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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的案件范文1

關鍵詞：銀氨溶液成分；堿性探究； 銀鏡反應實驗；化學實驗教學

文章編號：1005–6629（2013）9–0039–03 中圖分類號：G633.8 文獻標識碼：B

在高中化學選修5教材（包括人教版、蘇教版、魯教版等教材）中，介紹了硝酸銀溶液中滴加氨水到沉淀正好完全溶解時所制得的銀氨溶液是Ag（NH3）2OH溶液，其中人教版《有機化學基礎》教材中有關銀氨溶液的制備并進行銀鏡反應實驗的相關描述如下[1]：

在潔凈的試管中加入1 mL 2%的AgNO3溶液，然后邊振蕩試管邊逐滴加入2%的稀氨水，至最初產生的沉淀恰好完全溶解為止，制得銀氨溶液。再滴入3滴乙醛，振蕩后將試管放在水浴中溫熱。觀察并記錄實驗現象。

實驗中，硝酸銀與氨水生成的銀氨溶液的主要成分是Ag（NH3）2OH（氫氧化二氨合銀），它是一種弱氧化劑，能將乙醛氧化成乙酸，乙酸又與氨反應生成乙酸銨，而Ag+被還原成金屬銀：

CH3CHO+2Ag（NH3）2OH CH3COONH4+

2Ag+3NH3+H2O

以上說法似乎是毫無爭議的，即此處所得溶液中溶質的主要成分是強堿性的Ag（NH3）2OH，而且被大多數教師和學生普遍認可。由此派生出來的習題以及考題數不勝數，這樣就很容易導致學生的錯誤認知，而這種錯誤認知一旦形成將很難得到徹底更正。事實果真如此嗎？此處所得溶液中溶質的主要成分究竟是不是Ag（NH3）2OH，所得溶液究竟是不是強堿性的？為了揭示其真面目，有效避免上述情況的發生，本文從理論分析和實驗驗證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1 理論分析

銀氨溶液的制備實驗中發生的先后反應可以用化學方程式表示如下：

AgNO3+NH3·H2O=AgOH+NH4NO3

AgOH+2NH3·H2O=Ag（NH3）2OH+2H2O

2 實驗探究

2.1 實驗過程為了驗證以上推理，筆者在實驗室中利用以下藥品和器材完成了以下三個對比實驗。

實驗藥品：2%的AgNO3溶液，2%的稀氨水，10%的氫氧化鈉溶液

實驗器材：燒杯、玻璃棒、膠頭滴管、量筒、酸度計

實驗1：用酸度計測定2%氨水溶液的pH，其pH約為11.7；

實驗3：在20.0 mL 2%的AgNO3溶液中逐滴加入10%的氫氧化鈉溶液到沉淀不再增加為止，靜置。離心后傾析除去上層溶液，洗滌沉淀，向剩余的沉淀中逐滴加入2%的稀氨水，直到沉淀恰好完全溶解，此時消耗稀氨水溶液的體積大約為4.0 mL。用酸度計測定此時溶液的pH，其pH約為13.7。

2.2 數據分析

（1）教材實驗中使用的2%氨水的物質的量濃度大約為：

c（NH3·H2O）≈1.2 mol/L，

則溶液中OH-濃度為[2]：

c（OH-）≈{c（NH3·H2O）×Kb}1/2

={1.2×1.8×10-5}1/2 mol/L

=4.65×10-3 mol/L。

pH≈11.67（298 K）

實驗1中所測pH跟2%氨水的pH的理論值很接近。

（2）當沉淀剛好溶解時，應生成混合液。

AgNO3+NH3·H2O=AgOH+NH4NO3

AgOH+2NH3·H2O=Ag（NH3）2OH+2H2O

Ag（NH3）2OH+NH4NO3=Ag（NH3）2NO3+NH3·H2O

3 結論和建議

通過理論計算和實驗探究得出高中化學教材中硝酸銀溶液與氨水反應制得的銀氨溶液中溶質的主要成分不應是Ag（NH3）2OH，而應是Ag（NH3）2NO3、NH3·H2O與少量的NH4NO3，溶液的OH-濃度主要來自于NH3·H2O的電離平衡，此時溶液的堿性主要應由NH3-NH4+平衡體系決定，故溶液不應該呈強堿性。這樣才能還原事物的本質，有助于我們在平時教學中根據學生的認知規律來培養科學的探究方法，避免產生錯誤認知。基于上述推導和實驗探究，建議在高中教材中：

（1）不宜突出強調硝酸銀溶液滴加氨水到沉淀正好完全溶解時所制得的溶液是強堿性的Ag（NH3）2OH溶液；

（2）可以對高中化學教材中乙醛的銀鏡反應的化學方程式做一下適當的修改，建議修改以后的化學方程式為：

CH3CHO+2Ag（NH3）2NO3+2H2O

CH3COONH4+2Ag+2NH4NO3+NH3·H2O或者為：CH3CHO+2Ag（NH3）2NO3+H2O

CH3COONH4+2Ag+2NH4NO3+NH3。

以上的分析，可以提供一個“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延伸思考”的個例。同時，也提醒我們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要善于引導學生敢于質疑，積極思考，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養成積極探索的習慣，從而為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打下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1]課程教材研究所，化學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有機化學基礎（第二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2007.

經濟糾紛的案件范文2

作為一種賦權概念，可訴性并不等同于實有權利。簡而言之，法的可訴性的內涵可以理解為應有權利或權利體系，它也是法律主體應享有的權利。何謂應有權利，就是由法律條文明確規定的，是通過合法程序確立的法律原則公布的法定權利。應有權利轉變為現實權利是需要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社會條件。我們通常可以將法的可訴性作為應有權利的前提，它也是法律規范設計應圍繞的價值體系。法的可訴性從層次上來分析，可分為三層，一是法不可訴，簡而言之就是司法并沒有從行政中真正分離出來，即法律訴權未加規定;二是法部分可訴和階段可訴，部分可訴和階段可訴的關系是相互包容的關系;最后一個層次是完全可訴。

二、經濟法可訴性

從定義上來理解，經濟法可訴性是經濟法自身擁有可以能夠按照司法程序調解經濟糾紛的屬性，是政府在經濟生活中解決經濟問題的銳器。當然，經濟糾紛的主體也有權通過合法程序申訴，希望司法部門來解決經濟糾紛。從經濟法可訴性的對象上來看，它主要是經濟糾紛。經濟法的可訴性是經濟法具備的能解決在經濟生活中各類糾紛的屬性，是當事人有權訴求于司法機關來解決糾紛的必要性和終局性。經濟糾紛看似簡單，實則復雜，這主要是因為它不易采用協商或是仲裁的方式解決，在行政執法中還要受到其正當性的挑戰。從當前我國經濟糾紛解決的大環境來看，完成排除行政執行來解決經濟糾紛案件是不合時宜的。當然，司法解決具有公正獨立、程序合規等優點而倍受當事人青睞。具體表現為它可強制那些不愿意介入的主體進入訴訟程序，使經濟糾紛順利解決而不受任何因素干擾，也可以利用強制手段使權益恢復到經濟糾紛的原始狀態，同時給予主體合法的強制保障，使得主體敬畏法律而履行義務。

三、實現經濟法可訴性的途徑

在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經濟法也得到了完善和發展，經濟法可訴性也被立法者認同，并在法律與法規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是經濟法可訴性的第一個層次，而第二層次是經濟法可訴性的實現問題。經濟法可訴性的實現主要通過兩個方式執行，一是部分可訴，二是階段可訴。對于市場受規制主體來看，政府及其相關的職能部門的經濟管理行為如果侵害了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經濟主體可以依照行政法規和經濟法相關條款啟動司法程序，達到保護經濟主體合法權益的目的。從經濟法可訴性實行的現實情況來看，只是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開始試行，并未在全國范圍里實行。原因是在制度還存在不少欠缺，比如查處經濟違法行為的行政執法機關在執法中依法判斷過多傾向于行政。

(一)行政前置、司法審查

根據我國當前的法律環境的現實，行政執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優勢的發揮需要行政前置，這樣有利于行政執法的主動性和快捷性真實落到實處，達到及時制止和處罰各類經濟違法行為，從而避免更大的經濟損失的發生。當然行政執法也存在訴權濫用的缺陷。我國經濟法規定，經濟違法的舉報如果行政執法機關不受理，或是違反程序原則時，才可以提取經濟訴訟。從經濟法的發展趨勢來看，法院的權限應擴展，審查的范圍也不能僅局限于行政機關的具體行為。而應拓展到社會公共利益所有主體的行為。

(二)健全經濟法法律責任

無論是法院，還是行政執法部門，它們均是作為經濟糾紛調解的主體，其責任主要表現為對各類經濟財產的制裁、經濟行為的制裁、經濟信譽制裁等。對于給國家、社會和個人造成非法侵害帶來的損害，需要對其進行經濟制裁，主要是直接或是間接的國家賠償。

(三)創設經濟公益訴訟制度

經濟糾紛的案件范文3

關鍵詞: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依法清收

文章編號:1003-4625(2007)02-0047-02中圖分類號:F830.5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At present, our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are puzzled b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and low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proportion. Legall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is the main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ow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proportion. In the present credit and legal system environment of China,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make their advantage of vertical administration, improve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economic dispute cases by integrating man power resources, explore the innovative approaches of specialized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intensive management and market -orientation management and find a solution to the low benefit of legall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Key words:stat-owned commercial bank; non-performing assets; legally clearing & recovering

不良資產清收管理是商業銀行風險控制的重點､難點｡近年來,隨著各行新增不良資產涉法清收問題增多和存量不良資產清收空間逐漸縮小､難度增大,依法清收工作越來越重要｡但是,在依法清收工作中,由于各行特別是基層行普遍面臨著缺乏法律專業人才資源,在當地法院訴訟案件中地方干預多,在上級法院訴訟案件中各自協調､處理分散､效率遲緩,各行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勝訴未執結金額高､訴訟費墊支金額高､案件損失金額高而收回率低的“三高一低”狀況,全轄依法清收的專業層次和整體效益亟待提高｡對此,在管轄行層面上積極探索資產風險管理､不良資產經營､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相結合的清收路徑,著力構建大經營專業化績效拓展機制,充分發揮現有法律事務人員的專長作用,深層推進不良資產的專業化追償,實施集中強化依法清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集中強化依法清收的內涵

集中強化依法清收,是指在落實各行現行相關專業管理制度､要求不變的基礎上,按照系統原理,以管轄行為主､當事行為輔,整合轄內法律人才資源,在特定層面､環節集中處理相應審級法院以銀行為原告經濟糾紛案件的不良資產依法清收模式和專業工作｡

二､集中強化依法清收的組織機構

整合或依托管轄行法規､風險､資產經營部門組成經營性､服務性､專業性相結合的依法清收機構,集中本級轄內具有法律事務､風險管理､資產經營管理專長的人員,專業從事依法清收保全工作,提升資產風險防范和經濟糾紛案件處理層次｡案件量大且內部法律人才缺乏時可從本行律師庫或所需專長人員中臨時彌補｡

三､集中強化依法清收的層次范圍

根據銀行相關管理制度,按照各行經濟糾紛案件轉授權限和人民法院系統民事案件管轄權限對稱､結合的原則,相應管轄行依法清收機構可集中以下四類屬本級行管轄權限的經濟糾紛案件｡

1.超過當事行轉授權限的經濟糾紛案件｡

2.超過當事行所在地法院管轄,在上級法院審執的經濟糾紛案件｡

3.當事行因原審判決不公需上訴､申訴至上級法院的經濟糾紛案件｡

4.當事行在本地法院執行不力,需提級執行或異地執行的經濟糾紛案件｡

符合上述范圍的經濟糾紛案件,在做好案件及訴訟費墊支清理的基礎上,按擬訴､已訴兩類分別集中､處理｡

首先,當事行擬訴的案件｡按規定經調查､審查､審批､移交后集中管轄行依法清收機構全程處理｡

其次,當事行已訴的案件｡移交上級法院的遺留案件或須提級執行､異地執行的案件,應提供相關擔保手續､保證期間執行期限的證明材料､審執階段的法律文書､借款人及擔保人現期財產狀況､未審結未執結的情況說明等相關材料｡其中:①屬內部員工案件,實行自愿移交,經管轄行依法清收機構審查同意后接收｡②屬外聘律師案件,當事行移交需上報雙方解除原《委托協議》的書面文件,或上報雙方同意變更委托條款的補充協議或修改協議,并報審實施｡

四､集中強化依法清收的程序

為全面､科學､規范､高效推進依法清收工作,對管轄行集中的經濟糾紛案件,應實行以效益為目標的專業化､全程化､規范化､精細化和責任制管理,按以下程序運作:

1.擬訴調查階段｡由當事行根據管戶信貸檔案等負責調查､收集完成,向管轄行法規或風險部門報送《擬訴調查報告》并附全部證據材料｡主要內容包括:訴訟時效､保證期間時效的證明材料(最后一次必須提供),擔保手續的有效性､合法性,借款人､保證人的經營､財務､可供執行財產情況,預計可清收資產處置變現金額等｡上報期以預警信號和訴訟時效､保證時效為限:債務人､保證人有逃廢債現象的隨時上報或先保全后上報;一般案件至少于訴訟時效､保證期到期一個月前上報;重大疑難案件至少于訴訟期､保證時效到期兩個月前上報｡

2.訴前審查階段｡由相應管轄行法規或風險部門完成,同級行依法清收機構前置介入,根據報送擬訴案件材料,從事實證據､法律法規､管理權限､預測效益等方面進行分析､審查,主要包括訴訟時效､擔保時效,訴訟主體審查,證據是否充分,案件處理權限,訴訟成本及預測效益等,并按三種情況分類限期處理｡

首先,對證據充分且具有可訴性的本級行權限內案件,自簽收后10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查審批,重大疑難案件20個工作目內完成審查審批｡其次,對證據不全的上報案件,及時退回當事行限期補充材料,補報確認后同上工作日內完成審查審批｡再次,對預測匡算收不抵支的無效益案件,暫采取非訴方式下達《法律事務提示函》､《法律事務督辦函》提出指導意見,由當事行負責監測保全｡

3．訴訟追償階段。由相應管轄行依法清收機構專業化追償，全程精細化管理、市場化處置，當事行和相關部門搞好配合。

立案環節。依法清收機構自簽收經審查審批后案件的7個工作日內完成。立案前應逐案研究制定訴訟方案，主要內容包括事實認定證據分析、法律適用、訴辯要點、法官選擇、注意事項、結果預測等。立案時要積極聯系法院緩繳訴訟費，以減少墊付資金的額度和期限。

審理環節。立案后依法清收機構應做好庭前準備工作，適時掌握案情動態，并按時提交證據，如有必要，當事行應派管戶經理、風險經理或其他了解案情人員協助出庭。庭后要及時保持與經辦法官的聯系溝通，跟蹤了解審理動向，在全力維護本行合法權益前提下促進法院快審早判。如有結論性意見（如一、二審判決書，調解書等）應及時聯系，反饋當事行和本級行法規部門。

執行環節。是實現債權追償、提高訴訟效益的關鍵。法院裁判的法律文書簽收后，依法清收機構應適時申請執行，著力探索內外結合、上下聯動、左右互補的專業化、全方位、立體型執行模式，加大對被執行人的執行力度：即對外聯系法院實行專題部署、限期執行、提級執行、異地執行、定員集中執行，聯系相關中介機構公開招標、風險委托執行等；對內啟動責任追究、獎懲激勵機制，促進當事行及相關部門、人員通力配合，進一步查找、收集借款人、保證人的財產線索。并視案情采取變更和追加被執行主體，主張優先受償、提出參與分配、行使代位權等多種追償措施，最大限度地清收保全本行不良資產。

處置環節。對集中依法清收的非現金資產依法清收機構應及時協調執行法院盡快評估、拍賣、清場；對執行法院暫未拍賣出的非現金資產，依法清收機構應建議執行法院擴大范圍、渠道與有權行招商引資或聯合評估拍賣；經上述程序仍未拍賣的非現金資產，依法清收機構應督促執行法院及時裁定為本行抵債資產，由有權行認可的中介機構評估后集中批量公開拍賣。

結案環節。案件終結后，依法清收機構應及時將所辦案件全宗材料進行移交，由法規或風險控制部門、當事行按相關規定進行系統錄入、檔案管理等。

五、集中強化依法清收的配套措施

為降低訴訟成本費用，提高案件處理效率，解決以往各基層行在上級法院處理、協調案件及到管轄行進行案件報批、外聘報批、墊支報批等往返奔波、延時耗力的分散狀況，統一采取對外以管轄行為訴訟主體辦理案件，對內實行歸并所屬行“集中收支墊付，分別建立臺賬，逐案軋計損益，核撥清收資金”核算案件的綜合提升經營管理模式。

1．集中收支墊付。依法清收機構集中辦理各當事行案件發生的受理費、保全費、評估費、執行費等規費，暫由本級行財會部門在“墊付訴訟費”科目統一墊支，以法收回的貨幣資金先劃入本級行“其他應付款”科目。

2．分別建立臺賬。管轄行財會部門統一在上述科目中對各發案行分別建立經濟糾紛案件訴訟臺賬，明確專人管理，做好收支記賬。

經濟糾紛的案件范文4

關鍵詞：經濟法經濟法糾紛必要性司法解決機制

一、對經濟法糾紛的理解

1.經濟法的概念。經濟法就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的、系統的、全面的、綜合的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我國的現階段，它的主要功能是調整我國社會生產及再生產過程中所出現的，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它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含義：其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其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我國的經濟法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部門法，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經濟關系可以由民法來調整，而國家行政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社會公務性經濟關系則由行政法來調整。

2.經濟法糾紛的涵義。經濟法糾紛就是在我國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出現的需要國家政府司法部門出面來調節的經濟法律糾紛，這些糾紛的處理部門即政府的職能部門是由國家賦予其權力的。經濟法糾紛的范圍很廣，它包括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與經濟有關的權利和義務等的爭議，這些爭議妥善、有效的解決是我國經濟秩序和諧、穩定運行的保證，可以說運用經濟法來解決各種經濟糾紛也是關系到我國長治久安的前提保障。

3.經濟糾紛與經濟法糾紛的區別。經濟糾紛是由利益主體權利及義務方面所產生的矛盾而導致經濟主體之間的糾紛，它所涉及的范圍比較大，可以是機關單位間的糾紛、平等主體間的糾紛等等。而經濟法糾紛則有所不同，它所指的是在進行經濟調節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經濟權利及義務間的爭議。也就是說經濟法糾紛不同于經濟糾紛，它不是在進行商品交換等一些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糾紛，也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所能引起的，而是與糾紛雙方的經濟實力或社會地位等等情況相關，它也不是普通的行政糾紛和民事糾紛，與經濟糾紛有著根本的區別，如果它未構成犯罪，是不能用刑事手段來處理的。

二、通過司法解決的必要性

1.國家宏觀調控的需要。我國一直都在實行著宏觀調控的政策，但由于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而且近幾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所以在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和再配置過程中，即使應用了宏觀調控，也難免會受到資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等等條件的限制，而出現分配不合理及不平衡等現象，這樣因為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的情況，就不可避免的會出現經濟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利益之爭，再加上國家的調節主體如果在這個時候出現的現象，就會更加加速經濟法糾紛的產生，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組織、個人利益同時受損，當這種經濟法糾紛出現時，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將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環境的和諧與穩定，影響經濟法的有效實施和資源的合理配置。

2.是解決所有糾紛最有效的途徑。在我國，解決糾紛的方法不外乎四種：仲裁、協商、行政、司法，而司法則是被認為是解決所有糾紛最有效的辦法和途徑，當經濟法糾紛涉及到國家經濟調節主體以后，因為仲裁機構只是一種社會組織，它沒有權力對國家的行政機關行使仲裁權，而且有的經濟法糾紛的當事人也不信服仲裁機構，這時就必須要進入司法程序，交予法院進行處理。

3.監督和制約國家行政機關。經濟法糾紛與民事糾紛、刑事案件等等不同，它雖然也具有可訴性，可以通過司法的途徑來進行解決，但就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經濟法糾紛大多都終止于行政解決，因為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一般情況下都不愿意訴求于法院，走法律的路子去解決矛盾，而這種經濟法糾紛只有通過司法的途徑去解決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答案，也才能有效的制約和限制有關國家行政機關的行為，從而讓國家權力機構的經濟調節權得到監督，防止一些腐敗現象的產生，促進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

三、對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的方案分析

1.把經濟法案件歸類于刑事訴訟案，只要違反經濟法的規定，達到犯罪的程度，就要按照規定去追究其刑事責任，不再屬于經濟法訴訟的范疇。

2.如果現行的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能解決經濟法糾紛，就按原法律規定去執行，因為只要能使經濟法糾紛中當事人的權利能得到維護，糾紛最終得到解決，當事人是不去追究用民事訴訟還是行政訴訟手段的。

3.如果現行的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等等不能解決經濟法糾紛，就要建立和健全全新的補充制度，不管何種形式立法，其目的都是使經濟法糾紛得到徹底解決。

四、司法解決的機制探討

經濟法糾紛不僅包括合法的經濟組織在進行各類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經濟法糾紛，還包括國家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中所產生的經濟糾紛和進行經濟秩序的整頓時所產生的經濟糾紛等等，如果要建立一種適合我國經濟發展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糾紛司法解決機制，首先就要對產生糾紛時需要進行調解的對象進行深入、細致的了解和分析，再結合我國當前的經濟現狀、政治形勢以及各地不同的文化環境、風俗習慣，去尋求一種合理、合法、有效的解決途徑，并建立和完善經濟法糾紛的司法解決機制。

1.可以用民事訴訟來解決的經濟法糾紛。民事訴訟包括特別民事訴訟和普通民事訴訟，它是平等主體間的利益發生糾紛時的一種解決辦法。這里的平等主體就對經濟法糾紛有了一定的限制，因為大多數的經濟法糾紛主體之間在權力、能力、地位等等方面都不存在平等的關系，這時要用普通的民事訴訟就很難解決，所以要對民事訴訟的一些制度進行優化、補充、完善和革新。通常情況下可以對弱勢的一方提供一些無償的幫助，比如說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簡化一些訴訟程序、降低訴訟成本等等，以此來糾正當事雙方的不平等的關系，保證司法解決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2.可以用行政訴訟解決的經濟糾紛。行政訴訟解決糾紛的方法要比民事訴訟的效率高，它主要適用于糾紛當事人為國家行政機關單位或者是一些有法律法規行使權力的組織或個人，它也包括特別行政訴訟和普通行政訴訟兩種，所針對的行為主要是行政行為，因為國家行政機關是擁有國家法律法規所賦予的特別權利的，它可以行使國家調節經濟的權力，因此他們之間的糾紛需要由行政訴訟來解決，除了這些糾紛之外，還會產生一些國家經濟調節主體與受影響的另一方之間的糾紛，這樣的糾紛也只能由行政訴訟來處理。總之，通過行政訴訟來解決的經濟法糾紛，它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糾紛案件，必須要在行政訴訟的種類、所有證據的搜集及調節等各個方面做好各種優化及調解工作，避免使任何一方產生極端，影響國家的經濟調控，產生經濟秩序的紊亂，要使經濟法糾紛的雙方在和平、和諧、積極、有效的環境中得到解決。

五、結語

總而言之，我國的經濟法是一個新興的、與其它的法律有著本質區別的法律部門，它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商品經濟作用下的必然結果，它是以社會利益為基點，以處理和協調國家行政權力機關與社會組織或個人之間的關系為目的的一種法律，是一部綜合性、調整性的法律，只有解決和處理好經濟法糾紛，才能使經濟建設更好的服務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才能促進我國經濟體制的平穩發展，才能進行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的公平競爭，營造一個團結、穩定、健康的社會大環境，推動我國社會經濟大發展。

參考文獻：

[1]劉金明.經濟法訴訟模式的理性構建——評《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研究》[J].湖南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4:47-49.

[2]張姣.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研究[J].法制博覽(中旬刊),2014,07:112+111.

[3]程明月.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探討[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6,04:192.

[4]趙龍.經濟法司法實施理論問題四論[J].理論界,2007,02:157-158.

經濟糾紛的案件范文5

[關鍵詞]民間借貸；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問題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號某銀行與張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值得關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銀行與被告張某某簽訂了一份《個人消費擔保借款合同》，同時，張某某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等證明文件辦理了抵押借款手續，向該銀行借得人民幣8萬元。張某某的行為違法，被人民法院以貸款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而該銀行因索款無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張某某償還借款本息合計10萬余元。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已構成貸款詐騙罪，并已承擔刑事責任。同時，法院指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是以合同形式表現出的犯罪行為，而非侵權責任法意義上的一般民事侵權，故而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調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五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審判時，人民法院沒有對本案被告進行追繳或者退賠，故本案不屬于上述第五條規定可以另行的范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等規定，裁定駁回原告某銀行的。這個案子矛盾的焦點反映了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時的法律程序和規范如何適用如何選擇的問題。近年來，類似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的數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漸復雜。雖然業內已有部分專家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但從總體上看，依舊存在理論落后、立法缺失等問題。人民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應當一律選擇“先刑后民”的處理原則？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為何？在司法實踐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擬從民間借貸糾紛出發對我國司法實踐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適用和規范選擇展開研究，以期能夠找到較好調處此類問題的方法模式。

二、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間借貸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內涵

民刑交叉，有學者將此定義為：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既觸犯民事法律又觸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競相要求適用之，從而產生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交叉競合的案件[1]。筆者認為，民刑交叉的實質是民、刑法所調整的法律事實及社會關系的競合。法規競合雖然僅是一種立法上的現象，但當法律事實出現并違反競合的法規時，就會產生規范競合的法律適用問題。民間借貸糾紛是指，自然人之間、自然人和從事非金融業務的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貨幣及國庫券的行為，這是一種借款合同行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民間借貸市場逐漸活躍，隨之而來的民間借貸糾紛也日漸增多。不容忽視的是，此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背后還經常籠罩著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經濟犯罪的影子，這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特別是金融秩序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

（二）各國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在處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著兩種調處模式：其一，以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經歸納，筆者認為，上述兩種司法調處模式的運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徑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稱為平行式，即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完全剝離，對刑事犯罪行為的規范和懲處由刑事訴訟程序解決，相應的，對于民事賠償問題則依靠民事訴訟程序予以解決，二者互相獨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順序依附關系。實際上，英美法系國家主要采用這種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完全分離的平行模式，不允許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反映了一種純正的平行關系。也就是說，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問題，民事問題由民事程序解決，刑事問題由刑事程序解決，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賠償問題則在民事訴訟程序中作出處理。2.大陸法系：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與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陸法系面對此類民刑交叉案件，選擇采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即在懲處刑事犯罪行為的同時附帶地調處民事賠償糾紛。特別的，在解決該類問題時，加設被害人自主選擇權，也就是說，被害人既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亦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以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從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與附帶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異，價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國針對這一問題所構建的權利模式和訴訟程序也各有特色。從司法實踐效果來看，可以說兩者各有側重、各有優勢，民刑并行式可以較好地在同一訴訟過程中具有強勢地位的公權對處于相對弱勢的私權的侵占；而附帶式在節約當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優勢。所以說，上述兩種模式本質上并沒有明顯的優劣之分，需要重點探討的是在制度架構時對各自優劣的揚棄或保留。

三、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則。“先刑后民”的內涵是，在民事訴訟中發現涉嫌刑事犯罪，應在偵查機關對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實查清后，由法院先對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責任問題進行審理。換言之，在中國，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審理以前不得對民事部分予以審理。

（一）我國“先刑后民”處理方式法律規定

從歷史角度追溯，對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法律規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正文明確規定對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涉嫌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分別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均應及時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再次強調了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的規定。接著，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對存單糾紛案件中如何處理涉及刑事犯罪的問題作出了規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司法解釋，進一步闡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從我國上述立法沿革來看，立法者對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方式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最終，上述規定要求，對民刑交叉這類糾紛的調處，須根據所涉及的經濟糾紛或涉嫌經濟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這一標準，分別采用不同處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時，需要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即須移送公安機關偵查、司法機關；反之，則將該糾紛獨立分割開來，分別適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程序。也就是說，本文所討論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標準時，才應當選擇適用。除上述規定外，實際上“先刑后民”的原則也間接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從以上規定，我們可以發現，我國關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規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釋中，甚至存在于被稱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實并沒有法律上的明確規定[2]，這實屬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價值立場

縱觀我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法制觀念，民刑不分、諸法合體是一直以來都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隨著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會變革中參照西方司法制度的產物。自古以來，我國就有著國家本位、義務本位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我國現行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也是我國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在私權面前，強調公權優先在對刑事犯罪案件處理中，我國歷來偏重采取刑罰手段予以調處即所謂“殺人償命”，即使該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權利，立法者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忽視。因為打擊刑事犯罪是對已經形成的社會關系的有效維護，是刑法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禁止性規范的最好詮釋，是實現“殺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處理完刑事訴訟程序后，才允許被害人就其民事權利的受損提出民事賠償請求，被害人首先要服從國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強調效率優先受各種客觀條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達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價和努力遠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將民事訴訟程序放置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訴訟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決，不僅可以節約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當事人的訴訟費用，也就成為了制度設計者理所當然的一種選擇。一方面，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一并解決的，這就極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機關的重復勞動，節省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對于當事人來說，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減少他們重復出庭、重復舉證等活動，減輕他們的訟累。殊不知，這樣的效率、這樣的雙贏，付出的是損害當事人民事權利、違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則這個更大的代價。上述法律邏輯的背后，實際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觀念和以少數統治者意志為轉移的國家本位主義。這已經極度背離現代法治對自由平等、尊重人權、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需要從根本理念上加以轉變。

（三）“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論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當性及合理性第一，該模式背離了現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權在私權面前的強勢地位和優先等級，是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筆者認為，這樣的思想并不符合現代法治社會的理念要求，因為公權和私權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的區別，也沒有孰輕孰重的差異。如果一味地強調公權的重要，則必然會忽視私權的自由與平等。第二，該模式背離了刑法的謙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謙抑性決定了刑法調控的范圍和強度應具有有限性和適當性。刑法是社會防衛的最后一道防線，在調處一種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時，應當首先考慮采用其他法律進行規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調整或雖能調整仍達不到預期目標時，刑法才能謹慎地介入。因此有學者得出結論：在調處民刑交叉案件時，必須考量適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夠通過民法矯正相應的社會關系時，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當民法已經不能有效發揮其調整作用時，才可以考量適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顛倒了這個順序。2.實踐中：“先刑后民”模式導致司法不公其一，該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訴訟程序。雖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個案件中，民事訴訟程序對其前置的刑事訴訟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實踐中無法回避的現狀。雖然降低羈押率目前已經是司法實務中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我國目前的刑事公訴仍然“幾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慣性軌道上進行”[6]。故此，被羈押一方當事人的民事調查權很有可能會因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這必然會導致民事訴訟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虛置。其二，該模式可能導致當事人濫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導“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極有可能使得部分當事人利用刑事訴訟程序制造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審理，逃避民事責任，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認，該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地方保護主義和個別政法部門與人員等濫用公權力干預經濟糾紛開設了空間。其三，該模式可能給被害人維權制造障礙。若采用“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出現以下兩種情況受害人的利益將難以維護。其一，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由于缺席審判制度建設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遲遲不能歸案時，受害人應得的賠償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進行的民事訴訟案件中，若發現新的犯罪事實，那么，該民事訴訟程序必須讓位于刑事訴訟程序，此時被害人的民事權利將長時間受到侵害而無法得到補償。而很多時候，被不法侵害后最開始的那段時間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經濟上幫助的階段，法律的權威也在這一次次的無能為力中不斷消減。

四、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國現有民間借貸糾紛處理機制，參照大陸和英美法系各國對于此類案件的制度設計理念，筆者擬以民刑交叉和民間借貸糾紛的屬性為出發點，從思路設計、改革路徑兩個角度為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提出拙見。1.思路維新：從“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間借貸為契約自由的產物。民間借貸的最初原因僅僅是為了方便快捷地獲取資金，從法律意義來講，這是普通民眾通過平等自由的個人權利擴大生產經營的權利。同時，民間借貸也能進一步助推我國經濟的發展，這在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發揮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此時，在司法體系的構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規范的前提下，向社會公眾讓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權，這必將有益于真正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結合。此外，當今時代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我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也處在改革的關鍵時期，可謂風起云涌、日新月異。縱觀金融業相對發達的美國、西歐等國，大多都已經建立起一整套相對完備的金融刑法，來有效規范金融領域的違法行為，其在金融司法實務中，也盡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設置的民事行政手段來實現維護金融秩序和當事人權利這一本質目標。各國立法實踐表明，弱化金融領域的刑事責任，強化金融領域的民事責任，是當代金融行業和金融立法發展的形勢所迫[8]。與國際金融立法的重民輕刑傾向不同，我國對金融違法行為一貫采取重刑事責任的態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實體法被忽視。事實上，作為一種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人間的借貸行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則，由此產生的經濟糾紛很多時候依靠民事訴訟規則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調處。筆者認為，只有在極個別影響范圍特別廣、涉及金額特別巨大、對社會秩序破壞特別嚴重的司法個案中才需要刑事訴訟程序出手規制。如果動輒以刑罰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關系，既違背了法律體系內部的邏輯規則，也沒有尊重金融市場的特殊規律。由此不難看出，如果能夠將“民商先行”原則在金融領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適用，實現公權救濟和私權保護的有機結合，不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實體法的適用范圍和頻率，更為難得的是可以有效消減我國目前在金融領域所采取的重刑主義原則，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2.路徑改革：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我國現行相關制度剝奪了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對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順序進行，如果刑事審判無法進行，民事賠償也就化為烏有。故此，絕對的“先刑后民”顯然違背了“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人民”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慮司法實務的現狀及私權保護的現實需要，賦予權利人訴訟選擇權，是解決民刑沖突的有效途徑。訴訟選擇權的創設，是秉著私權保護的理念，同時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機會。實際上，刑事訴訟案件無論是立案、偵查、，還是審判或裁決，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較長時間，而民間借貸融資的周期并不會很長，如此長時間的訴訟耗費的是民間資本的經濟利益。選擇民事訴訟，可以針對雙方的民事法律關系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積極達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現實的履行給付，這些舉措都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9]。當然，這樣的選擇權也不應該是完全自由、毫無限制的。首先，選擇權應該規定明確的適用情形。如果刑事判決的結果是民事判決中所涉及證據的必需要件，應該“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審理裁判必須依賴民事審判結果，則應該“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決互不依賴，而且案件比較簡單，刑事和民事誰先誰后對訴訟效益等方面的影響也不是太大的情況下，當事人則應該享有完全的程序選擇權。其次，選擇權應該規定具體的適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質的特殊，為在制度層面防止可能出現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準或相互扯皮現象，需要有一個部門對案件性質的確認擁有最終決定權。分析我國目前公檢法三個部門各自職責設定上的差異，不難發現，該種最終確認權的歸屬只能是法院，同時考慮權力的制衡性，需要賦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一定的異議權。

五、結論

民間借貸更多時候體現的是私法屬性，法律因注重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確定私有財產權優先原則。這是對財產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實現法律意義上平等保護的重要要求，也是促進經濟發展、平衡社會權利紛爭的重要步驟，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注重私有財產權保護和尊重的歷史發展趨勢。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轉型升級階段，政府鼓勵廣大民眾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資金創新創業，民間借貸融資活動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壯大起來的。基于這樣一個特定時期和特定條件，面對民間借貸糾紛中存在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我們期望能尋求一種更好的制度構建，從而實現經濟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優，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夠得到最有效的解決，從而實現民間借貸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催化劑的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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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的案件范文6

一、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基本情況

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糾紛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經濟糾紛30起，化解30起；排查勞動關系糾紛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戀糾紛15起，化解15起；排查鄰里糾紛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糾紛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糾紛數據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糾紛119起，較5月份168起環比下降29.2%，其中經濟糾紛減少12起，勞動關系糾紛減少2起，情感婚戀糾紛減少9起，鄰里糾紛減少3起，其他矛盾糾紛減少17起。化解率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現狀分析

（一）矛盾糾紛多元化。矛盾糾紛類型包括情感婚姻、勞動關系、經濟糾紛、鄰里糾紛等占主流，并且還與行政糾紛、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雜交織發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沖動、易激怒等特點。

（二）矛盾化解復雜化。矛盾糾紛的產生，往往是當事人雙方各執己見、互不退讓而造成矛盾糾紛升級，輕者破口大罵，重者拳腳相加。2021年來，各派出所調處口角糾紛、婚姻糾紛、鄰里糾紛就有294起，占矛盾糾紛總數的39%。同時，少數群眾過于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也給調處化解工作帶來較大難度。

（三）規模日益群體化。由于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革，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現了深刻變化，各類矛盾糾紛不斷凸顯出來，其范圍涉及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參與越級上訪的群眾受一些錯誤心理因素影響，有了問題不是逐級反映，而是組織群體性上訪，或采取越級上訪的辦法，甚至有極少數人抱著“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思想，層層向黨委政府施壓，逐步加碼，給社會穩定帶來了不良影響。

（四）處置呈現對抗化。隨著社會市場經濟的推進，部分人價值觀出現變化，通過正常的訴訟途徑無法解決時，往往抱著“團結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體上訪、圍堵政府機關、語言威脅等手段來表達訴求甚至獲取不法利益，在社會上造成一定的影響。

四、存在的問題

我局雖高度重視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積累了一些經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

（一）原因錯綜復雜，警情居高不下。隨著經濟不斷轉型升級，鄉村振興步伐加快，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容易升級成為現實形態糾紛，民間糾紛的內容、層次和領域日益復雜，牽涉范圍不斷擴大，且復雜性成為了群眾糾紛突出特點，糾紛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個或幾個人的利益，而是牽扯眾多當事人的利益，增加了當前民間糾紛的復雜性，也增加了解決矛盾糾紛的難度。

（二）范圍界定模糊，法制觀念缺失。派出所調解的糾紛各式各樣，涉及的問題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經濟糾紛、土地糾紛，又有勞動關系、環境污染等方面的新問題，糾紛類別各式各樣。而在實際中，應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層人民調解組織申請處理的糾紛，因當事人法制觀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調解方便、快捷且免費等諸多原因，導致基層派出所接處的糾紛類警情大幅增長。

（三）調解合力不足，工作質效不高。雖然黨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調解室，但實際運作效果并不理想，現行調解體制還未形成“一盤棋”的格局，導致許多矛盾糾紛久拖不決，有的甚至轉化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當前村級兩委、鎮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單位和部門，都有調解矛盾糾紛的職能與義務，但沒有形成高效的調解合力，導致矛盾糾紛的調處化解質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厘清基層矛盾糾紛化解職能職責。一是要與相關職能部門厘清職責范圍，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辦事，對不屬于公安管轄范疇的糾紛，先行受理后，根據矛盾糾紛性質，對照各調解組織的職責，合理地將矛盾糾紛進行移交分流，積極引導矛盾糾紛雙方到歸口部門調處，做到各司其職，從而改變公安調解大包大攬的狀態，避免不作為或亂作為。二是要厘清當事人訴求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訴求是否通過合適的渠道表達問題，做到“合理訴求想方設法解決，不合理訴求耐心調處，對采取非法手段謀取不合理訴求的堅決打擊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