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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總結范文1

2012年度茅臺葡萄酒銷售總結大會暨供銷研討會于2012年12月14日在河北秦皇島隆重召開。

會上，貴州茅臺集團總經理助理、茅臺葡萄酒公司董事長鐘懷利、茅臺葡萄酒公司總經理馮云桃、黨支部書記陳支勇等公司領導就茅臺葡萄酒十年的發展歷程，2012年銷售工作、渠道建設，2013年新的市場營銷思路、營銷策略、以及生產情況等諸多議題進行了報告和研討。與會經銷商也紛紛上臺發言，講述與公司攜手走過的數度春秋及與茅臺的深厚情誼，也對公司新營銷政策、新的渠道建設以及生產工藝、產品質量等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議。供應商代表在發言中也鄭重承諾，在保證包裝產品高質量的情況下，加快設計開發，縮短供貨時間，保證包材不斷貨、不缺貨，為茅臺葡萄酒提供更優質、更高端的包裝材料。

馮云濤總經理在講話中說：茅臺葡萄酒公司2012年在國際總體經濟形勢惡化和國內市場疲軟的環境之中，在“昌黎假酒事件”的不良影響尚未消盡、“解百納”商標使用權困擾嚴重、進口葡萄酒泛濫沖擊等市場環境紛繁復雜的大背景之下，取得了企業基本建設進程良好，公司各項指標平穩發展，國際化合作戰略穩步推進，公司銷售業績增長六成的良好業績，是公司全體員工振奮精神、精誠團結，努力工作；經營班子樹立信心、集中智慧、分工合作，面對逆境，排除各種困難拼搏奮進取得的成果，是給即將過去的2012年交上的一份漂亮的答卷。2013年，新的挑戰即將開始，對于新的一年工作，要明確目標，內抓管理，外拓市場。要加快莊園建設和基地建設；進一步做好產品結構調整升級；想方設法增加市場份額，以建立具有一定質量的專賣店和具有一定優勢的商超渠道為主攻方向，有條件地植入網絡營銷，深度掌控銷售渠道，確保渠道建設穩步發展；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不斷提升人才的思想和業務素質。

鐘懷利董事長在講話中對公司一年的工作進行了總結，對公司明年的發展戰略進行了部署，并和大家一起回顧了茅臺葡萄酒公司近年來的發展歷程，他說：我們要感謝所有的經銷商和供應商朋友，有了他們的支持和相伴，才有茅臺葡萄酒今天的發展；要感謝生產企業的員工，有了他們的辛勤勞作，銷售人員才有優質的產品去拓展市場，創造業績；更要感謝我們的銷售人員，有了他們在一線日夜奔波開拓市場，不斷為公司創造銷售業績，才有公司供、產、銷的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企業的成長，“天地人和一個不能少，天時地利一個不能缺”，我們在工作生活中要學會感恩身邊的人，知道報答企業，倍加珍惜工作，2013年，要凝聚新的動力，在穩定的基礎上，步步為營，進行有效地突破和革新，最終努力實現茅臺葡萄酒科學發展的宏偉目標，為做大做強茅臺集團、打造千億茅臺做出應有的貢獻！

借此機會，公司還安排參觀了茅臺葡萄酒生產車間、茅臺葡萄酒莊園建設工地，并進行了茅臺葡萄酒文化展示，葡萄酒知識講座等活動，推動體驗式營銷，使大家進一步增加對茅臺葡萄酒公司的了解。

研討會總結范文2

10月30日至11月1日，研討會在廈門大學進行。與前兩次相比，本次研究隊伍不僅更加年輕化，而且凝聚了來自中國臺灣、香港的一部分學術力量。到會學者42名，包括韓國學者6名、港臺學者3名，其中有臺灣學者呂錘寬教授和趙琴教授。研討會共收到學術論文43篇。會議圍繞中韓佛教音樂的歷史研究、現狀考察與未來發展，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小乘佛教的音樂特點以及它們與社會生活的關系，佛教音樂的保存與傳承等諸多學術問題展開了探討。韓國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韓國佛教音樂儀式、現代韓國佛樂創作與傳承方面。權五圣教授《韓國佛教音樂研究的現況及課程》主要闡述了關于聲樂曲梵唄研究的發展狀況，并提出了今后對韓國佛教音樂的研究要與語言學、宗教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多視角及邊緣學科領域相結合的目標。韓國古音盤研究會會長李輔亨對現在韓國傳承規模最大的、近來最活躍的佛教儀式――“靈山齋”的儀式構造生成做了分析研究。漢陽大學校國樂科教授李庸植主要探討了《佛教儀式的伎樂音樂》中以歌（梵唄）、舞（作法）及音樂相配合的“樂歌舞”的綜合表演藝術形式。“樂歌舞”中提到的蝴蝶舞、鈸舞，通過當晚由“韓國慶尚南道馬山佛母山靈山齋保存會”演出的傳統佛樂《十王各拜齋大禮王供》，使中國學者得以見其獨特風貌。

袁靜芳教授對《〈瑜伽焰口施食〉儀軌中，咒語、真言的結構布局、表現形式及音樂藝術特征》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從中歸納出印度梵文咒語、真言被華化、民俗化的若干特點。針對佛教音樂在當今社會的發展、繼承的焦點問題，臺灣學者趙琴《梵唄與佛教音樂概念及實踐的演變――兼論商業經營策略在佛教音樂活動中的滲透》、大陸學者韓軍《五臺山佛教音樂的繼承與保護》、陳天國與蘇妙箏《佛樂搬上舞臺幾個有關的問題》以及韓國學者金寶姬《韓國現代佛教音樂〈贊佛歌〉》、尹昭喜《臺灣和韓國梵唄的傳承狀況》等文章提出了新的見解。趙琴博士從一個民族音樂學者與音樂傳播工作者的角度，探究了因社會文化變遷，當代臺灣佛教音樂概念與實踐的演變。她以《大寶法王在菩提迦耶》獲2005年第16屆“金曲獎”“最佳宗教音樂專輯獎”、“最佳演唱人獎”為例，指出真正有修養的高僧所吟頌出的梵腔及其所達到的宗教情操和心靈境界才是真正的佛樂精華。

中國佛教音樂的歷史研究及現狀考察方面，我們通過項陽、景蔚崗兩位學者對音聲供養與佛教笙管樂歷史流變的梳理與研究，發現了很多目前佛教音樂考察中存在的問題。項陽《關于音聲供養和音聲法事》對現存的佛曲進行了具體分析，他認為佛教擴大了音聲法事的范圍，僧尼開始既在音聲佛事、也在音聲供養中奏樂，這正是樂僧群體得以形成的關鍵，并徹底改變了僧尼不得動樂的戒律。歷史上曾經是音聲供養和音聲佛事分立，在發展的進程之中得到了合流，從而為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佛教音樂文化的性質和意義提供了重要信息。景蔚崗《中國佛教笙管樂源流考索》結合諸多實際情況，對尚存在中國境內的佛教笙管樂迄今至少1500多年的流變歷程進行了考索。認為從樂器數量、音色、音量、演奏技法的表現力等多方面的綜合情況看，笙管樂器是古今佛教樂隊中應律樂器的中堅。這是佛教音樂1500多年幾經流變衰微，其他樂器相繼失落，唯有笙管樂器貫通古今、得到保留的內在原因。

關于藏傳佛教考察方面的文章也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多杰仁宗《青海地區藏傳佛教宗教樂器符號樂譜及功能》、格桑曲杰《獨具特色的佛教旋律樂器甲林和銅欽》、郝毅《中國藏傳佛教拉卜楞寺道得兒音樂研究》、桑德諾瓦（和云峰）《論云南喇嘛教的區域流布及音樂傳承》、包達爾汗《“萊青”辨釋――藏傳音樂文化的蒙古化現象探析》、滿當烈《青海藏傳佛教羌姆調查之一：格魯派羌姆的地域文化特征》、嘉雍群培《“死亡的藝術”》分別對各自研究的問題進行了深入闡述。

研討會上，對個案與寺院調查的文章占有相當比例，如大陸學者吳學源《云南劍谷俗佛教（阿吒力）音樂調查》、楊久盛《遼寧千山佛樂概說》、傅利民《江西禪宗祖庭寶峰寺佛樂文化考察》、潘國強《大相國寺佛教音樂》等，共15篇。另外，本次會議還開啟了對佛教音樂美學思想的探索，拓寬了佛教音樂文化研究的視野。苗建華《佛教音樂美學思想初探》認為佛教音樂美學思想具有視因緣生法，肯定無聲之樂，提倡音樂宣教、度人、修身之功，肯定平和、中和的音樂審美準則等特征。有關佛、道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主要有呂錘寬教授的《論佛教焰口儀式與道教朝科咒的音樂》與楊民康的《佛道音樂文化的跨民族傳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樂中的“目連救母”因素探析》。袁瑾的《水陸法會中的偈》與喬晴的《中國南北朝時期北方佛教遺址中樂舞壁畫的研究》兩篇文章亦不失其獨特價值。

11月1日閉幕式上，南普陀寺首座兼監院、閩南佛學院常務副院長界象法師對研討會圓滿結束表示祝賀，認為此次會議內容豐富、成果顯著，希望中、韓、日三國逐步建立起佛教的黃金紐帶關系，僧俗兩界精誠合作，將法音渲流。針對目前佛樂研究狀況，界象法師指出，透辟地體驗佛法戒定與嚴謹地深化學術理論，兩者不可或缺。袁靜芳教授對南普陀寺的鼎力支持以及圣輝大和尚給予的深切關懷與扶助再次表示真摯的謝意，并對研討會的特點和學術價值及意義做了簡要總結。她以閩南佛學院“悲智”的院訓勉勵參會學者要勇于創新，以“當更精進，勤求智慧”來作為推動我們從事佛教音樂文化事業的座右銘。

研討會總結范文3

一、“本土化”視域下理論探索與實證研究有效結合

“中國傳統經濟再評價”討論的基點是“反思”、“回應”西方學界對中國傳統經濟的認識與評價。西方學界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在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中國之前，中國傳統經濟究竟是發展還是停滯的重大問題；認識的角度無論是“西歐中心論”、“中國中心論”、“多中心論”、“無中心論”等，都是西方學者總結、批判與再批判的結果；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中西比較的方法。這無疑開闊了中國學者的視野，對進一步認識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有重大促進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問題，并成為“再評價”爭論的焦點：一是西方傳統與中國實際問題；二是評價的標準問題；三是核心概念問題。隨著討論的深入，有些學者認識到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評價標準，應從中國傳統文獻出發重新檢討、發掘相關理論與概念。在充分吸收國外先進理論、概念與方法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外既有研究成果，走“本土化”研究之路成為必然。

“農商社會”、“帝制農商社會”與“富民社會”是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葛金芳先生、東北師范大學趙軼峰先生與云南大學林文勛先生吸收國內外最新學術成果，結合中國實際建立起來的關于中國傳統經濟發展問題的“本土化”解釋模式的嘗試。以上諸論對中國傳統經濟是發展還是停滯，及發展的限制性因素等都有自己的評估。“農商社會”說認為，宋元明清江南區域商品經濟得到很大的發展，形成了農商并重的局面，但是受戰亂、生態及制度等的影響，中國傳統經濟未能轉型為現代工業文明。“帝制農商社會”說認為，明清社會發生了諸如市場空前繁榮、社會分層體系簡單化等一系列“歷史性”的變遷，但受制于制度和傳統社會諸多結構性要素，整個社會呈現出經濟社會活性和政治集權共同增強的特點，并不包含社會組織方式及科學技術的根本改進，這種社會是一種“帝制農商社會”。“富民社會”認為中唐特別是宋代以來崛起的“富民”階層，雖然從根本上改變了宋元明清諸朝的階級基礎和社會結構，但并沒有成為帝制社會的離心力量，而是通過科舉等途徑成功與“士”、“官”階層對接。以上諸說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宋元明清經濟的發展，但是同時強調有諸多其他因素決定了中國社會作為整體，并未與西方社會處于同一演進軌道上，所謂中國“工業革命”、“現代化”進程的前景在當時也尚渺茫。

在本次會議上，葛金芳先生、趙軼峰先生、林文勛先生、薛政超先生、張錦鵬女士、刁培俊先生等從不同視角進一步論證了“農商社會”、“帝制農商社會”與“富民社會”。葛金芳先生從交易費用的視角，重新解釋了南宋臨安工商業發展的原因，指出便利的交通運輸、可靠的交易慣例和生產空間的相對集中在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臨安工商業繁榮中具有重要作用。趙軼峰先生指出，明清時代的商業發展并沒有消解帝制國家權力，國家權力與商業相互滲透，衍生出一種帝制體系與商業發展基本契合的結構形態。云南大學林文勛、薛政超先生認為明清形成的“士紳社會”是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的最高和最后階段。云南大學張錦鵬女士從投資、購買、售賣三個方面論述了“富民”是如何通過財富力量改變身份進而成為重要社會力量的過程。廈門大學刁培俊先生著重探討了中國“富民”如何縱深發展的可能。

此外，與會學者還對傳統經濟中商人群體、鄉村經濟的商品化、市場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河北大學劉秋根先生通過對遺存的大量“山西商人書信”的深入研究，以“汾陽皮張商人”為個案，分析了明清“本土化”的商業概念與金融體系。北京師范大學陳濤先生以特定地區“甫里”為例，說明了唐代后期蘇州鄉村經濟的商品化及其原因與特點。北京師范大學李志英女士從病蟲害的獨特視角考察了民國時期農產品的商品化及其生態影響。刁培俊先生主要從文獻檢討、方法思考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史料中所呈現的對福建路經濟發展水平截然相反評價的原因，認為宋元福建路經濟雖有發展，但仍存在內部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應深入檢驗、批判性審視歷史文獻，避免陷入“選精”、“集粹”的陷阱。云南大學田曉忠先生綜述了20世紀以來學人對明以前中國古代傳統市場的研究。

二、斷代研究與貫通研究無所偏廢

對明清經濟發展水平的討論，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要論題之一。“明清停滯論”和“宋代高峰論”是20世紀90年代以前非常有影響力的兩種學說。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美國“加州學派”，都反對“明清停滯論”和“宋代高峰說”，認為清代是傳統中國經濟發展的高峰。“中國傳統經濟再評價”研討會的緣起也主要與西方學者與中國學者提出的對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經濟發展水平的新論有關，因此關于明清經濟發展水平的討論無疑成為歷次討論的焦點。本次會議打破了以明清停滯與發展、宋代與清代孰為高峰等既有論爭模式的局限，跳出了以研究明清經濟發展水平問題為主的核心圈子，用更加貫通的視角研究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這應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農商社會”、“帝制農商社會”和“富民社會”，雖說主要是針對唐宋以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水平的認識理論，但以上諸說都是建立在對中國傳統經濟有一宏觀認識的架構之上的。葛金芳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經歷了一個由“農業社會”到“農商社會”的發展歷程，并最終會走向現代的“工商社會”。趙軼峰先生認為中華文明基本結構形態可以區分為先秦時代的“王制”，秦至清的“帝制”以及民國以來的“共和制”。林文勛先生從社會群體對社會經濟關系、階級結構及政治結構的影響出發”將古代社會概括為漢唐的“豪民社會”，唐宋以來的“富民社會”，以及近代的“市民社會”。

河南大學李振宏先生從貫通的角度，對秦至清皇權在經濟領域的專制作了系統性的剖析，認為皇權在經濟領域具有獨占性，皇權對國土上的一切物產具有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力，臣民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私有財產。山東大學劉玉峰先生認為自春秋戰國“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后，中國古代工商業整體上形成了官營國有工商業和私營私有工商業并存的“官私二元結構”，進入封建帝制時代，私營私有工商業又可再分為貴族官僚私營工商業和民間私營工商業，因此將其結構形態概稱為“整體官私二元、實際組成三類”。

三、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全面關照

傳統經濟發展中的經濟概念如勞動生產率、畝產量、墾田數、人口等一直是此前討論的重點。隨著討論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等非經濟因素，這也被認為是評估傳統經濟發展水平的另一個重要突破口，但治經濟史的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他們對中國傳統政治體制與制度等認識的準確程度，卻是值得懷疑的。“加州學派”就有學者在考慮經濟數據的同時，也將中國的各種體制、制度等考慮在內，這無疑是明顯的進步，但得出的結論卻讓人詫異，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政令和地方實施屬于不同的系統，政府只要與地方精英們很好的結合起來，就能把國家治理好，并進一步認為中國絕不是專制主義。也有法國的漢學家認為中國古代講“民本主義”，認為中國政治沒有民主并不是問題。以上觀點包含對中國傳統政治的一些誤解，但影響很大，在國內也有不少追隨者。因此，在研究中國傳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加強對非經濟因素的正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本次會議對傳統經濟發展中的非經濟因素如國家權力、思想觀念等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如前揭李振宏先生對秦至清皇權專制社會進行了經濟史方面的論證，指出皇權對國土上的一切物產具有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力，臣民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私有財產。蘇州大學臧知非先生認為國家力量在戰國秦漢時代私營工商業發展演變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是國家力量導致了私營工商業跌宕起伏。首都師范大學李華瑞先生通過對宋代的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形成、具體活動、投資方向及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體關系形成的論述，說明了宋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走向。趙軼峰先生認為，以往許多研究夸大了商業與帝制體系的矛盾性，權力與市場相互滲透，明清時代的商業與帝制國家體系是并同發展的。

對于經濟發展中的思想觀念等因素，南京大學范金民先生從《史記?貨殖列傳》出發，對司馬遷的商業思想，及其筆下的商人所表現出的商業智慧和商業倫理等進行深入分析，指出這是值得深入總結的商業精神財富。李華瑞先生對中國古代“重本抑末”的傳統政策與經濟觀念中的變與不變的因素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周秦至隋唐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政策，在宋代有所松弛，出現了認可盈利的思想，但這仍很難突破帝制國家“重本抑末”的傳統政策，對這種“變”的因素不能估計過高，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受到政治的強烈干預，很大程度上是財政政策的衍生發展，不完全具有商品經濟的獨立性質。云南大學黃純艷先生則從宋人水上信仰及其變化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商品經濟和海上貿易發展。

四、會議的成果、問題與啟示

本次會議名家云集，討論熱烈，成果斐然。這主要表現在：第一，通過熱烈討論，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國家力量等非經濟因素在中國傳統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第二，視野更加開闊，角度更加新穎。本次會議對傳統經濟的評價突破了經濟史的視野，用政治的、生態的和思想的更加開闊的視野去認識傳統經濟的發展。就經濟史本身而言，如交易費用等概念的引入也對考察傳統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第三，本次會議的與會學者都是各方名家，都有深厚的學養，他們在對中國傳統政治、經濟等的整體把握和史料的解讀上更加準確，成果具有很強的信服力。

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時，與會學者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第一，不能忽略全球史的視野。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平先生指出，傳統經濟的研究應有全球史的關懷，多注意與海外的聯系，研究國內市場時不能忘了外部世界，明清新作物的引進、白銀流入等都對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南開大學李治安先生也說，“農商社會”的發展，絕對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有莫大的關系。臺灣東吳大學徐泓先生也指出本次會議海外市場如朝貢貿易、海外貿易等談的不多。第二，不能過分強調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發展中的非經濟因素的論述是本次會議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劉秋根先生警示說，經濟發展本身還是有客觀規律可循的，對經濟發展中的非經濟因素不能強調的太過，顯然，這應是非常及時的提醒。針對兩種認識傾向，葛金芳先生指出，雙方各有所據，但論述時也一定要看到局部與整體，長期與短期的關系問題，要兼顧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

研討會總結范文4

這次“巴蜀之秋”秘書研討會，大家緊緊圍繞深入貫徹黨的xx大精神，促進秘書工作更好地為黨委、政府工作服務、探索辦公室工作如何服務于川渝經濟帶建設和成渝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工作的主題，認真開展學習、交流和研討活動，會議氣氛好，主題好，取得了預期的良好效果。省人大副主任李洪仁同志抱病出席會議并即席作了熱情洋溢、情真意切的重要講話。（講話稿另發）他希望秘書學會，以及辦公廳（室）戰線的同志繼續堅持熱情服務、開拓創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以嶄新的風貌，為堅持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四川省委黨校（行政學院）常務副校（院）長劉毅到會致詞，表達了對會議的重視、關心和支持，對學會工作和秘書工作的殷切希望。

總的看，這次“巴蜀之秋”秘書研討會主要體現出以下“四個好”、“三個性”、“三點共識”的特點。

“四個好”：一是時機選擇好。黨的xx大的勝利召開為我省秘書學會的工作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空間，因此，進一步深入學習貫徹黨的xx大精神，是秘書學會今后一段時間工作的重要內容。二是經驗交流好。大家緊緊圍繞會議主題，在會上作了精彩發言，為新時期秘書工作的發展積極建言獻策。三是會議組織好。會議組織得力，安排緊湊，工作效率較高。四是會議會風好。與會同志開會認真，精神飽滿，會議效果好。

研討會總結范文5

2009年3月28-29日，由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發展網絡主辦，華中科技大學社會性別研究中心承辦的“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發展網絡第一屆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武漢召開，全國高校、社科院、學術報刊的共約近百名代表匯聚一堂，開展對話與研討。本次大會共收到學術論文78篇，內容包括女性主義理論、女性的生存狀況、婚姻家庭制度和生育文化、民族地區女性問題、科技號性別以及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建設經驗交流等，涉及社會學、人類學、法學、文學、政治學、宗教學、哲學、歷史學、教育學，充分體現了婦女，社會性別研究跨學科、跨領域的學術特質。為獎掖青年學子在婦女／社會性別學方面的研究，培育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的學術后備力量，擴大本研究領域的社會影響，大會還特設“學生論壇”，主辦方全額資助了29名來自全國各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參加大會，同時大會還在提交的論文中評選出教師組10篇和學生組12篇優秀論文。

本次研討會主要對以下4個主題進行了討論。

一、學科建設研究

關注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建設一直以來是研究者們的重要學術關際，這方面的研究積累為婦女／社會性別學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礎，也體現了婦女／社會性別學為推進聯合國提出的社會性別主流化戰略所進行的扎實工作。

因為要融入主流，學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婦女／社會性別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科設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學與研究的開展與發展，章立明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涉及到三個重要論證：第一，婦女，社會性別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中國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國婦女學能否對全球婦女學建設作出重要甚至是獨特的貢獻?第三，在全球化語境中，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婦女學?她認為學科建設要以解構與建構并重為原則，20多年來通過海外留學與培訓，中國婦女學已經擁有了一大批通曉與熟悉西方婦女學的師資隊伍與研究人員，使中國婦女學建設進程得以縮短與促進，但單向度建設模式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婦女學的建設目標，使之成為西方女權主義的附庸，陷入被動建設的境地。蔡慧玲也認為女性學雖然經過了三次發展浪潮，但發展至今仍在學科地位、發展動力和學科價值等方面存在某些問題，而女性學要發展必須處理好理論借鑒與本土創新的關系、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關系、研究熱情與學術規范的關系、女性學研究與男性研究的關系。劉文菊在評述祝平燕、周天樞和宋巖編寫的《女性學導論》時特別提出，要把女性問題置于性別關系的結構和社會制度中進行分析，并且在運用社會性別理論時要堅持性別分析與其他分析視角的結合，防止出現性別研究與其他研究的人為隔離或者簡單化的“性別萬能趨勢”。

課程建設及教學法研究也是學科建設的重要議題，而且在更多公共課中引人性別視角與專業課程中引入社會性別研究成果同樣被關注。本次會議方剛、王宇等人帶來了他們在這個方面的探索經驗。方剛不僅將所在學校的“女性心理學”改造為“性與性別心理學”，在“民俗與人類學概論”課程中加入了性別教學，還以女性主義教學理念為原則，設計了獨特的社會性別參與式教學：讓學生走進與社會性別有關的特定情景中，進行角色扮演，激發學生對社會性別研究的興趣，幫助學生通過自我感知與覺悟來完成社會性別角色意識的成長；教師則通過具體教學詮釋和踐行了女性主義教學的原則：反對權威，強調平等，強調學生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論》是在高等醫藥院校開設的一門女性主義與健康問題相結合的通識課程，嘗試在高等醫藥教育領域引入社會性別視角，體現了教學實踐的創新性和多樣性。盡管將社會性別概念引入高校課堂，有利于青年學生提高社會性別覺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問題依然存在：社會性別學課程不是列入學校教學計劃的主流課程；教師對課程內容把握不夠；教學過程的方式方法單一；學生的參與程度不高。所以還要努力從各方面提高社會性別課程的教育教學質量。而劉文菊針對傳統大學語文教育的性別盲視，引入社會性別視角，為大學語文課程開啟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學理解的新視野。

此外，陳亞亞還以女權在線網站為例，討論了國內網絡女權主義組織發展現狀、組織特征、發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礙等。她認為，以傳播文化理念為宗旨的網絡女權主義組織在國內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對國內女權主義學術研究從理論轉化為實踐、提升大眾的女權意識具有特別且不可替代的意義。

二、人文學科分支研究

作為主流學者對性別研究的回應，歐陽康在所作的“社會性別的實質及其意義”的演講中提出了“社會性別的基礎是什么，人的自然性問題何以轉化為或演化為社會性問題，社會性別問題的研究者為何多為女性，社會性別問題在東西方的差異尤其是當代差異以及當前中國社會性別問題的時代特點如何”的哲學追問，他認為從讓所有的人都能獲得自由全面發展的意義上看，社會性別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問題，它不僅有很多實踐問題需要探討，更有很多深層的理論問題需要探討。王宏維提出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當代國外和女權主義立場理論相結合的產物，它顯示了邊緣群體對知識生產平等權的正當訴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方面，并試圖在既有框架里對歷史唯物論進行補充和修改。對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討，并不能以簡單的“是”或“不是”來回答，它所引發的是對在當代何以發展的深層思考。戴雪紅關注女性主義及后殖民話語對主體和主體性的建構問題，她認為研究女性主體性需要注意的兩個問題：一是女性在歷史變遷中的雙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動者；二是必須充分認識到女性之間的差異，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結女性群體也容易看不見甚至掩蓋了這些女性的主體性，必須跳脫同質化群體的概念來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處境中的異質性。倪志娟通過女性主義“知識考古”進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單一男性話語是如何建構兩性對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疇體系，在二元思維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經驗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維構筑關于世界的抽象理想。這種追求一方面給西方文化提供了發展的動力，對現實世界起到了規范作用，另一方面卻又造成了心與物的分離，帶來人性的分裂。這是人性的特點還是男權文化傳統褒揚精神世界、貶抑物質世界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惡果?如果精神理想與現實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該從哪里開始?而這正是女性主義知識建構的根本任務。方亞中則對呂西?依利加雷的性差異倫理學做了譯介工作。性差異倫理學強調兩個性別之間的差異性和非等級制，要求承認不同的利害關系，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認識視角。依利加雷性差異倫理學非“一”的意象具有豐富的內涵，體現了解構和建構的相結合，一方面試圖沖破“一”的束縛，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時通過三組合解構二元對立；另一方面積極建構女性主體性，發展女性自己的空間，努力實現男女共存的局面，創造兩個主體的文化。

歷史學科的性別問題研究，主要是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分析與解讀，來闡發研究者對歷史文本中的婦女地位和女性道德、價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趨近史實方面，張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儉學生作為為女性解放而搖旗吶喊的女性先賢們最后成為有高度覺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的過程；李洪河通過研究建國初期因實施新婚姻法這一變革舉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婦女死亡問題，說明僅靠大的社會運動不可能迅速改變舊有的傳統習俗，因為新近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罕見地使漢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條文得以重現。夏增民由此從法律角度判別女性的社會地位，以圖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頗；付翠蓮則從古希臘史詩及希臘哲學著作中尋得古希臘人婦女觀的倒金字塔式的嬗變軌跡。他們的探究所呈現的傳統史學與婦女史的對話與合作，突顯了社會性別視角對歷史中的女性及歷史本身的觀察分析。

作為文學學科分支的性別研究，主要關注點仍在性別寫作與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吳迪對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體作了考察，提出作為一種女性實踐，同人女通過創作和欣賞耽美作品，表達了自身對純愛、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達了自主訴求的同時，卻顯現了男權主導下的女性自卑心態；耽美中“攻方”“受方”關系是女性構建的理想情感關系，也反映了她們無法擺脫渴望得到保護的依賴心理；耽美現象是性別不平等的男權社會的產物，訴求表達本身背負了男權文化的深深烙印，從中可見女性的無奈和掙扎。王浩認為網絡文學中表現出的性別傾向十分明顯，男性作者的創作似乎顯得很“傳統”，一方面一定將男性塑造成強者，同時又窮困潦倒，似乎顯示出網絡讀者特別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書寫則透露出一種對于父系文化的強烈反駁與顛覆，一些書寫常帶著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態，也有回腸蕩氣的俠女豪情；還有通過對丑女的刻畫，來表達對男性審美觀念的顛覆和對傳統美學定勢對“身體”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個體性別主體意識空前高漲，這似乎也表明網絡的開放環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陳力認為東北民間二人轉中男弱女強的文化設置和傳統文化規定的“男主女從”的兩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為女性提供了一種精神釋放，創造了一種不同于傳統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種文化現象、社會觀念、文化追求，它說明在民間有著與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別意識，從某種程度上說，它與來自西方的性別觀念不謀而合。除此之外，馬藜、胡雪、魯紅霞等都對文學文本加以分析，從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圖景和可悲可嘆又可憐的悲劇命運，胡雪對張愛玲小說冷靜地審視女性本體，肯定女性的本質及其價值給予了肯定，認為張愛玲為女性意識的開掘開辟了一條道路，為后來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現女性意識作出了貢獻。樊歡歡通過對《發現母親》的批判，表達了對塑造雙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認為“母親神話”及其對女性利益的隱形侵害在于，打著維護孩子利益的旗號，單方面規制女，抹殺女性的個體價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責女性，將“母親”和“家庭教育”劃等號，加重了女性的負擔和責任。其實這種性別氣質的刻板期待也是對男性的傷害。

三、現實問題研究

本次會議研討議題最為集中的即是對現實的性別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剖析，反映了與會者對女性主義的政治訴求與價值關懷的認同以及對性別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的思索。內容主要分為4個方面。

1　婚姻家庭問題

王金玲通過家庭權力的分析力圖證明，家庭權力是一種立體網狀分布，且至少存在著婚姻、代際、個人這三個維度：由于在權力空間中的集聚點不同，占據的權力領地不同，家庭成員擁有的權力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權力性別分布的變化與整個社會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隨，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種機制運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權的擴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純粹的婦女的勝利。她認為，今天中國家庭權力的性別格局就總體而言仍呈男強女弱的不平等態勢，在不同維度和權力空間存在著較大的性別差異。賀艷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家庭倫理劇對“夫婦之倫”的建構而言，一方面在倫理表達上，自由倫理被吸納入傳統的責任倫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別建構上，通過對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繹，家庭倫理劇這一當代中國最為流行的大眾文化文本正傳播著男女兩性的性別“神話”，而這正是女性主義學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關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對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會調查，讓人看到在潮汕地區根深蒂固的男權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雖較以往有所提高，相對男性卻依然極其低下，而最讓人心憂的是大多數女性默認自己的客體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為根本手段，使女性實現經濟和人格的獨立，成為家庭社會真正的主體。隋悅、李興艷等對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權益給予了關注。

2　生育問題

駱桂花在資料梳理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探析了回族計劃生育工作的發展歷程、國家話語與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別觀念、回族生育文化的變遷等層面的不同表現形式及影響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濃厚傳統文化色彩的生育觀在回族民眾的頭腦中豐富而具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人們生活、生產的各個層面都引起了變化，國家政策引導在相關領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傳統回族社會，生育不僅僅只是生育，而是連帶著人生的終極意義，不能純用世俗的成本效益來加以衡量。對農村回族婦女來說，生育的沖動是發自內心的。這種內心的沖動是在幾千年文化習俗的深深影響之下，內化到心靈深處的。她們把生育當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業的最大成功。正是這些觀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會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變得更加遷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國在應對生殖道感染時所面臨的問題主要在于由于婦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對生殖健康方面知識的欠缺，使女性對生殖道感染的認知較弱；而且社會性別差異也造成了婦女長期以來處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礙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婦女由于經濟、權力等方面的劣勢，沒有自主能力，而無法獲得安全的保障。社會規范與傳統觀念深刻地影響著兩性的關系，影響著雙方享有的權力和各種資源，與男性相比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確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對生殖道感染的預防和控制，更需要從醫學、經濟、社會和心理等多方面考慮。馬藜認為當下影視劇中傳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觀給女性施加著壓力，影響著女性的命運，女性在承擔繁衍人類生命的同時，接受傳統生育文化的規范，逐漸地放棄了母親自己的權利和需求。而作為參與社會發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識是爭取權利的基礎，是選擇健康、尋求幸福及和諧發展的條件。因此人們對影視劇所傳播的內容應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齊佳的“尷尬的代母懷孕技術――代母懷孕技術在中國的尷尬處境及其解決途徑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懷孕技術作為現代生殖技術發展的產物在中國兩難的尷尬處境，一方面，它具有極大的應用價值和市場需求，并且積極服務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臨著來自倫理道德的聲討和法律政策的禁止，從而引發了社會的激烈爭議，而對照國外相關立法經驗，中國代母懷孕技術也應采取有限合法化并嚴格限制的政策，進一步關于規范代母懷孕技術的運用。

對于中國出生性別比逐年升高的問題，周全德、李懷玉認為，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領域乃至日常生活領域被某些特異的社會因素推向邊緣化的一種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體價值缺失的顯著標志，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的自然結果。從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別比升高與日常生活中性別政治的潛網之功能和作用不無關系，而由這張潛網所促成的家庭性別關系的傾斜及其依附恰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得以形塑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別比問題，關鍵在于真正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政府決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會氛圍和道德規范，以保證實行有利于女性健康發展的社會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環境及生活條件。

3　農村問題

賦予解除貧困以性別公正、政策公平、賦權婦女的含義是陛別研究與農村研究結合的研究取向之一。與會者不同層面的調查報告反映了農村女性的現實困境。尹旦萍對湖北省Dc鄉新農村建設公共政策的研究發現，價值目標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別定位中復制傳統、性別意識的缺失導致新農村建設在推進城鄉公正的同時忽略了兩性的公正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賦予婦聯監測公共政策的權力，提高女性決策者的數量和影響，對決策者進行社會性別意識的宣傳和教育，并加強對現實社會性別問題的調查研究，以研究促決策。金梅認為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發生的原因主要是傳統性別歧視文化、社會機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對女性自身發展和農村社會發展的綜合影響已日趨嚴重。丁玉認為母親作為孩子最親近的人，給孩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和深遠的，留守兒童在家中的監護人多為爺爺奶奶，這對農村兒童教育的發展將會產生重要影響。孔海娥也看到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母親外出打工，年邁的婆婆成為年幼孩子的撫養者，成為孫輩們的“二度母親”，由此而帶來的是農村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的重大改變。劉丹的調查顯示，農村婦女的從屬地位表現在婚姻賦予的意義相對男性來說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們人生意義的基石，婦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樓，一旦婚姻解體，不管是責任方還是受害方，婦女都將面臨各種來自社會的壓力，而很多時候婦女對自身的無意識壓迫，也加重了她們自身的困境。

4　就業問題

圍繞女性人力資本研究與婦女經濟參與研究，女性就業與女陛職業發展成為研討的熱點問題。方英認為改革開放前國家依靠強大的政治力量和資源支配能力，通過單位制推行一種“男女一個樣”的性別秩序；在市場轉型時期，國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會公平向追求經濟效益轉變，隨著單位制的改革以及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發展，市場根據“經濟理性”的原則對女性就業造成擠壓和排斥。這種急劇的轉變使得國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業領域面臨困境，使中國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臨的性別秩序發生了很多獨特的變化，開始面臨就業排斥、職業隔離和女性工資相比男性增長下降等一系列問題。石彤、王獻蜜的研究彌補了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的大學生就業率和就業質量時所缺少的性別維度，并從就業率、薪金、就業行業和職業的性別隔離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熊倩認為社會分工是現代社會必須的，男女因差異可能從事不同職業，但并不代表可以將女性置于弱勢地位。女性對家庭的貢獻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領域的事情，而應該注重其對整個社會的貢獻。韓梅認為家政服務實現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事實上質疑了無薪家務勞動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務勞動價值，家政服務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座橋梁。關于女性職業生涯發展受阻問題，通過對玻璃天花板含義及成因的分析，張營認為女性自身、企業及政府等各方面都應正視兩性差異，應給予女性公平的職業發展起點與機會。為了分析知識階層女性職業發展窘境產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學為例，重新審視并理解大學組織文化所蘊涵的性別意識形態，深感大學組織制度表面上的平等與中立背后可能隱藏更性別化的本質。對此，黃約、趙秀娥通過對女性主義的勞動性別分工的解讀來分析在傳統性別結構及性別文化框架下科技價值的異化，或許具有一定的解釋力。

四、文化研究

為了證明少數民族婦女對民族文化發展的貢獻，楊國才在對少數民族獨特文化考察中，發掘了少數民族婦女自己的文化和知識，這種知識通過本民族的傳統手工藝，以服飾作為載體再現，并通過一系列象征圖案的符號展示和傳承下來。李勤對滇西北地區這個生態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多樣性保存較好的地區的少數民族婦女進行了調查，發現她們近百年來不但對該地區多樣性的文化發展作出了貢獻，還在平衡家庭和社會文化的關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劉秀麗的調查也發現在一些面臨現代化沖擊的少數民族地區，女性成為重構民族文化過程中“民族文化”的承載者，這足以引發對“女性：自然的/男性：文化的”這一曾在性別研究領域中引起廣泛爭議的二元論模式的重新審視。關于宗教與少數民族性別研究的關聯，董錦霞對東鄉族女性的正負功能分析中，發現伊斯蘭教既給予東鄉族婦女可貴的關注，也曾為她們自身解放增添了桎梏。盧成仁則考察了娃底傈僳人的婚姻家庭觀念，對在村落“中秋會”中所透露出的傈僳人的性觀念進行了深入闡述，提出娃底傈僳人社會中存在“性／性別平衡機制”，并以此作為分析基督教信仰背景下娃底傈僳人社會性別狀況的一個解釋框架，與蓋爾?盧賓的分析概念進行對話與討論。這些議題的討論顯示了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中性別分析框架運用以及性別研究本土化水平的提升。

研討會總結范文6

開 幕 式

高峰論壇的開幕式由中國音樂學院音樂教育系音樂教育基礎理論教研室副主任任愷博士主持，中國音樂學院院長趙塔里木教授，中國教育學會音樂教育分會顧問、教育部體衛藝司原副司長楊瑞敏等為會議開幕式致辭。趙塔里木院長在致辭中說道：“音樂心理學要與教育聯系起來，多關注一些跨文化的音樂心理的研究。在音樂教育學、音樂心理學方面，美國已發展形成了獨特的體系，在發展趨勢和前沿研究方面具有較高的借鑒價值。因此，通過此次的對話會對我國音樂教育學和音樂心理學的研究水平、教學質量、開闊研究視野、擴大國際影響等方面帶來重要的意義。”

中國教育學會音樂教育分會顧問楊瑞敏女士在致辭中回憶了1986年第一屆中山音樂會議和1990年4月國民音樂教育改革研討會等兩屆音樂教育大會，贊揚其對于中國音樂教育發展的重要意義。同時她還對現代的音樂教育研究者提出希望：“高師音樂教育在接地氣方面要加強，培養能快速適應教學能力的合格教師，努力提高教學質量。”

會議主題發言

在會議主題發言當中，有三十多位該領域的專家、教師做了主題演講，涉及四個主要主題：音樂教育哲學、中小學音樂課程建設、高師音樂人才培養和腦成像研究對音樂教育的影響。

1.音樂教育哲學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音樂學院音樂教育教授、音樂研究所主任霍杰斯博士以《西方音樂教育哲學的歷史、現狀與未來》為題做了主題發言。他表示，在音樂教育哲學方面要提出一種新的哲學理念，這種理念并不是要拋棄雷默和艾略特兩位音樂教育哲學家的有關看法，而是要在其基礎上，為人們提供一種多元化的哲學視角，形成一種統一的思想―音樂是幫助人類回歸并實現人性的媒介。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進行的音樂教學和學習，對幫助人們運用多種方式表達情感具有重要的意義。

南京藝術學院管建華教授在《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文明歸復》中對中國當今音樂教育的評價標準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當今中國對音樂的評價方式更多的是受到來自西方實驗哲學思想的指導，忽視了中國傳統的心性哲學思想對其產生的影響。他引用布迪厄的一句話說：“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東方的音樂，再把研究結果強加給東方。”他認為這樣是行不通的，他呼吁音樂教育哲學回歸到中國文化中來，對當今的音樂教育進行指導，使中國的音樂得以更好地發展。

浙江音樂學院（籌）田耀農教授在做《兩個美國學者對中國音樂教育影響之后的思考》的演講時，指出了雷默音樂教育哲學中有目的無方法的影響和艾略特的有方法無目的的影響。他認為現今中國音樂教育出現的問題就在于研究者對音樂教育本質和音樂教育目的認識不清，而這就根源于音樂教育哲學的貧困化和音樂教育目的論研究的缺失。因此，他倡導構建中國音樂教育哲學體系及教學法體系。

華中師范大學林能杰教授以《基于道法自然的音樂教育哲學理念》為題給在座所有的專家、教師和學生做了一場生動的演講。他認為，音樂是生命的律動，是人類最自然的情感表達方式，而人類身體更是表達個人情感的第一媒介。因此，在音樂教育中要重視人最本能的東西和最自然的學習方式，當能達到天人合一、心意相通的時候，音樂本身及其內涵就會內化在學生的學習之中。

首都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學院的孟繁佳老師以《雷默音樂教育思想與實踐研究》為題做了演講。國內目前對于雷默音樂教育思想的研究大多數集中在雷默音樂教育哲學思想上，而孟老師對雷默進行了全面且細致的研究，其中不僅包括雷默的哲學思想，還涉及?他的課程理論、教材建設、對加德納多元智能理論的發展、應用以及音樂教師教育的論述等研究。其中有關雷默提倡的音樂體驗、審美能力的發展等內容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什么是“以審美為核心”的教學理念等重要內容。

2.中小學音樂課程建設

與會專家中有多位音樂教育學方面的專家學者都對中小學音樂課程建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中國音樂學院的謝嘉幸教授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與當代中國學校音樂教育》的發言中闡述了民族音樂傳承的重要意義以及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對人格養成的作用，提出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與當代中國學校音樂教育相融合，會對學生的身心產生極大的影響和重要意義。

東北師范大學尹愛青教授在做《中國學校課堂教育思考及對策》演講時對“學生喜歡音樂卻不喜歡音樂課”這一長久以來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她認為現在學校音樂教育存在幾個誤區：以課堂為中心，教材唯一；以傳授為中心，教師為主；以制度化教育為中心，學校課程為本；只關注主流文化，卻忽略多元共生。為此她提出了兩個對策：（1）開放音樂教學―形式開放多樣、走出教室、走向生活；（2）在文化沉浸中學習―注重文化語境、習慣滲透、非正規學習以及音樂的多樣性。

首都師范大學周世斌教授在做以《從音樂心理學角度審視 〈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 中的有關問題》為主題的演講時，對兩版《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進行了對比，指出了課堂中音樂實踐長期無法落實的問題。他提出了基礎音樂教育改革的理念創新，即在操作中學習，在表現中體驗，在實踐中審美。同時他呼吁高師音樂人才培養要面向基礎音樂教育，以能力培養為核心，藝術實踐能力與教學實踐能力并重，實現藝術實踐能力向教學實踐能力的轉化。

北京師范大學的楊立梅教授以《學校音樂教育中加強音樂分析，提高學生的認知和創造性能力》為題做了演講，她提出，在中小學音樂教學中，感覺、感受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僅僅停留于此，只有深入的分析、理解才能提高對音樂和作品的欣賞水平。因此要懂得音樂內容、結構，探索音樂作品的構思。同時她還倡導一種“綜合性的課程”，即將音樂與文化中的方方面面結合起來。如將十二生肖、書法、篆刻、古詩詞等引入到音樂歌曲的教學中，使學生在音樂學習中獲得全方位的文化感受。

中國音樂學院劉沛教授在《美國國家核心藝術標準（2014）及學校藝術課程改革簡介》中介紹了最新的美國國家核心藝術標準。他關注到了一個全世界所有學生都存在的問題―對知識持久理解（Enduring Understanding）的問題。而最新的美國國家標準就從一中心問題出發，提出了以“大概念”（Big Idea）、“核心問題”（Essential Question）作為設計理念，形成“理解為先的教學設計模式”（Understanding by Design，UbD），來解決困擾所有教師和學生長久以來的問題。他提出引用這種全新的課程設計理念，對我國的音樂教育課程進行改革。

3.高師音樂人才培養

在會議主題演講中各位專家學者均對高師人才培養、高校音樂課程建設等問題提出了很多建議。其中中國藝術研究院薛藝兵教授以《中國音樂學院民族音樂教育目的反思》作為題目進行演講。他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對“民族音樂”這一概念的認識都比較模糊，只有明確這一概念才能確定教學內容、清晰人才培養目標。因此他提出應該用“中國音樂”取代“民族音樂”，即 “中國各民族傳統音樂+民族新音樂體系”來作為中國音樂學院教學內容體系。他強調，承認已經有著百年發展歷史的中西結合的“民族新音樂”才是中國人應該傳承的音樂新傳統。

上海音樂學院余丹紅教授以《心理學科建設對于音樂教育專業的意義》為主題進行了演講。她提出了在音樂教育專業中設置心理學課程的重要性和所面對的困難，呼吁對心理學在音樂及音樂教育上的價值進行評估，對未來音樂教育研究發展方向進行判斷，同時強調未來音樂教育的走向應該更具有科學化。

華東師范大學鄭艷博士在《美國哈佛大學音樂系課程設置與教學模式的啟示》的演講中向我們介紹了哈佛大學音樂系的情況：在課程設置方面，不同學科聯袂建設課程、基礎理論課程與多元化專題課程相互補充；在教學模式上，教授主講、助教協助，注重理論與實踐的互動等，給在座的專家和教師提供了新的信息，對我國高校音樂教育課程建設具有很大的借鑒性意義。

西北師范大學朱東升教授在《西北音樂教育回顧與發展―以西北師范大學音樂教育學科發展為例》的演講中提出，西北地區教育環境相對落后，師資力量薄弱。因此在西北師范類院校的音樂教育專業中，最緊迫的是要培養學生綜合性的實踐能力和音樂表演專業學生的表演能力。

4.腦成像研究對音樂教育的影響

本次會議的另一個重要議題關注的是腦成像研究對音樂教育的影響。霍杰斯博士在《音樂與大腦》的主題演講中講道：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他一直與同事合作實施了一系列探索音樂大腦的腦成像研究，其目標就是研究音樂行為中不同要素的神經機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研究了演奏巴赫作品的鋼琴家、即興演唱的歌唱家，以及在演出中發現錯誤和處理多重感官信息的指揮家。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我們觀察了音樂專業和非音樂專業兩組被試聽到喜歡和不喜歡兩種音樂時大腦的不同反應。盡管未來仍有許多未知亟待探究，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一幅音樂大腦的圖景已初具雛形，這將幫助我們理解音樂為何以及如何具有觸動人心的力量。

中國音樂學院任愷博士以《音樂短時記憶的組塊研究》為題做了演講。他認為音樂短時記憶，一方面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如認知背景、認知策略等；另一方面還受到客觀因素，是否容易被認知和在認知的基礎上是否會產生更多的音樂偏好的影響。由此他認為短時記憶效果的好壞是音樂偏好產生的前提，或者說，越容易被捕獲的音樂，越容易產生偏好。這一結論對我國中小學音樂課中被普遍討論的“學生喜歡音樂，不喜歡音樂課”這一長久以來的問題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如選擇一些容易被學生認知的音樂，他們對音樂的偏好程度就會增加，對音樂課的喜好程度也會隨之增加等問題。

中國音樂學院吳珍博士在《音樂意義形成的腦機制》演講中，通過認知神經科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去嘗試探索一個經典的音樂問題―音樂的意義。她通過對大腦的研究：證實了音樂可以激活語義概念并且能夠產生對音樂意義的闡釋，認為以往所說的音樂是非語義性的觀點過于絕對，同時證實了后天的音樂學習對于音樂感知能力是有巨大幫助的。通過這樣的研究對于音樂教育也有很多啟示，如音樂教育者如何為學生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音樂文化環境；怎樣通過有組織化的音樂學習，讓人們系統化地理解音樂；在音樂欣賞與學習之中要尊重對音樂感受的個體差異；呼吁現代音樂教育者要關注用心去體會和聆聽音樂。

樂山師范學院的王昕博士在《音樂誘緒的神經機制探索》的研究中發現，人們在聆聽音樂時是能夠明顯地感受到音樂當中所表達的情緒和情感的，音樂對于情感的教育是音樂教育的核心價值之一。她的研究對于教授情感體驗時的方式、方法以及音樂治療上都具有借鑒意義。

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謝倩倩老師在《語言與民歌音樂風格感知的比較研究》中，通過對語言與民歌音樂風格進行了跨學科的研究，得出語言對民歌風格的感知具有導向作用。她認為，這一結論對于當今的音樂教育和教學的改進有一定啟示作用。在民歌的教學實踐中，音樂教師可以嘗試運用認知科學的理論去逐漸強化學生學習民歌的意愿，去引導和培養學生對民歌音樂風格的感知能力。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阿蘭博士在《最佳表演狀態的心智技能：課堂教學與舞臺實踐》的演講當中，為我們展示了一系列控制表演的心智技能的方法，在這些方法的幫助之下，能夠使學生更好地享受音樂和創造音樂的過程，幫助他們在教學環節和舞臺實踐中達到上佳的表演狀態。她將這種控制分為六層―第一層：基因（DNA）；第二層：健康（HEALTH）；第三層：學習（LEARING）；第四層：具體的技能（SPECIFIC SKILS）；第五層：經驗（EXPERIENCE）；第六層：心理技能（MENTAL SKILLS）。阿蘭博士講到第一層和第二層是天生的，最難以控制，而最后一層心理技能則需要通過訓練達到控制的目的，學生通過訓練，很好地掌握了這些技巧以后，才會真正對各種條件下的表演都起到幫助作用。

在大會中，與會專家紛紛就主題發言中的內容展開了熱烈討論。李妲娜教授提出，雷默的核心思想中到底有沒有“以審美為核心”這個提法，究竟是“審美”還是“美育”的問題。管建華教授認為，美學進展是一種跨文化的對話，是翻譯的問題。美學脫離不了哲學，所以叫音樂哲學。審美哲學是主觀對客觀的判斷，審美有它的價值，但也有其局限性，這是價值的問題、合理性的問題，總之他認為“美”最終是要培養人的。劉沛教授認為用字的時候有很多含義，此美非彼美，音樂教育即美育，具有實用的意義。周世斌教授認為需要對中國音樂教育采取一種旁觀的視角，將學術觀點與教學實踐緊密結合，如何有具體的操作性，用寬容的眼光看待各種文化，理解真正的多元；避免科學代替哲學，哲學代替科學。李妲娜教授認為中國需要真正的多元，需要有把西方的東西介紹給中國的學者，高師教育應注重應用和操作，需要將理論進行實踐，并且有很好的操作訓練，中國的音樂教育才有希望。楊瑞敏女士認為關于審美的問題盡可以作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但不主張討論美育的問題。

閉 幕 式

2014年10月10日下午，“音樂教育與音樂心理課程建設研討會暨第二屆中美音樂教育高峰論壇”在和諧良好的學術氛圍中落下帷幕。大會最后由劉沛教授致閉幕詞，他說：“我們此次的會議體現了兩個‘回到’：其一，我們仿佛回到了先秦時代，看到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其二，仿佛回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感受到了人性和意識的解放。”同時劉沛教授認為中西文化是和諧、共生的一體，國際不同文化的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