他們更多的只是觀看比賽、追隨明星球員。在社交網絡時代，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媒介，每一個人都與一個圈層的人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系，社會化媒體賦予了粉絲參與球隊建設和管理的權利，讓球迷有主人翁的感覺。AC米蘭隊從隊員隊服的設計到口號的選擇，均有粉絲大力參與的痕跡，他們成為AC米蘭足球文化的一部分，這種情感認同會大大提升球迷粉絲的忠誠度，為俱樂部未來開展的商業性活動積聚大量潛在客戶。我國職業足球俱樂部在推送話題、與球迷溝通時，要將俱樂部獨有的足球文化、足球精神和俱樂部品牌傳遞給球迷，將互動主題做精做細，在推送中仔細揣摩每一個話題對粉絲產生的影響，以是否可以提高球迷對球隊、俱樂部的凝聚力為標準。
3.3實現對球迷數據信息的有效管理
社交網絡環境下，俱樂部與球迷的互動過程中可捕捉到球迷的消費信息（包括客戶的基本信息、年齡、職業、收入水平、家庭住址，還可能包括球迷的消費歷史、消費習慣、消費偏好等信息）。大數據時代，利用信息挖掘技術，對這些積累的數據進行分析、歸納，可對球迷的行為、習慣、偏好提供技術分析依據。大量的數據通過彼此間的本質關系連在一起，可成為一種商業資本、一項重要的經濟投入。職業足球俱樂部必須充分認識到這些信息是俱樂部的重要財富，是俱樂部實現營銷目標的重要資源，制定俱樂部發展策略的有力依據。通過大數據技術分析產生的營銷、廣告推送、客戶量身定制的信息，會抓住客戶內心的潛在需求，引導粉絲消費俱樂部及推薦企業的產品和服務，進而達到提高足球俱樂部商業收入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