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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概念范文1

我斜倚在窗口，任憑眼前的高速公路剪取自己的思緒，因為之前的凝眸，停駐，細覽太脆弱，經不過太濃的追憶。只是因為五千多年的歷史概括得太簡單，五千多年前的智慧傳繹的太枯槁，五千多年的遺失太傷感，讓我無法調用任何詞匯去延續自己的感觸。良渚，一切源于這方煙渚。江南水韻緩緩流瀉著它的原始，沉淀著它的深邃；幽谷草丘掩隱著它的光芒，描點著它的歷史坐標。有太多的不解讓它停留在筆尖的遙想，有太多的奇跡將它定位成中華文明的曙光。它的輝煌已經不在，它的高墻深苑成為了考古現場，它的文明歸屬僅僅濃縮于幾處墓葬，幾方翠玉，也許它應該流淚，文明的碎片已滿是淚跡。

這是一次思慮已久的偶然，一個社團舉行的一次活動，據說目的地是良渚，被歷史藏了五千多年的一段文明。行程安排在星期日，只是讓我們用這個沒有使命的12小時去承擔扣問歷史大門的使命。

我們一行人打點行裝，有帶背包的，帶相機的，更多的是一袋袋食品。我暗自發笑；對于歷史的拜訪是莊嚴的，不是藏在薯片包里的游樂，也不是溶在飲料里的愜意，而是用自己的思維去探尋歷史的內涵，用腳步去丈量歲月，用低喟去召喚遺失的靈動。因此，我只帶了一個包，兩卷餅干一瓶水，剩下的只有一本筆記本，一支筆和一陣默冥，不希望有多少收獲，只希望出發時的期待可以兌換成幾絲遐緒。于是乘上即離的汽車，選擇了一座臨窗之位，好在窗外蔓延我的思緒。一路上，我看著車轍在現代的大道上延續，說明白點，轆轱的盡頭不會是真正的良渚，通向良渚王城宮墻，陵墓的路不可能用現代的水泥，柏油，鋼欄來澆筑和衛護。而這段真正的幽徑應該就在不遠處的荒丘低岡，楓林綠野，只有它們屬于那段亙古的歷史，只有它們留得住良渚人淺淺的足印。而這趟車程的終點只可能是一座博物館，一排遺址，也許只是一片蒼林。

這樣的遙想和潛測被一公里一公里地稀釋著，直到車子停在良渚文化博物館時，這樣的發問已是徒然的。我這個人不喜歡博物館，總覺得一窗窗壁影裝幀不了歷史的精髓，于是便懶洋洋地拾階而上。看到欄柱上端刻鐫著一方方玉琮，心里漾起一種深度的觸動，享譽世界的良渚文化竟是一件禮器來裝飾自己的歸處，在我眼里，玉琮是禮儀的象征，是中華禮制文明的圖騰式器物，尊卑長幼，君臣之訓，在這里生長著最原始的基因，而此刻它就捏在我手里。再移步向前，正門之側，只見一尊巨型玉琮雕塑，中圓周方，暗含天圓地方之意，重分九節，亦有九五之尊的爵位；恰似中華文明史上的一代雄主，只是宮紗殿闕把它簇擁在遙遠的年代，只留下這方九節琮鎮守著這片沃土，以及生長在沃土上的廢墟。以我個人而言，良渚文化博物館的所有展品均不及這石刻，它已經是對那段歷史最好的注解，閃爍光澤的玉器，綢片，木屐，骨針只是一幕幕側影見證了一份又一份沒有文字的智慧，既然沒有文字，也不會傳承在竹簡帙卷中，惟有在歷史中漸漸風干，直到枯萎得無法發掘。而這塊冷冰冰的石塊就像一方容器，叫納了一輪淡淡的素月，吞吐著與物休戚的平和放達。我在它身前良立許久，用所有歷史知識去洗去眼前的殘刻，去想象著：遙遠的古代，有一族有智慧的人，他們信奉著一種宗教，名叫：和平。

偷想一陣，又跟上大伙兒的步履，他們需要的速度將這個博物館用一眼來復印，用幾閃聚光鏡來剪取，然后匆匆地完成叩拜這種遙遠智慧的儀式。可我深深地明白，在歷史無法回憶的那個年代，人們用最純澈的心境去祭奠自己的神明，也許是感謝蒼天，有這片水驛山程來編織美好平和的生活，感謝大地，有這片萬頃晴空，可以寄留一下深邃的回眸，可是五千多年后我們這些后輩都做了什么？破壞，摧毀，讓這片被感恩的天地背負一目目愴然。只留下一段影影綽綽的歷史，傳訴著先祖們最簡單的規勸，實在是太簡單，簡單得失去了年代。

在此，我不想用自己的拙筆去涂抹一寸良渚文化的輝煌。只知道，早在五千年前，就有一個良渚古國傍依天目山，瀕臨錢塘之畔。載有奇跡含義的古城墻，存有王者尊貴的反山王陵，立有宏偉巍嚴的莫角山王城，都默默訴說那個國度的點點滴滴，可這一些只留下一個叫遺址的考古學概念。據說，良渚文化中農耕文化，陶器制作業，紡織業，琢玉工藝都有跨時代的發展，是中華民族寫在五千年前沒有文字的耀眼華章，我深深欽服這些考古學證明，淵淵東勝神州，在歷史的第一頁不是血色的，而是綠色的，土黃色的。相比之下，伊朗，埃及，希臘這些文明的襁褓裹藏了太多的陰謀，爭伐，這些成為他們永遠抹不去的斑紋。我眼前的良渚就是如此靜謐，如此沉煦，只有櫥窗里側燈將歷史照得更加遙遠。

覽盡博物館，下一站是反山王陵。乍一聽這名稱，覺得頗氣勢，于是收斂一路的憔容，挺一挺身子，踏上塵途。可之后，我越來越驚訝，似乎在等待有人告訴我，這是在開玩笑。路只有長度，漸漸失去了寬度，一直蜿進一堵院門。重門一開，只見前方一壁告示牌，反山王陵遺址。我愣住了，無法回答自己提出的一則則疑問。昔日的王者安息在這里嗎？他的王座應該讓三皇五帝臣服的啊！環視四周，這是一陌荒丘，長滿茅草，一排薺青。一位附近的倉庫管理員在一旁殷切地講解著，“這里是一塊貴族墓地，有十一座墓葬，已經5200多年了……四周都有監視器，監視器是防止盜墓的。”仰頭側望，的確許多監視器，時時刻刻監視著這塊土地。我低著頭，不敢俯瞰，心里酸酸的，這塊積淀著歷史原味的荒土原來一直由冷冰冰的電子眼盯著，連歷經千年殘留下來的空靈都顯得不自在，監視著先祖的亡靈固然不敬，可那些欺世盜名的賊子甚是可惡。卑賤得靠挖掘始祖的積蓄謀生，這種獸性只能污濁了逝者的圣潔，可悲的是，這些盜者盜去的是另一部歷史，一部更加真實更加豐厚的歷史，可是全部煙散于可恥的叫賣中。

身旁的長者一直講述著這塊土地邈遠的時間概念，偶爾也會提起身邊的茅草，談上一些這些草的功效。我聆聽著，心里嘀咕著：中醫藥學發展不過2000多年，與附近5000多年前的鼾息相比，只是驚晨一現。只是長者娓娓不斷，我也思緒連連……

反山遺址實在太小，比起秦始皇陵，茂陵，昭陵，橋陵，明茅陵，清東凌，只是一塊植松侯柏之地，收不住王者霸氣，展不開驚世偉業，更沒有雕梁畫棟，甚至沒有眼前的茅草和枯竹，可能只有一堆黃土，幾片翠玉，將樸厚和玉潔的神韻深深埋藏，軀體腐爛了，可是這些都還在，沒有被歲月帶走。可能是它們太重了吧，歲月帶不走，王朝變遷帶不走，爭戈予伐帶不走，留下了繼續陪伴清風素月，奢求著有沉甸甸的腳步凝立在這里，可事與愿違，它總是接待著一輪又一輪過客。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2

這里主要介紹中國新石器時代重要原始文化的主要玉器類型，便于在鑒定新石器時代玉器時有一個全局觀念。

東北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玉器

東北地區土地肥沃，環境多樣，資源豐富，文化底蘊深厚，是中國玉文化起源和發展的重要區域之一，出土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地點已經有一百多處，考古文化歸屬主要為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

興隆洼文化玉器

興隆洼文化玉器，目前主要發現于東南部地區的敖漢旗、巴林右旗以及遼寧省阜新縣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出土玉器總數近百件，玉器主要類型有玉塊、玉管、玉匕形器、玉斧、玉鑿、玉蟬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興隆洼文化的玉塊，多成對出自墓主人的耳部周圍，是墓主人生前佩掛的玉耳飾，開創了以玉飾耳的先河。這是目前所見世界上最早的玉耳飾，具有八千年的歷史，其線切割切孔技藝達到了驚人的水平。敖漢旗興隆洼遺址出土的玉塊、玉匕形器與遼寧省阜新縣查海遺址出土的玉匕形器，成為中國最早的人工琢磨的具有完整形態特征的玉器。

紅山文化玉器

紅山文化因首次發現于赤峰市紅山后而得名，廣泛分布于東北地區西遼河流域，發現了數量較多的紅山文化遺址。通過對內蒙古三星他拉、阜新胡頭溝、喀左東山嘴、朝陽牛河梁、三官甸子等墓葬遺址的考古調查發掘，找回了塵封地下數千年的遼河流域史前文明，初步建立起比較系統的紅山文化編年，基本劃分出同黃河流域文化大體相應的發展階段。紅山文化以大規模祭壇、大量積石冢和大量玉器聞名遐邇，代表了東北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玉器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玉文化之一。

在東北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遺址及墓葬中，曾出土一批具有鮮明文化特征、地域特色的紅山文化玉器群，特點是既有小件飾玉及幾何形禮玉，更多的是動物題材的玉器。其中有現實題材的動物玉雕，如玉鳥、玉燕、玉鸮、玉鷹、玉鳳、玉蟬、玉魚、玉龜、玉豬、玉人等，也有摹擬幻想中的神靈玉器，如C形玉龍、豬首形玉龍、獸面叉形玉器等，還有部分形制特別的勾云形玉佩、馬蹄形玉箍、多孔聯璧等。

紅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也有一定組合，獸形塊、馬蹄形玉箍、勾云紋玉佩、玉鸮、玉鳥、玉龜等，都是玉器組合中的主要形制，表明崇尚鳥獸動物、神獸動物是紅山文化玉器的重要特色。

在眾多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玉器中，紅山文化玉器藝術特色鮮明，玉匠能熟練地使用玉材，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材形狀特點，因材施藝，把握住玉器造型特點，僅寥寥數刀，略施技藝，就能把器物的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十分傳神。“神似”是紅山文化玉器的最大特色。紅山文化玉器注重材質美，幾何形玉器大多數光素無紋，玉龍、玉龜，玉鳥、玉人等動物形玉器，僅在主要部位加以形象的刻畫，線條為淺凹槽紋，瓜棱紋，或隱或現。富于變化，具有特殊的裝飾美。玉龍軀體呈C形環狀，從琢玉技巧看難度不大，但實際效果反而好，蜷曲的龍更具動感，凝聚著力量。可謂事半功倍。玉龍軀體光潔無紋，頭部精雕細刻，這樣的藝術處理更能突出主題。玉人、玉鳳、玉龜都注重神態的描繪，在關鍵處施以合適的工藝。紅山文化玉器工藝簡捷而又得體，器物不以大取勝，卻以精巧見長。

紅山文化玉器創造的龍、鳳等藝術形象，對中國青銅時代藝術形象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后的各種藝術形式或是對其加以收藏，或是加以模仿再創造，將龍、鳳藝術形象不斷發揚光大，最終成為中華文明的民族符號。

江淮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玉器

江淮流域是指位于江蘇、安徽兩省的淮河以南、長江下游的沖積平原地區。這一地區水網交織，湖泊眾多，在我國自然史、文化史上具有特別的重要性，既是生物、氣候南北的重要分界線，也是中國南北文化的交匯要沖，重要的文化走廊。南北文明與東西文化在這里會合，農業文明與江海文明在這里交融，由此孕育出來的文化，既有濃厚的地域特色，又兼有北方之雄南方之秀。

江淮流域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經歷了一個較長的認識過程，考古學界曾一度稱作薛家崗文化、青蓮崗文化。隨著考古發現的日益增多，這一地區出土玉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又有新的變化。現在考古學界普遍認同的原始文化，早期的有凌家灘文化、北陰陽營文化，晚期的是一種混合文化。

凌家灘文化玉器

凌家灘文化玉器主要出土于安徽省含山縣凌家灘遺址，遺址位于太湖山正南的壟崗上。凌家灘遺址已出土玉器總數超過千件，數量既多，種類也豐富。從形態上分有動物形、幾何形玉器，從功能上分有禮儀玉、裝飾玉、瑞祥玉、實用玉等。主要玉器形態有玉龜、玉龍、玉鷹、玉人、玉兔、玉虎等動物、人物形玉器，有玉鉞、玉板、玉璜、玉環、玉鐲、玉珠、玉管等幾何形玉器，有玉勺等實用玉器。更重要的是，凌家灘文化玉器還包含著大量的原始文化信息，對于研究原始八卦、天文數理的起源，以及江淮流域民間巫術、葬俗的源流，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需要一提的是，2007年凌家灘遺址第五次發掘中，在23號墓填土上方出土了一件巨型玉豬，長72厘米，寬32厘米，高38厘米，重達88千克，是目前所見中國新石器時代體形最大、重量最重的玉器，堪稱“中華第一玉豬”，這表明中國玉器工藝有雕刻大型玉器的傳統、能力與水平。

北陰陽營文化玉器

北陰陽營文化因最早發現于南京市鼓樓崗北陰陽營遺址而得名，其后在江淮地區的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早期地層中陸續有出土，表明這是一支分布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除紅陶外，玉器工藝富有特色，數量較多的玉器有玉璜、玉塊，還有玉管、玉珠、玉墜，甚至還有未經加工的雨花石。從玉器出土位置反映出玉器的基本用途，玉玦為耳飾，玉璜為項飾，往往長短不一的數件玉璜圍成一組玉項飾。玉器材料有瑪瑙、玉髓、蛇紋石軟玉等。玉器裝飾簡潔，大多數光素無紋，表面僅作拋光處理。

江淮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面貌十分復雜，既有北方地區的大汶口文化玉器，又有南方地區的良渚文化玉器，同時還一些自身特點的玉器，呈現出混合文化的性質，也說明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南北文化在江淮地區交流、融合、趨同的過程，也是中華遠古文化多元一統的歷史見證。長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玉器

長江下游地區的地理概念和區域范圍，相當于現在的“長三角”，包括蘇北，浙南及上海市。這里通江達海，水網密布，自然條件優越，生態環境良好，物產豐富，氣候宜人，自古就有“魚米之鄉”的美譽。通過近三十年的考古發掘，這一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系列已基本搞清楚，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有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新石器時代中期有崧澤文化。新石器時代晚期為良渚文化，而且這四支新石器時代文化均有較為發達的玉器工藝。

河姆渡文化玉器

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長江下游地區的寧紹平原，距今七千多年，是這一地區目前考古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具有非常精細的牙雕、骨雕、刻陶等雕刻工藝，包括玉石琢磨雕刻。河姆渡文化玉器種類有玉璜、玉塊、玉管、玉珠、玉墜等，形態與用途較為簡單，主要為裝飾玉。材質有軟玉與瑩石。應是就地取材。河姆渡文化玉器是長江下游地區目前所見最早的玉器，與興隆洼文化相當或稍晚。

馬家浜文化玉器

在距今七千年左右與河姆渡文化幾乎同時期，長江下游地區太湖流域發展起來了另一支原始文化——馬家浜文化，因首先發現于浙江嘉興馬家浜而得名。馬家浜文化玉器種類與河姆渡文化基本相似，多為玉玦、玉璜等裝飾玉，但成形與琢磨工藝略有進步。玉玦大多數呈環狀、管狀，以線切割技法切開缺口，靠近缺口的首端略厚重，相對缺口的部位要薄一些。玉璜以半環形、條形居多，數量相對沒有玉塊多。

崧澤文化玉器

崧澤文化最早發現于上海市青浦縣崧澤遺址，是馬家浜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主要分布于太湖周圍地區，分布地區有所擴大，影響直至江淮平原。崧澤文化玉器較馬家浜文化有較大進步，不僅加工精，玉材好，玉器種類也有新的變化：玉塊少見，玉環增加；玉璜稱雄，形式多樣，以倒梯形、半璧形玉璜居多，還有少量半環形玉璜、魚鳥形玉璜。璜體寬且薄，兩端平直，各穿一孔。便于系帶。

良渚文化玉器

長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時代最著名的文化是良渚文化，琢磨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同時期的史前文化中，即使在世界范圍內，良清文化玉器的數量、質量以及品種類型也是出類拔萃的，其他地區原始文化的出土玉器很難與之相提并論。

良渚文化玉器大多數出土于大中型墓葬，玉器的數量多寡取決于墓葬的規模，墓葬規模越大，等級越高，隨葬的玉器也越多，品種也較為齊全。江蘇武進寺墩3號墓隨葬品達120余件，大部分為玉器，其中大件玉璧、玉琮就有57件之多。浙江余杭反山23號墓內大型玉璧也有52件。而浙江發掘的良渚文化小型墓葬，只陪葬劣質的陶石制品、豬下顎骨，沒有玉飾品。這表明，隨葬玉器的墓主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身份，較為富裕。

良渚文化玉器品種較多，可分為禮儀、佩掛、鑲嵌穿綴用玉三大類。禮儀玉器有形式眾多的玉琮，大小不一的玉璧，配置成套的玉鉞、玉斧。佩掛玉器中最誘人的是由玉珠、玉墜、玉管、玉璜等近百件玉器構成的成串玉項飾。還有數量不等的玉龜佩、玉鳥佩、玉魚佩、玉艄、玉蟬、玉獸面紋佩、玉璜等，形式多樣。玉帶鉤是新發現的服飾玉，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玉帶鉤實物。玉梳背是融禮儀與實用于一體的新確定用途的玉器。鑲嵌玉主要是玉粒和玉泡，用于漆木器表面的鑲嵌等。穿綴用玉形狀略大，形式不一，共同特點是玉器背面鉆有牛鼻狀孔，應是穿綴在織物或皮革制品上的玉飾件。

從總體上看，良渚文化玉器多呈圓形或方形，有一定的程式，琢玉已從制石行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手工業部門，形成專業化生產，這是良渚社會經濟發展、文化進步、禮儀復雜、社會分化的重要體現。在良渚文化玉器高度發展的同時，玉文化、琢玉技藝（可能還包括琢玉專業工匠）大量輸出，以至在四千多年前的黃河上下、大江南北、東南沿海地區的神州大地上，出現了許多良渚文化玉器或良渚式玉器。從近年發現的一些考古遺址看，擁有大量玉器的良渚顯貴，生活在方國城中，擁有較大規模的房屋建筑。

長江中上游流域

新石器時代文化玉器

大量考古發現越來越證明，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都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都是中國玉文化的重要發祥地。長江流域除下游地區出土大量新石器時代玉器外，中上游地區也有新石器時代玉器出土，盡管目前考古發現的規模和類別還比較少，但同樣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玉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目前考古發現的長江流域中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主要有大溪文化玉器、石家河文化玉器。大溪文化玉器

大溪文化遺址主要分布于四川巫山大溪以及川東鄂西地區，并且擴大到了湖北中部及湘北洞庭湖流域，是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一支重要的文化，距今五千年左右。大溪文化發現了較為豐富的玉器，玉材、種類較多，功能比較單一，主要為裝飾玉，可分為耳飾、項飾、臂飾和腰際間的佩飾。耳飾多為塊形玉飾，琢磨較為規矩，還有環形、圓形、長條形等玉耳墜飾。項飾主要有玉璜、玉環，其中玉璜多為半璧形，亦有扁平橋形、半環形玉璜。一些半璧形玉璜外緣刻鋸齒紋，是大溪文化獨具特色的裝飾技藝。具類似裝飾紋樣的半璧形玉璜，在江蘇省南京市營盤山等長江下游崧澤文化時期遺址屢有發現，說明長江流域原始文化有密切交往的關系。臂飾主要為玉鐲。在重慶巫山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還出土了人面形玉佩、人形玉佩、龜形玉佩，表明大溪文化玉器工藝除掌握幾何形琢磨技法外，開始嘗試鏤空、圓雕等玉器雕刻技藝，并為日后長江流域玉器雕刻藝術的跨越式發展積累了經驗。

石家河文化玉器

長江中游地區最著名的新石器時代玉文化為石家河文化，因最早發現于湖北天門石家河鄉而得名。據近年湖北、湖南地區發現的石家河文化的大量考古資料，石家河文化顯示出重要的文化特點：一是受到中原龍山文化較大的影響，越往后發展，影響越明顯，因此以往也有學者將石家河文化并入龍山文化；二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文明化的進程明顯加快，出現了冶銅、治玉等手工業，制陶業也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門類。三是出現了獨特的甕棺葬制度，絕大多數石家河文化玉器是甕棺莽的隨葬品。社會貧富分化加劇。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3

關鍵詞：詩經；玉文化；德符；玉崇拜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5）21-0007-02

中國自古以來便有“玉石之國”的美譽，古代男子講究“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女子“將翱將翔，佩玉將將”，今人講“謙謙君子，溫潤如玉”，足證玉之文化亙古亙今。成書于春秋時代的《詩經》亦是先民玉文化的真切反映，本文即對此進行探究。

一、“玉”的概念

古代講“玉”與今人概念不一致。當代把“玉”劃為珠寶一類，以亞洲寶石協會定義，玉分軟玉和硬玉兩種，以硬度系數區分，軟玉狹義上是指和田玉，廣義上包括岫巖玉、南陽玉、酒泉玉等十多種軟玉，硬玉只指翡翠①。然而在古代，實則玉與玉石概念混用，今天所謂“玉”是古代玉種類中的一部分。今考古發掘成果如良渚文化、紅山文化的“石之美”者已然證明古人的“玉”是一個更加寬泛的概念，若勉強定義，則它應該包括和田玉、岫巖玉、南陽玉、翡翠、綠松石、玉髓、水晶、瑪瑙、琥珀、珊瑚等。

當談及《詩經》之玉文化時，有兩個問題應當明確，即玉的產地和古人所推崇的玉。首先是玉的產地問題，《詩經》成書應算到春秋時代，所以談及玉的產地就要對春秋戰國及以前的玉的產地進行分析。如適才所講和田玉即產自新疆、南陽玉即產自河南，古代交通不便，商品經濟也不發達，故一地用玉最初多是本地自產的玉②，良渚、紅山兩處地質資料鑒定大抵如此。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地的玉也流傳開來。乃至春秋戰國時代，“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③，秦王嬴政更是“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④。這樣推論，《詩經》所反映的年代的各地用玉不應當局限于特定的產玉區和玉石種類，這為下一步考慮古人推崇什么樣的玉確定了范圍。提到古人推崇的玉，《說文解字》注“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潔之方也”⑤，這個注解從多個方面表明玉的特質，如其觸手溫潤、少有雜質、聲音清脆、不易損壞和豁口不傷人等，這些方面既是對玉的物理性質的規定，也是對不同類型、不同級別的玉石的鑒別。綜合上述特質，古人在以玉言美、言德時多是推崇和田玉，尤其是和田羊脂玉。

二、《詩經》中的玉

（一）祭祀用品

《大雅?樸》提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該篇是描述周文王興師時在郊祭祀，臣子奉璋。又《大雅?云漢》講“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此處是講周宣王時發生旱情，祭祀求雨，然而禮神的玉器都用盡了，神靈仍不聽其言。《周禮》記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壁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⑥，璧、琮、圭、璋、琥、璜即六種祭祀的玉器，這六類玉器顏色形狀不盡相同，分別對應不同的方位，《周禮》注解中又提到周人的祭祀習慣為祭天焚玉，祭山埋玉，祭水沉玉，祭人鬼藏玉等。

（二）等級禮制

《小雅?斯干》“載衣之裳，載弄之璋”講生男孩后的習俗是為其穿戴衣裳，并以玉璋供他佩戴把玩，以期將來能夠顯貴。《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蔥珩”講方叔穿著周王賜的命服，衣裳華麗，所佩戴的玉發出的聲音，“蔥珩”即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佩戴的玉。《周禮》“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壁、男執蒲壁”⑦，又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⑧，禮制規定了不同階層的人使用不同的玉器，使得等級的區分更加明顯。值得一提的是，紅山和良渚文化中可見璧、琮等而未發現等級標志明顯的圭、璋，及至商周各代文化遺址中，可見璧、琮、圭、璋、琥、璜六器遺存，這說明隨著歷史的演進，禮制和等級制度逐漸出現并表現出來。

（三）君子美德

《衛風?淇W》“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講君子的自我修養的提高如同玉器的雕磨，《秦風?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講君子性情溫和如玉。“玉符”、“玉德”是衡量玉的兩大標準，古人賦予玉人格化的魅力，稱其具有五德、六德、十一德等等。如《說文》中認為玉有仁、義、智、勇、潔五德，《禮記》講玉有仁、知、義、禮、樂、忠、信、天、地、德、道十一德⑨。玉石是美好珍貴的，它的性質是溫潤且容不得瑕疵的，古人崇玉，更比德于玉。

（四）美人、美飾

《召南?野有死》“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講女子美如玉，《魏風?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玉”寫男子之美似玉；《衛風?淇W》“有匪君子，充耳L瑩”衛人以玉為耳飾，《鄭風?有女同車》“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女子的組佩在行動過程中發出清脆的聲音……《詩經》中關于以玉來比喻美人或者講美人以玉為裝飾品的例子不勝枚舉。以玉為裝飾品的例子最早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蓋因玉是石之美者，古人裝飾十分看重玉符（即玉的顏色）。《四庫全書?喻林卷》有“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清人《玉紀》提到“玉有九色：元如澄水曰C，藍如靛沫曰碧，情如苔蘚曰？，綠如翠羽曰，黃如蒸栗曰q，赤如丹砂曰瓊，紫如凝血曰J，黑如墨光曰，白如割肪曰，（玉以雪白為上，白如割肪者，又分九等），赤白斑花曰}。此新玉古玉自然之本色也”。“玉符”在當代使用時是表示玉的顏色的術語，然而這一概念起初卻表示玉制的信物，如《史記?呂不韋列傳》“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春秋時代無玉之顏色這一義項，但這并不妨礙先民用玉進行裝飾或者比喻美人，因為玉石符合先民的審美需求。

（五）贈答、祝愿

《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以玉石為贈答之物，《鄭風?女曰雞鳴》“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贈人以佩，《秦風?終南》“佩玉將將，壽考不忘”以鳴佩之聲祝愿佩玉之人長壽安康。玉因為符合人們的審美需求和美好希冀，故而作為日常生活中交流使用的物品。

三、文化內涵

《詩經》所見先民玉文化是雙軌的，一是生活化的玉，一是神圣化的玉。

由于玉具有多種顏色和性質，它從舊石器時期就被當做裝飾使用，這種傳統一直延續至今。隨著社會的進步，玉也被視為私有財產的一種，玉的饋贈也寄寓著人們的情感。《詩經》中以玉裝飾人、以玉比喻美人、玉的贈答皆是源于此類。

至于玉的神圣化，古人崇玉最早可以追溯到對石的崇拜。基于先民對玉的崇拜，玉卜、玉葬、玉祭也隨之出現，進而有了“玉神物”的概念。有學者對 “玉神物”進行探討，提出“玉神物”的三層含義：“⑴玉是神靈寄托之物體或外殼，既可以是最高神靈，也可以是‘神物’，都是先民崇拜對象；⑵玉是神之享物，也就是供神靈吃的食物；⑶玉是通神之物，巫以此上饗神靈，下達神靈的旨意。不論對玉神物作何詮解，都不能背離玉為神靈之物體……崇拜玉也就是為了事神享神，祈求神靈保佑，獲得福祉，以避災難。”⑩《詩經》中所見的祭祀用玉即是先民玉崇拜的直觀反映。

因為先民崇拜玉，玉在這種崇拜中地位上升，逐漸演變到以玉為尊。除了宗教性質以外，政治首領也把自己的統領地位和玉聯系起來，或是言說天命神授，制作玉為璽，視之為傳承；或是制定禮制將不同等級的人加以區分，以不同的類別和形狀的玉的使用劃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或是大談仁義道德，以玉類比君子之德。《詩經》所見先民玉文化既是對原始文化的傳承，又是對原始文化的發展，如從玉的規格中體現的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異的加強等，這對于我們全面理解先民生活具有一定意義。

注釋：

①即紅翡、綠翠、紫春、墨翠等.

②或本地并無玉礦而從外地引入.

③戰國策?秦策三[M].北京：中華書局，1990.

④昭明文選?諫逐客書.

⑤許慎撰（漢），徐鉉（校訂本）.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⑥⑦周禮?春官?大宗伯[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⑧周禮?考工記?玉人[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4

中國是世界上稻作農業最早的發生地。根據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和對古代植物遺存的分析鑒定成果，中國栽培稻的起源，大約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個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大致可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從理論上講，栽培稻的起源，是發生在有人類活動的野生稻分布區域內。

關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過農學方面的、民族學方面的和考古學方面的多種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主要是根據近十年來的兩項考古發現提出的。

一項是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的發現。

另一項是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發現。

這兩項重要發現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訴我們中國栽培稻起源的時間與區域。

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國栽培稻發生的區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范圍內。

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道縣玉蟾巖遺址的這一區域，從水系上分析，屬長江流域；從地形和氣候上分析，屬華南亞熱帶；而從整個中國的地形分析，它處于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即秦嶺——淮河以南地區的腹心地區。

該區域的東部為武夷山，西部為中國地形上的第二級階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為南丘嶺與幕阜山，南部為南嶺。其中，東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嶺與千里崗之間的衢州一帶。從平面上看，這一地區似呈不規則四邊部，又似呈斜目形。從整個中國南方的地形來看，這一地區位于第三級階梯的西部，屬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據此可以認為中國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區，包括其四周的山問谷地。

2．史前稻作農業的興起

目前考古發現的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主要有分布在兩湖平原西部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此外，錢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發現。

彭頭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環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區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歸的長江沿岸地帶，其年代約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農業興起的關鍵性證據，是發現了大量的栽培稻遺存。

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分布在河南省中、東部平原地區，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發現的稻作遺存，主要見于舞陽賈湖遺址。

錢塘江流域的新發現，是近年來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發現了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遺存。

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偏晚階段，原始稻作農業除了在洞庭湖區域與鄂西長江沿岸地區、錢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區發展外，還擴展至陜南漢水谷地。

3．史前稻作農業的初步發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已發展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贛江流域、閩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黃河中下游的部分區域。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與崧澤文化、北陰陽營文化，長江中游的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崗文化、贛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東部的龍虬莊文化、淮河中游地區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遺址出土了稻作遺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龍虬莊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并做了鑒定分析。

這時期稻作農業向北方的發展，已超越了前一時期，到達北緯35°左右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如在江蘇連云港二澗村、河南鄭州大河村、洛陽西高崖等遺址都發現了稻殼印痕。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發現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跡。黃淮地區是當時的稻粟混作區。

4．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

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時期，有的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開始進入原始農業的成熟發展期。

成熟發展階段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其分布范圍大體與初步發展階段的分布范圍相同，南起嶺南，北至山東棲霞、河南汝州、陜西扶風一帶，西到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東臨海濱。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贛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嶺南的石峽文化、海岱與皖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與山東龍山文化、中原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風案板三期文化遺存，以及臺北、臺中、屏東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黃淮地區仍然是稻粟混作區。而嶺南與臺灣等自然食物來源十分豐富的地區，在這時期已確立了稻作的種植。

二、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各發展階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是有區別的。

1．栽培稻起源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階段，與栽培稻發生有關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變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巖遺址新出現了鋤形石器、骨鏟，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中出現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數量增加、個體較大、穿孔孔徑小而圓滑，出現雙孔蚌器，或可稱為蚌耜等。這些新穎的工具是否就是與稻的栽培和收割有關，目前尚不能確定，但應與栽培稻出現的經濟生活有關。

至于與飲食活動有關的陶器，在栽培稻發生之前就已經起源，中國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階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進。如玉蟾巖陶泥(片)中有意識地拌入攙和料；在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發現的陶片，還有繩紋、條紋與素面之分，器型有罐、缽兩種，制法除貼片外，還有泥條疊筑法。陶器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產生而逐步顯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主要標志還有聚落址的出現。目前已發現彭頭山文化時期的聚落址有近20處，以八十垱與彭頭山遺址的規模較大。八十垱遺址屬低崗遺址，由圍壕和圍墻圈圍，平面呈長方形，近南北向，現存部分南北長約110米，東西寬約70～80米，環繞面積近8000平方米。圍墻頂寬約3米，圍壕在圍墻外側，底寬約3．5米，溝底距墻頂高2米。在圍墻以內已發現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狀高臺建筑址。彭頭山聚落址亦為低崗遺址，位于八十垱遺址東北25公里，已發現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為平面近方形、面積約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規則圓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較差。墓葬18座，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隨葬(2)。這種具有固定居住條件、規模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帶有防護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現，無疑是以原始農業興起為依托的，而這種聚落址的出現也促進了原始農業的發展。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工具方面的證據還不多，也許是竹、木質工具已腐朽而沒有保存下來。在八十垱遺址曾發現木鏟與木耒(3)。就已發現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細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續外，出現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確定其為農業生產工具。沒有形成專門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可能是中國南方地區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特征。

與賈湖原始稻作農業大致同步興起的是賈湖聚落址的出現。

賈湖聚落址位于沙河與澧河之間，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積較大，達55000平方米。在已發掘的2350多平方米內發現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窯9座、墓葬349座、甕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數千件陶、石、骨器等。這些都表明當時的聚落規模較大，人口已達到一定的數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樂器、龜甲響器及龜甲上的契刻符號等，反映出當時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隨著原始農業的興起而開始發展起來。

賈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種類較彭頭山文化的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為主，琢、磨制石工具開始大量出現。可確定為農業工具的有石鏟、石鐮、石刀、石磨盤、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農具的出現是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從聚落址規模及其房址、墓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等內涵分析，賈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似高于彭頭山文化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但此時的原始稻作農業都處于興起階段。據對賈湖聚落址出土的農業工具、狩獵工具、捕撈工具的數量比例分析，其原始農業經濟比重約占當時整個社會經濟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獵、捕撈、采集經濟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的稻作遺存充分表明，稻作農業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間得到了明顯的發展。稻作農業的覆蓋面達到中國第三級階地南方地區的主要區域，稻作農業的規模逐漸擴大，品種也在逐漸優化，產量逐漸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設施的稻田的發現，發明這時期的稻作種植進入了小田塊管理的階段，人工對稻谷栽培的農事活動十分明顯。小田塊管理應是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一項重要特征。

稻作農業生產工具在這一階段有著明顯的發展，磨光石器如鏟、斧、刀等開始較多的使用。最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了170多件骨耜，有雙齒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幾種，還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遺址出有木耜、角質鶴嘴鋤，慈湖遺址出有木鋤與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遺址、青墩遺址、羅家角遺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鏟的發現，是當時處于耜耕農業階段的重要證據。

在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手工業和家畜飼養也都有了明顯的發展。其中手工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現了玉器、漆器、刻紋白陶的制作與蠶絲編織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塊、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織布機工具與腹刻蠶紋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紋白陶盤等。飼養的家畜除豬、狗外，可能還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區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時開始豐富起來。如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壇、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品等。

這時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主要表現在聚落址密度和單個聚落址面積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與杭州灣地區及兩湖平原地區的發展較快。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桿欄式房屋是當時最為進步的木構建筑，澧縣城頭山城址為中國最早的城濠聚落址。這種文化現象與這兩地的稻作種植業發展較快密切相關。

4．史前稻作農業成熟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在各個區域內反映稻作農業發達程度的農業生產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為進步。主要是形成了種類較多的成套的農業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質農業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鏟、耘田器、鐮、侄等，大都制作精細，另有角鋤、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現，表明當時耕作技術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雖然對其是借助人力翻土還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確定，但據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確認當時出現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農業生產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可能是當時最發達的。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項特征，是家畜的飼養有了明顯的發展，在一些區域，飼養的家畜已成為當時人們肉食的主要來源。(5)

表明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現象，是原始手工業的興盛。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糧食剩余，才能允許一批人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這時期，原始手工業開始興盛起來，如制陶、制玉、紡織、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鑲嵌等獲得空前的發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為顯著。在太湖及杭州灣地區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區的含山凌家灘文化遺存、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為時代的特征。而最為重要的是鑄造銅器的出現，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石家河文化層中發現了銅器殘片和銅綠石與銅渣等(6)。釀酒業也可能在這時期出現，良渚文化中的雙鼻壺、帶流寬鋬杯、屈家嶺文化中的壺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釀酒是糧食剩余現象的副產品。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最突出的表現，還有建立在原始農業基礎之上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如太湖與杭州灣地區、江漢平原地區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現和原始城址的發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動遺存、大型祭壇墓地、原始文字的產生，擁有王權與神權人物的誕生等，表明這兩個地區的社會走近了文明社會。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邁進，無疑是原始農業成熟發展的結果。

三、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起源與發展若干問題的進一步探索

1．農業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將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為農業的起源。

其實，根據現在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來看，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經人工干預后轉變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類栽培作物這種食物生產的最初產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并沒有發生太多的變化，與此相聯系的文化上的變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達到了一定的規模、成為當時居民的一種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農業經濟成為當時社會經濟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對社會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推進作用。與此相聯系的是文化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與原始農業的興起，在考古學文化上的反映有著很大的區別，其發生的時間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農業興起在后。農業起源研究主要是指這兩項內容的研究。

2．原始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特征

從史前稻作農業發展階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農業的興起與聚落址的出現密切相關，原始農業的興起又使生產王具出現變化，原始農業的興起還使飼養家畜成為可能。

前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農業興起階段，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都已出現。而在農作物栽培起源階段，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農作物外，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飼養家畜等都是說明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據此，應將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作為原始農業興起的四大標志。此外，因原始農業的興起，人們的活動內容開始豐富起來，精神文化生活內容自然也就豐富起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識也開始興盛起來。

3．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

關于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看法。即：

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內的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內，長期過著穩定的狩獵與采集生活的人們，逐漸認識到野生稻的食用價值，并經過長期的觀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長特征，產生了對野生稻的試種興趣。伴隨著首批試種稻的成功，試種稻規模逐年擴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漸向栽培特征轉化。其結果，試種稻逐步成為人們穩定的食物來源之一，野生稻變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起源之后，并未在這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區域內直接得到成規模的發展，而是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西北側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可能在其東北側的錢塘江流域率先得到發展。這兩個地區緊挨著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的邊緣，自然食物來源不如腹心地帶的充足，但是具備發展稻作生產所需的各種條件。當那里的人們掌握了稻作栽培技術，或是帶著稻作栽培技術的人們來到這里之后，發展稻作農業以解決食物來源問題，便成為當時迫切的社會需求。于是稻作農業率先在這兩個地區得到發展，并以其顯著的社會效益影響著周邊地區。伴隨著全新世暖濕氣候效應逐漸北進，稻作農業也逐步向緯度較高、適于稻作生產的淮河流域推進。

“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這一看法，可簡明如下：

栽培稻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于公元前7000年后發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邊緣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錢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進，即“中心起源、邊緣發展”。(7)

現在我仍維持這一看法，并做一點補證。

1998年我提出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邊緣發展”時，錢塘江流域還未發現原始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我只是從宏觀上根據一些現象推測錢塘江流域應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遺存。后來，在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確認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近年來又發現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說提供了新的證據。

上山遺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這一帶是連接杭州灣地區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區。

在上山遺址的發現，主要有以下幾項(8)。

(1)發現了可能是干欄式的建筑址，表明當時處于定居。

(2)發現了大量的稻作遺存，主要是陶片中夾有稻谷殼。經初步觀察是一些經人類選擇的早期栽培稻。這種將稻谷殼作為制作陶器的陶泥滲和料，在彭頭山文化中也有發現。是表明稻作農業已經形成的重要證據。

(3)發現的工具有石磨盤、磨棒、石球、穿孔器、礪石，還發現了通體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錛形石器等。表現出進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種，以盆形器為主，另有釜、罐，還出現了圈足和假圈足器。這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這些現象都表現出上山文化遺存的進步特征，表明當時的稻作農業已經興起。

同時，我們也看到，上山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雖然十分獨特，但也存在著與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等文化遺存的聯系。

如上山遺址的穿孔石器，見于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從華南地區穿孔石器的發現情況分析，穿孔石器是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種在特定的生存狀態下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工具。

上山遺址發現有這種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與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栽培稻起源階段的文化遺存有關。證實了我們對錢塘江流域原始稻作農業起源問題的看法和原始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觀點。

現在，根據上山遺址的發現，還可進一步推測，杭州灣地區及錢塘江下游的跨湖橋文化遺存、河姆渡文化，也許還包括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遺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這類稻作文化遺存發展而來的。這有待于今后的發展與研究來證實。

4．原始稻作農業經濟的發展對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準備從兩個地區，即環太湖地區和兩湖平原地區，來談這個問題。

在環太湖地區，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開始得到快速的發展。相應的是，那里的社會也是從那時開始快速發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飼養發展，手工業制品種類豐富。

而原始稻作農業在當時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則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進入崧澤文化時期才開始逐漸發生的。如崧澤文化進期的采集、狩獵經濟的比重，較前一階段有了顯著的下降。這主要表現在文化遺存中的動物骨骼的種類與數量，以及狩獵工具的種類與數量，在崧澤文化時期明顯減少。這說明崧澤文化時期的食物生產(主要是稻作農業生產)的比重較馬家浜文化時期有了顯著的提高。相應的是，崧澤文化的社會又有了明顯的發展。如出現用家豬下顎骨隨葬，反映了開始將家豬作為財富之一，同時也表明家豬飼養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繼在崧澤文化時期出現，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現象，出現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階段，最主要的證據稻作農業工具方面出現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種類較多的成套農具，出現了釀酒。與此相應的是，良渚文化時期聚落址猛增，出現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飼養發展，肉食家畜比重顯著增加，原始手工業興盛。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環太湖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會逐漸步入“古國”發展階段。主要證據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現，瑤山、反山等祭壇墓地等的形成。

兩湖平原地區的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湯家崗文化時期開始得到快速發展的，出現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加大，出現了可能是貯藏糧食的大型陶器。相應的是大溪文化時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現城墻圈圍的中心聚落，制陶業發展，出現祭壇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會分化逐漸明顯，出現石鉞。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嶺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時期，可能已有釀酒。相應的是，社會發展可能進入“古國階段”，主要證據是中心聚落群出現，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現，已發現9座城址，還出現了大型宗教活動場所等。

環太湖和兩湖平原地區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過程及其對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的文明化過程是在原始稻作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一實例，充分說明了農業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注釋：

(1)朱乃誠：《中國新石器吋代幾種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論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標志》，《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禮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朱乃誠：《中國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縣八十垱遺址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考古學報》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號占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石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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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L品牌總監汪佳蒞

T：一開始就做旗袍嗎？請簡單介紹一下你之前從事什么工作？

W：其實之前做的行業和旗袍完全不相干。我以前在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讀的紀錄片方向的編導專業，那時我先后去了新疆、印度、墨西哥等地拍一些反映當地文化的紀錄片，感觸頗深的是在墨西哥人類學博物館看到世界文明的發展史，長江流域顯示為空白，其實類似像良渚文明的玉器和城邦的體制從精美程度上遠超瑪雅，但它卻不為人知曉，非常遺憾。不過，去年在大英博物館看到良渚的玉器時，真的熱淚盈眶！我相信總有一天長江流域的文明會被證明和古埃及和兩河流域一樣璀璨。后來我將拍好的作品給到博物館收藏，杭州的部分博物館里至今還在播放我的作品。

T：拍紀錄片是件非常艱苦的工作，需要常人想象不到的毅力，像是苦行僧式的探求與追尋。這應該源于你發自內心的熱愛，那么又是什么契機促使你離開傳媒行業，創立JL的呢？

W：雖然我熱愛這一行，但學術性的紀錄片需要積累和受眾基礎，或許是因為對市場把握不定，紀錄片所產生的效益并不足以支撐起這項事業，再者，不只是我個人的事業，家族的絲綢貿易也需要變革，思慮再三我決定在現有資源的基礎上謀求新的發展。2008年經濟危機后，外貿行業開始變化，低成本的優勢開始下降，開創新局面也就成了我的使命，所以創立了JL品牌。

中國并非沒有好的手工藝人，只是他們的價值沒有被重視，很多手藝幾近失傳。JL希望能發掘中國手工藝人的價值，復興傳統技藝，例如我們會在禮服加入中國刺繡，這也是JL打開新市場的方法。我想等完成原始經濟積累，有更多沉淀的時候，繼續拍紀錄片，贈與博物館收藏，為記錄人類文明做點事情。

T：能否詳細介紹一下你的品牌？創立品牌伊始，發生了哪些里程碑事件？

W：杭州宏展貿易公司前身是杭州絲綢市場的宏展商鋪，于1996年開始從事絲綢加工貿易。1998年公司正式成立，主營業務為絲綢、服裝貿易，是一家經營數十年的家族企業。旗下JL工作室成立于2013年，JL工作室由眾多設計師構成，其中復古女裝以及高定旗袍尤為突出。

2014年法國設計師Aure lie JIANG加盟JL設計，她的設計以流暢的線條感表達出女性的曲線美，其作品在Champs-Elysees有展示出售。2015年JL正式推出高定旗袍系列，我們堅持每一件旗袍都是純手工制作，每一卷蠶絲線，每一顆盤扣，每一處細節無不體現匠人之心。

T：你們品牌只做手工旗袍嗎？高級定制一般哪個年齡層做的最多？

W：不僅僅是做旗袍，我們還做衣服、手包、絲巾、扇子、刺繡類的一系列手工藝等，主要以蘇繡和打籽繡為主，產品延伸到許多領域。

高級定制一般來說，每個年齡段都有，其中三十至五十年齡段為主打，他們都是中式文化的發燒友，推崇傳統文化概念。

T：你覺得傳統旗袍的精髓是什么？

W：我認為，旗袍的精髓在于它不僅僅是一種女性服飾，它更是一種載體，時代變遷流傳下來的情懷。中國許多歷史文化遺產被旗袍完美地詮釋，比如四大名繡，還有各種各樣的民族手工藝。這些傳統手工藝被變成服裝后，可以更好地被人們接受和傳承，也不容易被遺忘。

當然，旗袍也會對行為舉止約束，穿上它會讓姿態顯得端莊典雅。旗袍合適與否，還要看個人的修養，所謂的修養也就是一個人的文化內涵，一個人的修養和文化內涵結合起來就是她的性格，而旗袍也是有性格的，所有的性格結合起來，就是適合你的。中國近年興起的旗袍定制行業與政治生態是有時尚趨勢關系的，重塑中國傳統的服飾禮儀文化至關重要。

T：JL對中國傳統工藝的尊重令人感動。高級定制一般都是面向社會名流，目前JL有和藝人合作過嗎？

W：上個月金星穿著JL定制旗袍錄過節目，下周柳巖會到我們店里定制禮服。時尚不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JL希望將高貴時尚的衣著體驗帶給大眾。

T：目前市場上旗袍產品非常多，在設計方面你是如何考慮的？

W：每個人的設計理念都不一樣，我覺得要做好旗袍這樣充分體現國民文化特征的服飾的話，相關設計師群體要有更深更廣的知識面，這樣的文化底蘊深厚又多元化。

T：相較于別的品牌，你覺得你們品牌的核心競爭力體現在哪里？

W：純手工定制旗袍才能充分體現旗袍的文化底蘊，從設計師到制版師、到繡娘和裁縫都聘用有多年經驗的老師傅。刺繡圖案需要繡娘耗時一個半月手工完成，也正是因為這樣，每件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蘇繡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悠長無聲的歲月，嫻靜美好的在作品上得以呈現。

T：對于2016年，對于品牌或你個人，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展望？

W：我計劃自己參與到設計面料和款式的工作中，把老的工藝面料加以改進符合時代特征。希望能新開大型的旗袍體驗館，更好地推廣品牌，也期待更多的跨界合作。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6

關鍵詞：中國；玉器；發展

中圖分類號：K87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5）17-0153-01

玉器作為中國古代藝術的重要種類之一，最早發現于距今8000年前的東北興隆洼文化，歷史悠久的玉器在我國被賦予了某些重要的內涵價值。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以及對文獻的整理我們可以得知，我國古代玉器藝術經歷了“石玉不分”、“以玉為飾”和“以玉為尊”三個階段。

一、部落時期

這一時期的玉器制作屬于雛形期，早期居民并無玉石概念，原材主要為岫巖玉、透閃石等，主要為慢輪制作。從考古發現來講，主要可以分為東北地區、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東南沿海地區。這些地區有些共同點，首先均為有定居的農耕地區，并且在其生活區域附近有一定數量的原石。各個地區間玉器的種類相差并不大，但在風格樣式上存在明顯的差異，這可能與不同部落的審美價值有關，當然這些差異性也是現今用來區分地域性和出土地的標尺之一。在部落時期的玉器發展中，位于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和位于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顯示出高超的制作技巧和風格樣式。從考古發現來看，這兩種文化已經渡過原始聚落階段，產生了類似于城邦式的社會組織，兩地玉器相比前者在題材上多動物表達，造型古樸厚重，代表有勾云形玉器以及著名的C字形龍玉；而后者更偏愛精美繁細的獸面紋，出土了許多獸面紋玉琮和三叉形器。在生產力和生產工具都較為貧乏的部落時期能出土如此數量的玉器，可見必有其意義，玉器產量的多少能很好的折射出部落的興盛狀況，加之在這一時期的出土物中有眾多無法解釋的造型與紋樣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玉器制作在此時與氏族社會的權利有所聯系，也是其財富的象征物。

二、三代時期

三代時期是我國禮制文化的形成期，這一時期玉器完成了“以玉為飾”到“以玉為尊”的過渡。考古發現的夏商兩代玉器并不多，與部落時期并無太大差異，當然這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說大部分很可能是繼承于部落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夏家店的下層文化我們發現的較硬的紅色瑪瑙珠，這說明在制作手段上已經有了一定突破，其次玉柄形器大量出現。而在商代玉器中比較特別的就是馬飾，它由海貝、玉牛頭、玉燕、玉獸面以及玉馬束組成，這是即墓室玉器之后的另一組合玉器。發展到西周時期，玉器得到飛速發展，正所謂“君子比德于玉”，作為禮制文化統領一切的時代，由玉器制作的“西周組配”、“六器”、“六瑞”成為了身份的象征物，脫離了部落時期與夏商玉器為原始巫術和鬼神服務的范疇，被用于禮制、祭祀、會盟、斂尸、聘禮等多方面，其中著名的西周組佩從重量與長度上來說，其明顯不適用于日常佩戴，應為大型事件或場所的佩戴物，與青銅器的鼎簋制度相似。

三、春秋戰國時期

禮崩樂壞帶來的僭越，使得等級分明的組佩制度無法繼續，組佩迅速消亡，加之諸侯國的興起和鐵器的使用，使得玉器制作從西周的數量大過渡到春戰的質量好，地方性與裝飾性呈上升趨勢，齊國稱霸之后，掛飾齊水晶被迅速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它成為了取代西周組配象征等級的新事物，這一時期多浮雕、鏤雕以及與金銀工藝的結合，這說明高速轉動的技術已經具備，但與造型相比，其對材質的要求顯然更高。此外玉劍飾和印章也是此時出現的。從韓信佩劍的故事中我們就可得知玉劍飾與身份等級有著密切聯系。但在對這一時期的玉器進行鑒定時應注意中原與邊地的差異性。

四、漢代

漢代是我國至于最發達的時期，從事手工業的人數在都市里達到了一個很大的規模。一般來說同一國家的基礎靠上層文化建設的強調，由于漢代崇尚孝道，而厚葬作為主要考核之一，在社會中迅速普及，玉器的消耗量達高水準，這主要和劉邦請儒生禮制階級有關，西周的組佩制度在漢代有所復興和流傳，但其只適合于皇家上層統治階級，民間并無推廣，所以，葬玉制度作為補充級別的概念出現。除葬玉之外還有日常佩戴，就葬玉來說，雖然由于厚葬帶來了盜墓的猖獗，但有限的考古發現和文獻記錄能為我們大致還原其體系，而日常佩戴則有很大出入，這是因為日常佩戴器與葬玉屬于兩個不同體系，從墓葬出土來看日常佩戴情況顯然是不正確的，漢代的日常佩玉在很大程度上是并不是出于裝飾的需要，而是方仙道譜系下辟邪的需要，玉舞人與玉翁仲成對出現，佩于腰部掛飾。同一題材玉器，從造型工藝上來講，漢代早期的玉器造型較為寫實，雕刻也較為精致。發展到后期，由于產量的需求，其寫實性和雕刻的精細度都明顯下降。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