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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簡介范文1

【關鍵詞】附條件不；適用條件；異議救濟；考察程序

一、附條件不的適用條件

附條件不制度是刑法上的“謙抑主義”法治理念在刑訴法上具體落實，就是說將一些本來構成犯罪行為的人不付諸審判，而設置考驗期限，讓其遵守考察內容規定，并履行法律規定義務方式來代替刑罰的處罰。2012年刑訴法第271條第1款對此制度適用條件做出規定：“對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規定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做出不的決定”。由此規定可知，附條件不的適用條件為：（1）未成年人犯罪必須是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利罪，第五章侵犯財產罪，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規定的罪名；（2）依照法律規定該未成年所犯的罪行可能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3）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照法律規定應該能夠追究其刑事責任；（4）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有悔罪表現，認罪態度好，向被害人賠禮道歉、積極賠償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由于附條件不制度是刑訴法上一項針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新設置的制度，此項制度在刑事司法實踐中的運用有助于解決我國當前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與訴訟資源相對有限的矛盾，能夠很好分流部分輕微刑事案件，減輕檢察院審查和法院審判的壓力；給犯罪的未成年人一次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避免刑罰執行對其造成的負面影響，有利于使其能夠專心改造、接受教育，為以后重新融入正常社會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附條件不的異議救濟

（1）公安機關對附條件不異議救濟

檢察機關針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出附條件不決定，送達公安機關后，公安機關對此不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向檢察機關表達自己的訴求，行使法律賦予自己的救濟權利。2012年刑訴法第271條第2款對此做出規定：“對附條件不的決定，公安機關要求復議，提請復核的，適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的規定。”由此規定可知，公安機關對附條件不決定異議的救濟途徑為：①公安機關對檢察機關做出的附條件不決定有異議向作出附條件不決定的檢察機關復議。②公安機關向作出附條件不決定的檢察機關提請復議不被接受的，可以向作出附條件不決定檢察機關的上級檢察院提請復核。

（2）被害人對附條件不異議救濟

檢察機關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出附條件不決定，送達被害人后，被害人對此不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向檢察機關表達自己的訴求，行使法律賦予自己的救濟權利。2012年刑訴法第271條第2款對此做出規定：“對附條件不的決定，被害人申訴的，適用本法第一百七十六條的規定。”由此規定可知，被害人對附條件不決定異議的救濟途徑為：①被害人自收到檢察機關做出附條件不決定書后七日內向作出不決定檢察機關的上級檢察院申述。②對于作出不決定的上級檢察院維持下級檢察機關做出的附條件不決定，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作出不決定的同級法院。③被害人可以不經向作出附條件不的上級檢察院申述，直接向作出不決定檢察機關的同級法院。

（3）本人及法定人對附條件不異議救濟

檢察機關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出附條件不決定，送達本人及其法定人后，本人及其法定人對檢察機關做出的不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向檢察機關表達自己的訴求，行使法律賦予自己的救濟權利。2012年刑訴法第271條第3款對此做出規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對人民檢察院決定附條件不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決定。”由此規定可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對附條件不決定有異議的，檢察機關應當直接作出決定，依法提起公訴，不再設置一定的附條件作為考察內容，由法院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罪行以及如何定罪量刑作出最終的判決。

三、附條件不的考察程序

（1）附條件不的考察機關

2012年刑訴法第272條第1款規定：“在附條件不的考驗期限內，由人民檢察院對附條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監督考察”。由此規定可知，附條件不的考察機關是人民檢察院。由檢察院對附條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監督考察是因為檢察院在決定對其適用附條件不前已經充分了解案件及個人詳細情況，有助于消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避免其再次走入歧途繼續犯罪去危害社會，同時有利于檢察機關監督考察工作的順利進行，在考驗期滿后對其是否遵守法律規定最后作出不決定或者繼續提起公訴。

（2）附條件不的考察期限

2012年刑訴法第272條第2款規定：“附條件不的考驗期限為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從人民檢察院作出附條件不的決定之日起計算”。由此規定可知，附條件不的考察期限為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所以法律規定不長不短的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附條件不的考察期限目的是檢驗檢察機關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出的附條件不決定是否正確以及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如果沒有遵守法律規定的四項義務時處于隨時可能被檢察機關追訴的狀態。

（3）附條件不的考查內容

2012年刑訴法第272條第3款規定：“被附條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遵守下列規定：（一）遵守法律法規，服從監督；（二）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三）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準；（四）按照考察機關的要求接受矯治和教育”。由此規定可知，附條件不的考察內容為以上法律規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遵守的四項規定，之所以法律規定附條件不的考察內容目的是不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出明確具體的要求，便于他們認真的去遵守并且履行，而且也是為檢察院對被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認真遵守法律規定為考驗期滿作出與否的決定作出正確、及時的判斷。

（4）附條件不考查結果

2012年刑訴法第273條第1款規定：“被附條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驗期限內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撤銷附條件不的決定，提起公訴”。第273條第2款規定：“被附條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驗期限內沒有上述情形的，考驗期滿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做出不的決定”。由此規定可知，附條件不的考察結果為作出或者不決定。因為附條件不制度具有暫時性，就是說附有一定條件的前提下檢察機關做出的不決定具有可變性：如果所附的條件成就，便做出正式的不；如果所附的條件不能成就，還是要依法提起公訴。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M].法律出版社，2012.

[2]臧鐵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解讀[M].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

杜甫的簡介范文2

一、刑附民案件中存在的問題

（一）賠償范圍不具體，賠償訴請過高，調解難度加大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77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的都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法第36條規定則將犯罪分子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損失范圍辦公室為犯罪行為引起的.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中明確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并進一步提出，這個范圍為直接、必然的損失。對于哪些為直接、必然的物質損失，實踐中認識不同。這一規定與刑訴法，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相比，明顯縮小了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范圍。規定上的混亂也造成司法實踐中具體操作運用上的困難。被害人在人身受到傷害造成醫療費等直接損失的情況下也將經營損失、精神損害等間接損失一并提起賠償訴訟，而這一部分損失有時上下級法院認為不統一。這種規定間相互沖突，很容易造成被害人在選擇法律權利救濟途徑面前難以適從，而且容易導致法院在刑附民審判工作中對被害人合法權利不能全面保護。由于從2004年開始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的人身損害賠償標準，近年來，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出的民事賠償請求的訴訟標的額越來越高，嚴重影響和制約了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的有效開展。

（二）附帶民事案件的調解對量刑的影響不明確

由于立法不明，附帶民事部分調解后，是否將已進行過的民事賠償作為從輕量刑的情節之一來考慮，刑法并無明文規定。審判實踐中，一般將附帶民事賠償達成調解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之一，對被告人予以從輕處罰，特別是對一些輕微刑事案件，如傷害、交通肇事案件，判處緩刑的比例較大。但這樣做，容易在社會上產生“以錢買刑、以錢買命”的誤解。另外，基于被告人刑事與民事責任承擔的雙重性，當“賠償”與“被判輕刑或緩刑”并列在一起的時候，人們容易把調解與量刑視為一種交易，從而損害法律的尊嚴與公正，也影響了人民法院的權威與形象。再者，法官作為調解者和量刑者的雙重身份進行調解時，法官的意見對當事人會產生潛在的壓力，可能有違調解自愿原則。同時，由于雙方當事人訴訟地位的實際不平等，又對調解公平原則產生消極影響。由于這些制度上存在缺陷，使附帶民事調解時，有時會使產生“以刑壓民”或“以民壓刑”的現象。因此，建議立法機關在立法時明確賠償與量刑的關系，既能體現法律的尊嚴，又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二、對策分析

（一）樹立正確調解理念

樹立正確的調解理念就是要正確看待附帶民事賠償與量刑的關系。從近年來的刑事審判實踐來看，被告人如果能夠積極參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一般都能作為酌定情節在量刑上給予從輕處罰，特別是在涉及緩刑或實刑時常常把能否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作為適用緩刑的一個關鍵因素，有些被害人正因為被告人的這一心理，而提出苛刻的賠償數額。因此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質疑之聲，諸如，適用這一量刑情節是否存在“花錢買刑”的情況，是否存在被害人強迫調解從而造成對被告人不公平的情況等等。應采取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來處理附帶民事調解與量刑之間的關系。簡單來說，就是不把民事賠償數額與從輕量刑的幅度簡單地掛鉤，而是住所被告人參與調解的動因、積極性、實際履行能力、當事人雙方的過錯程度、結合具體案件進行綜合確定。

（二）堅持附帶民事調解的合法性原則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必須在刑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柜架內進行，而不能撇開法律完全按照當事人的意愿，以調解論定性、論量刑，更不能以調解替代刑事判決。所謂在法律柜架內進行調解，就是把雙方當事人的調解愿望納入刑法規定的范圍內來解決，使當事人愿望的實現符合法律規定，由此使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得以有機統一。在當事人層面，應樹立正確的刑事司法調解觀念。以“謹慎引導、合理衡平、正確面對”為原則，引導當事人正確看待民事賠償和量刑之間關系，正確理解“寬”、“嚴”的內涵；積極賦予當事人“參與調解、運用調解”的權力，但引導其在合法、合理的范疇內行使權力，明確告知其應履行的對價義務，從而是杜絕被害人“漫天要價”、被告人抒發等阻礙調解進程的現象發生。在法院層面，應規范完善調解機制。一是要選擇好調解模式，提高調解效率。對因鄰里親屬糾紛、過失等引發的輕微刑事犯罪，涉及附帶民事訴訟的，善用符合民風民俗特點的方式重調、多調、巧調，形成以當事人為月、法官引導為輔的調解模式；對有預謀的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故意傷害致殘等惡性案件，涉及附帶民事訴訟的，建立法官月導、當事人參與的調解模式，避免“以錢折刑”的誤導；對因激情犯罪、偶發性犯罪引發的附帶民事訴訟，充分考慮被告人主觀惡性不大的因素，引導雙方在被告人認罪、被害人諒解的前提下進行和解。二是要調動好各種調解力量，提升調解實效。一方面廣泛吸納雙方當事人的親屬特別是家庭廚房長者參與調解，使被害方直觀感受評判被告人的誠意，被告方切身了解被害方的苦楚，達到情感上的共鳴；一方面加強與當事人雙方都能接受的基層組織和人民調解組織之間的協調配合，增強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使當事人盡快達成意見上的契合。 轉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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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福利制度 比較 發達國家 借鑒

一、英國福利制度的改革的背景、主要措施

從世界范圍來看，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不僅發展的比較早，而且與其他國家相比，它的制度也是做的相對全面的。到20世紀70年代，英國順利完成了社會福利制度的過渡，由單一向全面、低水平向高水平發展，日臻完善。

（一）改革的背景

英國在1948年對外公布成為福利國家，旨在實現普遍福利、收入均等、充分就業。在20世紀中期，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發展，推動了福利事業的進步，達到了社會發展的巔峰。但是，在高福利的模式發展下，存在著許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過度強調公平而忽視了效率，經濟就此受到了拖累，出現了財政赤字，最終使國家不能得到發展，社會停滯不前。在這樣嚴峻的背景下，英國政府開始了福利制度的改革。

（二）主要措施

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涉及了很多方面，如住房、醫療衛生、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政府鼓勵私人擁有住房，對住房的補貼降低了，住戶能以優惠的價格購買到公住。實施該政策后，從1979—1980年和1985—1986年，房租價格大幅度提高，平均增長了1.4倍，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對此，在社會福利支出中政府提高了與收入直接相關的補貼，使其超過了房租的上漲幅度。但補貼的對象主要是低收入家庭。因此，就有更多高收入的家庭開始購買私房了。這一政策的實行，促進了資金的流動、住房買賣活動的增加、市場的發展。

從1982年開始，英國政府開始進行國民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確立成本與收益系統。后開放寬了限制，為了尊重公民的個人選擇，政府允許公費病人到私人醫院看病。這樣，在英國的醫療保障制度中出現了雙層結構；同時，從事私人企業的人數在國民醫療制度中的人數也有所上升。

國民收入養老金制度的廢除，私人企事業單位深入職業養老金制度，以社會的力量來彌補國家養老金的不足。

由政府、自愿機構和私營部門共同工作的混合經濟也在其他社會服務領域中發展起來。

二、瑞典福利制度的改革背景、主要措施

瑞典，作為歐洲社會福利國家的代表，貝弗里奇報告和凱恩斯主義理論為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瑞典社會福利制度作注重社會民主意識、追求政治形式和全社會效益最大化，對瑞典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有著推動作用。

（一）改革的背景

瑞典社會福利制度發展的模式以高稅收、高再分配等為特征，以普遍主義和社會公平為價值核心，因而在20世紀七十年代初也達到了它發展的繁榮時期。之后，由于經濟危機的打擊，使高福利國家的體制難以為繼。日益劇增的財政赤字使政府難以承受，高稅收大大打擊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也造成了效率與公平的失衡，最終瑞典政府開始了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

（二）主要措施

1.提高社會福利開支在政府總支出的比重

從1991—1995年，瑞典的醫療衛生占政府總支出的0.5%，教育占總支出的7.3%，社會保險和福利占50.1%，國防占5.6%。這組數據說明了瑞典政府十分重視社會福利和保障事業。社會福利和保障的支出是一個國家社會職能的重要體現，體現了一國社會政策的執行力。

2.建立并完善社會就業系統，促進充分就業

社會福利體制與勞動力市場政策之間的關系等價于瑞典政府社會職能的覆蓋面及重要程度。瑞典政府對失業保險實行廣覆蓋，旨在全體國民在范圍程度上都能享受到。勞動力市場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實現社會的充分就業，體現了瑞典政府對公正平等的凱恩斯主義的追求。

3.調整稅收結構，以減稅為重點

在福利國家緊縮速度最快的80年代，瑞典政府針對各個收入階層減免稅務、調整轉移支付。 政府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率和公司所得稅；同時給予商收入者和商科技人才稅收優惠。

4.改革養老金

瑞典政府設立個人養老賬戶制度，改變集中使用、投資收益與個人相分離的方式，個人所享受到的服務決定于個人所繳稅收，使養老金領取者和在業人員共同承擔風險。

三、兩國福利制度改革發展的比較

（一）相似性

1.改革的原因、背景大體相同。

英國和瑞典都是因為在已有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框架下，遭遇了經濟危機的重創，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財政赤字、高失業率，造成了經濟的衰退以及社會的動蕩。所以要改變這樣的狀況，就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引入正常的軌道。

2.改革的目的相同

英國和瑞典都是要解決財政困難，緩解財政赤字，促進經濟發展。實質上都是要解決社會公平和高效率之間的關系。

3.改革的內容相似

英國和瑞典都對養老金制度進行了改革，給予人民更多的福利，使受益的覆蓋面更加廣泛。

4.改革的成果都有積極的方面

在一定時期內，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促進了就業，維持了社會安定，緩解了赤字危機，促進了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二）差異性

1.改革的重心不同

瑞典主要是引入適當的競爭機制和促進社會福利地方化；而英國則是降低對社會福利的干預程度、弱化政府在福利制度中的作用，擴大私有化程度，更多的引入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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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愛的體驗是一種消極的體驗。我什么也不做就可以贏得母親的愛，因為母親是無條件的，我只需要是母親的孩子。母愛是一種祝福，是和平，不需要去贏得它，也不用為此付出努力。但無條件的母愛有其缺陷的一面。這種愛不僅不需要用努力去換取，而且也根本無法贏得。

解讀：這一段話主要告訴我們母愛的特點：它是一種最溫馨、最無私的愛。它有積極的一面：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愛，是每個人內心深處最為渴求的；它也有消極的一面：母愛不需要用努力去換取，而且也根本無法贏得。

對此，我們可以展開聯想，聯系實際加以理解。老舍曾寫過這樣一段話：“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廿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并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母親》）由此可見，母愛是最偉大、最無私的一種愛，是我們最堅實的感情依賴；母親是我們成長成人、為人處世的“第一任老師”。母親為了子女可以犧牲一切。

2.父愛是有條件的愛。父愛的原則是：“我愛你，因為你符合我的要求，因為你履行你的職責，因為你同我相像。”正如同無條件的母愛一樣，有條件的父愛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其消極的一面。消極的一面是父愛必須靠努力才能贏得，在辜負父親期望的情況下，就會失去父愛。

解讀：這一段話主要說明了父愛是有條件的和父愛的原則以及父愛的積極面（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得，可以受自己的控制和支配）、消極面（必須靠努力才能得到，在辜負父親期望的情況下，可能會失去父愛）。

聯系我們的人生經歷、生活體驗和知識積累，我們亦不難理解這段話。當厄運壓頭、困難降臨時，默默承擔的就是我們的父親！正如作家鄒志安曾在散文《黃土》中把“黃土”作為父親的象征，這樣寫道：“他（指父親）現在去了！在黃土上勞動一生，最后回到黃土里去。黃土是博大寬容的，無論善與惡，最終收容了所有的人。”父親常常表面看似冷酷，實則隱藏著一顆火熱的心！父親常常將痛苦藏在心底，把笑容留給孩子，用生命書寫出大大的兩個字――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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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轉軌時期的宏觀經濟運行，不能不研究財政體系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國家為了實現區域間各項經濟社會事業的協調發展而采取的財政體系。目前，它已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理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基本方式。我國自1995 年實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采取的稅收返還辦法是為保持地方既得利益而采取的特殊過渡性措施，今后還需逐步建立起科學、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

一、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的一般做法

（一）日本。日本是單一制國家，行政機構分為中央、都道府縣和市町村三級。財政體制實行分稅制，中央稅在稅收總額中居主導地位，而地方政府則承擔著國家絕大部分具體管理事務。為此，中央必須對地方實施大規模轉移支付。方式有三種：（1 ）地方交付稅。它是日本實現財政均衡的主要方式。由中央統一立法征收，然后按一定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進行分配。具體交付的比例是所得稅、法人稅、酒稅的3 2 % ，消費稅的24% 和煙稅的25% 劃歸地方。劃歸地方的稅收總額分為普通交付稅和特別交付稅兩種形式，其中前者占9 4 % ，后者占6 % .（2 ）地方讓與稅。實質上是為了便于征管而由中央代征的地方稅。主要有：公路稅、石油天然氣稅、航空燃料稅、汽油噸位稅和特別噸位稅。（3 ）國庫支出金。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特定項目進行的補助。主要目的是支持教育、社會福利、公共工程、交通、社區發展等項目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二）德國。德國是聯邦制國家，政府分為聯邦、州和地方三級。1949 年起聯邦德國實行州共享稅為主體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其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對各種重要問題都有統一的立法，有一個統一的稅制；二是為貫徹“ 平等”、“ 公平” 的“ 社會市場經濟” 準則，保證三級政府在經濟上均衡發展，在公共服務方面，憲法強調所有的公民都應享有大致相同的生存條件，而不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水平。其轉移支付包括兩個方面：縱向平衡和橫向平衡。縱向平衡的主要形式是共享稅，通過共享比例的定期適當調整，協調聯邦與州的財政關系。同時也對部分財力特別薄弱的州予以一定的資助，以及用專項撥款參與州項目的共同籌資。州際間的橫向平衡則是為了使那些人均稅收收入達不到聯邦平均水平的州獲得一定的補償。具體辦法是：由聯邦和州財政部門分別測算出“全國居民平均稅收額”和“本州居民平均稅收額”，某州的“居民平均稅收額”如果超過“全國居民平均稅收額”的2.0% 以上，就屬于富裕的，如果不足95%，就列為貧困州。按規定，富裕州有義務向聯邦政府上交一部分財政收入，貧困州有權取得來自富裕州的聯邦撥款。

分析上述兩個國家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可以看出，它們同屬同時使用共享稅和按特定公式進行的轉移支付制度，德國是以收入能力為基礎的轉移支付，日本是以收入能力和支出需求為基礎的轉移支付，實際上都是用因素法進行分配。

二、我國現階段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矛盾及其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

我國現階段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于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發展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還存在不協調的方面。

（一）從總量關系角度看，公共收入來源與支出對象“負向不對稱”日趨明顯，主要表現為納稅率較高的人能力低且不能從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公共物品；納稅率較低的人卻從政府那里獲得了較高的公共物品，而通常他們的納稅能力較高。如改革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經濟特區和開放城市不僅獲得了稅收減免的優惠和其他支持，而且得到了較多的政府投資和銀行貸款。而中西部地區卻沒有得到如此的優惠和支持，結果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收入和發展水平差距被明顯地拉大了。這種財政關系的負向不對稱，已經妨礙了我國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 帶來了一些社會深層矛盾。

（二）從總收入自身角度看，預算內收入相對萎縮，預算外收入持續擴大， 在預算外收入中中央可支配財力明顯小于地方和部門可支配財力，這種對比關系的形成既弱化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也損害了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觀察中國歷年預算外收支可以發現，在改革之前預算外收入占比重很小，改革后這部分比重持續上升，到2001年底預算外收入已經相當于預算內收入的94.5%.此時，預算外收入開始與預算內收入平分秋色，并日益成為企業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運行的基本財力支柱。范圍不斷擴大的預算外收支活動，一方面助長了不受約束的“自收自支”、“以收抵支”甚至“坐收坐支”行為，為各種形式的“小金庫”大開了方便之門，導致宏觀經濟運行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加劇了地區間產業結構的低水平重復和區域經濟的同構化。

三、財政轉移支付體制改革的借鑒及深層思考

上述分析表明，到目前為止我國的財政體制還是一種過渡性的體制，有必要在借鑒國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先進經驗的基礎上，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財政轉移支付體制，以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全國各地公共服務水平的均衡化，即使各地政府能夠提供基本的、最終大致均衡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現行預算管理體制中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資金轉移方式主要有：體制補助、專項撥款、結算補助和稅收返還。這樣的轉移方式只是維持原有的財政資金配置格局，而缺少較為合理的分配標準和規范的運行機制，既達不到均衡各地公共服務水平的目的，也不利于地方政府加強稅收征管。為建立有效的轉移支付，必須對上述資金轉移方式進行調整。

（一）在既定的現行分稅制條件下，可以先改變補助的標準和方式，逐步以比較規范、客觀的方式進行分配。我們可以借鑒德、日等國收支相結合的做法，實行有限的均衡補助。即首先對那些最基本、最必要的公共服務項目進行評估，在這些項目上實現全國各地服務水平的均衡，以后再按實際條件逐步擴大均衡范圍。采用方法原則上應堅持公平稅賦與實施重點傾斜。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進入完全統一稅率的發展階段。在納稅負擔上給外商企業和私人企業與國有企業完全相同的“國民待遇”，從長期看是必然的趨勢，但目前條件還不成熟，如果脫離現實，盲目追求完全統一稅率，特別是中央統一稅率，將無助于非均衡發展的中國經濟的健康運行與成長。

（二）堅決清理預算外收支，減少不合理收費，對預算外收支實行統一財政管理。應當指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一定數量的稅外費是必然的，但稅外費收入項目過多、過濫，總量過大，就會出現管理失控，影響宏觀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杜甫的簡介范文6

【關鍵詞】行政復議；糾紛解決機制；缺陷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5-081-01

行政復議功能定位是多重的，主要有行政自我監督功能，權利救濟功能，行政糾紛解決功能等，本文直接著重從行政復議制度作為糾紛解決機制的角度來分析行政復議制度，這是因為行政復議制度是行政糾紛解決的重要制度依賴，無論是從各國復議制度的構建經驗，行政復議制度本身的性質，還是我國最新的立法方向來看都能夠充分體現這一點。

一、從糾紛解決機制看行政復議的制度品質

各種糾紛解決機制不同程度地都表現出幾個特征，筆者將其總結為四個信賴、一個保障、一個協調：價值、規則、裁判者、裁判程序得到信賴，強制作為保障，與其它糾紛解決體制相配合。

（一）裁判者得到信賴

裁判者能夠代表公正得到信賴要求兩點：裁判者一方而要中立于糾紛雙方，另一方而也要有裁判的能力。糾紛雙方對于法官中立地位的認可，會轉變成對裁判者裁判結果公正性的信賴；對裁判者信賴的另一個因素是對裁判者能力的信賴。

（二）規則的平等性和共識性

前述各種觀念和價值外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規則，規則是糾紛解決機制運行的依據，是當事人援引主張權利，裁判者依據進行裁判的依據。我們這里暫且把規則等同于法律。作為糾紛解決依據的規則應該具有平等性和共識性，才會得到人們的尊崇和遵守。

（三）適當嚴格和明確的程序

人們有理由相信擁有嚴格和具體程序的糾紛解決機制產生公正結果的可能性遠遠大于哪些程序具有高度任意性和不確定性的機制。在現代，這樣一套體現公正的程序一般理解為要糾紛解決過程要具有公開性透明度，要“兩造具備”，又有嚴格的舉證認證過程等等。

（四）具有一定的強制性

在各種的糾紛解決機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著強制功能，即外在的顯性或潛在的促使當事人服從其裁決的力量。①在根據裁決的糾紛解決機制中，表現為規定一定的強制措施，來保障裁決所要達到的狀態，即所謂外在的強制性。在根據合意的糾紛解決機制中，表現為合意誘導，是一種潛在的力量，只是這種力量相對比較弱小。

二、作為糾紛解決機制的行政復議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復議審查主體欠缺獨立性、中立性

從宏觀上看，行政復議機構獨立性相當欠缺。我國的行政復議機構是各級行政復議機關的法制工作機構，雖表面上超脫于被申請人，但實際上它仍然是政府或者部門的內設機構，難以實現獨立和中立。

從微觀的角度看，行政復議機構的工作人員，因為受隸屬關系的影響，作為具體承辦案件的“裁判者”，是不能獨立地行使職權裁判糾紛的。

復議審查主體本身缺乏中立性與獨立性，再加之在現有管轄體制下，更加劇了這個缺陷，“條條管轄”、“自我管轄”以及“條塊管轄”等這種基于隸屬關系的管轄權分配現狀，加劇了“官官相護”的可能性。

（二）行政復議審查主體缺乏專業性

裁判者要得到信賴，需要中立且就有裁判能力。我國目前的行政復議實踐中，復議人員法律素養和專業能力普遍偏低，且復議人員不到位，；加之作為復議機構的政府法制工作機構也缺乏專業性，使得行政復議本應有的專業性優勢得不到發揮。

（三）行政復議程序缺乏公開性與公正性

首先，行政復議以書面審理為原則，其它審查方式為例外，復議過程封閉、不透明；

其次，以效率為由未對復議程序具體規則作出全而、可操作性的規定，過于簡化，特別是沒有對證據制度作出規定，如證據規則的問題，復議證據種類、證據的證明能力等都沒有明確規定。最后，整個辦案過程過于行政化，復議案件的審查要經層層審批，這加劇了復議案件審理過程中的人為因素和影響。

（四）行政復議缺乏強制性

糾紛解決機制是需要有一定強制性作為保障的，“無論將行政復議制度的功能定位為監督、解紛還是管理，被申請人嚴格執行行政復議決定均無可置疑，但被申請人一旦拒絕執行或陽奉陰違，行政復議制度的權威性即遭到嚴重打擊。”②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現實中而臨的復議決定難執行的問題，大大減損了行政復議決定的權威性。作為復議機關并無權處置有關責任人，也無強制執行權，使得一些復議決定難以執行，行政相對人的權利難以保障。

注釋：

①王亞明，杜萬松，糾紛解決機制的權威生成要素探究[J]公安學刊――浙江警察學院學報，2008（1）.

②劉東生.行政復議制度重構[D]公安學刊――浙江警察學院學報，2008（1）.

參考文獻：

[1]湛中樂.論我國《行政復議法>修改的若干問題[J]行政法學研究，2013（1）.

[2]青鋒，張水海行政復議機關在行政訴訟中作被告問題的反思[J]行政法學研究，2013（1）

[3]應松年行政救濟制度之完善[J].行政救法學研究，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