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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游記范文1

關鍵詞：紅地球葡萄；沙漠盆地；優質豐產栽培技術

敦煌地處沙漠盆地，光照充足，氣候干燥，年均日照3273小時，年降水量39.9mm，蒸發量2486mm，有效積溫3624.5℃，無霜期165天，8～9月份平均氣溫日較差18.2℃，是國內栽培葡萄的最佳區域之一。2000年開始，從甘肅農業大學、山東和河北等地引進紅地球葡萄進行栽培試驗，至2002年，栽培面積已達699.5hm2。經幾年的試驗觀察，表現豐產性強，定植第2年結果，666.7m2產340kg；第3年進入盛果期，666.7m2產2500kg。果穗圓錐形平均穗重1250g，最大穗重達4500g；果粒近圓形，平均粒重10g，最大18g；果皮暗紅至鮮紅，肉硬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21%，9月下旬成熟，耐貯運。現將其優質豐產技術報告如下。

1 建園

選擇防護林健全，灌溉便利的砂壤土熟耕地建園。4月中下旬，定植粗度0.5cm以上、枝條充分成熟、有3～4個飽滿芽、根系發達的1年生壯苗。株行距0.7～1m×4.5m，東西行向。定植前挖寬、深各80cm的溝，表土與底土分放，回填時，底層填入20cm作物桔稈和樹葉等；中層填入40cm混勻有機肥的表土；上層填入20cm混勻過磷酸鈣的表土。有機肥以羊、雞糞為主，666.7m2施3000～5000kg，過磷酸鈣200～300kg。回填后灌透水沉實。栽植時，將苗木剪留2～3個飽滿芽，修剪根系，用清水浸泡6～12小時，蘸泥漿在定植畦內按株距挖穴定植，栽植深度力求苗木根頸部與定植畦面相平，栽后及時澆水，表土略干時覆地膜，使枝蔓露于膜外，并用疏松的潮土將枝芽淺埋。

2 肥水管理

10月上旬施基肥。未結果樹666.7m2施腐熟有機肥3000kg，結果樹施5000kg，復合肥75～100kg。在距植株50cm處挖寬30cm、深50～60cm溝，將有機肥與土混勻填入。施肥溝每年輪換位置。一般每年追肥3次，前期以氮肥為主，后期以磷、鉀肥為主。結合灌水，春季出土后株施尿素50g，花前10天左右株施尿素50～75g，果實膨大期株施復合肥150g加硫酸鉀50g。從花前新梢速長期開始，葉面噴施0.2%的尿素加0.3%的磷酸二氫鉀，間隔10～15天噴1次，連噴3～4次。每次施肥后灌水，萌芽期、開花期、幼果膨大期和埋土前等關鍵時期及時灌水。其余時期不旱不澆。嚴禁漫灌積水，秋季適當控水，特別是幼樹要提前控水，促進枝條成熟。

3 整形修剪

采用小棚架單龍干或雙龍干整枝。架面南高北低，前柱高1.0m，后柱高2.0m，前后柱相距2.5m，行內柱距4m，架干長4m，上拉6～8道12號鐵絲。

定植當年，新梢長1.2～1.5m時摘心，頂芽發出的副梢留5～6片葉反復摘心。其他副梢留2～3片葉摘心，二、三次副梢留1片葉摘心。冬剪時，粗度在1cm以上的成熟新蔓剪留1～1.2m；距地面60cm以下的副梢全部疏除，60cm以上的留1～2節短截；對粗度達到0.8cm的成熟蔓，在蔓粗0.8cm處短截；對粗度在0.8cm以下的剪留2～3芽。定植第2年，長留的主蔓萌芽后，把距地面60cm以下嫩芽全部抹除，60cm以上間隔25～30cm留1壯梢，培養成結果母蔓。頂端留1副梢延長生長，在5～7片葉時摘心，其余副梢2～3片葉反復摘心。冬剪時，主蔓上培養的結果母蔓，粗度在0.8～1cm并充分成熟的，剪留3～4節；粗度在0.8cm以下的，留1～2節短截；成熟較差的全部疏除；延長枝在成熟度好時宜長留。定植第3年，每個結果母蔓上選留2～3個新梢；冬剪時選兩個成熟新梢，1個剪留3～4節，另一個剪留1～2節，實行雙枝更新。

4 花果管理

花后1周， 對過大穗、畸形穗進行整穗、疏粒、穗尖，處理副梢。每個結果枝保留1穗果，每穗一般留60～70粒，穗重不超過1000g，使666.7m2產量保持在2000～2500kg。6月下旬噴1次殺菌劑，著重噴果穗，然后套袋，8月下旬摘袋。

5 越冬管理

越冬埋土分兩次進行。第1次在早霜寒流前（10月上中旬）淺埋，土壤濕度以即手握成團、落地即散為宜。埋土時，在植株基部一側堆一個20cm高的土堆，把主蔓輕輕向小土堆彎倒，不能傷枝，再用細土埋嚴枝蔓，覆土10～20cm。第2次在土壤封凍前進行，深埋，埋土厚度50～60cm、寬度120cm左右。出土一般在杏樹盛花期進行，若春

季氣溫回升慢或有晚霜凍，可適當延遲。出土一次性完成。苗木出土2～3天后要及時上架引綁。

敦煌游記范文2

--題記

大漠長煙，孤泉冷月，蕭蕭聲，長風千年。我背倚著莫高窟顫抖的身軀，前方，是路，玄奘寂寞半生的信仰之路。敦煌百年恥辱，西行路千年風霜。

史載，玄奘西行，大多孤身一人。《西游記》中的三徒弟，在我眼中，是玄奘精神的三個側面：悟空——開路者的勇敢；八戒——行路者的堅持；沙僧——寂寞者的隱忍。

悟空，這個幾乎為所有男孩子崇拜的藝術形象，是一個勇敢者的形象。他一路向前，披荊斬棘，敢于與一切擋路者搏殺。開路，總是伴隨著犧牲與流血，但是，只要有勇氣，只要信念足夠堅定，開路者就能如孫悟空那樣，有銅臂鐵手，有金剛不壞之身。玄奘就是這種意志如鐵、心志如鋼的開路人。黃沙千年，吹不去他一個個堅實的足印，便是他勇敢勇氣的明證。

八戒，他常常是被嘲笑的吧，可在我眼中，他是最懂得堅持的。沒有誘惑，無法顯示堅持的可貴；沒有猶豫，無法彰顯堅持的艱難。西行的八戒，動搖的最多，可他堅持到了最后。這份難得的可貴，是許多行路者堅持的動力。玄奘，貴在堅持。韶華數載，寂寂半生，無數次，面臨生死絕境。沙漠帶給人的恐懼和絕望，在玄奘咬緊的牙關中，消散。

沙僧，他總是默默的。小說中，他不善言談，不茍言笑，老實本分。沙僧在三師兄弟中，道行最淺，可他的步伐卻絲毫不慢。這才是行路的生活，也是玄奘西行一路的生命狀態。多少個日日夜夜，他獨行在浩瀚沙海，無朋無伴。寂寞，對于一個獨行者來說，比自然的災難更可怕。可玄奘的心中，有他至上的佛，在他深沉的目光中，可以看見他不寂寞的心靈。

玄奘，作為師傅，他的生命詮釋了信仰的意義。行路難，多歧路，信仰是一切勇氣和堅持的來源，是與寂寞抗爭的力量。唐三藏，是《西游記》中真正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強者，他是一切力量與偉大的象征。

敦煌游記范文3

這份書單令人振奮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看到了學術界和出版界已經有勇氣面對嚴肅而棘手的問題。從向覺明先生那一代學者開始，翻譯大部頭的西域學名著的計劃早已醞釀，可結果只出版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記》(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之類的概述性游記譯本。近五年來，出版西域探險書已蔚成風氣，斯文?赫定(Sven Hedin) 等人的著名自傳性探險書已盡數譯出，其中包括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廢墟記》（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這些譯本與當今一批熱衷追隨赫定后塵的中國探險者、一批偶爾前往新疆等地走馬觀花的中國學者們新的“探險”、“游記”混雜一起，充斥于書肆長架上，雖然壯觀，卻讓人對中國學者的品味及出版界的眼光發生疑惑—重復這一層次的“探險”，就相當于一次次地沖上沙漠邊緣那些連綿起伏的紅柳包，而故意不去理睬身后那高聳天外的昆侖山。在這種意義上，《西域考古圖記》以及后續的《海外遺珍》諸書的翻譯出版，是對榮譽的捍衛。

談論近代中亞探險，被提得最多的名字便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從一般意義上看，斯文·赫定比斯坦因更具有魅力，他的探險游記更優美可讀，他與中國政府及學術界的聯系更緊密，他在中國西北土地上留下了更多的足跡和更多的歲月，更重要的是，赫定的大多數探險，并不以“找寶”為目的。赫定繼承了地理大發現時代那些偉人的氣質和品格。在“探險”意義上，就連來自日本的那個無知而勇敢的年輕僧人橘瑞超，也比斯坦因更多地挑戰了人類在沙漠和高山環境下的極限。然而斯坦因卻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他把亂糟糟的尋寶變成了對古代中亞世界的復原，他充實、豐富并激活了“絲綢之路（Silk Road）”這一近代概念，他建立了地理調查與考古發掘并重的西域學規范，他使湮沒千年的各個民族、各種文字再次扮演了東西文明交流的角色。斯坦因把中亞探險的瓦礫沙石，變成了認識人類文明歷程的黃金美玉。

可是，斯坦因又是一個盜寶人。他最先賦予敦煌藏經洞里的寫本卷子以近代學術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但他也是第一個把大量敦煌卷子盜出中國的“賊”。他在“中國學術之傷心史”（陳寅恪語）上，劃出了第一道傷口（《西域考古圖記》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二卷，即關于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動）。隨后的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等，這些在敦煌、吐魯番和塔里木地區肆意盜寶的列位名人，都可算是步了斯坦因的后塵。斯坦因在西方學術界所獲聲譽的高低，與他從中國盜運至印度和英國的文物的多少，有著正比例的關系。長期以來，這個事實讓我們在面對斯坦因的學術成就時不免尷尬，因為我們習慣于給人一個總體的和徹底的評價，就如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中所做的那樣。

在我看來，由于長期對斯坦因及其同案犯—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奔走于青海、蒙古、甘肅、新疆和西藏等地的那些外國人，早就被我們一網打盡地算作直接或間接涉案人員—難以給出一個適當的判決，我們對他們所從事的事業及其意義，也未能認真地加以了解。我不是在主張做翻案文章。無論如何，斯坦因他們給我們造成的屈辱感并沒有消散，一百年來這種屈辱感總是隨著時勢遷轉作用于學術活動的內外環境。可是，我要說的是，屈辱是一個事實，意義是另一個事實，兩事實間還有著深刻的聯系。這是什么意思呢？

本世紀初，當中亞探險進入學術突破—代表性的成就是斯坦因的調查、發掘以及隨后西方學者如沙畹（E. Chavannes）的研究—的新階段時，中國學術也正在經歷著由傳統向近代的躍進。中亞探險所造就的國際學術新潮流光彩四溢，包括漢文典籍在內的東方文獻，已經被納入到這個新的研究領域中。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中多處引用《漢書》和《后漢書》，大多數情況下都能準確地理解。這個新學科雖然生長于西方學術傳統之下，卻面對著完全陌生的資料和問題。結果，新學科擴張了西方學術的傳統領域，其觸角已伸展到中國學者的眼鼻底下。這一情形，與19世紀中后期西方把中國強行并入西方的商業世界，有著驚人的近似。中亞學，或稱西域學，無論其研究范圍還是研究手段，都無法回避有著無比深厚傳統的中國歷史。這樣，具有侵略性和強大創造力的西方學術，不由分說地沖進了中國學術的古老莊園。

少數幾個博學、敏感并且充滿好奇心的中國學者—以王國維為代表—很快便意識到了斯坦因他們工作的價值。當斯坦因結束其第二次中亞探險（即《西域考古圖記》所記錄的全部活動）不久，身在日本的羅振玉和王國維，便通過沙畹獲得了斯坦因攜回的資料，并于1914年出版了具有很高學術史地位的《流沙綴簡》。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雖然到1921年才出版，但在1912年他已經出版了詳細記錄其第二次中亞探險經歷的兩卷本《沙漠契丹》（Ruins of Desert Cathay）。我們不清楚羅、王二人是否曾加以參考，但從研究內容上看，《沙漠契丹》可供直接參考的東西是很少的，也許有著優雅心性的王國維能從中讀出斯坦因對中亞及其歷史的依戀之情。王國維后來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其最初的成功經驗，就來自他對斯坦因工作的整理，而不是晚到他以甲骨卜辭研究殷商歷史時，這一點向為學術史研究者所忽視。不僅如此，我認為，真正被忽視、被湮沒的問題，是中國近代學術的發端、成長，與斯坦因等人推動的中亞探險、西域考古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

敦煌游記范文4

[摘要]“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季羨林先生的這句名言為韓國敦煌學的研究定好了基調，即韓國也可作為季先生所說的世界上積極參加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地區之一。“敦煌學在世界”不是簡單意味著各個國家援用既存的資料在本國研究敦煌學，而是說需要根據各國的歷史和文化進行獨立研究。這是擴大敦煌學研究范圍的一個前提，即不把敦煌定為一個特別地區，而認為是文化中心和東西方文化的交叉之路。也就是說，以“敦煌”為一個代名詞，研究以敦煌為中心在絲綢之路展開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這樣才能接近與韓國有關的敦煌學資料，又可顯出韓國敦煌學的研究意義。大約5～10世紀，中、韓兩國的佛教都盛行的時候，韓國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其交流如何影響到韓國文化，這就是韓國敦煌學一直要深究的話題，也是韓國敦煌學和絲綢之路學要探討的問題。

[關鍵詞]韓國敦煌學；敦煌文書；佛教文學

[中圖分類號]k87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2）22-0026-02

眾所周知，歷史上的敦煌絕不是偏僻的地方，從魏晉南北朝開始，敦煌已經成為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區，遠近的僧人和藝人聚集在此地，許多中原文人也來此活動。到了隋唐時期，這些地區在地理、商業、文化上的作用更重要了。除了8世紀后期被吐蕃占領的幾十年之外，到北宋初西夏侵略為止，敦煌地區的文化傳統一直延綿不衰。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敦煌及其周圍地區發現的文書和考古資料不能看作是珍貴或稀奇的，反而是要認定為平凡或一般的資料。某個特別地區發現的資料不只代表該地區的文化和生活，也可反映更廣闊的地域文化。同樣，在敦煌和東西方交流的文化流傳到中國各地，也對韓國文化起到不少的影響。根據以上內容，韓國敦煌學可以分為三個研究方向。下面所說的“敦煌”也不是作為特別地區的城市名，而要看作文化交流很活躍的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中心。

一、發展以研究為中心的敦煌學來聚集研究力量和成果

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長崔溶澈教授曾經指出，“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首爾中心的方向應該發展以研究為中心的學問，這也可說是韓國敦煌學發展的基本方向。與中、英、法、俄等國家不同，韓國幾乎沒有與敦煌學直接有關的實物資料。這是韓國敦煌學本身的研究條件，我們不能也不一定需要改變這樣的情況。可是，作為陸上絲綢之路的東端，韓國擁有其自身的文化交流史，從古以來很積極地吸收外來文化，并且過海把它流傳到日本。實際上，韓國學界也一直關注絲綢之路和東西方文化交流，并在各個學術單位和領域進行了相關研究。可是其研究成果，由于各個學術領域的交流不夠，有的很快消失，有的不能取得應有的學術價值，甚至有時過了很長時間才發現研究計劃和內容重復的情況。絲綢之路的核心因素無疑是交流，那么，絲綢之路學也應該援用“交流”這個詞，這就是絲綢之路學的基本原則。比如說，最近“國際敦煌項目”首爾中心和金剛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簽訂共同出版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韓文版，已經集合宗教、哲學、歷史、文學方面的人才組建翻譯隊伍。韓文版《敦煌學大辭典》不僅忠實翻譯原文，還要介紹韓國所藏絲綢之路資料和有關研究成果。為此，需要各個學術單位的交流和協助，這樣才能實現絲綢之路的交流特點以及其在學術方面的意義。這只是一個例子，但希望能順利完成此事業，并使之成為韓國絲綢之路學研究的一種范例。

二、整理敦煌文書中有關韓國的資料

韓國人所著敦煌文書中最有名的是新羅僧人慧超游記《往五天竺國傳》，寫本編號為p.3532。該卷的作者和題目是在上世紀初就被認定的。此后，韓國人和敦煌遺書之間的關系問題幾乎沒有受到關注。2010年，在中、英、俄三國的敦煌文書中突然發現新羅僧人元曉所著《大乘起信論疏》，因而敦煌遺書在韓國再次引人關注。據中國學僧定源，這些寫本是四種不同的版本，都是在8～10世紀抄寫的。實際上，敦煌文書中很難發現韓國人的作品，如上所述，近100年來只發現兩種作品。雖然情況如此，不能否定韓國人所著其他作品的存在，而且這兩篇在宗教、哲學、文化交流方面都很重要。所以，先要相信資料仍然存在，并且努力尋找這樣的資料。美國梅維恒教授曾經參考編號p.3935敦煌寫本和那波利貞《唐代の燉煌地に於ける朝鮮人の流寓に就きて》論文，主張在唐代敦煌地區曾有韓國僧人的聚居地。p.3935是一種土地請求書，其中說“韓寺地北至大戶地”，原文內容就說明韓寺好像占有較大的居住地。當時韓國僧人可能在這個住所學習佛法，在接受當地的文化后，準備去西域長途旅程。據有關資料，唐代不少韓國僧人到西域和天竺進行求法活動。就像西域的許多僧侶來東方布道、寫經、譯經，韓國的僧人也從相反的方向來敦煌和絲綢之路學習佛教、感受豐富多彩的文化。除僧人外，韓國使臣也不時到敦煌和中亞地區參加各種活動，該地的壁畫就曾描繪他們的形象，而在韓國保存下來的西域和絲綢之路文化可能是這些人帶過來的。文化本身就有這樣的特點，其交流的過程甚難而時間久遠，但一旦適合于本國的國情，便很快與當地的文化融合，又流傳到各個地方。上述的僧人和使臣都可稱為另一個“慧超”，對文化交流起到極大的作用，而尋找另一個“慧超”就是韓國絲綢之路學的重要目標之一。

三、繼續關注敦煌和韓國佛教文化相似之處

敦煌遺書的絕大部分都是佛經或者與佛教有關的文書、故事、圖畫等資料。如果當時韓國人在敦煌或東西方文化的交界處活動，其最大的原因也可能與佛教有密切的關系。他們除了佛經，也想要學習表演、舞蹈、音樂、文學等方面的文化，并把它們都帶回韓國。所以，我們要進一步對現在的韓國佛教文化和敦煌資料中佛教文化進行比較，考察兩者之間的關系。韓國佛教除了被迫害的一段時間外，從三國時代傳入以后到今天，基本上保持著原來的文化傳統和形式，尤其新羅國虔誠信奉佛教，派遣許多僧侶到中原修學，所以不得不受到唐代佛教的影響。唐代是積極接受外來文化的時代，甚至可說是任由外來文化傳播的時代，這是大國風度的表現，在唐代的藝術和文學作品中，隨時可見這樣的情況。與唐代同一時代的新羅也有相似的特點，他們統一全國后積極地包容外來文化，而外來的佛教幾乎成為國教，當時的各種文化因素都圍繞著佛教發展起來了。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到佛教在韓國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因為它很有可能保留著已經看不到的唐代佛教文化。比如說，唐代敦煌地區的講經儀式和說唱方式或與韓國的佛教儀式有相似之處，也可能在韓國佛寺里面能夠發現敦煌遺書的描述。為此，我們又需要拋開單純的學術視域，用跨國交流的方式來進行研究。

敦煌游記范文5

吐魯番，突厥語的意思是“富庶豐饒的地方”，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沒有哪個地方像吐魯番這樣富有傳奇色彩。西出玉門關，庫魯克塔格以北、火焰山南麓，戈壁、流沙、干涸的古河道包圍著的這片綠洲就是吐魯番。在它的北方，天山山脈終年積雪，靜靜矗立。

吐魯番的地理位置，正好處在東西、南北交通的十字交叉點上，這種重要的戰略位置為東方、西方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匯聚創造了條件。今天，它距烏魯木齊只有兩個小時的車程。

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無論是南道還是北道，都必須穿越中亞廣闊的戈壁荒漠地帶。一到夏天，駱駝開始換毛，體力衰弱，人們在酷熱并且最易起暴風的沙漠中旅行，是不可能的。因此東西往來的商賈、僧侶、使者常常選擇風最少的冬季，開始他們在中亞地區的艱難旅程。

吐魯番冬季平均溫度比周圍其他地區高出差不多10度，無疑是行旅們向往的樂土。

對于許多人來說，或許吐魯番只是一個旅游地的名字。知道葡萄溝，知道火焰山，并且知道吐魯番是全國地勢最低、氣溫最高的地方，連同聞名遐邇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對一個未曾到過吐魯番的人，也不過是漢字堆起的亭臺、雕鏤物體的聲音和語言帶給人的符號罷了，宛如坎兒井只是曲曲折折地流淌在許多人的夢里。只有到過、目睹過的人才能讀懂吐魯番。

事實上，吐魯番不僅僅是旅游勝地，它還凝聚了多種文化。季羨林先生在《敦煌和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寫道：“世界上歷史悠久、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即中國、印度、希臘和伊斯蘭文化，由于絲綢之路的影響，我國的敦煌和吐魯番是這四大文化體系在全世界僅有的兩個交匯點。從人類發展的遠景來看，對文化匯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義。目前研究這種匯流現象和匯流規律的地區，最好的、最有條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吐魯番。”許多專家也認為吐魯番就是絲綢古道遺存的“地下博物館”。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吐魯番自古就是絲綢之路上的政治、經貿和文化重鎮。歷史上通往焉耆盆地的“銀山道”，東往敦煌的“大海道”，西去烏魯木齊的“白水澗道”，北抵吉木薩爾的“車師道”等多條驛道在吐魯番交匯。正是因為吐魯番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四大文明體系無可置疑地交匯于此，聚集于此。

“大海道”一名的由來，史書上沒有正式記載，大概是因為這一路上多沙磧荒漠而得名。大海道是絲綢之路中最不為人熟悉的一條路，也是路途最為艱險的一條路。由于它是中原通往西域最近的路線，比旁邊綠洲遍布的哈密路線縮短了近一半路程，因此，自漢唐到宋元時期，在軍事、經濟上的位置都極為重要。元代以后，由于沙漠化加劇，大海道才廢棄不用。

全長500多公里的大海道，是已知的十四條絲綢之路中最后一條未被探明的故道，在它的兩端，連接著絲綢之路上兩個最重要的歷史文化重鎮――吐魯番和敦煌。

吐魯番是一個大家都不陌生的地名，因為它曾經是古代宗教最活躍、最發達的地方。在吐魯番發現的古代文獻、遺存的古代建筑、壁畫及各種出土文物，都證實這里不僅傳播過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以及后來的伊斯蘭教，而且還包括了眾多的民間宗教，如祆教、薩滿教、道教等，而佛教和摩尼教在吐魯番的歷史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

吐魯番是個多民族匯聚的地區。吐魯番遺存下來的文獻，都是用很多語言文字寫成的，其中的文字就有24種，包括希臘斜文、敘利亞文、栗特文、吐蕃文、婆羅迷文、回鶻文、漢文、突厥文、安息文、古波斯文等，這些都反映了吐魯番這片土地上一度有著眾多的民族在共同生活。

考古學家說，如果想知道盛唐時的長安城是什么樣子，就來吐魯番的高昌故城吧，它就是唐時長安遠在西域的翻版。現在它是一座即將融為泥土的廢墟，正因為它的死亡，盛唐的容顏才活到今天。

吐魯番沒有青山綠水，只有“大漢雄風”“盛唐氣象”。它是一個讓你感悟文化交融的地方，是一個讓你領略異域風情的地方，是一個讓你驚嘆神奇造化的地方，是個讓你感受熱情奔放的地方，更是一個讓你享受甜蜜生活的地方。

吐魯番是一個你非來不可的地方。

吐魯番的一切都會讓你的眼睛應接不暇。這里既有干燥寂靜的沙漠，也有成片成片的葡萄園；既有如烈焰般燃燒的火焰山，也有清冽甘甜在地下流淌的天山雪水……

敦煌游記范文6

小時候，每個暑假都在電視臺輪番播放《西游記》的熱鬧中度過(說這話暴露了年齡)，第一次看到《大話西游》里的至尊寶時，感到深深的不適，與六小齡童的美猴王相比，也太原生態了吧。到了《西游降魔篇》，孫悟空的形象簡直稱得上驚悚，不怎么像猴，倒近似于猩猩了。這次的良心巨制《大圣歸來》里的孫悟空，臉怎么那么長，完全是山魈(Xiāo)了。(不愛攀爬，樹上睡覺，猴科。)

看來，深入人心的孫悟空形象一直在被重新想象和塑造。只是沒事兒喜歡瞎琢磨的武漢晚報記者忽然很想知道，孫悟空到底是什么品種的猴子。

吳承恩曾在“猴藝故里”當知縣

山魈、狒狒、金絲猴、類人猿、猩猩、靈明石猴、赤尻馬猴、通臂猿猴、六耳獼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這是網友的全方位猜測，不過記者傾向于認為孫悟空是獼猴。

這還得從吳承恩說起。

據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縣志》和乾隆十九年《新野縣志》記載：吳承恩，貢士，安徽桐城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1557年)任新野知縣。(新野縣是河南南陽市下轄縣。)

《新野縣志》、《名宦卷》中稱其“賦性明敏，清慎自持，革吏弊，禁游民，修理學校，表揚貞節，刑清政舉，吏畏民懷……”

吳承恩在任新野知縣的兩年中，不僅德績兼優，對新野的民間藝術研究也頗深。

據說，《西游記》第一回中刻畫孫悟空的前身——仙石的形態，就是以新野現存的漢議事臺為背景。仙石的通體三維尺寸與漢議事臺的尺寸完全相同。

不僅如此，《西游記》中大量地運用了新野的方言，如新野人稱“餃子”為“扁食”，稱動物“不安靜”為“骨冗”等。此類方言在《西游記》中比比皆是。

而新野還有一個稱謂“猴藝故里”，新野猴戲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近年來在新野出土的大量漢畫磚上，除了雜技、游戲之外，猴子、狗和人在一起狩獵、嬉戲的精彩畫面屢見不鮮。到了明清時期，河南新野民間玩猴就已經較為流行。

玩猴者多半將這營生作為養家糊口的生計而代代相傳。玩猴藝人一副扁擔兩個箱，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處，放下挑子，不用搭臺，只需在一塊空場上，拽住猴陣子，揚起手中的小扎鞭一吆喝，便開始演出了。小毛猴戴上假面具，穿上小戲服，模仿著人的舉止行動，爬桿、擔水、騎車、犁地、走鋼絲……(看到此處想到了《西游記》里，孫悟空穿著長袍，站在桌上吃面條的有木有)

吳承恩在任期間，處處留心，耳濡目染了新野縣的民俗風情，尤其對新野猴戲很感興趣，對活靈活現的猴子情態觀察細致入微。這一經歷深深影響了他對孫悟空形象的塑造。

而.記.者.了解到，新野猴戲所用.的猴子為中華獼猴，二級野生保護.動物，生理上與人類比.較接近，具有極高的醫學科研價值.和表演藝術價值。

說這只猴子是進口的

當然，對于這種說法，一定嚴重不贊同。他曾說：“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看來沒事瞎琢磨的人不只記者一人。)還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詩《羅摩衍那》中找到一個神猴哈奴曼，認為這才是孫悟空最早的形象。

史學大家陳寅恪由于對佛經極為熟悉，不僅驗證了的猜測，而且又以另一部《賢愚經》作為復證，他發現“大鬧天宮”的故事，本來源自兩個絕不相干的印度民間故事，傳入中國后，佛經傳播者在講說時有意無意地合二為一了。

上世紀初敦煌學的建立，為《西游記》人物故事的流變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形象史料。主要是壁畫，既有單人徒步，身背背架的圖像，又有類似“猴行者”的胡人牽馬隨行的圖像，可見人物故事在歷代都有變化。

近幾年日本有些學者又提出孫悟空形象源于佛典的說法。他們在一些佛教典籍中找出有關獼猴、猿猴或猴屬護法神將的記述，認為它們才是孫悟空的原型。這種獼猴說，倒暗合了記者的猜測。

當然，瞎琢磨這么多，記者還是比較喜歡六小齡童扮演的孫悟空猛眨眼睛的樣子，黃渤版的實在太重口味。不過《七龍珠》似乎又太呆萌，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明白，那個有著刺猬頭的孩紙與孫悟空有啥關系。

鏈接：孫悟空還可能是一個人

《宋高僧傳》卷第三寫釋悟空是京兆云陽人，原姓車，名奉朝，是后魏拓跋的遠裔。他從小天資聰穎、孝順父母，出家之前官拜左衛涇州四門別將。他奉命護送罽賓國(漢西域國名，今克什米爾一帶)使臣回國，在賓國都城突患疾病。他病中發愿，痊愈之后就出家為僧，號達摩馱都(法界的意思)。唐肅宗至德二年，悟空29歲，于迦濕彌羅國受具足戒，研究根本律儀，并在各地流浪，遍訪名寺名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