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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sdr貨幣籃子的的貨幣主要包括日元、英鎊、歐元以及美元四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于SDR貨幣的審核標準主要包括兩個:其一,該貨幣發行國的服務出口量、貨物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其二,該貨幣可以進行自由使用。目前,人民幣已經滿足了前者,是否能夠自由使用成為人民幣是否能夠納入SDR貨幣籃子的關鍵。

二、基于“可自由使用”指標,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國際化價值分析

基于“可自由使用”指標,分析人民幣國際化的差距和進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以及第二大服務與商品貿易出口經濟體。人民幣已經滿足SDR貨幣籃子的第一個指標,但是在“可自由使用”指標方面,人民幣也逐漸的朝著“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方向發展,以此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比較分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人民幣和世界主要貨幣在外匯市場交易中的份額比較分析。外匯交易規模能夠有效的反映貨幣的供求狀況,同時能夠體現貨幣的國際化程度。貨幣開啟國際化進程依賴,人民幣在外匯市場得到快速的發展,2001年,人民幣日均價交易量在全球的份額僅為0.1%,2013年增長至2.2%,世界交易量從2001年的35名,2013年提高到第9名。但是,從整體來說,人民幣和其他世界主流貨幣在外匯市場交易中占據的份額含存在一定的差距。SDR貨幣的交易量始終為全球交易量的前4位,并且SDR的份額占據全球份額的80%左右,具體如表1所示:2、人民幣和其他貨幣的國際債券市場份額比較分析。債券市場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市場,貨幣份額是衡量國際債券市場中貨幣國際化的主要指標之一。近年來,隨著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與擴大,人民幣的國際票據業務以及國際債券業務得到快速的發展,2005年-2013年,人民幣與其他貨幣的國際債券市場份額,2005年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瑞士法郎、人民幣、澳元、加拿大元的市場債券市場份額分別為:35.7%、44.2%、3.9%、9.8%、1.8%、0.0%、1.2%、1.2%；2007分別為:30.7%、49.%、3.2%、10.0%、1.7%、0.0%、1.2%、1.4%；2010分別為:31.6%、47.2%、3.6%、9.9%、1.9%、0.0%、1.4%、1.5%；分別為:分別為:35.9%、44.8%、2.1%、9.6%、1.5%、0.3%、1.2%、1.1%。3、人民幣和其他貨幣在國際儲備中份額的比較分析。人民幣已經為許多國家作為官方外匯儲備所持有,根據《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4》,截至2013年底,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的外匯儲備中,已經有20個國家擁有一定的人民幣,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七大世界儲備貨幣。然而,人民幣與其他SDR籃子貨幣的外匯資產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儲備數據中,從1999年-2012年,僅僅區分五種貨幣的國際儲備份額,將剩余幣種歸納為“其他幣種”,人民幣始終處于“其他幣種”,表明人民幣的國際出本與美元、歐元、日元以及英鎊等SDR籃子貨幣的國際儲備量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國際化價值分析

近年來,人民幣是否加入SDR貨幣籃子引發了廣泛關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派出團隊前往北京展開SDR貨幣籃子技術評估,根據相關人士指出,人民幣將于2015年進入SDR貨幣籃子。中國作為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家、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要求,這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以及世界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雖然人民幣是否能夠在近期加入到SDR貨幣籃子中還有待考察,但是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對于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化價值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義,同時對于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市場價值以及對國際市場對于人民幣的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據渣打銀行預計,人民幣如果于2015年加入SDR貨幣籃子,全球投資人對人民幣的資產配置將會顯著的上升,截至2020年,累計外資凈買入中國股票與債券的規模將會達到5.5萬億-6.2萬億元。同時,根據相關分析表明,人民加入SDR貨幣籃子之后,還能夠提高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由于SDR并不是一種重要的儲備資產,四種SDR貨幣的外匯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的93%左右,如果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將會股利央行與財富晉級持有人民幣計價資產。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不僅能夠提高國際社會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化價值,其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實施與金磚銀行、亞投行等多邊金融機構發展的過程中,需要人民幣的支持,人民幣納入SDR之后,能夠為人民幣在國際社會的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平臺,人民幣的國際化價值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能夠加速國內金融的開發與改革,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之后,需要加快匯率形成機制以及利率市場的改革,提高資本市場的深度與寬度,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四、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有效途徑分析

1、SDR貨幣新標準。雖然FU標準并沒有量化衡量指標,但是其指定的兩個原則性指標一直沿用至今,即廣泛交易,該貨幣具有足夠寬度和深度的交易市場；廣泛使用,該貨幣在國際金融、國際貿易中使用廣泛。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SDR貨幣籃子制定了全新的量化標準,并提出了REC標準,具體表現為:FU--修訂后的自由使用標準:即期外匯市場交易量、在國際債券所占比重、在國際銀行債務所占比重、在各國外匯儲備中所占比重；REC外匯儲備標準:即期外匯市場交易量、適合的利率市場化工具、相關外匯衍生品市場與OTC衍生產品交易份額、在各國外匯儲備中所占比重。新貨幣標準的制定和實施,為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提供了可能性。

2、借鑒美元以及其他SDR籃子貨幣的經驗,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美元國際化進程具有很強的代表性,美國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確定了其貿易與經濟大國的地位,但是并沒有形成開發、發達的金融市場,導致美元的使用范圍非常狹窄,當創建了美聯儲后,美國的金融市場以及配套制度不斷完善,美元在國際貨幣市場的份額不斷的增大。人民幣的國際化道路應該借鑒美元以及其他SDR籃子貨幣的先進經驗,創建對外開放的金融市場,這樣能夠迅速的確定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

五、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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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人民幣的加入，也給SDR帶來了新的活力，使得SDR更具代表性，可能會激發更多國家使用SDR的熱情，為進一步推動以SDR為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打下基礎。

SDR的價值

SDR是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的縮寫，它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于1969年創設的一種補充性儲備資產，與黃金、外匯等其他儲備資產一起構成國際儲備。創設之初，SDR與美元等價。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IMF于1974年啟用SDR貨幣籃子，即以一籃子貨幣的加權平均值來確定SDR的價值。

最初的貨幣籃子包括16種貨幣，之后為了簡化定值方法，IMF于1980年決定將貨幣籃子減少為美元、德國馬克、法國法郎、英鎊和日元五種貨幣。歐元流通以后，替代了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貨幣籃子再次調整為由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四種主要國際貨幣組成，直至今日。

IMF按成員國份額對所有成員國無償分配SDR，以補充成員國的儲備資產。歷史上，IMF只進行過三輪SDR的分配，前兩次分配分別為1970-1972年和1978-1981年，最近的一次分配是在2009年。截至目前，IMF對SDR累計分配額約為2041億SDR。我國SDR累計分配額為69.897億SDR。

SDR作為一種虛擬資產，主要用于IMF成員國與IMF以及國際金融組織等官方機構之間的交易，包括使用SDR換取可自由使用貨幣、使用SDR向IMF還款、支付利息或繳納份額增資等。

SDR需要加入新的貨幣

SDR創設多年但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甚至多年來無人問津，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才重新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人們更多的是想借助它來提升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改變目前以國家貨幣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的狀態。但是SDR自身存在很多局限性，包括分配方法、分配時間、定值方法、使用方式等等，若要對SDR進行全面的改革則絕非易事。

相對而言，改變貨幣籃子并不是一件很復雜的事，IMF每五年進行一次的SDR審查中便包括此項內容。IMF已經形成一套關于貨幣入籃的標準，一是貿易標準，即該貨幣發行國的商品和服務出口要位居前列，二是該貨幣要能夠“自由使用”，即在國際交易支付中被廣泛使用和在主要外匯市場上被廣泛交易，實踐中主要通過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國際銀行業負債、國際債務證券、跨境支付、貿易融資中的比重及在主要外匯市場交易量等指標來衡量。某種貨幣只要符合這兩個標準，IMF即可將其納入SDR貨幣籃子。

盡管SDR審查的原則之一是，如果無重大變化，兩個審查期間SDR籃子貨幣的構成應當保持穩定，但是事實上，IMF有著增加貨幣籃子的愿望。因為，目前SDR的貨幣籃子只包括四種貨幣，即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SDR的價值在確定了所包含的四種貨幣的數量之后，就只取決于四種貨幣之間的匯率，而用這四種貨幣來衡量的SDR的價值只取決于三個匯率，比如，SDR相對于美元的價值等于SDR所包含的美元數量和其他三種貨幣的數量按其相應的匯率折算為美元的數量之和。因此，用這四種貨幣來衡量的SDR的價值穩定性只取決于三個匯率的變化方向和變化程度，而這個三個匯率同向變動并導致SDR的價值單向波動的可能性很大，所以，由于受到籃子貨幣種類少的限制，SDR的穩定性實際上也是非常有限的。

加入新的貨幣種類，對于提升SDR的價值穩定性無疑是一個簡便易行的好方法。另外，SDR貨幣籃子中只有發達國家貨幣，不包含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因此其代表性受限。擴大SDR貨幣籃子，并選擇發達國家以外的貨幣納入其中，非常有助于提升SDR的吸引力。因此，IMF推遲2015年SDR審查時間也就不難理解了。

人民幣“入籃”準備充分

人民幣早在2010年就已經滿足了“入籃”的貿易標準，只是在“自由使用”方面還有所欠缺。但是，經過五年的發展，人民幣在國際化進程中取得了顯著的進展。自2009年以來，中國央行已經與32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截至2015年5月末，協議總規模約3.1萬億元人民幣。2009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逐步取消人民幣用于跨境交易計價結算的限制，基本建立了人民幣國際使用的政策框架，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直接投資、跨境融資、證券投資領域的使用程度逐漸加強。中國央行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近日表示，至2014年末，超過47個央行與貨幣當局在中國境內持有人民幣作為其儲備資產。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統計，2014年12月，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2大貿易融資貨幣、第5大支付貨幣、第6大外匯交易貨幣。

中國央行還進行了一些更深層次的市場化改革，有助于對人民幣“自由使用”的評判。一是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2012年以來，中國央行不斷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空間，到2013年7月完全放開貸款利率下限，到2015年10月完全取消存款利率上限。這意味著中國推行多年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基本完成，人民幣利率實現了市場化。二是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十年之后，為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完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這一舉措使得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

除此之外，中國央行為積極爭取加入SDR貨幣籃子，專門做了一些技術上的準備，比如，采納IMF數據公布特殊標準（SDDS）；發行三個月的貼現國債（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SDR計息的要求，SDR的利率是在其構成貨幣3個月國債利率基礎上形成的）；允許境外央行類機構進入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和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延長銀行間外匯交易時段至晚上11點30分，使之可以覆蓋歐洲時段；建立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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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特別提款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中圖分類號：F8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3-0056-04

SDR①為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的縮寫，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于1969年創設的一種國際儲備資產。但是SDR自創設以來并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主要儲備資產的目標也未實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根本缺陷受到了廣泛關注，加強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減少對美元等信用貨幣的依賴成為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種主要思路。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SDR及其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的作用。

一、SDR的主要內容

根據IMF的解釋，SDR既不是貨幣，也不是IMF的債務，而是IMF分配給成員國的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在一定的條件下，IMF會根據成員國繳納份額的比例將SDR分配給各會員國。

（一）SDR的用途

在創設SDR時，IMF規定了三種用途：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SDR向IMF指定的其他成員國換取外匯，彌補國際收支逆差；成員國之間可根據協議用SDR換回對方持有的本國貨幣；成員國可用SDR償還IMF提供的貸款及相關的利息費用。20世紀70年代后期，牙買加協議的《IMF協定》修正案中加入了讓SDR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主要儲備資產的目標。20世紀80年代以后，SDR的用途逐步增加，包括交易安排、遠期業務、捐款、補貼賬戶、信托基金等。

（二）SDR的分配

SDR的分配過程就是SDR的發行過程。由于IMF的所有成員國都是SDR制度的參加國，因此全部成員國都有資格按照份額比例分配獲得SDR。SDR的分配方式共有兩種：一般性分配（General　allocation）和特殊性分配（Special　one-time　allocation）。IMF每隔五年審核一次，根據是否存在補充現有國際儲備資產的長期需要，決定是否進行一般性分配。迄今為止，IMF一共進行過三次一般性分配。第一次是SDR創設后不久，1970—1972年間，共分配了93億SDR。第二次是1979—1981年間，IMF認為各國的國際貿易額增加迅速，因而需要增加各國的儲備，共分配了121億SDR。第三次是在2009年8月28日，為了減輕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共分配了1612億SDR。2009年8月10日，《IMF協定》第四次修正案生效，同年9月9日IMF一次性特殊分配215億SDR給其成員國，旨在讓所有成員國都可以平等地參與SDR制度。②目前，全球共有2　041億SDR。

（三）SDR的定值

在創立之初，SDR與美元等值，其價值等于0.888671盎司黃金，因此又被稱為“紙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SDR與黃金脫鉤，以一籃子貨幣作為SDR的定值標準。當時SDR定值籃子貨幣的入選標準是截至1972　年的前五年中在全球商品和服務出口總額中占1%以上的IMF成員國的貨幣，共有16種貨幣入選SDR定值籃子。1980年，IMF決定簡化SDR的定值方法，將定值籃子貨幣減少到5種最主要的自由使用貨幣。③　1981—1998年間，SDR貨幣籃子貨幣始終為美元、聯邦德國馬克、日元、法國法郎和英鎊。1999年，歐元取代聯邦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成為SDR定值籃子貨幣，并沿用至今。目前，IMF每五年對籃子貨幣審核一次。定值籃子貨幣的入選標準為：該貨幣的發行國（或貨幣聯盟）在審核年之前的五年內商品和服務出口額位居前列；IMF認定該貨幣為自由使用貨幣。定值籃子貨幣所占的權重由貨幣發行國（或貨幣聯盟）的商品和服務出口額及該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所占的數額決定。

（四）SDR的利率

SDR的利率經歷了由非市場化到市場化的過程。SDR創設之初，IMF認為SDR僅會用于少量的官方交易，給SDR設定一個較固定利率有利于促進各成員國使用SDR。因此，SDR最初的利率被設定為1.5%。1974年6月，IMF將SDR利率調整為5%，并規定以后將定期調整SDR利率，該利率相當于5種主要貨幣美元、日元、英鎊、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的短期貨幣市場利率加權平均值的50%。1976年，IMF決定將利率調整期限由半年縮短為三個月，并將SDR利率設定為5種主要貨幣的短期貨幣市場利率加權平均值的60%；1978年，這一比例被調整為80%；1980年，這一比例被提高至100%。目前，SDR利率每周調整一次，相當于SDR籃子貨幣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的貨幣市場短期負債利率的加權平均值。

（五）SDR替代賬戶

SDR創設之后的推廣并不成功。為了增加SDR方案的吸引力和可行性，穩定當時已經陷入危機的國際貨幣體系，IMF在1970—1980年間兩次提出替代賬戶方案。替代賬戶的運行機制如下：各國自愿將美元資產存入IMF設立的替代賬戶，換取SDR；替代賬戶將這些美元資產投資到美國政府的長期債券上，投資所得的利息用于支付各成員國持有的SDR的利息。遺憾的是，兩次設立替代賬戶的努力均無疾而終。一方面是因為各方無法就替代賬戶的風險和損失分擔問題達成共識，另一方面是因為遭受到來自美國的強大政治阻力。

二、SDR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在2007年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社會要求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針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和內在缺陷，來自各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紛紛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

（一）涉及SDR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案

一部分學者和政策制定者認為可以建立以SDR為基礎的超國際貨幣體系，以SDR取代美元的特權地位。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官方網站了《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提出應創造一種與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文中指出，SDR　具有超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并對如何加強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推動SDR的分配，拓寬SDR的使用范圍等。周小川的觀點在國際間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和積極的討論，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學者專家也紛紛撰文提出各自的觀點。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認為，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儲備體系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是有益的。建立新的全球儲備體系的最保守的方法是IMF定期大量發行SDR；最激進的方法是根據全球經濟的現狀發行SDR，使得全球儲備的發行成為全球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的有效工具。奧坎普（Ocampo）認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較好方法是將SDR改造為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資產和危機發生期間為IMF緊急融資提供資金的工具，并提出了包括擴大SDR的使用、開設替代賬戶等一系列改革建議。IMF的一項研究中也指出，SDR正在復興，如果能讓SDR成為主要儲備資產，可改變現行的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

另一種主要觀點認為，有必要加強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提升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所占的比重，但并不認為SDR可以取代美元的地位。卡尼（Carney）認為，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當前貨幣體系的經驗教訓反映出國際貨幣體系的關鍵在于調節機制，而不是選擇何種貨幣作為儲備資產，擴大SDR的使用可鼓勵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轉型，但SDR不可能成為全球貨幣。庫珀（Cooper）認為，定期發行SDR有助于改善全球失衡問題，但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內沒有任何一種貨幣能取代美元的國際地位。伯格斯坦（Bergsten）認為，加強SDR的作用可減少各國對美元資產的依賴，減輕主要美元儲備國突然拋售美元資產對美國金融體系的沖擊。威廉姆遜（Williamson）認為，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過度負債，一旦市場對美國的信心崩潰，會嚴重影響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加強SDR的作用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除了上述兩類觀點之外，SDR替代賬戶機制被認為是一種既可以加強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又可以保持美元現有國際地位的一種“折中方案”。凱南（Kenen）建議由IMF設立替代賬戶，允許IMF成員國將部分美元資產置換為替代賬戶中的SDR資產，IMF將替代賬戶中的資產投資于美元計價資產，取得的收益用于向SDR資產持有國支付利息。這一創新既可以使原美元儲備持有國實現儲備資產多元化，又可以防止原美元儲備持有國將美元儲備大量轉化為其他貨幣，從而達到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和維持美元現有國際地位的雙重目的。但是替代賬戶存在制度性缺陷，即由誰來承擔風險和損失的問題始終未能達成明確的共識。

從上述涉及SDR的國際貨幣體系方案來看，可以發現支持SDR使用的各國和國際組織的學者專家之間存在一個基本共識，即擴大SDR的使用，加強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有助于改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但是由于各利益相關方存在各自的政治、經濟利益，如何推動SDR方案的實施仍需要進一步的討論與談判。

（二）對SDR的評析

盡管從理論上看，SDR是一種超儲備資產，其發行與單個國家利益脫鉤，可以避免國家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資產的內在缺陷，從根本上克服特里芬兩難的問題；但從實踐角度來看，SDR仍存在許多需要解決和突破的問題。

1.價值。與美元相比，SDR是一個更加穩定的儲備價值載體。SDR的價值由一籃子貨幣確定，比單個國家信用貨幣穩定，不會受到某一個國家內外部經濟失衡的嚴重影響。但是目前SDR的價值僅由四種貨幣決定，其中美元所占的比重高達41.9%，且四種貨幣均為西方發達國家貨幣，不能反映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中的作用日漸增強的現實，SDR定值籃子的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尚有待解決。

2.供給。SDR的供給即為SDR的分配過程。IMF分配SDR相當于向其成員國提供了無條件的信貸限額。從復式記賬原理來看，IMF成員國獲得SDR分配會引起其中央銀行的資產和負債同時增加，增加的資產是該成員國持有的SDR，對應增加的負債僅是一筆或有負債，只有當IMF取消SDR或者該成員國退出IMF的SDR部門（SDR　Department）時才需要償還。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非常小，基本上無須償還。這是一種無條件提供的流動性，不需要以國際收支調節為代價。

但是，從IMF現行規定來看，SDR的供給存在制度問題。首先，SDR的一般性分配由IMF每五年審核一次，這種方式比較僵化，會影響SDR分配的政策效果。其次，SDR的特殊性分配需要得到85%以上的投票權通過，容易受到少數投票權數量占優的大國的干擾。①　再次，SDR按照IMF各成員國繳納的份額比例分配，發達國家分得SDR要多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后者顯然比發達國家更需要國際儲備資產。此外SDR也存在供給規模不足的問題。迄今為止，全球共有2　041億SDR，在國際儲備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以目前的情況來看，SDR的供給規模過小，供給制度僵化，無法滿足各國對儲備資產的需求。如能輔以替代賬戶機制，每個各成員國可以根據本國的需要將美元資產存入替代賬戶換取SDR，在將來需要美元資產時可用SDR換回美元資產，則有可能改善SDR供給制度僵化的問題。

3.吸引力。各國是否愿意持有某種儲備資產取決于這種儲備資產的吸引力。從功能來看，SDR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為持有SDR有助于國際儲備資產多元化，減少對美元等少數信用貨幣的依賴，有助于分散風險。目前新興市場國家持有大量的預防性外匯儲備，如果有優于美元或其他主要國家信用貨幣的儲備資產，新興市場國家會有兌換的意愿。從用途來看，由于目前SDR的數量有限，無法直接用于干涉外匯市場，且根據SDR的機制設計，SDR也不太適合作為交易媒介。官方SDR只能通過IMF分配發行，在IMF、IMF成員國以及有限的其他持有者的交易中使用。要加強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必須擴大SDR的使用范圍，繼續增加SDR的吸引力。

4.政治意愿。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不僅是從技術層面設計國際金融制度的問題，更是各利益相關方政治力量的博弈。由于美國在IMF中擁有一票否決權，SDR能否推廣關鍵還是要看美國的政治意愿。美國并不反對擴大SDR的使用。加強SDR的作用可減少各國對美元資產的依賴，避免美國過度負債。美國傾向于使用替代賬戶機制，因為它可以減輕美元作為其他國家外匯儲備的壓力，又可以確保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當然，推廣SDR的過程中一旦出現有損美國利益的情況，美國一定會采取措施進行阻撓。相比之下，其他國家尤其是擁有大量美元儲備的國家則更希望能夠出現替代美元的國際儲備資產，減少對美元儲備的依賴，少受美元幣值不穩的負面影響，但是這些國家也有各自的利益和訴求，能否形成有效的合力也有待考察。

三、結語

綜上所述，由于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和政治上的阻力，SDR在短期內不可能挑戰美元的主要國際儲備資產地位，建立以SDR為基礎的超國際貨幣體系目前只是一個理想的遠景目標。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擴大SDR的使用，加強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使之成為信用儲備貨幣的有效補充，還是可行的。因此當前可考慮從一些相對容易達成國際共識的措施入手推廣SDR的使用，加強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如定期進行SDR的分配，并有規律增加分配數量，增加SDR在國際儲備中所占的比重；發行以SDR計價的債券；進一步擴大SDR的使用范圍，改變其只能作為政府或國際組織間結算貨幣的現狀等。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必須在利益相關方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加強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僅僅是改革的第一步，后續的道路仍然艱難而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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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　and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HI　Qing　a，b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Commerce；

b.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Diplomatic　Affairs，　Shanghai　20008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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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造SDR：旨在制衡美元霸權

國際經濟活動的大規模展開離不開穩定的國際貨幣，但是隨著黃金退出國際貨幣職能之后，國際貨幣體系就一直存在著貨幣管理的民族性和貨幣使用的國際性之間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元發揮著核心的國際貨幣職能，但其貨幣政策主要是服務于美國自身的利益。這一矛盾刺激國際社會不斷探索設立超貨幣的可能性，以服務于全球共同利益。在歐元作為一種區域性超貨幣誕生之前，SDR是朝著超貨幣發展的重要試驗。

從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美國經濟霸權出現衰落態勢，國際市場上出現了“美元稀缺”向“美元過剩”的轉變。這刺激了當時主要的經濟大國進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努力，其中法國走在這場改革的最前沿。1965年6月，法國財政部長吉斯卡爾?德斯坦提出建立新的全球儲備貨幣以替代美元，即共同儲備單位，該儲備貨幣與黃金掛鉤，由一籃子主要工業國的貨幣構成，各國貨幣所占比例固定不變。這一構想得到很多歐洲國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卻遭到美國和英國的反對，因為該提議試圖重新提升黃金的儲備貨幣地位，并且提升其他國家的貨幣地位，而削弱了美元和英鎊的國際地位。此后，經過復雜的討價還價，IMF在1969年正式通過了創建SDR的議案，其目的是分散美元所承擔的儲備貨幣職能。

SDR也確實在局部領域發揮了部分國際貨幣職能。在價值尺度上，SDR作為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貨幣籃子，可以用作官方部門貨幣匯率的參考標準，有些國家甚至選擇將本國的匯率與SDR進行掛鉤。作為交易媒介，IMF會員國之間也可以用SDR兌換可自由使用的其他貨幣。而作為一種價值儲備手段，SDR實質上是向每個成員國提供了一項新的國際儲備資產，有利于減少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依賴。

可以說，西方主要國家締造SDR這一超貨幣單位的目的就是為了削弱貨幣、特別是美元的國際貨幣職能，制衡貨幣霸權國“囂張的特權”。 IMF對人民幣的公開支持，在關鍵時刻對人民幣投下了一大信心票。圖為2015年3月，IMF

總裁拉加德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上發表演講。

改革SDR：一場國際政治博弈

正是由于SDR意在制衡美元霸權，因此SDR的改革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問題，而是一場涉及金融權力和金融利益再分配的國際政治問題。美國一直或明或暗地反對SDR的功能提升，雖然經過了四十多年的發展，SDR不僅發行規模仍然很小，而且始終不能運用于國際私人市場的自由交易，它未能像當年的歐洲貨幣單位一樣，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真正的超貨幣。

首先， SDR要想發展成為主要的全球儲備資產，支撐起龐大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需要將其發行者IMF改造成為真正的世界央行，這類似于當年歐洲國家將貨幣讓渡給歐洲央行，使得歐洲央行樹立起超國家的信用。但IMF在很多時候都充當美國金融權力的“奴仆”，難以令人信服地發揮世界央行的職能。美國不僅享有獨家否決權，而且其國會至今拒絕批準2010年已經達成的IMF份額權改革協議，這使得IMF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質疑。而IMF的改革已經成為當今國際金融治理中的頭號政治難題。

不僅如此，SDR的定值貨幣籃子僅由四種貨幣（美元、歐元、英鎊、日元）構成，特別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體――中國的貨幣都沒有被納入到SDR中，這大大削弱了SDR作為世界貨幣的中立性和代表性。根據IMF的規定，一國貨幣能否進入貨幣籃子的判斷標準有兩個：是否被廣泛使用和是否被“自由使用”。目前，從使用的廣泛性來說，人民幣完全達標;而對于所謂“自由使用”，由于中國并未完全實現資本賬戶的開放，這條規定一直是人民幣加入SDR的主要障礙。

但事實上，IMF對于貨幣的“自由使用”并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當年日元加入SDR之時，其“自由使用”程度還不如當前的人民幣。因此，關于人民幣進入SDR的討論，便超越了一般性的技術判定，而成為被技術問題遮掩下的大國之間的政治和外交角力。

為此，在2015年，中國積極投入資源，展開了繼亞投行外交之后的金融外交“第二戰”。首先，中國積極爭取IMF的支持，并得到了拉加德總裁的多次積極表態。IMF對人民幣的公開支持，不僅在關鍵時刻對人民幣投下一大信心票，而且也使反對者顯得不夠理直氣壯。

歐洲國家也是中國金融外交的重要對象。英國正努力為倫敦爭取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地位，在力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方面一直爭當排頭兵。而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國家對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權地位表示不滿，力圖改變當下美元獨大的單一貨幣體系，人民幣的國際化為歐洲“去美元化”提供了新的貨幣選擇。因此，歐洲老牌國家的支持，也成為人民幣納入SDR的重要政治基礎。

相比之下，美國和日本雖然沒有公開表示反對，但態度并不積極。美國暗地里認為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的問題會觸及世界貨幣體系和權力的核心，極有可能對美元的主導地位構成潛在挑戰。然而2015年9月主席對美國成功的國事訪問促使了美國立場發生重大轉變，在兩國公布的成果清單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美國支持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包括首度表態支持人民幣納入SDR。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國一再拒絕國際金融治理結構的改革，已經使美國成為孤家寡人。美國認識到，如果再不改弦易轍，有可能重蹈亞投行博弈中“盟友背叛”的覆轍。

除了“點穴式”的金融外交努力，中國還進行了多方面“小步快走”式的金融改革，包括進一步放寬對資本項目的管制，提高利率和匯率形成的市場化水平，以盡可能為人民幣加入SDR掃清技術障礙。國內金融改革和國際金融外交最終共同將人民幣送進了SDR。

納入SDR：助推人民幣崛起

人民幣納入SDR，對于中國的金融開放和金融改革能形成一種只能向前不能向后的“鎖定效應”，從而有效抵抗既得利益集團對于金融開放的反對力量。

人民幣納入SDR是2009年中國拉開人民幣國際化大幕以來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對于中國的貨幣崛起既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性作用，也具有技術上的實質性幫助。

在政治上，人民幣成為SDR的籃子貨幣，意味著人民幣已經被IMF和國際社會認可為是繼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之后的第五大貨幣，這種官方認可對于貨幣地位的崛起非常重要，當年美元也是通過布雷頓森林會議所提供的官方認可實現霸權地位的“黃袍加身”。中國真正因此成為貨幣強國俱樂部中的一員，包括人民幣在內的SDR的五大貨幣發行國將共同構成今后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常任理事國”，這將大大提升中國在國際貨幣舞臺上的話語權。

此外，成為SDR籃子貨幣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也具有相當大的實質性意義。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就意味著所有IMF成員國的央行都將通過其SDR份額自動獲得人民幣，有助于人民幣連同SDR一起發揮官方的國際貨幣職能。不僅如此，IMF給人民幣進行了一個很好的信用評級，相當于給人民幣發了一張“市場通行證”，它還有助于提升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從而帶動各國央行以及很多機構投資者參考SDR的籃子構成來進行資產配置，從而強化人民幣的儲備貨幣地位。

不僅如此，人民幣納入SDR對于中國的金融開放和金融改革能形成一種只能向前不能向后的“鎖定效應”，從而有效抵抗既得利益集團對于金融開放的反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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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民幣 特別提款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一、前言

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地堅持努力的結果。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不僅是國際上對我國金融市場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取得的成就的認可與肯定，也表明了我國的金融體系不斷地融入國際的金融體系，需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大國義務。

IMF于1944年成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也應運而生，通過了《布雷頓森林協議》，協議規定，美元的比值是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的貨幣匯率是盯住美元，與美元相掛鉤。然而，這種國際貨幣的穩定性并沒有持續太久，隨著經濟的發展，不同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越來越多，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不斷地增長的過程中，各國所需要用來交易的美元越來越多，美元在國際上的流動性變得越來越大，然而黃金儲備有限，導致與其掛鉤的美元也有限，則出現了著名的“特里芬難題”。在1960年的《美元危機》中，是這樣描述“特里芬難題”的：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際匯率盯住美元，盡管美元成為了國際的核心貨幣，但是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各國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將會導致美元不斷地流出美國，使得長期的貿易逆差在美國出現；然而，美元必須要保證其幣值的穩定，也就是說美國必須以一個貿易順差國存在，才能保住其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這樣相互矛盾，就產生了特里芬難題。為了使二戰之后建立起的貨幣體系繼續運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建立一種作為美國以外美元供給補充的國際儲備資產，美元作為核心貨幣的沒落是在美國政府在美元危機的壓力下迫使美元停止和黃金的兌換。1969年IMF創立了特別提款權，相當于一種賬面資產，初始價值被設定為1單位SDR對1美元，相當于0.888671 克黃金。由此，SDR也被稱為“紙黃金”。

二、SDR的國際影響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行董事曾明確了SDR籃子的組成貨幣必須滿足兩個標準，才能作為SDR貨幣籃子中的一員，且只有滿足了這兩個條件，才可以進一步為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出一份力。這兩個標準為：一是貨幣籃子必須是IMF參加國或貨幣聯盟所發行的貨幣，該經濟體在籃子生效日前一年的前五年考察期內是全球四個最大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出口地之一；二是該貨幣為《基金協定》規定的“自由使用貨幣”。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SDR的國際影響力也不斷加強。首先，特別提款權有利于各國之間的貿易合作，有助于加強國際貿易的發展和各國國際金融的合作；第二，可以利于世界各國的利率市場化和資本市場化，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際金融的發展在各國的經濟發展中越來越重要，利率市場化和資本市場化的發展有利于一國的對外開放和對外貿易的發展；第三，SDR有利于解決國際貿易中本身存在的大范圍的風險波動和各國貿易過程中的制度性的問題解決，有利于完善國際貨幣系統的完整性。

三、人民幣加入SDR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加速了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通過中國政府不斷地努力，通過利率市場化改革，同時建立起以國債利率為基準的收益率曲線，不斷發展本國的技術經濟，擴大對外貿易和國際融資，在2016年使人民幣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中。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不僅提高了我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推動了人民幣的國際化的進程，也提高了人民在國際上的公信力，同時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我國在不斷地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會推進匯率的市場化，加速我國資本在國際市場的流通。人民幣通過加入SDR，從而成為國際貨幣，在國際貿易市場上會被大量需求，人民幣會逐漸成為外匯市場上的主要交易品種。

（二）有助于中國獲得國際商品貿易中的定價權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擁有國際商品的定價權對于一個國家的進出口和國際貿易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民幣加入SDR，進一步幫助了我獲取國際商品交易中的定價權。近十幾年來，由于科技的不斷發展，各國對石油的需求與日俱增，但是對于石油來說，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由于多年來并沒與定價權，使得從相同地區進口原油的價格亞洲國家要比歐美國家支付的高出1到1.5美元的價格。中國加入SDR后，人民幣在國際的認可度上升，有助于中國獲得類似于原油的大宗型國際商品的定價權，有利于我國經濟更好的發展。

（三）有利于維護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權

由于我國采用的是浮動匯率制，保證了我國資本的自由流動和相對獨立的貨幣政策。由蒙代爾理論中可知，在固定匯率、資本的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政策這三者中，一個國家同時維護和擁有三者中的全部，只能維持其中兩個，我國選擇了資本的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政策，放棄了固定匯率。在人民幣加入SDR后，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提高，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有利于降低人民幣的匯率波動，維護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權，使得我國的外貿經濟和國內自身的經濟能夠更好的發展。

四、人民幣加入SDR后我國的應對策略

人民幣加入SDR后，意味著我國要承擔起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的責任和義務。首先，中國應保持本國內部的金融穩定和安全，要建立內部的完整的金融體系，防止內部金融風險的擴大。第二，中國要保證利率的市場化和資本的不斷流動，保障儲備資產的安全性和流動性。其次，中國政府應不斷爭取參與過于國際事務的主動性和及時性，了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的同時，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利。第四，應建立完整的金融風險防范系統，在應對國際的經濟波動和金融危機時，能夠保證本國經濟健康發展，同時，盡自身努力去協助其他國家平穩地度過經濟危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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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提款權；金融體制改革

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對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進行五年一度例行審查后，由執行董事會通過決議，同意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調整后的SDR貨幣籃子包括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英鎊五種貨幣，人民幣的權重為10.92%，僅次于美元的41.73%和歐元的30.93%，列第三位，日元、英鎊分別以8.33%和8.09%的權重位列第四、第五位，上述SDR構成將于2016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人民幣加入SDR，既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有利于提升國際貨幣市場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也將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體制改革帶來新的壓力和要求。

一、前言

SDR是IMF在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缺陷暴露后，為維持體系運轉，于1969年創設的補充性國際儲備資產，作為美元和黃金之外的補充供給，用以彌補成員國官方儲備不足。在SDR創設初期，入選SDR貨幣籃子的主要參考條件是出口，即貨幣需在全球貿易中廣泛使用。隨著全球經濟環境變化，SDR貨幣籃子的入選標準也有所調整。進入21世紀后，可“自由使用”成為了貨幣入選的新要求。按照IMF規定，所謂“自由使用貨幣”，一是在國際交易中要廣泛使用，包括該國在IMF參加國中出口所占份額、以該貨幣計價的資產作為官方儲備資產的數量等；二是在主要外匯市場上廣泛交易，包括外匯交易量、是否存在遠期外匯市場、以該貨幣計值的外匯交易的買價差等。但“廣泛使用”和“廣泛交易”的具體衡量標準為何，尚存在不同觀點。按照2011年IMF執行董事會公告，官方僅說明“自由使用貨幣”判定的主要依據即是其定義。

二、加入SDR可以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美、歐、日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為擺脫衰退影響，提振自身經濟發展，多從自身利益出發，采取了不同的貨幣政策。美國通過多輪量化寬松，向全世界轉嫁自身壓力；日本也緊隨其后，主動操縱日元貶值，以期提升出口競爭力。隨著各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走向的分化，國際貨幣市場波動風險不斷擴大，資金跨境流動更為頻繁，對各經濟體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復蘇的影響明顯。由于IMF管理體制存在先天缺陷，在協調各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問題上較為無力，各成員國改革呼聲強烈。同期，我國匯率保持相對穩定，人民幣國際化水平不斷提高，成為穩定國際貨幣市場的重要力量。截至最新，人民幣已成為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占比超過2%）、第五大支付貨幣（占比2.4%）、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占比9.1%）。我國已于34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與15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人民幣加入SDR，體現了IMF和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國際地位的認可，確立了人民幣作為官方國際儲備資產的地位，并能夠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

三、加入SDR無法直接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1.人民幣的國際化過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僅需要我國政策的引導，更需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加入SDR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強國際貨幣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但近一段時期美元的強勢抑制了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2015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在岸即期匯率為6.4936，全年累計貶值4.4%，從側面反映了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偏好的變化。在香港市場，1年期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NDF）價格已超過6.8，顯示離岸市場對人民幣中期走勢不樂觀，仍存在較大的貶值壓力，這對于我國積極擴大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會造成負面影響。

2.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從根本上取決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加入SDR只是人民幣國際化中的一個標志性里程碑，不意味著人民幣可以走捷徑。以日元的發展歷史為例，在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出口大國后，IMF于1973年將日元納入了SDR貨幣籃子，但是由于日元匯率的多次大幅波動和日本經濟最近20多年的弱勢表現，日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沒有顯著提升。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減緩壓力加大，原來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凸顯。在金融領域，金融體制改革也面臨多種困難：一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貨幣調控手段單一，仍倚重于數量型工具；二是資本市場不夠成熟，劇烈波動屢見不鮮，各金融機構國際化水平尚處初級階段，距離發達經濟體差距明顯；三是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有待深入，資本項目完全開放還需時日，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主要靠政策隔絕，沒有完全對接；四是人民幣支付結算系統的基礎設施建設處于起步階段，直接導致人民幣交易成本過高。

3.人民幣加入SDR短期內象征意義更大。SDR作為IMF創設的準貨幣，背后沒有強大的國家進行支撐，因而沒有直接交易功能。作為IMF成員國的賬面資產，SDR實際使用上僅能用于償還IMF的債務、彌補各國政府間的國際收支逆差，不僅流動性和收益水平由IMF確定，總額也十分有限。截至2015年11月底，IMF成員國持有的SDR總計2041億，折合2850億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只有不到2.5%。在實際使用中，大多數IMF成員國都將SDR轉化為美元和歐元，很少轉化為日元和英鎊。

四、人民幣加入SDR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進程帶來新的挑戰

1.IMF對人民幣的自由使用將更為關注。列入SDR籃子貨幣后，IMF對人民幣的評估和監測將較未列入時更為頻繁和常態化，并可能在人民幣的基準利率建設、風險工具設置等方面提出要求，增大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外部壓力。本次SDR籃子貨幣調整后，美元、日元權重不減反增，表明在IMF改革的背后更多存在的是國家利益的較量。

2.我國貨幣政策調整難度將進一步加大。離岸市場建設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途徑，隨著人民幣離岸市場規模的擴大，貨幣管理者既要考慮促進人民幣在離岸市場的流通，又要確保在岸市場的流動性和穩定性，目前以存款準備金為主的數量型工具調控效果會削弱，這對我國央行體系調控利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根據國家外管局統計，2015年我國境內在岸市場人民幣外匯日均交易量（僅限人民幣對外匯交易，不含外匯間交易）約400億美元，而香港、倫敦、新加坡等主要離岸市場人民幣外匯日均交易量總和超過2000億美元。在如此大的規模差異下，隨著我國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國內在岸市場在人民幣定價方面發揮的作用可能進一步弱化。

3.人民幣匯率波動將進一步加大。長期來看，人民幣離岸市場深度和廣度的增加，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波動將進一步擴大，人民幣資產與其他貨幣資產、大宗商品之間的轉換也會更頻繁，加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增加匯率調控的難度。

4.資本市場抗風險能力承受壓力。人民幣加入SDR客觀上增加了外界對我開放資本項目的期待。在資本項目逐步放開后，人民幣離岸和在岸市場之間的政策屏障將進一步減小，跨境資本流動將更為頻繁和劇烈，離岸市場的需求變化會迅速傳導到在岸市場，我國國內資本市場需預作準備，以減小或避免沖擊。

五、有關結論和政策建議

人民幣加入SDR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新的機遇，但仍需政府主管部門做好長遠規劃和整體把握，才能趨利避害，充分利用機遇。筆者在此提出以下建議：

1.做好國內實體經濟的穩定和發展，為人民幣國際化打下堅實基礎。從國際歷史經驗看，任何一個貨幣的國際化都是以該國強大的綜合國力，特別是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升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只有內部經濟維持穩定、健康增長，才能為人民幣的進一步國際化保駕護航。這既需要我國加快產業升級速度，實施制造強國和創新戰略，也需要優化營商環境，降低經營稅費負擔，開拓國內消費市場。

2.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原來行之有效的措施建議繼續施行，如：通過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增大人民幣海外接受度，可考慮與“一帶一路”戰略緊密結合，調整對外投資以美元為主的現狀；以對外發行人民幣貸款方式進行發展援助和全球產業布局，可考慮與我國能源引進、產能輸出規劃相結合；促進人民幣的離岸市場建設、加強多雙邊金融合作，繼續擴大本幣互換的對象范圍，并可考慮與我國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相結合。

3.開展國內金融體制改革，如：深化利率市場化程度，完善利率定價機制；在保持國內金融市場穩定基礎上，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程度；提高金融市場監管水平，避免系統性金融風險等。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