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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融資范文1

引言

軟件業不僅具有高效益和綠色環保的特點，其發展還能促進其他新興產業的發展，并帶動產業的升級改造，因此，已經成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1]。

負債融資是企業主要融資方式之一，一般認為，適度的負債融資可以憑借利息減少稅收、降低企業資金成本，借助財務杠桿提高資金收益水平[2]。但關于負債融資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尚未有一致性結論。目前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由于債權治理的軟約束和治理弱化的特點，導致負債融資和企業績效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3]；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債務融資具有的避稅效應、消減成本效應、信息傳遞作用、利潤形成效應[4]，其較股權融資更能提升公司的創值能力和成長性[5]，從而有利于提升企業績效。

本文擬運用多元統計分析方法，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在控制企業規模、營運能力、成長能力等因素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前提下，研究我國軟件類上市公司負債融資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

一、假設提出

負債融資的債權治理作用會受到公司規模的影響，公司的營運能力和成長能力影響績效債權融資的盈利效果。同時，企業的規模、營運能力、成長能力等因素會直接影響企業的績效。

（一）研究數據及樣本

軟件類企業包括軟件外包、管理軟件（ERP軟件、財務軟件）、電力行業軟件、金融行業軟件、醫療行業軟件、電信行業軟件、物聯網應用軟件、智能交通軟件、安全軟件以及其他行業軟件公司。本文所選擇的是我國軟件類A股上市公司（以下統稱為軟件類企業），根據2015年中國證監會官方公布的結果，在我國A股上市的軟件類公司共52家，其中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12家，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有40家。本文采用的數據為上述52家公司2013―2015年公開的年報數據。

1.因變量

有學者采用凈資產收益率（ROE）[6]、總資產收益率（ROA）[7]，和每股收益（EPS）[8]作為企業績效指標。凈資產收益率從財務角度來評價企業績效。每股收益通常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是做出相關經濟決策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本文將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作為該模型的被解釋變量。

凈資產收益率為每期期末的稅后利潤與凈資產的比值。每股收益每期期末的為稅后利潤與股本總數的比率。

2.自變量

反映企業債務融資的指標主要有銀行貸款比率（BLR）[7]與資產負債率（DAR）[4]等。選用資產負債率變量是基于該變量能夠全面反映企業總體負債水平，資產負債比率表示在總資產中有多大比例是從債權人處所籌集的，它有助于確定在破產情況下對債權人保護的程度。故將該指標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

資產負債率為每期期末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的比率。

3.控制變量

本文設置了三個控制變量，以更好地控制其他因素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控制變量包括：

企業規模。企業規模使企業競爭優勢獲得多種驅動因素的支撐，競爭優勢會更強、更持久。因此，企業規模會對企業績效產生顯著影響。規模較大的企業相比于規模較小的企業，具有信譽和資產優勢，所以能向債權人舉借更多的資金。企業資產總額能夠更好地體現企業規模。本文使用企業資產總額代表企業規模。

企業資產總額（S），為每期期末的?Y產總額，單位為萬元。

營運能力。企業營運能力能夠優化企業財務結構，加速資產周轉，改善財務狀況，因此，營運能力對企業績效有顯要的影響。而總資產周轉率可以反映企業本年度以及以前年度總資產的運營效率和變化，發現企業與同類企業在資產利用上的差距，促進企業挖掘潛力、積極創收、提高產品市場占有率、提高資產利用率。因此，本文使用總資產周轉率代表企業營運能力。

總資產周轉率（T）。總資產周轉率為每期期末營業收入凈額與每期平均資產總額的比值。

成長能力。成長能力有利于股東對企業創造股東價值程度的衡量，也有利于經營者對作出經營策略和財務策略提供關鍵性因素，所以企業成長能力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突出的。而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是衡量企業經營狀況和市場占有能力、預測企業經營業務拓展趨勢的重要指標，不斷增加的營業收入，是企業生存的基礎和發展的條件。因此，本文使用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作為企業成長能力的指標。

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N）。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為每期期末的營業收入總額同上年營業收入總額差值的比率。

（二）假設提出

對影響軟件類企業績效的因素作如下假設。

負債融資具有股權融資所具備的治理效應。負債融資會減少成本、企業自由現金流，從而加強公司治理，提高公司績效。但是過多的負債會引起企業因負擔不起負債而造成企業的營運風險。因此提出假設1。

假設1 負債融資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由于具有企業規模的企業能保證企業在研發、服務、廣告、銷售等方面的費用投入，并且生產規模和市場規模能分攤、消化這些費用，從而降低產品的單位成本，提升顧客價值。企業規模使企業競爭優勢獲得多種驅動因素的支撐，競爭優勢會更強、更持久[6]。因此，提出假設2。

假設2 企業規模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一般情況下總資產周轉率的數值越高，表示企業的總資產周轉速度越快，銷售能力越強，資產利用效率越高，企業的績效也因此增加。因此，提出假設3。

假設3 收入增長率如果大于零，表示企業的營業收入有所增加，該指標值越高，表明企業的增長速度越快，企業的發展前景越好，企業的績效也就越好。反之，則說明存在產品或服務不適合，銷售方式不對，質量差價格高等方面的問題，市場份額萎縮，企業績效越差。因此，提出假設4。

假設4 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二、模型構建及數據處理

本文采用Eviews7.0統計軟件，運用多元統計分析方法，根據資產負債率與每股收益以及凈資產收益率的關系假設，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9]。

線性模型如下所示：

模型1 以凈資產收益率為因變量的經營績效模型

R（1）i =αi+β1Bi+β2Si+β3Ti+β4Ni （1）

模型2 以每股收益為因變量的經營績效模型

R（2）i =αi+β1Bi+β2Si+β3Ti+β4Ni （2）

其中R（1）i 則表示第i期的凈資產收益的值，R（2）i 表示第i期的每股收益的值，αi為第i期的常量，β1，β2，β3，β4為第i期解釋變量與自變量和控制變量之間關系的系數值，i則表示年份2013年，2014年，2015年。

模型估計結果見表1。

表1顯示，對于軟件類企業，模型1和模型2的DW值基本都在2.0左右，這就說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自相關的可能性更大。而通過查閱DW檢驗表得知，dl和du的值分別為1.5和1.59（dl和du的含義為上下限值），只有2013年以凈資產收益率為因變量時的DW值在dl和du之間，表示不能確定是否自相關，其余年份DW值都是大于du，小于4-du的，說明不存在自相關。同時，模型2的總體顯著性水平高，而從單一變量來看，只有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軟件類企業的主營業務增長率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顯著性的正相關關系。模型2的結果為資產負債率、企業規模、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在90%的置信水平上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只有總資產周轉率沒有通過檢驗，這就說明總資產周轉率對于軟件類企業的影響力小，而負債融資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三、模型的結果分析

1.從兩個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模型1中的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不明顯，而模型2的結果明顯可以看出是負相關關系。這就說明，凈資產收益率并不能夠很好地表示軟件類企業的績效情況，可能是因為軟件類企業目前發展不穩定，盈利狀況不穩定，凈資產收益率的波動性大，不足以表示軟件類企業的業績情況。而每股收益可以根據股數取值的不同，將每股收益全面攤薄并且得出加權平均收益，因此，可以更好的表現軟件類企業的績效情況。

2.模型2的結果反對了假設1，企業績效與資產負債率呈現出負相關，說明了公司要定期償還利息，增加了企業的財務風險，對現金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從而導致企業的績效下降。因此軟件類企業的負債融資的占比越大，企業的財務風險越高，破產威脅就越高，最終導致軟件類企業的價值降低。

3.模型2的結果支持了假設2，說明軟件類企業的規模越大，企業規模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正向效應。這與軟件產業的規模效應有關，軟件行業的特征之一是報酬遞增和自然壟斷特征，隨著行業的大規模、標準化的生產，成本將會降低，市場容量會擴大，整體規模也會增加，從而導致企業的績效上升。

4.模型結果顯示，對于軟件類企業來說，與總資產周轉率的相關性并不大。可能的原因是總資產周轉率反映的是企業的銷售能力，而軟件類企業資產的技術含量高，產品的生命周期短，更新速度快，研發周期較長，因此資產的周轉對于企業績效的影響并不明顯。

5.從模型結果可以看出，對于軟件類企業來說，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越高，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越好。可能是因為企業的銷售能力增加，用戶信息系統在更新時的接收度增加，或者軟件的創新性技術和產品的管理等方面對收入的推動作用，對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的增加提供了依據，使得企業的績效增加。

四、結論與建議

負債融資范文2

關鍵詞：社會資本 負債融資 相關關系

人類自從誕生以來就一直以群居的方式進行生產生活，人與人之間通過各種各樣的關系聯系起來的“社會”也貫穿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從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現階段的信息社會，個體、組織之間的相互聯系從未中斷。正是由于人類歷史發展中存在上述的客觀事實，“社會資本”這一概念自從20世紀80年代提出以來一直是社會科學中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管理學家、經濟學家紛紛將社會資本引入到各自的研究領域中用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

一、研究綜述

（一）社會資本內涵研究綜述 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1986），提出了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概念。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現實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制度化的關系網絡有關，即是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有關。”美國社會學家Coleman（1988）將社會資本的研究進一步擴展。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構成，存在與人際關系的結構中，并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認為社會資本跟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都是生產性的，為某些行為的實現提供便利，缺少這些行為的目的就不會實現。普林斯頓大學教授Portes（1995）進一步深化了對社會資本的研究。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身份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廣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資源的能力。”社會資本作為一種個人能力，不像智力、體力一樣為個人所固有的，而是個人與他人關系中包含的一種資產，是作為網絡成員嵌入網絡的結果，這種嵌入分為理性嵌入和結構性嵌入。只有嵌入網絡成為社會網絡的一員，才具有獲取資源的能力，才能夠擁有社會資本。美國學者林南（1999）以“嵌入性”理論為基礎，將社會資源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相融合，進一步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嵌入于社會網絡中的并且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動中獲取的資源。”按照這一定義，社會資本的概念包含三個成分：一是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二是這種資源嵌入在社會網絡當中而不是個人所擁有；三是這種資源與人的行動聯系在一起，必須要被有目的的行動所獲得才能成為社會資源。社會資本在20世紀90年代才被國內的理論界重視和研究的，大部分學者都是從社會關系網絡的角度來界定社會資本。關于社會資本概念的代表性觀點主要有：將社會資本簡單的定義為社會關系網絡（張其仔，1999）；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自己所用的社會關系網絡和更廣泛的社會結構來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朱國宏，1999）；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邊燕杰、丘海雄，2000）；社會資本是建立在信任和規范基礎上的各種社會關系的范圍與質量（張方華，2004）；社會資本是存在于社會網絡并能被投資者利用以實現自身目的的社會資源（燕繼榮，2006）。

（二）社會資本與負債融資關系研究綜述 Coleman（1990）最早研究了社會資本與融資的關系。認為社會資本能夠增加人們的普遍信任程度，從而促進人們在資本市場上的合作以增加融資的便利程度。Montgomery（1996）認為借款人為了避免社會資本的降低會減少賴賬行為的發生。Woolcock（1998）認為社會資本對于中小企業獲得資源非常重要，尤其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社會資本有利于企業獲得小額信貸。Uzzi等（1999）將企業財務行為嵌入到企業社會關系網絡中來分析社會資本對企業融資行為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嵌入性的銀行關系形成了特殊的治理機制，使得企業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并且能夠有效的降低企業的貸款成本，這是僅靠市場機制難以實現的。就國內研究而言，李路路（1995）得出的結果表明那些有著更多的社會資本的私營企業家能夠比其他的企業家獲得更多的資源，比如私營企業家的親戚朋友的職業地位越高，所能獲得的貸款就越多。戴建中（2001）通過調查發現，有13%的私營企業主在向金融機構貸款時會動用其社會網絡中的各級政府機關的領導干部資源。吳小瑾（2008）通過研究發現產業集群中的中小企業的社會資本水平越高，企業在負債融資中的信用水平就越高，負債融資的便利程度也越高。王越、劉珂（2008）通過數學推導，發現社會資本有利于銀行等信貸機構獲取企業的相關信息，減輕信息不對稱程度，而且社會資本會提高企業的違約成本。謝德仁（2009）發現政府對國有控股公司的“父愛效應”削弱了負債融資的治理作用。楊寶臣等（2010）以2003-2006年A股民營企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政治聯系削弱了負債融資對公司成本的抑制作用，在政府干預程度越大的地區，這種削弱作用也就越明顯。

二、研究設計

（一）理論基礎 （1）社會資源理論。所謂社會資源，指的就是個人通過社會聯系所能獲取的資源，由于每個人的社會聯系不同，所擁有的社會資源也不同，這些社會資源嵌入在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社會資源不僅僅包括物質財富，而且包括象征財富比如聲望、教育、學位、頭銜等等。社會資源不僅包括社會成員所個人擁有的資源，而且還包括位置資源。位置資源指的是由于處在社會網絡的某個特定位置進行位置控制所擁有的特定資源，通常比自我的個人資源有用的多。一個行動者的社會資源即使不投入到實際運用當中，也具有很大的符號作用。社會資源的數量、質量、結構代表著其社會地位的高低，別人通過觀察自己的社會資源，就可以了解自己在必要的能夠時候激活社會關系，動用社會資源的潛力，就能很好的改善社會地位。（2）社會結構理論。所謂社會結構，指的是某些行動者以一定的方式聯系起來而成的結構網絡。這種結構網絡能夠對嵌入其中的行動者發揮功能，有助于行動者獲得各種利益。社會結構不是靜止不動，而是動態變化著的。首先這和自然的變化有關，隨著時間的流逝行動者不斷的發生變化，新的行動者加入，舊的行動者離開，社會結構在一定時間后就不可能保持不變。而且這也和行動者的主觀能動性有關，為了獲得自身更大的利益，行動者就會采取有目的的活動去促使社會結構向著有利于行動者利益的方向改變。或者行動者也會促使現階段有利于自身的社會結構保持穩定，不發生變化。（3）社會關系理論。所謂社會關系指的就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各樣的聯系。本文社會資本概念將其定義為社會成員在日常交往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這種社會關系網絡能夠調動其所控制的資源為其中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服務。社會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網絡，能夠幫助關系網絡中的成員獲取資源。而企業所需要的負債資本作為一種社會資源，也是可以通過社會關系網絡所能獲取的。由于我國企業的負債的行政化和非理性化，即使企業的績效較差，在債務市場上按照正常的途徑難以獲得貸款，也可以通過社會資本運用自己的關系網絡去獲得負債。企業與政府、金融機構的關系越密切，社會資本越高，意味著企業的綜合實力越強。潛在投資者會認為該企業的償債能力較強，即使企業的績效較差，也可以通過社會資本的運用去獲得新的負債以償還債務，維持運營。投資者就會傾向于將貸款借予社會資本較高的企業或者愿意為社會資本較高的企業提供商業信用。在我國企業的社會資本對其獲得負債融資具有促進作用。社會資本越高，越容易獲得負債。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國企業的社會資本能夠運用其所掌握的關系網絡在獲得負債融資的方面為企業提供便利。企業社會資本越高，獲得負債融資能力就越強，那么負債水平就應越高。由此，提出假設：

假設1：企業的社會資本與企業獲得負債融資的能力成正相關關系，即與企業的總體負債水平成正相關關系。

由于企業的負債融資可以分為短期負債和長期負債，為了分別進行研究提出假設2和假設3：

假設2：企業的社會資本越高，短期負債水平也就越高，兩者成正相關關系。

假設3：企業的社會資本越高，長期負債水平也就越高，兩者成正相關關系。

（三）研究樣本及指標選取 本文選取了2007年至2010年證監會行業板塊分類中的房地產行業上市公司得公開數據，并剔除了極端值。所有數據來自銳思數據庫和公開網絡。社會資本指標（Social）：關于社會資本的測量問題一直是一個難題，國內外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測量標準。本文參考前人的研究結果，設計了社會資本測量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指標體系包括兩大層次：個人特征層次和企業特征層次。企業社會資本（Social）指標就是根據上述13個指標得出來的綜合得分，最高為13，最低為0。企業負債指標：本文選取資產負債率、短期負債率和長期負債率三個指標來作為企業負債指標。

（四）變量選擇與模型建立 企業的規模（Size）反映的是企業的大小即總資產的數量，可能對企業的負債和企業績效都有會所影響，本文選取其作為控制變量。企業的成長性（Growth）表現的是企業在一定時期里的經營發展狀況，可能會對企業績效和負債產生影響，本文選取其為控制變量。企業的盈利性也可能會對企業的融資方式產生影響，本文也選取其作為控制變量。為了驗證假設1，本文建立了以下模型：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關于樣本負債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從表（2）可以看出，2007年至2010年，房地產上市公司TDR、CDR、LDR的均值總體呈現上升的趨勢。TDR從2007年的0.570上升到2010年0.622，CDR從2007年的0.452上升到2010年的0.469，LDR從2007年的0.118上升到2010年的0.153。這主要是由于近幾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促使房地產上市公司增加負債融資的需求所致。關于社會資本的描述性統計如表（3），從表（3）可以看出，2007年至2010年度每年度的社會資本指標基本相同，處在同一水平線上，最大值均為10，最小值均為3，均值在6.5左右。由于2007-2010年度樣本公司的董事長基本沒有變動，所以董事長的個人特征指標得分基本相同，企業特征得分每年度變化也不大，相同公司每年度的社會資本指標值基本相同。

（二）相關性分析 從表（4）可以發現，不論是總的資產負債率（TDR）還是長期負債率（LDR）、短期負債率（CDR）均與社會資本（Social）有著一定的正相關關系。LDR與Social的相關系數最低為0.2，TDR、CDR與Social的相關系數比較高，分別為0.434和0.333，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基本符合上文提出關于企業負債水平與企業社會資本正相關的假設。

（三）回歸分析 本文運用SPSS17.0統計軟件，采用OLS最小二乘法進行實證檢驗，得出的結果如表（5）。表（5）為模型1的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解釋變量社會資本（Social）的回歸系數2007-2010年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分別為2.045、2.962、4.427、3.195且均大于零，每年度的F檢驗也均顯著，可以說明社會資本（Social）與企業資產負債率（TDR）成顯著的正相關關系，Social指標值越高，TDR也越高。由此可以驗證假設1。表（6）為模型2的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解釋變量社會資本（Social）的回歸系數 2007-2010年分別為2.198、2.789、3.450、2.150均大于零，且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每年度的F檢驗也均顯著，由此可以說明社會資本（Social）與企業短期負債率（CDR）成顯著的正相關關系，Social指標值越高，CDR也就越高。可以證明假設2。從表（7）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社會資本（Social）的回歸系數2007和2008年度分別為-0.153和0.173，但均沒有通過5%和10%顯著性檢驗，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而2009和2010年的回歸系數為0.978和1.046，沒有通過%的顯著性檢驗只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顯著性程度較弱。每年度的F檢驗均顯著。總體上看，可以認為長期負債率（LDR）和社會資本（Social）并沒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假設3不成立。

四、結論

本文關于企業社會資本對企業負債融資的促進作用的分析得到如下結論：企業的社會資本與企業的總體負債水平成正相關關系，企業社會資本越高，資產負債率就越高。從不同期限的負債來看，企業社會資本與短期負債成正相關關，企業長期負債與社會資本不成顯著的相關關系。原因可能在于長期貸款和發行債券的要求比較嚴格、審批過程復雜、限制較多、靈活性較差，不利于通過社會關系進行融資。本文的結論對我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可能具有一定啟示。要解決企業融資難特別是短期融資的問題，除了政策上的扶持和制度上的支持外，企業應當大力培育社會資本，發展與其他企業和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增進相互之間的信任與合作，以發揮社會資本在獲得短期融資方面的作用，幫助企業獲得充足的資金以滿足企業生產經營的需要。社會關系網絡必須通過投資于群體關系這種制度化戰略來構建，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也應當注重對社會資本的投資。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選取我國房地產行業作為樣本，雖然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但是結論能不能推廣至別的行業，而且由于房地產行業的上市公司數量較少，會對分析結果產生影響。社會資本水平的測量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本文所用的測量指標體系雖然有前人所用，但是是否準確的反映了企業真實的社會資本水平還有待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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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儲成兵：《關于我國上市公司債務融資治理效應的實證分析》，《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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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錦銘：《債務融資的治理效應：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負債融資范文3

【關鍵詞】 金融資產； 金融負債； 抵銷權

一、引言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于2011年1月28日了《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的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目的是為了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和美國公認會計原則（GAAP）關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建立一個共同的標準。此征求意見稿將在修改后替換《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列報》（IFRS32）中的抵銷要求，并且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IFRS7）中的相關披露要求作出修訂。該征求意見稿對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抵銷從目標、概念和相關術語的定義，到具體的抵銷標準、列報和披露等均作出了詳細的規范和要求。相比較而言，我國2006年的企業會計準則對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的規范并不詳細，對于概念性的術語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考慮到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持續全面趨同的要求，國際會計準則的修訂必將對我國相關會計準則產生影響。鑒于此，本文分析了IASB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征求意見稿的相關規范及其對我國相關會計準則的影響。

二、我國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的規范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中規定，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應當在資產負債表內列示，不得相互抵銷，但是同時滿足下列條件的，應當以相互抵銷后的凈額在資產負債表內列示。

一是企業具有抵銷已確認金額的法定權利，且該種法定權利現在是可執行的；

二是企業計劃以凈額結算，或同時變現該金融資產和清償該金融負債。

不滿足終止確認條件的金融資產轉移，轉出方不得將已轉移的金融資產和相關負債進行抵銷。

從上述規定來看，我國對于金融資產和相關負債的抵銷還是持比較謹慎的態度的，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原有規定大體一致。但可以看到，我國企業會計準則沒有說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的目標，沒有界定什么是抵銷，什么是抵銷權，這種抵銷權是無條件抵銷還是有條件抵銷。對于這些基本的概念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界定，必然會對會計實務的操作帶來一定的模糊性，增加了會計人員職業判斷的難度。在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講解（2008）中，雖然提到了抵銷權的定義，但僅僅是一筆帶過地描述。講解還以列舉的方式提出了7種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不能相互抵銷的情形。本文認為這種做法在當前我國企業持有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較簡單且交易較少的情況下是適用的。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企業持有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比重及其交易的復雜性將會不斷增加，以列舉的方法僅僅規范的是在原有環境下可能出現的情形，一旦出現新的情形，則難以應對。因此需要對這些概念有明確的界定，從而為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提供指引和規范，避免我國陷入“救火式”準則的制定中。

三、對IASB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征求意見稿的分析

（一）相關規范及概念界定

IASB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征求意見稿首先說明了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的目標：本準則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抵銷建立了一個原則，即，僅當滿足以下條件時，企業才應當抵銷已確認的金融資產和已確認的金融負債：

1.在與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相關的權利和義務基礎上，企業擁有僅對凈額的權利或僅為凈額的義務（即企業實際上擁有單一的凈金融資產或凈金融負債）。

2.因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導致的金額，反映了企業結算兩項或多項單獨的金融工具所產生的預期未來現金流量。

對于列報的要求，征求意見稿規定，當同時滿足以下條件時，企業應當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進行抵銷，并以凈額在財務狀況表中列示：

1.具有無條件的和法定可執行的抵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權利。

2.有意圖：（1）以凈額結算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2）在變現金融資產的同時清償金融負債。

在其他所有情形中，對已確認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主體應當按照他們作為資產或者負債的性質，在財務狀況表中分別單獨列示。

在這一抵銷標準之后，征求意見稿對于一些關鍵的術語進行了明確的界定。如規定“抵銷”是指一項或多項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以單一凈額在財務狀況表中列示。“抵銷權”指債務人的一項法定權利，根據合同或其他協議，按照來自債權人或第三方的全部或部分到期金額結算或以其他方式清償對債權人的相應的全部或部分到期金額。“無條件的抵銷權”是指該抵銷權的執行力不以未來事件發生為條件的權利。“有條件的抵銷權”是指該抵銷權的執行只能以未來事件發生為條件的權利。“法定可執行的抵銷權”指在任何情況下抵銷權都可執行的權利（即，不論是在正常業務過程中，還是其中某個對手違約、無力償還或破產時均可強制）。另外，征求意見稿還對抵銷標準中的“同時”這一術語進行了界定，即只有當金融資產變現和金融負債清償在同一時間被執行時，兩者才被視為同時發生。這些界定能夠幫助我們全面清晰地理解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的相關概念、標準、范圍，也易于會計實務的操作。

（二）關于抵銷標準的分析

征求意見稿提出，當企業具有無條件的和法定可執行的抵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權利，且有意圖以凈額結算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或在變現金融資產的同時清償金融負債時，企業應當對已確認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進行抵銷。本文認同征求意見稿的抵銷標準，因為抵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法定執行權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構成相互抵銷的基礎，因此這個抵銷權必須除了是法定可執行的外，還要必須是無條件的。若一方以未來發生事項的不確定為由拒絕抵銷，則對于債權人來說是不利的，他們的權利就得不到保障。同時，在企業確定打算行使這項權利或同時結算時，以凈額為基礎的資產和負債的抵銷更能恰當地反映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金額和時間以及這些現金流量承受的風險。因此企業在進行抵銷時，應該要滿足征求意見稿提出的標準。

（三）關于無條件抵銷權的分析

征求意見稿提出，當且僅當企業擁有無條件的和法定可執行的抵銷權時，才要求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必須抵銷。該提議規定，無條件的和法律上可執行的抵銷權必須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可執行的（即，在正常的商業進程和對方違約、無力償還或破產等情況下都是可執行的），且此執行力不能視未來事項而定。本文支持這一觀點，具體原因如下：

因為抵銷權是債務人根據合同或協議而具有的法定權利，未來事項不應該影響到抵銷權的實現。規定無條件的抵銷權在任何情況下都可執行并且執行力不能視未來事項而定，這樣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在抵銷制度下，一方面可以免除當事雙方履行債務的行動，方便當事人，節省履行費用；另一方面互負債務的當事人一方財產狀況惡化，不能履行所負債務時，通過抵銷起到擔保作用，如出現一方當事人破產等事項，對方履行支付的財產將作為破產財產，而未收回的債權要求在各債權人之間平均分配，這顯然不利于對方當事人。而通過抵銷，可以使對方當事人的債權得到迅速滿足。從這一點來說，無條件的抵銷權要求在所有情況下都可執行，并且執行力不能視未來事項而定，這樣可以實現在任何不利情況下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

（四）關于多邊抵銷協議的分析

征求意見稿對滿足抵銷標準的雙邊和多邊抵銷協議都要求抵銷。本文認為滿足抵銷標準的雙邊抵銷應予以抵銷，但是對于多邊抵銷應當謹慎。由于多邊抵銷涉及到多方主體，假如多邊協議涉及到的主體不同，協議的性質亦不同，相關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在此基礎之上的多邊抵銷顯然是不合理的。即使抵銷所涉及的協議、主體在各方面都相似，多邊抵銷使原本就已復雜的報表更難以理解，而且審計和監管也會有困難；另外，多邊抵銷協議的存在可能會導致報表使用者更難以根據列示的凈額去評估企業預期的未來現金流量，這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定義的目標是相違背的。同時多邊抵銷還有可能將這些企業捆綁成一個利益整體――導致關聯交易的產生。因此，不管是從可操作性上講，還是從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上說，在多邊協議的抵銷方面應該出臺更為詳細的操作細則。在抵銷披露上，企業除應該披露相關抵銷金額等信息之外，為方便理解，在考慮成本效益原則下，還應該較為詳盡地披露多邊抵銷金額計算過程或選擇其他更易理解的方式披露。

（五）關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披露的分析

征求意見稿中11-15段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抵銷問題提出了詳細的披露要求，但是筆者不完全同意征求意見稿所有披露要求。因為，披露如擔保協議、以公允價值計量確定的組合層面的調整數，以反映主體對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的凈暴露，包括那些權利的性質和管理層如何確定每種類型等，這些信息雖然對信息使用者了解其公司起到很大作用，但過多涉及企業商業秘密，一旦被其競爭者獲悉，可能給公司造成巨大損失。同時，如此細致的披露要求，無形中增加了會計人員的工作量，而且存在信息過度披露的問題。這會導致公司考慮其成本效益原則，不愿過多披露。因此，這樣的披露要求，可能執行起來會較為困難。

四、對我國相關會計準則的影響

IASB對關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的修訂已進入征求意見階段，因此其未來實施的可能性極大。一旦進入實施階段，將會對我國企業特別是金融機構產生重大影響。例如有關多邊抵銷的問題，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2006）》中并沒有涉及。考慮到我國當前的各項制度還不是很完善，在我國實行多邊抵銷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因此我國在企業會計準則的持續全面國際趨同過程中應該認真考慮這一方面的問題，積極向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反饋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和看法。

另外，考慮到我國對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的相關規范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規范仍存在較大的差異，我們需要研究制定我國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的一個完整的相關規范，包括抵銷的目標、抵銷標準及相關概念、列報及披露等要求，以更好地應對未來環境變化而產生的新問題。因此，國內會計理論界與實務界都要加強對國際會計準則的相關研究，以便更好地應對國際新形勢，實現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向國際財務報告的持續全面趨同。

結束語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IASB對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抵銷目的是很明確的，即為實現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和美國公認會計原則（GAAP）下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建立一個共同的標準。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要求及其披露等相關內容的修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和美國公認會計原則之間要求的不一致，實現IASB與FASB之間準則的趨同。我國作為新經濟體的國家之一，應該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會計準則的修訂過程并及時反饋意見，向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反映我們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維護自身的權益。總體來說，IASB對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銷的修訂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對于一些規范，如多邊抵銷協議的處理、抵銷的披露要求等，可能會帶來一些潛在的問題（如利潤操縱，關聯方交易），涉及商業秘密，披露成本過大等，這還需要我們今后作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 財政部會計司編寫組.企業會計準則講解（2008）［M］.人民出版社，2008.

負債融資范文4

負債融資的公司治理效應[1]是指債權人利用法律和合同所賦予的權利,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基礎上采取一定的方式或方法,對債務人——負債公司及其經營者或經理人員行為進行的監督控制或激勵約束,從而對負債公司的治理機制和治理績效所發生的影響或帶來的效應。

隨著社會生產規模的擴大,業主所有制的古典企業逐漸進化為現代公司制企業,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逐漸分離,企業引入了專業的管理人員,企業經營效益不再受業主本人能力的限制,由此產生了委托—關系。但是,管理者與所有者兩個行為主體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管理者因為企業不是其所擁有的,所以可能更加傾向于在職享受和消費,而所有者則希望其資本增值。而信息不對稱是廣泛存在的,使得股東無法對管理者進行完全監督,或者監督的成本大于監督所帶來的效用,這樣,企業的控制權實際上掌握在經營管理者手中。

在經理人員對企業絕對投資不變的情況下,增大投資中負債融資的比例將增大經理人員的股權比例,從而可以降低成本。并且,在大股東絕對持股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大投資中的負債融資比例將增大股權集中度;在法人股絕對持股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大負債融資的比例將增大法人股的持股比例。如果債權人對公司的約束是硬的,那么,在股權分散、法人或管理層持股較小的情況下,增加負債融資一方面相對提高公司的股權集中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增加大股東的監督力度和管理者與股東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債權人將承擔起對大股東和管理層的監督和約束職能。如果外部中小股東通過一定程序將自己的監督權委托給大的債權人,這樣一方面滿足了中小股東“搭便車”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使大債權人更好地發揮監督作用。這樣因負債增加而使股權相對集中和管理層股權比例相對增加而提高他們追求績效的動力,同時負債也使失敗的風險增加從而使債權人的監督加強,促使大股東和管理層多努力工作少個人私利。兩方面作用結合在一起,將大大提高公司的經營績效。因此,負債通過相對提高管理層持股比例和股權集中度,一方面增加了管理層的激勵,降低了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的成本;另一方面,債權人的監督約束了大股東的私利行為,避免了大股東對中小股東的侵害。可以說,負債融資對公司治理具有正面效應。

2、中國負債融資的公司治理效應分析

(一)中國負債融資的公司治理效應現狀

因為長期以來,中國公司尤其是國有公司預算軟約束的情況相當嚴重,至今仍未硬化(鄭江淮,2001),為此在中國的國有企業中負債融資的公司治理效應并不是正面效應。謝德仁(1999)提出了這一悖論并進行了解讀。進一步說,中國上市公司的情況又如何呢,于東智(2003)、王四滿(2005)等很多學者通過研究,上述“負債融資對公司治理具有正面效應”的結論也不成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負面效應,即體現為負債融資對公司治理效應的弱化與惡化,或稱負債融資公司治理效應的弱化與惡化。

(二)中國負債融資公司治理效應的弱化與惡化原因

1.股權融資偏好和便利使得債務融資無法限制經理人員濫用現金流。很多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股權融資偏好,表現為盡可能利用在證券市場上增發和配股的機會獲取股權資本,排斥債務資本,導致資產負債率偏低。中國證券市場有效性的欠缺、再融資相關法規的不完善、國有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控制以及籌資者對股權資本成本的認識偏差等,造成了股權融資便利和融資成本較低的假象。在這一假象的驅動下,上市公司熱衷于股權融資,而很少進行債務融資。這使得債務融資無法發揮限制經理人員濫用資金流,從而降低成本的作用。

有資料顯示,近十多年來,中國企業在只包括銀行貸款間接融資和資本市場證券直接融資的融資總量中,直接融資雖然發展較快,但所占比重仍然很小,銀行貸款間接融資的比重占絕對優勢。截至2008年末,銀行貸款融資在融資總額中的比重高達91.8%,直接融資比重僅為8.18%。在只包括股票和企業債券的證券融資中,股票發展較快,企業債券發展過慢。在包括銀行貸款和企業債券的企業債權融資總量中,銀行貸款的比重更是占有絕對優勢。1995—1998年,平均來說企業債券僅為銀行貸款的2.11%。

而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對企業來講,發行債券往往比股票更具吸引力。據資料顯示,自1946年以來,在美國全部的外部融資中直接融資中的債券融資比重基本上都高于股權融資的比重。1970—1989年間,英美兩國債券融資分別占外部融資的129%和196%。進入20世紀90年代,各國更加注重發行債券融資。美國1993年直接融資的債券市值為12.7萬億美元,超過股市7.4萬億美元近50%。美國非金融公司債務總額中,屬于銀行貸款的比重1979年下降為15.7%,到1989年和1994年這一比重下降為10%和8.2%。

2.商業銀行獨立性的欠缺和債權的軟約束。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和個人都被假定為嚴格地遵守預算約束,在預算約束的范圍內追求效用最大化。在中國卻往往出現約束軟化的現象,即向企業提供資金的一方(政府或銀行),由于某種原因,未能堅持原來的實現合約,使企業資金的運用超過了其前其收益的范圍,或者從跨時期的時間角度來說,提供資金的機構使企業支出超過了其將來收入現值所確定的范圍(平新喬,1998)。對于預算軟約束的解釋有多種,科爾奈(1986)將其原因歸結為社會主義集權體制下政府對企業的“父愛主義”,以及政府追求就業目標或政治支持等。此后西方經濟學家又提出,不僅僅是政府的過度干預會導致預算約束的軟化,而且集中的銀行體制也會導致預算軟約束。以上解釋似乎都與中國目前的現狀相吻合。

中國四大商業銀行屬于國家所有,而大部分的大中型企業也是國有企業,既然所有權都是國家的,那就難分彼此了。雖然《商業銀行法》為銀行經營管理的獨立性提供了法律保證,但仍受到國家政策甚至行政命令的影響。商業銀行和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關系依然糾纏不清,它們共同的目標都是服務于國家的政治經濟大局。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會自發地產生對銀行的依賴感,甚至習慣于對債務進行抵賴。同時,國有銀行自身在治理結構上存在著“一股獨大”、委托問題和經營者激勵問題,導致銀行通常并不關心企業的經營狀況,其參與企業治理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

此外,中國銀企關系的制度設計是以防范金融風險為首要目的,銀行作為債權人事實上無法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只要企業能夠按期償付貸款的利息,銀行就無權干涉企業的經營管理。對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銀行通常處于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地位,這大大阻礙了債務治理效應的發揮。

3.破產退出機制和相機治理機制的失效。法律規章給予政府機構太多的權利,而關于債權人權益的條款則含糊不清,沒有明確清晰地規定當企業拖欠債款時債權人能夠做些什么。在破產過程中,即使銀行能履行一些作為債權人的權利,但是在執行時也常常受到有關政府部門的掣肘。由于市場規則和債權人基本無法主導破產程序,在缺少市場力量和債權人力量監督的情況下,破產往往成為債務人逃避債務的手段,破產在現實中離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和嚴懲人的目標越來越遠。

中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已經發展了十余年了,但上市公司的破產退出制度仍沒有完全建立。前面也提到,中國的《破產法》僅限于調整一般企業,而上市公司的破產退出缺乏健全的法律依據。盡管證監會在2001年2月出臺了《虧損上市公司暫停和終止上市實施辦法》,并于2001年11月進行了修訂,使得幾家早就被PT的公司先后退市,但此辦法對虧損公司暫停和終止上市時如何發揮債權人的相機治理作用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所謂相機治理[7],是一種動態治理的觀點,是指當企業資不抵債、面臨破產時,由債權人替代股東掌握企業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破產法律法規并不支持銀行在企業陷入財務危機時接管企業(包括上市公司),這大大限制了債權人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當企業進入破產程序后,由于法律法規不完善,政府行政干預、法院獨立性不強等原因,銀行對企業的影響力十分有限。

3、解決負債融資的公司治理效應政策建議

1.大力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優化融資結構。當前宏觀經濟的運行和政府部門的政策有利于發展企業債券,這首先表現為在銀行利率不斷下調的情況下,債券利率也相應降低,企業債券融資的成本低廉;其次,企業股權融資的難度在加大,證監會已經出臺了對A股公司實行補充審計的暫行規定,該規定要求對擬上市或增發新股及配股公司報送的材料由許可的國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雙重審計,這也增加了股權融資的成本;再次,實施債轉股后,中國企業整體資產負債率下降,拓展了企業債券的發行空間。發展企業債券市場目前至少做好以下工作:(1)不斷完善企業債券市場的結構體系,建立健全多層次的企業債券市場,是促進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和規范化運作的重要條件。(2)政府減少行政干預,并在政策上對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給予支持。如逐步放開企業債券發行利率的限制,由市場定價。制定減免企業債券利息稅的優惠政策,以鼓勵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3)調整企業債券品種結構,增加債券的流動性和可轉換性。進行企業債券品種的創新,能為債券發行企業和投資者提供廣闊的選擇空間。(4)加強市場中介機構的培育,不斷完善中國的企業資信評估機構和企業信用的評價體系,使資信評估機構為投資者提供客觀、公正的投資決策依據,促進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

2.深化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打造獨立的債權主體。要解決銀行債權的“軟約束”問題,消除國有企業隨意拖欠貸款的現象,改變國有商業銀行消極治理的態度,必須對國有商業銀行實行充分的公司化改造和股份制改革,努力解決國有銀行自身的治理結構問題,打造真正獨立的債權主體。要嚴格杜絕各種行政性貸款,消除政府部門對商業銀行經營的行政干預。盡管這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但一定要首先樹立市場化運作的觀念,反對那種把銀行當做政府拯救國有企業的工具或提款機的行為,以保證商業銀行能夠自主經營和自控風險。

3.完善主辦銀行制度,授予銀行更大的監控權。在目前情況下,應考慮授予商業銀行更大的監控權。(1)對負債比例較高的公司,應當允許銀行作為主要債權人列席公司的重要會議,使其盡可能充分地獲取關于企業經營和投資決策的信息,實現較好的風險控制,以防止不良債權的產生。(2)可以考慮授予主辦銀行特殊投票權,允許其代表所有的債權銀行享有一票否決負債公司經營決策的權力。(3)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應當考慮允許主辦銀行對企業進行戰略持股,或者允許主辦銀行直接進行債轉股,以更好地發揮債權治理的作用。

4.改革和完善破產法律制度,加強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要改革現有的破產法律制度,把改革的立足點放在加強對債權人利益和債權人市場的保護上。破產法律制度作為公司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以債務人不能償還到期債務為前提,以維護債權人利益、重整社會經濟資源為目的。筆者認為,應從四個方面對現行的破產法律制度進行改革。(1)破產法律制度對破產主體應當一視同仁,對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的破產清算,應當設定相同的程序,而不能有歧視性的規定。(2)要建立一個良好的合理的破產程序。破產的目的首先應設定為清償債務,其次才是社會資源的重整。因此,破產法律制度應當限制政府部門和債務人的主管部門在破產程序中的不正當權力,消除行政權力對破產過程的干預,避免行政權力的過度介入對債權人利益的損害。(3)應增加債權人、社會中介組織和專業人員在破產程序中的參與權,著重提高債權人對破產程序的參與程度,增強破產程序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破產法律制度應當明確規定債權人有權參加清算組的工作,并可以單方面提出和解和整頓的請求。同時,企業資產的評估或企業的整頓必須在債權人的直接參與和監督下進行,以保證公正性和有效性。(4)要做好相關的體制改革。破產機制的完善牽涉到許多方面的體制完善,例如融資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國有股的減持。作為所有者或控股者,地方政府更可能通過各種與市場規則完全相反的方式繼續擴大對處于困境的公司提供支持,這些措施包括直接或間接的補貼、實施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向上級部門進行游說等。作為所有者或控股者,當地方政府不得不按照法律、法規及法院判決處置其所控制的公司時,他們就更有可能干涉相關法律的落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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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ghion,Philippe,PatrickBolton.“AnIncompleteContractsApproachtoFinancialcontracting”.ReviewofEconomicsStud-ies,1992:73-94.

負債融資范文5

（一）資產負債率過高，債務負擔沉重。中國人民銀行的研究顯示：我國無論是哪種所有制企業都有較高的資產負債率。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相對滯后，企業缺乏自有資金，也缺少補充資本的渠道，企業融資高度依賴債務融資，而且主要是銀行貸款。由于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同屬于國家所有，這種特殊的銀企關系使國有企業的借款大部分是來自國有商業銀行。負債雖然能獲得財務杠桿效應，但是財務杠桿是一把“雙刃劍”，企業利用得當，其資金的獲利能力高于債權人要求的投資回報率時，高的負債才能獲得財務杠桿正效應，從而有利于提高權益資本利潤率。反之，則可能會形成沉重的財務費用包袱。

（二）償債能力差。高負債往往造成償債能力差的結果，這已經是困擾國有企業多年的頑疾（以流動資產/流動負債來衡量企業的償債能力）。企業的流動性沒有保證，資本結構中的債務資本風險加大。國有企業的流動比率較低，經驗的流動比率數值為2，而我國的流動比率還不足1，盡管不能完全依賴經驗理想數值來判斷企業償債能力，但是在我國國有企業的資本營運能力較低，企業盈利能力不強的情況下，相對較低的流動比率，說明國有企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支付能力不足，并且國有企業的流動比率還呈現逐年下降趨勢。

二、企業負債的財務效應對銀行金融風險的影響

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有賴于各個微觀個體的有序運作，宏觀金融風險的形成固然有其宏觀因素，然而這種風險首先在微觀層面積累，進而逐步形成宏觀金融風險，這種傳導過程不容忽視。企業負債的財務效應指企業負債對財務目標的實現產生影響的過程和結果。

（一）企業經濟效益對銀行金融風險的影響。企業經濟效益對銀行金融風險的影響就是企業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向銀行風險的轉嫁過程。企業負債使企業財務和企業經營成果處于不確定的情況之下，這種不確定在間接融資機制下又通過企業對銀行的不良債務的形式轉嫁給了銀行，形成銀行的金融風險，并造成了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國有企業資金主要來源于國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我國國有企業高融資模式下，企業與銀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企業經濟效益與銀行風險的關系是由利息這個變量連接起來的。企業經濟效益的好壞決定企業能否順利地向銀行還本付息，借貸資金的償還影響到銀行資金的流動性和安全性。如果企業虧損，不能順利還本付息，直接后果是形成金融系統中不能正常運轉的不良資產，增大了銀行的金融風險。

（二）企業破產對銀行金融風險的影響。1.企業破產是銀行的最大風險。盡管現代企業的負債經營有較大的選擇余地，銀行是企業最大的債權人。在過度負債融資下，企業負債經營意味著銀行提供企業所需的絕大部分資金，因此企業破產將絕大部分風險轉移給了銀行，如果銀行在破產企業還債順序中并不享受優先受償的權利，則企業破產會更進一步加劇銀行風險。2.企業破產對銀行金融風險的影響還受制于國家的法治程度。企業破產是經濟生活中的一種普遍、正常而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我國的國有企業的貸款大部分來源于國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企業與銀行同屬于國家所有，政府對銀行的干預性較強，銀行對沒法還貸的企業很少實行破產程序，導致銀行貸款對企業經營約束力大打折扣，必然加劇企業風險向銀行的轉移，增大銀行風險。綜上，在微觀層次上，企業的負債作用于金融風險的作用機理為：

三、調整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

防范銀行體制潛在金融風險措施化解目前企業的過度負債和銀行中的呆賬和壞賬，關鍵是控制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水平，提高國有企業的資本運營效率，切斷銀行不良資產的來源渠道。

（一）擴大企業的直接融資。擴大企業的直接融資，通過直接融資對間接融資的擠出效應來實現債務向資本的轉化，改變國有企業對國有商業銀行過度負債的狀況，從而改變國有企業管理和資金使用上的軟約束所造成的低效益狀況。作為國有企業的出資者，國家擁有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對企業的債務以其出資額承擔有限責任，不得隨意抽取注冊資金，但是在實踐中，國家以各種形式抽回本應留在企業的自由資本的折舊基金、稅后利潤。國家可以和其他的股權所有者一樣從企業分得股利，留給企業適度的自由資本。

（二）兼并重組。目前解決債務危機的具體方式為利用實力較強的企業兼并一些負債率較高的企業，在兼并被兼并企業的同時現購或者賒購被兼并企業的債務。這樣一些負債率較高，但位置比較優越、設備比較先進、有較多的場地、廠房較好、兼并后經過整頓經營效率很高、市場前景較好等類似企業就會被兼并，從而降低整個國有經濟的負債率。

負債融資范文6

關鍵詞：阜陽市人民醫院；負債經營；財務風險

中圖分類號：R19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1-0-01

2012年暑假，在安徽大學的安排下，我等7位阜陽籍的安大同學對阜陽市人民醫院進行了半月的暑期社會實踐調研，對“阜陽市重大疾病保險”和“公立醫院負債經營”兩個項目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1]。現僅就公立醫院融資理財的經濟學體會報告如下：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醫療機構從政府財政得到的資金逐年減少，同時，隨著居民醫療服務需求層次的不斷提高和需求內容的不斷豐富、患者非技術性需求的日益增長，導致醫院紛紛擴大建設規模，改善就診條件，新增醫療設備，形成了較大的融資需求。如何合理地拓寬融資渠道，有效地提高融資能力，是公立醫院在市場競爭中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同時，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負債具有一定的風險性，負債到什么程度不會對醫院發展產生惡性的負面影響，是醫院管理者理財或進行資本融資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一、公立醫院融資負債經營的效果

醫院自籌資金適度負債經營，是醫院走向市場經濟必然之路。它能有力促進醫院跨越式快速發展，為醫院帶來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以阜陽市人民醫院為例，近年來，在階段性資金周轉困難時采取占用往來單位資金形式渡過短期資金困難；為緩解經營資金緊張向金融部門采取短期貸款；進行大中型建設項目投資時向金融部門采取中長期項目貸款；在財政、金融部門貸款困難的情況下，采取內部職工集資形式；對于部分大型儀器設備采取融資租賃方式。通過從財政到銀行，從銀行到職工，多形式、多渠道負債經營的實踐與摸索，截至2011年底，與10年前的2001年相比，醫院總資產增長了5.8倍，職工人均收入增長了3.2倍，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巨變。融資適度負債經營的效果主要還體現在：

1.經營及時解決了阜陽市人民醫院的發展建設資金，緩解了財力不足和資金周轉困難，使醫院發展贏得了時間，贏得了醫療市場，贏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2.為醫院增加了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迫使阜陽市人民醫院加強了內部核算管理，嚴格控制各項費用開支，開展一系列創節約型醫院活動。

3.使醫院增強了發展動力、擴大了經濟實力，提高了阜陽市人民醫院的勞動效率和市場競爭能力，人均年業務收入由2001年5.3萬元增至目前19.1萬元。

4.使醫院先進醫療設備在本地區醫療市場提早到位，提前占有了橫向的醫療市場份額，擴大了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先進設備的及時引進也加快了醫院診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醫院適時發展，有利于醫院新業務的開展，為人才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平臺。

5.籌集資金使醫院與社會、醫院與銀行、醫院與職工達到共贏的理想效果，增強了職工對醫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醫院在融資負債經營中需注意的問題

當前，公立醫院負債從還債的時間長短看，分成短期內需要償還的流動負債和長期負債。從負債的用途劃分，主要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了醫院的生存而形成的各種欠款，稱為生存性負債。一部分是醫院為了發展而形成的各種貸款，稱為發展性負債。醫院的各種欠款為其負債的重要部分。因此，公立醫院經營者應針對負債問題，根據不同的負債結構，分別對待有息的貸款和無息的欠款，制定不同的還款計劃。同時，醫院在進行項目融資時，必須反復進行可行性論證。在融資購買醫療設備時，應注重基礎醫療儀器和投資效益，并分清輕重緩急，有主有次[2]。

如何適時回避風險是醫院融資管理的重中之重，每一筆資金的籌資以及投入，必須瞄準市場抓住機遇，強化醫療急需的經營思想，預測投資收益、規避未來風險。良好的“信譽”是醫院經營的一筆無形資產，醫院的信用相對于醫療市場的流動資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醫院盲目投資，債臺高筑，入不敷出，將會令人望而生畏。因此，制定一個警戒線，建立必要的風險預警系統是合理負債經營的一個重要前提。對于醫院管理者來說，測定償債能力，有利于做出正確的籌資決策和投資決策。同時，也為政府從宏觀上監督、監測醫院資本市場運作情況，評價醫院融資的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提供了必要的參考標準。

三、界定公立醫院資產負債警戒線的原則

資產負債是國際上公認的衡量企業負債償還能力和經營風險的主要指標。但在管理過程中，如何界定公立醫院資產負債比率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由于醫院會計制度不同于企業會計制度，因此，在分析醫療領域資產負債水平時，應結合社會經濟狀況、行業發展趨勢、經營單位所處的競爭環境等具體條件進行客觀分析。根據衛生行業生產周期短、在市場中的特殊地位等特點，參考其他領域制定負債率的標準，公立醫院資產負債警戒線的制定可采用2個原則：從橫向上參考同行業同類醫院平均標準；從縱向上某所醫院在歷年（不少于10年）經營中，選擇經營效益較好，收入較高的時點，以該時點的負債率作為資產負債率的參考水平。

為了準確地反映出資產負債的關系，還必須結合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做深入分析。此外，評價醫院資產經營的效果還必須與其他財務指標聯系起來進行綜合分析，特別是醫院凈資產增長率。

目前，國際上一般公認的資產負債標準為60.00%，流動比率為200.00%左右，速動比率在100.00%左右。不同行業資產負債率各不相同。例如，交通、運輸等基礎行業為50.00%左右、加工業為65.00%左右、商貿業為80.00%左右。由于醫院會計制度的特殊性，醫院財務報表中的資產是按原值列示的，以此計算的資產負債率偏低很多，所以不能照搬國際慣例，要謹慎對待按報表數字計算出的相關償債能力、盈利能力等財務指標，具體分析醫院的財務狀況，做出合理的判斷。我國醫院的現金流量較大，一所大型綜合性醫院每天的現金流量達百萬元，其流動比率、速動比率均較高，此時醫院負債率可以適當高些。當資產負債率達到30.00%左右，流動比率達到150.00%，速動比率達到100.00%時，是比較理想的水平。在這個比率下，表明醫院既有良好的債務償還能力，又有合理的流動資產結構。當資產負債率超過40.00%時，管理者就應該認真分析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以及資本結構。如果在資本結構中，發展性負債占50.00%以上，就應考慮如何調整資本結構。同時，應考察效益指標和資本運營指標，并作進一步分析，如果凈資產增長率下降，應考慮制定還款計劃。當資產負債率接近50.00%，這是管理者必須警惕的一個界限，是最高預警系統，財務人員應提醒管理者必須考慮如何償還債務，以免影響醫院的長遠發展[3]。

由于各醫院自身特點不同，難以用一個統一的標準來衡量醫院的經營狀況，因此，應采用綜合評分的方式，建立一個評價公立醫院資本經營的指標體系，定期考核和監測公立醫院的綜合運行效果。①流動性分析指標，反映公立醫院償債能力，包括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等；②安全性分析指標，包括基金比率、負債權益比率等；③盈利性分析指標，主要分析醫院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包括：凈資產增長率、資產報酬率、權益收益率等）；④效率性分析，著重分析醫院財務和經營活動的效率（包括：流動資金周轉速度、門、急診人次、病床利用率等）。

總之，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負債經營是醫院在改革和發展中必定要經歷的過程，醫院管理者不僅要明確風險與利益并存，在進行負債決策時，采取穩健的融資策略，還要重視如何適時回避風險，充分估計未來各種不確定因素對醫院發展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爭取以最小的負債風險獲取最大的收益與回報，保證醫院健康、穩定發展、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阜陽新聞網.安大7名學子來阜社會實踐調研[OL].姜尚故里（本地新聞201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