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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桐城派范文1

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斬處死，時年60歲。噩耗傳到桐城，為避受牽連之禍，戴氏家族100余口全部投塘自殺。

對于繁瑣的考據，桐城派文人大感厭倦，他們依然重經濟、重實用，在知識領域樹起了一面鮮明的大旗。

桐城派發源于大別山東麓的桐城，歷史上名家輩出，其文風、思想獨占中國文壇300年之久。桐城派雖然在近代銷聲匿跡，但它的影響卻持續至今——有專家指出，近代中國思想之所以會向“實用”、“經濟”轉變，其直接的源流就來自桐城派。圖為安徽桐城古鎮風貌，徜徉于此，人們似乎依然能感受到桐城文派的遺脈。

桐城、桐城派是大別山東麓避不開的話題，“天下文章數桐城”——這句響當當的話從明末到晚清，被天下人足足念誦了300年。

桐城派是個學術流派。按理說無論是在哪個時代，搞學術的人總是少數，他們的影響也很難超出學術圈子，發散到社會之上。但桐城派不同，他們治學崇尚務實與“經世致用”，重經濟、重實用，在知識領域樹起了一面鮮明的大旗。

桐城派顯赫歷史300年，在近代歸于沉寂——軀殼雖然湮沒，但桐城派的精髓卻留了下來，被后世中國人秉承的“實用、務實”思想正是由桐城發端的。

桐城人為什么聰明？

“上有九頭鳥，下有湖北佬”，這句用來形容湖北人頭腦靈活、精明的話，其實并不完整，后面還有半句——“三個湖北佬斗不過一個桐城佬”。桐城人的聰慧、好學世所公認。比如，在明清兩朝赫赫揚揚300年的“桐城派”就是明證。

要說桐城派，先來看桐城。桐城位于大別山東麓靠北，現在為一縣級市，屬安慶市管轄。桐城具備了一個山麓城市的所有特點：地勢由高到低慢慢過渡，山地、丘陵、平原呈階梯分布，境內4條河流全部發源于大別山，向西注入長江。有山有水且山清水秀，這是桐城最大的特點。

山水雖然好看，但并不養人，尤其是在農耕年代，土地才是人們安居樂業的前提。所幸，桐城是不缺肥田沃土的，大別山東麓最好的耕地幾乎都集中在了這里，歷史上桐城盛產稻米，直到今天它還是安徽重要的商品糧基地。安居樂業后自然就該讀書了——桐城派的興起與桐城地理有割不斷的聯系。

正是因為根植于這片山水土地，桐城派才成為了一個“務實的學術流派”。在桐城派誕生的明朝末年，天下的學風、文風一如這個行將就木的王朝，散發著腐朽的氣味。整個明末，桐城文人內心都深處矛盾之中，他們渴望“出世”，但頹廢的世道又與桐城文人內心的清麗質樸格格不入。這一時期，桐城文人在野的特別多，他們亦耕亦讀，開館授課，影響遍及長江下游地區。

說來也怪，那些由桐城文人發蒙的子弟，頭腦似乎都要聰明一些，“子弟從桐城學，煥然一新，機鋒見于言辯”，清初揚州富商鄧大同曾為族中子弟延請桐城教師，學了一段時間后，他發現這些孩子全都神采奕奕，敏而好學，再不是從前那副木訥呆笨的樣子。同樣的儒學教材、同樣的孩童，為什么一經桐城教師教授，效果就大不一樣？其中的奧妙就在于桐城學問注重務實，言之有物，對于儒家經典的解讀往往講求與現實結合，“活學活用”與死記硬背相比自然有趣得多了——套用今天的話講，桐城文人的治學方法是有助于開發人腦智力潛能的。

最晚在17世紀初（桐城派正式形成之前），桐城文人就已獲得了極高的聲望，而“桐城人聰明”的說法也在此時被外人認可。進入清初康熙、雍正年間，隨著桐城文人紛紛“入世”，影響力日益擴大——聰明的桐城人開始書寫歷史。

桐城四祖與“京城官生半桐城”

桐城派有“四祖”——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這四人在歷史上都是響當當的人物，桐城派獨霸中國文壇300年，基業正是他們開創的。

戴名世是桐城文人入世的開始。他天資聰穎，6歲開蒙就讀，11歲便熟背《四書》、《五經》，被鄉里長輩公認為“秀出者”。20歲時，戴名世開館執教，不久之后就因才華卓異入北京，選為八旗正藍旗教習。

在北京期間，戴名世“文名漸起”，弟子尤云鶚將他的習作刊刻出版，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所有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而桐城派的治學主張、特點也隨《南山集》一起風行，為當時文人模仿。

《南山集》讓戴名世名動天下，集子刊印后的第9年——即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參加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的成績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此時的他名望如日中天，讀書人從全國各地趕來拜訪，翰林院外經常門庭若市。

然而，或許正是應了“樹大招風”這句俗語——作為皇帝身邊的重臣、天下學人的泰斗，戴名世不僅為聲名所累，也招來了他人嫌隙。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御史趙申喬參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多次引用南明年號，實乃“大不敬”。康熙五十年距《南山集》刊印已過了11年，一本早已沉入時間的著作，怎么現在才被翻出來，成為作者“大不敬”的罪證？很顯然，戴名世被小人算計了。

參劾狀送到了康熙面前，這位“明君”難道就不明就里嗎？不，他兩眼一眨，動起了帝王心術——他要殺雞儆猴，他要天下人知道你戴名世才華再大，也不過是我手中的羔羊罷了。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斬處死，時年60歲。噩耗傳到桐城，為避受牽連之禍，戴氏家族100余口全部投塘自殺。這口池塘至今仍在桐城孔城鎮清水村，池水幽黑，透著死亡的氣息。

戴名世之死是桐城派的一大挫折，不過文化的精華始終是強權、冤獄壓制不住的。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冬，受《南山集》案牽連的方苞被“恩釋出獄”，這位桐城派大家顯然吸取了戴名世的教訓，他一面著書立說，一面又韜光養晦，平生雖兩次入南書房參與政事，卻又對政治和權利全無野心。方苞是桐城派早期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他改變了戴名世死后桐城派“萬馬齊喑”的局面，而后世的劉大櫆、姚鼐之所以能繼往開來，發揚桐城派，歸根結底他們是站到了巨人的肩上。

經過“桐城四祖”的開拓，到了乾隆朝中后期，桐城派學術極大繁榮，當時就有“京城官生半桐城”（北京的官員、士生半數都是桐城派弟子）的說法。清初100多年，歷經康、雍、乾三朝，桐城派不僅能在“文字獄”的夾縫中生存下來，還發揚壯大，這與桐城派文人倡導的務實實用是分不開的——他們不與強權正面沖突，消耗精力，而是登峰造極，追求學術的頂點。而桐城派的“實用”主張，直接影響了清朝末年的甚至更往后的中國改革。

影響至今的“實用”思想

桐城派在清代鼎盛一時，但這畢竟已是往事，它推崇的“義法”、“言有物”、“言有序”在今天看來畢竟時隔久遠，激不起人們的太多興趣。然而，當我們拋開這些單純的、陽春白雪似的治學手段，重新梳理桐城派文化精髓時，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這個發源于大別山東麓小城的文派，其影響已穿越時代，并滲透到社會精神的方方面面。

桐城派后輩、姚鼐的高足姚瑩曾明確將桐城派要義歸納為“義理、經濟、多聞、辭章”，這里的“經濟”很引人注意——什么是經濟？簡單說來就是經世致用的學問，它涵蓋社會生活領域的各方面，如管理、財務、民事，甚至還涉及自然科學領域。桐城派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不屑于這些“經濟”之學的，他們只讀圣賢書，用儒學八股敲開仕途的大門。

在桐城派崛起的時代，中國知識界的另一種風氣是“重考據”，所謂考據就是研究古文獻時，找出極為翔實的資料來考核、證實和說明。考據是一門“向后看”的學問，它厚古薄今，雖于現實無所補益，但又能引經據典，讓人獲得博學的虛名。對于繁瑣的考據，桐城派文人大感厭倦，他們依然重經濟、重實用，在知識領域樹起了一面鮮明的大旗。

被這面大旗吸引來的，就有。最初并不是桐城弟子，后來受桐城派經世致用思想的感召，轉從姚鼐學習。隨著平步青云，成為晚清重臣，桐城派的經世致用也發揚光大。

清代桐城派范文2

一、文論觀點“本之于經”

作為一名經學家，陳澧亦兼擅文學，其經學思想及其學術方法不知不覺向文學的領域延伸。陳澧的文論觀點皆“本之于經”，將《詩經口小雅》中“有倫有脊”一詞作為作文指導法則，并將文學視為學術經世的手段之一。對于作文之法，陳澧拈出了“有倫有脊”的原則，并且明確指出自己的文論觀點“本之于經”：“昔時讀《小雅》‘有倫有脊’之語，嘗告山舍學者，此即作文之法，今舉以告足下，可乎?倫者，今日老生常談，所謂層次也。脊者，所謂主意也。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后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書之于紙上，則為文。無意則無言，更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則必有所主，猶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為之主，此所謂有脊也。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當先?何者當后?則必有倫次。即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盡意，則其淺深本末又必有倫次，而后此一意可明也。……雖然，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仆之說雖淺，然本之于經，或當不謬。”[1所謂“有脊”，是指文章必須要有思想、有內容。所謂“有倫”，是指文章層次清楚、條理分明，也就是要求文章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然而，“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如何才能做到文章“有倫有脊”?陳澧提出“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的韓愈被陳澧推為文章家的典范：“凡為學者，當于古人中擇師；仆為足下擇之，其昌黎乎?昌黎進學解日：‘先生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昌黎讀書法也。昌黎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一一自言之，又屢言之，燥然而可見，確然而可循如此，才真高矣，志真博矣。”[2韓愈為學尊孟子、茍卿，讀書披百家，吟六藝，其作為文章始能“陶冶镕裁合為一家，而猶可以尋其所自出。”文章家當師范韓愈“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才能作出“有倫有脊”的優秀篇章。對于文章的“意”和“脊”，陳澧尤其重視，他所推崇的是具有“古詩人之旨”的詩文作品。他稱贊馮子皋的詩“蓋大令之詩，尤善者《徐鄉竹枝詞》二十一首，凡耕植絲布之業，沙草魚蟹之利，歲時燈火酒食之樂，男女婚嫁思慕之感，歷歷如繪，此近于古詩人之詩，陳之可以觀民風者。，[釘評方子箴詩“及其怡懌乎心靈，流連乎古昔，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卓乎古詩人之旨也。[]所謂“古詩人之詩”，也就是文章內容需“原于古，切于時”，具有“怡懌乎心靈”的感人力量。陳澧論文“本之于經”，主張作文“求圣人之道”，同時要“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陳之可以觀民風”，秉承了儒家“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論精神。這與陳澧學術經世的思想直接相關。經世致用思想本就是儒家的學術傳統之一，陳澧生活在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時期，這一學術思潮重新得到張揚。齊思和說：“夫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5]處于這樣的社會現實和學術氛圍中，陳澧雖關心政治，卻自認并無經世之才，自然不能像他所佩服的魏源那樣“以經術為治術，[，他選擇了學術經世的途徑，通過著書立說、教育人才來達到間接救世的目的。“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于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于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于天下。”[7他將學問看得異常重要，甚至認為“學術衰壞”直接關系“人心風俗”，這是他經世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學同樣具備經世的功能。陳澧提出“凡經學，要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而已。”“凡史學，要知治亂興亡之由。‘凡讀古人詩文，要取其開我之心胸，養我之性情。”[8]不論是經學、史學還是文學，陳澧看重的是他們幫助士人識義理、通古今，提升道德修養，從而有用于世的致用功能。他贊揚鄭小谷的文章“觀君之文之論事者，則亦可識之矣。必原于古，必切于時，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是三者不徒在于文，而又有在于文之外者也o．[93文章應“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發揮經世之效用。陳澧的詩文亦表現出強烈的對時事的關切之情。如《大水嘆》指出廣州的水災不僅是天災，還與官吏管理不善，濫收田租、誘民墾荒有極大的關系。《有感》諷刺期間兩廣總督葉名琛臨敵而不設防，致使廣州城陷落的荒唐舉動。《炮子謠》寫吸食鴉片給中國人帶來的身心健康的損害，對世道人心的破壞，這正是他“切于時”的文學理念在創作領域的貫徹。

二、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

陳澧在《鄭小谷補學軒文集序》中，提出了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的理想要求：“昔人謂史家有三長：學也，識也，才也。澧嘗論之，以為文章家亦然，無學則文陋，無識則文乖，無才則文弱而不振。然持此以論文，其可以號為文人者，寡矣。求之于今，其刑部象州鄭君乎?君讀四部書不知幾萬卷，宏綱巨目，靡不舉也。奇辭雋旨，靡不收也。其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是日有學。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時文而模仿沿襲，尤深恥而不為也，是日有識。其為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為也，能異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鋒英英焉，其氣磊磊焉，其力轉轉而不竭焉，是日有才。''''，[9]這是他在當時文壇考據、義理、辭章三者關系的論爭中，主張調和漢宋、貫通相左的折中的學術立場在文論領域的反映。陳澧“學、識、才”兼長的文學理念受到章學誠的深刻影響。“才、學、識”兼備的觀點最早由史學家劉知己所提出，清代章學誠將之引用到古文創作的理論中，提出“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于稼穡也。”[1叩認為理想的古文應將文辭、考據、義理也就是才、學、識三者完美融合。頗具深意的是，章學誠提出“才、學、識”，陳澧則將其排序變為“學、識、才”，并在具體闡釋中融人個人之思想。對“學”的要求被陳澧放在首位，提出“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也就是訓詁精確，博聞強記。強調為文精于考據，與陳澧崇尚漢學的學術取向密切相關。陳澧雖主張漢宋調和，但他的學術出發點是漢學，其學術成果也基本集中在漢學領域，正像錢穆所說“是子襄雖亦主融漢、宋，而與陳東塾之為見異。東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于諸子。’，[n因此，他將漢學家所重視的考據放在首要位置，強調在詩文創作中避免因疏于考據而出現知識性的錯誤。所謂“識”，是指“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也就是漢宋融通，不拘泥于一家的學術識見。清代中期以后，漢學和宋學各執門戶之見，爭論不休。陳澧學術思想的特點在一“通”字，拋卻門戶偏見，主張漢宋融通，考據與義理兼長。“百余年來，說經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仆之此書，冀有以藥此病耳。既成此書，乃著《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不分漢宋門戶。，[]學有識見，“以其所學發而為文，為詩”，則不會流于瑣碎空虛，也不會流于乖張臆說。漢宋通融的經學立場影響到陳澧的文論建構，強調“學”與“識”兼長，也就是考據與義理兼擅構成其文論的重要內容。所謂“才”，主要指深厚的文學表現才能，也就是章學誠所說之“文辭”。在為友人文集所作序中，陳澧對“才”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凡方伯之詩之美，澧能言之矣。其健也，巨篇連章，橫翔而杰出。其奇也，狹韻僻字，斗險而爭新。其艷也如春，其清也若秋，其巧也雕刻窮纖微，其和也鏘鏘中宮徵。若是者，猶才人之能事乎!虻]這里的“才”主要指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從用字到音韻到風格都有精到的論述，可見陳澧對文學作品具有相當高的審美鑒賞能力。陳澧雖提倡文章家應“學識才”兼備，但這三者在他的心目中并非處于同等位置。他欣賞辭章之美，但卻將“學”和“識”置于“才”之前：“作詩寫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讓專門者為之。……若夫著述之體，切宜留意……學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辭章所可同日而語者，俗人更不識也。”C14]這里的“著述之體”指的是經說與史論，陳澧提明確地將著述之體置于詩文之上。對于詩文，陳澧則提出“不俗”的評價標準，而將文章藝術的工妙置于其次。何為‘不俗’?陳澧認為“不俗者，狂狷也。俗者，鄉原也，同乎流俗也，孔、孟以為賊，可懼也。志狂者之志，行狷者之行，是為不俗。,E143所謂“狂狷不俗”是指特立獨行，絕不同流合污的個性。陳澧對清末“廉恥道喪”的世風極為不滿，將“行己有恥，博學多文”作為教育的宗旨，一貫強調道德的修養，他的贊揚“狂狷”，痛詆“鄉原”，就是要警醒世人，要做個性獨立，道德高尚的“狂狷”君子。此種思想反映到文學上，就是“不俗”的詩文品格的提出。“不俗”論的提出更多是偏向于對詩文作者學識修養、道德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將“學”與“識”放在首要之位置。

陳澧“學識才”兼長的詩文理想對克服當時空虛、瑣碎、淺薄的文風確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我們也要看到盡管意識到文學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感染力，陳澧為宣傳自己的經世主張，將著述文體凌駕于才人辭章之上，對文學作品流露出貶低的情緒，這是他文學批評的不足之處。對陳澧頗有些菲薄態度的劉師培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中曾說：“宋代以前，‘義理’‘考據’之名未成立，故學士大夫，莫不工文。……至宋儒立‘義理’之名，然后以語錄為文，而詞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據’之名，然后以注疏為文，而文無性靈。夫以語錄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筆之于書，以其多方言俚語也；以注疏為文，可筆于書，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無抗墜抑揚也。綜此二派，咸不可目之為文。”E15]批評宋學家以語錄為文，文章俚俗；漢學家以考據為文，文無性靈，明確提出義理、考據之作皆不可稱為“文”。這段話或可讓我們對陳澧文論未能擺脫經學思想羈絆的不足之處有更深的了解。

三、溝通駢散、反對時文

古文與駢文、考據之文的論爭是清代漢學與宋學的斗爭在文學領域中的重要反映。篤信宋學的袁枚、翁方綱以及桐城派作家崇奉古文，以阮元為代表的漢學家則推尊東漢考據、訓詁之學，提倡駢文、考據之文與之相抗衡。清代后期，漢宋兼采逐漸成為經學發展的基本趨勢。漢宋兼采派經學家的文論觀點亦正如他們的經學主張，對文壇矛盾基本上采取折中調和的態度。陳澧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與調和漢宋的經學立場相一致，陳澧對于文學領域的駢散之爭持折中的態度，認為古文與駢文、考據之文各有所長，應該互相調和：“李恢垣吏部刻其文集成，屬為之序，讀之而驚且羨也。集中有古文，有駢體文，有考據之文，又別有詩集，兼擅此四者，求之國朝海內諸名公，其顧亭林乎!其洪稚存乎!袁簡齋能為古文、駢體文，能為詩，而不喜考據。然其隨筆之書，即考據也。阮文達公精考據，又能為駢體文與詩，而謂古文非文也，筆也。然其集中之筆，亦復佳。是皆兼擅四者，其余不暇論。”[1他認為本朝文人只有顧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能夠做到古文、駢體文、考據文、詩歌四者兼長。顧炎武是陳澧終身仰慕的學者，為文考據和義理并重。洪亮吉乃駢文大家，陳澧對他頗為欣賞。袁枚提倡性靈說，反對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理論，但陳澧認為他實際上十分精通考據。阮元立倡文筆說，推尊駢文為文之正統，認為桐城派古文只能算“筆”，根本就算不上是“文”。陳澧認為阮元實際擅長筆的寫作。陳澧以顧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的創作為例，力證漢學與宋學可以調和，古文與駢體文、考據文可以兼長。

清代桐城派范文3

中國古代作家作品

1.先秦作家作品

（1）詩歌——《詩經》與《楚辭》

《詩經》：“詩三百”，第一部詩歌總集，現實主義文學的源頭，“六義”。與《書經》、《禮》（《周禮》、《儀禮》、《禮記》）、《易經》、《春秋》合稱“五經”。

《楚辭》：收錄屈原等人的作品，“楚辭體”又名“騷體”。代表作《離騷》，第一首長篇政治抒情詩，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

（2）散文——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

諸子散文：《論語》（后人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語錄體專集，與《大學》、《中庸》、《孟子》合稱“四書”）、《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

歷史散文：《春秋》（第一部編年體）、《左傳》（第一部敘事詳備的編年體）、《國語》（第一部國別體）、《戰國策》（《國策》）等。

2.漢代作家作品

（1）賦文——賈誼的《過秦論》

（2）史書——《史記》（開紀傳體之先河，“二十四史”“前四史”）和《漢書》（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3．魏晉南北朝作家作品

（1）詩歌——“三曹”、陶淵明（東晉，第一位田園詩人）和樂府詩雙璧

（2）史書——《三國志》（西晉陳壽）和《后漢書》（南朝范曄）

（3）文學理論——《文心雕龍》（劉勰，第一部文學理論專著）

（4）小說——《世說新語》（劉義慶，第一部筆記體小說集）

4．唐代作家作品

（1）散文——古文運動（“韓柳”）、劉禹錫（字夢得，《陋室銘》）、杜牧（《阿房宮賦》）

（2）詩歌——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階段

初唐：“初唐四杰”和陳子昂。

盛唐：兩個流派（“王孟”為代表田園詩派和高適、岑參、王昌齡等為代表的邊塞詩派。蘇軾贊王維“味摩詰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和兩大詩人（李白、杜甫。杜甫組詩“三吏”、“三別”），另有自號“四明狂客”的賀知章。

中唐：新樂府運動（“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元稹和白居易“元白”，白居易“敘事詩雙璧”（《長恨歌》和《琵琶行》）

晚唐：“小李杜”（杜牧《樊川文集》）。

5．宋代作家作品

（1）散文——唐宋家（歐陽修《六一詩話》，“三蘇”中蘇洵《六國論》）、范仲淹和沈括（《夢溪筆談》，我國第一部科學作品）

（2）詞——婉約派和豪放派

婉約派：北宋有柳永（北宋第一個專業詞人，《樂章集》）、歐陽修、秦觀，南宋有李清照（易安居士，《漱玉詞》）和姜夔。

豪放派：北宋有蘇軾（開豪放一派）、范仲淹，南宋有辛棄疾（號稼軒，《稼軒長短句》）、陸游和文天祥。

（3）史書——司馬光（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與《史記》一起被譽為“史學雙璧”）

6．元明清作家作品

（1）戲曲——元代有關漢卿（我國戲劇史上最偉大的戲劇家，《竇娥冤》、《救風塵》、《單刀會》）、王實甫（《西廂記》，張生和崔鶯鶯）、馬致遠（雜劇《漢宮秋》、散曲《天凈沙·秋思》），明代有湯顯祖（《牡丹亭》，又稱《還魂記》），清代有孔尚任（《桃花扇》）。

清代桐城派范文4

2、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莊子。

3、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

4、法家學派化人物有：韓非子。

5、屈宋：指戰國時期的屈原、宋玉。

6、揚馬：指西漢揚雄、馬司相如。

7、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

8、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陳琳、劉楨、徐干、阮禹、應玚。

9、沈詩任筆：指南朝齊梁間的沈約和任昉。

10、初唐四杰：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11、沈宋：指初唐武后時期著名的宮延詩人沈全期和宋之問。

12、唐代詩人屬于邊塞詩派的有：王昌齡、岑參、高適、王之渙、李頎。

13、張王樂府：指張籍、王建所寫的樂府詩。

14、郊寒島瘦：蘇軾語，是對中唐詩人孟郊、賈島詩風的形象概括。

15、元白：指中唐詩人元稹和白居易。

16、南唐二主：指五代時南唐的兩個皇帝，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

17、三蘇：蘇軾、蘇洵、蘇轍。

18、唐宋家：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軾、蘇洵、蘇轍。

19、宋代詞人中屬于豪放派的有：蘇軾、辛棄疾。

20、宋代詞人中屬于婉約派的有：柳永、李清照。

21、元代元曲四大家：指關漢卿、鄭光祖、白樸、馬致遠。

22、明代后七子：指宗臣、李攀龍、王世貞、謝榛、梁有譽、涂中行、吳國倫。

23、唐宗派：是明代前后七于的反對派作家有：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

24、公安派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25、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

26、南施北宋：指清初著名詩人施閏章和宋琬。

27、宋詩派：即清代“同光體”詩人，代表作家是陳三立、陳衍。

28、浙西詞派：清初詞派，以浙江秀水(今嘉興市)人朱彝尊為代表。

29、陽羨詞派：清初詞派，以江蘇省宜興人陳維崧為代表。

30、常州詞派：清中葉詞派，代表人物是張惠言。

31、桐城派：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姚鼐。

32、蘇州作家群：清初戲曲家群體，代表人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

33、南洪北孔：指清初著名的戲劇家洪異和孔尚任。

清代桐城派范文5

論文關鍵詞：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原因；

桐城向稱詩歌之鄉。據《桐山名媛詩鈔》記載，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詩人近百家，吳希廉所輯《桐山名嬡詩鈔》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閨閣中亦往然。……我朝選閨秀詩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陳其年《婦人集》，胡抱一《名嬡詩抄》，汪仞庵《擷芳集》，……其以女史選詩者則有王玉映《名媛詩緯》，惲珍《浦正始集》，吾鄉方唯儀則《宮闈詩史》，未聞輯一隅閨秀詩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詩歌創作之浩繁。成為整個桐城詩歌創作中別具一格的一道風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形成的原因，首先應該從明末清初整個社會思潮變化的背景出發。

一、明末心學思想的傳播與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影響明代士人風氣的一個特殊因素是心學對理學的沖擊，宋學經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動，一時形成所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的局面。從朱元璋建國到正德時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與明初嚴密的政治統治相適應，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學術上承襲元代，尊重程朱理學。有人曾這樣記敘明初思想界的狀況：

“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士之防閑于道域，而優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從正德至萬歷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興起的市民文化期，隨著王陽明“心即是理”的學說大興，宋儒包辦、政府選定的對儒家經典的解釋，除了供科場之用外，不在對士子的行為發生有效的規范作用，在傳承方面，王學倡導的自由的書院講學風行之后，游學大興，官辦學校為之一虛．士人不在學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間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說：“嘉隆之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所謂“致良知”學說，認為“喜怒哀惺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雖眾人、賢人、小人沒有區別。”嘲§董夢石跟晚年的王陽明學道，一次出游回來告訴老師，：“今日見一異事，……見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王艮出游歸，也發現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你看滿街人都是圣人，滿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見，王陽明學說，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體上的距離，這對于與小人并列的婦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著“性、情、理、欲”的渾沌未分的“一點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說與文學關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認為是與婦人、女人性近。婦女解放是衡量社會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婦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禮教這根繩索的松動，而這種松動在理論上是由李贄完成的。

王學后進中李贄是談論女性問題并與女性接觸較多的人，有人對他說：“婦人見短，不堪學道”李贄作答書道：“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李贄的“童心”說，從王陽明“良知”而來，但偏重以“真”矯“偽”“假”。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闈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說：“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動，是為真佛。”眷五他以此為準則來對待一些婦女問題。李贄的這種思想無疑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發展打開了一扇窗戶。

而在桐城眾多女性詩人中。以方氏一門，最負盛名。《中國婦女文學史綱》認為“清初龍眠閨閣多才，方孟式、方維儀、方維則姊妹尤杰出。”閻探方氏家學之源流，則多以心學為宗．據黃宗羲《明儒學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學漸屬心學的重要學派——泰州學派的繼承者：“泰州學派是一個強調以身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學派，以個人為中心來重新審視個人與家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在婦女問題上認為：婦人、女人在本質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遜色，夫權也不是絕對的，族權主要是用來通財濟貧的……”。學漸育三子，長大鎮，次大鉉，皆進士，季大欽，郡廩生，孟式、維儀乃大鎮女，吳令儀乃大鎮媳，維則乃大鉉女。陳濟生《方大鎮傳》記載大鎮躬親政務，好尚心學，曾與當時名流聚集京師，建首善書院，講學其中，可以說，正是方學漸父子兩代道德學術滋養，至第三代才出現一門名媛彬彬盛況。

二、婚姻的需要與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榮的背后還體現出社會對女性需求層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員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數有閑階級的男子們把興趣轉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買姬妾、蓄家樂，有些便以與妻妾們酬和為樂事，文學畢竟是比較風雅的一種消遣，于是士大夫們爭相效尤，蔚成風氣。對于婦女自身來說，文學成了名正言順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為不僅她們被束縛的才華終于得到了某種施展的機會，而且還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進了夫妻之間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們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謝肇制，《五雜俎》的作者，在一段關于女子之才與色的論述中曾說：“婦人以色舉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幾于木偶也。”他說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著長相，也意味著文學才華。清代王相母親作《女范捷錄》，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猶可；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誠非；——蓋不知才德之經與邪正之辨也。”這段話即明確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確立。為女性文化的繁榮創造了良機。

《桐城續修縣志》卷之三風俗卷中有這樣的記載：“女家重擇婿．男家亦重擇婦。”謄三雖然文章中沒有詳細列出“男家擇婦”的標準，但我們是否可以推斷出，女子的才學應該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嬡詩鈔》一書中記錄了不少閨房之內，夫唱婦和，舉案齊眉的和諧畫面，可見受過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為“閨中良伴”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

張瑩，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讀書，于歸后，即屏棄紛華，從夫學詩，以寫起意，多見道語，不類世俗女子香奩之音。著有《友閣集》；

張姒誼，與瑩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詩，隨夫宦游蒲亭皇華，而不廢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為樂。著有《保艾閣集》；

姚苑，幼讀史書，好吟詠，年十五歸茂稷，閨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鳳翔，幼博經史，既歸云旅，分題梧閣，此唱彼和，積稿盈尺：

左如芬，階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儷甚篤，文熊遠客，如芬思念，輒賦詩遣悶；

姚德耀，中城指揮同邑馬占鰲室，素嫻內則，性喜為詩，閨閣中倡隨歌詠，互相詩友，不減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與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母教”是儒家倫理傳統的一個長久信條。劉向的《列女傳》以十四位模范母親的故事為開篇，是女性訓誡文學的開山之作。到了明代，通過給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譽頭銜，明政府從官方正式承認了女性對男性的教育貢獻。桐城一縣，明清兩代，男子外出做官或遠游者不計其數，母親就當仁不讓地擔負起教育后輩的職責。正如《桐城民俗風情》一書中所錄地方民謠：“桐城好，鄉校頌聲傳。都堂繼志開家塾，南路延師啟后賢，膏火給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還做客，教兒宜古更宜今，宵共補衣燈。”書中且有后記說明：“吾鄉宦游與遠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張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訓，恭儉人慈，深明大義，雖膝下僅不肖一人，而教誨之嚴與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則竭蹶延師，夜則篝燈課讀，每同志過談時，必于廳事后偵之，或援經道古，語語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談其興，倘稍涉戲謔，則呵逐立加。”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的培養，非一朝一夕，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需要有個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從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經歷來看．他們的家庭教育環境有個共同的特點：全是出身于書香之家，父母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對孩子的教育極為嚴格。劉大拋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樾五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統奴皆睡去，獨大家偎爐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手問日：‘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姚瑩是姚鼐的侄孫，他在得到姚鼐教誨的同時，還得到其母的嚴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話來說：

瑩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師教之，每當講授，太宜人屏后竊聽，有所開悟則喜，茍不慧或惰，則俟師去而苔之，夜必篝燈，自課瑩兄弟，《詩》《禮》二經，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動作，必稱說古今圣賢事。”桐城的一代文學宗師姚鼐也曾竭力贊揚婦女的才學過人。尤其認為母教對持家、教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如在《鄭太孺人六十壽序》中，他贊揚“侯官林君母氏鄭太孺人，少善文辭。”在其丈夫死后，他說：“上事姑，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薦，季者成進士，為編修。余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譽最為登峰造極的是桐城龍泉學博孫森之女，張文端公張英之妻姚氏。據馬其昶所著《桐城耆舊傳》所載，姚氏性好簡樸，雖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態，生平于《毛詩》、《通鑒》悉能淹貫，旁及醫藥、方數、相上之書，而尤好禪學。子廷玉，繼入翰林，直南書房時，康熙帝嘗顧左右日：“張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獨父訓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圍與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桐城以一縣之地．產生出如此紛繁的女性文學。其原因當然離不開文化之鄉濃郁的文化風氣。一是讀書風，桐城境內，書院多，私塾多，家學多，讀書的人數多，“通衢曲巷，夜半誦讀聲不絕；鄉間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瑯瑯”。學子不僅在本鄉本縣讀書。還到外縣外省讀書，許多人幾歲就學，二十出頭就讀遍經史百家，學問淵博，在科舉考試中蟾宮折桂，名列前茅。“窮不丟豬，富不丟書”這是桐城世代相傳，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民間諺語。

《安徽名嬡詩詞征略》中便有許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覽群書的記載：吳令則，……博通經史，小從父學詩，聲調婉麗；吳令儀，……自幼勤學不倦；章有湘，……幼時人塾，常背誦《搗衣篇》《長恨歌》，一字無訛，與姊瑞麟、妹玉璜、回讕、掌珠，并善才名；吳坤元，……幼奇慧，從從祖應賓受書，輒成誦，十歲知屬文；姚宛，……幼讀史書，好吟詠；姚鳳翔，……幼博經史，善吟詠；吳氏，……諸生詢女，幼讀書時，父以“自古以來天氣好”詩句命對，即應聲日：“放懷之處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書史，幼從祖姑讀，及笄，學益進，……弟自塾中歸，必與討論詩文，一日，弟持師出聯“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對，份輒舉唐人詩“桃花帶雨濃”句應之，父大喜，謂工致蘊。

二是尊師重教風。明清兩代，桐城縣內私塾遍布，教師頗受尊重，文人從教者多。“與文人賢儒重教重讀相呼應，地方官宦士紳亦積極捐資辦學興教，數百年間，學風熏染，書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續修縣志》指出：“邑重女訓，七八歲時以女四書、毛詩授之讀，稍長，教以針黹尤必習于井臼，雖巨室不嬌慣。”％如姚鼐《鄭太孺人六十壽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為不然。使其言不當于義，不明于理，茍為炫耀廷欺，雖男子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當于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辭為之，天下之善也。言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講學結社之風。“桐城地處畿內，易得風氣之先，……明代中葉，朝廷腐敗，部分名宦、碩儒隱居桑梓，傾心辦學。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棄官歸里，首倡講學，繼有統自澄設輔仁館，趙鴻賜組織“陋巷會”，方學漸筑“桐川會館”，授徒講學。明末，縣內聚友結賢，講學論政之風更盛，錢澄之、方以智、方文、孫臨結有“澤園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組織有多種文會，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薦，極力倡導教育。”桐城文人足跡遍及全國。一時聽者如云，極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學術影響。這一學術風尚或形式，影響了家族女眷。據縣志記載：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女詩人方唯儀、方維則、吳令儀等相聚唱和于縣城清芬閣，此為縣內最早的名嬡詩社。在這幾位名媛的帶動和教導下，先后有多位女性從事過文學創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陳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環(中通長女)、方如璧(如環之妹)、張瑩(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張姒誼(張瑩之姊妹)等。

清代桐城派范文6

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淮水縈之。江自西而東，青黃分明（天為青色，長江水為黃色），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湖也。其東南萬屋沉沉，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引右挹，綿綿緡緡。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

甲戌（嘉慶十九年，1814）春，子靜觴同人于其上，眾景畢觀，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云，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版筑，用兩板相夾，裝滿泥土以筑堤）而導之者也，故善為文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云霧煙景焉，一俯仰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為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管同，字異之，梅曾亮好友）曰：“陶子之論高矣。后說者，如斯閣亦有當焉。”遂之為書記。

【大意】

南京城，山嶺占了一半。方便游人而又有野趣的，只有西城的缽山，我的朋友陶子靜和他的眾位兄弟讀書的地方。他們依照山勢的高下造了房子，在山嶺上建了一座閣，取名“余霞”，是按照所見之景而命名的。

從余霞閣往下看，花木隨著山勢環繞升降，長滿草的小徑，曲曲折折，清晰可數；路上行人就像飛鳥從樹葉上掠過一樣。城西面，秦淮河縈繞。長江由西向東奔騰而去，天青水黃，把天地清楚地劃開。那如同大圓鏡一樣，平放在樹木之上的，便是莫愁湖。那東南面，房屋密密麻麻，屋上升起的炊煙像站立的人，各自張望顧盼，微風吹來，左牽右引，它們連綿不斷地向上飄去。余霞閣上飄著鬧市的喧嘩之聲，近處寂靜，而遠處的隱隱約約可以聽到。

甲戌年的春天，陶子靜在余霞閣設酒宴款待各位朋友，所有的景致都呈現在眼前，大家高談闊論，更加熱烈。子靜說：“寫作這件事，好像山出云霧，又如江河流水，自然而然，不能像鑿開山石引云、決開河堤引水那樣刻意。所以善寫文章的人，一定要等到合適的時機再動筆。”我說：“文章在天地間，好比云霧煙景一般，一會兒的工夫，已遠遁萬里以外。所以善寫文章的人，一定會抓住靈感，不會失掉時機。”管異之聽了說：“陶君的言論高明極了。后面梅君所講的這番話，對余霞閣來說，倒是恰當的。”于是我就寫了這篇文章。

【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