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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監管風險范文1
一、引言
美國會計學會（AAA）審計基本概念委員會于1973年的《基本審計概念說明》中定義：審計是一個系統化的過程，即通過客觀的獲取和評價有關經濟活動與經濟事項認定的證據，以證實這些認定與既定標準的符合程度，并將結果傳達給有關使用者。
審計收費分為三部分：一是審計成本費用，二是會計師事務所的正常利潤，三是風險溢價，是指由于各種風險的存在，會計師事務所可能發生的預期損失費用。這里的風險包括很多，比如財務風險、經營風險，治理風險等等企業中存在的，有可能導致企業的經營失敗，而使利害關系人向會計師事務所索取賠償，由此導致的會計師事務所經濟、聲譽等的損失。影響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的主要因素就在于審計的業務量及財務報表中存在的重大錯報風險。審計的業務量不但在于被審計單位的規模，很大部分也在于財務報表中存在的重大錯報風險，評估的重大錯報風險高。根據企業存在的風險確定審計計劃，執行審計業務，這是風險導向審計的要求，會計師事務所在決定審計收費時，主要考慮被審計單位中存在的各種潛在的風險。
在實務中，審計風險是否受到會計師事務所的關注，在審計收費中是否體現出對于審計風險的價格補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問題。
二、研究樣本與數據說明
（一）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9～2011年滬深兩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但是本文剔除了以下公司：①未披露當年財務報告的公司；②當年新上市以及年報中數據不完整的公司；③金融保險行業公司。經過篩選，最終得到總樣本數為2035個樣本。樣本公司的所有財務數據均來自中國股票市場研究數據庫和中國證券網—數據頻道。對于公司違規處罰數據來源于證監會公布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本文使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
（二）模型選擇與變量說明
1.模型選擇
根據本文理論分析，構建如下回歸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
2.變量說明
模型中各變量的含義如表1所示。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從表2可以看出，不同公司的公司綜合績效指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差別較大，綜合績效指數最高值約為69，而最低值不足1；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少則持有4.49%，多則持有85%的股份前十大股東關聯度均值為2.56，即在前十大股東中存有關聯關系的股東約為3。獨立董事人數占董事會人數的比重的均值為0.6，最小值為0，說明仍然有上市公司沒有遵守證監會關于獨立董事要占到董事會三分之一以上的規定。兩職合一的均值為0.14，表明總樣本中有367家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兩個職位由同一人擔任。公司違規的的比例較低，均值僅為0.02。另外，資產規模的均值為21，18%的公司所處行業為高風險行業，29%的公司地處發達地區（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有33%的公司的審計結果為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事務所的組織形式以有限公司之居多。審計費用相差較大，審計費用的對數區間為11到17。
（二）多變量回歸分析
多元回歸結果見表3。方程的R2為0.541，可見該模型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F統計量為238.497，整個回歸方程有顯著統計意義。共線性診斷結果表明，除了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其平方項的方差膨脹因子VIF較大外，其余均接近于1，因此認為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對相關假設的檢驗結果如下：
1.內部風險
（1）公司績效風險。從表3中可以看出，綜合績效指數與審計收費在5%的水平上正相關。這就驗證了審計師在對公司進行審計業務時，會考慮被審計單位內部存在的績效風險，因為績效風險中不但包括企業的財務風險、經營風險、債務風險，還有發展能力風險，可以說是企業重要風險的集合。采用綜合績效指數能夠全面的衡量這些風險，避免了采用單個獨立的指標造成的片面性。
（2）股權集中度。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項分別在1%水平上負相關和正相關與審計收費，表明股權集中度與審計收費呈U型關系。這與郭夢嵐等的結論一致[7]。這說明了審計師在確定審計
2.外部監管風險
公司違規風險與審計收費的相關性不顯著。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國市場的監管制度仍然不完善，處罰力度過低，處罰率較低，對于公司經營運行的影響力不夠。事務所在考慮此種情況下，沒有過多考慮外部監管風險所引起的重大錯報風險水平。另外，資產規模、被審計單位所處的地域、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十大”及事務所的組織形式是否為合伙制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審計收費。被審計單位所處的行業、審計意見與審計收費沒有顯著相關關系，這可能是由于在劃分行業的標準不同帶來的差異。
四、結論
本研究采用2008～2011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數據，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對公司內部管理風險和外部監管風險，包括公司的綜合績效風險、股東集中度風險、董事會特征風險與外部監管風險，與審計收費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發現，審計收費與公司績效風險、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即事務所對于綜合績效高、股權集中度適中、兩職合一的公司收取了較低的審計費用；獨立董事比例、前十大股東的關聯度等其他治理變量和審計收費不具有顯著性關系；外部監管風險和審計收費的相關性也沒有通過驗證。這一結果表明，會計師事務所在決定審計收費時，高度重視公司內部績效風險與內部治理風險，對于審計風險收取相應的價格補償，而對于外部風險沒有給予過多關注。另外，除了考慮審計風險因素外，確定審計收費的其他依據是被審計單位的規模、公司所在地、事務所的性質、并且“十大”會收取聲譽溢價。說明在中國審計市場上，風險導向審計模式已在審計市場被分運用。對于被審計單位存在的審計風險，事務所確定的審計收費包含了對于這些審計風險的價格補償（見表3）。
收費時，充分考慮了被審計單位的股權集中度，認為只有適中的股權集中度，才有利于降低被審計單位的內部治理風險。
本研究在對企業綜合績效評價時采取的是財務指標評價，沒有考慮非財務指標，可能對企業綜合績效的評價造成一定的誤差；雖然力求盡可能的考慮企業的各種風險，但是不可避免設計的相關因素并不能涵蓋公司存在的各種風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有待于日后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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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監管風險范文2
關鍵詞：外部沖擊；金融創新；金融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2（11）-0039-04
一、金融創新與創新風險
金融創新在過去幾個世紀經濟領域一直是一個關鍵、持續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隨著市場一體化的發展和技術的成熟，金融創新層出不窮，許多新形式的金融衍生品、另類風險轉移產品、交易所買賣基金、變種免稅股票融資等金融產品得以出現，金融創新帶來的不僅是金融領域產品規模和種類的變化，而且包含金融監管與金融制度相互博弈，這在動態改變了金融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金融創新并沒有像所期望的那樣一直能夠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反而，金融創新產品在促進經濟金融快速發展的同時，也不斷積累了新的風險，一定程度上可能成為誘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隱患。
特別是在美國次債危機爆發之后，引起了眾多學者對金融創新的激烈討論，甚至有些學者認為，金融創新是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源。這種觀點擁有眾多的支持者，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許多創新性金融產品和創新性金融機構一度擴大了金融的杠桿效應，放大了經濟的需求和供給的錯位，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曾被視為是新經濟增長源泉的創新（熊彼特，1939），應用到了金融領域，怎么沒有發揮創新應有的作用，反而抑制了阻礙了經濟的增長，導致全球經濟風險的增加。這需要重新認識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之間的關系。
對于金融創新內涵的理解，學者們的意見并不一致。沿著創新大師熊彼特的思路，金融創新是指金融當局或金融機構為更好地實現金融資產的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目標，利用新的觀念、新的技術、新的管理方法或新的組織形式，來改變金融體系中基本要素的搭配和組合，推出新的工具、新的機構、新的市場、新的制度，創造和組合一個新的高效率的資金運營方式或營運體系的過程。金融創新不僅包含了金融工具的創新，而且包含金融制度的創新。一些學者把金融創新看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他們認為金融創新是指政府或金融組織為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經濟環境和融資過程中的內部矛盾運動，防止或轉移經營風險和降低成本，為更好地實現流動性、安全性、盈利性目標而逐步改變金融中介功能，創新或組合一個新的高效率的資金營運體系的創造性過程。
至于風險，一直被視為金融的基本特征。在經典理論看來，金融行業就是經營風險的行業，他們通過各種方式，把投資人的錢集聚起來，通過特定的風險收益策略，投向眾多資金的需求者，整個過程就是對風險和收益管理過程。對于金融創新而言，既然是金融，不僅帶有基本的金融風險特征，而且帶有創新的特點。但是往往人們只是關注到了金融的創新特征，忽視了金融創新的風險內涵。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金融創新帶來的不僅是創新的產品，而且還有產品的風險，只有當對風險進行有效的控制和監管的時候，金融創新才能發揮經濟創新的作用，改善金融環境，提高金融效率，提高金融對資源配置的作用，促進經濟增長。如果不能對金融創新所帶來的風險進行很好的控制和監管，那么金融創新所帶來的風險將突破原有的監管框架，通過杠桿效應不斷擴大，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隱患。
這對金融創新帶來的負面作用進行了較好的解釋，比較而言，人們更關心金融創新的風險來源如何，在不同的情況下應該如何進行金融創新和風險管理，這既要使得金融創新能夠為金融抑制環境下的經濟提供金融支持，又能較好地控制金融風險，防止金融危機的出現。特別是在目前全球經濟收縮、資本回流、外部沖擊不斷的情況下，中國如何在金融創新和金融風險之間進行權衡，成為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因素。
二、外部沖擊與金融創新
與經典的熊彼特式創新相比，金融創新除了具備一般創新的特點外，還具有許多不同的特征。這主要是反映在金融創新的動因上面，Peter Tufano（2003）對金融創新的產生原因進行了歸納和分納，他把金融創新的動力來源歸因為六類，分別是：內在的市場不完全競爭機制，固有的人與信息不對稱狀況，交易、搜索、市場成本，全球化風險與技術沖擊。辛基（Sinkey，1992）提出了一個TRICK的金融創新模型，在他看來，金融創新等于TRICK加上理性的自利，而TRICK則是指技術（Technology）、監管調整（Reregulation）、利率風險（Interest-rate risk）、消費者（Customers）和資本充足狀況（Capital adequacy）。并且，辛基認為，不能孤立TRICK的各組成部分，因為它他是互相影響的。
這兩種經典的金融創新原因論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了金融創新的動因，盡管他們的出發點不同，但是他們的分析中實際上包含了兩種典型的動力，即作為私利企業的固有的創新動力和作為金融企業的外部調整創新動力。如表1所示，作為第一種創新動力，和一般的非金融企業沒有什區別，是一個企業實現盈利、滿足股東財富最大化的原始沖動，它通過熊彼特所描述的五種創新途徑實現企業規模的擴張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第二種創新動力，它區別于一般的非金融企業的創新，是金融企業特有的創新來源，這種來源是基于金融環境變化之后，企業對外部環境進行的適應性調整，環境變化包括金融規制的變化、金融市場和金融政策的變化，這才是金融創新的特有動力來源。
除了金融機構存在金融創新的動力外，環境變化帶來的外部沖擊是影響金融創新的重要因素。所謂的外部沖擊是指影響當前金融市場均衡的外部因素，包括經濟沖擊和技術沖擊。經濟沖擊較為復雜，包括外部市場的變化、貨幣政策的變化和全球一體化下貿易制度和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技術沖擊相對來講較為明確，主要是指技術變化對企業創新行業的影響。不論是經濟沖擊，還是技術沖擊，都將改變金融市場的均衡狀態，從而激發金融機構創新的動力。
值得關注的是，與金融企業內部的創新沖動相比，外部沖擊更能刺激金融企業進行創新。西爾伯（Silber，1975）對1850～1974年間金融產業推出的25種創新進行研究，發現有80%左右的金融創新行業是因為金融管制帶來的外部沖擊引起的。隨后西爾伯對1970～1982年間的金融創新進行了分析，得出了幾乎一致的結果。八十年代后期，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全球各國之間的金融聯系和經濟聯系更加緊密，金融市場價格變動更具有傳染性，這進一步使得金融行業和金融市場的外部沖擊增強，加大了金融創新行業的產生。
許多金融創新工具的說明了外部沖擊對金融創新的促進作用。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短期國庫券的利率一直低于5%，但是在70至80年代上升到7%至15%。短期利率的上升造成了長期證券和不動產投資的收益率下降，而劇烈的利率波動又會導致巨額投資的溢價或資本損失，為避免通脹和利率變動對投資收益和債務負擔的影響，金融機構進行創新，開發出新的債務工具，如可變利率存單、遠期交易和套期保值等等，這對金融市場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被視為金融領域非常重要的創新行業。
三、金融創新的風險監管
風險是金融的基本特征，金融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是與風險相伴而行。對于金融企業而言，控制金融風險是保證企業獲利的前提，在保證收益的同時，使風險最小化。在經典的微觀金融理論中，無論是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還是資產組合理論，已經假設系統性風險無法避免，企業所要戰勝的只是非系統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金融企業本身很難會捕捉系統性風向的變動，而且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下，金融市場的風險就會逐步放大，政府主管部門有必要對金融進行風險監管。
從金融發展的歷史來看，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的發展一直伴隨著金融監管的發展，金融市場與金融監管一直在交替“斗爭”中前行。一般而言，金融市場的發展促進了金融產品的增加，金融產品的增加引發了政府主管部門的監管，而監管又將改變金融企業的外部環境，引發新的金融創新，在新的金融創新情況下會帶來更加嚴厲的監管，這形成了一個“創新-監管-再創新-再監管”的怪圈。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金融創新的風險得到控制，那么將不會產生較大的危機，如果不能覺察和捕捉到金融創新的風險，那么這樣的風險將會累計和放大，在當前杠桿和更度復雜的金融工具迅速發展的情況下，有可能成為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將會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學者們對以往的金融監管理論研究內容進行反思，他們認為在以往的監管理論中，存在著監管漏洞、監管不力、監管方法技術缺陷有待進一步提高等。如Baily等（2008）、Goldstein和Morris（2008）等研究認為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是引發當前美國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Hoenig，Thomas（2008）也意識到混業經營機制隱藏了金融創新的風險。
這些觀點在指明監管失敗原因的同時，并沒意識到金融創新帶來的風險，或者即使意識到金融創新帶來的風險，但是缺乏針對創新實施專門的監管措施。對于這個問題，可能存在著如下幾個原因。一是金融創新的績效特征。一般認為創新是正向的，創新會給企業帶來正的收益，但是往往忽略了創新存在著成本和風險。在現代管理理論中，學者們創新的成本是阻礙創新的重要因素，而對企業創新風險的防范是對創新管理的重要途徑。這些問題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會因為金融風險的因素更加突出。二是創新風險的時間特征。既然是創新產品，就意味著產品的形式的結構與傳統產品有較大的不同，對于金融創新產品而言，因為金融產品的形式、結構、收益率發生了變化，其風險特征難以被監管者所觀察，金融創新產品風險的暴露，需要創新產品推向市場之后才會顯現，這就意味著金融風險監管存在著滯后。三是金融創新風險的應對措施。八十年代后期，金融創新有了新的變化，金融創新產品更加復雜，其風險更加隱蔽，因此當風險爆發時，監管部門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應對金融風險的爆發。四是金融創新風險監管的成本。隨著金融創新及金融監管發展，監管成本的內容也在不斷變化發展，而監管收益也在監管目標實現的基礎上不斷擴大發展。但是監管成本的范圍存在較大爭議，監管成本的計量在實踐操作上也存在一定難度，而監管收益的范圍和計量在實踐中就更是一個難題。
實踐上來看，對金融創新風險的監管也成為金融危機之后金融改革的重中之中。2008年后，美國在監管改革中建立了多部門參加的聯合監管委員會，并賦予了美聯儲監管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職責，推進金融創新產品的監管從局部性風險轉向監管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與局部性風險并重的轉變，尤其是關注系統性風險的監管。這時的監管既沒有采取簡單地禁止金融產品創新的禁止創新狀態或嚴格管制狀態，更沒有簡單地回歸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放任監管狀態，而是針對金融創新產品的市場發展規律與金融經濟的發展實際需求，從機制設計與完善角度推進金融創新產品風險的監管深化，目標仍然是促進金融產品的創新與發展。
四、外部沖擊下中國的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
我國目前仍是實行證券業、銀行業、保險業的分業監管模式與機制，在金融創新快速發展的趨勢下，不僅要完善建立健全金融產品創新的微觀監管機制，更要加強應對系統性風險的宏觀審慎監管。由于系統性金融風險不僅涉及到金融機構而且涉及到經濟社會的其他部門，因而需要加強對現有金融監管組織架構的改革。近年來，中國金融的改革步伐加快進行，隨著金融機構的壯大，金融市場也逐漸了發展起來，一些新的金融產品開始興起。
但是，中國在改革的過程中，對于金融的監管也存著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各監管部門的監管職責內容來分析，行政管制的內容較多，對金融產品創新約束較多。二是我國分業監管模式與機制造成了銀行、證券、保險業監管規則的不一致，不利于統一的金融產品創新市場的形成，也不利于金融風險的防范與控制。三是金融監管法律法規體系尚不健全，法律效力較高的基本法律初步形成，但一套完善的監管法規及監管規則體系尚未形成，金融產品的創新甚至造成金融監管法律法規的漏洞。
目前來看，全球經濟仍處于復蘇當中，外部形勢還不明朗，美國與歐洲的貨幣政策對中國造成了較大的沖擊，中國在外部面臨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內部面臨著通貨膨脹的風險，近兩年來的信貸收縮抑制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業務發展沖動。在此情況下，一些新的金融創新逐漸興起，比如像銀行的資產業務、信托行業的房地產信托產品等等。這些業務的出現，一方面反映了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了規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而進行的創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抑制投資背后的需求。
在政府進行宏觀調控、貨幣信貸收縮的背景下，有必要加強對金融產品創新的監管。對金融創新進行監管，反映了對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的落實，也是經濟政策有效性的保證。此外，更重要的是，對金融創新進行監管，反映了主管部門對風險的防范和控制，正如前文的論述，金融創新一旦出現問題，將會放大風險的作用，對經濟產生負向作用，因此加強金融創新監管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
由此，加強金融創新的盡管，必須注重以下幾點：一是監管策略從事前向事后轉換。長期以來，我們監管比較注重金融創新的事前監管，即每次進行金融產品的創新，都需經過重重審批，才能推出新的金融產品，當金融產品推向金融市場后，則放松了對金融產品的監管，容易產生風險。二是監管要從分離轉向合作。我們的金融監管具有條條和框框的特點，幾大監管部門分別對相應的金融行業進行監管，同時由于地域之間的差別，容易形成地域分割和監管真空，因此必須加強監管部門之間的合作和聯系，共同監管金融產品的風險。三是監管要從被動轉向主動。美國的次債危機已經說明了被動的監管不能處理金融創新中存在的風險，等到風險釋放時，再進行監管已經為此過晚，因此對我們對金融創新的監管必須從被動轉向主動，當一種金融創新產品存在較大的風險時，不僅主動進行風險評估和壓力測試，而且要根據創新產品的風險特點，建立相應的預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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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監管風險范文3
(一)流動性風險影子銀行
流動性風險主要歸因于其在運作上的期限錯配。影子銀行資產一般具有期限較長的特點，但是其負債主要來源于在短期市場上發行資本支持票據。影子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特點導致期限結構的錯配，信用的期限結構變化是其流動性風險存在的主因。如果市場出現不穩定性因素，以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為主體的影子銀行就會產生“擠兌”，其資產由于期限較長而無法在短時間內變現就會導致流動性風險的全面爆發。任何源于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的反向波動都將給影子銀行機構帶來致命的流動性風險。
(二)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該風險的存在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突發。受到利潤的驅使以及市場競爭的壓力，資金出借方存在放松對借款人調查條件的動機，導致杠桿率較高的結構性金融產品在交易的最初就存在較高的風險。信用評級機構為了能夠收取較高的評級費用，在信用評級過程中也會出具虛假的評級報告，使得市場中風險較高的金融產品也很受歡迎。由于影子銀行系統本身對信息、流動性需求和資產價格波動的敏感性更強，在市場出現危機時其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大大增加。
(三)監管缺失風險
從影子銀行的概念可知，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是影子銀行的一大特點，因此其不在傳統金融機構監管范圍之內，這就造成影子銀行無從限制。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房地產行業的泡沫以及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過剩等等因素都導致影子銀行發展迅猛，不受監管機構的監管導致影子銀行本身就存在巨大的風險。
二、影子銀行風險監管對策
(一)加強對影子銀行內部風險的監管
1.在影子銀行內部要不斷加強公司治理
對內部風險進行嚴格的控制。首先，在薪酬管理方面，實行問責機制，對高層管理人員的行為進行約束，盡可能的避免由于高層人員受到利益的驅使而做出風險較高的行為。其次是對影子銀行參與者的資歷進行限制，公募和私募基金等的經理人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才能上崗。這樣能夠有效的提升基金的管理水平，降低風險。
2.推行風險防火墻制度
對機構類影子銀行的風險進行有效管控。防止風險在整個金融體系之間進行傳播造成更大程度的影響。比如，嚴防商業銀行表內資金流向私募基金等影子銀行機構、限制小額貸款公司向銀行融資等。
3.采取強制措施保證影子銀行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和準確性
保證影子銀行的經營暴漏在陽光之下。一方面要規定影子銀行信息披露的基本內容，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完整性。其次是在監管機構的設置方面，要實行嚴格的權責制度，明確監管主體的責任，實行權責追究制度，建立信息披露的激勵和懲罰機制。
(二)強化影子銀行外部監管
對影子銀行監管體制進行變革，拓展監管范圍。首先，在監管對象上，由傳統的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轉變，突破產品和機構的限制，在各個市場之間進行協調，盡可能的避免監管漏洞和重復監管造成的監管失效；不同地區之間的監管機構實現信息共享與相互協調，提高監管部門的專業性，在全國市場范圍內進行監管協調，保證能夠控制影子銀行整個市場范圍內的外部風險。其次，限制影子銀行高風險的衍生品交易和金融杠桿的運用，設立更加嚴格的流動性要求；針對住房抵押證券化，發起行和證券化機構對每個資產池都保留一部分所有權。三是針對影子銀行體系中大量存在的不透明交易情況設置專門的監管機構進行監管，保證政府部門的監管更切合傳統商業倫理。
三、結論
外部監管風險范文4
【摘要】銀行在經營過程中存在或多或少的風險,尤其在經濟危機下該如何加強對銀行內部的監管是十分必要的。
【關鍵詞】經濟危機銀行監管
一、經濟危機下加強銀行內部監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銀行經營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
銀行風險是指銀行在經營過程中,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而使其資產和預期收益蒙受損失的可能性。
銀行風險主要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國家風險、聲譽風險、法律風險、戰略風險類。
信用風險,信用風險又稱為違約風險,是指債務人或交易對手未能履行合同所規定的義務或信用質量發生變化,從而給銀行帶來損失的可能性。對大多數銀行來說,信用風險幾乎存在于銀行的所有業務中。信用風險是銀行最為復雜的風險種類,也是銀行面臨的最主要的風險。
市場風險,市場風險是指因市場價格(包括利率、匯率、股票價格和商品價格)的不利變動而使銀行表內和表外業務發生損失的風險。
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是指無法在不增加成本或資產價值不發生損失的條件下及時滿足客戶的流動性需求,從而使銀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流動性風險包括資產流動性風險和負債流動性風險。資產流動性風險是指資產到期不能如期足額收回,不能滿足到期負債的償還和新的合理貸款及其他融資需要,從而給銀行帶來損失的可能性。負債流動性風險是指銀行過去籌集的資金特別是存款資金由于內外因素的變化而發生不規則波動,受到沖擊并引發相關損失的可能性。
聲譽風險,聲譽風險是指由于意外事件、銀行的政策調整、市場表現或日常經營活動所產生的負面結果,可能對銀行的這種無形資產造成損失的風險。
法律風險,法律風險是指銀行在日常經營活動中,因為無法滿足或違反相關的商業準則和法律要求,導致不能履行合同、發生爭議/訴訟或其他法律糾紛,而可能給銀行造成經濟損失的風險。
戰略風險,戰略風險是指銀行在追求短期商業目的和長期發展目標的系統化管理過程中,不適當的未來發展規劃和戰略決策可能威脅銀行未來發展的潛在風險。主要來自四個方面:銀行戰略目標的整體兼容性;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制定的經營戰略;為這些目標而動用的資源;戰略實施過程的質量。
其次,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銀行風險。
由美國次貸引發的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內殃及各行各業,而金融行業—尤其是銀行業,是受到經濟危機影響最為嚴重的行業之一,經濟危機使銀行在經營過程中面臨的各種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風險的影響程度均加大,如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信用風險,在經濟危機中會加劇,經濟危機使借款企業經營停滯甚至破產,而借款人經營財務狀況惡化,會使銀行產生大量呆壞帳,加劇了銀行的信用風險;另外,經濟危機使國際金融環境發生惡化,造成匯率、股市大副波動、投資企業經營停滯甚至破產,加劇了銀行的市場風險;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可能使銀行內部工作人員受到影響,可能會加劇銀行的操作風險。
最后,商業銀行內部監管比外部監管有優勢。
一般來說,我國商業銀行受到的監管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外部監管和內部監管,外部監管主要指銀監會、人民銀行、審計署、外部審計機構等監督檢查部門的監管;內部監管主要指銀行管理層、內部審計部門等的監督檢查。因此其監管具有及時性、全面性,這也是內部監管有別于外部監管的重要特點之一。另外,內部監管來自銀行內部,監督檢查人員一般對銀行風險、銀行業務流程比較了解,一般能夠提出對銀行的經營具有增值作用意見和建議,商業銀行內部監管比外部監管具有無法替代的優勢。
綜上,經濟危機下銀行不能僅依靠外部監管防范銀行風險,而應該加強內部監管,銀行內部監管不僅是重要的也是必要。
二、經濟危機下我國商業銀行加強銀行內部監管的應對措施
在經濟危機下,我國商業銀行該如何切實有效的應對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如何有效的防范銀行風險,筆者認為,以下幾點供參考。
1.重視銀行內部監管
銀行經營管理層必須正確認識銀行內部監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經營管理中,必須始終貫穿科學健全的內部監管制度是商業銀行安全穩健運營的前提和基礎的思想,把加強銀行內部監管作為促進業務發展的寶劍,而不是認為銀行加強了業務發展會阻礙業務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使內部監管真正起到為業務發展保駕護航的作用。
2.了解你的員工
銀行操作風險來自銀行內部員工,在經濟危機帶來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近期,各家銀行發生案件的勢頭有所上升,分析這些案件的發案原因,大部分都是有銀行員工參與的內外勾結的案件,這類案件在內部審計監管中很難發現,如何應對這類銀行風險,筆者認為,目前銀行類金融機構在為客戶提供各類金融服務時,一般遵循“了解你的客戶”的風險控制原則,此條原則同樣適用于銀行各層管理者對下屬的日常管理中,即“了解你的員工”,一名合格的銀行管理者,在日常的內部控制中除了通過加強培訓學習,提高員工職業道德素質外,對員工的了解不應僅限于八小時內,應該對員工八小時外的情況也做到合理的掌握,即如員工是否參與賭博、其消費是否明顯與其收入不匹配等。
3.提高銀行內部監管從業人員專業素質教育
隨著金融環境的變化,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的業務品種、業務范圍也不斷的有所創新;隨著高科技的應用,商業銀行業務流程也不斷發生變化,銀行面臨的銀行風險發生的原因也多種多樣,無形中加大了銀行內部監管的難度,一名合格的銀行內部監管從業人員,只有不斷的學習提高,學習先進的內部審計理念,學習銀行業務專業知識,只有這樣,其在日常的檢查中才能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才能真正體現其增值的作用。
外部監管風險范文5
關鍵詞：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思考
一、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發展趨勢
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是銀行業務發展和人們對金融風險認識不斷加深的產物。最初，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主要偏重于資產業務的風險管理，強調保持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這主要是與當時商業銀行業務以資產業務，如貸款等為主有關。20世紀60年代以后，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重點轉向負債風險管理方面，強調通過使用借入資金來保持或增加資產規模和收益，既為銀行擴大業務創造了條件，但也加大了銀行經營的不確定性。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市場利率劇烈波動，單一的資產風險管理或負債風險管理已不再適用，資產負債風險管理理論應運而生，突出強調對資產業務、負債業務的協調管理，通過償還期對稱、經營目標互相替代和資產分散實現總量平衡和風險控制。80年代之后，銀行風險管理理念和技術有了新的提升，人們對風險的認識更加深入。特別是銀行業競爭的加劇、存貸利差變窄、衍生金融工具被廣泛使用，市場環境的這些變化都顯現出原有資產負債風險管理理論存在的局限性。在這種情況下，表外風險管理理論、金融工程學等一系列思想、技術逐漸應用于商業銀行風險管理，進一步擴大了商業銀行業務的范圍，在風險管理方法上更多地應用數學、信息學、工程學等方法，深化了風險管理作為一門管理科學的內涵。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正式出臺并不斷完善，標志著西方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理論的進一步完善和統一，也意味著國際銀行界相對完整的風險管理原則體系基本形成。
80年代至今的20多年，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模式和內容獲得巨大發展的時期，回顧20多年來銀行風險管理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歷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理論與實踐成果幾乎都凝結在《巴塞爾資本協議》當中。因此，對于商業銀行風險管理來講，《巴塞爾協議》的誕生和完善，是國際銀行界風險管理革命性的成果。尤其是巴塞爾委員會先后于1999年6月和2001年公布了《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第一稿)和(第二稿)。新巴塞爾協議全面繼承以1988年巴塞爾協議為代表的一系列監管原則，繼續延續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以信用風險控制為重點，著手從單一的資本充足約束，轉向突出強調銀行風險監管從最低資本金的要求、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約束等三個方面的共同約束。
可以說，新巴塞爾協議充分體現了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理念的發展方向，如果說在巴塞爾資本協議誕生前的銀行競爭還屬于無序競爭的話，那么在巴塞爾資本協議規范下的銀行競爭將是以風險識別、度量、評價、控制和風險文化為內容的銀行風險管理能力的競爭。這對于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是我國商業銀行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和標準。
二、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存在的不足
與國外銀行相比，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在內部管理和外部環境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從外部來看，銀行風險管理所需要的外部環境還不成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信用體系尚未健全是重要的原因。此外，外部監管和市場約束的作用還遠遠沒能充分發揮，在我國，銀行業信息披露還很不規范和不完備，外部監管部門的監管措施還相對簡單，市場對銀行的外部約束作用還有待加強。
從銀行內部來看，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在觀念、技術、方法等方面也與國外先進銀行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第一，在風險管理認識上存在差距。在國外銀行，十分重視風險——收益匹配的原則，把控制風險和創造利潤看做同等重要的事情。但在我國商業銀行中，對風險管理和業務發展的關系認識還有差距。第二，風險管理理念上的差距。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還不到位，仍以信用風險管理為主，對市場風險、操作性風險等重視不夠。二是在風險管理的過程中缺乏差別化的理念，忽略了不同業務、不同風險、不同地區之間存在的差異，不僅不能管理好業務風險，反而容易產生新的風險。第三，風險管理方法上的差距。與國外風險管理方法相比，風險管理量化分析手段欠缺，在風險識別、度量等方面還很不精確。第四，風險管理體系上的差距。體系的健全和獨立是確保風險管理具有超前和客觀的分析能力的關鍵。但在我國，一些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往往還不健全，風險管理受外界因素干擾較多，獨立性原則體現不夠。第五，信息技術上的差距。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改善風險管理方法最大的障礙是風險管理信息系統建設嚴重滯后，風險管理所需要的大量業務信息缺失，無法準確掌握風險敞口，直接影響到風險管理的決策科學性。
三、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任務及要求
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基本任務可以分為兩部分，從商業銀行內部看，風險管理的基本任務是通過建立嚴格的內控制度和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最大限度的防范風險和確保銀行業務的健康發展，從而實現銀行股東價值的最大化。從商業銀行外部看，風險管理的基本任務就是通過加強商業銀行監管，進行金融體系的改革和完善，從根本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為了實現風險管理的基本任務，盡快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必須滿足三個方面的要求：
第一，要適應業務發展要求。商業銀行是以盈利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為核心的企業，業務發展是商業銀行的根本任務，沒有發展本身就是風險。不顧風險的發展和不顧發展的“零風險”都是不對的，風險管理并不是杜絕風險，而是在資本配比的范圍內實現風險和收益的合理匹配。
轉貼于
第二，要適應外部監管要求。隨著銀行業的不斷發展，外部監管越來越嚴，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將監管部門的監管作為三大支柱之一。外部監管對商業銀行來說，是合規經營的外在力量，也是加強風險控制的內在需求。監管法規是金融競爭中的“游戲規則”，銀行風險管理只有與外部監管相適應，才有機會在平等的市場競爭中取勝。
第三，要適應國際先進銀行風險管理發展趨向的要求。隨著國際銀行業的不斷變化，風險管理的方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仍將繼續。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產生時間還很短，與國際先進銀行還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國商業銀行必須緊跟國際風險管理的發展趨勢，及時掌握銀行風險管理的先進技術和理念，以適應日益激烈的競爭需要。
四、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能力
按照國際先進銀行風險管理的理念和經驗，結合我國商業銀行的特點和要求，筆者認為，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發展方向應努力做好五個方面的轉變，以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第一，風險管理內容由信用風險向信用、市場、操作性風險轉變。隨著銀行業務的不斷復雜化，銀行的風險由原來的信用風險為主發展到多種類型風險共同作用。與此同時，國際銀行業對各種類型風險的認識程度和管理能力也在逐漸提高，風險的管理由管理單一風險到管理多種風險，體現了現代銀行風險管理的發展方向。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不僅要對信用風險進行管理，而且應更加重視市場、操作性、法律等各類風險的管理。
第二，風險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向直接、間接管理相結合轉變。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方法和手段還比較簡單，一些銀行風險管理還主要以直接管理為主，如審批授信項目、清收不良資產等。但從未來風險管理的發展趨勢看，要進一步發揮間接風險管理的作用。
第三，風險管理對象由單筆貸款向企業整體風險轉變，由單一行業向資產組合管理轉變。目前，隨著經濟活動的變化，企業經營特征、資本運作的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審核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為主要內容的信用風險管理方法已經不能適應防范風險的要求，子公司、關聯公司、跨國公司等復雜的資本運營模式使風險的表現形式更為復雜和隱蔽，這就要求風險管理要由對單筆貸款的管理向對企業的整體風險轉變，不僅要對財務情況進行審查，還要關注企業的經營管理、股權結構、對外投資以及全部現金流。同時，要把風險管理的視角從一個企業擴大到整個行業、市場的變化，在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強調系統性風險的研究。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最終過渡到資產組合的風險管理和資本制約下的組合模型的管理。
外部監管風險范文6
[關鍵詞]商業銀行；操作風險；風險管理
[中圖分類號]F832．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6）04－0045－04
操作風險是指由不完善或有問題的內部操作過程、人員、系統或外部事件而導致的直接或間接損失風險（Basel II，2003）。“操作風險伴隨著每一筆信貸業務而如影隨形。”（Alexander J． Muermann，2001）實踐與研究成果顯示，操作風險長期以來未受到與其他類別風險同等的重視，匱乏的研究也難以提供較為成熟的風險管理技術（樊欣等，2003）。1995年，巴林銀行破產案給國際銀行界極大震動。該案揭示“即使銀行符合資本充足性的要求，也可能因為操作風險而陷入經營困境”。（Hoffman，1998）
一、操作風險管理的重要意義
隨著金融服務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技術在金融業的應用和發展，銀行業務經營及其風險組合變得更為復雜。技術系統的更新、交易量的提高、日趨復雜的交易工具和交易戰略、網絡銀行的發展、法律和監管體系的調整和監管要求的日趨嚴格等，都增大了金融機構面臨的操作風險。實踐證明，操作風險比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更為廣泛地分布于銀行經營管理的方方面面，并給銀行經營造成了越來越多的損失（Hoffman，1998）。繼巴林銀行破產案后相繼發生的大和銀行11億美元的虧損事件以及2001年愛爾蘭聯合銀行的7億美元虧損事件等都源自操作性風險。巴塞爾委員會風險管理小組2002年6月的一項調查表明，損失巨大的突發事件導致大額損失報告事項增加是一個明顯的趨勢（Padraic Walsh，2003）。操作風險的客觀存在及其增長，迫使金融機構提升其運作效率和可靠性，加強操作性風險的監控和管理。
在銀行業操作性風險損失明顯增長的背景下，從業者對操作風險管理日益關注。《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于1999年6月、2001年1月和2003年4月，分別了三個版本的新協議征求意見稿，把操作風險、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一并納入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框架，既是近年來國際金融界日益注重操作風險管理的制度體現，同時，也是從全面風險管理和保持銀行體系穩定的角度對操作風險管理的新要求。因此，以新協議的公布和實施為標志，商業銀行必將面臨一個如何根據新的監管要求有效引入操作風險管理的現實問題（Christine．M，2001）。
二、操作風險管理的相關研究：問題與爭議
有關金融風險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經濟學的核心內容，由于全球金融系統的一體化進程加快以及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風險管理的理論和實踐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然而，這種發展是不均衡的，其中有關市場風險度量和管理理論與實踐最豐富，信用風險的研究開展得最早，近來也形成了一個研究的，唯有操作風險的研究至今未形成統一的理論框架。
1．操作風險的界定
對于操作風險的定義現在有多種看法（Hoffman，1998；BBA／ISDA／RMA，2000），討論的焦點是哪種風險應該計入操作風險以及哪種操作風險應該是開展風險管理活動關注的焦點。幾年前，銀行通常將操作風險定義為除了信用風險或市場風險之外的所有風險（Jams Lam，2001），如今業內則普遍接收了巴塞爾委員會的定義：操作風險是指由不完善或有問題的內部操作過程、人員、系統或外部事件而導致的直接或間接損失風險。但Andy Kuritzkes（2001）對銀行操作風險進行分類，認為如果風險定義為收益的不穩定性，則操作風險是指除金融風險（信用、市場、ALM、保險）外的非金融風險。而非金融風險可以進一步劃分為三類：內部事件風險（由于內部失誤造成的損失）；外部事件風險（由于不可控的外部事件造成的損失）；以及業務風險（由殘余的收益不穩定性造成的損失，而不是來自事件風險）。他將全部的非金融風險粗計為資產的2．0％，而將BIS II界定的操作風險定義為內部和外部事件風險，粗計為資產的0．8％。Andrew和Hal（2002）在2002年6月26日舉行的就資本充足率進行討論的國際金融系統討論會上，對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提出的通過資本準備金控制操作風險的做法也提出了異議。Andrew和Hal將銀行風險分為金融風險和非金融風險，指出新巴塞爾協議定義的操作風險僅僅是非金融風險的一個子集，包括了內部事件風險和外部事件風險，而將業務風險排除在外。James Lam（2001）則認為，巴塞爾委員會的定義是就“一般意義”而言的，建議銀行構造符合自身目標的定義，關鍵問題是是否將業務風險和名譽風險作為操作風險定義的一部分。而對于風險事件發生的頻率以及影響力的討論，現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雖然頻率高影響小的事件仍然是內部管理的重點，但操作風險管理的重點應該是頻率低影響大的事件。
2．操作風險的度量
自操作風險管理系統提出之后，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學院派觀點。一個學派認為，如果沒有度量就沒有管理，因此，集中研究操作風險的量化工具，例如，損失分布，風險指示器以及經濟資本模型。繼1998年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關于操作風險的報告之后，1999年巴塞爾委員會又在其咨詢意見稿中確立了包括操作風險在內的銀行風險最小監管資本要求原則，這是推動操作風險模型化的標志性事件。一時間，操作風險量化模型得到了極大發展。
而另一個學派則堅信操作風險無法有效量化，因此，集中關注更人性化的定性方法，如自我評價、風險繪圖以及稽核調查。John Drzik（2001）認為，操作風險管理應該更注重改善管理實踐而不應過于強調操作風險的度量。監管者的最佳作用是通過要求銀行機構評述所采用的控制操作風險的適當步驟來推進有效的操作風險管理。
兩個學派之爭是人與機器的典型戰爭。如今，操作風險管理的實踐者越來越認識到，最好的操作風險管理實踐是將兩者結合起來。James Lam（2003）基于一致化操作風險管理基準體系的關鍵特性，提出了7因子經濟資本模型。他認為，一致化操作風險管理基準體系應滿足兩個基本要求。首先，它應同時支持操作風險的度量與管理。其次，ORM基準體系應將相互依賴的信用、市場和操作風險結合起來，作為企業全面風險管理（EWRM）程序的一部分。基于這兩個要求，操作風險管理基準體系有五個關鍵特性：（1）平衡定性和定量工具；（2）提供早期警告并逐步升級；（3）影響業務活動；（4）反映環境變化；（5）合并互相依賴的風險因素。根據這五個關鍵特性，Jams Lam提出了包含收益乘數、操作邊際、內部指示器、外部指示器、模型風險、系統風險、金融風險乘數7個因素的經濟資本模型。
3．操作風險的管理手段
關于操作風險的管理手段，《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操作風險提取監管資本的要求引起了銀行業和一些學者的極大關注，人們關注的焦點除了在于如何衡量操作風險，以便適當地配置監管資本外，更有不少學者產生質疑。
Alexander Muermann（2001）認為，操作風險管理是銀行依據特殊目的用于限制資金暴露而進行的特別保險，而監管者的資本要求可能是不必要的，因為在銀行操作風險的特殊性質下資本的再分配未必一定能規避像巴林銀行這樣的重大事件。
Karen Petrou（2001）強調了操作風險管理的兩個重點：（1）監管者的作用不應該是利用不明智的風險承擔來防范銀行個體的失誤，相反，他應該防范由于整個行業內薄弱的風險管理造成的系統性銀行失誤。因此，監管資本并非最佳辦法。（2）第二支柱和保險的作用應該是監管者關注的重點，這會促使銀行度量自身風險并采取適當措施進行緩解。Petrou還評論了美國、歐洲和日本銀行系統間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導致在歐洲和日本，預留資本準備金成為天然的解決辦法。然而，內部控制和良好的度量手段是美國的最佳解決方案。其中，主要差異在于美國的監管水平較高但監管范圍較小，只有銀行處于監管中。
Charles和Richard（2002）認為，新巴塞爾協議提出的用最低資本要求控制操作風險的方法并不適宜。私人保險和過程監管在控制操作風險方面比資本要求更有效。私人保險有如下好處：將操作風險轉移給第三方，引入市場監管和約束以及具有風險敏感性的保險成本。過程監管則通過要求金融機構在適當的地方采取適當的過程和程序識別、度量、監督和控制操作風險，加強風險控制的私人市場動機。相反，巴塞爾協議中提出的控制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并不像私人保險和過程監管一樣具有風險敏感性。而且利用過程監管和私人保險可以進一步避免在巴塞爾協議中由于差別對待低風險企業的反競爭效果。
Andrew和Hal（2002）認為，與銀行為獲取金融回報有意識地主動承擔的金融風險不同，操作風險是銀行業務不受歡迎的副產品。銀行可以在事前采取重要步驟來減輕操作風險暴露，而不是在事后依靠資本準備金來吸收損失。銀行管理操作風險時面對的并非風險與收益的權衡，而是風險和規避成本的權衡。規避操作風險的方法也因內部事件和外部事件風險而不同。內部事件風險從本質上講是內生的，它們來自于內部過程、人員或系統的失誤。防御內部事件風險的第一條戰線應該是管理控制。銀行安全防御操作失誤的關鍵決定因素并不是它所持有的資本水平，相反，如何管理好銀行則處于首要地位。即使預留更多資本準備，操作失誤照樣會發生，交易損失會繼續攀升直至資本耗盡。外部事件風險是由企業不能控制的外生因素引起的。因此，外部事件不包括道德風險并且存在互不相關的傾向，這使得它們成為保險的良好對象。對大多數銀行來說，保險是防御外部事件風險的第一條戰線。在利用保險將風險暴露轉移給第三方的同時，銀行還可以采取內部手段來減輕外部事件帶來的后果。相對于有效的管理控制和保險而言，資本準備至多是銀行防御操作風險的次優機制。但荒謬的是，從最低操作風險資本要求來看，資本準備實際上充當了減少操作風險的障礙。因為如果銀行必須預留出最低操作風險資本準備金，就無法有足夠的資金進行管理控制或購買保險以減少操作風險，使其低于與最低資本要求一致的風險水平。
綜觀前人對操作風險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目前存在以下問題和爭議，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1）操作風險的界定問題：尋求“共性”還是“個性”？
（2）操作風險的度量工具如何選擇？
（3）如何確定一致化的操作風險管理（ORM）基準體系？
（4）如何綜合利用監管資本要求、內部控制和保險有效管理操作風險？
三、操作風險管理對我國商業銀行的挑戰
從全球范圍看，盡管操作風險已經給不少金融機構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損失，新協議也從制度化的角度對操作風險管理提出了近乎標準化的要求，但迄今為止已經建立起有效操作風險管理體系的銀行并不多見，操作風險的管理結構、程序、方法、工具和模型也遠遠沒有信用風險管理和市場風險管理那樣成熟。2000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風險管理小組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大部分金融機構對操作風險的量化仍處于初級階段，多數銀行對風險指標的追蹤還處于起步階段（Haggerty,2001），還有很多銀行根本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即使追蹤數據的銀行在風險管理或分配經濟資本時對如何使用數據也不十分清楚。同時，多數銀行還不具備將風險定義、數據收集、風險評估和管理、資本配置以及管理機制完全統一起來的程序。
國際商業銀行在操作風險管理方面尚處于初級階段，“我國商業銀行的操作風險管理尚在起步階段，定量研究幾近于無”（樊欣等，2003），主要原因是：銀行業務類型與國外銀行相比有很多空白，銀行董事會和管理層對操作風險缺乏足夠的重視，全面風險管理的意識和理念尚未真正確立起來；銀行內部和管理層次過多，風險控制機制不完善，操作風險管理的基礎工作相當薄弱；操作風險的管理結構、程序、方法、工具和模型遠遠沒有建立起來甚至處于空白的狀態，操作風險管理體系建設明顯滯后；操作風險管理人才不足，激勵機制不健全，操作風險管理缺乏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王廷科，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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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Research on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Disputations
LU Xian－wen
（Lishui Radio ＆ Television University， Zhejiang, Lishui 32300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