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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文化論文范文1
（一）傳統媒體的接觸情況不同，但影響仍然強大
在各種媒介中，電視的作用最為突出，已深深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電視成為最受村民歡迎的媒介，在調查問卷中，82.3%的村民把“看電視”當作休閑活動的首選。在我們調查和訪談的這些村民家中，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電視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茶余飯后，人們會聚集在電視機前邊聊天邊看電視。通過電視，村民們知道國內外發生的大事，收看最近最火爆的電視劇和娛樂節目。而報紙這一傳統媒體則成為村民們接觸最少的媒介，只有13.4%的村民選擇報紙作為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少數民族村落購買報紙的渠道并不多；另一方面因為村民整體的受教育水平較低，閱讀報紙較為吃力。而聽廣播的村民則更少，只有5.3%的村民會收聽廣播，且大多數是老年人群體。
（二）互聯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在畬民特別是青少年群體中盛行
互聯網絡、手機等新興媒介在中國的發展速度十分迅速。在中國農村，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的網絡普及率越來越高。在調查的成人中，手機的擁有率為71%，網絡的擁有率為24%，雖然手機的擁有率較高，但在成人中，人們更多用手機來打電話。手機作為一種新興媒體的功能在閩東畬民中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來。用手機上網的成年人較少，占調查的總成人數的11.5%，年齡在25歲至35歲之間。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畬族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比較落后，他們手中的手機的價格相對比較低廉，手機的功能也相對簡單。智能手機的擁有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用手機上網，產生的流量還要另外計費，這就給畬民造成一定的經濟負擔。而且操作智能手機還需要一定的知識水平和技能，而畬族的成年中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操作智能手機對他們來說還具有一定的難度。這些都是手機在閩東畬村還更多是一種通訊工具的原因。調查中我們還發現一個現象，雖然智能手機、互聯網絡在畬民中的普及率還不高，但是在青少年群體中卻廣受歡迎。在我們調查的青少年中，初中生48名，高中生20名，總共68名中學生。在這些人中，擁有手機的占58%，擁有電腦的占51%，用手機上網的人占31%，73%的人上網是為了獲取信息，60%的人上網是為了娛樂需求。智能手機、互聯網絡在青少年群體中盛行一方面是因為青少年群體熱衷于追求新生事物；另一方面是因為畬村的家長重視下一代的培養，只要是孩子學習和生活的必需品都盡量滿足孩子的需求。
（一）思想價值觀念的變化
畬族自稱“山哈”，“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這說明畬族居住的地方大都為山區。山區交通落后，信息閉塞，正因如此畬家村寨大都比較落后，包括經濟上和思想觀念方面的落后。隨著大眾傳播媒介的興起，它們成了畬族人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大眾傳媒所傳遞的信息大都包含著它所處的那個社會最先進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當這些思想觀念、價值觀念向落后地區傳播時，必會對這一地區產生重大的影響。幾十年以來，在大眾傳媒的影響下，閩東畬族人民的思想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次的閩東畬族媒介調查中，51%的被調查者認為，現代傳媒對畬族的“民族文化、道德觀念”產生的影響最大，52.3%的村民選擇因為“接觸媒介而改變思想價值觀念”。“尊重科學、反對愚昧”、“幫助他人、快樂自己”等當今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念，88.7%的村民表示贊同。畬民中的那種“自給自足、以農為本”的傳統的小農經濟思想觀念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轉變，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觀念和致富觀念等新的價值觀念。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僅需要現代化的經濟結構，還需要現代化的價值觀念，而在推動人們的價值觀念的轉變方面，現代傳媒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閩東畬族村民思想觀念的變化過程中，大眾傳媒所傳遞的現代化的信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媒體所提供的信息環境是一種“擬態環境”，而村民在接觸媒介時是身心放松的狀態，這時對媒介符號的解讀就會缺乏理性，而把“擬態環境”當成了真實的環境，把媒介當成了權威的意識形態工具，所以在他們接觸媒介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就接受了媒介的意識形態灌輸計劃，從而改變自身的價值觀念。“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傳媒正以這樣一種非強制性的方式改變著村民尤其是年輕人的價值觀念、生存方式和人生關懷，不斷地為村落中的‘越軌’行為構建話語優勢和新的合法性。
（二）民族藝術與民族習俗的變化
千百年來，畬族人民在辛苦的生產實踐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畬歌、畬服、畬拳、畬族工藝美術等組成了畬族特有的文化。畬族的生產習俗、節日慶典、婚戀習俗等都組成了畬族特有的民族習俗。這些民族習俗發揮著規范社會、維護民族傳統道德的作用。然而隨著現代傳播媒介無孔不入的滲透，畬族的民間藝術和民族習俗也在逐步發生變化。在此次的閩東畬族媒介調查中，55.6%的村民認為“本民族的民間藝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而對于變化的原因，46.5%的村民認為是由于“受到大眾傳媒中現代流行藝術的影響”。以畬族民歌為例，畬族民歌產生于集體勞動的傳統的鄉土社會，在生產力比較落后的時代，唱畬歌成為山哈人民娛樂休閑活動的重要方式。而如今，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會唱畬歌的畬民已經是少之又少了。在筆者與村民的交流中得知，很多村民認為“畬歌太難聽，太難學了”。村里大多數人都要忙于生計，也沒有太多時間來學習畬歌。所以，在一個村子里會唱畬歌的人數很少，且大都以年紀較大者為主。各種媒體，如廣播、電視、電腦、手機等隨處可見的流行音樂，已深深影響了畬族的年輕一代。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對于本民族歌而言知之甚少，可是對于流行音樂則是信手拈來，邊干活邊哼著流行音樂的情況隨處可見。采訪中年輕人認為“流行音樂好聽、時尚，容易唱”，而且獲取這些音樂的渠道也很多，“想唱什么歌，只要在手機中下載，即可搞定。”在現代傳媒的影響之下，傳統的民族習俗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75.4%的民眾認為“節日習俗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變化的主要體現是“節日習俗的程序簡化了、內容減少了、時間短了、內涵發生了變化”。79.6%的民眾認為“婚戀習俗發生了較多的變化”，主要體現是“婚戀自由”，“內婚制被打破，畬漢通婚更加頻繁”，“畬族傳統的婚嫁禮儀形式逐漸簡化”。
（三）民族服飾與民族語言的變遷
服飾，是一個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象征符號。傳統的民族服裝、傳統民族服飾是區分漢族與少數民族外觀上的標志。畬族的服裝也頗具特色，沈作乾在其調查中這樣描述“：男子布衣短揭……色尚藍……婦女的衣服多系青色也有少數用藍色的。”可見，畬族在服飾上以黑、藍為主調，顯得凝重深沉、莊嚴樸實。畬族服飾特色主要體現在婦女裝扮上，被稱為“鳳凰裝”。然而，隨著社會發展與民族進步，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飾也在逐漸發生變化，甚至消失不見。如今，除了在隆重的節日和慶典，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已很少能夠看到畬民們穿著本民族的服裝。在被調查的畬民中，有52%的村民認為受到大眾傳媒中流行服飾文化的影響，本民族的服飾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筆者走訪的畬族村莊來看，除了一些年紀較長者平時會穿畬族服裝外，年輕一代大多不愿穿著本民族服飾，認為民族服飾“不流行”、“不方便穿著”。很多年輕人會模仿電視里人物的打扮，一身時尚的行頭，絲毫不亞于城市里年輕人的裝扮。與傳統的民族服裝逐漸消失相對應的是民族語言也面臨著消失的危機。語言是區分“我族”與“他族”的文化特質之一。畬語是畬族特有的語言，是畬族母語逐漸融入了新居地的漢語方言而形成的。隨著現代傳媒的滲透、外出打工和求學人數的增多，畬語的消失就更加自然。在此次被調查的畬民中，在畬族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閩東，使用畬語的人數約為29%，71%的被調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漢語。這反映了在畬族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閩東，畬語的使用情況不容樂觀。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外出打工、外出求學、畬漢通婚等原因之外，現代傳媒的影響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由于畬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所以就沒有專門用畬語寫作的報紙。就電視頻道來看沒有專門用畬語的頻道，畬族人民只能收看用普通話的電視節目。畬族人民使用的手機上的文字也都是漢字。可以說，閩東畬族每日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都是用漢字或普通話傳遞的。再加上外出打工、求學等因素的影響，畬民們棄畬語而用漢語的情況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現代傳媒對閩東畬族鄉村傳統文化的重建
現代傳媒所傳遞的信息都是當今社會最新的變動情況，包含著當代社會最新的物質成果、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在現代傳媒的包圍下，處于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文化，不斷地受到現代文化的沖擊和侵蝕，少數民族文化發展面臨一定的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少數民族文化土崩瓦解。“我們現在生活在現代社會制度擴張的‘后傳統社會’中，傳統和現代將同時存在于這個社會，而現代性在消解傳統的同時又在不斷重構傳統”。現代性在沖擊傳統的同時也為傳統的保留提供了一定的機遇。傳統民族文化在遭遇現代傳媒帶來沖擊的同時，也迎來了發展的新的空間、新的機遇。在調查中筆者發現，閩東畬族的傳統文化正依托現代傳媒獲得發展和延續。
（一）畬族歌舞的發展
畬族人民能歌善舞，畬族歌舞曾是畬族人民重要的休閑娛樂方式。以交友、祭祀、節慶等為內容的畬族歌舞在大眾傳媒發達之前，它的流行范圍只是在畬族內部，知曉它的人群也大都是畬族群眾。如今，通過現代媒體的傳播，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畬族歌舞的繁榮。成立于1988年的寧德市畬族歌舞團是專業的文藝表演團體。寧德市畬族歌舞團成立之后，參加了各種市、省乃至全國的各種賽事，并獲得眾多獎項，大大提高了畬族歌舞的知名度。同時，寧德市畬族歌舞團還創辦了自己的網站，在這個網站上，有畬族歌舞團演出的照片和視頻。而在由政府或個人創辦的有關閩東畬族的網站上也有眾多的關于畬族歌舞的文字介紹、圖片、視頻。現代的傳播技術為傳統的少數民族鄉土文化提供了新的傳播和繼承形式。通過報紙、電視、互聯網絡等媒體圖文并茂的信息傳播，越來越多的人了解畬族歌舞、了解閩東畬族文化。現代傳媒使閩東畬族歌舞由面對面的人際傳播轉變為受眾面廣大的大眾傳播，擴大了文化的傳播范圍。
（二）民俗節日的復興
閩東畬家具有豐富的節日文化傳統，如會親節、牛歇節、祭祖節、烏飯節等。傳統的民俗節日，具有絢麗的文化特色。通過現代傳媒的傳播，畬族的節俗文化傳播范圍更加廣泛，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大大促進了閩東畬族旅游業的發展。例如，從2012年開始的“三月三”畬族文化節以其獨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海內外眾多嘉賓游客到此參與。在“三月三”畬族文化節上還有畬族歌舞、畬族歷史、畬族小吃、畬族銀器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多個項目的展示，可以說是熱鬧非凡。每次盛大的節日活動都伴隨著大量的媒介報道，寧德當地的報紙、電視、網絡媒體都對此做大量的報道。而這些報道內容又會被外地的媒體轉載，進一步擴大它的傳播范圍。通過現代傳媒的報道，提高了閩東畬族傳統民俗節日的名氣和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增加了人們對閩東畬族文化的了解。
（三）民間工藝繁榮
閩東畬族民間工藝不僅豐富，而且歷史悠久。畬族刺繡、編織、剪紙、銀飾等都是具有畬族特色的民間傳統工藝。畬族民間工藝美術源于畬族人民的物質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具有自作、自用、自娛的性質。通過民間工藝可以很好地了解閩東畬族的社會發展歷史和傳統文化。而在文化被機械化復制的現代社會必然對傳統的民間工藝造成巨大的沖擊。傳統在遭遇現代性沖擊的同時也迎來了發展的機遇。伴隨著現代傳媒的發達和少數民族旅游的開展，閩東畬族的民間工藝正迎來新的繁榮時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畬族的銀器制作，2011年，福安畬族銀器制作工藝的代表——“珍華堂”，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2014年，福安“珍華堂”商標被國家工商總局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是寧德市首個畬族文化產業的馳名商標。畬族服飾、刺繡、編織、銀飾等民間工藝品成為游客爭相購買的工藝品，成為閩東畬族的標志性物品。現代傳媒的宣傳報道，加強了外界對閩東畬族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促進了當地民族旅游業的發展。民間工藝借助這一契機，也獲得了較大程度的發展。
四、結語
傳媒文化論文范文2
從廣義上角度而言，傳媒行業可以分為移動媒體、傳媒媒體以及網絡媒體。如果將其進行細分傳統媒體還可分成電影、書籍、報紙、電視、廣播等；而網絡媒體以電子商務、社交媒體、搜索引擎等為主；移動媒體則以微博、手機終端、PAD終端等多元化的形式劃分。
二、數字技術視域下傳媒文化產業的發展困境
（一）數字產品較少
在英國、美國、新加坡等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在文化產業方面早已有了深刻的認識，這些國家在發展國家經濟時都將“文化創意立國”作為基礎。如果將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與這些發達國家進行比較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多數傳媒業都還延續著傳統而單一的媒體形態，數字媒體技術、信息媒體時代還未真正的到來。例如我國電視、廣播、網絡、衛星等數字媒體技術并未實現全面的融合，雖然目前已經逐步實現了報網融合，但是其形式也是“新瓶裝舊酒”經常出現傳播信息重復，未實現全媒體傳播的情況。
（二）市場相對不成熟
由于我國國民思想長期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人們在看待文化傳媒產業時經常有偏見，加之我國傳媒文化消費并未成為居民的自覺消費項目，這些情況都造成傳媒文化市場不成熟。目前我國居民的主要消費還是以吃、穿、用為主，對傳媒文化產品的消費熱情低，這就對傳媒文化產業結構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三）缺乏原創，數字資源不足
每個國家對文化產業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創新對于一個國家的文化產業有著重要的影響，但是就我國目前的形式看，許多在國內大受歡迎的傳媒文化產品都是模仿、引進或者抄襲國外的結果，例如電視欄目《中國達人秀》，網絡游戲《魔獸世界》等。這使我國傳媒產業出現缺乏創意的問題，并已經成為我國文化產品的一大缺陷。
（四）缺乏品牌效應
品牌對于傳媒產業文化來說是品質和實力的象征，隨著傳媒產業突飛猛進的發展我國傳媒產業定位不明確、品牌塑造能力差，這不僅影響了我國傳媒產業的發展進程，而且使我國傳媒產業失去了市場的保障。
（五）科技含量低下
傳媒產業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不論是移動傳媒、傳統傳媒或者網絡傳媒都需要在科學技術水平發展的基礎上受到推動，而就我國目前傳媒產業現狀來看，傳媒產業的基礎設施不夠齊全，在信息、網絡、傳播手段以及技術升級方面由于科技含量較低受到了限制，提高我國傳媒產業的技術含量迫在眉睫。
三、數字技術視閾下傳媒文化產業的發展困境之突破
（一）加強數字產品開發
要想使我國傳媒產業中數字產品得到開發，首先應當改善傳統單一的媒體形式，將電影、衛星、廣播、報紙、電視、網絡等多媒體形式進行深度的結合，從而搭建出信息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共享以及資源的相互配置；其次，我國傳媒文化產業領域應當認識到數字技術是推動傳媒文化產業的根本，所以，在發展過程中必須豐富傳媒產業中的數字技術形態，并且拓寬數字技術的使用渠道，從而在總體規模上擴大數字技術的使用力度。
（二）積極進行變革
為了更好地解決我國傳媒產業市場消費不成熟的情況，需要將舊的傳媒產業體制進行改革，提倡并發展全新的傳媒產業發展體制非常關鍵。例如傳媒產業下報紙一般有時政類和非時政類構成，我國非時政類報紙經常由于未觸及時政而得不到宣傳和推廣。面對這種情況就應當轉變其管理體制，加大非時政類報紙的宣傳和推廣力度，從而改變傳統的市場格局，使市場消費的整體理念得到轉變，最終達到由“生存型、溫飽型”市場向著“精神型、文化型”市場前進。
（三）加強創新
傳媒產業走向世界的目的就是為了向世界傳播國家的傳統文化，我國作為擁有深厚傳統文化根基的國家，在進行傳媒產業創新時，可以將我國優秀的傳統元素以及深厚的文化資源融入到傳媒創作之中。例如將美國傳媒產業作為借鑒，美國在制作電影《功夫熊貓》、《花木蘭》時就將我國的民間故事以及國寶充分利用在其中，我國在開發新的傳媒產品時也可以大量的發掘我國這些傳統的文化，使傳媒產業作品得到充實，也使我國文化得到傳播和發揚。
（四）構建品牌效應
隨著傳媒產品不斷豐富，首先應當重視傳媒產品的品牌效應，明確開發出的傳媒品牌在整個市場中的定位；其次，應當在數字技術的引領下不斷提高傳媒產品的技術水平，打造出品質一流、技術一流、形象一流的傳媒產業產品；最后，以一流的產品作為基礎在市場范圍內為品牌塑造并且開拓出全新的市場，使我國的傳媒產業品牌在世界范圍內具有一席之地。
（五）強化網絡生產，提升科技含量
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提升傳媒產業的技術含量迫在眉睫，要想突破其科技含量低的困境，首先應當在網絡媒體以及移動平臺方面進行技術的研發和推廣，為傳媒產業提供一個堅實的科技發展平臺，使傳媒產業也能走向科技產業化之路。
四、結束語
傳媒文化論文范文3
一、媒介社會化研究的兩條路徑和問題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檢索關鍵詞“媒介化社會”，可以搜集到的相關論文達兩百多篇。其中，發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一文已經被引用兩百多次，在學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媒介化社會”在學界的研究熱度。但是這篇論文重點介紹的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會化只是作為媒介融合的一個結果被簡單提及，并未對其特征進行詳細描述。不過其中關于“媒介人”和“擬態環境”的理論闡釋，開拓了媒介化社會研究的理論視野，成為許多后續研究的起點。不過，學界早在2004年舉行的“2004中國傳播學論壇”上已經把“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作為論壇主題，積聚了一批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李雙龍、王婷婷對論壇所做的綜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會化”這一主題之下，大會研討的內容涉及到了包括傳者、內容、媒介、受眾、效果等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2]這也顯示了“媒介化社會”這一概念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問題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國內對于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文章從2006年開始大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聯網的發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進切實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學者提出社會的媒介化是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這一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一些研究者仍然習慣將媒介視為媒介化社會研究的中心，通過實證調查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即受眾的媒介依賴程度、受眾對媒體的角色認知等。有的則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如少數民族、“農民工”等)身上，從媒體的“賦權”功能分析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化。[51有學者從輿論學的角度關注媒介化社會中的輿論表達特點，實際上是闡述網絡自媒體的出現所帶來輿論生成過程的變化。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構社會的功能為出發點，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的特點，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以媒介為中心和出發點研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足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想象空間已經不能解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們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會并進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個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應該看到，在社會媒介化的過程當中，媒介自身也在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從傳統媒體的中心輻射式大眾傳播到社會化媒體的病毒裂變式傳播，媒體已經不是天然地站在社會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結構的改變也必然要求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同時，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關注社會的媒介化有可能帶來諸多弊端。這種研究批判的路徑其實也是“媒介化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技術的過度發展和對人類的技術控制一直是潛伏于現代社會的深層憂慮。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就描繪了一個統治者依靠大眾媒介重寫歷史、改造語言、清理思想、重構社會的恐怖場景。因此有學者認為，“媒介化社會”的概念“越過了和比較中性的信息化與國家發展的關聯，而進入到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偽環境’(即擬態環境)、甚至所謂媒介‘妖魔化’的關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警醒和反思基礎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會中語境進行媒介素養的研究有了更加顯著的意義，即使人們對現代傳媒擁有一種批判的能力(即素養)，幫助人們解構媒介的“編碼”，避免淪為媒介的奴隸。對媒介化社會的批判、對“媒介經驗”的不信任，在邏輯上也必然走向對人類“直接經驗”的強調。有學者就認為，“人類只能靠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本能，去訴說，去傾聽，去建立并實施新的關系或交往規則，幫助自己和自己關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總的來看，媒介化社會的行政研究路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從社會建構、話語抗爭、輿論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具體變化，其缺點則在于對媒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覺，對媒介技術帶給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過于樂觀，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會的傾向之中。媒介化社會的批評研究路徑對上述問題有著高度的警覺，但如何從此路徑進一步增加人們對于媒介化社會的認識和洞見，當前的研究似乎還缺乏有力的回應。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研究路徑，它既應該是有經驗的支撐、實證的力度，也應該擁有批判的視野、思辨的深度。
二、諸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
不過，讓我們暫時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會”本身來，因為它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解諸多新聞傳播學命題和理論的路徑。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體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開始。隨著電視這種更加直觀化、娛樂化、大眾化的媒介的普及，人們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眾媒介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而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繁榮發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資訊服務的同時，也大大地加重了人們的媒介依賴癥。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實質上是媒介不斷獲得建構現實的能力和權力的過程，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始終是與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的媒介化是開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客觀對象，而媒介化社會可以看作是眾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廈門大學陳賊如教授在其專著《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中曾對許多傳播學理論作過類似的總結。她認為，如學術前沿“框架”、“議程設置”、“把關人”等美國傳播學經驗學派的很多紅火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有選擇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關研究、議程設置，其目的都是為了推斷這些隱藏在傳媒內容背后的(選擇的)‘標準’。”而在陳教授所未論及的許多新聞學理論的背后，也同樣是以社會的媒介化為邏輯起點的。對新聞所作的定義“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已經將新聞的事實屬性和建構屬藏其中。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現實與鏡像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切新聞學研究的學術起點，所有的新聞理論無不指向于如何讓媒體更好地反映現實。現代媒體以向讀者提供信息，幫助讀者觀察外部世界為基本職能，這也是公眾對于大眾媒體的最低期待。這種功能和期待也是隨著現代新聞業職業倫理的發展而形成的。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精確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等在內的西方眾多關注新聞實踐活動的新聞學理論，從根本上都是希望從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拉近“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距離。網絡媒體的巨大繁榮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新的媒體環境極大地改變了作為邏輯起點的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大眾媒體的傳播中心地位被極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作為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仍然有著頑強的學術生命力。例如，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統研究需要應對網絡媒體對媒體建構新聞事實的挑戰，研究如何利用網絡媒體采寫、傳播新聞。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中心，跟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新內涵，轉向更加廣闊的傳播領域。而這種轉向將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豐富的社會實踐、大量的研究課題、廣闊的學術空間，還有來自理論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戰。現在，我們可以把上一節結束時所希望探尋的全新的研究路徑拿來一起思考了。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曾經說過，“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因此，我們探尋新的研究路徑，也必須要對研究的邏輯起點(即媒介化社會)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改造。而凱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上面引用的這個判斷。他提出的儀式傳播理論，對我們完成研究起點的重建有很多啟發。
三、凱瑞的傳播儀式觀
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傳播觀，即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或儀式傳播理論，來源于杜威對傳播的洞見。他提出傳播“是人類共處的基礎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個有機的系統內循環，社會便成為可能”。他以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一詞來指稱人們分享意義、傳播共識的行為，并將它所涵蓋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眾媒體的傳播活動。人們被邀約進入新聞的閱讀儀式或收看儀式，目的就在于通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改變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身份，進而卷入到權力紛爭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僅僅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凱瑞的儀式傳播理論是對人類所有傳播活動的整體性反思，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學的傳統范疇。但是他對于社會的媒介化過程所引發的深刻變化，卻有著非常卓越的洞見和描述。他曾以電報為例闡釋了技術的出現對日常觀念的影響，包括新聞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和簡約文風的形成、全球時區的劃分和標準時間的確定、空間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貨交易的出現等。;或許，類似這樣的對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才符合我們的學術期待，而這就要求我們把整個媒介化社會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之中，而不再僅僅盯著新聞報道做文章。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或許也可以借用文化轉向來稱呼。
四、對文化轉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學派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中的重要組成。但因為西方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巨大影響，國內文化研究學派理論的引介不多，在國內的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實證的定量研究把論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們的學術“匠氣”十足，缺少思想的靈動;研究的問題具體而微，得出的結論也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和證偽，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拓展我們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倡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煥發學科發展的新活力。這種倡導，還源自于網絡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革命。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出現導致了媒體環境的重新洗牌，大眾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漸喪失，以大眾媒體的新聞生產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漸削弱。另一方面，社會在媒介化的同時，媒介也在朝著社會化方向大步邁進。社會化媒體的出現重新結構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徑、思維習慣，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傳播，而新聞傳播學目前卻一直沒能從理論上系統地解答這些問題，只是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突破。
事實上，一種更加寬廣的研究視野正在學界形成。復旦大學李良榮教授提出了‘’小新聞”走向“‘大傳播”的學科建設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寫編評、媒介經營管理為主的傳統教學與研究，也突破以“受眾為重點、效果為目的”的大眾傳播學領域，走向以互動、溝通為重點，在更廣闊的視野中探索信息傳播與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間關系的宏觀研究。這種設想和提倡，與凱瑞的文化轉向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在著力避免“‘傳播’把我們引向某個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傾向，試圖“把我們引向生活總體方式的研究”。這也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的主要內涵。深圳大學丁未教授即將出版的新著(流動的家園:“飲縣的哥村”社區傳播與身份共同體研究》即是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對湖南依縣籍在深圳開出租車司機群體的傳播行為所進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的譯者。
傳媒文化論文范文4
在英美文學翻譯中呈現明顯的一邊倒文化傾向的同時，另一方面民族傳統的回應在很大程度上對現代文化中的西化起著顯著的制衡作用，在英美文學翻譯中對于中國本土民族傳統化的傳承，對于翻譯上“中國化”風格的追求，一直都是英美文學翻譯家為之奮斗的事業。就在白話文興起之前，在英美文學翻譯中就一定運用了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各種傳統的表達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外來文學就范于我們民族傳統文學的表達方式，與此同時，在英美文學翻譯著作中，也逐漸地呈現出文化歸化的端倪，例如，我國著名英美文學翻譯學者陸志偉，在其翻譯華茲華斯名著《貧二行》之時，大量地使用了我國傳統文學中的七言歌體行體形式，不僅在表達形式更在主題反映上體現出了深深的中國古典文化特色。通過對陸譯作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本國文化傳統在英美文學翻譯中的再生，也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英美文學譯介帶有明顯的文化建構動機，現就以《學衡》中所刊登的華茲華斯一詩為例，深入探討英美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傳承與發展。
華茲華斯詩歌翻譯
《學衡》作為我國早期著名的刊物，其辦刊宗旨就是要“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因而在1925年首次刊登了賀麟對華茲華斯《露西組詩》第二首的翻譯著作。現就華茲華斯《露西組詩》第二首原作與賀麟譯文部分摘抄如下。Shedweltamongtheun-troddenways/BesidethespringsofDove．．．Butsheisinhergrave，and，ohThedifferencetome!賀麟對其的翻譯是:佳人處僻地。佳人處僻地，地在鵠泉旁……謁冢吊芳魂，彼我隔渺茫。通過對原文與譯文的對比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賀先生在譯文中對原作所使用的語言形式作了很大的改動，在將其舍棄之余，還將其巧妙地轉化成漢語古詩的語句形式。
與此同時，在原著中華茲華斯在其表達上追求精確，對主語、介詞等不可缺少的語言表達因素，在譯文中賀先生則通過漢語古詩的方式將其省略。例如，“紫羅依苔石，艷姿半潛匿”，賀先生用漢語動詞“依”換去英語介詞“by”，并將“fromtheeye”隱去，讓紫羅蘭成為“半潛匿”的主動者，這是用中國文學的語言思維模式來規劃英美文學語言思維模式的典型表現，同時也凸顯出英美文學翻譯中對原文文本形式的歸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譯文本土化民族氣息與文化精神的形成。
英美文學翻譯的文化歸化
譯者對詩的翻譯中所涉及的文化規劃比形式層面更值得我們研究。《露西組詩》是華茲華斯借“露西”來抒發他的幻滅感的著作。《學衡》中曾有記載，詩人認為“露西”的美沒人賞愛，她的離去卻又令他感到幻滅，影射出詩人獨自欣賞的心境。借女性抒感的作品，在中外文學中比比皆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的《楚辭》，“佳人不偶”和“士不遇”，形象地展示了當時特有的社會政治環境。男女之間的怨尤與自戀成為他們的話語方式。以此寄托對理想世界的執著，進而使中國古典詩歌中的“佳人”具備了特殊的文化傳承功能，并通過后人的傳承，形成了我們的閱讀模式。詩人在描寫女性的絕色而無人欣賞之時，促使我們想起了佳人們的人生境遇。當譯者重新詮釋原作時，本土文化就把原作給歸化了。《露西》的譯詩中，譯者以“佳人”指代“露西”，這是建立在原作基礎之上的，是譯者以中國的閱讀模式進行翻譯的結果。因此，譯作就呈現了與原詩不同的風格，是在中國文化傳統之下的文化風格。這反而使我們與英美文化的距離越來越遠，似乎又拉近了與本國文化的距離。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翻譯已經不是常規的文學翻譯，而是把翻譯歸入了目的語文學的范疇。
這就是為什么在譯詩中會出現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傳統意象。如“佳人在空谷”，我們就很難看出這是譯作。這是因為譯者在翻譯時既保持了原詩的意蘊，還進行了一定的轉換，或直接加入中國傳統詩歌中一些特有的詞匯。例如，同樣描寫女性，“露西”與“佳人”不可同日而語;“佳人在空谷”其中的“空谷”是我們讀者更為熟悉的場景。再如譯詩中的“俗眼”“”等，這些都體現出了濃濃的中國文化情調。因此，這些詞語符號所能傳遞的信息已大大超出原詩的范圍，譯者通過翻譯，既摒棄了一些英美文化符號，但與此同時又結合了中國豐厚的文化，使傳統價值得以重構。因而，我們可以說《學衡》所刊載的這幾首詩說明了在英美文學翻譯中，既對英美文學進行了歸化，同時也傳承著本國的傳統文化。但這一切也要視譯者所持的文化理念所決定。
英美文學翻譯的文化傳承
《學衡》的諸位譯者以文化歸化的意識進行英美文學翻譯。這正如吳宓所言:翻譯的工作實際上就是用新的材料去練習舊學中的格律的最好的練習場所。近年來，我們翻譯英美文學的作品不少，然而卻多用白話文與英語中的標點符號，使讀者頓感厭煩。同時，他還指出，要想使原文的意趣與本國文章相似，就必須反復誦讀直至背誦，才能開始翻譯。這就是《學衡》雜志的翻譯總綱，也是眾多譯者的實踐宗旨。
學衡派的翻譯宗旨與他們所持的文化理念是密切相關的。他們所持的“博采東西，并覽古今”的思想，更傾向于以古希臘的思想來探尋普遍的、永恒的人文價值。這得益于白璧德的思想影響。白璧德與《學衡》同仁力主糾正對西方文化的過度推崇，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提供有力的依據。然而，他們努力重構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并沒有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的接納，反招多方斥責。這正如“佳人”的形象無法與新文化相融合一樣，似乎昭示著不合時宜的意味。莫非譯者借“佳人”預示他們與主流思想的對抗，并在隨后的幾十年一直處于邊緣的地位。直到現在，我們才重新審視它所具有的當代意義。客觀地說，學衡派在進行文學翻譯時借文化歸化追認普世價值，這容易與現代文學精神相背離。而且用文言文來翻譯英美詩歌，則更容易使人聯想到復古派的風格。實際上學衡派也并不是不能容忍白話文，他們是反對新文化對文言文的棄之不顧。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語言乃是一國傳統文化之載體。他們并不是要增加現代人的閱讀障礙，而是希望文言文能夠傳承中國的文化。在中西方語言的盛行，使保存文言文無異于保住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的連續性。所以，在白話文興起之時，學衡派提倡文言文，有一定的意義。
傳媒文化論文范文5
不同地區具有各自獨特的地域文化，這些地域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百姓的生活。地域文化是豐富多彩的，優秀的地域文化需要我們去弘揚和傳承。蘆墟山歌、同里宣卷、太湖漁歌、木偶昆曲、贊神歌等吳歌形式在鱸鄉大地展現了無窮魅力。一首首吳歌傳唱著一個個優美動人的故事和傳說，為人們帶來了大自然賦予的聲音。他們傳唱的是自己的老祖宗留下來的情感寄寓和生活感悟，寄托了歌手和民眾對生活的一種理想和希望，展現出一種原汁原味的動人魅力。近年來，江蘇省蘇州市吳江人民廣播電臺（以下簡稱吳江電臺）采制的《蘆墟山歌韻味長悠悠一曲“五姑娘”》《姚五寶與木偶昆曲》《同里宣卷古韻悠悠》《千年“贊神歌”》《李記阿婆茶》《太湖漁歌傳千年》等專題節目，都取材于吳江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富有地方特色的本土資源，收到了良好的播出效果。
二、發揮廣播優勢，提升文化品位
無論何時，聽眾都不會僅僅滿足于速食文化，他們需要更深刻的、多層次的、有厚度的文化。地方廣播媒體要充分發揮廣播媒介的傳播特點和優勢，向聽眾推介優秀的文化成果，把優秀文化一代代傳承下去。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山歌、曲藝、音樂等都很適合在廣播中傳播，可以通過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表達特點，給聽眾留下懸念、產生神秘感。通過主持人的描述、傳承人的現場演唱和交流，喚起聽眾豐富的想象，達到聽到的比看到的更美的效果。吳江電臺專門開設了30分鐘的《鱸鄉采風》專題節目，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地域文化為主，用優雅精煉的語言，創造美妙的意境愉悅聽眾；用激情澎湃的聲音、抑揚頓挫的語調感染聽眾，吸引聽眾。對一些“非遺”項目，比如震澤黑豆腐干、熏豆茶、待帝茶、平望辣油和辣醬等制作技藝，銅羅黃酒釀造技藝，蘇南花燭和蠶絲被等傳統制作技藝，我們則采用講故事的方式，把它的起源、制作方式、吃法等娓娓道來，同時把制作過程的照片上傳到微信、微博上，讓聽眾分享和參與互動，和網友們一起交流品嘗的滋味、制作時的感受和心得。通過傳統與現代對接，使廣播節目內容的通俗性和趣味性更加突出，提升了節目的文化品位。
三、拓展傳播平臺，豐富節目形式
網絡的興起給傳統媒體帶來了挑戰，同時也帶來了機會。廣播媒體要與新媒體不斷融合，拓展傳播平臺，通過全方位參與、立體式的傳播，擴大本土文化資源傳播的范圍和影響力。通過微信、微博、QQ群、短信平臺、熱線電話等互動方式傳播、分享優秀傳統文化。網友通過“點贊”“轉發”“評論”參與傳播。這樣的互動，更多元、更草根、更自然，影響力也會進一步增大。當然，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只有貼近百姓，帶著溫度，生動活潑，才能入腦、入耳、入心。因此，地方廣播媒體要堅守主流媒體的責任和使命，將傳統文化置于現代生活的背景之下，尋找新的表現形式，以時尚、鮮活的形態，增加聽眾的想象空間，形成特有的吸引力，使優秀傳統文化煥發出新的活力。比如：在每天直播節目中，采取“猜猜猜，大家一起來猜謎”“成語接龍”“腦筋急轉彎”等形式，設置懸念，讓聽眾和網友在輕松愉快的互動中，潛移默化地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同時用講故事、廣播短劇等喜聞樂見的形式來介紹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故事和文明禮儀小故事。通過對歷史典故繪聲繪色的描述，激發聽眾的想象力，在聽眾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策劃節目的過程中，要精心打磨選題、內容、結構、包裝等節目要素，充分運用好廣播的表現手法，提高節目的吸引力、感染力。在吳江電臺采制的“非遺”系列廣播專題節目中，有的是通過體驗式的采訪，以輕松自然的方式詮釋傳統文化的內涵，聽起來輕松時尚、生動鮮活；有的是用評書的方式來講述離奇曲折的情節、形象生動的人物、驚心動魄的故事；有的則用特殊的音響、畫外音，不斷設置懸念和疑問。豐富多彩的形式增強了傳播的效果和感染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根據不同的傳播對象，量身訂制節目內容
近年來，有些人對傳統文化的了解越來越少。因此，廣播媒體要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讓各個階層的聽眾潛移默化地受到傳統文化的浸潤和熏陶。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在青少年的成長發展道路中有著深遠的影響。媒體是青少年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戶，他們的愛好、興趣和發展方向深受媒體的影響。因此，廣播節目要用健康的社會審美意識和民族傳統文化去熏陶青少年，引導他們感受、欣賞和追求真善美。針對少年兒童特點，吳江電臺專門開設了《江村娃經典誦讀》專欄，采用小學生參與領讀、對讀、分組讀、分角色讀、比賽讀等方法，讓他們聲情并茂地朗誦《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等中國古代蒙學讀本中流傳廣泛、影響久遠的經典之作。同時每逢各大傳統節日，讓小學生們走進電臺，專門誦讀符合時節的古詩文和現代詩詞，并用通俗的語言加以解析，讓孩子們從中深刻感受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悠久歷史，更好地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吳江電臺還在少兒欄目《七色花》中專門設置了“才藝PK臺”，從越劇、黃梅戲、京劇、評彈、滬劇、昆曲，到蘆墟山歌、同里宣卷、相聲、小品；從講故事、說笑話、詩朗誦、樂器演奏到“主持秀”“導游秀”，一個個精彩的表演展現了當代少年兒童的多才多藝和樂觀、自信，體現出廣播節目“品德培育、行為引導、文藝熏陶”的功能，收到了“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吳江電臺還以“文明禮儀，與我同行”為主題，以“八禮四儀”為重點，以各類實踐活動為抓手，深入開展文明禮儀教育，引導青少年學禮儀、知禮儀、行禮儀，爭做文明禮儀的宣傳者、實踐者、示范者，努力成為品德高尚、富有理想、文明有禮、快樂健康、全面發展的新一代吳江人。針對中老年人有較多的休閑時間和愛好曲藝等特點，吳江電臺專門設置了《梨園大舞臺》《露一手》等中老年人喜聞樂見的文藝板塊，每期都會精選一些名家名段供大家欣賞，并邀請中老年朋友走進電臺《露一手》，哼哼唱唱喜愛的經典老歌、熟悉的戲曲唱段，展示自己的才藝和風采，進一步增強了節目的貼近性和可聽性，拉近了與中老年聽眾的距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外來務工者在吳江安家落戶。外來人口移居吳江的同時，也帶來了他們家鄉的文化，給吳江的傳統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產生了具有時代特點的新吳江文化。新吳江人要“快樂地居住和生活在吳江”，必須有一個“文化融入”的過程，這也是“人的城鎮化”的核心。針對外來務工者群體，吳江電臺以“我們的節日”為主線，每到傳統節日，邀請外來務工人員和他們的子女走進電臺直播室或通過現場連線的方式，介紹他們家鄉的風俗習慣和飲食文化，增強他們的文化自信和歸屬感。比如在2014年年初的開學報道中，吳江電臺請各小學的外來務工子女來說說家鄉過年的習俗。小朋友們你一言我一語，有的說“會舞龍舞獅，十分的熱鬧”，有的說“我們那邊的小吃，有枕頭饃、芝麻糕什么的”，還有的說“我們過年的方式就是祭拜祖先，最重要的是殺雞殺鴨。雞頭鴨頭都是動物身上最重要的部分，一定要讓長輩吃”，等等。通過孩子們的童言童語，反映了各個地方過春節不同的風俗習慣，折射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五、結語
傳媒文化論文范文6
[關鍵詞]天人合一 重義輕利 以和為貴 形神合一 和諧之美
中國傳統體育文化是在華夏文化的孕育中發展起來的。母體文化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賦予了傳統體育文化重要的精神力量。傳統文化追求和諧的思想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使其形成了“順應自然、天人合一”“崇德尊禮、貴中尚和”“重義輕利、誠信守諾”和“形神相親、表里相濟”的觀念，這種觀念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的和諧之美，在當今全民努力實現和諧社會進程中具有很高人文價值。
一、“順應自然、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
中國傳統體育文化注重人與自然、客觀世界的和諧統一，提倡身心修煉與自然和諧同步，謀求人同自然在和諧中進行物質與能量的交換，進而實現人體機能的整體優化。傳統武術項目太極拳向我們鮮活地展示了“天人合一”思想對傳統體育文化的影響。“太極”實際上是一個古老的中國哲學術語，《易傳》說：“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宋學大師朱熹將“太極”解釋為：“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以“太極”命名的太極拳，其本意就是以人的具體修煉動作來體現道家的哲學觀念：“天地分太極，萬物分天地，人資天地真元一氣之中，以生成長養。觀乎人，則天地之體見矣。”其意是說：“人體聚集了天地的真氣，看到人的太極練習，就可以看到天地萬物的運動變化。” 無獨有偶.太極拳創始人之一王宗岳在其《太極拳譜》中開門見山地說道：“太極者，無極而生，動靜之兒，陰陽之母也。” 太極拳追求的意境就是用人的肢體運動來體現宇宙的生化，領悟其中的規律，努力實現“人與天合”。
古代養生也主張人們把身心修養同自然環境的變化密切聯系起來，《黃帝內經》日：“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認為人的生存依賴于天地之靈氣人們只有遵照自然界生長收藏的變化規律來調攝身心才能實現整體的平衡。《呂氏春秋》則更為完美地闡明了個體身心健康與客觀自然規律的關系：“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圣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 意思是自然萬物的變化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它對人造成的影響取決于這個人對自然變化的認識和采取的措施，只有在客觀規律允許的條件下，因勢利導、趨利避害，才能保持人體的身心健康。
二、“形神相親、表里俱濟”——人與自身的和諧之美
動以養形，靜以養神，動靜相兼與形神共養是道家養生思想的重要法則。《西升經集注》中說：“形不得神，不能自生；身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即人的形體和精神密切相關，不可分離。形體是精神的載體，精神是形體的統帥；無形則神無以附，無神則形不可活；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分離。因此形神必須保持協調統一，這是維持健康長壽的基本保證。道家養生體育實踐中，始終強調形神相依，既注意鍛煉身形，又注意精神的健康，反對形神分離的做法。南北朝時期齊梁的著名道教理論家陶弘景說：“人只知養形，不知養神，只知愛身，不知愛神，殊不知形者，載神之車，神去人即死，車敗馬即奔也。”要做到形神共養，最根本的原則就是要動靜相兼。
中國古代養生、武術等傳統體育項目體現出來的“形神相親，表里俱濟”，反映了中國傳統體育文化注重從身心二元角度追求人體自身的和諧發展。
三、重義輕利、誠信守諾——人與人的和諧之美
俠義精神是中華民族傳統武德的重要組成部分，“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誠信是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重要范疇，是我國傳統道德中最為重要的規范之一，孔子把它作為立身處世的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漢代哲學家董仲舒把“信”與“仁、義、禮、智”并列為“五常”。誠信守諾是華夏文化推崇的優良美德和價值標準，同時也是傳統體育文化的重要內容。著名武術家佟忠義在其著作《武術須知》中談到：“信義為立身之本，進德之源。”中國傳統體育文化“重義輕利、誠信守諾”的價值取向，表達了它希望通過“義”“信”等道德準則來規約人們的體育行為，培養其良好的道德品質，進而實現人與人和諧相處的美好愿望。
四、“中庸之道、以和為貴”——人與社會的和諧意蘊
傳統的農耕社會使中國人形成了注重節制、追求和諧的文化性格。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中國哲學專注重人與人的關系”。傳統文化中，把協調人際關系放在首位，“禮之用，和為貴”。儒家的“中庸”、“中和”的價值原則和人格標準成為對中國人的具體要求。中庸的核心便是思想行為的適度和守常，歸結到對個人人格的具體要求，則是要為人莊重、謹慎，節制個人的情感、欲望，反對固執一端的偏激片面，以達到處世通達圓融。與儒家的中庸思想相對應，道家所提倡的守雌、處下、不爭、無為的中道觀對中國人文化品格的養成也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貫穿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孔子指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就使得中國體育文化更多強調整體和諧，淡化體育的競技性，競技的勝負本身是無足輕重的。“對御不爭第一籌”，“勝亦可喜，敗則無憂”。即使是較為激烈的武術競技中，也只能是“點到為止”，講究“和為貴”。
中國傳統體育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為理論基礎的傳統體育文化追求“天人合一”、“重義輕利”、“形神合一”以及“以和為貴”的和諧價值觀，由此形成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身心和諧的理念，在當今人類大力追求健康、實現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具有積極的意義，值得倡導研究。
參考文獻：
[1]蔡藝.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的和諧意蘊及其現代價值[J]. 株洲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5）：96-97.
[2]朱熹.朱子語類·理氣上[M].王星賢.北京：中華書局，2004：12-13.
[3]李力研.野蠻的文明——體育的哲學宣言[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40-41.
[4]王宗岳.太極拳譜[M].沈壽點，校譯.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5：3-4.
[5]黃帝內經·素問[M]. [唐]王 冰，注.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137-138.
[6]曾世華.中華武術的“德技并重”與“內外兼修 ”[J].體育文化導刊，2004，（4）：3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