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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范文1

眼下，面對在養老、教育、醫療等與社會公眾利益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領域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其解決僅依靠政府的財政投入，或通過繼續推廣政府債務遠遠不夠。怎么辦？一個理想的方式就是促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即采用ppp模式。

《意見》的出臺也正是為了解決政府在這些公共服務領域投資不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還能解決政府投資效率和管理水平不高的難題。

財政部推廣PPP模式已有一段時間。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并沒有正確認識PPP的具體形式，也不清楚PPP為何產生多種多樣的形式。事實上，不同的政策目標需選擇不同形式的PPP。《意見》明確指出這一點，為進一步推廣PPP指明了方向。

例如，對新建項目采用BOT（建設-經營-轉讓）的形式，不但不會減少政府公共服務的提供，還能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債務的新發生;對于已經老化的公共服務項目，政府可采用ROT（重構-運營-移交）的模式，將已不能再使用的公共服務項目，由社會資本方重新建造，并由其運營管理，運營期滿后無償移交政府，這樣能在不新增政府債務的情況下，重新發揮不能再使用項目的作用，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意見》還提出了PPP中一個特殊的形式BOO（建設-擁有-經營），一般情況下，其運營是有期限的，只是在運營期過后，資產不再移交給政府。

確定了PPP的具體形式，并不意味著項目就會一帆風順。隨著時間推移，PPP項目肯定會遇到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應回歸到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核心要素――伙伴關系上。

真正意義上的伙伴關系必然建立在雙方平等基礎上。這意味著，政府和社會資本方的法律地位平等、權利義務對等，且必須樹立契約理念，堅持平等協商、互利互惠、誠實守信、嚴格履約。其實，這也正是《意見》特別強調“重諾履約”，強化合作雙方的平等地位的原因。

PPP項目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合作方的管理能力。一直以來，人們想當然的認為PPP是一個融資模式，這也導致過去地方政府在選擇合作伙伴時，最重視的就是投資方的資金優勢。

可實際上，PPP和融資有本質區別，融資只是借貸資金，而PPP則是管理借貸別人資金的能力，實質是一個政府管理模式。

ppp模式范文2

中國PPP研究院院長賈康談起PPP模式是從精準扶貧開始的。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賈康發現，具體的某個疆域，要解決脫貧致富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基礎設施的支撐，也就是公共工程建設必須配套。“基礎設施的建設，對于地方政府幫助百姓致富、解決特定人群擺脫貧困狀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賈康說。

具體措施必須放到精準扶貧這個大的措施設計組合里去，形成全套方案。賈康將這個全套方案稱作理性的供給管理。這是直接對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高和供給側提升效率的一個規則。

PPP的一個切入點解決的是基礎設施的問題。直觀而言，即為架橋修路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但這個建設不是由政府單方面去完成。賈康分析道，“是政府通過合理的機制，調動政府以外的社會資本、民間資本和政府形成合作伙伴關系，在法制化的保障條件之下，形成全套的設計方案，把事情以更高的績效做成。”

賈康進一步指出，PPP除了正面效應之外，還可以明顯緩解未來幾十年中國需要面對的工業化、城鎮化、老齡化的壓力，緩解政府的財政負擔，從而更好地履行政府職能。

企業方面，在賈康看來，特別是像太平洋建設這樣在世界500強中已經有一席之地的資本雄厚的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有實力在在商言商的基礎上，進一步體現社會責任。而PPP正是在給這樣的企業一個機會。

PPP模式是一個倒逼法制化進程的創新。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需要全面推進高標準法制化建設環境，加快從投資到融資方方面面的法制化。賈康將PPP模式視為“天然的催化劑”。賈康認為，PPP模式必須有法制化基本的法律保障，要有契約精神，一個項目在政府、企業及專業機構的參與之下，要達成協議并簽訂合同。PPP模式培養了法制化下的契約精神。

在賈康眼里，PPP模式的社會意義大于其經濟意義。“從理論到實踐都可以證明PPP模式是一個政府、企業、專業機構再加社會公眾群策群力形成的1+1+1>3的績效提升機制。”賈康說。

PPP模式在實際生活中的有效投資，可以很好地把一部分過剩產能轉化為有效產能。不論是架橋修路、公共交通建設，還是航空港建設、邊緣地區的城鄉一體化建設，都要用到鋼材、水泥，配以專業機構的技術力量、管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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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PPP模式；文獻綜述

一、PPP基本概念

雖然社會資本投資基礎設施領域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但PPP模式這一概念出現的時間并不長，各個部門、不同學者對PPP模式也有自己的解釋。G.Peirson，P.Mebride（1996）認為，PPP模式是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簽署協議，由私人部門代替公共部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管理或者向社會提供各種服務。薩瓦斯在《民營化與公私部門的伙伴關系》一書中對PPP模式進行了比較詳細、系統的探討。他詳細分析了基礎設施領域里采用PPP投融資機制的優點，并對PPP的具體形式做了較為詳細的劃分。

李秀輝、張世英①（2002）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探討公私合作制的學者，對PPP模式產生的背景、概念特征、優勢和應用實例進行系統介紹。將PPP模式定義為“政府、營利性企業和非營利性企業基于具體項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關系的形式”，在這種合作形式下，政府并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與合作的各方共承擔融資風險。陳偉強、章恒全②（2003）從PPP模式與BOT模式對比的角度分析了PPP融資模式的優點，指出PPP模式中私人部門參與早期項目的可行性，縮短了前期工作周期，降低項目費用，減少項目風險并且有利于項目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能更好地協調各方關系。王灝③（2004）在研究國外不同PPP模式定義后，認為PPP模式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PPP模式泛指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而建立的各種合作關系，而狹義的PPP模式可以理解為一系列項目融資模式的總稱，包含BOT（建設―擁有―轉讓）、TOT（轉讓-經營-轉讓）、DBFO（設計-建造-投資-經營）等多種模式，并指出狹義的PPP模式更加強調合作過程中的風險分擔機制和項目的物有所值原則。

二、PPP模式的應用研究

PPP模式最初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通過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的方法來分析PPP模式的必要性、可行性等方面。薩瓦斯以合同承包為例對PPP的管理模式進行研究，分析了合同承包的實施的條件、服務合同的立約步驟等。同時，薩瓦斯還提供了諸如“內部運營成本計算樣表”、“清潔服務合同質量標準”、“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市公共汽車服務承包合同細則”、“付款的不同方式”等參考依據。Mott MacDonald調查的50個項目中有11個采用的是英國的公私合作制。結果表明，無論是成本控制，還是風險分配方面公私合作制均取得較好的經濟效果。柯永建等（2008）以英法海峽隧道工程為案例，從項目風險分擔的角度分析了項目失敗的原因，指出該項目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風險分擔中私營方承擔了過多無法控制的風險，并提出了合理的風險分擔建議。

許多學者對國內PPP項目進行案例研究，總結了許多寶貴經驗。王守清等（1998）以來賓B電廠項目為例，分析了中國BOT項目的規定、批準程序、評價以及競標方面的問題，為以后我國類似BOT項目的開展提供了經驗借鑒。袁競峰等（2010）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為例，從公共部門的角度確定和分析了促進中國軌道交通PPP項目發展的因素。鄧小鵬、申立銀（2006）基于香港迪士尼主題公園項目的案例分析，具體分析了PPP項目存在的風險及其合理分配和分擔問題，以及項目風險分擔對項目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將征地風險、法律和政策風險分配給政府部門更為合理有效，而私人部門則可以有效地控制設計和建造風險、運營風險等；市場風險、金融風險和不可抗力風險則可以由雙方共同承擔。

三、PPP模式影響因素研究

PPP項目從前期談判到建成運營周期長，資金需求量大，運用環境復雜，在運營過程中涉及影響影響項目成敗的因素，主要包括風險識別與承擔、產品定價、收益分配、績效評價等，許多學者進行了該方面研究希望提升PPP項目的實施效果。

PPP模式風險識別的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Grimsey et al（2002）將基礎設施PPP項目的風險分為九類：技術風險、建設風險、運營風險、收益風險、金融風險、不可抗力風險、政治、法規風險、環境風險和違約風險。Li B.et al（2005）在研究英國PPP項目時，將風險分為宏觀層面、中觀層面、微觀層面三類。其中，宏觀層面風險主要包括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宏觀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和自然風險；中觀層面風險主要包括與項目自身相關的項目選擇風險、項目設計風險、項目融資、建設、運營風險；微觀層面風險主要包括合作關系和第三方風險。這也是目前被引用最多的PPP項目風險分類方法。Shen et al（2006）在研究公共部門項目主要風險以及PPP項目管理風險方式的基礎上，將主要風險劃分為13類，主要包括：場地獲取、未預期的場地條件、土地和周邊環境污染、土地開墾、開發設計和建造、市場條件變化、私人合作者經驗不足、金融、運營、產業行為、法律政策和不可抗力風險。進一步將上述風險分成3個組別：內部風險、外部風險和項目層風險。

劉新平、王守清（2006）④對PPP風險管理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提出，PPP的概念較之BOT更為廣泛，但在本質上，兩者的內涵是一致的，都屬于項目融資范疇。在《特許經營項目融資（PPP）：風險分擔管理》一書中，王守清分析了中國PPP項目風險管理現狀，研究了項目的風險識別、風險評估、風險分擔偏好以及公平分擔機制。彭桃花和賴國錦（2004）⑤分析了公私合作制的風險，同時將財務學中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簡單的運用于PPP模式的成本分析中。關于公私合作管理的監督管理，大多研究者是從政府管制的角度進行的研究。

PPP項目的風險因素識別研究領域，王守清（2000）在研究發展中國家BOT項目的風險管理的基礎上，特別針對中國的基礎設施項目，討論了政治風險和不可抗力風險的重要性，通過問卷調查歸納出了6個主要的政治和不可抗力風險的重要性排序，從高到低依次是可靠性和可信性、法律變更、不可抗力、推遲許可、征收、腐敗。關于共同承擔風險的合作方各自應當承擔的最優比例問題，周鑫（2009）⑥基于PPP項目的風險分擔原則，將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的風險分配過程看做討價還價過程，并構建了三階段博弈模型，通過對貼現率調整來確定風險分擔比例。

國內外專家學者及科研機構對PPP模式的基礎研究，為我們認識和把握公私合作融資模式提供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從這些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發展，PPP模式在應用中面臨的問題也日益復雜，如何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加快推進PPP投融資模式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尤其是水污染防治領域的應用，成為是本課題的研究重點。

（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

注解：

① 李秀輝，張世英.PPP：一種新型的項目融資方式[J].中國軟科學，2002，02：52-55

② 陳偉強，章恒全.PPP與BOT融資模式的比較研究[J].價值工程，2003，02：4-6

③ 王灝.PPP的定義和分類研究[J].都市快軌交通，2004，05：23-27.

④ 劉新平，王守清.試論PPP項目的風險分配原則和框架[J].建筑經濟，2006，02：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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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PPP模式存量公租房必要性可行性

一、問題的提出

截至2015年，全國建設的公租房（含廉租房）已有1800多萬套。大規模公租房的建設在改善中低收入居民條件的同時，一些問題也開始顯現，如多省市2013年審計報告顯示，已建好的保障房空置率極高。其中，海南省近萬套空置，廣東1.15萬套空置，山東省1.29萬套空置，云南省則多達2.3萬套空置。故如何提高存量公租房的運營管理效率已迫在眉睫。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作為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新型模式，最早由英國于1982年提出，現已被廣泛應用于世界各國，主要應用于基礎設施、能源、環保等領域，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事實證明，經過合理設計的PPP模式有助于將政府和市場兩種不同機制的優勢結合起來，彌補各自的不足，實現資源利用優化。存量公租房采用PPP模式可以有效發揮市場的作用，在市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二、存量公租房開展PPP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1.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優化資源配置

“十二五”期間，我國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規模龐大，2011-2015年開工建設4013萬套，其中，公租房（含廉租房）約占40%。據估算，“十二五”期間保障性住房需要投入約4.93萬億元資金，其中，公租房（含廉租房）需要資金1.75萬億元。政府建設公租房的資金來源有政府財政預算、土地出讓金、債券和公租房租金收入，其中政府性資金為主要資金來源。政府財政資金不足，造成大量資金來自于銀行貸款或發行地方債券，政府負債率較高，對政府的財政造成巨大的還款壓力。而目前，我國存量公租房存在空置率高，資源利用率低，后期維修養護成本較高，且缺乏嚴格的監管機制，無法保障公租房的高效運作。這使得相對穩定的公租房租金收入無法得到保證。

2.拓寬民間資本的投資范疇

我國私營企業在投資渠道方面仍受到諸多市場準入的限制，尤其是在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如電力、熱力、社會保障、金融、郵政等領域。據孫潔（2013年）撰寫的《PPP與保障性住房》，中國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的比重不到20%，在全社會80多個行業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有72種，允許外資進入的有62種，而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只有41種。存量公租房引入PPP模式，即引入民間資本，拓寬了民間資本投資的渠道，對民間資本投資的發展和結構完善起到積極作用，同時民間資本參與存量公租房項目，在獲取一定經濟利益的同時，在加強政府和民營部門合作的過程中，能夠使政府進一步了解民營部門的需求，完善我國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民營資本在合作過程中，能夠加強自身的社會責任感，而其逐利性和靈活性有助于提高存量公租房的運營管理效率，拉動國內投資需求，加強各經濟主體之間的交流和互利共贏。

（二）可行性

1.相對穩定的可盈利空間

存量公租房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在消費過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正好符合了PPP模式所要求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兩種性質。這使得存量公租房采用PPP模式成為一種可能。

存量公租房采用PPP模式是否成功，取決于如何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項目中來，社會資本的逐利性（包括盈利和名譽等）是否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是其關鍵。一方面，社會資本方可獲得相對穩定的公租房租金。另一方面，政府會給予民營資本一定的租金補貼，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低租金的缺口。此外，政府會提供一系列的稅收減免等優惠措施，同時可在貸款融資方面給予民營資本一定的貸款授信額度。

2.政府政策支持

國家出臺了相關政策，鼓勵并引導民間資本投資保障房，詳見表1。

3.充足的民間資本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私營經濟快速發展，民營資本不斷積累，已成為我國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統計，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企業2，185.8萬個，比2014年底增加366.5萬個，增長20.1%。全國私營企業共1，908.2萬個，比2014年底增加361.8萬個，增長23.4%。其中全國私營企業占全國共有企業比重達87.3%。從企業數量上看，私營企業已經在全國市場上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由此可見，我國民營資本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得以積累，已有足夠的實力參與公租房的運營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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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PPP模式；環衛領域；利用

中圖分類號：F283；TU99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9-00-01

在當今社會，傳統的城市垃圾分散處理模式難以適應現實的需求，變革政府承包垃圾處理模式，構建完善的城市垃圾處理產業鏈，形成良好的垃圾處理集中管理形式成為城市環衛領域管理改革的當務之急。PPP（公私合作模式）模式是一種優化的項目融資與實施方式，以各參與方的“雙贏”或 “多贏”作為合作的基本概念。PPP模式在環境衛生領域的應用近些年來逐漸成熟，各城市也紛紛開展使用PPP模式去處理環境衛生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在垃圾清掃與運營方面

區別于政府單一包管的模式，PPP模式傾向于加強對前期的選擇和后期監管的力度，政府由大包大攬轉為日常監督，減輕了政府的資金負擔，農村垃圾治理通過購買服務，把任務推向市場，實現了治理工作的長效化、常態化。PPP模式著眼點在清掃保潔、垃圾清運兩個主要方面，在利用PPP模式進行清掃保潔、垃圾清運時，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將路面的處理權交付給一些民營公司進行，由這些公司對路面進行負責，逐漸推廣對于清掃方面的外包服務，數據顯示，深圳外包服務行業持續蓬勃發展，每年有20億～30億元的外包服務，此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徐州就逐步推廣清掃外包服務，至今公開招標的保潔面積達到了231萬平米，其中包括許多當地的民營物業公司，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由此可見，地方政府采用PPP模式委托運營，通過把政府已經建設好的垃圾收運站和車輛設施交第三方運營，以此來發揮市場的作用，吸引社會力量的參與，實現整體招標、整體設計，以此來推動城市環衛管理體制和考核方式的轉變。

其二，在有機垃圾的收集與可持續發展方面

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城鄉生活垃圾產量逐年大幅增長。據2013 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年底，我國生活垃圾年產生量約1.7億。垃圾是放錯位的資源，在沒有垃圾回收處理之前，我國的廢品回收利用效率只有12%，自從引入PPP模式后，我國垃圾的回收率得到大大的提高，使垃圾處理向無害化以及減量化趨勢發展。PPP模式的垃圾處理原則應該遵循科學合理的方法，因地制宜的對不同地區采取不同的方法，做到統籌兼顧，盡量平衡地區的差異性造成的不合理性，比如對于經濟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可以使用比較先進的處理技術，有足夠的能力采取焚燒處理方式，而經濟較為落后的城市，通常采用衛生填埋法和堆肥法來處理生活垃圾。

其三，在垃圾處理產業鏈的改革與完善方面

PPP模式的引入，可以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調節的作用，延伸與完善垃圾處理的產業鏈，加快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即將政府與市場相結合，充分利用兩者之間的優勢。采取PPP模式，可以解決環衛一體化項目的資金投入難題，通過利用社會資本的資源，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在PPP模式下，政府根據企業的工作完成情況支付相關的費用，既減少了人員冗余，又注入了社會資本的活力，完善了垃圾運輸、加工、交易及資源回收環節。另一方面，政府與企業可以分攤成本與責任，極大地降低了融資的風險，從而提高了融資成功的可能性。

其四，在促進城鄉環衛一體化方面

PPP模式貫徹落實了國家四部委《關于實行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促進垃圾處理產業化的通知》的要求，力求建立合理可行并不斷自我完善的城鄉統籌治理機制。通過招標的方式將垃圾處理具體項目交付給具備資質的保潔公司進行處理，通過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合理的處理了垃圾處理問題中比較困難的幾個環節。公開招標的方式有效的調動了城市環衛建設中市場的積極性，不僅為政府環衛工作解決了難題，同時也優化了環衛市場。對垃圾處理中的監督機制，要充分發揮社區的力量，利用社區做好生態環境改善與建設的督促作用。這有利于理順體制，加快城鄉環衛一體化的步伐。

總而言之，PPP模式可以有效解決農村垃圾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如垃圾管理集中于末端處理；垃圾混合清運，挫傷源頭分類；生活垃圾處理稅費不健全等。通過企業承包經營方式走出垃圾管理困境。

然而，PPP模式在環衛領域還存在許多缺陷和不足。據2012年《國家環境統計公報》統計，城市環衛基礎設施建設投資5062.7億元，占全國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的61.3%。2013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統計數據顯示，平均每4.7個左右的縣級行政區才配套建設一個垃圾無害化處理廠。我國絕大部分地區的垃圾污染治理仍處于空白階段，因此我國垃圾處理存在浪費嚴重、效率低下、風險巨大等諸多弊病。另一方面，家投資渠道單一，科研和科技開發建設投入不足。因此，加大對環保領域的投資與支持力度，發揮多個主體的作用，多元協作，加強政府與企業與社會之間的聯系是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1]李冬.BOT項目融資風險評價研究[D].天津商業大學，2009.

[2]趙曉菲.新型城鎮化的融資之路[N].企業家日報，2014-04-07.

[3]蔡守秋.環境法學理論的要點和意義[J].現代法學，2001，

[4]吳殿廷.區域城鄉協調發展的綜合評價：以寧波為例[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5]?馬斯理.城市垃圾管理系統優化的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04.

ppp模式范文6

【關鍵詞】養老基地 PPP模式 運營模式 【中圖分類號】F82 【文獻標識碼】A

隨著京津冀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資金短缺已成為制約養老產業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京津冀養老一體化也開始被政府部門及民間資本所關注。從現實來看，京津冀三地在資金、土地、人員方面資源稟賦各有不同，具有共同構建養老基地的現實基礎。其中，利用PPP模式可以將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優勢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提升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為有效解決公共服務供給中存在的缺少資金、技術和管理落后等問題提出了創新性的思路。

2014年底以來，國務院財政部、發改委等部門已經就PPP模式的發展了一系列的文件。2015年底，財政部開發建設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綜合信息平臺。根據平臺中PPP項目庫的信息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入庫項目共8043個，其中養老行業209個，占比2.6%，養老項目從地域上集中于吉林、江蘇、山東等地，京津冀三地養老行業還沒有入庫PPP項目。從全國的養老PPP入庫項目看，運作方式以傳統的BOT（建設―經營―轉讓，是指政府授予私營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模式為主，回報機制則主要為使用者付費。

PPP模式應用于養老項目的內涵及優勢

廣義的PPP指公共部門為提供、交付部分公共設施及相關服務的項目而與私營部門之間締結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主要分為外包類（O&M等）、特許經營類（BOT、TOT等）和私有化類（BOO等）三大類。目前我國政府層面推廣的PPP模式為廣義層面的PPP模式。我國養老PPP項目許權類融資，尤其以BOT模式占主體。BOT和TOT模式均要求私人部門在有限的經營期內應完成投資的回收并取得合理的回報，因此對收益要求較高，且項目風險基本全部由私人部門承擔，而我國目前采用PPP模式建設的養老項目尚處于識別或建設期，盈利模式、收益水平都待觀察，因此，筆者認為，對養老項目的建設，如采取這兩種模式，都可能面臨由于私人部門過度追求收益而導致項目失敗的風險。狹義的PPP相比BOT更強調政府和私人之間的合作關系，典型特點是私人部門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并且在項目初期已實現風險在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分配，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極大地降低了項目融資難度，更能提高項目成功的概率。

PPP融資模式建設養老基地存在諸多優勢。首先，有助解決政府資金不足的缺口。預計2030年全國老年人口將達到3.6億人，“十三五”期間，我國需要新增養老床位403萬張，合計投資規模高達7435億元，基本養老服務補貼合計1761億元，僅兩項支出已達將近萬億元，而國家每年公共預算支出才10余萬億余元。同時，實體經濟不景氣導致大量私人資本閑置，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持續快速增長。采用PPP 模式建設養老基地，能疏導閑置私人資本的投資渠道，提高養老基地的建設效率。

其次，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提升項目運營效率。根據英國財政部對PPP項目的抽樣統計，引入PPP模式后，項目按時完工的概率由30%提高到89%，可見PPP模式可以大大提高項目的建設效率。養老基地應用PPP模式可以充分利用民間資金和私人高效的管理能力，使有能力的私人部門集中精力去做好一個項目，使政府部門把更多力量放在政策的制定和服務監管上面，尤其是通過京津冀的頂層規劃和統一設計，來做好養老基地的各項工作，解決醫療資源配置和醫療保險政策的跨區域對接問題。

另外，PPP項目周期長，融資額巨大，獲利計劃與政府的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應當保證在項目建設運營周期內，政治風險在可控范圍內，其他計劃風險由參與各方合理分擔。按照誰最有能力解決問題就由誰來承擔的原則，使得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合作成為互利雙贏的戰略。

PPP融資模式應用于養老基地的運營模式設計

PPP 模式下參與養老基地投資的主體主要有三部分。首先，項目公司及其組建方。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已經成立的背景下，應由此機構負責統籌京津冀養老服務業發展的重大事宜。養老基地PPP項目中，政府可以設立相應的投資公司作為政府的代表，具體負責項目發起。私人部門通過參加公開招標、競爭性談判等方式被確定為項目的民營參與方，其主要職能是負責項目的具體運作。PPP項目公司作為項目的特殊目的機構，是整個養老基地PPP 項目的執行主體。私人部門以自有資金出資，政府部門則可以PPP京津冀協同發展基金等多種形式出資。當前河北省可以采用土地使用權出資，京津地區采用專項基金出資。其次，商業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參與養老基地PPP 項目的金融機構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銀行或銀團、信托公司等機構，主要負責項目融資；另一類是保險公司，為項目提供各類保險，轉移項目風險。再次，項目建設及服務機構。養老基地項目建設及服務機構是指在整個項目的設計、建設、運營中負責具體某個專屬領域的機構，包括項目咨詢方、設計方、工程承包方、材料供應方及運營方等。

養老基地PPP 項目的投資與管理過程，以養老基地項目的壽命周期為劃分標準，主要由四個階段組成：項目準備、項目公司選定、項目建設運營以及項目移交階段。

首先，項目準備。因為養老服務準公共產品的屬性，對養老基地進行社會性等外部性評價是必要環節。其中關鍵的是養老基地的選址問題，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門根據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以生態環境優良、交通便利、輻射人群廣等標準提出備選地址，私人部門則應著力分析項目的可行性。養老基地應具有規模效應，項目多而小不利于節約成本和成本回收，尤其應考慮輻射周邊區域的交通、醫療、帶動就業等公共服務的職能。

其次，合作方選定并組建項目公司。確定私人合作部門并組建PPP項目公司是養老基地PPP項目運作基本流程中較為關鍵的環節，在該環節中政府部門確定PPP項目的民營合作方，民營方的資金實力、運作與管理經驗，對養老基地PPP項目能否成功具有很大影響。在該環節，政府部門通過公開招標、競爭性談判等機制，選擇綜合實力最為雄厚的私人部門作為PPP項目的合作方，并組建養老基地PPP項目公司。

再次，項目建設運營。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簽訂養老基地PPP項目框架協議與合同、組建項目公司后，項目公司即按照PPP合同進行項目建設。在建設過程中，PPP項目公司按照框架協議及合同中對于養老項目的建設標準、質量要求等約定，負責項目的設計、施工，并有權將建設工作承包給其他單位。項目建設完成并竣工驗收后，項目公司可以根據項目特點、自身條件選擇自主運營或外包給專業機構來運營養老項目。

最后，項目移交。根據養老基地PPP項目合同，運營滿一定期限后，項目公司必須按照合同中規定的質量標準和資產完好程度等要求將養老基地項目移交給政府部門。在該階段需要完成資產評估、債務清償、分享收益等工作。如果由于某些因素養老基地項目未達到預期收益，則可按照PPP合同的規定適當延長項目經營期；如果項目提前實現其預期收益，也可提前移交項目。在項目移交階段，政府部門應確認項目是否處于合同約定的完好狀態，從而保證項目移交之后能繼續運營并保證其產品與服務的質量。

（作者分別為河北金融學院副教授；河北金融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