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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運動范文1
唐宋家：韓愈、 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
古文運動：唐宋古文運動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對駢文 為特點的文體改革運動。因涉及文學的思想內容，所以兼有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 “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 排偶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認為自己的散文繼承了兩漢文章的傳統，所以稱“古文”。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將改革文風與復興儒學變為相輔相成的運動。在提倡古文時，進一步強調要以文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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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運動范文2
韓愈，字退之。河南河陽人，現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后因論事而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后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后人尊為“唐宋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后人很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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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運動范文3
文言文中過猶不及的及意思是推及，顧及。過猶不及意思是事情做得過頭，就跟做得不夠一樣，都是不合適的。出自《論語·先進》。《論語·先進》：“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文言文是相對現今之后白話文來講的，古代并無文言文這一說法。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駢驪對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詩、詞、曲、八股、駢文等多種文體。經過歷代文人修飾越顯浮華，唐代起大文學家韓愈等發起“古文運動”，主張回歸通俗古文。現代書籍中的文言文，為了便于閱讀理解，一般都會對其標注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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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運動范文4
陳寅恪用這種歷史社會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對唐傳奇的研究。對唐傳奇興起原因的探討一般認為“溫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陳先生亦引用趙彥衛《云麓漫鈔》中的記載說明這一點。但認為對唐傳奇影響更大的是古文運動。早期寫傳奇小說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運動的主將。所謂的古文與小說是二者一也。而古文運動的興起與安史之亂有很大的關系,由安史之亂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興起,河朔文化與唐代的種族分布又有很大的關系。通過這樣的研究方式,就說明了唐傳奇的興起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文學現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興起與唐代社會種族之間的關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時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陳先生的學生劉開榮在《唐代小說研究》一書中繼承了他的這一研究方法。目前學界,陳寅恪關于唐傳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陳寅恪先生對學界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唐傳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這種社會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成為了后世文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說研究中,這種社會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廣泛地運用。
在《金瓶梅》成書時間與作者的考證上這種方法運用得最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專家在20世紀30年代先后寫了三篇文章論述了《金瓶梅》的成書時間是在萬歷年間。他的依據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馬價銀的細節。歷史上只有在萬歷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馬價銀的次數和數量越來越多,先生據此推測《金瓶梅》成書時間的上限是萬歷十年。其次,根據小說中戲曲的演出情況,《金瓶梅》中的戲曲唱的都是海鹽腔,而此唱腔在萬歷時期很盛行。再次,根據歷史上萬歷時期佛教的興衰情況。確定了《金瓶梅》成書于萬歷年間,先生以他深厚的歷史功底與史實的證據使得萬歷說壓倒了嘉靖說。
黃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認為《金瓶梅》的成書時間在萬歷17年到萬歷24年之間。黃先生認為《金瓶梅》的成書時間與兩個壬辰年有關系。一作者選擇小說的開場時間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倉促成書,全書年月干支甚是混亂,獨人物生肖從其壬辰年為立足點推算往往不誤。說明作者可能是從這一年開始創作的,因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來構思歷史故事的發生和借用現實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齡都比較方便。黃先生更進一步由此推測《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這時已故的李開先、薛應旗、馮為敏、和將死的王世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漁。并且認為笑笑生在抄《水滸傳》時所作的改動,暴露了他習慣用吳語和對山東地理十分模糊情況,而且如果是山東人的話也沒有必要在描寫山東發生的事情時加入吳語。并且在小說中存在著不符合山東口氣的地描寫。所以作者應該是一個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話、方言和習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黃先生發現了屠隆曾經用過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測《金瓶梅》的作者試屠隆。
黃霖先生對《金瓶梅》成書時間與作者的推測也是建立在社會與歷史的基礎上進行的,亦是一種文化的闡釋方式。
這種歷史社會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說史中也是常見的研究方法。陳大康的《明代小說史》應該是典型的例子。陳先生主張,當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現象時,一般都應將它置于“豎”與“橫”的交叉點上現實價值與意義。所謂“豎”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說創作的影響,以及它對后來小說創作的推動作用;而所謂的“橫”則是把握它與當時的小說創作以及時代、環境之間的關系。這種橫向考察時,小說與時代環境之間關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種歷史社會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將小說與它所產生的時代環境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說的特點以及這些特點產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說史》中陳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說創作的蕭條期,通俗小說在這一階段中的創作竟是一片空白。對這一特殊的小說史現象進行解釋時論述了明初文學創作的概況與氛圍,通過對明初詩文、戲曲與說書等文學樣式發展狀況的考察,說明在當時陰冷肅殺的環境與氛圍中,整個文學的創作都步入了低谷,在這樣的環境下,作為文學樣式的之一的小說自然也不能例外。從文學創作的大背景上為小說創作的蕭條進行了解釋。隨后,從政治的角度解釋了小說發展停滯的原因。考察統治者對小說的具體態度。明初統治者一方面對意識形態領域進行高壓控制,同時又在全國大力推行儒學。文化思想界這種環境與氣氛,正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已問世的作品在很長的時期內無法廣泛流傳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從傳播的角度上,闡釋了小說創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業的落后。這就將通俗小說的流行與明初的經濟技術的發展情況聯系起來了。陳先生的這種觀點,在明代小說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獨到的。陳先生在對明代小說的研究上運用的亦是歷史社會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這種將明代初期社會政治經濟情況與通俗小說聯系起來的考察方式填補了明代小說史研究上的空白。
陳寅恪先生這種社會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學界廣泛運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學現象背后社會歷史經濟上的深層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運用的時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學作為某種社會歷史經濟現象的注腳。
參考文獻:
唐代古文運動范文5
原句為：惑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意思：有疑惑而不詢問老師，就是一直的疑惑，終究不能解惑。
出處：韓愈《師說》。
介紹：
《師說》作于唐貞元十八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是說明教師的重要作用，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以及擇師的原則。
韓愈針對魏晉以來的門第觀念和“恥學于師”的壞風氣，以非凡的勇氣和知識，抨擊時弊，弘揚世道，獎掖后輩，發揚新風，同時，也是對那些誹謗者的一個公開答復和嚴正的駁斥，其對教師職責和擇師原則的論述，至今廣為流傳。
唐代古文運動范文6
浯溪碑林在湖南永州之祁陽縣。永州是一座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說它陌生，是因為它在湖南屬于邊遠地區，沒去過，也很少感知它；說熟悉，是中學課本上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說》，說的就是永州。后來還知道它還是的書法大家懷素、《愛蓮說》作者周敦頤的故鄉，這里還有神秘的女書。
因為新余的市長魏旋君一年前赴任永州，便有了對此地特別的惦記和心儀。早計劃去看看老市長，遺憾的是，她之前一個月高就益陽后，我們才成行。
“五一”小長假，朋友相邀去了一趟永州，走馬觀花，轉了三縣幾處景點，陽明山、寧遠之文廟、九疑山、零陵之柳公祠、祁陽之浯溪碑林。對我來說，印象最深、最值得一書的就是浯溪摩崖碑林。
在一個月內，赴紹興、訪祁陽，目睹此生都難得一見之名碑名帖，感奮不已，飽了眼福。
蘭亭、浯溪兩地不游，枉為書法人。
祁陽之浯溪像一塊巨大的文化磁場，它不僅吸引了歷朝名流精英造訪，也讓我親身登臨感受了一番古代文化之魅力。
碑刻是固化的書法，是歷史文化沉淀。幾經歲月變遷的古跡，淹滅消逝殆盡，能僥幸留下的碑刻是難得的瑰寶。
浯溪碑林位于祁陽縣城關鎮東南1.5公里，浯溪小溪自南5里的三泉嶺麓雙井發源，蜿蜒北流，至此匯入湘江。三峰崛起，懸崖峭壁，綠樹濃蔭，風景秀麗。
浯溪碑林面積5.6萬平米，是我國江南最大摩崖碑刻林。浯溪碑林，唐代文學家元結發其端，宋人定其規模，明清再壯聲勢，是一座留給祁陽、湖南、乃至中國的書法藝術寶庫。
據統計，碑林現存碑刻485方，其中唐代16方，宋代110方，元代5方，明代84方，清代92方，民國13方，不明年代的165方。篆隸楷行草五體倶全。歷代在浯溪留下墨寶、詩文的，自唐元結、顏真卿以來，達官貴人、學士名流有數百人之眾。唐代有杜甫、劉長卿、皇甫湜、李陽冰、季康、鄭谷、蔡京、李諒、王邕等；宋代黃庭堅、米芾、張孝祥、潘大臨、楊萬里、秦觀、李清照、范大成、張栻、張耒、狄青、王炎、吳儆等；元代有楊維楨、郝經、宋渤等；明代有唐瑤、茅瑞徵、顧炎武、王夫之、沈周、董其昌、王錫爵等；清代有王士禎、陳大受、喬萊、許虬、何紹基、袁枚、錢灃、吳大徵等。
他們有的是便道過此，有的則是慕名而來。在此留題詩文，或記事、或寫景、或抒情、或議論，匯成石刻，使浯溪成為一處奇特的文化驛站和長廊。
如此眾多的文化名人薈萃，讓我總想去探究其源流。古代交通以水路為主，臨近河水之濱，尤其是碼頭，往往是古人靠岸下榻休息之所。浯溪匯入湘江之處，“三峰壁立，怪石嶙峋；竹樹濃陰，宛如畫屏，摩崖臨江如削”。如此之風景秀麗絕佳處，便成了南來北往文人墨客首選之地。船行至此，文人們感受著濃濃的瀟灑南楚文化撲面氣息，有感而發，欣然留下詩文墨跡。湘江這條古航道上，便成了各路文化的驛站，中華文化匯集的港灣。
湘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脈絡。湘江在零陵古郡的蘋島處，由上游的瀟水和湘水匯合，瀟水發源于上古文化神秘集結地九嶷山，另一支湘水發源于廣西興安縣海洋山。湘江歸納了嶺南文化和瀟湘南楚文化之精華。浯溪至此，擁身投入湘江的懷抱，無疑會閃射出耀眼的文化光芒。
浯溪因唐代詩人元結而“地以人傳”，元結亦因浯溪而“人以地傳”。元結（719－772年），字次山，號浪士、漫郎等，河南魯山人，唐古文運動的先行者。元結家族與永州皆有緣。其父親曾被調任延唐（今寧遠）縣丞，其子元友讓也曾到道州做官。元結34歲才舉進士第，正逢安史之亂，戎馬倥傯，轉戰南北，身心皆疲，有辭官歸養之意。前后“兩刺道州，五過浯溪”，“愛其勝異，遂家溪畔”。同樣是仕宦十年永州地區的柳宗元，皆為憂憤與苦惱所磨難，成就了兩位文學巨擘之地位。苦難對人生來說是一種磨煉，對文人來說更是一種生活體驗，有了這種艱辛的歷練，才能激蕩出文人詩人的悲憤之作，寫出傳世之精品。他們的政績應該是一位官員為政一時、造福一方之本分，柳公之為政清廉，心系百姓；次山之非凡軍事才能，永垂青史。而他們在此地留下的名篇佳作，為瀟湘大地留下的文化遺產，在今天更顯得輝煌偉大。
元結五過此溪，“為自愛之，故命曰浯溪。”元結辭官后，隱居浯溪，開始營建并制字為三吾命名刻石。刻《浯溪銘》、《峿臺銘》、《吾庼銘》于石碑上，合稱次山浯溪三銘。
祁陽以浯溪摩崖石刻冠天下，陜西以西安碑林譽全球；紹興以王右軍《蘭亭序》名天下，祁陽以浯溪顏魯公《大唐中興頌》揚宇內。
元結在此的第二大手筆是請顏真卿為他的《大唐中興頌》作書。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安史之亂”基本結束，43歲的元結此時領兵鎮守九江，他為百姓流離失所困苦不堪的生活感嘆不已，作詩以記之；后又作《大唐中興頌》，記錄這段歷史。此文堪稱為文學革新的典范之作，內容、形式都大破陳規，大膽革新。內容上不一味諛頌，而是有頌有譏，名頌實譏；形式上不追求平仄相錯，不飾詞藻，不用典故。此后，他想到了與其交情甚篤，又有著平息安史之亂共同經歷的朋友顏真卿。請他來書寫，再刻碑上石，留傳后世。
顏真卿，字清臣，山東臨沂人。魯公首倡“復北碑之法，革行楷之俗”，形成書法革新運動，譽為“二王”之后劃時代書法創新風格的里程碑。
一位是唐文學革新運動的急先鋒，一位是書法革新運動的倡導者；同為“安史之亂”的功臣，可謂珠聯璧合。元頌、顏書雙絕，在摩崖處刻頌，是為絕佳處，又記錄下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堪稱“三絕”，宋代始建“三絕堂”以記之，“摩崖三絕”遂成浯溪勝景中心和石刻中心。后人有詩云：“三絕只應天下少，浯溪怎得不飛聲”。
魯公之《大唐中興頌》名碑原來在此，讓我頗感驚奇和意外。此碑是魯公晚年成熟階段佳作，為63歲所書。融篆隸之法入行楷，方嚴正大，壯闊渾厚，蒼勁老辣，字如其人。后人稱魯公為人剛直不阿，“浩氣盤胸腕力勁”，“心正筆正字也正”，字如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