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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居士傳范文1

“天闊星連翼軫分，地長川帶漢江流。”上一句是：潢河繞出郡城樓，樓枕潢南城上頭。

原文：

《潢河》朝代:宋    作者:趙彥珖

潢河繞出郡城樓，樓枕潢南城上頭。

天闊星連翼軫分，地長川帶漢江流。

六一居士傳范文2

閱讀下面兩段文字,完成題目。(10分)

(一)“環滁皆山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節選自人教實驗版教材八年級下冊《醉翁亭記》)

(二)歐陽修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于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①以來金石②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③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④吾之樂爾。”

(節選自《六一居士傳》)

[注] ①三代:指夏、商、周三代。②金石:指鐘鼎文及碑文。③逃名:逃避名聲,不求名聲。④志:記述。

1.解釋下面句子中加點詞語的意思。(2分)

(1)名之者誰名:

(2)歐陽修初謫滁山謫:

2.用現代漢語寫出下面句子在文中的意思。(2分)

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3.根據前面語段內容,分別寫出歐陽修自號“醉翁”和“六一居士”的原因。(2分)

4.在不同時期,歐陽修分別以什么為樂?請根據前面語段內容加以概括。(4分)

在滁州時:

在潁水之上時:

(2009年河南省中考語文試題)

失誤答案及辨析

第1題第(1)題

答案一:名字 答案二:題寫 答案三:說出

第1題第(2)題

答案一:調往 答案二:去、離開 答案三:居住

答案四:到 答案五:謫守 答案六:驅除

失誤辨析

以上失誤暴露出考生對重點文言詞語理解不清、識記不牢、積累不夠的問題,考生在今后的學習中應重視解決這個問題。

第2題

答案一:把“翼然”譯成“毅然”、“依然”,有的不譯。

答案二:像鳥的兩個翅膀且位于泉水上方的亭子就是醉翁亭。

答案三:有一座像飛的一樣在泉水上方的亭子就是醉翁亭了。

答案四:有一個亭子坐落于泉水之上那就是醉翁亭。

答案五:有人寧愿處在泉水之上的醉翁亭里。

失誤辨析

答案一、答案二、答案三對“翼然”譯得不準確。答案二、答案三對“臨于泉上”這個關鍵短語翻譯不準。答案四、答案五是望文生義,胡亂作答。

第3題

對此題中歐陽修白號“六一居士”的原因的失誤回答:

答案一:因為最后老而有病,那時正是六月初一,所以叫“六一居士”。(望文生義,胡亂作答。)

答案二:既老而衰,更號“六一居士”;“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乎!”(摘抄原句,不準確。)

答案三:說明了歐陽修不求名利,追求自由。(審題不清或不理解題干要求而胡亂作答。)

第4題

答案:

在滁州時:以前人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

六一居士傳范文3

但目前高中文言文的教學普通存在著投入與產出的嚴重失衡，上文言文課花的時間多，教師教得辛苦，學生學得吃力，效果成績不理想，考試中學生對文言文的分析失分嚴重，文化底蘊差，文言文成為提高語文成績的絆腳石。筆者從事高中語文教學二十年，深感高中文言文教學停留在治標不治本的層面上，認為文言文教學應重視文化底蘊的傳授與文言知識的自然融合。

一、激發學生學習文言文的興趣，減少學生學習的心理畏懼

文言文是我國古代的書面語言，傳載著中國古代文化的大量信息，是華夏兒女傳承傳統文化必學的知識，可是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也造就了文言文的深奧，不用說先秦諸子，也不用說《史記》《資治通鑒》等，就是明清時期的白話文言都給學生學習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加上初中文言文教學過于淺易，而高中文言文難度一下加大，學生學習文言的興趣就不高，存在畏懼心理。那如何能克服這種畏難情緒，激發興趣呢。

1.循序漸進。從易到難，學習體現階梯性。人教版高中教材把一些故事性強、較淺易的文言文安排在高一，如《鴻門宴》、《荊軻刺秦王》《燭之武退秦師》等，這些文言文情節生動，引人入勝，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在高二時，教材就安排了一些唐宋散文和說理性的文言文，如《陳情表》《歸去來兮辭》等既扣緊了高二須寫議論文的特點，同時對積累了一定文言文知識和文化基礎的學生來說，也覺得不難了。在高三時加入了先秦諸子的思想評介，這樣的安排能使學生克服畏懼情緒，更好地提高文言文水平。

2.旁征博引，擴充知識，學習體現趣味性。學生為什么學習文言文會覺得難？原因之一是遠離古代社會生活的背景，之二是古代文化習俗和語言習慣與現在差距甚大。因此，教師在教授文言文時要善于聯系史實背景，擴充學生見聞和知識，增強學生的求知欲望。如介紹中國古代，天文與地理并稱，相傳大禹治水，將全國劃分為九個州，所以以“九州”稱中國，沿用至今。等等。

高中教材所選的文言文，大多與名家有關，或與歷史的重大事件相關，如果教師只單純地講授課文內容，而不注重與歷史事件相聯系，只能讓學生覺得文言文單調枯燥，從而影響學習興趣。因此，教師在講文言文時可以由故事導入，或講述名家的小故事，或講述歷史事件相關的人與事，從而引發學生興趣，增強學習文言文的動力。如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因此又叫別號。例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歐陽修號“六一居士”指的是“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又加一老翁也”。

二、強化文言文教學中的“文”與“言”的融合，做到文化底蘊的傳授與知識點的融會貫通 在高中的文言文教學中，多數一線的語文教師往往糾結于文言文教學目標的設置，只注重詞語解釋句子翻譯等實用知識，個人教師或注重浪漫主義，或輕視實用價值的體現，只注重挖掘文言文的文化傳承，而我認為“文”與“言”兩者應并重，甚至做到二者的有機融合。

六一居士傳范文4

[關鍵詞]詩話　閑評　文學批評　趣味　歷史價值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8－0136－04

郭紹虞曾描述文學批評由產生而發展的歷程：因整理和類聚區分而有了《藝文志》的《詩賦略》，這是批評的開端；因選擇而確立標準而有摯虞“流別”、李充“翰林”，成為了文學批評的濫觴：曹丕對建安七子的品第，更是開批評之風氣；此后遂有確立批評標準、以批評的理論作根據的“為批評的批評”。《四庫全書總目?集部?詩文評》總論概括文學批評的發展及其主要形式云：“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ぁ侗臼率》，旁采故實，劉斂《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在究文體源流而評其工拙，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師承，以及備陳法律、旁采故實等四種類型后，終于在北宋出現了歐陽修和劉斂“體兼說部”的兩種“詩話”。因“說部”的基本義是指小說和軼聞趣事，可見這兩種詩話具有與此前的文學批評不同的特色。《六一詩話》開頭即說：“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閑”作為核心詞，很清楚地表明了詩話“資閑談”的功用，其背后透出的是閑逸的創作心態。可見，在郭紹虞所說的“為批評的批評”，及以明道、尚用為主的北宋初期文學批評中，這類“體兼說部”的詩話，既以“閑評”、“閑論”的隨筆體式表現出文學批評的新特色，又對中國文學的審美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閑與雜：“閑評”是北宋閑雅文化催生的文化批評

“閑評”始于唐而盛于宋，多紀錄奇聞異事，所涉廣泛駁雜而兼有評論、分析，作者不以“立言”為目的，而是視之為“閑”業。唐代即有“閑談”、“閑評”類的文化評論，如《四庫全書總目》中錄得的《資暇集》三卷(李匡義)、《灌畦暇語》一卷(姓氏不詳)等，但此類著作之盛卻在宋代。宋代行右文政策，士大夫位高權重，祿厚責輕，優游的休閑生活觸發了文人追閑逐雅的審美旨趣，雖受政黨政治的影響。士大夫文人也多有人生挫折，但在這一整體上具有近代色彩的時代，休閑雅玩風氣不衰，“閑話”、“閑談”式的文化評論也成為文人“閑雅”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只要翻閱一下宋人留下的筆記，就不難發現他們對閑評、閑談有著的特殊嗜好。宋代的筆記，多以“夜話”、“談記”、“雜說”等命名，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曲侑舊聞》、《冷齋夜話》、《齊東野語》、《師友談記》、《紫薇雜說》、《常談》等等。其實命名就是性質的定位與定性，宋人曾儲編《類說》(六十卷)更可見之。此書所收名為“閑談”、“閑話”者就有《戎幕閑談》一卷(唐韋絢撰)、《秘閣閑談》五卷(宋吳淑撰)、《牧豎閑談》(宋景煥撰)、《國老閑談》二卷(宋王君玉撰)、《燈下閑談》一卷(宋江洵撰)、《玉堂閑話》(五代王仁裕撰)、《漁樵閑話》二卷(舊題宋蘇軾撰)等。直到元代，還有此遺風，留有《閑居錄》四卷(吾衍撰)。

宋代文人所青睞的文化“閑論”現象是影響深遠的。明清以后，“閑談”、“閑話”、“閑評”用于指稱具有“閑文”性質的話本筆記小說，如明無名氏的《杌閑評》、清郝培元的《梅叟閑評》、清艾衲居士的《豆棚閑話》、清吳熾昌的《客窗閑話》、清杜鄉漁隱的《野史閑談》、清于鬯的《花燭閑談》等。雖文人“閑業”由宋代的善發文化“閑論”而轉向了善寫藝術“閑文”，但其“閑談”中有“閑評”的精神與趣味未變，文化藝術評論的習慣仍在繼續。

那么“閑談”、“閑話”、“閑評”的文體具有什么特征呢?我們不妨借助《四庫全書總目》的一些評價，作一番考察。如評袁文《甕牖閑評》云：

其書專以考訂為主，于經史皆有辨論，條析同異，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多精審。凡偏旁點畫，反切訓詁，悉能剖別于毫厘疑似之間，其所載典故事實，亦首尾完具，往拄出他書所未備。今……謹依類詮次，分為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之類，四卷專論小學，五卷論詩、詞、書、畫之類，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官室之類，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之類，而以雜論因果怪異及自記之語終焉。(《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二》)

又如評曾V《類說》云：

取自漢以來百家小說，采掇事實，編纂成書。……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性又精于裁鑒，故所甄錄，大都遺文僻典，可以裨助多聞。又每書雖經節錄，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嘗改一詞。(《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七》)

從以上《四庫全書總目》對袁文《甕牖閑評》和曾V《類說》的介紹、評價看，這些“閑話”體的評論對象廣泛，有對經典、歷史、方物、習俗、軼事趣聞的記載與品評，也有對各種文化藝術現象的考證雜論，可謂“網羅四部”、“F鑄群言”，大多是主流文化無暇顧及的零散文化現象，“往往出他書所未備”。同時，從創作態度看，也是比較隨意的即興之作，是“偶有所得，隨文生義”地發表自己獨到的見解。它不一定公諸于世，不一定人經垂典，只是文人閑暇時一種興趣所至。但這種“閑散”的雜論，并非閑戲之言，而恰恰相反，由于論者所及皆出于自身興趣，故對評論對象是愛之深而研之精，同時由于著者拋開了政治選擇及主流話語的束縛，故可表達真知灼見，即所謂“剖析鑿鑿”，“尤多精審”。具體來說，“閑評”一般包括三個特征。首先，“閑評”多為雜評，評論對象不僅囊括了經史子集各個方面，即使“往往出他書所未備”的邊緣文化，也多有涉及。其次，“閑評”多是休閑心態下的隨遇而感，是賦閑心態下的“偶有所得，隨文生義”，所以體式松散、隨意，內容龐雜不定，“散”也成為“閑評”最明顯的文體特點。“閑評”的各條目之間既沒有內容上的關聯，更缺乏系統的內在邏輯聯系，是所謂的“零磯碎璧”。再次，“閑評”的見解獨到而精深，由于論者所及皆出于自身興趣，故對評論對象多是愛之深而研之精，絕非著書立說之名利誘導下產生的作品可比。

二、閑談與趣味：詩話審美批評的主要特點

詩文品評之盛于魏晉，究其源頭，應是受漢代以來人物識鑒的影響，而伴隨著北宋士大夫文人的閑逸生活，“閑話”、“閑談”、“閑評”文化風氣的盛行，到宋仁宗時期，這些自由的文化批評精神，終于催生出以歐陽修《六一詩話》為代表的“閑評”式“詩話”。在筆者看來，“詩話”只是閑評、閑談發展而來的一種專門以詩文為品評對象的“閑評”，是宋代閑雅審美文化熏陶出來的感悟體驗式文化評論，并且隨著以詩文為特定品評對象的“詩話”隨意性、趣味性特征日益突出鮮明，詩話不僅以其閑談的形式、特有的趣味成為文人的普遍愛好，更成為中國古代一種獨特的論詩體裁定格在古代文學批評史上， 成為詩文評的主流而流傳至今。

郭紹虞在《宋詩話考》、《宋詩話輯佚》中，考證收錄了宋人詩話139部。“詩話”、“詞話”在宋代作為一種普遍使用的新的藝術品評形式，與以往文論著作如《文心雕龍》、《詩品》等不同，它已不再是專業人士的專業行為，而是普通人群在一種休閑、輕松的心態下的自由閑談，是對藝術作隨感式的把握與議論，“閑評”的閑散態度、“休閑”精神始終灌注其中。郭紹虞在《宋詩話輯佚序》中曾談及于此，認為詩話之稱和詩話之體皆始于歐陽修，歐陽修自題其詩話是“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可見，其撰述宗旨，本不嚴肅。

“詩話之體原同隨筆一樣，論事則泛述聞見，論辭則雜舉雋語。”“泛述”、“雜舉”是“閑談”的主要特點，而“聞見”、“雋語”則是“趣味”之所在。

雖說“尚理求真”是宋人特有的文化品格，對事物的理性分析與判別，已成為士大夫文人的一種文化自覺，然而，“詩話”、“詞話”在宋代作為一種普遍使用的新的藝術品評形式。與以往較為嚴密、完整的文論著作不同，它們不講求嚴密的思辨，嚴整的體例，而是在一種休閑、輕松的心態下的自由閑談，是對藝術作隨感式的把握與議論。對此，蔡鎮楚在中西藝術批評對比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古代詩歌批評的四個主要特征：“一是語錄式的條目，言簡意賅，富有詩的結構，語言容量很大。二是摘句式的評點，以‘點悟’為妙，片言中肯，富有概括性。三是多采用夾敘夾議式，論辭論事結合，隨所觸發，信筆即書，行文自由，風格活潑，趣味盎然。四是好用對比和比喻來批評詩風、詩派、詩人。通過對比，區分異同點，辨別優劣處，觀點鮮明，語言生動，酣暢淋漓，富有感彩，與板著面孔發空洞議論的批評，形成鮮明的對比。”可以說，這四者皆在某種程度上體現著“閑談”精神。透出了“趣味”，與前引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序言所說的“論事則泛述聞見，論辭則雜舉雋語”相近。

縱觀宋代“詩話”、“詞話”的敘述模式與敘述結構，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批評著作，而是現代文體意義上的閑談隨筆，是幾個文人聚在一起或“論詩及事”，或“論詩及辭”。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這種松散文體形式傳遞的“雅玩”精神，以及宋人追求藝術審美感受的同時，不忘對作品做理性升華的創作態度。“詩話”的“閑評”精神主要表現在內容上的“生動故事性”和體制上的“短小零散性”，以這樣一種“閑談”精神對待詩歌藝術評論。必然使之具有自己的特點：趣味性。

錢鍾書對詩話的“閑談”與“趣味”曾有精辟的論述。他在上世紀60年代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史》唐宋卷編寫時，曾親自撰寫了其中《宋代的詩話》一章。他說：“在各種體裁的文評里，最饒有趣味、最有影響的是詩話，是以‘軼事類小說’體出現的文評。”詩話是詩的隨筆，風格生動活潑，“它不是嚴肅正經的崇論宏議，而是隨便親切的漫談雜話，語氣輕松，文筆平易，順手拈來，信口說去，隨意收住，給讀者以一種不拘形跡，優游自在的印象”。他說宋代詩話往往“寫得娓娓動人，讀著津津有味，仿佛在讀魏晉以來的‘軼事類小說’一樣”，后來宋代詩話“‘軼事類小說’成分逐漸減少，而文學批評的成分相應地加多。它由雜記漫談慢慢地變為較有綱領的理論闡釋”。“只要把《六一詩話》跟《滄浪詩話》一比，就知道宋代詩話有多少發展!嚴羽表面上還是用隨筆的風格，用親切平易的語氣，還像坐在軟椅里聊天，不像站在講臺上說教，而實際上已經不是‘閑談’，而是在‘深談’，不是拉雜講些趣事佳句，而是闡明有系統、有綱領的文學見解了。”可見，即使是“有系統”、“有綱領”的“深談”，仍不失其隨筆的風格、親切平易的語氣，仍有如同“坐在軟椅里聊天”的趣味，給予讀者的不是干枯的說教，理性的解讀，而是閑談中的趣味，是輕松自在的審美感受和愉悅。

三、“閑評”式詩話審美批評的價值與意義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總結了“詩話”的三個主要特征。第一，必須是關于詩的專論，而不是個別的論詩條目，甚至連古人書記跋序中的有關論詩的單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詩話。第二。必須屬于一條一條內容互不相關的論詩條目連綴而成的創作體制，富有彈性，而不是自成一體的單篇詩論。第三，必須是詩之“話”與“論”的有機結合，是詩本事與詩論的統一：一則“詩話”是閑談隨筆，談詩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話”；二則“詩話”又是論詩的，是“論詩及事”與“論詩及辭”的契合無垠，屬于中國古代詩歌評論的一種專著形式。可見，以“閑談”精神對待詩歌藝術評論而成之為“閑評”，是自歐陽修最初意義上的“詩話”到后來諸多詩話的共同特點。

雖說歐陽修所創的“詩話”以其閑評的方式，成為了文學批評的重要門類。但又為不同朝代的學者所詬病，受到多種責難，被認為是文人茶余飯后的消遣膚淺之作。在宋代，江西詩派的王直方曾說：“劉咸臨醉中嘗作《詩話》數十篇，既醒，書四句于后日：‘坐井而觀天，遂亦作天論。客問天方圓，低頭慚客問。’蓋悔其率爾也。”在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甚至說：“為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直到今天，受現代以來西方學術的影響，隨感式的審美批評，似也難入學術的殿堂。為此，我們不能不為“閑評”式的詩話一爭其歷史地位。

六一居士傳范文5

【關鍵詞】 語文試卷 高中語文 講解

進入高三復習，大量試卷鋪天蓋地而來，各種類型的考試接踵而至。試卷占了高考復習的半壁江山，如何用好一張試卷，在高考的知識系統復習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葉圣陶先生說：“語文教材無非是個例子，憑這個例子要使學生能夠舉一反三，練成閱讀和作文的熟練技能。”葉老的這番話，不僅適用于平時的語文教學，對指導高三語文老師用好一張試卷也是一個很好的啟發。實際上，語文試卷也是高三綜合復習的一個典范“例子”。下面我就自己多年帶高三畢業班的切身體會，談談如何用好試卷這個例子進行高效的復習備考。

1.及時講解試卷是促進學生學習語文的強心劑

“分分，學生的命根。”這話反映了學生對分數的重視。考試后，總有學生迫不及待地打聽分數。這是一個絕佳的時機，有迫切的渴望，才有學習的動力。這時教師一定要趁熱打鐵，及時講解試卷，查缺補漏。我在每次考試后，總是加班加點批改試卷，以便及時講解。這就好比麥子成熟季節的搶收一樣，不能有半點拖延。否則一場大雨，一年的努力就付之東流。作為高三語文教師，我對此深有感觸。趁著學生有迫切需要時，及時講解，這時的效果，就好比久旱的麥苗逢著甘霖，學生引領翹盼，酣暢地沐浴在知識的春雨中。孔子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如果隔個三五天再講，黃花菜早擱涼了；如果拖一個星期才講，兔子早過八架山了，學生早已把考試內容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效果自然不佳。

2.有效整理試卷是幫助學生建立語文知識系統的百寶箱

高三復習任務大，語文學習重在平時積累，往往花了很多時間，卻一時半會見不到明顯的效果。在學習時間有限而各科都要復習的情況下，不少同學就把語文復習放在次要位置。除了正規的語文課上看看語文書，其他時間就束之高閣，所以抓緊語文課堂時間就尤其重要了，而講解語文試卷就是教給學生整理語文知識、構建語文系統復習框架的絕佳時機。學生剛考完，對考試內容還記憶猶新，對考試分數還念念不忘，對所錯題目還耿耿于懷，這時老師有效利用課堂時間講透一張試卷，學生缺漏的知識就會得到高效的彌補。我每次講試卷時，一定要做到使學生“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不僅滿足知道答案，還要知道為什么錯，考點的遷移提升是什么。并且要求學生準備錯題本，把錯題認認真真整理上去。這樣語文知識就慢慢積少成多，日益完備。這些整理的錯題正是每個學生語文學習的薄弱環節，甚至是學習的死角。有了這個錯題本，他們的復習就可以對癥下藥，重點突破。再則，人是有遺忘規律的。科學家研究證明，對學過的知識，一星期不看就會忘掉60%；時間久了，就沒有什么印象了。一本錯題本在手，方便攜帶，隨時翻閱，可以強化記憶，溫故而知新。

3.深入講透試卷是教會學生有效答題的金鑰匙

不少學生語文考試得分低，不是因為沒有掌握相關知識，而是缺少答題方法，所謂語文試題“一看都會，一做就錯”。整理錯題是夯實語文基礎，講解做題思路則是提高語文能力。我講社科類文章的閱讀題時不僅讓學生知道答案選項，而且講清做題思路，使學生憑借試卷這個例子舉一反三，練成閱讀的熟練技能。我一一查看全班學生的試卷，分析癥狀，總結規律，歸納技巧，教給方法：第一仔細閱讀，認真標識，弄懂文章大意，不要在專業術語上糾結；第二抓住重要信息，準確概括全文。要注意中心句、過渡句、指示句、情態句等，抓住它們，就抓住了主動權；第三明確題干指向，劃定答題區域。這類文章的答案一般與題干聯系緊密，落實好題干在文中所在的位置有利于順蔓摸瓜，為正確答題奠定基礎；第四去偽存真，排除干擾項。把各選項肢還原到原材料中，找出相對應的語句，仔細對照，凡是增刪改換的，都是錯的。命題設置干擾常方法有：偷換概念，無中生有，以偏概全，或然必然混淆，錯置因果關系等。學生掌握這類題的答題技巧后，以不變應萬變，出錯率就會大大減少。

4.聯系課本講解試卷是學生語文知識遷移提升的新臺階

六一居士傳范文6

關鍵詞：北宋；韓愈；道統說；古文運動；以文為詩

中圖分類號：1206.2．44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11)05―0090―08

錢鐘書于《談藝錄》曾云：“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嘗概奪而不與也。誠如斯言，對于韓愈接受之研究，大抵皆就學、藝、人品而言，不外乎是對其儒學修養、詩文創作成就以及為人處世等方面的研究。而韓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間，同調甚少，其為人所公認的地位與成就，主要是經歷北宋時期逐漸形成的。當時效法韓愈古文運動，推動詩新，均以韓愈為標榜。故北宋與韓愈關系極為密切，對于韓愈的接受有著明顯的轉進，可謂接受韓愈最重要的時代，而其中尤以歐陽修對韓愈的接受關系為重大。本文以歐陽修為界，將北宋時期分為前后二期，通過勾勒有較大影響力的文士有關韓愈的論述并進行述評，按照上述三方面即對韓愈其人、其文、其詩的接受情況作出考察，以見北宋接受韓愈的演變情形以及不同時期人物在接受過程中呈現的不同風貌。

一、對韓愈其人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對韓愈其人的評價

北宋前期出現了一批尊崇韓愈的文士，他們從不同角度解讀韓愈，大力修正中唐以降對韓愈的負面評價，使韓愈形象大為改觀，關于韓愈性格的批評逐漸得以淡化乃至扭轉，韓文、韓詩也開始得到更多的重視。以下從北宋前期對韓愈的排佛、道統說、任官及性格等方面解讀進行論述。

韓愈在排佛行為中體現出剛強堅毅的性格，于儒可謂有勞。但唐人未甚推崇，《舊唐書》雖肯定其百折不撓的精神，卻不認為屬衛道之舉。北宋開國后，其事漸受贊許。《太平御覽》多處提及韓愈上表進諫，《太平廣記》引用《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以體現韓愈直諫憂國，《冊府元龜》也形容其忠臣之志。可知宋初大規模的編纂工作尤為注意塑造臣德，以鞏固新王朝的統治。柳開《韓文公雙鳥詩解》即從排佛角度進行解釋，或嫌附會，但表明他重視排佛的立場。他雖為柳宗元后裔，但因柳宗元沒有排佛，便認為柳不及韓。王禹俘認為《論佛骨表》可救時弊，孫復則認為倘無韓愈排佛，天下人將淪為夷狄。他們進一步將排佛舉動與儒家精神聯系起來，顛覆了《舊唐書》對其“道不弘”的論斷，樹立韓愈的衛道形象。如石介《與裴員外書》云：“孔子后，道屢廢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

此外，韓愈的排佛也被聯系起道統來觀照。韓愈在《原道》中提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將圣王之道代代相傳，這個思路在北宋初得到高度重視。今人郭紹虞說：“宋初之文與道運動，可以看作韓愈的再生。一切論調主張與態度無一不是韓愈精神的復現。最明顯的，即是‘統’的觀念。因有這‘統’的觀念，所以他們有了信仰，也有了奮斗的目標，產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進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績。韓愈之成功在是，宋初人之參加文與道的運動者，其主因也完全在是。”

北宋最早提及道統的是柳開。他在《河東先生集》卷一《應責》中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明確把韓愈列為道統的最后繼承者。其后孫復、石介的觀點大體如前，略有發揮，如前者有時提及董仲舒，而后者有時未提及荀子。韓愈將道統論視為排斥異端的主要根據，視儒佛對立為華夷之爭，屬于“入于彼，必出于此”的勢不兩立。宋初人也接受強烈的排斥觀念。如柳開批評老佛之徒至于中國則莫極，孫復則把排斥范圍更加擴大。在其《孫明復小集》的《儒辱》里，認為舉凡“空闊、誕謾、奇險、麗、譎怪之說”都是亂道異端，如果沒有孟子、揚雄、韓愈三人，則“天下之人胥而為狄夷矣”。石介在其《徂徠石先生全集》卷十《中國論》里，則繼承韓愈“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激烈手法，云：“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廬其居廬”，極重夷夏之防。總之，他們都強化道統的排斥性，態度較為極端。除了幾位宋初的道學先驅之外，道統較少被提及。王禹俘兼蓄儒道兩家，穆修反對道統的神秘色彩，范仲淹則重視文學表現，不苛求文必載道。

在為官方面，韓愈抱有“居其位則思死其官”的信念。在北宋這些事跡被描述得更具體。《太平御覽》據韓愈驅鱷而稱其“良刺史”，《冊府元龜》將論宮市置于“正直”條目，將釋放奴婢置于“仁惠”條目，將宣諭王庭湊置于“達命”條，并使用“服膺善道”、“中立不倚”、“耿介方直”等褒詞。范仲淹《答竊議》云：“唐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石介《讀韓文》云：“凌凌逐鱷文，潮民蒙其禧。”王禹偶為韓愈批評陽城不能極力上諫而受到的“妄譏”等作出辯解，他在《管丁謂書》中說：“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而已矣。”當時潮州已建韓愈池塘，當地官吏亦有模仿韓愈撰文驅鱷的事跡。可見韓愈為官盡職盡心的形象已經流行。

性格與立身行事方面是韓愈在宋前常受指摘的主因，直率、肆意等描述時時可見。在北宋前期由于逐漸建立了韓愈的儒者形象，對于其性格的解讀也多形容為積極進取的一面。但在立身行事方面，則仍據儒者標準予以批評。如蘇舜欽《答馬永書》云：“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見用，獨居畎畝，樂以終身，蓋亦多矣。故韓退之謂顏子惡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雖樂不足稱也。又觀其《感二鳥賦》，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意即韓愈科舉不售時作賦寄托，希望揚名，不甚符合大賢進退自如的涵養。

值得注意的是，對韓愈的相關批評較前代大為減少，且風氣所移，把之前的負面敘述修正為頌揚。如《舊唐書》認為韓愈《諱辨》不合孔孟之旨。但《太平廣記》將其描述為韓愈獎掖后進之舉。如其卷202說，“韓愈引致后輩，為舉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韓門弟子”，以襯托韓愈的愛才。又說：“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于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籍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人，仆者謂日：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稹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后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憾軻。文公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競不成事。”這就不像之前所述韓愈主觀處事、違背時俗，而有意通過對李賀恃才傲物的描寫來襯托韓愈虛心下士。《冊府元龜》也有類似例子。《舊唐書》的《韓愈傳》敘述韓愈因臺參問題與御史丞李紳齟齬之事云：“(韓愈)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為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敕仍不臺參。紳、

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為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為兵部侍郎。”這就將責任歸咎于兩人性格。而《冊府元龜》卷339云：“在朝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乃罷愈為兵部侍郎，李紳為江西觀察使。”其提出相關爭論是李逢吉有意設計的，并對李逢吉的狡獪和李紳的褊直進行說明，這就改變了之前記敘韓愈性格偏執的形象。宋代之前關于韓愈性格的批評北宋前期逐漸得以淡化，正是當時尊韓風氣的反映。

(二)歐陽修及北宋后期對韓愈其人的評價

自宋初始，韓愈逐漸在道統與文統兩方面受到贊譽，但隨后對韓愈其人的評價也逐漸趨于理性，且對于韓愈詩歌的開拓意義逐步加以體認，這都在承前啟后的歐陽修得以體現。

歐陽修初讀韓文印象，乃是韓愈超然于功名利祿。歐陽修曾在《記舊本韓文后》中說明他初接觸韓文時的心得：“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日：學者當至于是而止爾。……予之始得于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于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

韓愈任四門博士期間，曾強調士人不應追求功名。他在《答尉遲生書》中說：“將蘄至于古人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又說：“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于軾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這是不同于時俗、不追求功名利祿的特立獨行。歐陽修亦看重視這點，因此有“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的感慨。蘇軾《六一居士集序》說歐陽修“論大道似韓愈……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可見時人亦視歐陽修為繼韓愈之后道學方面的領軍人物。

然而隨著歐陽修閱讀的深入，歐陽修逐漸察覺其言行不符的情況，對韓愈不合儒家理念的行為表示批判，開宋儒注重言行之先河。醒目之處略舉數端：其《詩解統序》說：“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是明圣人本意乎。”《與尹師魯第一書》說：“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書李翱集后》說：“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爾。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這些都可以看到歐陽修不為賢者諱的態度，而后世理學誅心之論也在此可見發端。

在歐陽修之后的北宋后期，韓愈的儒家形象及排佛事跡乃至為人處世等受到質疑和批評。當時文人察覺韓愈儒家學說不夠精純，在考論一些儒家典籍上也有所疏忽。比如反對排佛的代表人物契嵩著有《非韓》三十篇，雖不乏吹毛求疵之處，但因宋神宗肯定其儒釋一貫的說法，其論有一定的影響。他指責韓愈性三品的觀點不妥，主要是論情而不是淪性，因性沒有上下善惡之分，故論語云“性相近”。后人在這一點上的議論也多與其類似。而王安石則對韓愈的學說、著作、行事進行全方位的批判，可謂是“非韓”的代表人物。當時士人們質疑韓愈的儒者身份，乃至重列道統，將韓愈逐出道統譜系，而凸顯其文士身份。

另外，當時亦有觀點認為韓愈親佛，使韓愈堅定反佛的形象被淡化，三教融合的潮流使得韓愈排佛的立論顯得突兀而偏激，士人不滿其簡單粗暴的排佛方法，而且當時對排佛探討逐漸限于學術范圍內，失去了現實層次的意義。如歐陽修推崇、堅持韓愈的排佛立場，可在校勘韓集的過程中認為《與大顛師書》是韓愈親筆。但蘇軾對此看法有不同意見。而司馬光則從實證出發，根據韓愈詩文喜好遍征典故，可知韓愈于書無所不觀，自然也包括佛書。此外韓愈的立身行事亦被指摘。總體而言，宋代士人重視“立德”甚于“立功”，他們在仔細考察其事跡及文章的過程中，發覺了韓愈一些言行不符、不堪窮困的作為，這些均被視為不合圣賢之教，至少是涵養不足的體現，并對南宋接受韓愈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二、對韓愈其文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對韓文的接受

晚唐五代的柔弱文風，入宋之后仍然維持。宋初尊崇韓愈的文士以韓文作為批判浮艷文風的典范，重新塑造韓愈的文學形象，使得韓文逐漸取得尊崇地位。如王禹偶《贈朱嚴》云：“韓柳文章李杜詩”；《答張扶書》云：“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蘇舜欽《李翱集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柳開《答梁拾遺改名書》云：“文之最者日：元、韓、柳、陸”。但由于掌握韓文資料的不足及尊韓的明確目的性，他們對韓文的理解接受不夠全面。

韓文的儒道色彩雖為北宋前期文士所共識，但在具體領會時各有千秋。如從儒家教化角度的體認，對文風特色的模仿，或發掘新的文體等。

關于韓文的載道問題，從唐代韓門弟子始就強調其仁義教化的色彩，到宋初亦如是。柳開《昌黎集后序》云：“先生于時做文章，諷詠規戒，答論問說，純然一歸于夫子之旨，言之過于孟子與揚子云遠矣。先生之于為文，有善者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無勃然而生于亂者也。”他指出韓文懲惡勸善的功能，并抬高到超越孟子的地位。孫復《答張洞書》云：“至于始終仁義，不叛不離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石介《上趙先生書》云：韓文“必本于教化仁義，根于禮樂刑政。而后為之辭”。他因此進一步推舉韓文：“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爭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穆修、姚鉉也都有類似表述，皆重道輕文，認為與此相背的就是不得其正的浮華之詞。

由此他們筆下形容的以韓愈為文壇中心的文學形象就有所偏頗。如石介云：“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他把元白看成韓氏的追隨者，顯然出于主觀意愿，反映出時人對韓愈道德文章的推舉之情。后來呂南公在《書盧全集后》也有類似說法：“唐三百年文儒為盛，然莫盛于元和以來。韓退之其名教宗主歟!而懇懇推道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觀、張籍、孟郊、侯喜、歐陽詹、盧仝輩，遜服卑卑，如不足者。退之豈真宜坐其下哉?斯以見韓之大賢也。數君皆能自致于有聞，然各有終身之蔽。又當時于韓各有輕悅處，不聞韓以為間，益見韓之賢也。”這些都顛覆了《舊唐書》“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的記載。

關于韓文的特色，則有體認上的差異。韓文一般以詰屈聱牙聞名。遣詞造句及題材富于新奇變化，兼具氣魄雄壯之格，因此在宋初人眼中頗能作為矯正柔弱浮華文氣的有力工具。比如石介在太學時，力詆時文，有意作氣，直接影響到后來風靡一時的太學體的發展，甚至出現片面追求怪奇的傾向。此外，張扶、宋祁等人從文章技法上來接受韓文，雖未從道學層面予以闡發，但同樣不免故意標大成”的地位確定下來，并與杜甫比肩，被稱為“杜詩韓文”。歐陽修、秦觀、晁補之等人對于韓文均有仿作，如秦觀《五百羅漢圖記》及晁補之《捕魚圖》都是效法韓愈的《畫記》筆法，而沈括、唐庚等

人留意韓愈的句法和字法。蘇軾、秦觀、陳師道等人都有關于韓愈文章集大成的論述。

此外對于韓愈的文學主張和創作觀念，當時人則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修正及補充。比如歐陽修繼承“不平則鳴”、“窮苦之言易好”而提出“窮而后工”，“去陳言”被理解為“古中求新”、“點鐵成‘金”的工夫等。此外，當時人并不欣賞艱澀怪奇的文風，強調理得詞順，有效糾正之前的偏頗發展。可以說在北宋后期，韓文的內涵意義最大限度地被發掘出來。

三、對韓愈其詩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對韓詩的接受

宋初在晚唐詩風籠罩之下，白體、晚唐體、西昆體各領一時，而韓詩影響有限。

柳開作為在宋代最早提倡韓愈道統的人，在詩歌方面也刻意模仿韓詩。其《河東集》僅存五首詩，《全宋詩》另從他書輯得三首，其中四首律絕流于一般，而四首古詩都可見韓愈風格。如《贈夢英詩》有句云：“舍羊犬豬用彪虎，氣包茫昧廓區宇。別發披緇心有取，蛻免羈局脫潛去。”明顯是學韓愈險怪奇崛一路。按李肇《唐國史補》云：“元和以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可見柳開詩學樊宗師，艱澀難懂。

同時的穆修、尹洙、石介等人對于韓詩也有類似的接受。穆修存詩約五十多首，其中律絕為多，風格平淡。但其幾首五言排律多為長篇，頗可窺見韓詩之風。其《秋浦會遇》長達1200字，截取一段如：“齪齪幽遐地，棲棲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情親。豈意當漂謫，茲諧卜并鄰。溫溫窺表粹，晏晏奉嬉。直道談端辟，橫流語下堙。綺文何斐，瑰行亦磷玢。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飲醇。”其間可見所抒發的感遇古拙凝重，與同時詩風大不相類。尹洙古文成就較高，但其詩歌質樸無文。引其《帝籍》如下，以見一斑：“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誠，匪勤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帝謹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石介詩存不足150首，不出同時諸人學韓范圍。如其五古《讀韓文》：“眇焉五帝上，嘗觀二典辭。煥乎三王間，嘗觀二雅詩。道德既淳厚，聲光何葳蕤。烈烈日精散，閎閎雷聲施。施焉如飛龍，潛焉如蟠螭。”縱橫使氣，頗為慷慨，仿佛韓詩面目。他還仿做《慶歷圣德詩》，后人評價不高，如翁方綱云：“其末段音節頗欠調葉，未可以變化借口。”翁方綱進一步評價道：“柳、種、穆、尹，學在師古，又不以詩擅長矣。”可見他過于注重道統儒學而忽略詩歌規律，并不利于詩藝正常發展，但在當時為反對浮靡詩風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此外，王禹俘七律《贈朱嚴》云：“未得科名鬢已衰，年年憔悴在京師。妻裝秋卷停燈坐，兒趁朝餐乞米炊。尚對交朋賒酒飲，遍看卿相借驢騎。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崇韓之情顯而易見。他的詩文以簡樸易曉為號，但其詩歌呈現的散文化、議論化的特點則是與學韓有關的。因此無論詩或文，王禹俘都是平易學韓的首倡者。

但這些詩人總體上還未足以扭轉時風乃至建立新的標準，這項工作就要留待后人諸如歐陽修等來完成了。

(二)歐陽修及北宋后期對韓詩的接受

隨著北宋立國以來對于韓愈及其文章的肯定，進入北宋后期，韓詩也開始大放異彩。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云：“昌黎詩不似唐，卻高于唐。永叔論詩，不專美子美而尊昌黎，良亦有見。陳后山謂韓以文為詩，故不工。不知韓，并不知詩也。然則韓之起八代，寧特以其文哉?”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諸位大家涵泳出新，各出機杼，使得韓詩接受呈現出最熱烈的情形。北宋末開始籠罩詩壇的江西詩派，雖未明確拈出韓愈為標榜，但創作手法中的以文為詩、鍛煉字句、涵詠才學等特點，亦與韓愈頗有干系。通過接受和闡揚韓詩而影響有宋一代詩風的關鍵人物是歐陽修。

歐陽修自幼心慕韓氏，傾力學韓，對于韓愈詩文早就了若指掌。其詩征引韓愈所在多有，如《讀書》：“信哉蠹書魚，韓子語非訕”；《答蘇子美離京見寄》：“退之序百物，其嗚由不平。”由此可見歐陽修鉆研韓愈的全面深廣，并且在下筆時自然而然地進行引用。

梅堯臣說韓詩“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可知韓詩自來曲高和寡。歐陽修推崇韓愈健筆來革除浮澆風氣，發揮“以文為詩”的特色，開啟了宋詩的新風貌。錢鐘書《宋詩選注》云：“歐陽修深受李白和韓愈的影響，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來的形式，一方面使這些形式具有彈性，可以比較地暢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適履似的犧牲了內容，希望詩歌不喪失整齊的體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樣的流動瀟灑的風格。在以文為詩這一點上，他為王安石、蘇軾等人奠定了基礎。”就歐陽修接受并發展韓愈的“以文為詩”而言，尤具開創意義。

歐陽修接受韓愈的時代背景是北宋中期儒學復古思潮的勃興與道統觀念的漸趨強化，北宋詩新亦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他借鑒韓氏，完成了對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構。由于歐陽修領導詩壇和后來王安石、蘇軾等人的推波助瀾，“以文為詩”成為北宋詩壇普遍的創作傾向。隨著以歐陽修為核心的眾多文人的尊韓、學韓，宋代文學逐漸呈現出新的面貌。歐陽修乃杜、韓與蘇、黃之間的重要藝術中介，對宋詩風格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

樹立風格包括揚與棄兩個方面，歐陽修除心儀韓愈變革的雄健筆力，也糾其偏好奇險的缺失。他繼承發展韓愈的“以文為詩”，使宋詩趨向散文化、議論化，同時也斟酌學韓利弊，提倡以平易糾正過于奇險之弊。而平淡雋永正是宋詩風格的指歸。歐陽修在《與曾子固書》里明確說：“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同樣，歐陽修的文風與韓文不同，最早指出兩家文風有別的是蘇洵。他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余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從歐陽修、王安石到蘇軾、黃庭堅，宋詩諸大家在傳承中加以創變，宋詩的基本面貌亦在此過程中確立。

總之，北宋初期詩壇沉浸在晚唐五代余波里，舉凡白體、晚唐體、西昆體都還描摹唐音余調，局面漸窄，直到慶歷年間歐陽修、梅堯臣發起詩新后才改觀。他們以掃除卑弱浮糜的詩風為己任，以韓愈相標尚，在創作及理論方面都開辟了暢健風格。他們對韓詩的詮釋在于具體描述以文為詩的表現力、雄豪恣肆的風格及用韻的成就，并在具體創作實踐中卓有成效地運用。此后韓詩與韓愈的道學及古文一起對宋人產生巨大影響。在慶歷年間以降，涌現一批學韓的詩人諸如王安石、王令、李覲、呂南公等。歐陽修等人雖也繼承中晚唐詩歌，但積極求變，自然上溯到極富變革精神的韓愈。這使得北宋仁宗一朝對韓愈的發揚達到。他在身邊吸引大批文士如梅堯臣、蘇舜欽、石延年等，對當時及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綜上而言，北宋時經過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士人群體推波助瀾，韓愈的負面形象得以扭轉并趨于理性看待，而其詩文的開拓示范意義亦逐漸被發掘出來，成為文章軌范，對北宋以后的韓愈研究及接受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注釋：

[1]錢鐘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62頁。

[2]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9頁。

[3]李勇先校點：《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4頁。

[4][6][7][17][19][21]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第536、11、29、1189、77、228頁。

[5]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462頁。

[8][18]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36頁。

[9]呂南公：《灌園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4頁。

[10]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91頁。

[11]蘇洵：《嘉佑集箋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1頁。

[12]裴度：《寄李翱書》，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頁。

[13]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3頁。

[14]范縝：《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頁。

[15]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7頁。

[16]翁方綱：《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82頁。

[17]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76頁。

[20]錢鐘書：《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7頁。

The Acceptance of Han Yu in the North SOil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