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范文1

關鍵詞：張培基；習語翻譯；翻譯技巧

1.張培基生平簡介

張培基先生于1921年出生于福建，在上海接受了初中等教育。曾多次赴日本美國留學。回國后1951年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從事四年編譯工作，后有先后于中國人民外國語學校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執教，1991年退休。

他的譯著和專著在學術界有著廣泛的影響，被國內外圖書館收藏，其名字已經被列入《中國翻譯家詞典》，在當今中國翻譯界有著重要的地位。幾年來，他一直在為《中國翻譯》雜志的“翻譯自學之友?漢譯英練習”專欄撰稿，這些譯文自然流暢并且極具文采，充分體現了譯者的翻譯理念，實乃翻譯作品的經典，令許多讀者和翻譯愛好者受益匪淺。這些譯文后來被收進《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集結出版，不但為中國學者進一步研究翻譯理論與技巧提供了豐富的實例文章，而且為外國學者研究中國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長期以來海內外一直有學者在研究他的作品。

2.關于習語翻譯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習語是文化信息特別集中的詞組或句子。習語，包括了俗語和諺語，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它具有簡練、豐富、生動的表達特點，并且涵蓋了地理、歷史、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內容，具有強烈的文化特色，是語言的精華。中英習語的主要區別不僅表現在詞匯、語法和修辭方法這些語言表達方式上，還體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英習語源于不同的文化，表現出物質生活、歷史、生活環境方面文化的相似和差異。作為翻譯專業的學生，對習語正確熟練的翻譯是很有必要的。對習語的翻譯，翻譯理論家們已經作了大量的研究。為此，特意總結了張培基先生的習語翻譯技巧，指導日后的習語翻譯學習。

3.張培基習語翻譯原則與技巧

3.1翻譯原則

在翻譯方面，張培基同意魯迅的翻譯觀念，即一方面“力求其易解”，一方面“保存著原作的風姿”。所謂“力求其易解”，就是要求譯文語言通順易懂，符合目的語用詞規范，與本民族習慣一致；所謂“保存著原作的風姿”，就是譯文要忠實于原文，在翻譯譯文的內容同時要保持原文的形式風格特點，也就是魯迅先生說的“異國情調”和“洋氣”。他認為翻譯就是翻譯，假使它讀起來不像翻譯，而譯者并以此而感到自豪――這都是不夠的，因為它表示原文的形式已遭到破壞。所以，張培基認為譯文不得過分地道、過分西方化。

3.2翻譯技巧

張培基列出13種漢譯英習語的翻譯方法并給出了具體的例子，其中前三種是最主要的方法。盡管后來許多學者在張培基提出這13種技巧后也進行了大量探討和研究，其中方法也不外乎這幾種。

以下例子均是節選自張培基譯作《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中他對習語翻譯所采取的翻譯。

3.2.1直譯

張培基一致認為保持原文的風格和形式而采取直譯是很有必要的，當然這里的直譯不是指一對一的機械翻譯。習語往往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傳統和文化，所以直譯具有特殊的意義。但是直譯也應該是基于固有的語法規范，語言習慣的，不能在新語境中產生歧義。張培基認為直譯即適用于“在不違背譯文語言規范以及不引起錯誤的聯想和誤解的條件下，在譯文中保留原文習語的比喻、形象和民族色彩的方法。”

例如《時間即生命》第二段末尾這樣一句話：我的好多時間都糊里糊涂的混過去了，“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張譯為：Very much of my time has been frittered aimlessly.As the saying goes，“One who does not work hard in youth will grieve in vain in old age.”對于習語“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便采用了直譯方法，意思完整的表達了出來。

3.1.2同義習語借用法

盡管直譯法是翻譯習語的第一選擇，但是當在有利于表達原作的思想并與原作的上下文不發生矛盾的條件下，英語同義習語的適當借用有時仍是有必要的。有以下幾種情形可采用同義借用法：（1）有些漢語習語和英語習語在內容和形式上完全符合，它們不僅字面意義相同，并且隱喻意義也及相似或完全相同。（2）有些習語只有字面意思，沒有比喻意義，不會發生保持習語的民族和文化特色問題。如“一心一意”譯為“heart and soul”，“每況愈下”譯為“to go from bad to worse”；（3）對比喻意義不相同的習語通常采用直譯，但是如果直譯拖泥帶水，或者譯后效果不如原文，甚至產生了誤解。

在文章《學問與趣味》中，有這樣一句話：如果淺嘗輒止，甚至躐等躁進，當然味同嚼蠟，自討沒趣，張譯為：On the other hand，you will finding learning as dry as sawdust and feel frustrated if you refuse to go into a subject in depth or even make impetuous advances without following the proper order.此句中的“味同嚼蠟”是形容語言或文章枯燥乏味，這里張培基先生沒有進行直譯，而在英文中找到“sawdust”來代替“蠟”，這種同義習語的借用在恰當不過了。

3.1.3意譯法

當前面兩種方法都不盡如人意時，通常采用意譯，一般有以下兩種情形：（1）習語有雙關意譯，比如歇后語。若勉強直譯會顯得累贅，效果不佳，同時找不到目的語中的同等習語，便采取根據內容意譯。（2）某些習語來自于某個歷史故事，有著歷史淵源，但是由于時代久遠，習語緣由已丟失，采用直譯而沒有注解也無法表達清楚，便采用意譯。

在《戀愛不是游戲》文章中：但他若不曾了解現世，他又怎能勘破現世，而跳出三界之外呢？對于“三界”是佛教用語，指欲界、色界、無色界，張譯為“mortal world”即意譯為“眾生所住的世界”是很準確的，因為若直譯的話就需要分別解釋“欲界”“色界”“無色界”即使是中文也不見得很多人懂得準確的意思，并且在英文中也找不到對應的習語，所以根據上下文采用意譯。

4.總結

以上方法即為張培基認為在習語翻譯中最主要的三種，其余的還有省略法、增添法、還原法等等就不一一概述了。對于翻譯學習，張先生強調學習翻譯要多進行翻譯實踐，以實踐為主，而不是鉆到理論研究里面，整天糾纏于“信、達、雅”，那是本末倒置，同樣理論也是要學的，它應該作為翻譯實踐的參考與指導。（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陳宏薇.新實用漢譯英教程[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2] 朱曼華.張培基教授譯苑耕耘錄[J].中國翻譯，1996（6）.

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范文2

1.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簡介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于1999年6月由英語語言文學系、東方語言文學系、西方語言文學系、俄語語言文學系四個系組建而成，現下設英語語言文學系、俄語語言文學系、法語語言文學系、德語語言文學系、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語言文學系、阿拉伯語語言文化系、日語語言文化系、南亞學系、東南亞語言文化系、西亞語言文化系、朝鮮（韓國）語言文化系、亞非語言文化系、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所、世界文學研究所、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教育中心等15個系所中心；擁有英語、俄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日語、阿拉伯語、蒙古語、朝鮮語、越南語、泰國語、緬甸語、印尼語、菲律賓語、印地語、梵巴語、烏爾都語、波斯語、希伯來語等20個本科語種專業。除招生語種外，學院還擁有拉丁語、馬來語、孟加拉語、中古波斯語（巴列維語）、阿卡德語、蘇美爾語、赫梯語、阿拉米語、藏語等現代和古代語言的教學資源并開設過課程；學院有教師從事古冰島語、古敘利亞語、圣經希伯萊語、吐火羅語、格魯吉亞語、于闐語等語言的研究，其中古冰島語和格魯吉亞語計劃近期開設課程。學院開課語言和研究語言的數量正在穩步增加。

2.北京大學翻碩初試參考書目

（1）英語筆譯（語言服務管理）方向

01漢語寫作與百科

《百科知識考點精編與真題解析》，光明日報出版社；

《中西翻譯思想比較研究》，劉宓慶，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1）；

《翻譯研究》，思果，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1）；

《問學·余秋雨：與北大學生談中國文化》，余秋雨，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中國翻譯》期刊；

02翻譯碩士英語

《英語筆譯綜合能力2級》，汪福祥，外文出版社；

《英語專業考研基礎英語高分突破》，世界圖書出版社；

《英語專業考研基礎英語試題》，郭棲慶，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03英語翻譯基礎

《高級英漢翻譯教程》，葉子南，清華大學出版社；

《英漢簡明翻譯教程》，莊繹傳，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英語筆譯實務2級》，汪福祥，外文出版社；

《散文佳作108篇》，譯林出版社；

《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張培基，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日語口譯方向/日語筆譯方向

01漢語寫作與百科

《百科知識考點精編與真題解析》，光明日報出版社；

《中西翻譯思想比較研究》，劉宓慶，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1）；

《翻譯研究》，思果，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1）；

《問學·余秋雨：與北大學生談中國文化》，余秋雨，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中國翻譯》期刊；

02日語翻譯基礎

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范文3

關鍵詞： 英語專業 美國文學選讀 中國傳統文化 融入策略

對國內高校的英語專業而言，美國文學選讀是一門重要的人文素質教育課程。傳統上其教學內容圍繞西方人文價值觀展開而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的比較和融入。縱觀國內高校英語專業的課程設置，涉及中國傳統文化及價值觀教育的課程鳳毛麟角，絕大多數高校甚至根本沒有，產生了一種現象――中國文化失語癥。這個短板已影響了國內英語專業學生的質量：許多英美人士很驚訝，中國學生談起英美文化頭頭是道，娓娓道來，懂得之多甚至超越他們，但若想了解其感興趣的中國國情或文化，則發現這些中國學生往往語焉不詳，表達不清，或干脆知之甚少，令他們大失所望，也令中國學生十分尷尬。這種局面亟待改變，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影響了中外對等交流。要改變，除了用英語專門開設中國傳統文化、當代文化課程（目前這方面的人才很少，開設有難度）外，利用既有課程，增加中國文化的融入與比較內容，也不失為一條可行的途徑。本著這一思路，筆者對國內英語專業美國文學選讀教學中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入策略做了探索。

一、備課環節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正如中國古人的經驗，教師在開課前要做好充分準備。由于新增了不少中國文化知識，該課已變成一門新課，在某種意義上它是“美國文學選讀與中國文化”課，這就要求教師拋開傳統教案，重新備課，并對自身的知識儲備與素養進行較大調整和充實。具體而言，扎實做好以下工作很有必要。

1.豐富教師的知識儲備。國內英語專業的教師大多是英語專業出身，是在中國文化相對缺失的環境中培養的，因而教師自身知識儲備存在不足。要彌補這一不足需下大力氣重新學習。幸運的是，在這一領域，國內的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已開展多年，具有成熟的知識體系，教師可自學其教材，或參加有關培訓。這方面的常用的經典教材有《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讀本》、《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漢語與文化交際》、《中國古代文化簡史》、《中國思想簡史》、《中國文化面面觀》、《中國古典詩詞讀本》、《中國古典散文讀本》、《中國社會概覽》（上、下冊）等。除了漢語讀本外，中國文化的英譯本如《論語》、《老子》、《周易》、《唐詩三百首》、《中國文學概況》、《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等也是很好的材料。當然，如果閱讀中英對照的文化讀本則最好。這方面可以搜索國家孔子學院總部編寫的一些文化教材。工具書方面，比較好的有輿水優編著的《朗文漢英中華文化圖解詞典》，外研社的《新世界漢英大詞典》等。另外，經常讀一些國內的英文報刊如《中國日報》、《21世紀報》、《北京評論》等及其漢語詞匯英譯匯編亦有非常好的輔助作用。

2.謹慎選擇中國文化教學內容。盡管有對外漢語教材做參考，具體在美國文學選讀教學中使用哪些，仍然是很大的問題。這里面主要還是參考美國文學選讀的大綱，以它為基準來選擇，畢竟課程的名稱還是美國文學選讀，中國文化或中國文學只能融入而非喧賓奪主。在具體選擇中，教師可發揮才華，有很強的靈活性和自主性，但必須具有明顯的可比性和興趣性是一條重要標準。參照這一標準，教師可以量體裁衣，做各種新穎嘗試。如講解華盛頓?歐文的《瑞普?凡?溫克爾》時，可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做平行比對，講艾米莉?狄金森及其詩歌時可用李清照的命運與詩歌與其對比，講梭羅的《瓦爾登湖》可用中國莊子的思想和學說與其比較，講霍桑的《紅字》可與中國的《紅樓夢》作對比，闡述“紅”色的文化內涵，講述馬克?吐溫的《美國跳蛙》、《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競選州長》時可用魯迅的諷刺思想與其相比，講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時，可對《三國演義》中的關羽與主人公圣地亞哥的英雄主義的異同及不同文化、思想淵源進行討論，用龐德的詩歌闡述李白的詩歌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等等。這是一個廣闊的天空和舞臺，有足夠的空間供教師馳騁。只要選擇得當，就定會引起學生的濃厚興趣，取得很好的課堂教學效果。

3.注意中國文化教學順序的安排。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既有淺的、相對表面一些的東西，如書法、春聯、武術、剪紙、民歌等，又有深奧的東西，如中醫、詩歌、曲藝、戲劇、文學等，更有深邃的哲理，如儒、釋、道等。它們的深度不同，在初始階段學生對它們的興趣便有較大差別，因而需要仔細甄別，合理安排，以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一般來說，按學生的接受順序，應是先易后難，先有趣后深刻，先形而下后形而上。本著這樣的原則，可以按照要融入的中國文化的難易或趣味順序，對所傳授的美國文學文本的順序做相應調整，而不必拘泥美國歷史發展的順序講解。如可以先講歐?亨利的短篇小說《麥琪的禮物》和麥爾維爾的小說《大白鯨》，引出西方圣誕與中國新年的比較，西方窮人的愛情故事與中國《孟姜女哭長城》等民間故事的比較，西方的哥特小說與中國《聊齋志異》的話題，再討論菲茨杰拉德的《偉大的蓋茨比》和馬克?吐溫的《哈克?費恩歷險記》，引出與中國的《紅樓夢》和《西游記》的主題比較。最后講梭羅的《瓦爾登湖》、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自傳》和愛默生的《論自然》：《瓦爾登湖》可與老子的道家思想比較，《自傳》可與孔子的儒家思想比較，而《論自然》則可與中國的禪宗思想一起討論，等等，靈活安排。

以上這些準備很關鍵。在此過程中，教師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扎實掌握有關中國文化知識的同時，要知道和能夠運用準確的英語表達。為此，他們需做大量的查閱、搜集和咨詢工作。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通過有效課堂教學培養出合格的跨文化人才，培養出能夠將中國文化有效傳播出去并提升國家文化形象的英語人才。在完成這些準備后，下一步他們應做的是如何把選定的中國文化知識付諸實踐。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涉及另一個關鍵環節。

二、教學實踐

教學實踐直接關系教學成效，因而需仔細考慮，周密安排。在這一環節，除了教師的主觀性、積極性外，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同樣重要，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更重要。上世紀60年代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提出了著名的建構主義教學理論，該理論認為學習是“在教師指導下的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被灌輸的對象。教師是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知識的導航者（knowledge-navigator），而不是知識的傳授者與灌輸者”[1]。由此可見，教師除了要做好一系列工作如講解、引導、組織、答疑、解惑等外，學生也要主動做一些事情，這很重要。

1.學生課前準備。每次課結束前教師都應告知學生下次課的主要內容、重要議題、涉及的美國作家作品、中國作家作品或相關中國文化知識。學生在預習時應做到二者兼顧，而且要查找、背誦與中國作家作品或文化知識相對應的英文詞匯，以備課堂發言和討論。為了督促學生認真準備，教師可要求學生上交所收集的中英文對照詞匯，并適當抽查背誦情況。對準備認真、資料豐富、背誦準確的同學可按高分計入平時成績，并納入期末總評。對準備情況不好的同學，亦可降分處理。總之，每個學生都有對應的預習作業成績并帶入期末評估，以此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生課前準備得越多，掌握的知識越多，在此基礎上越能領悟和增加新的知識，教師的引導、點撥、組織的作用就能發揮得越好。因而這一工作一定要做好，為達到此目的，可以叮囑學生：課前準備不好會影響課堂發言討論，課堂發言討論不積極或效果不好（顯然是缺乏準備所致）會影響平時成績和總評成績。

2.課堂平行討論。課堂是最重要的教學場地。對美國文學選讀課而言，課堂既是教師的天地，又是學生的舞臺。在這里，教師和學生都要做很多事情，尤其要完成最有意義的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教師要做的事情包括導入、講解、PPT演示、提問、答疑、組織討論、布置任務、布置預習和作業等，學生要做的事情包括回答問題、提出疑問、參加討論、完成任務等。其中，討論的環節最關鍵，是教師與學生的共同“演出”。中國文學和文化內容的融入使互動內容大大增加，甚至翻了一番。因此教師的話題和學生的話題都增加了許多，這樣不僅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課堂內容，提高了教學質量，而且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興趣和參與熱情。如討論拉爾夫?埃里森《看不見的人》的主題與中國禪宗思想的異同，讓學生思考禪宗思想的宗旨包括哪些，哪些中國經典文學作品有典型的禪宗思想；討論愛默生的《論自然》中的思想與中國儒家思想的異同，讓學生思考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哪些，哪些中國經典文學作品體現了明顯了儒家思想，等等。這些問題一定會引起學生濃厚的興趣，當然前提是教師必須將有關重要議題提前布置下去，讓學生在預習階段有充分準備。

3.課后閱讀、積累與寫作。對學生而言，課余時間超出課堂時間很多，是學習和提高的主要時間。課余時間的利用效率如何，對學生成績或能取得的成就影響很大，因而如何利用這段時間很重要。實際上學生課后的預習、復習、再學習是一個綜合的復雜過程。這里注重的是復習和再學習方面。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學生應課后鞏固課堂所學，再補充學一些。至于學什么，教師可有針對性地加以安排。對有中國傳統文化、文學融入的美國文學選讀課而言，一般而言，教師應平行安排，即既要安排閱讀具體的美國文學作品，又要安排可比較的中國文學或文化作品。尤其是一些英文版或中英文對照版的，如林語堂的《吾國吾民》（My Country，My People），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英文版），宇文所安的《中國文論》（中英對照）等。在做好閱讀的同時，必須讓學生做好積累工作：主要是積累中英文對照的準確的說法和詞匯。為了督促學生學習，可按上面預習時的做法，要求上交、抽查、計分。另外，為了強化學生的邏輯思維和書面表達能力，教師還應安排一些寫作任務，如一學期寫3-4次。寫作的內容主要是中美文學、文化對比等。篇幅不一定很長，但要達到一些標準，如邏輯合理、論證有力、語言準確、得體、層次清楚，等等。這些作文教師可視為重要的平時成績計入學生的期末總評。

4.期末考核。期末考試歷來是中國大學生最重要的考試，在總評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學生最關注的“大考”。為了督促學生了解和掌握中國文學、文化的英文表達，除了平時成績外，相關的知識也應體現在期末考試中。如可以在名詞解釋中讓學生解釋Confucianism，Taoism，Buddhism，比較當前國內倡導的“中國夢”與《偉大的蓋茨比》中的“美國夢”的異同等。期末考試中中國文化、文學知識可占較大比例，如40%。目的是明確告訴學生，這門課的性質沒有變，但內容和目的發生了變化。它要求學生在掌握美國文學、文化知識和價值觀的同時，理解和把握中國文學、文化知識與價值觀，比較詳細地知道它們的異同并能夠用英語準確地表達。他們必須綜合、較全面地提高中西文化素質，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未來的對外交流工作。

三、結語

以上主要是通過考核、計分這個杠桿督促學生學習，在某種意義上屬于“嚴肅型”教學。實際上除了這些手段外，還有其他許多能直接調動學生積極性的“活潑”手段，如中國文化英語表達大賽，中國戲劇的英文改編小品表演，英譯中國古詩朗誦會，中國散文英譯比賽，中國古代散文英譯比賽等都是很好的形式，甚至效果更好。因此，在教學之余，教師可充分發揮聰明才智，或從學生中集思廣益，組織各種有趣的課外活動（部分也可在課內進行）輔助平時教學，借以達到提高學習效率，豐富學生中華文化知識，培養合格的跨文化交流人才的目的。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的形勢變化很快，新的歷史時期要求國內英語專業教育加快改革步伐，調整教學內容，盡快適應我國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和對外交流形勢的新需求，實現國家“十二五規劃”擬定的戰略目標：“構建以優秀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的對外開放格局，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提升國家軟實力。”[2]

參考文獻：

[1]范琳，張其云.建構主義教學理論與英語教學改革的契合[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4）：28-32.

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范文4

關鍵詞：“純語言” “三美” 唐詩英譯 本雅明 許淵沖

一、本雅明《翻譯者的任務》

德國哲學家、散文家和批評家瓦爾特?本雅明在1921年撰寫了德語論文《翻譯者的任務》，該文雖然艱深晦澀，帶有神秘主義色彩，但涉及文學作品的意義、翻譯的意義、翻譯與“純語言”的關系等重大問題，影響極其深遠。德曼曾就此評價說：“如果你不曾就本雅明的這篇文章說些什么，你在學術上就沒什么地位。”（德曼，1986：73）

本雅明認為翻譯是一種不可替代的、獨特的精神表達形式，一切語言都只是對上帝語言的翻譯，譯文的本質屬性不是向讀者傳達或者與讀者交流原文信息。可譯性（translatability）是某些作品的本質屬性。翻譯彰顯了顯存的隱含關系，這些關系在原作沒有被翻譯之前是出于隱蔽狀態的，而翻譯則是一種“與語言的陌生性質達到一致的權宜手段”（本杰明，1921/1999：284），由此，翻譯既能促使自身語言的成長，也能更接近尋得“純語言”（pure language）的目標，“純語言”通過翻譯與原文的共存和互補得以釋放。

二、《唐詩三百首新譯》的“純語言”

（一）“純語言”和“三美”論

通過對本雅明《翻譯者的任務》的解讀，朱湘軍指出“‘純語言’指的是語言間一種超歷史的親緣關系。這種關系存在于每一種語言的整體意之中”（2006：66）；曹丹紅認為“純語言”并不是一種符號，而是上帝的語言，即上帝的命名語言，是一種可以傳達的精神實質（2012：6）。在《唐詩三百首新譯》一書中，“純語言”則可以理解為詩歌的美，許淵沖先生總結為“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詩歌的美超越中文和英文的差異，又存在于中文和英文中。

所謂意美，即指翻譯時不僅要表達字面意思，還要能表達出深層含義，不僅能表述言內之意，還要能表述出言外之意，使讀者能夠產生近似的聯想，體會近似原作所表達的美的意境。意美是“三美”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所謂音美，即指譯文可以借用譯入語的格律，選擇和原文音似的韻腳，還可以借助于雙聲、疊韻、重復等方法來傳達和原文相似的音韻美。所謂形美，許淵沖先生認為，主要是在詩句長短和對仗工整方面，應盡量做到形似。

唐詩的“純語言”不僅體現在或雄壯或秀美的詩境、或沉郁或清新的筆觸以及深沉的情感，而且還體現在它富于變化的格律形式、抑揚頓挫的音韻。由于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中文和英文發音、結構的迥異，要做到“三美”，或者說，在唐詩英譯中解放唐詩的“純語言”，這絕非易事。

（二）例詩賞析

由于《唐詩三百首新譯》中翻譯了意境、音韻、體裁各異的三百多首詩，在此不可能一一解析，僅選取李商隱的代表作之一《無題》進行分析。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

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炬成灰淚始干。

曉鏡但愁云鬢改，

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

青鳥殷勤為探看。

Poem Without a Title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

The silkworm till its end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The candle only when burned has no tears to shed.

At dawn she’d be afraid to see mirrored hair gray，

At night she would feel cold while I croon by moonlight.

To the three fairy hills it is not a long way，

Would the blue-bird oft fly to see her on their height？

李詩為唐詩中常見的七言律詩，押尾韻。許先生的譯文采用抑揚格六音步，尾韻是ababcaca。第三句中silk，spins，silk，sick押頭韻，同時也與原詩中“絲”的音相同，完美地做到了音美和形美。

首聯描寫與愛人難以相見卻又分別在即，景物描寫更烘托出痛苦不堪的心境。李詩中并無人物主語，這是中國古詩的常見特征，雖然給理解增加難度，但是增加了一種朦朧的美感。第一句中兩個“難”字使用了重復的手法，但是意義有所區別，第一個“難”字意為相見困難、機會難尋，第二個“難”字意為分別令人痛苦。許淵沖先生的譯文出于“形美”的考慮點明了人物主語，符合對該詩的主流理解，也符合英語的語言習慣。兩個“難”字，許先生沒有使用同一個單詞翻譯，而是分別選用了difficult和hard，用詞精準，符合原詩的意境。第二句翻譯出了東風無力吹拂、百花破敗的味道，只是漢語中“東風”與春天相關聯，而英語恰恰相反，與春天關聯的一般為west wind，此處似乎略有瑕疵。

頷聯中，李商隱采用了“思”和“絲”的諧音雙關的藝術手法。由于語言的差別，譯文采用了比喻和擬人的修辭手法，蠶絲是從充滿愛意的心中吐出的，這就將蠶絲和愛情聯系起來，產生了與李詩近似的聯想，展示了對愛情的忠貞不渝。

頸聯中增加了人物主語I和She，清晰地解釋了原詩所描繪的意境。

尾聯中，李詩用了“蓬山”和“青鳥”的典故，這在譯文中很難直接地顯示出來，于是許淵沖先生在譯作的末尾加了注。“a long way”與開頭的“difficult”遙相呼應，末句則采用一個祈使性的問句，祈盼青鳥能給愛人帶去問候，恰如其分地再現了原詩的意境，做到了意美。“當不同的語言在各自的意指方式中相互補充、相互妥協，而最終臻于和諧時，純語言（也即大同語言）就誕生了。”（孫致禮，2009：90）

三、結語

在《唐詩三百首新譯》一書中，本雅明提出的“純語言”可以理解為詩歌的美，即許淵沖先生所說的意美、音美、形美。許先生深諳中西文化，精通中西語言，在翻譯過程中，從“意美，音美，和形美”三方面使得原詩的靈魂、感情、音韻、節奏和形式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在英語中發現了唐詩的回聲。

參考文獻

[1] 曹丹紅.本雅明《譯者的任務》再解讀[J].中國翻譯，2012（5）.

[2] 本雅明.本雅明文選[M].陳永國，馬海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3] 德曼.“結論”：瓦爾特本雅明的“翻譯者的任務”[A]//郭軍，曹雷雨.論瓦爾特?本雅明現代性、寓言和語言的種子[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4] 馬.從文學翻譯到翻譯文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5] 孫致禮.在目標語中發現“原文的回聲”[J].中國翻譯，2009（2）.

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范文5

關鍵詞：四字結構；目的論；《贖罪》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4）02-0207-02

《贖罪》是麥克尤恩的著作，發行于2001年，并在2007年改編成電影，從此被廣大的中國觀眾所熟知。這部小說被評為麥克尤恩最著名的小說之一，也是這一時期最負盛名的獲獎書籍。郭國良將這部小說翻譯成中文，不僅使中國讀者能夠更好的理解這一著作，也使中國讀者對麥克尤恩的寫作手法有一定的了解。由于這部小說的深刻內涵以及電影的宣傳，在中國有許多學者從各個方面研究這部小說，主要是針對作者獨特的敘事手法。如杜維平和高一瓊在《麥克尤恩的自由國度――論〈贖罪〉的陌生化敘事結構》中就認為小說先被建構后被瓦解的陌生化敘事模式，使得小說顯現出一種強烈的不確定性，需要讀者不時地將先前對事件和人物做出的判斷進行新的審視和修正。通過置讀者于不斷自我和自我修正的實際體驗中，小說得以在充分展現其陌生化美學意蘊的同時強化了讀者對主人公及其自身的自我意識覺醒的認知力。而有的學者卻認為被譽為“當代敘事信念經典”評論家多從小說的后經典敘事結構和小說闡發的敘事倫理來探詢《贖罪》的深層意義，卻忽視了文本內含的解構敘事技巧對于敘述者的敘事意圖的削弱和顛覆。因此在《復雜人性的質詢――論〈贖罪〉的解構敘事效應》中，黃一暢從美國解構主義敘事學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關于敘事作品中敘事線條復雜性以及反諷敘事的基本觀點入手，揭示《贖罪》中敘事話語的解構功能，論證麥克尤恩運用解構敘事手法以實現其人性探討的終極書寫動機。而在《銜接與翻譯――〈贖罪〉及其中譯本對比研究》中，施秋蕾從韓禮德和哈桑合著的《英語的銜接》一書中的銜接理論為理論框架，結合英漢銜接手段對比研究的大量成果，通過分析、比較郭國良譯麥克尤恩小說《贖罪》中各類銜接方式的處理，指出郭版翻譯對高出句子層級的銜接手段敏感度不足，也未表現出重現原文銜接效果的強烈意識。

關于這部著作的研究多是從文學或語言學的角度來著手，很少有學者將這部小說的原文和譯文進行比較，從翻譯的角度來研究它。更沒有人對于譯文中大量出現的四字結構短語給予過多的關注。郭國良在翻譯這部小說時運用了大量的四字結構，這些四字結構被廣泛地運用在對人物、景物、動作以及心理特征的描寫中。這是一種歸化現象。本文將對這種本土化現象進行研究，探討譯者采用這樣翻譯方法的目的。

一、四字結構的表現

四字結構是現代漢語中最活躍、最具有表達力的精華。它不僅包括既定的四字成語，也指合理搭配、自然通順的四字組合。其特點是結構嚴謹、言簡意賅、節奏感強。在翻譯中使用時可以使譯文更加的形象生動、傳神達意、風采倍增，也可以使讀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內涵。

（一）四字結構在人物描寫上的表現

麥克尤恩在人物的描寫上大費筆墨。他描寫人物的外貌，通過他們的外貌表現他們的性格。例如，我們可以透過塞西莉亞的心理來了解巧克力商這一人物。書中描寫到“she contemplated how deliciously self-destructive it would be， almost erotic， to be married to a man so nearly handsome， so hugely rich， so unfathomably stupid.”郭國良翻譯為“她想，如果嫁給一位如此英俊瀟灑、如此富有闊綽、如此昏庸冥頑的人，簡直是自我毀滅，甚至是蕩檢逾閑”。這里譯者通過5個四字結構的短語形象地勾勒出巧克力商的形象，為之后他所犯下的罪行埋下了伏筆，并從側面反應了塞西莉亞表妹的性格。而在描寫塞西莉亞的表妹時，麥克尤恩寫到“the girl was almost a young woman， poised and imperious， quite the little Pre-Raphaelite princess with her bangles and tresses， her painted nails and velvet choker”。譯文為“ 那位女孩幾乎已經像個小婦人了……她鎮定自若，傲慢威風，帶著手鐲，卷著頭發，染著指甲，……”這句翻譯的四字結構中，前兩個短語直接表現了表妹的性格，后3個并列短語的排比增強了句勢，不僅讓我們在腦海中大致勾勒表妹的形象，并從側面向我們透露出表妹的性格。這類的例子還有許多。作者用“carved”和“still”來描寫塞西莉亞的臉，譯者將這兩個詞譯為，“棱角分明”和“沉靜木然”。作者形容利昂為“too handsome， too popular， no sting of unhappiness and ambition”，譯者也保留了原文中的排比句勢，翻譯為“他英俊帥氣，人見人愛，沒有煩惱，沒有雄心壯志”。

（二）四字結構在景物描寫上的表現

作者對于景物的描寫也絲毫不吝惜筆墨。小說帶給我們濃重的英國田園式的風光就是來源于作者對于景物的描寫。文中有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寫，如“their motionless crowds of thick crested oaks， their greens softened by a milky heat haze. Then， nearer， the estate’s open parkland， which today had a dry and savage look， roasting like a savannah， where isolated trees threw harsh stumpy shadows and the long grass was already stalked by the leonine yellow of high summer.”相應的譯文為“山上濃密高聳的橡樹林一動不動，乳白色的熱浪蒸騰氤氳，將片片草坪蒸得柔和起來。近處，寬敞的草木區今天看上去一片荒涼干燥，就像東非大草原一樣熱浪滾滾；殘忍的盛夏已把長草烘焙得形容枯槁；直射的陽光下，幾棵孤零零的樹木和它們映在地上的粗短的影子形影相吊”。在上面這部分的翻譯中幾乎每一個短句中都運用了四字結構的短語，如“濃密高聳”、“荒涼干燥”、“形影相吊”等。

（三）四字結構在動作描寫上的表現

譯者在翻譯動作時也常使用四字結構短語。比如原文中形容羅拉爭搶布里奧妮的角色時的狀態都是形容詞“the advance of Lora’s dominion was merciless and made self-pity irrelevant.”但譯者在翻譯時將這些形容詞翻譯成四字結構的動詞，“羅拉顧盼自得，步步為營，毫無憐憫，使布里奧妮的自憐顯得格格不入”。在另一個例子中“but， exhausted as he was， and maligned， he would not be turned away from his purpose， his vision.”譯文為“然而，盡管他精疲力竭，盡管受到中傷誹謗，馬歇爾依然固執己見，不改初衷”，譯者依舊使用了一系列的四字結構表現馬歇爾的動作。

（四）四字結構在心理特征描寫上的表現

最后是四字結構在心理特征上的運用。當羅比應邀參加塔利斯家的晚會時，他的心理被描述成“excited and， strangely， free”。這里的3個形容詞分別被翻譯成“萬分激動”、“莫名其妙”以及“自由自在”，表現了羅比此時輕松的心情，也是他此生最后的輕松心情，和他即將到來的厄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此外還有布里奧妮的母親對她侄女的態度描寫。她母親認為她侄女是一個嘩眾取寵的人，她認為她是“tranquil”和“triumphant”。這兩個單詞也被翻譯成四字結構“心平氣和”和“洋洋得意”。

二、歸化的目的

20世紀70年代，功能派翻譯理論興起于德國，經歷了幾個階段的發展。其中，漢斯?弗米爾將翻譯研究從原文中心論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他認為翻譯是以原文為基礎的有目的的和有結果的行為，這一行為必須經過協商來完成，翻譯必須遵循一系列的法則，其中目的法則居于首位。翻譯過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體翻譯行為的目的。

（一）形式上的目的

四字結構是形式上的一種歸化表現，因為中國人習慣用四字短語。無論是書目的標題還是街上的標語，四字結構總是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據統計，四字的電影片名占大多數。因此為了迎合中國人的習慣，譯者在這篇小說的翻譯中使用了大量的四字結構短語。一方面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國人崇尚簡約的本性。冰心曾說過“我們偉大的祖國，是有寫短文的文學傳統的”，她還拿包括上下數千年的《古文觀止》、杜牧的《阿房宮賦》、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巴金的《隨感錄》來說明“短而充滿真情實感的”。另一方面四字結構在音律上面非常押韻，讀起來瑯瑯上口，一氣呵成。比如在描寫塞西莉亞的房間時，譯者翻譯為“書本不合，衣服不疊，床鋪不整”。或者在塞西莉亞下水撈花瓶碎片時，她“踢掉鞋子，解開扣子，脫了衣服，又解了裙子”。這些動作的翻譯增強了動作的連貫性，也加強了全句的氣勢。

（二）文化上的目的

四字結構在文化上也是一種歸化，因為文字是文化的表現形式之一，而文字中的成語更是一種顯著的代表。成語是四字結構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約定俗成的表達方式和文化內涵。兩種文化中千差萬別的兩種表達方式也許會有相同的意思。例如《贖罪》的翻譯中“other needs”被翻譯成“雞毛蒜皮的事情”，“There was nothing that she could think of to say that would bring it back”被翻譯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無論是雞毛蒜皮還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都是中國文化中所特有的用法，翻譯成這樣的成語增加了文化的歸屬感，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小說。

（三）認知上的目的

四字結構還是認知上的一種歸化，因為成語是文學素養和文化的象征。“在心理學，‘認知’是指個人心理過程，即心智具有內部心理狀態（比如：信仰、意志和意愿）”。認知還指“心理過程或知識的能力，包括意識、知覺、推理和判斷等”。成語的使用提升了譯文的文采。比如說“黃鐘大呂”這個成語的翻譯。這個成語出自《周禮?春官?大司樂》，形容音樂、言辭莊嚴、正大、高妙、和諧。如果讀者不能正確理解這個成語的意思，也就不能正確理解全句所要表達的意思。因此這種四字結構的運用提升了譯文的層次，增加了譯文的深度，增強了譯文的文采。

《贖罪》是當代一部著名的小說。誠如其名，這不僅是布里奧妮對她姐姐和羅比的贖罪，也是整個時代關于戰爭的贖罪。為了擴大中國讀者的視野，郭國良將這部小說翻譯成中文。在翻譯中，譯者大量地使用四字結構短語。這是一種歸化表現。這種歸化現象主要出于3方面的目的――形式上的歸化適應了中國人的表達習慣，文化上的歸化增強了譯文的理解性，認知上的歸化提升了譯文的水平，因此四字結構的歸化現象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

參考文獻：

〔1〕Ian， McEwan. Atonement[M]. Vintage， 2002.

〔2〕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

〔3〕郭國良.贖罪[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