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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研究方法范文1

1．利用基本字記憶字形

學生已經掌握了一定量的獨體字，把這些簡單易記的獨體字當作基本字，利用基本字加一筆、減一筆或合起來的方法幫助學生記憶字形。例如：“日”加一筆是“目”、“目”減一筆是“日”、“日”和“月”合起來是“明”。

2．利用部首的變化記憶字形

許多字加上部首、去掉部首或者換部首又能變成另一個新字，老師可以把學過的字進行分類，讓學生說一說某一個字是怎樣由另一個字加、減或換部首得到的，充分發掘學生頭腦中的遷移、聯想功能。例如：“京”加日字旁是“晾”、“座”去掉廣字頭是“坐”、“飄”去掉風字旁，換上三點水旁是“漂”。

3．利用形聲字的特點記憶字形

漢字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字是形聲字，部首表意，聲旁表音。形聲字的這一特點能比較有效地幫助學生理解、記憶字形。例如：“蜻”是蜻蜓的蜻，所以用蟲字旁，右邊讀音，整個字也讀“qīng”。從這個角度思考、講解，學生基本做到過目不忘。

4．利用生動有趣的小故事記憶字形

有一些字，老師可以抓住字形特點，編成小故事，讓學生在聽故事的輕松、愉悅的氛圍中不知不覺地把字形永久地保留在腦中。例如：教“游”字時，可以告訴學生，游泳必須有水（三點水旁），游泳池一般是方形的（中間是“方”字），小孩子游泳（子）一定要注意安全，得有大人（人）陪著。

5．利用象形字的特點記憶字形

課本中的“山、石、田、土、井”這一類字是由古代的象形字演變而成，這些字與實物都有許多相似處，所以讓學生觀察實物或實物圖片后再識記，輕而易舉。

6．利用形式多樣的練習記憶字形

論文研究方法范文2

關鍵詞：產銷差水漏失控制用戶管理及水表管理供水系統日常維護及管理

Elementaryintroductionhowtocontroldiscrepancyofproduceandsellingwater

Abstract：Thewaterresourcesareshortofthemoreserious.Thediscrepancyofproduceandsellingwaterofourcompanyis29.8%1n2004.Causeenormouswasteaboutwaterresourcesandenergy.Bymeansofcontrollingwaterleak，managingconsumerandwatermeter，andmaintainingoftheday-to-dayaboutofferingwatersystem.Thediscrepancyofproduceandsellingwaterisreducedto24.8%in2005from1to6month.ItgainsachievegoodresultsaboutRMB138tenthousandsYuan.

Keywords：discrepancyofproduceandsellingwater，controllingwaterleaks，consumermanaging，watermetermanaging，themaintainingoftheday-to-dayaboutofferingwatersystem.

產銷差率的概念

所謂的供水產銷差率，在國外它被稱為“未計量水百分率”，供水企業提供給城市輸水配水系統的自來水總量與所有用戶的用水量總量中收費部分的差值定義為產銷差水。

產銷差水=免費供水量+物理漏水量+帳面漏水量免費供水量（unbilledauthorizedconsumption）指的是實際供應于社會而不收取水費的水量。如消防滅火等政府規定減免收費的水量及沖洗管道的自用水量。供水系統物理漏失（PhysicalLossorrealloss）指的是通過系統輸配水管網及城市蓄水設備滲漏，漏失及溢流到外界的部分水量。

供水系統帳面漏失（apparentloss），又成為“紙上漏水量（paperloss）”，它指的是由于用戶水表計量不準確，收費或財務上的錯誤，未經授權的非法用水等給水公司帶來經濟上損失的部分水量。產銷差率：（供水總量-售水總量）/供水總量*100%。產銷差率在使用上簡稱為產銷差，他的大小反映了一個公司的管理水平，也間接反映了一個公司的經濟效益。根據我公司2004年的供水量測算，每降低一個百分點，按照1.08元/計算，可以收到的效益。

控制產銷差的目的

水資源非常有限，且日益嚴重，中國有世界上20%的人口，但是中國平均來講只有世界水資源的7%，人均水資源量約2220m3，只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4.自貢市屬于缺水型城市，要開發新的水資源費用很高，過高的漏損失率即浪費優質水資源；水資源缺乏，制約了經濟的發展，隨著能源費用，人員成本的提高，水處理的成本越來越高；城市供水需經取水，輸水，凈化及配水等供水設施并消耗一定數量的能源動力，藥劑，人員投入，才能達到城市供水標準，過高的漏損失率即浪費供水設施，增加供水成本；腐蝕的供水管網不僅造成水的流失，也增加了水的二次污染的機會，影響了供水的連續性，安全性，同時也給環境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故國內外供水企業無不把控制產銷差、加強供水管網的水漏失控制作為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

我公司產銷差水控制的潛力

我公司2004年供水總量為5072萬m3，產銷差率為27.9%，按照平均水價為1.084元/m3保守估算，根據我公司的實際情況，若將產銷差水降低到24%，則每年的市場潛力為214.4萬元/年，若將漏失率降為全國較為先進的產銷差率低于18%，將非管網漏損原因造成的產銷差水降低一半，則每年的市場潛力為544.3萬元/年，這其中不考慮水價上漲所帶來的更大的利潤空間及由于產銷差水控制帶動的相關能耗降低所帶來的收益。

與先進地區的差距：英國和美國的有效供水率均達到85%以上，新加坡的管網漏損僅為4.9%，而與自貢地區地形相似的淺丘城市瀘州水司的產銷差為18%，重慶市的產銷差為15%，而我公司2004年的產銷差為28.4%.引起產銷差的原因。

1、計量不準，包括用戶終端計量水表和水廠的出廠水流量計；

2、供水管網陳舊老化，布局不合理、爆管、漏水嚴重；

3、未計量用水的存在，含市政、消防、綠化、環衛用水；

4、有表無卡、有卡無表、有量未抄的現象存在；

5、用戶私自亂接供水管道、水表倒狀等盜水現象存在；

6、吃滴水用戶存在；控制的手段

產銷差水控制工程包括以下三部分內容。

水漏失控制。用戶管理及水表管理。供水系統日常維護及管理

一、水漏失控制

1.1巡線工作要逐步建立專門制度，建立專門隊伍，用制度進行管理和進行考核落實，并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

1.2有力、有效地開展巡線、探漏、檢漏工作，要有制度、有計劃、有數據、有依據地組織進行。

1.3探漏、檢漏工作與管網及設施系統維護工作結合起，每年不少于4次的普查，杜絕明漏，盡量查找暗漏，并有泄漏原因分析、漏量的測定和認定。必須杜絕新安裝管道的漏失。公司從今年開始，加強探漏管理，1-6月探出暗漏DN100以上44次，年終累計漏量1113533m3，DN100以下16次，至年終累計漏量221376m3，折合上半年漏量為45.14萬m3，影響上半年漏失率下降2.1個百分點。

二、用戶管理及水表管理

2.1結合營業系統的信息化建設，規范制度建設，做到數據真實、實時，為生產分析提供基礎數據

2.2加強用戶水表的計量與管理工作。

2.2.1對壞表、死表及時更換，對水表運行狀況進行分類管理，加強管理，提高水表運行的質量；對在線水表建立全過程檔案，周檢，更換要在對水表運行狀態進行監測、評估的基礎上，以提高售水量、降低產銷差為目標來開展工作。

2.2.2重抄表質量、抄表的準確性，發現異常要及時報告、解決。

2.2.3加強新安裝水表的規范工作，提高和控制水表安裝質量，并進行質量跟蹤管理和考核工作。

2.2.4制定落實大表維修、維護工作制度、規范，確保大、中用戶系統物理狀態的優良，和運行狀態的良好。在此基礎上結合抄表，用戶信息和歷史數據進行分析、評估，加強大、中用戶水表及用水管理。研制大、中用戶水表表芯采用耐磨材料制作，以延長水表的使用壽命，提高計量精度。

2.2.5研究推廣防漏用水水表的工作，以一個小區或單元再進一步試點，如經濟可行，可重點解決幾千戶吃“滴滴水”的水表用戶，重點大、中用戶用子母表代替普通水表，解決大表小流量的問題；特別是游泳池水表管理，要引起高度重視。

2.2.6對水表周檢工作的管理以及在線水表運行質量的建檔管理，加強分析，摸出水表的運行規律，針對規律進行分類管理，有針對性地指導水表周驗工作．

2.3加強對流量計的維護管理，進、出廠水均安裝了精度為0.5%的電磁流量計，按照國家檢定標準實行一年一檢，且每個月均對流量計進行檢查，確保供水計量準確；

三、供水系統的日常維護管理

圍繞控制產銷差，管網管理應以合理選用管材為基礎，規范和治理施工安裝質量，有效的加強和開展管網的基礎管理與科學管理為重點，主要解決以下問題：

3.1、規劃設計

堅持總體系統規劃的思路指導管網規劃的設計工作，干管及配水主管節點優化，小區、片區與總體結合，用戶系統與片區規劃結合，每小區原則上不超過兩個接點，小區內部采用中線或環線都要優選方案，小區、大用戶入口考慮設置總表或流量計，預留測壓、測流點（段）。嚴格公司與用戶系統的產權界定，特別是用戶消防系統與城市管網的合理隔離和安全，并杜絕二次供水系統對管網的影響；合理選用和優化管網材質和各類設施。設計中，工作壓力的確定，還要合理考慮管網的水力損失，不能僅僅參考設計靜壓，否則會造成極大的浪費。

3.2、管網運行管理

3.2.1以閥門檢測中心為基礎，開展閥門的維護、維修工作，規范閥門的維護、維修工作，解決閥門滴漏的問題；閥門的更換與檢漏要以維修維護與修舊利廢為重點，并以閥門管道檢測中心為基礎，打造一支管道、閥門檢測、維護維修、啟閉操作規范的專業化隊伍。

3.2.2完善管網設施系統的維護管理和操作細則，細化規程工作與業務流程中各部門的時間、任務及其相關工作，及時更新管網設施系統，充分用好這個有效的管理工具為生產服務。

3.2.3結合管網總體規劃和城市發展規劃要求，不斷進行管網優化，開展管網測試和管網平差計算，繪制管網測壓點總圖和水質監測總圖，并進行分析，調整城市供水服務的水壓線。結合管網測試和調度運行進行管網系統優化工作；

3.2.4用戶用水難問題要建立專門的檔案，在改造前對用戶用水難問題進行全面摸底，對高程、管網情況進行核查，搞清原因，對癥解決，力爭用最經濟合理的方式解決用戶用水難問題，每項改造完成后要進行評估、測試工作；

3.2.5在管網運行中應進行有效的壓力控制，當前工程師進行實際設計是，其選用的壓力=最低設計壓力+消防用水+未來發展+安全因數，這使得供水系統部分區域供壓遠遠大于實際需要。這造成系統漏失次數增加，增大漏失量，以及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同時較高的運行壓力對供水的基礎設施的壽命影響也很大。所以，在管網運行中應進行有效的壓力控制，它可以：減少的爆管事故，提供更穩定的服務；減少背景滲漏及暗漏量；減少設施維修量；延長資產壽命；壓力控制所需的費用遠遠低于管網改造的費用。

3.3管道安裝質量

3.3.1、嚴格管道施工中間過程管理和竣工驗收工作，質量跟蹤責任工作，進一步加強管道基礎回填驗收、沖洗、消毒、試壓工作，施工測量和竣工測量工作。加強施工認證和驗收工作，施工竣工測量及圖紙資料不完整的、有跑冒滴漏的管道及設施不予驗收和供水。

3.3.2、加強小管道安裝質量控制與驗收，小管道安裝必須有準確的竣工圖才予以驗收。

3.3.3、在球墨管的使用中逐步淘汰鋼制件，推廣球墨管件；開展閥井、表井優化，用新工藝代替或取消閥井，進行試點推廣。

論文研究方法范文3

一、家庭教養方式研究的緣起

家庭教養方式是指父母在撫養、教育兒童的活動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種教養行為的特征概括，是一種具有相對穩定性的行為風格。目前，國內學者對教養方式的用詞并不嚴格，有的學者使用“撫養方式[1]”、“養育方式[2]”，有的學者用“教育方式[3][4]”，甚至使用同一種研究工具的研究者之間也出現分歧。筆者認為，撫養方式與教育方式對兒童的關注點不同，前者主要側重家長對兒童的生理保育，后者側重家長作為社會文化的直接執行者對兒童價值觀念、態度體系和社會規范的傳遞與教導。其實，家庭教養方式是在父母與孩子的互動過程中形成并發展的，這種互動的結果不僅從父母對兒童的生理養育活動中體現，而且從父母對兒童行為規范的傳遞中體現。兒童一出生，首先是作為一個生物個體而存在，其最基本的生存和身體健康離不開父母和成人長時間的精心護理、照料。與此同時，他又開始了由生物個體向社會個體轉變的社會化過程，這意味著兒童需要不斷學習知識、技能，逐漸掌握社會規范，最終適應社會生活，這一切同樣離不開父母和成人的引導、教育。因此，將Parentingpattern這一英文中表示父母教養行為特征概括的短語譯成“教養方式”最貼切，它全面地涵蓋了上述兩個同時進行的層面。我國學者繆小春早在其英文譯著《兒童發展與個性》中采用了“父母教養”的說法。從字面看，教養方式既有撫養之意，又兼具教育職能，恰當地反映了家長在兒童社會化過程中充當的角色。

家庭教養方式之所以成為現展心理學的研究重點之一，與心理學對人的社會化研究有密切關系。一個具有自身獨特性的兒童如何形成同其所處文化中的大多數人相類似的情感和行動的所有那些過程，即社會化，被視為兒童發展的核心。在兒童社會化的過程中，許多群體或作用力在不同的時間通過不同方式對兒童發揮影響。對個體發展的早期而言，家庭承擔了主要的教養職責。雖然家庭的教養活動自婚姻家庭在歷史上產生以來就早已有之，但科學的教養方式的研究卻受到人們的兒童觀及兒童發展理論的極大影響。

在西方，19世紀以前，社會還不存在關注兒童需要的觀念。兒童的存在是否有意義取決于他們是否能使成人快樂，當父母無力照顧孩子，他們就會被遺棄。19世紀的北美殖民地，兒童不僅需要承擔無窮無盡的家務勞動，而且必須服從父親這一家庭主要權威。不服從被認為是有罪的，要遭受懲罰。傳統和宗教影響著兒童教養活動。隨著社會向前發展，人們對待兒童的方式有了一些改善。這一方面歸功于洛克、盧梭和裴斯泰洛齊作品的傳播，另一方面歸功于心理學家斯坦利·霍爾的思想的影響。洛克的白板說鼓勵父母和教師為兒童的心理發展提供最適宜的經驗，他的觀念仍對當代兒童教養產生影響。盧梭認為兒童需要自由成長，受他思想影響的裴斯泰洛齊強調了母親作為孩子第一任老師的重要性。心理學家霍爾堅信，天性良好的年幼兒童，如果不被過多指導，能夠自然成長為有自控力的個體。雖然19世紀末人們贊成父母的愛和感情對形成兒童人格的作用，但20世紀一開始，獎勵和懲罰的原則被大力倡導。兒童的教養遵循著嚴格的時間表，母親被告知要期望孩子的服從，不理會孩子發脾氣，限制他們的身體活動等等。進入20世紀20年代，華生的行為主義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理論出現，并對兒童社會化過程及家庭教養產生重大影響。兩者都相信個體的早年生活對隨后發展的重要性。華生從刺激反應的理論出發，相信兒童生活早期穩定行為的重要性。他認為良好的行為必須從一開始就形成條件反射；弗洛伊德則相信有害的早期經驗會傷害兒童的發展，兒童的個性成長不能被抑制，需要讓兒童表達而不是抑制情緒。20世紀40年代起，兒童的養育觀念發生了變化，父母被鼓勵要讓兒童快樂，讓他們感受到愛，鼓勵兒童學會自制。

這些觀念的變化及理論的產生對社會化領域的研究產生了長遠而廣泛的影響[5](p.324)。學者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兒童的教養活動影響著兒童的行為。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點，研究者們通過對各種教養情境的大量觀察，運用實證法構建起了關于教養方式的種種觀點。20世紀40年代，Baldwin從事了一項兒童發展的研究，涉及的兒童年齡跨度很廣，從出生直至兒童晚期。在這項研究中，他訪談了許多父母，并多次觀察了他們與兒童在家庭中的互動。1948年他在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主——控制這兩個主要的教養維度，并認為它們在所研究的家庭中表現出相當大的差異。此后，1957年，Sears,Maccoby和Levin等人進行了一項涉及近400個家庭的研究，研究者向母親提出諸多問題，涉及孩子在家中的行為表現，母親對孩子哺乳、排便訓練、紀律管教等方面[6]。通過與母親的訪談，研究者們認為教養方式可以被描述為限制的和允許的，這些教養方式影響著兒童的行為。這以后，家庭作為兒童社會化的第一場所，父母作為兒童社會化的最重要的動因，它們如何影響和塑造兒童的行為便成為心理學家關注的重要問題。

二、家庭教養方式研究的發展

（一）家庭教養方式的早期研究

在兒童社會化的早期研究中，父母對兒童的單向影響觀滲透在學者們的研究思路中，他們努力尋求父母決定兒童的教養維度或模式。西方心理學家研究家庭教養方式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時，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種取向是，從父母教養行為的維度入手，探討某一行為維度或行為維度下具體的教養方法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如西蒙茲從接受——拒絕和支配——服從兩個維度區分父母的教養行為，進而指出，如果父母隨心所欲地支配孩子，孩子傾向于順從、靦腆、被動、缺乏自信心；如果父母接受孩子，則孩子情緒穩定，興趣廣泛，行為更符合社會的要求[7]。由于接受——拒絕實際上反映了父母與兒童的情感關系，支配——服從反映了父母對兒童的控制，因此，眾多心理學家開始研究父母對兒童的情感、父母對兒童具體的控制形式與兒童社會行為的關系。如霍夫曼和亞龍，勞頓，韋克斯勒等研究發現，溫暖對兒童社會化進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積極的，它會促進兒童道德感、成就感、良好社會適應和利他行為的發展。再如，霍夫曼研究了懲罰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他指出，父母使用強制方式，包括對兒童體罰、冷漠地拒絕、剝奪兒童的某些權利以及威脅等，會阻礙兒童對道德規范的內化，也會降低兒童良知的發展；父母使用心理懲罰形式“愛的收回”，對兒童表示失望，孤立、不理睬兒童等，會使兒童產生過重的內疚感，刻板而非靈活的遵守社會行為規則[8]。

另一種取向是將家庭教養方式類型化、模式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數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鮑姆林特的研究，她從控制、成熟的要求、父母與兒童交往的清晰度以及父母的教養四個方面來評定父母的教養行為，將父母的教養方式分為權威型、寬容型和專制型三種[9]p.457。與專制型、寬容型家庭相比，權威型家庭的孩子是成熟的、獨立的，具有更多的社會責任感和成就傾向[7]。鮑姆林特的研究揭示，兒童的個性形成并非由父母的某個行為維度決定，而要受到父母整個行為模式的影響，可以根據不同父母的教養類型而對限制作不同區分。權威型父母和專制型父母都對兒童加以限制，但前者的限制是“嚴格而合理的”，后者的限制卻是“無目的、不合理甚至懲罰性的”，因而限制對兒童社會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不少心理學家的研究都支持鮑姆林特的結論，如韋克斯勒指出，在權威型家庭中使用“愛的收回”會對兒童的社會化起積極作用，而在專制型家庭中使用則起到相反作用，這與使用這種方法時是否適度有關[8]。

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前一種研究取向注重具體的教養行為，卻忽視了同一教養行為與不同家庭環境結合的不同作用；后一種研究取向試圖對父母的教養行為作特征概括，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前者的不足。兩者的結合研究清楚地表明，具體行為維度并不孤立地對兒童社會化起作用，只有將它們與父母整體的教養行為模式或類型結合，才能真正揭示出它們在兒童社會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一時期，日本心理學家詫摩武俊也研究了母親的教養態度與孩子性格的關系，其結論與西方學者的結論比較一致。

（二）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家庭教養方式的研究出現了新的進展，學者們開始探求教養方式背后的影響因素，將教養方式的研究從表層推進了一個更深的層面。這首先是基于實踐和應用的需要。對家庭教養方式的研究者而言，揭示了什么樣的教養方式有利于兒童的社會化還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指導父母學會運用恰當的方式促進兒童的發展。而探討制約父母教養方式的因素，為心理學家的指導和幫助提供了依據和策略。其次，推動研究進展的更直接的動力來自社會化進程雙向模式的興起和人類發展生態學模型的提出。它們促使學者們走出教養方式對兒童社會性發展的單向研究的圈子，嘗試將父母特征和兒童特征都納入教養方式體系，并將教養方式放入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查。

這期間，國外學者既從社會文化背景、社會階層、社會經濟地位及父母體驗到的壓力和社會支持等家庭系統以外更廣闊的層面出發，又從家庭系統內部的一些因素，從兒童特征入手，較全面地探討了家庭教養方式和教養行為的影響因素。如，巴斯頓的研究發現，美國、法國和日本這三個國家的母親對兒童注視他人的反應存在顯著差異。在集體價值取向的日本，母親鼓勵并引導孩子注視他人的行為；而在個人價值取向的美國和法國，母親對兒童注視他人的行為沒有明顯反應[10](p.114)。又如，Chamberlin(1974)、Lytton(1980)及Minton和Levine(1971)等的研究證實，白人中產階層的父母更多地對兒童使用建議和解釋，更多地對兒童的需求作出應答，且更經常地提供積極而非否定的反饋；而較低階層的父母更傾向于使用強制和權力介入，對兒童自由更多加以限制[11](p.205)。再如，Cox(1987)發現，與非抑郁的母親相比，抑郁的母親與孩子的交往質量差，更多忽視孩子的要求，更多使用控制的手段[12]。Mcloyd(1994)發現，處于壓力中的父母自我效能感差，對兒童的溫情較少，缺乏耐心和參與，提供的幫助也較少，對兒童的消極控制較多，容易受到激惹[10](p.117)。Martin(1975)發現，父母和兒童的性別影響父母對待孩子的方法，與孩子異性別的父母比與孩子同性別的父母對孩子更仁慈、少嚴厲且更允許孩子自由。還有研究指出，孩子的行為特征，如活動量影響父母的教養行為，活動過度的兒童的母親比正常兒童的母親有更多的指令和否定性[13]。兒童的氣質也影響父母的教養行為，困難型氣質的兒童容易與母親發生沖突，這增加了母親的控制，繼而增加了孩子問題行為的可能性[12]。

國內學者大多從80年代開始涉足家庭教養方式這一研究領域。起初的研究較為零散，取向較為單一。或從兒童性格入手，或從兒童心理衛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兒童心理發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頗具遠見的學者，他們探究家庭教養方式的類型，并從父母文化素養、職業等角度分析了家長教養態度的成因[14]。進入90年代，隨著國際交流的快速發展，發展心理學領域的一些新流派、新理論、新研究模式日漸為我國學者了解和接受。在考慮與結合我國國情的基礎上，他們逐漸將新思路、新信息運用到家庭教養的研究中，使我們的研究既緊跟這一領域的發展趨勢，又很快深入到教養方式的影響因素層面，呈現出不少新的特點。概括說來，有這么幾個方面：

第一，教養方式所涉及對象的年齡段更加寬泛，從以嬰幼兒為主，逐漸擴大到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

90年代中期以前，學者們探討家庭教養方式時涉及的兒童多為學齡前兒童，少數研究包含了小學低年級兒童和中學生。90年代中期以來，研究的對象有了較大拓展，逐漸覆蓋了小學兒童、初中生和高中生，填補了我國某些年齡段兒童家庭教養方式研究上的空白[1][2][15][16][17][18]。其實，家庭對兒童青少年的影響在任何年齡階段都存在。學齡前兒童的主要活動場所在家庭，父母的教養方式對其影響自然非常直接而重要，這也是眾多學者關注學齡前兒童父母的教養方式的原因。但兒童步入學校后，尤其是進入青少年期，雖然主要活動場所已從家庭轉為學校，但生活環境和周圍刺激的復雜化更從某種意義上凸顯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兒童在學校的人際關系、學業成就、對新情境的應對無一不受父母教養方式的潛在或直接影響。尤其當兒童步入青少年期，他們與父母對抗性的增加更需要研究者進一步揭示父母教養方式的變化和特點，為家庭教育提供可借鑒的材料。

第二，教養方式與兒童社會化關系的探討從宏觀、籠統走向微觀、具體。

以往，研究者是從整體上籠統評估不同教養方式對兒童社會化的作用，現在，學者們開始深入探討它與兒童社會化各個具體方面的關系。這些研究不僅內容上更富有時代氣息，而且與當前心理學領域對兒童青少年的自我意識的關注，對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關注頗為契合。如，父母教育方式與兒童的學校適應[15]；父、母教育行為的結構及其與小學兒童焦慮情緒的關系[19]；父母教養方式對少年兒童自尊發展影響的研究[17]；青少年自尊與父母教育方式的關系[20]；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與父母養育方式的相關研究[2]；學習不良初中生的父母教養方式及其自我概念等[18]。

第三，進一步研究家庭教養方式本身，深入探究教養方式內在的結構。

80年代后期，研究者多從單純類型論的角度來界定家庭教養方式，如將家庭教養方式歸納為嬌縱溺愛型、啟發引導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簡單粗暴型等等[3]。進入90年代，研究者對教養方式的分析出現新的變化。有的從教養方式的情感維度和行為控制維度來分析教養方式。如桑標(1991)從“接受—拒絕”和“寬容—嚴厲”兩個維度劃分母親的教養方式，從“肯定—否定”維度劃分父親的教養方式，探討其對中日不同文化背景下幼兒的性格發展的作用[7]。這種對家庭教養方式的界定從維度上已經有突破，但仍帶有西方學者研究的影子。更多的研究者認為，家庭教養方式是一個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綜合體，簡單從某一方面或某個維度來看待，勢必不能全面涵概家長的教養行為，從而失之偏頗。因此，他們從系統論的思想出發，強調從具體教養行為的不同側面整體把握家庭教養方式的特征。如，陶沙等從溺愛、忽視、專制、民主、懲罰、成就要求及教育的不一致等七個維度來看待幼兒母親的教育方式[4]。同樣，楊麗珠等也選取了母親教養方式的溺愛性、民主性、放任性、專制性和不一致性等多個側面，全面探究其與兒童氣質的關系[21]。

還有學者仍主張將教養方式類型化，但是這種類型化與最初研究者的單純類型論有很大的區別，是建立在更合理基礎上的類型論。關穎提出，家庭教育方式既體現不同的情感因素，也反映與客觀環境的聯系，還與親子間的互動方式有關，研究者可以從這些不同角度對教養方式分類。林磊選擇了溺愛性、專制性、放任性、期望性、不一致性、拒絕性和民主性這七個母親教養方式的側面，通過對母親在七個側面的得分進行“快速聚類”，得出了五種特征不同的教養方式，分別為極端型、嚴厲型、溺愛型、成就壓力型和積極型[22]。這幾種教養方式的差異并非源自母親不同性質的行為，而源自母親在相同行為側面上行為的表現頻率的不同。在此基礎上，學者們深入探尋父母教養方式的內在結構，試圖從本質上把握教養方式，為父母教養行為的改善提供實際參考意見。陶沙、董奇等研究了3-6歲兒童母親的教養行為的結構，結果表明，母親的教養行為包括敏感性、接觸與參與、交往指導、認知發展指導、積極情感的表達、消極情感的表達六方面[23]。這一結果用實證的方式證明了理論上所認為的日常親子互動過程中父母具體教養行為的內在結構。

第四，對家庭教養方式影響因素的探討更廣泛，嘗試從多方面尋找影響因素。

親子雙向互動觀的影響使研究者在挖掘教養方式背后的影響因素時，將視線漸漸從父母身上擴展到兒童身上，關注雙方的特征。學者們經過大量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識。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職業、性別、生育孩子的年齡、婚姻狀況等因素影響其教養方式，其中受教育程度、職業、夫妻關系等影響顯著[4][18]。學齡前兒童的性別、年齡因素影響父母教養行為的某些側面，其氣質和消極行為特征顯著影響父母的教養方式[4][13][21]；青少年個體的性別明顯影響其父親的而非母親的教養方式[1]。近幾年來，不少研究者更開始跳出父母外在的特征對其教養方式的影響的探求，進而深入發掘父母內在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母親血型影響其家庭教養行為[24]。還有研究者看到了父母意識和父母教育觀念的重要性，認為它們往往體現了父母的價值取向，直接影響者父母對兒童的態度和教養模式，并進一步探索它們的內容和結構[25][26][27]。

此外，研究者也關注家庭環境、關注父母所處的文化背景，試圖從家庭系統內和系統外的因素理解父母的教養行為。王耘等研究了不同家庭類型、家庭經濟收入狀況等因素對母親撫養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家庭結構是影響母親撫養行為的重要變量，主干家庭母親的撫養行為總體上優于核心家庭的母親[28]。張文新比較了城鄉兩種文化背景對青少年父母教養方式的影響，結果發現，父母的教育方式存在城鄉差異，城市青少年的父親對孩子有更多的情感理解與溫暖；城市母親與農村母親在對孩子的情感溫暖與理解方面沒有差異，但對孩子的干涉、保護、否認拒絕、懲罰嚴厲更多[16]。

三、影響家庭教養方式研究進程的三大因素

綜觀上述對家庭教養方式研究歷程的描述和概括分析，我們不禁要探討推動研究向前發展，豐富了人類關于家庭教養的認識的諸多因素。

（一）人類對自身探究的好奇心

研究兒童，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類。而人是研究人類的最好對象。在兒童發展心理學百多年的發展歷史中，我們逐漸明晰了兒童發展的含義和基本性質；懂得了遺傳、環境、教育和兒童發展的關系；兒童智慧的發生、發展；兒童的情緒以及兒童的社會性發展等問題。但兒童發展的過程是復雜的，現實中的兒童也并不是什么“典型的”兒童，他們是千差萬別的，我們還有許多問題遠沒有弄清。如，現代科學還不能明確地界定遺傳在個體發展過程中的限度。在兒童社會化方面，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制度以及當前我們社會中中西方文化的沖撞對兒童青少年將產生哪些影響，如何產生等都有待我們進一步去研究。在家庭教育領域，哪些因素在影響不同年齡階段、不同性別兒童與父母的親子互動，這些因素通過什么方式作用于親子互動都需要我們不斷探索。黛安·E·帕普利在《兒童世界》中說過：“只有知道了我們是怎樣的人，又是如何變成了這樣的人，我們才有希望創造出更美好的世界。”

（二）理論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家庭教養方式研究成果的取得主要受到了幾個不同時期關于兒童發展的觀點和理論的影響。首先是成人塑造兒童的單向決定觀；其次是成人兒童相互影響的雙向互動觀；再次是美國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的人類發展生態學理論模型。這些觀點或理論模型身后都有強大的理論支撐。

早期關于親子關系的研究更多的是關注父母的作用。許多研究考察了父母的教養方式、教育觀念和教養行為對兒童心理行為發展的影響。父母影響兒童的單向決定觀背后就隱藏著兩種主要理論。其一，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論中強調的個體童年期的生活事件在成年期人格發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年期人格特點在生命的頭幾年里就已經被決定了；其二，行為主義強調環境的決定作用，認為個體的行為完全可以由后天環境加以塑造。這兩大理論派別的觀點，促使研究者探索兒童的父母，尤其是母親的教養實踐與兒童人格和社會性發展的關系。這成為家庭教養方式研究的開端。更為甚者，行為主義的發展理論也造就了長期在家庭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父母塑造兒童的單向決定論，使眾多的心理學家認為要對兒童發展作出解釋，只需對兒童的父母及其社會化實踐進行考察即可。這使研究者執迷于對父母教養行為和方式的維度及類型的研究，并進一步考察影響父母教養方式的因素，而僅將兒童視為其自身社會化的被動接受者。皮亞杰的兒童認知發展理論提升了兒童在發展中的地位。在皮亞杰看來，兒童從一出生就是其自身發展的積極動因，他主動從環境中尋找、選擇適宜自己的刺激，在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建構自己的認知結構。這些真知灼見讓人們看到了兒童的主動性，并對我們理解兒童社會性發展過程的實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68年，A·Bell對社會化研究中的影響方向進行了再解釋，他開創性地提出了“雙向模式”說，認為兒童自出生起就表現出明顯的天賦差異，而這些差異又影響父母的行為。這引發了整個70年代兒童特征對父母影響的研究[11](p.193)。Bell還提出了親子控制系統理論，揭示了親子關系的互動機制。可見，在分析兒童教養方式與兒童發展的關系時，必須考慮“雙向原則”。也許“容易撫養型”氣質的兒童從一開始就更加服從、友好和獨立，容易按權威的方式來訓誡，是同樣的方法對“撫育困難型”氣質的兒童不一定有效，盡管權威教養方式很有價值。這促使家庭教養研究者在注重父母對兒童巨大影響的同時，看到父母使用什么樣的方式好還必須結合兒童自身的特點。雙向互動觀逐漸取代單向決定觀，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系統研究親子互動影響因素的過程中涌現了多種理論觀點，如生態化理論，家庭系統理論等。其中，美國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的人類發展生態學理論模型頗具影響。布朗芬布倫納認為，兒童發展的生態環境由若干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系統組成，這些系統從微觀到中觀到宏觀，與兒童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家庭、學校是與兒童關系最密切的微系統；微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與作用構成中間系統；而那些兒童并未直接參與但卻影響他們的環境，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職業條件等構成了外層系統，最后，兒童所處的具有一致信仰、習慣、傳統觀念和意識形態的社會或亞文化的社會機構的組織構成了宏觀系統[10](p.16)。在研究設計時，對兒童的分析不應停留在微系統上，而應在各系統的相互聯系中考察。這一思路促使家庭教養方式的研究者，跳出他們所熟悉的微觀系統，而將教養方式、親子互動的分析放在更廣闊的系統中進行，如，關注母親的血型，關注父母的教育觀念、文化背景、社會支持狀況等等，使研究呈現出更開闊的視野。90年代，國內關于教養方式的研究幾乎都提及人類發展生態學的理論。通過深入兒童生活的現實環境，如幼兒園、家庭，觀察兒童，并對兒童的教師、父母進行訪談，從前的家庭教養方式研究的類型學模式被一種基于生態學化的新的“類型學”模式所取代，取得了研究上的新進展[22]。

（三）研究方法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任何一個科學領域的研究水平直接取決于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研究水平高低的標志。家庭教養方式的研究成果和進步不僅間接受現代科學系統方法的影響，而且直接受到心理學研究方法的一些新趨勢和新特點的促進和推動。

1.現代科學系統方法對家庭研究的影響

在家庭教養方式研究領域，系統方法的影響從兩方面表現出來。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父親教養方式對兒童的影響，父親及家庭其他成員的支持對母親教養行為的影響漸漸地提到研究日程上。較長時期以來，學者們多關注母親及其教養方式對兒童的影響，忽視了父親、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員與兒童的關系。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與母親是兒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和參與者有關；還與精神分析理論和行為主義理論都較為強調母親在兒童社會性發展中的作用有關。如今，家庭越來越被視為一個整體，一個系統，母親與兒童、父親與兒童，父親與母親間存在復雜的、交互的親子互動。研究表明，父親對青少年個體的教養行為與母親的行為存在顯著差異，父親對子女的懲罰嚴厲少于母親，但其對子女的情感溫暖、過分干涉和拒絕否認皆多于母親[1]。父親的教養影響孩子的成就感，有成就者一般與父親的關系親密[12]。另外，父親的支持影響母親撫養行為中的情緒、自信心、積極性和與兒童的親子關系[29]。第二，研究者從更大的系統層次來考慮環境對兒童青少年的影響。如，關注兒童青少年身處的學校系統與家庭系統的關系，探討學習不良初中生的父母的教養方式；關注兒童所處的外層系統、甚至宏系統對其影響，探討勞教人員的早期父母撫養方式，比較城鄉青少年父母的教養方式等等。

2.心理學研究的現場化所產生的影響

隨著心理學研究應用性的日益加強，傳統的理論與實驗室研究逐漸轉變為各種形式的現場研究，強調在現實的情境與條件下控制和觀察心理活動、測定和記錄整個心理過程。這與上世紀70年代末，西方發展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領域出現的“生態化趨勢”不謀而合。現場研究及生態化趨勢對家庭教養方式研究的最大影響在于，它改變了研究者的觀念，使他們看到在家庭生活的真實場景中考察父母的具體教養行為，揭示其與兒童社會化的關系的重要性；也促使他們深入幼兒園和家庭，借助與父母、教師的訪談、觀察，編制家長教養行為量表，以此反觀教養方式的結構、類型。這一研究手法的變化使研究者獲得了與以往不同的結論。如，陶沙找到了母親教養行為的敏感性、接觸與參與、交往指導、認知發展指導、積極情感的表達與消極情感的表達等6個因子[23]。

3.研究手段綜合化、數學化帶來的影響

在家庭教養方式研究領域，研究手段的綜合化體現在，對于同一個家庭教養行為，既采用訪談法，又借助觀察法、問卷法、評價法，力求使所獲得的資料和信息更真實、可靠。而研究手段的數字化意味著研究者能夠充分運用數理統計方法和其他數學方法。在家庭教養方式的探索中，研究者所使用的數據分析手段日益先進、復雜、精確。從最簡單的百分比比較，發展到近幾年大量使用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因素分析、聚類分析等等。統計軟件包尤其是SPSS的使用，使研究者可以從多角度快速分析處理數據，產生了高質量的成果。如，桑標運用因素分析法確定了父性意識的9個因子和母性意識的13個因子，還通過多因變量線性模型方差分析，比較了年齡、不同文化水平等因素對父性、母性意識的影響。結果表明，父母的年齡對父性和母性意識有明顯影響；母親的文化水平、職業明顯影響其母性意識[26]。

當然，在家庭教養方式研究不斷推進，成果不斷取得的同時，也存在諸多不足。譬如，生態化研究，許多學者雖然認識到在真實環境中研究兒童青少年的意義，但在實踐這一觀念的時候過于簡單化、形式化。因為僅僅依靠短暫的觀察和訪談無法真正把握父母教養子女的行為的實質，更何況這種觀察、訪談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編制一份父母教養行為或方式的量表。從這個意義上，還不能稱為真正的現場研究或生態取向的研究。生態化研究要求，發展心理學家必須首先對兒童真實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進行探討，作出描述，然后進行更為客觀準確的編碼，使之量化，最終作出解釋。這種強調觀察或描述的重要性的思路，與人類學對人類行為和習俗的研究思路相當一致。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中闡明了實地考察和面對面的接觸這些方法對研究文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她指出，不進行實地考察或面對面接觸，我們就無法發現和區別在某種文化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以及人們如何判斷具體生活事實。正因為本尼迪克特這么堅持并身體力行，她才在文化模式的研究中作出了巨大貢獻，對文化人類學領域產生了深刻影響。因此，如果發展心理學家想揭示親子互動過程的機制和實質，不能忽視對真實情境中的父母與兒童的實地觀察，這也許是研究取得更新進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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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研究方法范文4

區位理論來源于經濟學，后在地理學領域得到一定發展。因而早期區位研究深受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多采用抽象、演繹的思維方式，通過一定的合理假設，探求事物的最佳區位和空間的最優組合。微區位是區位在微觀尺度上的研究。該尺度上，距離意義明顯淡化，區位周邊生態環境、人文環境、交通環境、產業環境等成為微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

從另一角度看，微區位研究涉及共性和個性研究兩方面。前者主要涉及城市空間、環境結構、區域場勢等背景基礎研究，后者則結合區位主體的自身性質，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城市商業微區位關聯效應研究探討不同主體的區位選擇特征。本文以商業區位研究碩士論文為切入點，探討區位關聯問題；其中既包括區位關聯本質、形成機理等共性的探討，也對商業區位中的關聯類型及其特征、不同關聯類型間的相互聯系等個性問題進行分析。

首先，從邏輯實證主義角度入手，應用地理信息系統手段，利用MapInfo制圖功能，對商業研究樣本進行空間定位，直觀反映出不同商業行業的空間分布特征；并結合Excel、SPSS10.0等通用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整理，從中觀層面對各商業行業研究樣本進行系統、高效的研究分析。

其次，以結構主義方法論為指導，從城市空間結構、商業網絡結構的背景入手，通過對微區位共性研究的背景影響因素探討，研究分析在城市空間，這一差異場勢平臺下，商業區位的空間分布特征。并引入經濟學中的外部經濟理論，對區位關聯的本質及形成機理進行理論分析。

再次，在共性研究的基礎上，同樣注重個性研究。不同區位主體，其區位選擇特征也不同，不存在超脫于主體的共同區位理論。盡管本文僅以商業為研究對象，但不同商業行業間，在經營門檻限制、店鋪規模、行業自身空間結構等內容上依然存在較大差異。研究注重案例收集，在對微區位關聯類型進行劃分時，通過對同類案例的分析，歸納總結不同關聯類型的特征表現，探討各關聯類型間的發展聯系。避免與實踐脫節、實用性差等研究缺陷，進一步加強本研究的實際指導意義。

最后，關注現代居民消費行為特征，從人本主義角度，研究不同亞文化人群消費行為差異所引起的商業微區位關聯現象。一方面，對亞文化人群密集區域周邊的不同商業區位關聯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對已具備一定規模的商業中心（街），因主體消費群的社會文化類型不同，所引起商業中心（街）購物消費文化差異，而最終導致新入駐商家文化定位的關聯效應也進行了探討。

商業區位研究，相對于其他區位主體研究，較為成熟。但以往商業區位相關研究多為對傳統區位理論的驗證與補充，或利用商業經營理論，對商鋪區位選址過程進行探討。其中較注重碩士論文商業集聚效應對區位選擇的影響分析，對于城市微觀環境下各商業經營單位由于經營內容、行業性質、銷售特征等引起的相互聯系及其空間區位效應尚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以人本主義方法論為指導，從消費者購物行為偏好入手，借鑒近年來城市地理學及區位論研究中科學、有效的研究方法，結合不同商業行業區位選擇特征，試圖較為深入、全面地探討商業區位關聯效應這一論題。

三、具體研究手段

論文研究方法范文5

[論文關鍵詞]農村經濟研究方法實證研究

研究方法論規定著研究的出發點、路徑及結論，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論進行考察，對于廓清當前農村經濟研究指導思想、技術路線、成效并思考今后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方向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考察

綜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不難發現實證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謂實證研究是指從大量的經驗事實中通過科學歸納，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或規律，然后通過科學的邏輯演繹方法推導出某些結論或規律，再將這些結論或規律拿回到現實中進行檢驗的方法論思想。體現這種方法論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側重于廓清經濟活動的過程和后果以及經濟運行的發展方向和趨勢，而不使用任何價值標準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實證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理論工作者主要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現狀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關系或原因分析、制度變遷分析、行為分析、績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理論工作者的一貫傳統，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調查分析、調研報告占有相當比重。同時，近些年來，在原來模式分析的基礎上，借用其它學科較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農村經濟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多，但卻昭示了實證研究傾向進一步強化的趨勢。

其次，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我國農村經濟研究除了實證研究這一主流方法外，也運用了規范研究方法。規范研究是探討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一定的價值判斷，給出達到這種價值判斷的步驟。由于我國農村經濟正處在體制和結構轉軌時期，對今后的體制、制度及經濟運行與結構“應該是什么樣”的設計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范圍。但絕大多數規范研究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幾乎所有的規范研究都是對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趨勢實證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理論提煉，從而使規范研究本身帶有濃厚的實證研究方法論色彩。

二、實證研究方法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論原因：西方經濟學實證研究方法傳統的復歸

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為標志誕生的西方經濟學古典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明顯的實證研究方法論傳統。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們，以現實世界中大量的經驗事實為根據，采用經驗描述的方法，探尋事實的本質及各種事實之間的聯系，并進而得出也同樣屬于經驗性的結論和規律。盡管古典經濟學家們在研究中也運用抽象演繹的研究方法，試圖探尋錯綜復雜的經濟世界各種事實與現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義的共性本質，但這種研究方法不僅不能增強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反而成了經濟學家們建立各自理論體系的根據，最終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馬歇爾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舊古典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傳統。然而，新古典經濟學之后并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理論，并沒有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傳統，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數學方法，使西方經濟學呈現出明顯的數量化特征，但同時也使經濟學與現實經濟世界相去甚遠。隨著實踐的發展以及因新古典綜合理論與現實的脫節而導致的理論“貧乏”，諸多所謂非主流經濟學，如比較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供給學派等，紛紛涌現出來。這些經濟學分支或學派，雖然理論內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論都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對以前經濟理論脫離現實的理論假設、研究范式進行了修正，使經濟學研究又回到現實世界中來，復歸了實證研究的傳統。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也越來越受到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其實證研究方法傳統及其復歸，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二）現實原因：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及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現出很大的不徹底性，許多方面的改革還有待深化。與此同時，農村經濟發展也因改革的滯后及原有制約因素遲遲得不到化解而進展緩慢。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正處在向縱深推進階段，并具有很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主要體現在：（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仍很艱巨。土地制度改革還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場流轉機制和制度還有待于探索和建立；農業經營組織制度還有待于創新和完善；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投資體制、科技體制等還有待于進一步改革；農村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隨著改革的向縱深推進，各種問題和矛盾交織在一起，強化了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2）“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鼓勵并允許對多種改革方式和途徑進行探索，從而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這一方面激發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會因對這些新生事物進行不斷甄別而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3）在改革發展的縱深推進階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負面影響，又要把改革化作發展動力，在改革中謀發展，“魚和熊掌兼得“，這本身就是極其艱巨的。（4）隨著改革發展向縱深推進，所浮現出來的諸如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競爭等問題日益嚴重。這些問題的出現及其解決也增加了改革發展的艱巨性與復雜性。我國廣大農村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對這種艱巨性、復雜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因而把探尋改革發展中的“經驗事實”的本質及其內在的規律作為研究重點，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現出向實證研究方法的傾斜。

三、幾點思考

第一，實證研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規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實證研究的特點，不是由理論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決定的，而是有其客觀的理論和現實原因。

論文研究方法范文6

【關鍵詞】丹參；鑒別

Abstract：InrecentyearsdifferentplantswhoserootsarethesamelikeSalviamiltiorrhizaBgerootsarebeingusedconfusedly.TheauthorssummarizedtherecentresearchondistinguishingSalviamiltiorrhizaBgerootsindifferentkindsofways.Themethodsinclude:plantmorphology,plantclassification,roottraitidentification,waterloggingidentification,powdermicroidentification,thinlayerchromatography,ultravioletspectrumidentification,fingerprintidentification,DNAgeneticmarkeridentificationaswellasRAPDidentification.ThesemethodshavebeenusedindifferentiatingtherealSagerootsandthefalseones.AftertheprocessitmayeasilycontrolthequalityoftheSageroots.

Keywords：SalviamiltiorrhizaBge；Identification

丹參SalviamiltiorrhizaBge.為唇形科（Labiatae）鼠尾草屬（Salvia）植物，是常用中藥之一。藥用其根，因其根皮赤而肉紫且形狀似參而得名“丹參”。丹參作為傳統中藥在我國沿用已久，我國最早的藥書《神農本草經》即收載有丹參，列為上品，中醫理論認為丹參有祛淤止痛，活血通經，清心除煩之功效［1］。丹參在現代中藥中開始大批量使用，20世紀70年代中期藥材丹參已經供不應求,隨著野生資源的減少,野生入藥的丹參遠遠滿足不了市場需求。目前全國許多省份都有大量丹參種植，但品質卻有較大差別，而且大量鼠尾草屬植物也作為丹參配伍入藥。因此,對丹參進行鑒定和質量控制非常必要。目前發現鼠尾草屬（Salvia）共有40多個種(含變種、變型)的根及其根莖可作丹參使用［2，3］。

對中藥鑒別和品質評定的方法很多,從傳統的形態鑒別、性狀比較和感官評定等到現代的顯微結構觀察、光譜和色譜學評價等以及近年來所提出的指紋圖譜技術和一些分子生物學方法，這些新的生物學手段為中藥的品質鑒定和質量評定注入了新的活力。現對這些鑒定方法綜述如下。

我國各地民間應用其同屬植物代作丹參或其他藥用的資源比較豐富，種類近30多個，有些是我國大宗傳統中藥，大都用作抗菌消炎、活血化淤等。現歸納見表1。

1丹參形態學鑒別

1.1植物學特性鑒別傳統方法大多根據丹參的形態方面對藥材的真偽進行鑒別，楊宏等［4］對丹參SalviamiltiorrhizaBge.南丹參SalviabowleyanaDunn甘肅丹參SalviaprzewalskillMaxim紫丹參(滇丹參)SalviayunnanensisC·H·Wight在植物形態學及植物外部性狀方面進行了比較區分。

張月江等［5］根據藥材根莖質地以及外皮有無脫落現象，區分幾種不同產地的丹參品種。

表1鼠尾草屬藥用植物種類（略）

丹參為多年生草本,根磚紅色,莖高40～80cm,多分枝,被長柔毛。葉常為奇數羽狀復葉。葉柄長1～7cm,小葉3～7,頂端小葉較大。小葉卵形或橢圓狀卵形。長1.5～8cm,寬0.8～5cm，先端鈍,邊緣具圓鋸齒,兩面被柔毛,下面較密,花序頂生或腋生輪傘花序有花6至多花,組成假總狀花序,密被腺毛及長柔毛;小苞片披針形;花萼鐘狀,長1～1.3cm,先端二唇形,萼筒喉部密被白色柔毛;花冠藍紫色,二唇形,長2～2.7cm,花冠筒外伸,彎曲,上長達2cm,筒內有毛環;雄蕊2,藥隔長,花絲短,上臂藥室發育,2下臂的藥室不育且聯合；小堅果4,橢圓形,花期5～8月,果期8～9月。根據丹參的植物學特征可以將丹參與混用的藥材進行區分。

1.2丹參藥材根部性狀鑒別丹參及其親緣種類的藥用植物甚多，以根部特征區別各類丹參也是沿用很久的經典方法。

丹參根的特征為：丹參多為帶根莖的根，根莖粗短，有莖基殘余，下著生多數細長的根。根呈圓柱形，稍彎曲，表面呈磚紅色，粗糙，具多數縱溝或皺紋，有須根痕，外部栓皮常鱗片狀剝落，皮層有時開裂，長8～22cm，直徑5～12mm，質堅脆，易折斷，斷面不平，疏松有裂隙，皮部棕渴色或磚紅色，韌皮部狹。形成層明顯，淡棕色，木質部導管束灰黃色或黃白色，放射狀排列。氣微，味微苦、澀，以條粗壯、色紫紅者為佳。

1.3水試鑒別法張軍偉等［6］用水浸泡丹參根的方法對丹參進行鑒別，正品丹參根浸泡后的溶液無色,藥材稍膨脹,顏色稍微變淺。偽品丹參溶液顯紅色藥材變為淡紅色。李征北［7］根據水浸后續斷會被染成紅色，粉末中有草酸鈣簇晶；丹參水浸不染成紅色，粉末中無草酸鈣簇晶，但有石細胞及紅棕色物為丹參。從而將兩者進行區分。

2顯微結構鑒別

2.1根的橫切面顯微結構鑒別何廣新等［8］根據丹參橫切面顯微結構特征與紫丹參進行區分，丹參(SalviamiltiorrhizaBge.)木栓層3～7列，木栓細胞長方形，切向延長，壁非木化或微木化；外側有時可見落皮層。皮層窄，纖維單個散在或2～6個成群，孔溝放射狀，層紋細密。韌皮部較窄，由篩管群和薄壁細胞組成。形成層明顯成環。木質部寬廣，4～12mm呈放射狀排列。有些相鄰的束在內側合并，導管類圓形或多角形，有的沿徑向延長，直徑15～65mm，單個散在或2～12個成群，徑向排列或切向排列；木纖維發達，多成群分布于大導管周圍；有的本質部束內有1～2群木化薄壁細胞；木射線寬廣，射線細胞多木質化增厚。

紫丹參根莖表皮細胞1列，內含紫紅色物質；皮質薄壁細胞有的具紋孔；髓部薄壁細胞壁呈連珠狀增厚或稍增厚，具紋孔。根本質部束常較小，導管也少。

2.2根粉末的顯微結構鑒別楊宏等［4］對丹參SalviamiltiorrhizaBge.紫丹參(滇丹參)SalviayunnanensisC·H·Wight在根的粉末顯微結構方面進行了比較區分。

丹參粉末呈紅棕色。木栓細胞黃棕色，表面觀呈類方形或多角形，壁稍厚，胞腔內常含紅棕素，色素溶解后，斷面觀細胞類長方形，排列較整齊。木纖維多成束，長梭形，紋孔斜裂縫狀或十字狀，孔溝稀。導管主要為網紋和具斜紋孔導管。石細胞呈類圓形、類三角形、類梭形、類長方形或不規則形，也有延長呈纖維狀，有的胞腔內含棕色物。

南丹參根橫切面與其它幾種相區別是木質部的束數較少,約7～9個。甘肅丹參根橫切面與其它幾種相區別是維管束稍偏于一側,木質部導管3～4行切向排列,木纖維位于導管周圍。紫丹參粉末石細胞多見,單個散在或數個成群,類棱形、長方形、類三角形、不規則多角形,邊緣不整齊,直徑12～55μm,長至230μm,壁厚5～20μm,孔溝明顯,有的不達邊緣,紋孔稀疏。韌皮纖維多見,長棒狀或長棱形,長80～320μm,直徑20～38μm,壁厚8～19μm,孔溝稍密,網紋及具緣紋孔導管直徑14～45μm,有的具網狀增厚。纖維管胞單個散在或成束,長棱形。

2.3花粉形態學特征對丹參及同屬藥用植物的鑒別一定的植物具有一定形態的花粉，因此花粉形態研究也是植物分類鑒別的依據之一。通過植物花粉形態，進行掃描電鏡的觀察和照相，可從花粉形狀、大小、具孔溝數、溝長、溝寬、溝底顆粒的形狀、大小、外壁的網紋、網眼等一系列的特征將其各種花粉形態進行區別分類。丹參的花粉以外壁較薄、紋飾網眼較淺、網脊較粗、溝較寬、溝底具顆粒而區別于其它種。丹參與同屬植物的花粉，各種的形態雖較相近，但外壁紋飾在掃描電鏡高倍放大下，顯現了各種的姿態，為其種間鑒別提供了有用的依據。根據外壁紋飾的差異和厚薄，結合溝的寬窄長短、溝緣形狀、溝底的結構以及花粉的大小尺度等是可以作為分種鑒別之特征的。丹參花粉大小為41.96(35.84～49.25)×35.96(31.36～38.08)μm。花粉粒橢球形、圓球形、扁球形，以橢球形為多見，極面觀時為橢圓六裂片狀；具6溝，溝幾乎平行分布，溝長，幾乎達機溝寬3.5～5μm，溝緣粗糙，當掃描電鏡放大10000倍時，溝底顯顆粒狀，顆粒形狀大小不一。外壁二層，厚約1.5～2μm，二層等厚或外層厚于內層，光學顯微鏡下，外壁顯不均勻的細網狀紋飾，光切而基板結構較細。在掃描鏡下外壁里多角形的紋，網眼較淺，四脊較粗，網眼具多孔，孔數2～7個，孔深淺不一，為橢圓形或不規則的圓形［2］。

3理化學方法鑒別

3.1根據丹參所含的化學成分進行鑒別經過大量分析研究說明丹參所含化學成分中二萜醌成分與系統發育有密切關系，二萜醌類化合物組成的不同可以作為種類鑒別的依據，根據二萜醌成分含量的多少對丹參組作丹參的藥用植物的親緣關系進行劃分，校正植物形態分類系統［2］。

3.2薄層色譜鑒別林佳等［9］采用薄層色譜定性鑒別的方法比較后指出在同一展開系統的條件下，無論是野生還是栽培品種，丹參的一些主要成分相同，以此可以作為識別丹參藥材真偽的參考依據。曾懿等［10］也用薄層色譜鑒別的方法通過觀察色譜圖斑點的位置對丹參和滇丹參進行鑒別。

3.3紫外吸收光譜鑒別顏素琴等［11］運用紫外光譜鑒別的方法，丹參在253，277nm兩處有吸收特征峰，而甘西鼠尾在264，248，218，203nm4處有吸收特征峰。作丹參使用的藥材紫外吸收光譜的范圍不同，據此可以對兩者進行鑒別。王媛媛等［12］在麻花艽與丹參鑒別中取麻花艽橫斷面，置紫外光燈(365nm)下觀察，顯黃白色或金黃色熒光。取丹參粉末處理后置紫外燈（365nm)下現察顯亮藍灰色熒光。

3.4紫外導數光譜李海鷹等［13］研究認為丹參與番薯根的石油醚、甲醇及氯仿提取物的零階和二階導數光譜均可用于二者的鑒別。

3.5丹參藥材的近紅外漫反射光譜模式識別法鑒別劉沭華等［14］近紅外漫反射光譜模式識別法可以有效地應用于中藥材自動鑒別、遞歸支持向量機等方法可以有效地完成自動分類和特征譜段選擇。劉荔荔等不僅顯示出近紅外光譜數據的線索，采用近紅外漫反射光譜(NIRTDRS)技術結合聚類分析和判別分析法，對9個產地的丹參藥材與同屬其他9種植物進行了鑒別研究，通過NIRTDRS方法得到的藥材化學成分信息，通過聚類與判別分析，不同種丹參藥材的NIRTDRS丹參及屬內植物為根莖類藥材，其根莖中除含有大量的纖維素、淀粉等外，其他化學成分主要分脂溶性的其結果與化學成分測定一致。NIRTDRS用于不同種丹參藥材的鑒別，方法簡便、結果可靠。

3.6指紋圖譜鑒別（HPLC法）中藥指紋圖譜是在制定中藥質量評價的過程中針對中藥中成分的復雜性以及缺乏用以鑒定成分所需的化學對照品這一癥結而產生的一種方法，它是指某種(或某產地)中藥材或中成藥特性的共有峰的圖譜。高效液相色譜(HPLC)具有色譜穩定性好、柱效高、應用范圍廣等特點，是中藥指紋圖譜研究中常用的手段。用于中藥材品種的丹參的品種鑒別是用藥的重要問題，同屬中都包含許多品種，能入藥者往往只是其中幾種。對丹參等幾種中藥指紋圖譜與代謝指紋圖譜研究的結果，指出不同產地的藥材在指紋圖譜上存在較大差異。

粟曉黎等［15］以鬼臼所含毒性成分為分析對象，得出HPLC指紋圖譜分析法可簡便快速地鑒別區分鬼臼(桃兒七)、龍膽、威靈仙，并可以用于不同來源鬼臼的鑒別。這種方法已被應用于不同來源藥材的鑒別。李磊等［16］運用HPLC技術，將相同條件下的指紋條形碼進行比較結果證明能夠對丹參的道地性進行評定。

4分子生物學鑒別方法

4.1RAPD鑒別法隨機擴增的多態性DNA（RAPD）技術已經被廣泛應用于物種鑒別［17］。郭寶林等［18］對山東，四川中江，河南盧氏，河南靈寶等地的丹參進行聚類分析從而對不同地域丹參進行了親緣分析。王大威等［19］在采用RAPD分子標識法對防風P.dielsianumFeddeexwolff，前胡PeucedanumledeboruieuoidesK,T,Fu，葛縷子CurumCarvil進行親緣關系分析，后進行聚類分析，構建聚類關系樹結果表明，RAPD法可準確鑒定正品防風及其近似種。

4.2DNA遺傳標記技術隨著分子生物學和基因工程技術的日趨成熟，從遺傳DNA分子水平檢測生物遺傳多樣性并進行分類與鑒定已成為可能。DNA分子遺傳標記技術具有快速、微量、特異性強的特點，且不受生長發育階段、供試部位、環境條件的影響，已在中藥鑒定學研究中展示了良好的應用前景，并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20］。

我國丹參植物資源豐富，分布范圍遍及全國，但其中混用作丹參使用的同屬藥材質量參差不齊，所以對丹參資源的鑒別、分類十分重要。鑒別的方法涵蓋了植物形態學、植物解剖學、薄層色譜以及指紋圖譜等多種現代科學方法，通過對丹參的鑒別可以對作藥材使用的丹參進行篩選，保證丹參的使用能夠更加規范和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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