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翻譯美學研究綜述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翻譯美學研究綜述范文1

《譯學辭典》對翻譯美學的概念是這樣界定的:“揭示譯學的美學淵源,探討美學對譯學的特殊意義,用美學的觀點來認識翻譯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并運用美學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譯不同文體的審美標準,分析、闡析和解決語際轉換中的美學問題;在充分認識翻譯審美客體(原文)和翻譯審美主體(譯者)基本屬性的基礎上,剖析客體的審美構成和主體的翻譯能動作用,明確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的關系,提供翻譯中審美再現的類型和手段,以指導翻譯實踐”。因此,翻譯美學對文學翻譯實踐和理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英若誠與《茶館》原著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經典話劇《茶館》劇本故事發生在維新運動到成功這50年期間，以裕泰茶館的王掌柜為貫穿人物，描述以北京各階層人物為縮影的中國廣大群眾在這一社會背景的生活狀態及其最后不同的命運去向，由寫裕泰茶館的興衰路程而反映出，清末到民國時期，再到抗日勝利初期階段中國百姓生存狀況變化。

英若誠(1929―2003)，我國著名表演藝術家、翻譯家、話劇導演。在中外戲劇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3、英若誠《茶館》英譯本再現文學的美學價值

劉宓慶的翻譯美學理論中，就翻譯而言，審美再現是使一切審美活動塵埃落定的終端環節。審美再現一般遵循的規律是：對審美客體的審美構成（TAO全部審美信息）的理解對理解的轉化對轉化加工結果的加工對加工結果的再現。可見再現的起點就是理解。筆者通過分析，認為審美客體只有通過審美主體的理解和表達才能實現其美學價值的再現，力求實現語義信息和美學信息的統一，形式美和意象美的統一。

1）詞語的翻譯

《茶館》中嘆詞的貼切運用對傳情達意起了重要作用。對《茶館》中頻繁出現的嘆詞“唉”，英若誠根據人物說話的語氣，結合上下文的語境，譯或不譯，都力求體現人物當時的心情和說話的語氣，力求表現原文的“美”。

2）習語的翻譯

《茶館》的語言是老舍先生從活的日語中提煉出來的，英若誠在處理習語時采用了靈活多樣的翻譯手法，保證了劇本的需要，體現了原文的美。例如：

茶客乙:那總比沒有強啊! 好死不如賴活著，叫我去自己謀生，非死不可!

Second Customer: Still that ’s better than nothing! A dog ’s life better than no life. If I were to earn my own living，I ’d surely starve.

英譯以形象的英諺“A dog’s life better than no life”代替漢語中的慣用表達法“死不如賴活著”，從而使譯文像原文一樣具有極強的表達力.

3)對白的翻譯

人物對白是《茶館》主要構成。在翻譯人物對白時，英譯盡量避免使用主謂賓齊全的完全句，多用簡潔明快、朗朗上日的不完全句和簡單句，很好地再現了人物說話的神態。例如：

吳祥子: 逃兵，是吧?有些塊現大洋，想在北京藏起來，是吧?有錢就藏起來，沒錢就當土匪，是吧?

老陳: 你管得著嗎?我一個人就揍你這樣的八個。(要打)

宋恩子: 你?可惜你把槍賣了，是吧?沒有槍的干不過有槍的，是吧?(拍了拍身上的槍)我一個人揍你這樣的八個!

Wu Xiangzi : Deserters , right? Trying to hide in Beijing，with a few silver dollars in your pockets，right? When the money runs out，become bandits，right?

Lao Chen: None of your bloody business! I can lick eight of your sort with one hand!(Prepares to fight)

Song Enz: You? Pity you sold your gun，right? Bare hands aren’t no match for a gun，right?(Patting the gun under his gown) I can lick eight of your sort with one finger! right?

特務吳祥子和宋恩子與逃兵老陳的對話中二個“……是吧?”充分體現了特務抓住逃兵把柄的得意神氣。逃兵自不會乖乖就范，回答的語氣也相當強硬。干凈利落的日語化措辭用句，刪繁就簡，不譯多余累贅的話，創造性地使用借代手法生動再現了原文生動的對話場面。

4）中國文化中稱謂的翻譯

由于受“家國”的宗法倫理影響，在我國，常把親屬關系詞匯引申作社交稱謂。《茶館》雖然只有二幕，但事件多，人物關系復雜。譯成英語時，繁多的稱謂是譯者面臨的一個難題。英譯無論在處理親屬稱謂還是社交稱謂，都充分考慮到了讀者理解人物之問關系的即時性需求。例如：

王利發:怎樣啊?六爺!又打得緊嗎?

Wang Lifa:How are things，my friend?Is the fighting fierce?

王掌柜跟警察打招呼，稱警察為“六爺”，英若誠將其譯為“my friend"，準確表達了原文寒暄的語言功能。

翻譯美學研究綜述范文2

>> 腦功能與消化道功能互動的研究進展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功能與社會互動的渠道研究 幼師生教育見實習實踐中的情感互動功能與漸進養成研究 自主學習中心的功能與應用 移動充電車的功能與結構設計 建筑的功能與美學價值研究 門診醫生站的功能與效果分析 企業培訓效果評估的功能與方法探微 微博在移動學習中的應用效果研究 動機、歸因、自我效能與運動學習效果的相關研究 運用網絡平臺共享互動功能提升傳媒類課程教學效果的研究 基層黨建工作中移動學習互動平臺建設的研究 互動式教學在小學數學中的功能與效用 科技語篇的功能與翻譯研究 審計免疫系統的功能與效能研究 校外教育陣地功能與教育形式的研究 化學新課程實驗功能與教學模式的研究 學前教育集團的功能與發展研究 關于執行功能與權力關系研究設想的綜述 城市街道功能與環境的多元性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2]包漢宗，李海良.高校移動教育平臺的構建[J].電腦知識與技術，2011（11）：33-35.

[3]姜新春，陳章其.網絡教學平臺支持移動學習的探討[J].現代教育技術，2009（9）：68-70.

[4]劉建設，李青，劉金梅.移動學習研究現狀綜述[J].電化教育研究，2007（07）.

翻譯美學研究綜述范文3

從莎士比亞時代開始，西方莎學研究至今已有400年的歷史，歷經新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直到后現代時期，其間的理論思潮此起彼伏。特別是20世紀以來，各種文學流派都把莎士比亞當成作其理論的試金石，形成了蔚為壯觀、紛擾繁復的景象。而其中現代主義的豐富解讀使得莎學研究的意蘊得到了無限的擴展和延伸，所出現的專著和文章，可謂浩如煙海，令人望洋興嘆。近讀李偉民教授的《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深切感受到作者對莎學研究執著的探索精神。著者文化視野宏闊，文獻資料豐實，理論闡述清新，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見的厚重佳作。通觀全書，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論之。一、資料翔實，研究深入細致筆者也是莎學研究愛好者，經常拜讀李偉民的文章，覺得李偉民先生不僅研究認真，而且還花大力開展莎學情報資料工作。本書的撰寫也不例外，體現了他一貫的認真扎實的學術風范。在此之前，他全面搜集、分析了近年來年外國文學刊物、高等學院學報、社科院系統刊物、文藝理論與批評刊物、戲劇與文化類刊物上發表的莎學文章，論述了中國莎學新時期發展的軌跡，為今后的中國莎學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他先后撰寫了《1993-1994年中國莎學研究綜述》《、中國莎士比亞及戲劇研究綜述(1995-1996)》《、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著作與論文的引文分析和評價》、《1993-1994年高等學校學報(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亞研究論文的引文分析與評價》《、艱難的進展與希望———近年來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述評》《、二十世紀末中國莎學研究綜述》《、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論文的統計與分析》《、中國莎士比亞翻譯研究五十年》《、臺灣莎學研究情況綜述》等，以及朱生豪、梁實秋、張泗洋、李賦寧、楊周翰、卞之琳的莎學研究思想等系列論文。“這些系列論文在中國莎學研究史上第一次對中國莎學研究文獻情報成果從質和量兩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計量研究;對中國莎學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層結構進行了文獻計量學角度的對比評價，通過對中國莎學文獻引文有關數據的分析與比較，論述了中國莎學研究的主要特征、趨勢，客觀地揭示了中國莎學學術研究的學科動向、進展以及現階段的學術水平”。[1]27這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對這本著作的撰寫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在《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書后，僅主要參考數目就列了20多頁，足見作者的資料搜集范圍之廣、力度之深。當然，這不是一般莎士比亞批評的資料匯編，而是這些年來作者在莎學研究領域勤奮耕耘，“十年磨一劍”，厚積薄發的一部學術性著作。

二、結構模式新穎獨特，富有創見和開拓精神首先，在緒論中，作者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作為起點，從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契丹人”切入，細細梳理了莎士比亞在中國的傳入、接受和影響的歷史流變。全書內容分為七章，作者從《哈姆萊特》入手，進而進入悲劇的文本與舞臺，以及莎氏歷史劇和戲劇的人民性與人性的關系;另外，對莎氏的傳奇劇和詩歌批評進行了專門探討。第五、六兩章是本書的一大亮點，莎士比亞翻譯批評和莎氏戲劇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的還原與變形也是莎學研究者值得深入的一個領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評方式，特別是現代性的莎學批評更是值得關注的。莎士比亞悲劇研究歷來是莎學研究中的重點，四大悲劇又構成了莎氏悲劇中的重點《，哈姆萊特》研究則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沒有按部就班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記下莎學研究的“流水帳”，而是從《哈姆雷特》著手，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國形象批評在中國的演進以及對哈姆雷特的形象認識辨析，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我們知道，對待哈姆雷特這個不朽的人物形象，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眾說紛紜，多棱鏡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霧里看花，使人琢磨不透。李偉民從哈姆雷特強烈的自殺意識、一個極端利己主義者以及對女人的看法和行為等幾個方面深入細致的論述了哈姆雷特不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對哈姆雷特在中國的形象問題，作者提出了應該全面看待這個人物形象而不是僅僅局限于一個人文主義者的觀點。應該從人民性、人文主義者、并非人文主義者進行研究。事實上，在哈姆雷特身上，很難看到人文主義的思想精神，卻存在相當多的非人文主義思想。接下來，在第二章，作者從莎氏四大悲劇出發，探討了中國語境下文本與舞臺的莎學批評演進。重點論述了作為舞臺演出的莎氏戲劇在進入中國后對中國本土戲劇的影響以及對莎翁戲劇的改編接受情況。莎士比亞的貢獻除了悲劇之外，歷史劇和喜劇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作者從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與人性的獨特視角出發，進一步探究了莎士比亞批評在中國語境下的接受與認識。莎士比亞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偉大的戲劇家和詩人，也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評價他是最“偉大的戲劇天才”，把他的作品譽為“世界藝術高峰之一”。歷來文學研究家們都把莎士比亞當作試金石，作為檢驗其理論的依據。因此，對莎學批評也不可能是單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方式。進入20世紀，由于莎士比亞的豐富內涵及深遠意義，傳統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批評日顯局限。歷史學派針對浪漫主義對莎劇詩性、閱讀性和不可演出性的無限擴大和盲目崇拜，研究莎士比亞與當時歷史背景的契合，包括研究伊麗莎白時代的劇院、舞臺及演員表演，揭開了對莎士比亞“現代”解讀的龐大序幕。于是，種種冠以“現代主義”、“現代性”、“現代派”等以“現代”語詞為核心的解讀此起彼落，甚至一涌而上，使這一世紀的莎評既呈現出極其壯觀的景象，又放射出無比怪異的光芒。其壯觀固然體現出了莎士比亞研究的可喜成果，其怪異卻也展示了對莎士比亞的無限夸大和歪曲，并產生了對莎學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取多元化的視角對莎學研究在中國的接受背景與選擇方式進行了深入探究，從“莎士比亞化”和“席勒式”的批評演進為出發點，從哲學上矛盾對立和美學范疇來認識這一對文學觀念的深層涵義。

三、宏闊的理論視野和文學批評理念第五章:從歷史走向未來。主要論述了中國莎士比亞翻譯批評50年的發展脈絡，也是本書的另一個特色。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莎評通過對蘇俄莎評的譯介，特別是對莎評的譯介，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聯系自己國家和民族命運，中國人對莎作有了更深的體會。20世紀30年代對蘇俄莎學的介紹，從總體到細微處對莎士比亞的劇作也有了較系統的觀照。這一時期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深受蘇聯莎評的影響，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莎士比亞被中國的政治涂上了各種油彩，在中國政治的影響下不斷變臉。階級斗爭的政治環境對中國莎學研究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在中國莎學中，翻譯莎士比亞作品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評論、研究與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出在中國莎士比亞傳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構成了評論、研究與演出的基礎。”[2]272中國的莎學研究大都是從文本出發，但是卻鮮有人對他們的翻譯經驗，翻譯研究中的各種批評觀點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學理的探討。顯然，這與翻譯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極不相稱的。有鑒于此，作者對20世紀后50年的中國莎士比亞翻譯批評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對此有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作者不僅對這一時期的莎士比亞翻譯作了資料性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從具體譯家出發，通過梁實秋和魯迅對于莎士比亞翻譯的論爭進一步探討了翻譯中的理論問題。另外，莎劇翻譯中的版本問題也是值得關注的。在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中，版本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在早期的莎作翻譯中，相當多的譯者忽視了莎作版本的選擇。早期的莎劇譯者或限于條件或考慮不夠，一般不大講究版本。朱生豪、梁實秋采用的是牛津版，而牛津版在19世紀的莎學版本中，地位實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選擇上或因條件限制，或因認識不足，因而對版本問題注意不夠;那么在對莎氏時代的語言的性質、語音、拼法和詞匯的研究就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一些莎作的翻譯受到了批評。顧綬昌認為，粱實秋譯的莎劇，在文字上顯得干燥乏味，每句似乎都通順，合起來整段卻不像舞臺上的對話，并且譯文語氣很少變化，原文詩意也很少保存，這是譯文最大的缺點。朱生豪譯文雖做到“明白曉暢”，然而喜歡重組原句，損益原文，不是太羅嗦，就是太簡，有些譯得比較優美的段落，往往又過于渲染鋪張，它的最大缺點是任意漏譯，并且譯文中還時常夾雜些不必要的詮釋。[2]285本書在研究莎士比亞翻譯批評的基礎上進而對莎士比亞翻譯批評的思考，不僅總結了中國莎士比亞翻譯的成果，也提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如對莎氏翻譯家比較系統、全面的翻譯思想的探討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亞翻譯批評中有些批評的目的并不在翻譯批評本身，而是為了思想和文學論爭的需要。這樣的批評雖然也涉及到對莎作的翻譯批評，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莎作批評，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學、翻譯觀點的論戰。[2]304-305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仍然與莎士比亞時代的問題有很多相似之處:生死、戰爭與和平、人與宗教、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等和諧問題都是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因此，閱讀莎士比亞、研究莎士比亞，目的是從文化、文學傳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視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藝術精髓，結合中國莎士比亞批評的特點進行闡釋，為我們今后把握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通過對莎士比亞作品的批評以及對這種批評的梳理，或許我們會在現代意義上更為深刻地理解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2]505這是因為莎士比亞是英國的，但同時他又是屬于世界的。約翰遜曾這樣稱贊莎士比亞作品的永恒性“:一場洪水所堆積的泥沙被另一場洪水沖走了，但巖石始終堅守陣地。時間的洪流經常沖刷其他詩人們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亞像花崗石一樣不受時間洪流的任何損傷。”[3]125李偉民莎學研究的視野開闊，研究方法多樣。在這本專著中，讀者可以看到偉民的莎學研究涉及了各個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有文本研究、比較研究、辭書研究，也有莎學傳記研究、莎學批評研究和莎學家的研究，還有從文獻計量學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論結合，以中國當代莎學發展史為線索，又對莎學研究的發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見解。總之，研究角度豐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種多樣，充分顯示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富有創見的莎學學者思想的活躍和視野的開闊。總的來看，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國語境下對莎學研究的“全景式”解讀。正如著者在緒言中所說，中國莎學組成了一個多聲部的規模宏大聲音色彩鮮明響亮的長篇巨制交響樂，而蘊涵其中的“莎士比亞批評”則顯示了我們中國人比較的眼光，構成了中國莎學研究的最鮮明之處，形成了中國莎士比亞批評的特色。在《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中，李偉民先生對這種特色加以梳理，勾勒其歷史的痕跡，研究中國莎士比亞批評的規律。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的本質和特色，掌握文藝批評規律，提高對莎作的鑒賞水平和批評的理論水平。

參考文獻:

[1]　曹樹鈞.簡論四川學者李偉民的莎學研究[J].四川戲劇，2002(5).

翻譯美學研究綜述范文4

[關鍵詞] 出口產品 商標翻譯

一、文獻綜述

商標的命名與翻譯研究同經濟的整體發展趨勢同步。筆者曾對中國大陸商標、商標詞及商標翻譯的研究（1979年～年2005）進行過綜述。近期在通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1979年至2006年）所查閱的相關論文415篇中，只有32篇針對我國出口產品商標的英譯進行了專門研究。最早專門探討出口產品商標英譯的文章是刊登在1991年《英語知識》第三期由文旭撰寫的“漫談商標的英譯”。32篇論文中發表于1991年～2001年之間的僅有8篇。直到2001年底中國正式加入WTO，中國企業開始認識到國際競爭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出口產品商標的命名和翻譯問題日益凸現。學界對漢語商標英譯的探討才有所升溫。但是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遠遠落后于外來商標的漢譯研究。不過，仔細研讀所查文獻，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中國出口產品商標的命名和翻譯原則。

彭石玉（2001:）從文化因素入手，闡述了商標詞的文化屬性及商標詞國際化的跨文化傳通實質；提出漢語商標詞國際化至少有四種途徑：音譯法、對譯法、直稱法和拼譯法，并且明確指出拼譯法最為理想。

筆者也非常贊同此種方法，它與不少學者提到過的音義結合、諧音兼義等都有異曲同工之效。但是對于如何才能達到這種理想效果，學界討論不夠深入。直到2004年，安亞平分析了中國名牌產品商標詞的譯名特點，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如過多采用拼音，不注意文化忌諱，重名現象嚴重等；接著從等效翻譯的角度，闡明翻譯的方法可以靈活多樣:如套用譯法、臆造法；進而將臆造法具體劃分為：拼音調整、拼寫變異、組合拼譯等，原則是要取得譯名和原名在營銷功能上的等效（安亞平，2004）。

朱亞軍（2003）則從商標命名的符號學原理出發，指出“商標翻譯不是由原語到譯語的單項文本材料的簡單替換，而是在明確原語商標符號指代關系的前提下，結合譯語的語言特點和語境因素進行的二度創作過程。”他依據符號學翻譯觀，提出了商標翻譯的“從主原則”、“關聯原則”和“簡明原則”以及相應的翻譯策略：傳統翻譯方式和當代商標名的翻譯方法。

綜上所述，我國商標翻譯研究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發展，從少人問津到談論熱點，從當初的英譯漢到目前的漢譯英，所取得的成績可喜可賀。但是，該領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和缺憾。楊全紅等（2003）就尖銳地指出過商標翻譯存在的問題：“人云亦云多，標新立異少；閉門造車多，外向合作少；主觀臆斷多，實際調研少；自以為是多，客觀討論少；單向思維多，多向審視少”。這些問題在出口產品商標翻譯的研究中尤為突出。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商標翻譯研究與實際運用脫節嚴重，導致研究的片面性和實際操作中的盲目性。例如，翻譯界多談論的是商標翻譯中音、形、意（指稱與聯想）的對等，很少顧及商標的基本特性――合法注冊。因此，筆者曾指出商標翻譯為跨學科性研究，譯者或命名隊伍應同時具備語言學、語用學、翻譯學、營銷學、美學、法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李淑琴，2006）。

雖然學界提出眾多的理論和方法，但這些理論和方法是否得到了驗證？出口企業在命名或翻譯其產品商標時能否有意識地去運用？至今國內此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見，而針對北京市出口企業商標翻譯研究則是空白。因此筆者主持的課題組在以上綜述基礎上，通過《北京市出口產品商標命名和翻譯問卷》（以下簡稱《問卷》），對北京市出口產品的商標翻譯現狀進行抽樣調查，以驗證已有理論和方法的實際運用情況，同時對所得數據進行分析，以便發現目前北京市外銷產品商標命名或翻譯中已有的經驗和尚存的不足,以及應對建議。

二、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對象及內容

1.調查的目的和方法

本次調查主要采取問卷調查方式。該《問卷》專為北京出口產品商標命名和翻譯狀況的調查而設計。其目的在于了解在京出口企業及其商標命名和翻譯的現狀，以便總結經驗，找出不足；在于驗證學術界廣為宣傳的一些原則是否被運用在了企業命名和商標設計當中,以及運用的程度，以便為探究出口企業及其產品的商標翻譯原則、策略提供實證依據。

2.調查對象

截止至2006年2月北京進出口企業已達 10365家。由于本研究主要以出口產品商標的翻譯為主，故選擇了50家有出口業務的企業或公司于2006年11月進行問卷發放，答卷人必須為該機構負責營銷或商標業務的管理人員。12月中回收問卷45份，經過嚴格篩選，合理評估，確定對33份具有可信度和有效度的問卷進行分析。

3.調查內容

(1)企業基本信息及商標注冊情況；

(2)企業對商標設計的重視程度及商標設計隊伍構成；

(3)商標翻譯原則和方法；

三、調查結果及分析

1.公司或企業的基本信息和商標注冊情況

企業或公司的基本信息，包括其創辦時間、英文名稱、產品主要出口國家或地區等，是商標翻譯或命名的語境因素，直接影響譯名的選擇。

在33家受調查的企業中，28家有相應的英文譯名，約占總數的84%。尚無英文名稱的企業，產品多銷往港澳臺地區。這說明多數企業認識到了英譯名稱在國際營銷中的重要性。但是，在這些英文名稱中，約36%只不過是漢語拼音+行業或公司性質的英文，與國際上較為通用的企業名稱規范：地名（漢語拼音）+英譯名（意譯/直譯）+行業和公司性質（對應的英文詞）不一致。漢語拼音對于不懂漢語的人來講，不過是一個符號而已，其原名中承載的文化內涵無法傳承。這一現象在出口產品商標的翻譯中更為嚴重。請看表1的商標注冊情況:

*因同一企業或公司有多種產品多個商標

在33個受調查對象中，國內注冊的商標共36件，國際注冊的為23件，其中1949年之前創辦的企業出口產品商標國際注冊為100%；但真正意義上的英文商標僅有11個，不及總數的一半，暫不說其譯文的優劣。這些英文商標都出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企業，而三個老字號不是漢字就是拼音，要么是漢字拼音一起上。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老字號漢語商標多以創始人姓名或地名命名，即“專有名詞商標”，專有名詞商標采用音譯與已有的翻譯原則相符;其二是這些企業走出國門較早，當時學界對于出口產品商標研究匱乏，商界沒有意識到商標命名應內外有別，所注冊的拼音或漢字只是起到法律保護作用，商標的宣傳、美感等功能完全被忽視了。另外，2001年后成立的新公司產品雖然也銷往世界各地，但只有一個有國際注冊商標，另有兩個待轉入。故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斷定，某些新興企業對出口產品商標的國際注冊還沒有足夠重視。他們認為，新產品不像老字號那樣有名氣，不大會有人非法搶注，先把產品打開銷路再注冊不遲。可是這種僥幸心理往往給境內外的不法分子可乘之機。此類教訓比比皆是。

2.企業對商標命名的重視程度及商標設計隊伍構成

要有一個好商標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投入，無法達到目的。我們完全贊同學界對商標設計人員專業的要求。專門設計了商標設計的資金投入及商標設計隊伍的教育背景，目的在于了解企業對商標設計的態度，同時驗證我們所認為的設計人員專業配備是否與實際相符。

在商標設計的資金投入方面，《問卷》中給出了4個選項:

商標設計的資金投入占產品市場開發總投入的比例大致為:

a)不足1‰ b)1‰-5‰c)5‰-10‰ d)10‰以上

雖然目前商界對商標設計投入的比例尚無確切數字，本課題經征求眾多專家意見，暫定了上述四個選項。結果顯示，選擇前兩項a、b的分別為19 和7，約占總數的85%，這說明大多數企業在商標設計上投入的資金偏少。進而說明受調查的企業對于商標尤其是商標命名及翻譯在商品宣傳和確立自己品牌上的作用認識還不夠。相比之下，大型進出口公司，尤其是跨國公司則特別重視商標品牌的命名和翻譯，投入較大。

商標設計隊伍構成及其人員知識和經驗背景，不容樂觀。兩個選題均為可多選項。在商標命名者中，選擇公司管理層和公司發起人的分別是16和13，各約占調查總數的48%和39%，而選擇專業命名公司的只有6，約占總數的18%。

該項調查說明，為圖省事省錢，商標命名往往是一個或幾個企業領導商量拍板就定,不管參與人員是否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和背景。但商界經驗告訴我們，在命名商標上花大功夫、大價錢是推廣產品事半功倍的訣竅。國內大公司及國外大部分公司已經形成慣例，請專業命名公司，下大力氣設計商標品牌, 以謀取好商標的潛在利潤。如Lenovo就是聯想公司花幾百萬元由香港Future Brand公司精心設計的。這些很值得北京其他企業深思。

如果不動用專業命名公司，由自己企業內部定奪，參與設計的人員是否具備了相關專業背景呢？結果如下:

這個結果與上面的商標設計者一題，揭示了同一現象：在調查的企業中，設計商標時，實際上很少有管理或營銷以外的專業人員參與。現代商標的選擇只注重美觀是不夠的，發音、寓意、易于注冊尤為重要，尤其是外銷產品的商標名稱。

如果上面兩項是對企業以往商標命名或設計的調查，那么下面一題則是對當前北京出口企業對于商標命名或設計相關專業的認識調查。

在眾多專家論及的專業中，本課題選擇了討論較多的13項。為比較起來方便，特設為打分題，請答卷人在13個學科或專業中選出對商標設計最重要的5個，并對所選的5個專業按重要性打分，5分為最重要，依次遞減。

根據得分，選項可分為四檔：得分最高的是：營銷學、美術設計、語言學，其次是經濟學、心理學、管理學，第三檔的是文學、廣告和翻譯，最后的是歷史、音樂及其他。這一發現與我們的預期基本相符。但是公司或企業在商標命名上實際做法與他們的理想之間存在差距；語言學在商標命名中的作用日趨明顯并為企業所認可；但是對翻譯在出口產品商標選擇與設計中的作用還不夠重視。

3.商標翻譯原則和方法

以上調查都是為本部分的研究作鋪墊。企業對商標設計的態度、設計人員的相關知識直接影響出口產品商標的確定。本部分主要調查本市企業在商標翻譯中所采取的方法或策略。為更好地取得有效數據，我們避開研究成果中晦澀難懂的術語，用較為大眾化的表述設計了以下三個題目：新產品在國際市場銷售時命名情況（出口產品的命名原則），譯名商標與原名的關系（具體翻譯方法），英文商標的突出要素。試看以下具體分析:

a)、b)為兩個對應的選項，選中率幾乎相似。這說明，出口企業在將商標推向國際市場方面還處在較為矛盾的探索階段，對外銷產品商標的命名還沒有達成共識性原則。淡化生產地概念，從一定程度說明北京的出口企業對自己的產品和服務還沒有足夠的信心，因此盡量淡化商標中的中國特征，帶著面具參加國際競爭。但是，針對銷售國家、地區的特點，考慮文化差異，卻是普遍接受的觀念。商標翻譯中的文化意識值得提倡。

在對原商標與譯入語商標的關系調查中，我們發現，選擇直接翻譯或者漢語拼音的各占25%.44%的企業選擇“在外文中尋找不僅字面而且內涵都能對應的譯名”；而選擇重新命名商標的只有6%。這一數據與問卷開始部分的商標注冊信息基本相符。進一步暴露了北京出口企業在商標翻譯上存在的不足。近一半的企業不重視英文商標的選擇，導致簡單的直譯和漢語拼音商標泛濫。

意識到找尋發音、字面與內涵意義對應商標譯名的企業或翻譯研究者，固然值得褒獎。但是，掉以輕心甚至盲目地信手拈來某個貌似對應的詞，其危害更大。究其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是因缺乏專業人員指導所至，但也有的是某些學者的片面分析或人云亦云。例如北大方正的“founder”譯名，曾在商標界備受推崇。原因是英文的[f]與漢語的“方”諧音，語意又是人們常見的“締造者、創造者”，有的人甚至還說給人以“堅實”的寓意，或許是與“foundation”聯系在了一起。殊不知，“founder”一詞另一用法可作動詞，意思是“（船的）沉沒”、“（房屋、土地）坍塌”、“ (計劃等)失敗”(陸谷孫，1993)。如果當時此商標翻譯者翻一下詞典，或許不會用“founder”一詞。只知道人云亦云的人們若多一點思考，也不會把這個譯文捧上天。

選擇英文譯名商標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直接選用詞義尚好的普通詞匯，如“四通”――stone。該英文詞當時在中國尚無注冊，但在國際能否注冊尚未調查。一些對產品具有明顯吹捧的詞匯在許多國家的商標法中都不允許注冊。前些年一直看好的“聯想”――legend，則因境外他人注冊在先而不得不更名。幾百萬的更名費是小，更大的損失是原有商標所承載的內涵和在已有客戶中的認知度也隨之失去。因此，在出口產品商標命名和翻譯中，除了語言、語用、營銷、美學等方面的考慮外，必須了解目標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法律知識。

為深入了解在京企業商標英譯時常用的方法,以及存在的不足，同時了解眾說紛紜的商標翻譯原則和方法在商標命名中的實際運用情況，我們專門設計了為下面內容打分排名的選項。

這項調查結果表明，企業在選擇英文商標時，最注重的是其形式、內涵、發音三位一體的美感組合，與當前研究一致。“符合商標法”選項排在了第二，說明企業對注冊的重視，而這一點在以往的翻譯研究中并未給予足夠重視。其次是商標的含義包括內涵、美好聯想，以及商標內涵與企業整體發展的關聯性。在商標內涵和（醒目）外形的選擇上，前者得分近乎后者的3倍。不難看出，出口企業已經開始意識到商標內涵與外形的關系，可是內涵豐富的英語商標，靠的是通曉英語的語言學家和翻譯工作者。得分較低的是涉及歷史、地理、政治、宗教等文化方面的選項。這表明多數企業對外銷產品商標翻譯的認識還只停留在商標詞指稱意義層面，對在文化大語境下的商標命名和翻譯原則知之不多。幫助企業克服異域文化障礙正是我們翻譯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企業較重視“符合商標法”、“商標與企業整體發展戰略之關聯”和“不違背政治因素”等選項給我們的啟示是：經濟類商標論述中提及的原則已在企業家喻戶曉，并得以應用；而語言學和翻譯界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時為企業所用的原因，則主要是研究人員和刊登研究成果的載體遠離企業。另外，商標翻譯研究閉口不談商標注冊或只重視英譯商標的音、形、義之美的研究也是片面的、不合時宜的。

四、結論

這次對在北京市出口企業產品商標翻譯的問卷調查和分析，基本反映了本市出口企業產品商標翻譯的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多數企業對產品商標內外有別給予了一定重視。著名企業產品商標命名和翻譯逐漸走向規范化、多元化。企業對商標英譯有了更多理性思考，從營銷戰略的高度、長遠發展的高度對待商標命名和翻譯。另一方面，由于國內企業向國際化發展尚處在起步階段，部分企業及其產品商標的英文譯名不符合國際慣例。其原因與國內大環境有關。截至到目前，中國工商行政管理局對新注冊的企業不要求英文名稱，對商標注冊也無此要求。但是面對國際大環境，想求企業的長久發展，北京企業必須主動面對挑戰，新企業及產品商標命名之初就應該中英文對照或有一個國際化的好名稱。但是，英譯名并不是簡單的字字對譯，更不是簡單的漢語拼音。要做到一步到位，不走彎路，就必須有一個專業化的商標設計隊伍，小型企業命名可以向專業人員咨詢或求助。因此，我們的建議是：加大商標品牌命名的資金投入,以確保企業未來的發展；加強企業商標設計隊伍建設，商標設計應有語言學、翻譯學等以往企業管理者易于忽視的專業人士參加；學術界進一步加強企業及產品命名和翻譯研究，將系統的理論應用到企業商標命名和翻譯之中，及時檢驗、及時修正；同時，密切關注國際上該領域的最新發展，將最為有效的翻譯和國際化命名原則和策略最快傳遞給相關企業。相關政府部門也應加強出口產品商標的翻譯和注冊管理力度，督促和指導出口企業的自主商標盡快與國際接軌。只有國家、企業、學術緊密結合，才能研發出能夠代表企業整體形象、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成功商標。

參考文獻:

[1]安亞平:中國名牌產品商標詞譯名分析及其翻譯方法[J].上海科技翻譯. 2004, (4∶43-46)

[2]李淑琴:Trademark Translation from a Sociosemiotic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Engineering[J]. 2006, Vol. 3, No.4, Hong Kong

[3]彭石玉:漢字商標詞的跨文化傳通[J]. 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1, (4∶57-59).

[4]楊全紅李茜:簡論我國品牌翻譯及品牌譯名評析之闕失[J].上海科技翻譯. 2003(3)

[5]朱亞軍:商標名的翻譯原則與策略.[J].外語研究.2003，(6∶29-34)

翻譯美學研究綜述范文5

關鍵詞：歸化；異化；舌尖上的中國；飲食文化；翻譯技巧

一、引言

《舌尖上的中國》從多維的角度展示中國各族美食的特色和內涵。英譯版的《舌尖上的中國》是中華美食文化宣傳的經典之作，作品將字幕翻譯與樸實的人物形象、背景故事巧妙結合，更讓世界了解中華美食的歷史文化。通過知網的搜索發現：《舌尖上的中國》的翻譯研究，多數側重于美學修辭、目的論、菜名翻譯法的研究。本文從《舌尖上的中國》的翻譯實例，探尋異化翻譯在飲食文化外宣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二、歸化和異化理論

勞倫斯•韋努蒂（LauranceVenuti）于1955在《譯者的隱身》文中提出歸化和異化的理論。他主張“以民族主義為中心，把外國的價值觀歸化到譯語文化”及“把外國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表現出來”[1]。韋努蒂極力推崇異化翻譯———“抵抗式翻譯”。[2]換句話說，異化是本著“以作者的角度，為作者服務”的宗旨，按源語作者的思維和表達方式翻譯，強調文化差異，使譯文富有民族異域特色，符合源語文化習慣。異化的優勢在于幫助作者保留本土語言特色，激發目的語讀者的探知欲。近年來國內眾多學者將歸化和異化運用于實用翻譯研究相結合，在跨文化交流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2002年王東風在《中國翻譯》發表《歸化與異化:矛與盾的交鋒?》的文章，對歸化與異化的概念厘定、歷史緣起與理論現狀進行綜述。[3]孫禮致（2002）提出異化譯法要盡量傳達原作的異域文化特色和語言風格,體現作者的寫作特點。[4]何武(2010)指出中式菜譜英譯策略的選擇主要由概念定名與概念闡釋、菜品物質與餐飲文化、異化翻譯與歸化翻譯之間的影響。[5]

三、異化翻譯在英譯版《舌尖上的中國》的應用分析

中國各族人民用精湛的刀工火候和烹飪簡單的食材，在五味的調和中成就了各族特色的美食。如何讓目的語讀者深入了解中華民族美食文化的內涵？韋努蒂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對英語帝國的文化霸權的批判和對譯者主體意識覺醒的弘揚。[6]因此，異化法是民族飲食文化外宣的有效途徑之一。

（一）異化翻譯美食的名稱--傳承民族美食的文化寓意

英譯版《舌尖上的中國》大多使用歸化法翻譯中國美食。如：瑤族的“蕨根糍粑”翻譯為“fernrootcake”、西安的“臘汁肉夾饃”翻譯為“Chinesehamburger”等。異化翻譯的例子，如，白族的炸乳扇:friedRushan；江西的九層皮米糕:Nine-layerricecake;臊子面:Saozinoodles等更能保留中華美食的韻味和神秘感，引起異國觀眾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提升了中國文化的感召力。

（二）異化翻譯美食的工藝———述說美食工藝的人文情懷

《舌尖上的中國》翻山越嶺尋找美食，用鏡頭定格制作的過程，用語言捕捉人物情感。中國味民族風一一展現幕前。異化在翻譯中的運用得當，凸顯中國風：例1（維吾爾族的馕）將小麥面粉發酵后，在特制的火坑中烤熟便制成馕。譯文：Thefermentationofwheatflourisbakedinaspe-cialfirepittomakeNang.例2（藏族的酥油煎松茸）酥油煎松茸在產地更常見。用黑陶土鍋溶化酥油，放上切好的松茸片。譯文：Onepopularlocaldishisfriedpinemushroominbutter.Thebuttermeltsinblackceramicpotbeforepinemushroomssliceareadded.例1和例2，運用異化法翻譯“馕”、“酥油煎松茸”、“火坑”、“黑陶土鍋”，在句式的表達也是保留原文的結構，既解釋了美食制作過程的原料、器皿和工藝，又引申出對食物的深厚情感，凸顯對自身文化的特殊情懷。

（三）異化翻譯美食的起源———詮釋美食的歷史故事

《舌尖上的中國》挑選多個民族歷史特點的美食來闡述歷史來源。琳瑯滿目的佳肴，動人心弦的傳說，令人回味無窮。例3：（豆腐的來源）2000多年前，正是熱衷煉丹的淮南王劉安，在八公山中用豆漿培育不老丹時碰巧加入石膏，無意間促成豆腐的誕生。譯文：ThelocalruleofHuainanLiuAnaccidentallymakeTofusome2000yearsago.ItissaidthatitoccurredwhilehewasintendingtomakeelixirbillfromsoybeanmilkinBagongMountain.Heputsomegypsuminthesoy-beanmilktocoagulateunintentionally.譯文運用異化法翻譯講述豆腐的起源。“豆腐”運用異化翻譯為＂tofu＂可見其知名度和“Jiaozi”,“zongzi”一樣,是中外熟悉的中國美食。“不老丹”是中國傳說中的仙藥，運用異化法翻譯“不老丹”為“elixirbill”,更具中國神話特色和神秘感。

（四）異化翻譯美食的民俗———展示美食背后的傳統習俗

《舌尖上的中國》展示多彩的傳統習俗，如：山西新婚回門吃棗花饃，安徽三月三吃篙子粑粑等等。傳統習俗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歷史性是美食文化翻譯的難點。例4.每年的立冬是請酒神的日子。譯文：Lidong,thestartofwinter,isthedaytoworshipthegodofwine.譯文中，“立冬”是民間歷法的二十四節氣之一，異化翻譯為“Lidong”，耐人尋味。“酒神”的英文一般翻譯為“Bacchus”或“Dionysus”，是西方的酒神巴克斯和狄俄尼索斯。譯文“請酒神”異化翻譯為“worshipthegodofwine”，因為紹興酒的酒神是儀狄。美食的誕生是偶然中的必然，是各民族人民的辛勤和智慧成果。異化翻譯含蓄委婉重展露情感，更有助于讓目的語讀者了解中國的美食文化發展進程。

四、民族飲食文化外宣的異化翻譯

語言的翻譯離不開翻譯法和翻譯技巧的運用。就翻譯法而言，直譯和意譯兩者相互交融于。直譯法強調內容和形式的準確傳遞，意譯法注重原文意思的傳遞，不必拘泥于形式。實例證明，采用直譯法更能保留原文的風格和韻味，體現異化的效果。就翻譯技巧而言，筆者認為音譯、直譯和釋義等翻譯技巧的靈活運用是實現異化的有效手段。

（一）音譯法

對于目的語讀者熟悉的飲食文化的介紹，可采用音譯法，保留原汁原味的中國特色。如，豆腐：tofu、馕：nang、粽子：zongzi、餃子：dampling等。

（二）音譯加釋義法

對于目的語觀眾不熟悉的飲食文化的介紹，可采用音譯加釋義法，提高文化的影響力和理解力。如：黃饃饃:huang-momo(yellowsteamedbun)、泡饃：paomo(steamedbunswithbeeformuttonsoup)、酒曲：jiuqu(fermentation)。

（三）直譯法

美食背后的人物形象,如，麥客：wheatman、白案：whiteboard、魚把頭:fisherchief、鏟刀幫:bladeband等；美食的烹飪器皿，如，井鹽（saltwell）、火坑（firepit）、鏊子（griddle）、窯洞（cave）、黑陶鍋（blackpotterypot）等；常見的中式菜肴，如，干炒牛河：stir-friedricenoodlewithbeef、香煎馬鮫魚：friedMackerel、油燜冬筍：deepfriedwinterbambooshoot等，采用直譯法更簡潔明了，形象貼切。

（四）音譯法加直譯法

以地名或人名命名的美食文化，可采用音譯法加直譯法。如：諾鄧火腿：Nuodengham、柳州螺螄粉：Liuzhousnailnoo-dle、蘭州牛肉拉面Lanzhoubeefnoodle。合理運用異化策略，輔以適當的文化闡述，能使目的語讀者接受并傳播中國飲食文化，提升本國文化的地位。[7]但任何的譯文沒有完全的歸化和異化。完全的異化，會讓目的語讀者迷惑不解。完全的歸化去迎合目的語觀眾，會降低自身的文化魅力。翻譯中要找到歸化和異化的平衡點，潛意識增加異化處理的比例。

五、結語

聞名世界的中華美食吸引著各國的美食愛好者。在對外文化交流中，翻譯是一項重要的手段和載體。要讓外國的觀眾了解領會中國文化，又要保留和體現文化特色，對譯者是個巨大的挑戰。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交流的發展，要求我們創新運用多種翻譯手段，有效拉近讀者，挖掘不同文化中的共同情感屬性，激發不同語境中的情感共鳴，才能完整準確形象地展示本國文化特色，在日益激烈的文化強競爭中取得主動權。

參考文獻：

[1]VonutiLawrence.TheTranslation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Publishing,1995:20-40.

[2]張曉世，耿小超.韋努蒂翻譯理論：文化負載詞匯的救星[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2012(11):1209-1212.

[3]王東風.歸化與異化:矛與盾的交鋒[J].中國翻譯，2002(5):24-26.

[4]孫禮致.中國的文學翻譯:從歸化趨向異化[J].中國翻譯，2002(1):40-44.

[5]何武.跳出菜名譯菜譜———影響中式菜譜英譯策略選擇的幾組關系[J].外語學刊，2010(4):132-134.

[6]王寧.解構、后殖民和文化翻譯———韋努蒂的翻譯理論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9(4):51-56.

翻譯美學研究綜述范文6

關鍵詞：近年;賽珍珠英譯《水滸傳》;研究綜述

根據相關文獻記載，集結了多元文化背景的女作家賽珍珠及其作品在中國和英美國家被接受和認同的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變：第一階段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的爭議中被肯定的階段;第二階段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倍受敵視與冷落的階段;第三階段是八十年代以來的被重新發現和歷史地評價的階段。近年來，其英譯《水滸傳》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界的關注與重視，既受到了諸多的贊譽，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評，相關研究呈現多元化與縱深化。

一、視角豐富

綜觀近年賽珍珠英譯《水滸傳》的相關成果，研究視角頗為豐富，已經觸及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陌生化、歸化異化、改寫、雜合、文化闡釋、接受美學、語用、功能目的等視域，研究方式主要包括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

從女性主義視角研究賽譯《水滸傳》的學術成果包括多篇碩士學位論文與核心期刊，甚至CSSCI來源期刊的文章，主要有以下觀點：邱曉娟認為賽珍珠是一名女性主義者，她提倡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女性應該勇于追求真愛，用實際行動提升女性社會地位，這些都能在其英譯《水滸傳》中的女性稱呼語、咒罵語、社會標記語、漢語四字格成語、有關女色或眷戀男女關系的措辭和慣用語中找到理據，旨在消除原文中暗含的性別歧視[1];吳靜認為賽珍珠雖不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譯者，但她卻是當時時代背景下難能可貴的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譯者，賽譯《水滸傳》的一大亮點就在于通過個性化的策略使原文中帶有偏見的、受歧視的女性形象變得立體、豐富和多面，具體體現在譯文中體現出的女性形象對權利政治的反抗、譯者從不同角度挖掘人物形象及其采取的干涉的語言策略。

后殖民主義視角下的主要觀點包括：胡天賦將賽譯《水滸傳》置于后殖民主義的語境中加以審視，譯本在原文人物的再現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譯文語言風格有很大的轉變，人物形象發生了嚴重的變形和扭曲，甚至出現了歧視英雄人物的案例，他還提出重譯和修訂這些后殖民主義色彩頗重的譯例。張明蓉從后殖民視角切入，探究了賽譯《水滸傳》中語言、文化和文學三個層面的雜合現象，還分析了該譯本中雜合現象的積極意義及其對于漢語的國際推廣與對外翻譯工作的啟示。唐艷芳指出了賽譯《水滸傳》研究中實際存在的問題，即數量少，質量差，長期遭冷落等;在翻譯選材和翻譯過程中，賽珍珠都體現了尤為突出的主體性;在策略選擇上她傾向于以原文為導向，雖聲稱自己的翻譯方法是“直譯”，但在譯文中更多體現的是其對于差異的追求。

陌生化處理方面，許燕探究了賽譯本在美國出版后隨即獲得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譯本的語言特色、敘事形式以及文學范式上多維度的陌生化取向;同時提及了賽譯本在國內遭受冷遇甚至批評的原因，一方面是國內批評者對譯本語言考量的出發點在于其閱讀英語的慣性思維，另一方面是沒有顧及《水滸傳》原文的語言特色和譯語讀者的審美期待。此外還提出賽譯本的陌生化取向給中國作品有效走向英語世界最大的啟示是把握好譯語讀者的審美要求與情趣來調整相應的翻譯策略。徐劍平和梁金花分析了賽珍珠英譯《水滸傳》的動機和目的，結合譯本中諸多綽號、習語、雜體詩的實例來探究其翻譯語言的“陌生化”處理情況，且強調了“陌生化”技巧運用的適度問題，因為適度的“陌生化”能通過增加譯語讀者的感知難度和延長審美時間增強他們的審美，而過度的“陌生化”可能使譯本語言晦澀難懂，讀者的接受度大大降低。

“誤譯”方面，張榮梅以譯者身份為出發點，為賽譯《水滸傳》中所謂的“誤譯”正名，提出譯文的研究不能脫離譯者身份而孤立地開展，而賽珍珠正是通過雜合的譯文追求其終生的理想，即平等與正義的文化交流。馬從賽珍珠英譯《水滸傳》的翻譯風格、翻譯目的和翻譯過程出發，評述了其被頻頻引證和猛烈抨擊的“誤譯”的發現和傳播的經過，并有理有據地澄清了這一莫須有的“誤譯”，還指出“誤譯”暴露了翻譯評論或者翻譯批評中盲目追隨和主觀臆斷的兩種不良傾向，更提醒翻譯不單單要顧全語言層面，還應了解譯者本人的翻譯目的及其翻譯決策[2]。

譯者主體性方面，唐艷芳結合譯者所處的及其譯著產生的時代背景和譯者主體地位從后臺走向前臺的歷史演變，著重探究了賽珍珠英譯《水滸傳》選材方面的主體性，主要論證了譯者為何選擇《水滸傳》、為何是七十回的版本以及為何將標題譯成All Men Are Brothers等問題，最后強調應該歷史地，宏觀地去考察影響和決定譯者主體與時代背景之間的互動機制，審視賽珍珠的翻譯觀與創作觀的統一性。

敘事框架方面，張榮梅借鑒蒙娜?貝克（Mona Baker）的翻譯敘事觀，從時空框架設定、標示式框架設定、選擇性采用框架設定以及參與者的再定位四個方面評析了賽珍珠英譯的《水滸傳》，指出賽珍珠英譯《水滸傳》的目的也是通過上述框架的設定而達成，其敘事策略受到了自身文化立場和社會現實中諸多權力因素的影響，也表現出了她對原語文化的負責態度及其以敘事構建現實的姿態。

接受理論方面，鐘再強從原著、譯著以及讀者三個方面分析了賽譯《水滸傳》在西方廣受好評的原因，發現原著廣泛的國際聲譽與精湛的藝術特色，譯作的可讀性、流暢性和翻譯策略，“第一批讀者”的“名人效應”，譯者的綜合素質等因素成就了賽譯本久盛不衰的巨大成功。

改寫理論方面，王文彥以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和三個關鍵詞為基礎，從宏觀方面對影響賽珍珠翻譯過程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即譯者的意識形態、詩學觀念和贊助人不僅影響了譯者對于《水滸傳》原文版本的選擇與書名英譯，譯本題材、主題與譯語風格的構思，還影響了譯者的翻譯過程與譯本的接受與宣傳。

文化闡釋研究方面，鐘再強剖析了賽譯本研究的國內外接受與發展現狀，以跨文化視域為切入點，探究了賽珍珠英譯水滸的理想訴求及其對于翻譯過程與翻譯結果產生的影響，并結合諸多相關史實與研究成果，對賽譯本進行了歷史定位，同時指出賽譯本目的與超文本目的高度統一，其“突顯差異，有意雜合”的翻譯策略極具前瞻性，借鑒意義重大，譯者的文化和譯者的雜合主義價值觀有助于推動中國文化的“走出去”及中西文化之間的平等交流。李林波認為賽譯本在國內外引起不同反應的主要原因在于該譯本“非正統”的外在形式與“文化鏡子”的內在體現，該譯本反映出賽珍珠面對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時，選擇尊重并力圖在翻譯過程和翻譯結果中表現出來，這種異化翻譯為中西方文化的比較與對話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還指出為了實現翻譯批評的客觀與全面應采用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方式。

功能主義研究方面，游潔首先闡明了賽珍珠英譯水滸及該翻譯活動的策動者的目的，即忠實反映中國文化，傳達原文本中的異，然后從篇章、句子和遣詞三個層面分析了譯者采取的翻譯方法，肯定了譯著在傳播中國文化，創造經濟與社會效益以及推動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功。葉朝成和文燎原以翻譯目的為視角，從文化意象和喻體意象的處理上橫向比較了賽譯本和沙博理譯本中的習語英譯，認為譯者的翻譯預期與翻譯目的決定著譯者的翻譯策略，而翻譯預期功能的實現與否也能為翻譯批評提供新的切入點。康愛霞從目的論的視角對賽譯《水滸傳》中的社會稱謂語進行了分析，通過探究譯本中尊稱、謙稱、貶稱及綽號的處理方式，提出翻譯目的會決定預期目的達成的策略和方法，譯文的確立應注重傳遞原文本的交際目的與文化內涵，考慮觀眾的接受。靳吉麗通過比較賽譯和沙譯《水滸傳》，分析了譯者翻譯目的與影響其翻譯實踐的因素，并結合標題、文本類型、文化專屬性等方面的英譯實例來探討兩位譯者的翻譯策略，以論證功能主義翻譯理論對文學翻譯的適用性。

綜合評價方面，鐘再強梳理了賽譯本研究史上的幾次重要評價，幾位重要的評價學者為魯迅、錢歌川、馬、姚君偉和崔永祿。其中，魯迅并沒有讀過賽譯《水滸傳》的原文，所以他對譯本的評價有失客觀;錢歌川評價賽譯本“豈有此理”，雖然有失偏頗，但卻是當時的時代背景、譯者的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等因素互動的必然;馬和姚君偉在2003年發表的兩篇文章改變了學界對于賽珍珠譯本的“眾口一致，徹底否定”的局面，研究該譯本的視角也呈現多元化，提出的觀點與態度也越來越客觀;崔永祿質疑了賽譯本的題目以及某些翻譯方法，且認為賽譯本的語言欠規范，會造成譯文讀者對于中國文化的誤解，此文的發表又把學界對于賽譯本的評價拉向了“毀譽參半”的局面。

二、局限性

通過回顧賽珍珠譯《水滸傳》的相關研究成果，發現近年來國內學界對于賽珍珠英譯《水滸傳》的評價大致表現為以下三種立場：全盤肯定、全盤否定和中立態度。相關研究成果日益豐碩，研究視域也趨向多樣化，但是這些研究較為零散，成果的系統性不強。此外，有的研究成果還存在一定可商榷之處。一般的研究都是戴著理論的帽子，結合為數不多的譯本中的實例來論證該理論的適應性，或者先為譯本定一個基調，再從譯本中尋找符合這一基調的實例來證明譯者所定基調的準確性，缺乏深入譯本、全盤考察的研究成果，有的實例可能被無數次地援引，甚至出現了以訛傳訛的情況。

以從目的論視角研究賽譯《水滸傳》為例，一方面這類研究較少，另一方面僅有的研究大都圍繞譯者目的、文化交流與對話、譯者策略、譯者主體性等關鍵詞，在研究方法上多為個案分析或者對比研究，論據上一般結合譯本中詞匯、短語、句子甚至篇章中所涵蓋的意象、習語、稱謂語等，旨在揭示譯者的目的、譯者為達到目的所采取的方法與策略、影響譯者翻譯策略的因素、功能主義理論的適用性等。對譯者目的的探究上缺乏多角度的思考，論據上多援引前人用過的，甚至用錯的，論證過程也存在一定的漏洞，在研究目的上應多思考如何辯證地看待譯本以及挖掘譯本的實踐意義，為賽譯水滸的翻譯批評做出新的嘗試。

參考文獻：

[1] 邱曉娟. 賽珍珠水滸傳翻譯的女性主義研究[D].浙江金華：浙江師范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