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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德國范文1

國際品牌如何扎根中國市場？

中國如何推廣品牌文化？

a.testoni在中國的推廣，

又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

a.testoni(鐵獅東尼)的第2代掌門人是78歲的Enzo Fini先生，他已經退休在家，a.testoni中國區總高楠到他家中拜訪時問他：您做了一生的鞋，您眼里的鞋究竟是怎樣的？

Enzo Fini指了指自己腕上的手表說：“鞋子就像鐘表，首先要可靠，第二是舒適，第三才是漂亮”。

“您為何如此排序”？

“鞋每天都在工作，如果一雙鞋不能帶來舒適，客人就不會要它了。80年了，我們是以不變生存下來的”。

意大利博洛尼亞的小鎮是個誕生奇跡的地方：那里有法拉利、馬薩拉蒂以及蘭博基尼三個汽車巨頭，還有a.testoni――世界頂級鞋品牌。

作為意大利老牌奢侈品牌，a.testoni唯一的傳奇故事是由創始人testoni的女兒譜寫的。她上了全世界第一個女子大學，和意大利最好的皮革鞣制家族的兒子喜結良緣，而這段良緣堪稱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商業合作：a.testoni家族的皮革選材世界一流，有了女婿家族的頂級皮革鞣制技術的相助，兩個絕頂技藝的結晶立刻受到皇室親睞，成為貴族的“貢品”。

不過至今，a.testoni被人津津樂道流傳下來的并不是這個帶有浪漫色彩的故事，而是它作為“貢品”所保留的嚴謹技藝，以及現代工業難以企及的絕世手工。

全球高端鞋品牌幾乎被三家意大利巨頭占領：Ferragam，TOD'S以及在男正裝鞋領域處于領先地位的a.testoni。不像時裝奢侈品牌那樣富有魅惑和侵略性，鞋品牌往往沒有絕色美女或者貴族經典傳奇給消費者開胃。每一分價值的肯定，都得益于穿鞋人的口口相傳。

a.testoni在全球擁有極高的聲譽，在進入中國市場時，卻也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沉寂”。2002年，a.testoni在中國市場的銷量忽然有了很大的起色，數據表明它的業績比往年增長了15%，之后更是以50%的增長速度迅速占領中國高端市場，到了2006年，中國市場算是徹底領教了這位的“巨頭”風范――穿a.testoni上癮的中國客人每年花在a.testoni的錢高達10多萬，零售價標到1萬的a.testoni每年銷量上千雙，中國很快成為意大利a.testoni在全球的第一采購商，創造了a.testoni全球銷售市場的中國神話！

“稀世珍皮+絕世手工”的意大利制造

a.testoni的非凡之處還得從皮料說起：它是最早把蛇皮、鱷魚皮、鴕鳥皮、蜥蜴皮、犀牛皮等各類稀奇古怪的動物皮制成皮具的家族，再通過特殊的鞣制技術和縫制技術，讓這些稀缺的皮革制品顯得高貴精美。他們很注重鞋的舒適，其中“意大利制造”的精神傳承功不可沒。

一雙a.testoni牛皮男鞋，輕輕一折便可首尾重疊，再一松手，鞋面復原，不會留下一絲褶皺，挺括蹭亮的皮鞋所具有的柔韌性如同一張新葉。a.testoni的制造商用精美的圖文解說向公眾展示這一技術奧秘：大部分a.testoni的鞋底都是“挪威式結構”的手工縫制，粗線交搓完成的縫線即便在最惡劣的天氣也能持久耐用，a.testoni還用“羽毛”重新加工的方法，使皮革具有彈力加輕便的不尋常的柔韌。很多人對穿了很久的a.testoni有“越來越合腳”的感覺，多半源自鞋底部位的絕世工藝。還有鞋里的“雙內襯”，兩層皮料并不用膠黏死，依然是像80年前的制鞋工藝一樣，四邊縫制，保持兩張皮料之間的空氣流通，這是穿a.testoni“腳心不出汗”的秘密。

a.testoni家族對其品質最為自豪的描述是：“我們的鞋子上沒有一顆釘子，也沒有一滴膠”。

不過，不論工藝怎樣絕倫，在中國市場的開荒期依然會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比如，中國從古到今沒有過任何皮鞋工藝的研究，消費者自然缺少對制鞋技藝精妙之處的體驗，更糟糕的是，制鞋業的整體氛圍封閉，難與消費市場形成情感上的互動。a.testoni在中國的公司相關負責人分析說，很多手工工藝是需要耐心和細心的，埋頭制鞋的大師常年沉浸在皮料、縫線、鞋楦這些工藝流程中，沉靜的制鞋狀態很容易影響制鞋人的性情――而這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沉靜，樸素的專業氛圍在對消費者的影響力方面，遠不如華麗噱頭的服裝業。

那么，鞋藝的傳播需要做出改變嗎？

很偶然的一天，a.testoni中國公司的負責人高楠接待了一名外國客戶，對方臨時提出要去長城看看，負責陪同的高楠來不及回家換衣換鞋，只好硬著頭皮一身西服領帶商務裝上陣了！當時的他正穿著一雙a.testoni正裝皮鞋的，心想這下腳完了，皮鞋也完了！沒想到在長城，四、五個烽火臺爬下來回到家后，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的雙腳居然不燙，不腫，不捂汗，心里甚至沒有把鞋脫下來讓腳“解放解放”的念頭。

事隔10年，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震驚依然記憶猶新。

而這一意外的體驗，讓高楠明白視覺感官終難以替代“腳的感受”――鞋子不舒適，廣告再怎么“誘導消費”也是白搭；同樣，鞋子不去穿，你說得再繪聲繪色消費者也難有共鳴。a.testoni80多年的工藝和知名度，除了依靠品質一雙一雙地穿出來去傳播，別無他法！

增加百萬歐元的成本，換取銷售全球第一

“法國制造，德國制造，意大利制造是有差別的：法國人愛漂亮，舒適度稍微差一點，但只要漂亮他們也能接受，德國人把舒適放在第一位，漂不漂亮不是太在意，而意大利人是舒適第一，漂亮第二。這三個不同理念使得皮鞋生產具有本質的差別”，高楠說：“意大利制造在鞋品中是最好的，絕對舒適，也絕對漂亮！如果說它有什么缺點的話，那就是你得伺候它，這一點，所有的奢侈品牌都一樣”。

不過，被褲管遮去一半面貌的鞋，難讓人“看”出它真正的價值所在，a.testoni的創始人堅定地把畢生的精力花在了制鞋上，是因為歐洲的消費者已經相當成熟，幾乎每個消費者都懂得，一雙絕世巧手能為雙腳帶來怎樣的奇妙感受，制鞋在歐美市場可謂遍地黃金。

“愛衣服的人比較珍愛別人，愛鞋子的人更加珍愛自己。所以衣服的美丑容易受人影響，鞋的好壞就只有靠自己體會，這一點在中國也不例外”，a.testoni的中國團隊在中國市場的精耕細作，讓他們深刻了解“衣與鞋”本質上的差別，盡管中國人對奢侈品有著近乎不理智的狂熱追逐，一雙昂貴卻能磨出血泡泡的鞋子還是會讓發熱的頭腦冷卻下來，尤其是男式商務皮鞋，“舒適+品質”是鞋業經久不衰的真理，只是在中國仍然需要像他那樣徹底“消費體驗”過，才能深刻理解。

“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去告訴a.testoni在意大利的總部，必須為中國人的腳型重新開發鞋楦”，高楠表示，鞋楦類似于服裝版型，決定了產品是否合身舒適，歐美人的腳板細長，中國人的腳板肉厚，想讓中國人的腳愛上a.testoni，就必須開發適合中國人腳型的鞋楦。

不過鞋楦的開發成本很高，平均每開發一個鞋楦就要花1萬歐元，1款鞋有6個尺碼，一雙鞋的開發成本合計為6萬歐元。按一年開發和銷售70個款計，a.testoni公司若同意高楠的建議，他們就必須為中國市場多增加420萬歐元的成本投入。

單為中國市場增加數百萬歐元的成本，還是讓a.testoni公司感覺“頗為不適”，這種不適包括投資，也包括情感，他們從來沒有為哪個國家的市場單獨開發過鞋楦。為了避免a.testoni投資失誤，中國公司團隊一邊收集各種市場資料，一邊建議先開發3~5個鞋款楦型，嘗試觀察中國市場的反應。

結果是――非常好！一位a.testoni中國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回憶說，如果沒記錯的話，那一年應該是2002年，a.testoni的銷售在當年增加了15%”，男款鞋幾乎全線受好評，其中有十幾個款銷售翻番，a.testoni由此開始在中國市場大力推廣，其后更是在全球投放的85%的產品都增加了“中國鞋楦”的開發，a.testoni迅速成為“最適合中國楦型的國際品牌”。

現在，中國消費層對a.testoni的理解也越來越深，a.testoni總部贊美中國市場正趨于成熟，因為他們發現一個很明顯的現象：中國消費者的喜好越來越接近a.testoni的“核心產品”，這表明買賣雙方的價值觀更加趨同。

就像那個“婚姻如鞋”的著名比喻，穿了10多年的鞋，穿鞋人多半從彼此舒適的交往中了解到對方的價值以及“婚姻”的真諦！

每增加一位中國員工，銷售額就要提升1千萬

幾十萬雙鞋的銷售，a.testoni的中國公司竟然沒有自己的物流配送中心，所有的店都是網上辦公，公司旗下的三個品牌，3個項目部以及一個出口部，全靠18個員工打理，加上高楠本人不過19人。

公司旗下的包括a.testoni，Gabor，Sioux這三個強勢鞋品牌，每個品牌的產品均價約千元以上，在國內市場屬于中高檔。這三個品牌，每年銷售額達數億元。高楠說“這屬于典型的輕公司”，如果按銷售額和員工比例核算的話，相當于每個員工的銷售額達1千萬。“我每增加一個新員工，就要保證為公司增加1千萬銷售的業績，將來還要增加到2000萬，3000萬元”，高楠笑言。

19人何以實現如此高效運轉呢？

并不是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管理天才，而是a.testoni的中國公司將財務、人事、物流全部外包給了相應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事務所、人才管理市場以及專業物流公司，甚至公司的ERP系統也是以租用的方式外包出去了。前臺掃描，后臺馬上就財務成本核算，a.testoni的成本核算是以秒計的，這叫ASP模式，在全國屬第一家。

國內幾家著名的制衣公司曾來a.testoni公司參觀，也曾動了“租用ERP”的念頭，問了高楠一個問題：外包出去安全嗎？高楠說：“是否安全取決于公司有多少不能對外公布的秘密，我們公司幾乎‘全透明’，能外包的盡量都外包。再說了，內部泄密和外部泄密相比，往往是內部泄密的可能性更大，ERP外包并不會帶來太多隱患”。

對方公司是否采納目前不得而知，但a.testoni的管理團隊認為，中國品牌“負重”管理的確會為創造神話帶來阻礙。

高楠說明“阻礙”時，以中外物流配送產業的發展差異為典型例子：“仔細觀察中國的百貨公司，幾乎各大百貨配貨的地方每天都堵車，而國外基本上都是物流公司統一配送，很有秩序，除了產品過于細碎的超小公司，以及買斷物流配送中心的超大公司之外，專業物流成為他們的主要配送方式。你看國外百貨店一層都有郵局代客送貨的，中國如果也能做到專業配送的話，效率必將大大的提高”。

隨著中國市場的日益成熟，許多已經“兵強馬壯”的企業開始期待神話的降臨。不過，高楠強調，中國大部分的品牌由于入行門檻低，管理復雜程度高，品牌發展到一定程度容易出現“管理中層斷層”，再加上沒有在產品上下狠功夫，神話是難以創造的。鞋品牌是最難發生奇跡的消費品類，a.testoni其實并沒有創造神話，之所以有今天，還是因為有產品有服務。

不論未來中國的品牌會怎樣發展，這個螺旋式的生命軌跡，總有一天還是會回歸到它的本位――產品和服務。

奢侈評：

曾遇到過一個“極端型的”億萬富翁，他上下一身都是“非名牌”，連富人階層必不可少的“名表”也是個雜牌，唯獨一雙鞋是花了上萬塊買的真名牌。富翁的解釋是：“別的東西假我沒覺得有哪里不舒服，鞋子不能假，假了我就真不舒服了”。

這是個極端的例子，不過也確實在某種層面上反映中國消費者對待鞋的態度是非常理性和真實的，而這位富翁，正是a.testoni的忠實消費者，他的極端消費觀，也是在消費a.testoni的過程中逐漸形成。

鞋藝對人的影響，有時是“翻天覆地”的！

意大利德國范文2

少年生氣的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看見自己的家鄉變成了一片廢墟，他以為自己的家鄉被敵人占領了。他的心里默默地埋怨著自己。一個人路過這里，少年連忙問到：“先生，你能告訴我這里發生了什么事嗎？”那個人停下腳步說：“我也不清楚，因為我是從外地來的，聽說這里發生了地震。”

少年點了點頭，就走了。他去找了一個爛鏟子，拿著它鏟呀鏟，救出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人們都非常感謝他，最后，他和他救出來的人一起救出5萬多人，人們都非常激動，把好多東西送給他，他一直保留著，最后又分給人們。

他長大以后，成為了一個有名的建筑師，幫助了很多人蓋房子。

在他去世之后，有很多人都為他紀念。

意大利德國范文3

【關鍵詞】世界一流大學；理念；中國大學

大學，是提供教學和研究條件和授權頒發學位的高等教育機關。理念，它產生于實踐又是行動的先導。而大學理念，就是為辦好學校所追求的理想和觀念。大學理念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先進的大學理念具有規律性和時代性的特點（孫建京，2010，P6）。對世界一流大學而言，先進的大學理念就像燈塔，指引著大學的教學和未來的發展。

一、世界一流大學的理念

世界一流大學的理念各有側重，根據不同的側重可以大致可以分為6類。

1、重學術、教育與科研

大學誕生之初就是供人研究學問的場所。現代的大學是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機構。教育、學術、科研同時出現在現代大學的定義中，足見三者對現代大學的重要性。下面列舉的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就體現了這一點。

劍橋大學：追求學術性，培養有教養的人。

哥倫比亞大學：在已知的語言、人文和科學領域內教導和教育青年。

卡耐基梅隆大學：提供富有特色的優質教育。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學嚴謹、應用實際、學有成就。（3R育人）

2、重創新

創新，就是利用已存在的自然資源或社會要素創造新的矛盾共同體的人類行為。創新是國家、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動力。而大學聚集了一大批創新“主力軍”的青年人。一些世界一流大學，就以創新為理念，使學校成為創新的熱土。

牛津大學：探測、挖掘和開發學生的潛在能力，激勵個人創造精神。

斯坦福大學：開創新科技，學以創業。

卡耐基梅隆大學：培養研究、創新與探索能力。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未來由你去創造。

3、重服務性

當前，高等教育的去人性化管理已經脫離時代的要求。而一些一流大學卻早已預見性的提出了服務性理念。

愛丁堡大學：一切來自學生，一切為了學生。

多倫多大學：為著每個學生的理念

這里愛丁堡大學奉行的這一理念，已經形成一種傳統。愛丁堡大學鼓勵學生跨學科學習并授予聯合學位（孫建京，2010，P25），學校古樸、優美的校園環境也確實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條件和氛圍。而愛丁堡大學的每一位新生，在入學時都必須簽署一份宣言承諾作為學生，要永遠盡責、勤勉地做學問；作為校友，要竭盡全力，回報母校（孫建京，2010，P25）。可見學校服務學生，學生回報學校已經成為共識。

4、重學術自由

學術自由指學者享有教學研究自由的權利，它是個體自由與機構自由的統一；是自由與責任的統一；也是教師教學自由與學生學習自由的統一（李子江，2005）。學術自由對大學而言至關重要，正是這種重要性，很多一流大學把倡導學術自由作為自己的理念。

哥廷根大學：揚學術自由之理念，開學術自由之風氣。

斯坦福大學：愿學術自由之風勁吹――修頓

加州大學：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開羅大學：給予師生最大程度的學術自由。

早稻田大學：學問獨立，造就模范國民。

5、重實踐應用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是認識的最終目的和歸宿，大學的學習最終也應歸于實踐應用。因此，很多世界一流大學也將實踐應用作為辦學理念。

洪堡大學：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

瑞典皇家理工學院：注重理論實際結合。

麻省理工學院：理工與人文相通，博學與專精并取，教學與實踐并重。

這里提一下洪堡大學。洪堡大學是馬克思曾經就讀過的地方。現在的洪堡大學，不僅尊馬克思的名言為校訓，還不懈努力讓這句話付諸實踐，他們為科學而生活，證明改變世界的理想并不是遙不可及，發現真理之路就在探索者的腳下（孫建京，2010，P37）。

二、對中國大學理念的反思

反思中國，中國至今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大學理念上的問題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通過對中國大學理念的了解，不難發現，中國很多大學的理念也都體現出了重教育、重創新、重實踐的精神，但中國大學理念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去踐行。

美國西點軍校以“責任、榮譽、國家”為校訓，并將其視為最崇高的理念，為踐行這一理念，學校的校訓被寫在衣服、旗幟、文具甚至紙巾上，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讓學校的理念深入人心（孫建京，2010，P204，205），前面提到的世界一流大學也同樣用類似的方式將自己的理念滲透到學生學習生活各個方面。

中國大學的辦學理念，往往會落入口號化、形式化的怪圈，很多大學生到畢業都不知道學校注重的是什么。事實上，大學的理念其實就是大學應該注重的東西，它不是口號的宣傳，而是精神的內化。大學理念從學術、課堂融進校園各個角落，學生置身其中，理念就會自然內化為一種內在的動力。中國大學在大學理念上任重道遠。但通過中國的一些知名大學對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習和合作。有理由相信，中國大學的明天會更好！

參考文獻：

[1]孫建京.世界著名大學，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0（10）.

意大利德國范文4

【關鍵詞】大學城；學區；管理

一、引言

我國的大學城建設雖然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起步較晚，而從大學城的數量和規模上的增長上就可以比較直觀地反映出我國大學城整體的在發展態勢還是極為迅猛的。在建設發展過程中雖然不乏有對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初衷和促進城市化以及學習型社區建設作以正面回應的發展良好的大學城，但是在有點單純追求速度以及越來越濃重的逐利心態的作用下，我國大學城在管理和資金等方面都遇到了發展瓶頸。為了突破這種障礙，及時采取措施通過管理體制改革為切入點對大學城進行價值和功能復位就顯得必要且迫切。

目前學界對大學城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已經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路，如張希勝和章仁彪就認為我國大學城應從戰略指導思想、管理體制、服務職能上都要堅持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1]這樣才能夠將大學城從發展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并繼續推向深入。而對于美國學區的研究從單純的對管理機構的靜態探討也延伸到從系統的角度將學區放在行政管理的領域內進行專業剖析。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在實踐領域也已經開始了對學區管理方式的有益嘗試，北京東城區實行的學區管理改革，通過對區內的中小學的整改建設混合型的學區，此舉被認定是讓教育資源走向均衡的積極舉措，具有進步意義。然而不難發現，這種對學區管理的理論和實踐都沒有脫離學區接受教育主要對象的局限，這也就很大程度上人為地限制了學區作為一種以實現文教職能為主的組織管理形式的應用和適用范圍。這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本文試將美國的學區管理制度引入中國的大學城管理改革的參考之列，并通過對兩者特征的梳理進而進行比較，為這種借鑒和參考找到可行的依據和基礎。

二、“大學城”概念界定與成因分析

（一）“大學城”的概念

對于“大學城”的定義并不存在一個權威標準的答案。“大學城”的雛形主要是起源于英國，曾有學者對大學城理念的形成進行追溯：17世紀一些被法國政府驅趕到英國的學者,他們聚居在牛津這個學術自由的城市里,通過皇家資助,開始建立一種始于師徒相授,模仿修道院形式的學院。獨立的學院分散于牛津城的各處,大學城由此成形。[2] 張希勝、章仁彪從狹義和廣義兩個角度對“大學城”這一概念進行了較為全面和系統的定義，他們認為：狹義的大學城，可以理解為大學的城市化，如英國倫敦的牛津大學城、劍橋大學城等就屬于此類。而廣義的“大學城”概念，是就整個城市范圍而言，即高等教育已成為城市的主要產業，高校在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作用，如日本的筑波大學城、美國的密蘇里大學城、英國的曼徹斯特大學城等。[1] 而《教育大辭典》把“大學城”解釋為“圍繞大學建立的社區,人口一般在5-10萬,為大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條件,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亞,英國的劍橋和牛津,日本的筑波等”。[3]

（二）“大學城”的成因

目前學界對大學城發展模式較為一致的分類是：自然發展型和規劃構建型。所謂自然發展型, 是指由一所學或一個學校群落逐漸發展演變而形成的以文化和科教為主要功能的城市社區，可以理解為“先有學校后有城市”。主要是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的擴大以及后勤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使原有的大學或大學群落在自我發展的同時具備了越來越強的對外來資源（人員、資金、技術等）的吸引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大學與城市的發展相生相伴、融為一體，大學成為城市核心。所謂規劃構建型，通常是由政府專門劃出一塊土地,新建一批高等院校或者將原高校的校址遷移,集中布置,從而形成一片高校毗鄰而設的特殊區域，[4] 往往是伴隨著傳統工業經濟向現代知識經濟轉變而引致的城市功能轉型而催生的，可以理解為“先有城市后有高校群落”。我國的大學城多是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眾化”轉型，以及作為推動城市化的一種手段的背景下人為規劃構建而成的，植根于我國的國情同時也順應國際知識化的發展潮流。

三、美國學區管理特征分析

學區作為美國行政管理的特別區是連接和溝通政府與學校的重要主體，是州政府對教育機構實施管理的重要工具。而作為一個歷史范疇的概念，其產生于英屬殖民地時期，由謀取社會辦學順利的民間措施逐漸規范化、制度化成為具有特殊功能的政府機構。對于學區的認識，主要包括:(1)準法人團體，具有法人資格；(2)區域教育性，為學區地理范圍的兒童提供公立教育；(3)自主獨立性，學區財政和行政管理獨立；(4)多樣性，學區的類型、規模、數量都依據當地特征和居民需要有所不同。[5]

1．學區的設計理念

雖然學區是歷史因素作用的產物，但是其在美國為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所作出的調整與改革也漸漸融入了美國人強烈的參與理念。由于學區有一定區域性的特征，即轄區內的居民只能選擇在該學區的教育機構接受教育，這就激發了作為學區提供教育和服務的對象――轄區居民對學區進行“用腳投票”的經濟理性。為了維持轄區的規模和人口和功能的實現，轄區就需要傾聽、尊重居民的意見，向其提供必要和盡可能多的信息和咨詢服務，同時對居民的需求進行和好的回應與反饋。同時這種民主參與的理念在學區教育委員會成員通過居民選舉產生和教育委員會所做決定需經居民聽證通過等方面也得到了很直觀的反映。

2．學區與政府的關系

在美國，政府的教育功能在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有著明確的劃分，并且從權力的內容和范圍上看呈逐漸擴大而具體的態勢，具體說來則體現在：聯邦政府基本上并不握有對教育的實權，無論是制定教育政策還是提供財政支持都與聯邦政府無太多關聯，而更多是在教育發展的方向性指導以及信息和咨詢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與聯邦政府不同，州政府則要根據自己州的實際情況負責轄區范圍內教育系統建設，包括對學區種類和數目的確定，這也是美國學區區域性較為明顯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學區則是具體實施教育管理的政府機構。

3．學區的組織運行

學區的決策和管理機構是學區董事會，也稱學區管理委員會。學區董事會在州憲法和法律的賦予的這全范圍內活動，對于學區事務享有決定權（基本上是最終決定）并負全責。具體來說，學區董事會負責教育項目的范圍、強度和質量;雇傭和解雇教師及非教職人員；預備和批準年度財政預算并制定當地教育稅率；在提交有關建議給選舉人之后發行債券；選擇建校位置并批準建造計劃等等。[6]學區的執行機構一般來講市教育局，但也因學區而異。教育局的主要負責人即教育局長或學區總監對董事會做出的決策負有執行責任。

4．學區董事會成員構成

作為學區重要事項決策者的董事會并不是簡單的各個教育機構主要負責人的集合體，選民選舉的范圍并不僅限于教育領域的人員，而是涵蓋了來自行政、金融、工商等非教育領域內享有很高權威和聲譽的社會名流，這樣通過他們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可以形成一定的榜樣效應。與此同時，管理委員會成員的兼職性質，從責任和志愿的角度對成員的道德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學區提供科教功能的單純性。為避免“外行領導內行”所導致決策風險，除了教育局長作為當然成員外，還有一定比例的老師甚至學生代表。通過這樣內行和外行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保證了決策的正確性和針對性，另一方面也為學區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

5．學區的資金來源

絕大多數學區的一大特點就是在財政上具備獨立性，再轄區內征收財產稅是學區資金來源的基本保障。此外，州政府的營業稅以及聯邦政府在特殊情況下的補償性專項財政撥款和土地贈與[6]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除了政府的財政稅收的資金渠道外，私人贊助、慈善機構的捐款、校企合作以及彩票事業也是保證學區正常運行、提高服務水平的不可或缺的資金保障。

四、我國大學城借鑒美國學區管理體制的動因

盡管美國的學區與我國的大學城在形成原因、法律地位、服務對象和權力自主程度上存在著差異，但就其基本教育功能以及地域上的集中形態而言，仍存在著參考和借鑒的可能性；同時，面對我國大學城在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功能偏離以及管理困境，也不得不迫使我們從學理和實踐兩方面尋求改革之策，這時對學區管理方式的考量是不無益處的。

（一）借鑒的可行性：學區與大學城的相似點

一是從地理位置上看，兩者都表現為多所院校的集中。美國的學區類型各異，基于學區內聚集的學校的類型不同可大致分為小學區、中學區、職業學區、混合學區等；中國的大學城在計劃和規劃建設的背景之下，集中定然是題中之義。

二是從功能作用上看，兩者都是以提供教育為其主要功能和存在價值。此外，學區與大學城在發展過程中也過注重區域內基礎設施和服務建設，以及與區域周邊的經濟社會環境的有效互動，有力地促進當地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從而成為了文教為主要功能，兼具其他社會職能的較為完整的社區系統。

三是從資源配置上看，兩者都為優化資源配置、實現教育規模經濟提供了條件。地理上的相對集中，為校級之間基礎設施建設、教師資源、教學設備等優質資源的共享提供了方便。通過這種共享，提高資源利用率、促成成本的分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適應教育規模擴大導致的教育支出擴大后，為降低成本而損害教育質量的現象出現，從而實現教育規模擴大與教育質量提高的相互適應能力。

四是從管理機構上看，兩者都有一個統籌該區域發展的管理委員會。與學區董事會相似，我國的大學城基本上也都具有一個對大學城規劃建設和制度構建負綜合決策責任的管理委員會，為大學城教育功能的發揮和社會保障等服務職能的履行提供指揮和調度，從而促進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五是從籌資渠道上看，兩者都存在著投資多元化的特征。我國大學城所倡導的是校企合辦的管理思路，企業作為投資方提供了很大的資金支持和后勤服務。同時各高校根據隸屬的教育部門的層級不同有所謂部屬、省屬、市屬之別，無論哪種形式都說明了各高校通過財政渠道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資金保障。

（二）借鑒的必要性：我國大學城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是大學城功能上出現偏位。我國大學城雖然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人為建設意味較濃的產物，但這其中也包含著高校為適應我國教育改革、高校擴招――對大學原有辦學條件和規模以及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的一種主動回應。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大學城建設的初衷和未來的價值走向都應該是以提供教育服務、培養高質量人才、為區域提供技術給養為最終目的的。但是出于對規模效益的錯誤理解和經濟效益的過分追逐，我國的大學城最終向著擴大校區覆蓋范圍、不考慮適應性問題而納入盡可能多的學校的一場“圈地運動”，遭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詬病和質疑。本應以育人為主責的機構卻演變為逐利的團體，如有很大一部分高校仍然不能從“高校辦社會”的不當管理形式中解脫出來，又如將大量獲批土地用于商業用途，而使學區對教育功能起支持和促進作用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得不到很好的實現。

二是大學城資金難補缺口。在大學城的建設本身就是一項高投資的事業，而僅憑政府專項的財政撥款以及有限的企業投資已使很多高校背負著沉重的銀行債務艱難前行。在這一點上有本多學著已經表現出了自己的深刻憂慮，在尋求資金返還的多種選擇―――大學城配套的服務經營、后勤社會化服務、舊校區的土地置換、教師和學生公寓的出售與出租、學生學費收入上,大學城最終抓住了學生這根稻草。學生學費的不正常上漲已經凸顯中國高等教育的畸形發展,貧困生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給高校又帶來了新一輪的危機,大學城再次陷入了現實的圍城之中。[4]

三是大學城管理嚴重缺位。從大學城管理機構上看，有的大學城根本不存在一個管理委員會，各高校在管理上是完全分散的，沒有任何合作可言；有的大學城雖然名義上存在著管理委員會，但由于機構定位不清、職責劃分不明、人員能力結構不合理，導致這一本應發揮統籌和重大事項決策功能的機構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而漸漸流于形式。管理的漏洞和松散導致了大學城內大量存在重復建設而導致的資金和資源浪費，而一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又跟不上步伐，使本應可以通過有效管理而實現的教育規模經濟成為了一個怎樣也追不到的目標。同時，管理缺位的另一個負面表現就是大學城在治安方面存在巨大的隱憂。

五、美國學區對我國大學城管理改革的借鑒意義

我國的大學城建設固有其適應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化的背景以及與城市化建設互為推動作用的使命，但是從狹義的技術經驗層面看，美國的學區管理模式還是可以為我國大學城革除現行管理運行弊端和實現未來良性發展提供重要參考。

第一，管理機構的健全。從管理機構上看，大學城要設立獨立的決策管理機構――大學城管理委員會。這一要求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沒有還沒有管理委員會的大學城必須要籌備成立，二是對已存在但是沒有發揮實質作用的管理委員會進行改革，進一步明確機構和機構內部各部門、崗位的權責。機構是職能的載體，沒有合理的機構設置職能的履行定然無法落到實處。大學城的管理委員會與學區管理委員會權能類似，負責區內重大事項的決策事項，從整體層面進行統籌調度，從而實現建設規劃統一、資源配置合理、設施服務到位、管理運行高效的新局面。同時，管理委員會要處理好各高校董事會的關系，構建決策――執行的良好合作與配合關系。

第二，管理人員的選擇。從大學城管理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選擇角度看，在現有政府、校方、投資方代表組成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借鑒學區董事會成員中“外行”所占較大比例的制度設計，這對大學城建設適應社會發展，及時獲取和有效利用各界信息資源提供了巨大的優勢。另一方面考慮借鑒學區董事會成員的志愿性質，讓管理機構成為政府教育部門的“監督平臺”、企業提高社會影響力履行社會責任的“慈善場所”、高校匯報教學工作與提出合理訴求的“意見渠道”，這樣以低的成本實現多方共贏，從總體上將大學城的管理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第三，管理資金的籌集。雖然我國大學城在性質上與學區作為一個行政特區有根本上的不同，通過獨立征收財產稅的方式籌集辦學和管理資金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在社會資金方面并沒有形成有力的動員和吸納能力。目前除了作為投資方的企業注資外，社會上其他企業和個人的捐資辦學的慈善性質的行為還沒有形成一種良好的風氣和趨勢。只有擴大籌資渠道，才能使目前負債運行的大學城輕裝上陣，使因高校負債而承擔高額學費的學生從中解脫出來，從而真正實現我國大學城為“教育大眾化”提供機制保障的設計初衷。而充足的資金又可以為大學城教學資源、各類比賽活動、基礎設施、社會服務、生態環境等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而這種改善引致的將是大學城競爭力的整體增強，進而形成對人才的吸引和聚集的合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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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春俠，淺談中國的大學城[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9．

[5] 郭朝紅,王彬．美國學區的特點與運行機制[J]．上海教育科研，2001，（1）．

[6] 劉毅．行政學視角下的美國學區研究―以加州庫比蒂諾聯合學區‘(CupertinoUnion

意大利德國范文5

由于偶然機緣，聽到猶太女藝術家弗利德被納粹謀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故事。當時猶太兒童曾被囚禁在捷克集中居住區，同是囚徒的弗利德，冒著風險教孩子們畫畫。

維也納的藝術搖籃

1898年7月30日，弗利德?迪克一布朗德斯出生在奧地利的維也納，一個普通猶太人家庭。她從小就迷畫畫。一戰期間，弗利德懂得了，藝術不只是字句、聲音、形式、色彩和運動之間的聯系，藝術是以它獨特的方式，使得這個地球和諧。

20歲那年，才華橫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和一個學建筑的大學生弗朗茲?辛格，雙雙墜入愛河。1921年，他們一起參與組織一場歌劇，弗利德設計了海報。女歌手艾咪在歌劇中的演唱，改變了弗利德的一生。一夜激情演出，弗朗茲愛上了女歌手，不久之后就結婚了。弗利德的內心受到很大傷害。

七八年后，弗利德在維也納的19區租了自己的創作室，遠離了弗朗茲和過去的痛苦記憶。其問，33歲的弗利德受維也納市政府邀請，向幼兒教師們教授藝術課程。

走向成熟的藝術家

20世紀30年代初的奧地利，右翼勢力已經很強。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握政權。天性自由的弗利德無法容忍納粹對猶太人的敵意、對藝術自由的扼殺，幫助朋友們在畫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當工作室被搜查出一些假護照后，她馬上被逮捕了。最后，法庭沒有定罪，她被釋放。一出監獄，她隨即離開維也納，前往布拉格。這在她后來的繪畫《審訊》中，被記錄了下來。

走進布拉格，弗利德熱忱地投入了對難民兒童的藝術教育。弗利德和孩子們是如此融洽。有一次，一個孩子問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說，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說，您說錯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

她聯系上了住在維也納的父親，得知姨媽和她最小的兒子巴維爾?布朗德斯也住在布拉格。她喜出望外，通過布拉格的猶太人中心找到了他們的地址。這個偶然相會，為她的生命帶來了一個新階段。她和巴維爾相愛了。1936年4月29日，38歲的弗利德有了屬于自己的家。

1938年3月，德國占領奧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都站在了納粹一邊。1938年9月，德國和英國、法國、意大利一起簽訂的“慕尼黑協議”，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領土。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是一個安全國家。納粹在歐洲開始公開迫害猶太人。可是，惡訊對弗利德幾乎沒有影響。她仍然在忙著她的繪畫和兒童藝術教育。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給她寄來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證書；而她手里也持有隨時可以離開的護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個：逃亡對她的丈夫巴維爾已經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護照，她要和深愛著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對猶太人的迫害，開始隨著納粹侵略的腳步，遍及整個歐洲。從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維爾離開布拉格前往鄉間躲避。

美術界依然在關注著弗利德。1940年，倫敦的美術中介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作品，并且把她帶到倫敦去。那年8月，“弗利德畫展”在倫敦的圓拱畫廊開展，弗利德本人卻沒有出席。

有些東西，是邪惡永遠無法戰勝的

1942年，希特勒鐵下心要大規模掃除猶太人。巴維爾的母親和大哥大嫂分別死在集中營的消息陸續傳來。1942年深秋，他們的遣送通知也已到達，弗利德異常平靜。1942年12月17日，他們抵達納粹建立的猶太人集中居住區――特萊西恩施塔特，成為囚徒。弗利德的編號是548，巴維爾是549。同時抵達的650名猶太人，在二戰結束時只有52人幸存。

這里原是18世紀的一個城堡，后來成為6000人口的小鎮。1942年，納粹把居民強行遷出，遷入6.5萬名猶太人，建立了旨在“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的集中居住區。有14萬猶太人通過這里被轉送到其他集中營，有8.8萬名被送往死亡營。

男人、女人和孩子分別集體居住，其中有1.5萬名兒童。所有教育課程被禁止。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藝術家和學者，以文化閑暇活動的名義，開始對孩子們進行正規教育。弗利德全身心地投入對孩子的藝術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繪畫的任何紙張，其中多數是被廢棄的舊紙張。

有一次，從德國來的一些男孩來到她的課堂上，他們的父親，當著這些孩子的面，被納粹槍斃了。他們完全是嚇呆的樣子，相互緊緊靠在一起，雙手放在膝蓋中間。看到他們，弗利德就轉過頭去，想忍住淚水。但轉回頭來，孩子們依然看到她眼中滿含淚水，止不住流淌。他們一起大哭了一場。然后，他們跟著弗利德去洗手，她嚴肅地說，你們一定要把手洗干凈，否則不能畫畫。

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非常的經歷，都有過巨大的心理損傷。納粹所代表的邪惡，不僅毀滅著文明的物質存在，更在毀滅著人的心靈。在弗利德看來，保護內心真純、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創造欲和想象力，是最重要的事。她引導孩子的心靈走出集中營，讓他們閉上眼睛，想象過去和平寧靜的生活，想象看到過的美麗風景，讓自己的幻想飛翔。她帶著他們來到頂樓窗口，體驗藍天和遠處的山脈，畫下大自然的呼吸。

就在這個小鎮，3年里有3.3萬多名囚徒死于惡劣的生活條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親和繼母。在他們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們也曾在這里住過。

1944年9月，巴維爾和其他5000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將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來到決定名單的委員會，要求與丈夫同行。弗利德被拒絕之后，再次堅決地要求把自己補進下一批的遣送名單。朋友們都勸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理由留下――孩子們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她愛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維爾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準了。在離開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員威利?格羅格一起，小心地包好孩子們的畫作，抬上閣樓，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在巴維爾離開的9天之后，1550名囚徒，都是婦女和兒童，被裝上運牲畜的悶罐車送走，日夜兼程。兩天以后的中午，她們到達奧斯維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被送入毒氣室謀殺。其中，就有46歲的女藝術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弗利德的遺產

在二戰剛剛結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來的威利?格羅格，提著一個巨大的手提箱，來到了布拉格的猶太人社區中心。箱子里是4500張弗利德的孩子們的繪畫。那些畫作的主人，絕大多數已經被謀殺在納粹的毒氣室里。1.5萬名曾經生活在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猶太孩子，只有100多名幸存下來。

在集中居住區時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畫作上簽名。可是，她要求這4500張畫作，每一張，都有孩子自己的簽名。

人們一直熟誦著那句名言：在奧斯維辛以后，寫詩是殘酷的。在很長時間里，人們無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營之中，繪畫依然美麗。這些被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猶太兒童的圖畫，曾被久久冷落，沒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沒有人懂得這些兒童畫的價值。

威利?格羅格說：“隨著時間的流淌，他們懂了。”

意大利德國范文6

關鍵詞：太陽之喻；線段之喻；洞穴之喻；柏拉圖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1-0069-02

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以“正義”為主線，以追求永恒的理念――“真善美的統一”為最高目標[1]11，為我們勾勒出一幅充滿正義、智慧、勇敢、節制的理想城邦的畫面。《理想國》一書涉及政治學、哲學、倫理學、教育學、文學等諸多領域的思想[2]164-165，對人類思想的影響極其深遠。本文旨在對《理想國》中太陽之喻、線段之喻與洞穴之喻隱喻進行分析。

一、太陽之喻――“善”是智慧的最高點

柏拉圖認為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識問題”[3]35，沒有人在理解善之前能夠理解正義和美。一個人如果不知道正義和美怎樣才是善，就沒有足夠的資格做正義和美的護衛者[4]。

柏拉圖將太陽比作“善的兒子”[5]，把視覺比作理智，把可見事物比作可理知事物。善給予知識的對象以真理，給予知識的主體以認知能力。善是真理和知識的源泉。真理和知識可以讓我們感知到善的存在，但是它們臣服于善，它們雖是相，但是卻是相的相，即善的某個個體，它們分有了善這一個相，卻不是善這個相本身。這就好比眼睛和光線可以讓人看見世界萬物，它們是太陽這個至高無上存在的具體存在，而太陽本身無法直視，只能通過形象去感受。如圖1。

由于比喻修辭的不確定性，它與實體事物永遠存在不同，因而造成學者們的不同理解，引發諸多討論，間接使得太陽喻成為《理想國》的三大比喻之一。縱觀全書，柏拉圖并未對善和太陽之間的具體關系做詳盡的敘述，而是給人們留下一個以供討論的大綱，并且以太陽喻，為線段喻和洞穴之喻埋下伏筆。

二、線段之喻與洞穴之喻――柏拉圖的理性啟蒙思想

陸爾奎先生于《辭源》一書中指出，啟蒙是“開導愚昧，使之明白貫通。也指教導初學”[6]。線段之喻與洞穴之喻正是柏拉圖援借形下經驗而意味形上反思的理性啟蒙之作[7]。

洞穴之喻大致是說：假設有一批囚徒從小就被鐵鏈束縛、困在洞穴中，他們不能轉頭，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在他們后上方有一堆火，有一條橫貫洞穴的小道；沿小道筑有一堵矮墻，如同木偶戲的屏風。人們扛著各種器具走過墻后的小道，而火光則把透出墻的器具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囚徒自然地認為影子是唯一真實的事物。如果他們中的一個碰巧獲釋，轉過頭來看到了火光與物體，他最初會感到困惑；他的眼睛會感到痛苦；他甚至會認為影子比它們的原物更真實。如果有人進一步拉他走出洞穴，到陽光下的世界，他會更加目眩，甚至會發火；起初他只能看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能看陽光中的事物，最后甚至能看太陽自身。到那時他才處于真正的解放狀態，會開始憐憫他的囚徒同伴、他的原來的信仰和生活[1]227。在洞穴之喻中，一個至關重要的行為便是“看”[6]：從解除桎梏并轉頭后，從看水中的倒影到看事物本身，從看夜里的天象到看見太陽本身。這種不斷地“看”，即為被遮蔽的理性不斷開顯、澄明，為理性啟蒙。

柏拉圖借由線段之喻，對“看”做了進一步的詮釋，指出理性的啟蒙是一種梯度上升的線性過程[8]，如圖2。

柏拉圖將世界劃分為表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如何理解一個世界的兩個部分呢？用一條線段來看作整個世界，然后按照不同的比例將這條線段分為表象世界和理念世界；進一步劃分，將現實世界的這一段再分為兩個部分，即影像和可感物（人類能親身感受到的事物），同時，理念世界的這一段也分為兩個部分，即數理對象（算學、幾何學所研究的對象）和善的形式。

如果說洞穴之喻是理性啟蒙的形象描述，那么線段之喻則是這種描述的理論闡發。在困于洞穴，是“表象世界”中的黑暗的、沒有理性自由的、想象層面的生活，極其可怕而可悲。相反，如果解除禁錮，走出洞穴，背棄“可見世界”的意見，那么在“善的理念”關照之下，靈魂的理性才足以去直面“可知世界”里的真、善、美，并使自己真正自由。

從認識的維度來看，理性啟蒙是一個不斷的自我揚棄的動態過程。線段之喻與洞穴之喻形象而逼真地相互映現，展示了靈魂的理性不斷澄明的梯度遞增過程。當今科學技術高度發達，工具理念盛行，人類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自然生態、文化生態和道德生態危機，人類也正需要進行一場新的理性啟蒙。面對此類問題，回溯并樹立柏拉圖的經典理性啟蒙思想，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三、Noble Lie――謊言的正當性

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以腓尼基人的傳說列舉了一個“Noble Lie”（高貴的謊言）：人們雖同為一土所生，彼此是兄弟，卻又有根本的不同。只因老天在鑄造他們時，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黃金，因而其最可貴，為統治者；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白銀；在農民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鐵和銅。人們應當根據老天的分工，各司其職，各盡所能。蘇格拉底認為：“（Noble lie的）影響是好的，可以使他們傾向于愛護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相互愛護。”[2]151據此賦予了高貴的謊言以正當性，使之廣為流傳。

然則，所謂的高貴的謊言，涉及諸多方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