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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者理論范文1
傳統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目標是追求股東利益的最大化，企業治理結構是“資本雇傭勞動”型的單邊治理結構，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全部歸股東所有。這就是所謂的“股東至上”理論。然而，在現代社會，特別是在知識經濟初露端倪的時代里，隨著物質資本社會化及證券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和團隊性的不斷增強以及企業之間戰略伙伴關系的不斷發展和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日益關注，致使“股東至上”理論受到了越來越強烈的挑戰。利益相關者理論便應運而生，受到了人們越來越普遍的關注。
一、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基本內容
（一）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形成過程。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思想由來已久。20世紀中葉以來，知識經濟引領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對公司治理理論形成了巨大的沖擊，直接促成了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產生。1929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一位經理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不僅股東，而且雇員、顧客和廣大公眾都在公司中有一種利益，因此公司的經理人員有義務保護他們的利益。1932年，伯利和米因斯等也發表了相關論述，表明在“股東至上”理論盛行的同時，少數學者“已有了不同的聲音”。
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美國經濟學家Freeman的《戰略性管理：一種利益相關者方法》這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問世后，學術界出現了討論利益相關者概念的熱潮。但是，真正使利益相關者理論成為當今企業和社會至少某一個重要方面主旋律的事實，則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和國際組織對各利益相關者利益的普遍重視。1990年，美國商業圈桌會議的《公司治理聲明》指出，對公司而言，善待員工、優質服務于消費者、鼓勵供應商長期合作、償還債務并擁有良好的社會責任聲譽都是股東長期利益所在……事實上，美國一些州已經頒布法令以特別授權董事會要考慮股東及其他相關者的利益，還有少數州通過立法來要求企業要考慮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此后，英國、韓國、日本、德國、英聯邦等國家的公司治理原則也對各利益相關者利益有著不同程度的關注，“股東至上”理論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利益相關者理論對“股東至上”理論的批判開始正式化了。
（二） 利益相關者的涵義。自196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一個研究小組首次定義利益相關者以來，迄今經濟學家已提出了近30種定義。米切爾（Mitchell，1997）歸納了其中的27種，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是最寬泛的定義，即凡是能影響企業活動或被企業活動所影響的人或團體都是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債權人、雇員、供應商、消費者、政府部門、相關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周邊的社會成員等。第二類是稍窄的定義，即凡是與企業有直接關系的人或團體才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排除了政府部分、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團體、社會成員等。第三類的定義最窄，認為只有在企業中下了“賭注”的人或團體才是利益相關者。這個定義直接與主流經濟學中的“資產專用性”概念相通，即凡是在企業中投入了專用性資產（如專用設備等，一旦挪為他用，便可能一文不值）的人或團體才是利益相關者。[1]
可以用潛在的利益相關者和真實的利益相關者兩分法把三種定義協調起來，凡是符合第一類定義的都是潛在的利益相關者，只有當潛在的利益相關者向企業投入專用性資產時，才轉化為真實的利益相關者。我們認為，作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一般應符合如下四個標準：第一，向企業投入了專用性資產，如資本、勞動或服務等；第二，必須分享企業的收益，即從企業獲得工資、獎金、股利等各種報酬；第三，必須承擔企業的風險，當企業經營不善失敗時會蒙受一定的損失。第四，分享企業的控制權。符合這四條標準的利益相關者就是目前主要經濟學所關注的“真實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債權人、職工等。這些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生存和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如果沒有他們投入的專用性資產，構成企業經營的物質基礎，企業就不可能作為一個經營主體而存在。[2]
二、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進步性
一些學者認為：如果僅僅強調經理人對股東負責，那么勢必導致經理人為了股東的利益而侵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由于公司的經營決策影響到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經理人就應該對所有利益相關者負責，公司決策應該是平衡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而不是僅僅最大化股東的利益。
近幾年來，國內的一些學者也提出了與利益相關者理論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隨著企業關系復雜程度的加深，利益關系的多元化，一個企業的經理人也應該對其他利益相關者負責。現代社會幾乎成了“公司社會”，大量處于統治地位的公司（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偏離“股權至上”邏輯的，是新經濟環境下公司治理理論的必然選擇，他們的具體理由如下：
（一） 從理論上說，出資者購買股票，成為公司的股東，其資本所有權就轉變為股權。股權是公司賦予股東的權利，無論適用范圍還是自由度都大大弱于原先的資本所有權。這意味著所謂股東對公司的絕對權威是不存在的，因為股權的運用受到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制約。再者，出資者投資形成的資產與債權人的債權，以及公司運營過程中的財產增值和無形資產共同組成公司的法人財產，公司憑借法人財產獲得相對獨立的法人財產權，由此得以成為人格化的永續的獨立法人實體。顯然，公司行為的物質基礎是法人財產，而不是股東的資產，其權利基礎是法人財產權，而不是股權。公司的目標是確保法人財產的保值與增值，那么不僅僅是股東，債權人、經營者、工人等等都為法人財產的保值和增值做出了貢獻。因此，公司應歸利益相關者共同所有，他們通過剩余索取權的合理分配來實現自身的權益，通過控制權的分配來相互牽制、約束，從而達到長期穩定合作的目的，而這種雙邊或多邊的合作模式稱為“共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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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利益相關者理論 旅游地 管理 啟示
一、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Theory)是20世紀60年代左右，在美國、英國等長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國家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利益相關者理論既不同于只考慮供應商和消費者的生產觀念，也不同于只關注所有者、員工、供應商和消費者的傳統管理觀念，而是將政府、社區以及相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乃至非人類的因素如自然生態環境等納入其中，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管理緊密聯系起來，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模式[1]。
該理論奉行的核心思想為：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要為綜合平衡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而展開，任何一個企業的發展都離不開各種利益相關者的投入或參與。企業追求的是利益相關者的整體利益，而不僅僅是某個主體的利益。利益相關者理論要求企業管理層在經營決策中妥善處理與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平衡他們正當的權益要求，抵制他們的非分要求，爭取利益相關者最大程度地合作以便實現企業的戰略目標。
旅游地（景區）也可看作為一個企業[2]，其涉及的利益主體也很多，也存在諸多問題，需要關注、協調和整合，從而實現旅游地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因為旅游地依賴其利益相關者的通力合作，任何一方的隨意退出或實施機會主義行為都可能使他方的利益遭受損失，甚至危及旅游地發展；利益相關者理論要求旅游地重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協調他們之間的利益沖突，承擔起超越經濟目標的更廣泛的社會義務和責任。
二、旅游領域引入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背景分析
利益相關者理論從企業社會責任出發，強調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倫理問題，正好與20世紀末旅游業所面臨的種種困惑和問題相呼應，一些國內外旅游專家學者敏銳地認識到了該理論的指導價值。利益相關者理論源自英美，也是國外旅游研究者率先將“利益相關者”一詞引入旅游領域，與國外相比，國內旅游領域內引入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時間上稍有落后，也有其特殊的背景。
（一）從理論上，利益相關者理論本質上是支持可持續發展理念的
利益相關者在旅游領域研究的緣起,與可持續旅游的發展也是分不開的。早在1984年,《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WCED，1987)便指出在可持續旅游的過程中有必要理解利益相關者，可持續旅游發展是個困難的過程，在讓部分人受益的同時，勢必影響到部分群體的利益。因此，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WCED，1987)明確指出，引入利益相關者理論是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要求之一。旅游地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內涵至少強調：①在保護和增進未來發展機會的同時，滿足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當前的各種需要；②旅游業帶來的效益要廣泛滲透到社會之中，尤其應當對當地居民帶來裨益；③強調發展機會的公平性，強調本代人之間、各代人之間應公平分配有限的旅游資源，一部分人旅游需要的滿足不能以旅游區環境的惡化為代價，當代人不應以滿足自己的旅游需求而損害后代公平利用旅游資源的權利。而這些內涵與利益相關者理論所強調的倫理、公平也是相呼應的[3]。同時，美國圣瑪麗學院的經濟學教授Mcelroy認為，為了使旅游目的地得到可持續性發展，必須做到： ①自然和文化資產的持久存在； ②目的地居民的生活質量得到改善；③旅游者在目的地獲得持久的享受；④ 旅游企業能夠長期獲得收益（Mcelroy，2001）。
當前，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主要措施都是通過調整利益取向，要求人們改善作用于環境的方式和強度。要做到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厘清旅游地各利益主體間的利益關系并加以協調。可見，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理念，為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本質上是支持可持續發展理念的。
（二）從實踐上，利益相關者理論有利于整合旅游地的資源，提高旅游地的競爭力
旅游地旅游業的發展，涉及到諸多利益主體，而且這些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及影響力等各不相同，它們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在傳統的管理方式下，很難處理好它們的關系，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制約著旅游地的發展。但從另一發面來看，如果這些利益主體間的關系處理得當，又是巨大的競爭優勢。因此，可以探討尋求科學的相關理論，如借助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建立一種新型的利益整合機制, 通過協調、交易、利益讓渡和責任分擔等可行方式，確保旅游地所有利益相關者應有的利益, 從而成功的整合旅游地中各參與方的分散力量，形成一種協同效應，增強旅游目的地的凝聚力和競爭力。同時，隨著國際國內旅游競爭日益加劇，區域間旅游協作、合作問題突顯，如何建立有效區域協作、合作機制是區域協作與合作面臨的問題。這兩方面的問題的研究說明利益相關者問題將成為旅游目的地可持續規劃和管理中的一個新興問題，值得旅游研究者和管理者研究和思考。
（三）從管理上，彌補了旅游地傳統管理的缺陷
利益相關者管理強調從企業的社會責任和長遠利益出發，系統地考慮到企業行為所涉及的各個方面的利益，并對傳統的管理方法和技術強化其道德內涵[4]。由于受過去計劃經濟的影響，在旅游目的地的傳統管理中往往只注重對旅游地的日常事務管理，而忽視對利益相關者的管理、重視旅游地的經濟利益而忽視對旅游地應盡的社會責任、重視投資者和政府等主要利益主體的利益而忽視了其他相關者的利益。目前，很多旅游地存在利益分配嚴重失衡現象，東道社區和當地居民被排斥在外或無足輕重，由此引發的當地居民與地方政府、開發商以及旅游者之間的矛盾沖突已經對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威脅。而利益相關者管理，要求在追求旅游地的經濟利益的同時，同樣注重各相關者的法律利益和道德利益。
（四）從旅游地生命周期看，我國大多數旅游地已步入成熟期，其利益相關者已開始顯現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旅游業的蓬勃發展，我國眾多的旅游目的地已經或正在從初期的開發階段走向發展階段，一些旅游目的地已進入成熟階段，影響旅游發展和被旅游發展所影響的旅游地利益相關群體已漸漸浮出水面，如何管理這些利益相關者將成為旅游目的地可持續發展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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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利益相關者 共生理論 共生關系
在企業管理實踐中，利益相關者利益關系問題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存在。利益相關者理論出現以后，顛覆了傳統的股東利益至上主義，提出了一個兼顧所有公司利益相關群體和階層利益的治理框架。但是，它的局限性是不容回避的，突出地表現在缺乏現實可操作性、過于理想化等方面。這提醒我們有必要開辟新的思路，探索基于共生理論的企業利益相關者關系問題的辨識。提出這一思路，將有利于企業更有效地承擔社會責任，更好地處理當前和今后許多民生安全熱點問題，避免天津濱海新區爆照事故的類似悲劇發生，為經濟社會和諧發展提供保障與支持。
一、企業利益相關者理論及其局限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基本論點是企業不僅要對股東負責，而且要對與企業有經濟利益關系的相關者負責。布萊爾（1995）認為，企業的目的不能僅限于股東權益最大化，而應該同時考慮企業其他參與人（包括職工、經理、債權人、供應商、用戶以及所在社區）的利益。股東利益最大化不等于財富創造的最大化，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現代企業所追求的目標，它將社會公平和經濟效率結合起來。
然而，利益相關者理論一定是完美無缺的嗎？企業理論的奠基人之一，詹森（2001）對此提出了質疑，他的疑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利益相關者理論將股東利益至上的企業單一目標轉向服務于滿足相關利益主體的多目標，這不利于經理人做決策，實際上將導致公司無目標。其次，企業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參與的公司治理成本高，決策效率低。第三，強調滿足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企業管理者對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負責，相當于讓他們對誰都不負責任。在實踐中，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奉行利益相關者理論導向的國家，在勞動力成本和國際競爭壓力上升的前提下，也開始裁員、到美國上市，銀行也開始出售長期持有的公司股份，終身雇傭制也僅僅用在關鍵雇員身上等，這些都進一步動搖了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現實基礎。
二、共生理論在現實研究中的應用
利益相關者理論在現實操作中確實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企業利益相關者利益和關系的存在。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和沖突，生物學的共生理論有機會被人們借用、演化，用來處理企業利益相關者關系問題。
“共生”（Symbiosis）的說法起源于希臘語，起初是一個生物學范疇，指不同物種生活在一起，相互因對方存在而受益的現象。在對生物之間的共生研究問題上，Caullery， L，eweils， Scott等眾多生物學家作出了重要貢獻，提出了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共生環境等基本概念，并認為共生關系是兩種或更多生物生理上彼此需要平衡的狀態，是生物體生命周期的永恒特征。共生研究的深化為人們認識生物進化現象提供了新的觀點，生物進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同物種之間的相互依存和作用的關系，由于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存在相互受益與制約的機制，也促成了不斷發展的系統整體。由于共生現象不僅存在于生物界，也廣泛存在于經濟和社會體系中，20世紀50年代以后，共生思想和概念開始突破生物學研究范圍，相關理論被人們逐步應用于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等領域。因此，我們有可能從共生進化的理論范式出發，來正確處理好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的利益沖突。
三、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共生關系的判定
共生關系形成的必要條件是各共生單元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充分條件則是共生體的利益函數在給定時空條件下大于零。在新制度經濟學中，企業的本質是一系列經濟性和社會性契約的集合體或契約網絡，利益相關者按照契約與企業進行資源和能量交換并獲取各自的利益，利益相關者彼此間必須相互依賴和促進才能推動企業運行與利益實現。并且，企業的本質是市場替代物，是為了節約交易成本而存在的，這意味著各利益主體從企業中獲取利益是其最佳途徑，從理論上講這種利益必然超過單一主體各自從市場交易中獲得的回報。因此，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這些特征完全符合共生關系的判定。
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是構成共生的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各利益主體作為共生單元形成共生體，聯接利益主體之間的各種合約，包括對應的制度、規則與協議，構成了利益主體之間的共生界面。在經濟學中，企業是合約選擇的一種形式，也是利益相關者共生界面的表達，在企業這個共生界面中，利益主體以互惠共生的模式相互促進，并與共生體之外的環境相互作用，環境對共生體的影響也通過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來實現。
廣義的共生環境包括企業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經濟環境、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在這個概念范疇中，自然環境中的資源、物種、以及環境質量等要素與人類及其子孫后代的生活息息相關，同時企業文化、企業經營行為以及慈善活動等對社會環境也有著顯著影響，因此在利益相關者理論中界定的間接利益相關者，如社區、社會公眾、資源存量與自然環境等構成了共生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共生關系的特征分析
從共生單元特征來分析，在利益相關者構成的共生體中，各共生單元與共生體之間以價值鏈形式構成嚴密的利益關系，股東、債權人、雇員、供應商、客戶任何一個鏈條的缺失都將導致共生關系的解體。因此，利益相關者各共生單元之間是高度共生、高度關聯的。
從共生模式特征來分析，生物界的行為模式包括了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三種基本模式，而各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通過共同作用來促進共生體的生存和發展，并通過資源和能量的交換從共生體中獲取各自的利益，聯接各共生單元之間的是互利互惠的基本契約關系，因此利益相關者之間形成了典型的互惠共生行為模式。從組織特征來看，利益相關者之間形成的共生體在一定封閉的時間區域內具有獨立的性質和功能，各共生單元之間產生全方位的相互作用，具有穩定的內在關系，這些特征符合生物學上一體化互惠共生模式的基本特征。
五、企業利益相關者共生關系的失衡分析
在企業利益相關者構成的共生體中，具備了共生的一般均衡條件，即共生單元之間具有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上的聯系（契約關系），各共生單元之間存在利益與信息的交換（輸送利益并獲取回報），共生伙伴的選擇具有規律性（市場規律），共生單元之間存在臨界規模關系（各利益主體的維度和密度與企業特質相匹配），這是共生體均衡的基本要素。根據共生理論，當共生體處于維度、密度、結構都穩定的狀態時，共生單元之間將達到均衡狀態。而在實際中，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共生關系將會出現失衡，我們可以依據共生理論從三個方面來分析其中的原因：
第一，共生體行為模式偏離對稱互惠狀態，將導致共生體內部結構失衡。生物學研究己經證明，對稱性互惠共生是自然界的一個主要組織規則，是生物組織形成與發展的主要動力，也是共生系統進化的一致方向。共生系統進化原理還表明，任何無效和不穩定的系統一定違反了對稱性互惠共生法則。當企業各利益主體處于信息及權利不對稱時，居于優勢地位的利益主體可能會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其他主體的利益，利益分配不再處于互惠狀態。如企業銷售偽劣產品侵犯消費者權益，忽視安全生產危及工人的健康與生命，偷逃稅費損害國家利益等。這種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將導致共生單元之間產生矛盾沖突，共生體整體效率降低，在達到一定臨界值后，共生關系將解體，三鹿集團因食品安全問題導致破產事件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共生界面選擇不能促進共生系統穩定及效率提高。當共生界面的功能趨弱時，共生體效率和穩定性隨之下降。共生界面功能取決于阻尼系數等三個主要參數，其中阻尼系數越大，則共生單元在共生體中交流的阻力越大，越容易產生摩擦，使共生體利益減損，在企業里通常表現為由于制度或合約的不完善、不公平而引發利益主體之間發生沖突。非對稱性分配系數則表達了共生利益的分配情況，該系數大于零，說明企業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分配結果達不到最優化，利益受損的一方將要求得到補償、減少資源付出或退出共生體，最終必然影響共生體利益。開放度則反映了共生體受共生環境影響的程度，當開放度大的企業與環境發生沖突時，將遭致更大的損失。
第三，共生體與共生環境之間不能互相促進而致使共生體利益減少。當企業與環境中的特定要素出現沖突時，整體社會福利必然減少。民生安全是當今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從短期來看，共生體利益指標在增長，而事實上民生安全相關負面事件的不良后果及巨大的后續治理投入仍然需要人類及其后代去承擔，其中的損失甚至無法用數據去估量，事實上是企業犧牲長期公共利益來換取短期財務利潤。
參考文獻：
[1]Blair Margaer，1995，Ownership and Control-Rethinking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pp.195～203.
[2]Michael C. Jensen， 2001，Value Maximization，Stakeholder Theory，and the Corporate Objective Function，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Fall.
[3]李燦.利益相關者、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目標函數――基于共生理論的解釋.當代財經，2010.
利益相關者理論范文4
論文提要：銀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和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狀況是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根本原因，而戰略投資者在中國銀行治理中發揮的獨特作用是利益相關者治理理論在中國的生動演繹和創新——據此，本文提出了“疊加于股權機制之上的‘話語權機制’理論”。
國有商業銀行經過20多年的改革，改革初期行政化的管理體制已經明顯減弱，自主意識、競爭意識以及效益意識都在逐步增強，管理能力、經營水平和服務質量也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國有商業銀行的財務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留給民眾的印象就是呆賬的不斷產生和政府不斷的巨額注資，其間值得記憶的“事件”有：1998年的中央財政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以補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2003年底，國家向中行和建行注資450億美元。兩次注資的演繹使得公眾對國有商業銀行的整體經營能力產生了懷疑，經濟學家也對注資帶來的道德風險表示了憂慮。
進一步改革的邏輯就是：徹底消除國有商業銀行巨額呆壞賬產生的根源，使國有商業銀行具備正常經濟體所應具備的能力，首要的目標就是完善其治理結構。所以，國家確立了股份制改造和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改革決策作為治本之策。
截至2007年6月末，對三大國有商業銀行(工行、建行、中行)的戰略投資總金額約146億美元，占國有商業銀行總資本的19％。截至2006年底，已實現上市的建行、中行、工行和交行四家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分別吸收了來自5個不同國家的9家外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并通過股權紐帶與其結成了較為緊密的戰略伙伴關系，共啟動了53個不同領域的305個合作項目。
第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何引進戰略投資者，尤其是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對商業銀行特別重要，而在其他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中沒有表現出同樣的重要性7其次，從股權結構上看，引進戰略投資者并沒有徹底結束國有股權“一股獨大”的情況，如果把國有商業銀行的治理缺陷簡單地歸于“一股獨大”，又如何能夠把希望寄托在一個個股權比例僅10％左右的戰略投資者身上?即，戰略投資者在參股比例較小的情況下是如何發揮它在公司治理上的積極性的，它的“魔力”何在?政府為什么在銀行改革上特別重視引進戰略投資者?第三，在我們考察了銀行業引進的戰略投資者發揮特殊作用的案例之后，我們對銀行公司治理理論在中國的新發展有何理論上的歸納和創新?
本文試圖回答以上三個問題，通過探討銀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引出利益相關者治理理論，通過探討戰略投資者在中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中的特殊作用，對利益相關者治理理論進行了拓展，提出了“疊加于股權機制之上的‘話語權機制’理論”。
一、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和利益相關者理論
銀行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則和治理架構與一般的公司治理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商業銀行畢竟是金融企業，它具有一般企業治理所不同的特殊性：jonathan r．macey和maureen o’hara(2003)指出，商業銀行的特殊性表現在：銀行是創造流動性產品的機構，它們持有流動性差的資產，放出流動性很強的負債：存款保險制度是一個世紀以來銀行改革目標的實現，它驅除了銀行業的恐慌，但也造成了存款人對銀行治理的漠視：固定權益要求者和股東之間的沖突，這種；中突存在于任何公司，在資產分配的決定里，任何增加風險的投資戰略都是把固定收益者的財富轉移到股東手中，由于銀行極高的資產負債比率和存款保險制度，這種問題在銀行尤甚：資產結構以及忠誠問題，存款保險基金由于減少了對監督的激勵，增加了銀行業欺詐和自我交易的行為。
levine (2003)和sang-woo nam (2004)對銀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指出下面兩點。
一是商業銀行信息不對稱的程度更加嚴重
furfine(2001)證明雖然信息不對稱遍布各行各業，但銀行業存在信息不對稱的程度更大，比如貸款的質量人們是無法知道的，一個銀行貸款的產品堆積，人們無法判斷究竟是經營效果好還是銀行遇到了問題。商業銀行也能夠很快地改變其資產的風險構成來掩藏問題。于是，信息透明度低對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利影響就通過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不利于股東和債權人行使監督權力；二是，不利于市場發揮對銀行的優勝劣汰功能。即使在發達國家，銀行業的敵意收購也是越來越少(prowse，1997)。
二是商業銀行受到政府的監管更為嚴厲
商業銀行在經營方面必須遵循穩健原則，但其資產質量和經營活動的信息透明度卻很低，于是，政府部門就精心設計了一系列針對商業銀行的監管安排。由bis，imf以及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銀行監管的標準也主張政府對商業銀行進行嚴格的監管。然而，ciancanelli and gonzalez(2000)分析了銀行業的行業特點，指出銀行是重要的資金融通和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力量，而政府對銀行的關注和參與程度更多，因而銀行業的管制和監督成為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特殊性的主要表現。
總結起來，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具有特殊性就是在于：信息不透明問題極為嚴重，因資本結構與產品更為獨特而導致的銀行公司治理目標的特殊，政府的嚴厲監管使得銀行的外部治理機制作用有限。
正是因為銀行在公司治理上的特殊性，公司治理的理論研究者幾乎一致認為，銀行的公司治理應該適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即銀行的債權人、雇員、客戶和政府與股東一樣都擁有對企業的所有權。銀行不是簡單的資本的集合物，而是一種治理和管理專業化投資的制度安排。布萊爾認為，“由于股東享有有限的責任，因此他們并不總是惟一的剩余索取者，有限責任意味著股東的損失不會高于他們在公司里已持有的投資”，由于商業銀行的債權人的“投入”遠遠大于銀行股東的“投資”，所以，銀行的董事會和管理者就不應該只是單方面地為股東利益最大化服務，而是應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也就是：第一，銀行的治理更多地要考慮債權人的利益，考慮到社會穩定性的需要，第二，由于銀行業本身經營貨幣的特點，根據貨幣主義學派的理論，政府控制貨幣，就能影響經濟，那么政府就必然要控制銀行業，銀行的治理必然排除不了政府的參與，事實上，各國銀行業發展的歷史證明，政府始終是銀行治理中的重要角色；第三，銀行業是金融服務業，金融企業除了牌照資源外，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源，既然員工是企業的人力資源，在銀行的公司治理中，忽視員工是最基本的錯誤。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的結論：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只能適用利益相關者理論。
也正是因為銀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所以我國政府在銀行股份制的改造過程中，更多考慮的是引進國外大的金融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與進來，希望用“鯰魚效應”的原理讓這些“逐利”的股東們給國有商業銀行帶來一些機制上的“刺激”，希望“洋師傅”們能夠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管理制度以及服務水平、服務功能、服務效率，自主創新能力等提出建議和指導，使國有商業銀行走向成熟。
二、國有商業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是重塑公司治理的需要
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長期以來存在以下弊端：一是“所有者缺位”，政府常常以行政性目標直接干預銀行的正常經營，銀行也常常將滿足政府的政策偏好作為其經營目標，銀行真正所有權的行使實際處于虛置；二是“內部人控制”，銀行管理者擁有許多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利潤最大化的動力機制和激勵機制嚴重缺失。尤其是在國家幾乎承擔無限責任的情況下，銀行無倒閉之虞，經營過程中風險意識淡化也就在所難免。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也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在風險控制、財務管理、人事激勵、業務流程、信息科技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但改革的效果也仍不盡如人意。
引進戰略投資者某種程度上就是引進一雙眼睛來盯住銀行資產，在中國國有銀行最稀缺的就是“所有者約束”的情況下，是對“所有者缺位”的一種補充，而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國家，某種意義上“搭”上了戰略投資者的“便車”。
戰略投資者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逐利，它們除了帶來資本約束外，還帶來了“老板”的壓力，它們會能動地利用股東的申訴機制、甚至威脅向市場公眾股東公開矛盾糾紛以向占優勢的國有股東或管理層形成壓力，使得管理層不得不把戰略投資者的利益放在考慮的重點上。作為機構投資者的戰略投資者，相對中、小投資者而言，具有資金規模大、信息獲取與甄別能力強、分析能力與定價能力強以及操作更理性等特點，他們可以更多地了解銀行的真實情況。這是對“內部人控制”的一種“破壞”，能夠使國有銀行慢慢地從“內部人控制”的舊的體制中走出來。從權利的行使方式上講，戰略投資者由于持有的股份數量較大，當公司效益下滑時，很難將手中的股票及時拋出，即使拋出，其拋售行為導致的股價大跌也將使他們自身的利益受到更大損失。由于不能象個人股東那樣普遍地以拋售股票形式來保護自己所投入的資本，所以他們往往選擇向董事會施加壓力間接地監督管理層、參與公司的重大決策以體現自己的意志等方式，來積極參與公司治理，有利于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和搭便車的問題，更有能力將監督成本和干預成本內部化。
三、戰略投資者參與治理和銀行治理理論的拓展——疊加于股權機制之上的“話語權機制”
國有商業銀行在引進戰略投資者之后，一個清晰可見的事實是：戰略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其所行使的權力顯然要大干其所持有的股權，而從其權力的內容看，主要是董事委派或推薦權，并且根據戰略合作協議，其所委派或推薦的董事可以進入、影響甚至控制董事會下屬專業委員會。
在上文的討論中，我們已經明確，即商業銀行適用的是“利益相關者治理”，但在實際的治理結構中，債權人、消費者和政府等利益相關者并不持有目標公司的股權，他們并非因為持有目標公司的股權而直接參與治理。
同時，在國有商業銀行引進的戰略投資者卻享有超越股權的權力，業界流傳的一句俗話叫：洋人的“敲打”更管用一些!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國有商業銀行的利益相關者治理結構中存在著某種有效的運作機制，戰略投資者作為利益相關者正是憑借這種機制才能夠得以有效地參與到公司治理之中來。這種機制筆者稱之為：疊加于股權機制之上的“話語權機制”。
(一)“話語權”的內涵
在傳統的社會學中，“話語權”是指公民有就社會公共事務和國家事務發表意見的權利，是一種表達權和參與權的體現。雖然話語權并非參與公司治理的直接權力，但話語權主體可以行使話語權而影響股權投票機制的運作結果。
值得強調的是，話語權對股權投票機制的影響與專家顧問所提供的咨詢服務有本質的區別。首先，專家顧問提供咨詢服務是一種被動的服務行為，而話語權的行使是利益相關者的積極主動行為。其次，專家顧問所提供的咨詢意見僅供治理決策者們參考，而利益相關者對話語權的行使對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的強制力。
(二)話語權機制
作為利益相關者的戰略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權力基礎正是話語權機制，它對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的強制力，而所謂的話語權機制正是這種強制力的來源和保證。
話語權機制與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密切相關：
1、大股東的價值取向
大股東的價值取向是作為利益相關者的戰略投資者獲得話語權的前提，也是戰略投資者者行使話語權的基礎。盡管政府可以通過監管法規等強行介入治理，也可以通過監管法規等規定公司必須接納其他利益相關者介入公司治理，但目前還沒有看到有法規打破公司“三會”投票權機制的跡象和趨勢。相反，目前已有的公司治理理論和實踐足以證明，股權投票權還將一直是公司治理權力的最后決定機制。在這樣的情況下，戰略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話語權”必然與股票投票權的分配、因而也就與大股東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這也回答了本文文首提出的政府為什么在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方面大張旗鼓，其實政府是通過這種方式把它對戰略投資者參與銀行公司治理的支持“強烈”地“表達”出來了。
值得指出的是，盡管國有股權的具體代表人把非銀行利益帶入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現象不在少數，但在宏觀層面上，國有股東具有積極的公司治理動力。國有股東在宏觀層面上的這種治理動力和價值取向，借助于信息公開機制等，便可轉化為對國有股權具體代表人的壓力，使其盡可能地按照國有股東的宏觀意志進行公司治理活動，其中就包括了對戰略投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接納。另外，從邏輯上講，在私有經濟體系中，由于大股東不存在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分離，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分離，基于私有產權的委托——機制可以很好地彌補這種分離所帶來的缺陷，因此，大股東的價值取向直接進入其行使股權投票權的利益算計之中，而無須通過話語權機制再轉換為投票表決，換言之，大股東對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征求是其股權投票權的內部活動，無須在股權投票權之外另設一個“話語權機制”。在這個意義上，話語權機制和利益相關者治理對國有企業更具有適用性。
再有，對于那些公司治理和經營管理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狀況尚可為股東所控制和接受的公司而言，大股東和小股東們完全可以依賴股權投票權機制而開展積極有效的公司治理。在這種情況下，大股東控制公司治理中的話語權就是符合經濟效益原則的正確選擇。換言之，正是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決定了話語權機制的重要地位。
2、社會評判
當利益相關者依據社會共識或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等行使話語權時，借助于信息披露機制，這種話語權便具有了某種程度上的強制力。尤其在面對國有股東時，由于國有股東在宏觀層面上的積極的價值取向，這種強制力將更加有效，在這里，國有股東在宏觀層面上的價值取向與社會共識和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的一致性是關鍵因素。
3、政策法規的規定
政府可以通過制定規則或行使行政強制力等強行介入公司治理。對于私有經濟而言，這種強制介入是對股東權利的侵犯，但對于國有股權占據控股地位的銀行來說，這種強行介入正是國有股東的宏觀意志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在公司治理中的落實，從邏輯上講，政府在這里的強制介入并不構成對股東權利的侵犯。
4、信息披露機制
信息披露機制是話語權機制的基礎和靈魂。從前面的分析中已經可以看出，大股東的價值取向、社會評判和政策法規的規定等都要依賴于信息披露機制才能轉化為對國有股權具體代表人的有效壓力。
利益相關者理論范文5
論文摘要：構建和諧企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企業不斷發展的必然要求。從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視角探討和諧企業的構建，協調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是構建和諧企業的必要條件。構建和諧企業可以從觀念調整、經濟手段和制度建設三個方面來進行。
企業是社會的細胞，也是社會的經濟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構建和諧企業。然而，對于和諧企業的涵義以及如何構建和諧企業，目前尚屬探索階段。本文試圖從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視角探討和諧企業的構建。
一、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是在契約理論的基礎上由于環境推動發展起來的。一直以來，主流企業理論的主要觀點是股東享有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企業活動的終極目標是為了股東利益最大化。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員工等利益相關者的專用性資產投入對企業競爭力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股東不再是企業經營風險的惟一承擔者。而且，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產生了一系列外部問題，比如，污染破壞環境、浪費資源、漠視職工利益、制造假冒偽劣產品、進行不正當競爭破壞社會秩序等等，企業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人們開始對傳統企業理論提出質疑，利益相關者理論應運而生。
明確的“利益相關者”概念首次出現于1963年斯坦福大學研究所(SRI，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的內部文稿，其定義是：對企業來說存在這樣一些利益群體，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企業就無法生存。人們開始認識到，企業存在的目的并非只是為股東服務，在企業的周圍還存在許多關系到企業生存的利益群體，包括股東、雇員、顧客、供應商、債權人等。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弗里曼(Freeman)給利益相關者下了廣義的定義：能夠影響一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能夠被組織實現目標過程影響的人。這個定義不僅將影響企業目標的個人和群體視為利益相關者，同時還將企業目標實現過程中受影響的個人和群體也看作利益相關者，正式將社區、政府、環境保護主義者等實體納入利益相關者管理的研究范疇，大大擴展了利益相關者的內涵。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為了克服廣義的利益相關者界定方法在實證研究和應用推廣時幾乎寸步難行的困境，美國經濟學家布萊爾(Blair)把利益相關者界定為：所有那些向企業貢獻了專用性資產以及作為既成結果已經處于風險投資狀況的人或集團。克拉克森(clarkson)將利益相關者分為主動的利益相關者和被動的利益相關者，首要的利益相關者(Primary Stakeholders)和次要的利益相關者(Seeondary Stakeholders)；并將主動利益相關者界定為狹義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擁有合法要求權的人或群體與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了區分，從而使狹義上的利益相關者有了一個比較確定的范圍。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基本思想起源于19世紀，是一種協作或者說是合作的觀念。其核心思想是，企業是相互影響的利益相關者相互聯系的聯結體，它通過顯性契約和隱性契約規范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和義務，為利益相關者和社會創造財富。
二、協調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是構建和諧企業的必要條件
我們可以從中國傳統的和諧思想來理解和諧企業的涵義。在中國文化中，“和”與“諧”同義，而“和諧”在古代是以“和”的范疇出現的。
“和”是古典中國哲學在探究“天(自然)與人”、“人與人”、“人與我”等關系中總結出來的人生智慧。“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儒家以個群關系、人我關系為出發點，追求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的重要特征即是“和”，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莊子則提出：“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道家非常重視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其出發點是主客關系、物我關系，追求的是“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境界。禪宗的出發點是理欲關系、身心關系，追求的是人自身內部的和諧。中國哲學三大支柱儒、道、釋各有側重地發展和豐富了“和”的思想體系。而宋明理學以物我和諧為目標，以人我和諧為手段，以自我和諧為基礎，將彼此分離、各執一端的儒、道、釋三大和諧論，整合為一個體用結合、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從而完成了對傳統和諧思想理論體系的建構。
中國傳統的和諧思想，主要有二層意思：一是指事物存在的理想狀態。在和諧的狀態中，事物各要素之間的力量均衡，不偏不倚，相輔相成。二是指新事物產生的內在動力。是事物內部矛盾不斷由對立、沖突、斗爭、走向同一、趨于融合、并不斷完善自身的動態過程。由此可見，和諧企業是指構成企業的各要素之間的力量均衡，不偏不倚，相輔相成，處于一種相互協調的不斷自我完善的動態平衡狀態。那么，構建和諧企業就是通過企業的各種經營管理手段，使企業與環境(包括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企業與員工以及員工之間的關系交融合一，員工自身得到發展并不斷完善，從而使企業達到經濟效益、環境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最終實現可持續協調發展。
顯然，構建和諧企業，在企業和自然的關系上，要保持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使之具有良性的循環能力，以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在企業和社會的關系上，要遵守社會規則，承擔社會責任，使企業的發展成果惠及社會；在人和人的關系上，要強調公正，為實現人們之間的和諧發展提供良好的人際環境；在企業和員工的關系上，要不斷提高員工的生活質量，同時要為員工的發展提供平等的機會與舞臺，努力使員工各得其所，實現自我發展。 然而．企業是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形成這個合約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營利，這是企業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企業作為一個經濟利益主體，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其他經濟利益主體的制約。因為從利益相關者理論看，企業是一種“關系契約”的網絡，契約當事人作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雇員、客戶、供應商、債權人、社區居民、政府及其他企業相關的個人或集體等，對企業擁有利益要求權。
因此，構建和諧企業，就必須協調好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的各種關系。而在各種社會關系中，關鍵的是利益關系。利益關系不和諧，企業就難以和諧。由此可見，協調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系是構建和諧企業的必要條件。
三、協調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構建和諧企業
構建和諧企業必須協調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其實質就是處理好企業自身以及企業與社會的各種利益關系。就協調對象而言，有三個途徑可以選擇：一是通過對各方的利益觀念和利益行為進行調整；二是通過對利益相關者的有效供給進行調整；三是通過對企業和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進行調整。因此，我們可以從觀念調整、經濟手段和制度建設三個方面來協調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以構建和諧企業。
(一)調整觀念。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利益相關者代表了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的利益，為利益相關者服務意味著企業承擔了相應的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理論與倫理學有著天然的聯系．企業倫理也是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基礎理論之一。當利益關系處于矛盾和沖突的狀態下，就需要倫理的調節與選擇。因此，構建和諧企業，應該調整企業的觀念，在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貫徹和諧的理念。
一是調整短期行為，樹立可持續的發展觀，著眼于企業的長期發展利益。二是調整企業環境，樹立融合的關系觀。環境是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應明確企業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融洽合作關系。三是調整競爭理念，確立共贏的競爭觀。競爭是市場經濟永恒不變的主題，但是絕不能把競爭孤立化、絕對化，應把自己的競爭對手看作是利益相關者，是自己的伙伴和戰友，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敵人，合作追求一種只有贏家沒有輸家的和諧共進局面。四是調整管理模式，樹立人本管理觀，強調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為了人的價值取向。
(二)用經濟手段。構建和諧企業的實質是處理好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使人們和諧相處，充分激發企業的活力，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社會關系包括政治、法律和經濟等關系，而企業的性質決定了經濟利益關系是最基本的關系。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沖突大多表現在經濟方面。因此，構建和諧企業應該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利用經濟手段，滿足利益相關者合理合法的利益要求，協調各種沖突，創造和諧局面。一是承擔社會責任，積極納稅，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參與社會各種慈善事業，扮演好社會角色：二是利用價格手段，處理好企業與消費者、供應商和競爭者之間的共贏關系；三是調整分配政策，滿足員工的物質需要，激發員工的創造活力，使員工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
(三)進行制度建設。從宏觀層面上看，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經濟制度；從中觀層面看，制度主要表現為行業規范；而微觀層面看，制度則指的是企業管理制度、企業治理機制。和諧理念需要通過制度的硬性規定與模式強制來保證實現。構建和諧企業，協調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可以從制度建設方面進行。一是國家從利益相關者社會的角度在宏觀層面上進行制度建設，為和諧企業的構建創造公平合理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環境。二是通過規范行業的競爭行為，確保和諧有序的市場秩序。三是企業通過加強管理制度建設貫徹和諧理念，將關注利益相關者利益作為一種企業文化融入制度建設和日常管理工作；并將利益相關者理論納入企業治理機制，遵循“利益相關者”邏輯和人本管理思想，強調平等對待利益相關者，在眾多的利益相關者目標中尋求一種平衡，以達到企業長期穩定發展。
利益相關者理論范文6
[關鍵詞]利益相關者理論 高職教育 工學結合 角色界定 教育評價
[作者簡介]黃浩嵐（1974- ），女，江蘇南京人，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高職教育、績效評價。（江蘇 南京 210007）
[課題項目]本文系2011年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高職‘工學結合’人才培養質量評價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1SJD880050，項目主持人：黃浩嵐）
[中圖分類號]G71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3）21-0005-04
一、問題的緣起
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高職教育曾一度實現了量的增加與規模擴大。然而，規模經濟理論不能推演出“大就是好”，當超過了適度規模的范圍，則會產生規模收益遞減或規模不經濟現象①。隨著高等教育市場因適齡人口的不斷減少而向買方市場轉變，高職院校相比于普通高校，面臨更為嚴峻的社會認可度不理想、優質資源不足、畢業生出路不暢等問題，加上專業設置與課程體系的同質性，兄弟院校之間也處于激烈的競爭中。隨著高職院校與社會接口的增多，其獨立性程度降低，利益相關者的力量越來越大，完全依賴于政府補給的生存法則已蕩然無存。現階段，高職人才培養的實際績效表現不盡如人意，嚴重影響高職教育滿足社會需求的有效程度。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的重心轉移不僅是廣大學者，也是院校管理者所期盼和關注的。
最初作用于營利性組織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對股東利益最大化提出了挑戰，尤其當“股東至上”變為“大股東至上”之時，對企業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轉變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并逐步向非營利性組織滲透其影響力。由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符合人們對高職教育社會責任和倫理方面的要求，基于此，文章試圖分析高職教育利益相關者及其屬性、利益相關者理論對工學結合教育質量建設的影響和作用為采取適當的方式轉換績效管理體系、提升績效表現，奠定更為科學的理論基礎。
二、利益相關者理論為教育績效研究提供了新觀念
1.對利益相關者含義研究的泛述。顧名思義，利益相關者是“與組織利益相關”之人，即其利益受組織行為影響或其行為影響組織利益的個人或群體。利益相關者觀點源自于這樣的現實背景，即在現實經濟（尤其是知識經濟和網絡經濟）活動中，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的依賴性越來越大，物質資本所有者要想獲得增量投資收益，就必須與人力資本所有者合作，引致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地位的相對變化以及人力資本專用資產特性的日益顯現，使人力資本所有者在組織價值創造中逐漸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將利益相關者定義為“是這樣一些團體，沒有他們的支持，組織將不能生存”，這是將利益相關者作為一個明確的理論概念加以界定的發端。1984年，弗里曼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的經典概念：能夠影響組織目標實現的或組織在目標實現過程中所能影響的團體和個人。隨后，對利益相關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弗里曼的這種相當寬泛的框架展開。我國學者也結合各自實際情況就利益相關者界定提出了看法，有一定代表性的是賈生華、陳宏輝的研究：“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在企業中進行了一定的專用性投資，并承擔了一定風險的個體和群體，其活動能夠影響該企業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到該企業實現其目標過程的影響。”②雖然迄今還沒有一個概念表述得到普遍認同，但不可否認，利益相關者理論卻為人們認識與研究組織（無論是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提供一種新觀念。
2.高職院校：一個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組織機構。利益相關者理論能否運用于作為非營利性組織的高職院校？答案是肯定的。其一，高職院校賦予了利益相關者理論運用的現實背景。高職院校本身就是人力資本所有者聚集地。物質資本是為人力資本服務的，尤其是公辦院校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股東，其收支相抵后的事業結余和經營結余自然不能由某一個人獨享或者在某幾個組織成員之間進行分配，沒有人能夠獲得剩余結余，也沒有人能對院校行使獨立控制權。換言之，高職院校不存在“一方獨大”的利益格局。在對大學有一定“投入”的基礎上，能從大學獲得一定利益并產生一定影響的各類主體都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關者③。每一個或每一類參與者向院校提供了特殊資源（能以貨幣價值折算的只是所包含的一部分），這些資源實質上超出了有實物形態的或者雖沒有實物形態仍可辨認的專用性投資的界定范疇。按照風險與權益相匹配、投入與產出的原則，以各自的方式為院校投入資源的利益相關者獲得回報是必然的，這也是利益相關者與院校關聯性的體現。其二，利益相關者理論承載了高職院校全面價值創造的倫理背景。高職院校僅把注意力放在一兩個利益相關者身上顯然是不可取的。在沒有形成立體多元利益主體機制的情況下，因為缺乏其他權力主體的約束，單一權力可能被濫用，造成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失衡，這樣有悖于高職院校教育與經濟的雙重職能及開放、合作的跨界屬性，不利于高職教育的良性發展。高職院校的生存和發展取決于能否有效地處理與全面視角下定義的利益相關者的合作關系，所提供的服務質量，以及應用型人才的輸出標準與相關各方存在的密切利益關系。可以說，高職工學結合人才培養質量建設是一個關系眾多利益主體的公共事務。
三、對利益相關者理論應用于高職教育質量評價的幾點思考
利益相關者理論在參與治理的基礎、含義的界定等方面都顯示了其合理性，但在實踐操作中仍存在模糊之處。在此，筆者對正處于工學結合發展新時期的高職教育，就利益相關者理論應用的幾個具體問題加以闡釋。
1.高職教育利益相關者主體的角色區分問題。鑒于多元利益相關者的存在以及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的復雜性，要想用利益相關者理論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有必要對利益相關者進行科學分類，以便確定其影響方式與影響程度，高職院校的教學、服務和管理活動才能為綜合平衡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而展開。
首先，按照相關群體向高職院校投入資本的形態不同，將利益相關者劃分為四類：物質資本利益相關者、人力資本利益相關者、社會資本利益相關者、生態資本利益相關者。該分類是筆者借鑒對企業利益相關者分類研究的基礎上④，順應高職教育工學結合的特定背景所提出。高職教育所具有的服務社會本質，既要培養當代社會成員的職業技能和職業素養，也包括其子孫后代的長遠發展，潛移默化地培養具備正確價值觀、崇高職業理想、良好職業道德的后代社會成員，并對社會環境與資源的維護作出應有的貢獻。為此，筆者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明確表達了“自然環境、人類后代不可避免地應納入高職教育利益相關者之列”的生態資本利益相關者觀點，具體如表1所示。
其次，按照相關群體與高職院校的緊密程度不同，將利益相關者劃分為重大利益相關者、重要利益相關者與一般利益相關者三個梯級。重大利益相關者是指高職院校如果沒有他們的參與就不能持續生存的一些個人或群體，包括政府、在校學生、院校職工、校企合作單位等，他們與高職院校形成了極為密切的關系；重要利益相關者是指高職院校如果吸引他們的參與就能更好地持續發展的一些個人或群體，包括行業（學會/協會）、畢業校友等，他們與高職院校形成了較為密切的關系；一般利益相關者往往不與高職院校直接開展教學、科研和服務交易，而是間接影響高職院校運作或者受到高職院校運作間接影響的一些個人或群體，如社會組織、一般公眾、后代人等。重大利益相關者提供資源的價值高，對院校經營環境的潛在影響大，對院校事業活動的參與程度也較高，防范受托責任履行者的道德風險和同步創造組織價值與自身價值正是這類利益相關者的價值體現。張耀嵩曾提出：用人單位和社會組織對高職院校的態度和看法對院校沒有約束力，院校是否參考該兩種主體意見在于自身對建議的判斷⑤。對于一般利益相關者而言，防范受托責任履行者的道德風險也許更能體現其價值，而重要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介于上述兩者之間。
此外，根據相關群體處于高職院校相對位置的簡易分類方法，將利益相關者劃分為內部利益相關者和外部利益相關者。內部利益相關者主要包括：在校學生、院校職工，也是院校管理觸角能夠更為快速、徑直延伸到的主體；外部利益相關者是能提供有效反饋信息的外部個人或群體。通過將上述對高職教育利益相關者的分類方法結合起來，歸納出既通盤考慮又焦點明確的高職院校多元利益群體，具體如表2所示。
需要強調的是，按照投入形式的不同可以勾畫出更為廣泛的利益相關者成員，但并不意味著所有成員均對高職院校具有同等重要性。換言之，強調充分考慮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與將利益相關者按其“親疏遠近”進行科學管理并不矛盾。
2.高職教育利益相關者身份的屬性問題。由表2清晰可見，在工學結合模式下，高職教育利益相關者身份凸顯出四個特征：基本分類一致性、跨類雙重性、動態變異性、與高職院校的雙向關聯性，使多元利益集群之間的利益關系更加清晰化，也使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操作性得以改善。
首先，利益相關者身份的基本分類一致性。現階段的理論分析在學生、教職工、政府三方利益主體的重要性程度認定方面大致相同。關于校企合作單位對高職教育的重大性影響，伴隨著共同育人觀念與模式的轉換也逐步得到認同。投入資本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利益相關者通常對高職院校的影響力較大，社會資本利益相關者關聯性程度有所降低，其實現利益要求的緊迫性也不強；生態資本利益相關者雖對組織有間接影響，但不作用于具體的人，往往認為其重要性程度較低。由此，筆者將所有內部利益相關者和外部利益相關者中的政府、校企合作單位歸屬于高職教育的重大利益相關者，外部利益相關者中的行業（學會/協會）、畢業校友劃歸為重要利益相關者，其他則為一般利益相關者。這種細分說明了不同類型的利益相關者對于組織決策的影響以及被組織影響的程度是不同的，主張在眾多利益相關者中到底什么才是重點要關注的，并讓其享有與其重要程度相對稱的權利。
其次，利益相關者身份的跨類雙重性。雙重性特征主要在政府、學生、校企合作單位三方利益主體得以體現。政府作為出資者，主要在于為高職院校投入事業經費和專項經費的財政能力；作為定規者，主要在于對高職教育政策的制定權和對高職院校決策的導向作用。較之企業的投資者或者股東，政府有更大的權力控制院校行為。嚴格來說，政府不僅僅是物質資本利益相關者。學生既是高職教育市場的顧客，也是高職教育的服務成果，是衡量高職教育質量高低的重要指標。校企合作單位不僅是高職教育成果的消費者，對學生素質表現出極高的關注度，又擔負起高職教育過程參與者的角色，更是校企合作戰略聯盟的盟友。因此，學生、校企合作單位既是物質資本利益相關者，也是一定程度上的人力資本利益相關者。用人單位作為利益相關者的雙重身份是實現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客觀要求；學生作為利益相關者的雙重身份有助于任務驅動的過程化、項目化教育教學新方法的實施。
再次，利益相關者身份的動態變異性。針對不同層次、不同規格的高職院校以及在高職院校的不同發展階段，影響人才培養質量的因素是經常變化的。校企合作單位作為高職院校重大利益群體的劃分，以及校企合作單位對高職院校提供人力資本的理解，就是在對高職人才培養質量內涵的認識提升到工學結合這一戰略層面而產生的轉變。在高職教育發展初期，政府對高職院校的生存和發展確實具有決定作用。政府作為重大利益相關者的身份來自于其所具有的其他利益主體無可比擬的政策制定權力和財力支持能力，但也造成高職院校對政府的過分依附關系。一旦高職院校直面市場，這種依賴會使之失去應變與自我發展能力。因此，弱化政府對院校內部事務的干預，強化其在校企合作中的推動、協調、監督很是必要。高職院校應當開始反思高職教育的價值定位，注重開發社會力量的作用。當存在正規的權威性的能夠發揮行業統籌、指導、監管職能的行業（學會/協會）與某一特定專業相對應時，行業（學會/協會）就可能由一般利益相關者轉化為重要利益相關者。在這種相對意義下，伴隨著高職教育觀念的調整、高職教育改革的趨勢，以及高職院校資源、經驗的累積，一些個人或者群體會獲得或失去某些屬性，可能由一種類別轉化為另一種類別，也可能完全喪失其利益相關者的身份。
最后，踐行該理論需要提煉出一組關鍵績效指標（KPI），將其植入一個更為全面的、多角度的績效測量模型。利益相關者理論主張組織績效高低的衡量不可能只依據單一指標，必須盡可能考慮各方面的“合力”。然而，一套績效評價體系不是要求把包含所有目標變量的聯立方程組全部構建出來，畢竟，即使假定已經建立了包含所有目標變量的方程組，要管理層完成多個目標同時到達最優化的求解任務也是不現實的⑨。有研究者曾提出注重“過程”和以“顧客”為中心的ISO模型，以遠景與戰略為核心、涉及“股東、顧客、內部流程、創新和學習”的BSC模型在高職院校質量管理中的應用思路。由于上述模型存在忽視對績效產生重要影響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先天不足”，相對于較多的理論分析成果而言，應用實效并不顯著。鑒于此，高職院校應當構建一個堅持利益相關者價值取向的績效棱柱三維模型（PP模型），以績效棱柱的利益相關者理念確定質量目標；從影響目標實現的外部環境與內部機制中以KPI思路找出與工學合作教育質量優劣程度顯著相關的關鍵成功因素；設計出實現目標的指標體系作為利益相關者價值取向的載體。通過PP模型，能夠反映出院校內在的改善教育績效與校企進行技術創新尋求合作的驅動因素，以及學生、雇員、政府、校企合作單位等之間關系，并對其利益需求與貢獻進行量化，分析各利益相關者利益受保障程度的差異；通過PP模型，能夠清楚地看到在眾多績效指標中哪些是與目標實現休戚相關的指標，以及各個因素與目標達成之間內在關系的程度及方向；通過PP模型，能夠呈現出高職院校質量建設狀況全貌及其各子系統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成功路徑圖。
站在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戰略層面上，筆者提出了對高職教育利益相關者種類的新劃分，反思了在高職教育績效管理中踐行利益相關者理論需要把握的若干問題，以期為將利益相關者理論成功應用于高職工學結合教育實踐提供借鑒。
[注釋]
①徐挺.樹立正確的高職教育質量觀[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27.
②陳宏輝.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理論與實證研究[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106.
③胡赤弟，田玉梅.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J].中國高教研究，2010（6）：16.
④溫素彬.基于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績效評價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114.
⑤張耀嵩.高職教育教學質量監控與評價體系研究[J].職業技術教育，2009（25）：36.
⑥耿潔.職業學校――企業潛在重要的利益相關者[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0（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