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譯了一大批有價值的法國史論著

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馬克思主義已經在中國廣泛傳播，但由于中國史學界對于法國歷史的了解非常少，學者們對于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來學習和研究法國史比較茫然。為了更好地學習和研究法蘭西的優秀文化，沈煉之認真閱讀和翻譯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論述法國史的文選及著作。“50年代初，我先后在新創刊的《史學譯叢》上譯了十幾篇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關于法國的論文。當時國內還很少有人翻譯，所以出版之后，很受讀者歡迎。”[1]特別是恩格斯的《1848年的六月起義》、《未發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18封——法國社會黨人和布朗熱危機》等文章，在新舊社會交替轉型時期的中國史學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為剛剛跨入新中國的史學工作者提供了如何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法國歷史的范例，更開啟了新中國史學研究的正確方向。

沈先生還一直非常重視法國優秀的歷史著作和資料的翻譯工作。他認為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有必要研究和借鑒他國精華；作為一個新中國的學者，首先“必須從翻譯資料工作開始”[2]。即使是中法關系不佳，甚至出現敵視狀態的時候，他也以開放的心態，寬廣的胸懷和高遠的謀略對待翻譯工作。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他廣泛搜集和閱讀法國作品，并著手翻譯法國著名史學家查爾斯•瑟諾博斯（CharlesSeignobos）的《法國史》。1964年1月中法兩國正式建交。同年7月，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這部譯著。這是中法建交后中國出版的第一部漢譯法文通史，為迫切希望了解法國的中國人民提供了資料，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的貢獻。據沈先生后來回憶：“當時還沒有一本從法文直接翻譯過來的《法國通史》，我總算填補了一個小小的空白。”

十年“”一度打斷了沈先生的翻譯工作。“”結束后，沈先生立即帶領杭州大學法國史研究室的同仁開始有計劃、有目標地翻譯資料和進行學術研究，先后選譯和出版了總共8期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史資料選編》，這些重要的文獻資料和優秀的學術專著章節摘錄，為研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此外他還組織人員翻譯了《法國工人黨的誕生》，“不僅為中國學者提供了有關工人黨創立的第一手資料，而且也給理論工作者提供了有價值的新思路，必將推動中國對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史的深入研究”[1]。后來，沈煉之教授又花了近五年的時間翻譯了《蓋得派》一書。該書是克洛德•維拉爾的博士論文，“也是在這一領域的權威之作，全書770頁，內容十分豐富，作者熟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旁征博引大量文獻、檔案資料，以嚴密的科學論證、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法國工人黨的起源、組織、學說、活動及其地域分布，正確總結了工人黨走過的成功與挫折的艱難歷程，分析了這一時期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從分裂到統一的經驗教訓，提出了許多發人深思的獨創性見解。本書至今仍不失為這一研究領域的權威之作，具有現實意義和啟迪作用”[3]。該書的翻譯為我國學者研究法國工人黨提供非常珍貴的素材。此外，他翻譯的威爾遜的《羅曼•羅蘭傳》、戴高樂的《希望回憶錄》、羅素的《權力》，J.E.斯溫（J.E.Swain）的《世界文化史》，時至今日仍有很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二、撰寫了一批很有價值的法國史論著和論文

留法期間，馬迪厄•艾伯特•澤維爾•埃米爾（MathiezAlbertXavierEmile）求實與創新的治學精神對沈煉之影響非常大。“在里昂學習期間，他經友人介紹，專程去拜訪在第戎大學講學的史學大師馬迪厄教授，并聽完了其講授的關于法國大革命史講座的全部課程。沈先生是唯一聆聽過馬氏講課的中國學者。”[4]此后，沈先生一生研究的重點都在法國史，撰寫了《簡明世界近代史》、《法國簡史》、《法國通史簡編》和《法國革命史講話》等多部著作，“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明顯的開拓性和很強的現實感”。

在他的著作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法國通史簡編》和《法國革命史講話》。1990年出版的《法國通史簡編》是繼張芝聯主編的《法國通史》后我國史學界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一部既有中國特色又能反映最新研究水平的法國通史。該書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新”?？梢哉f，這是一部結構新、觀點新和內容新的“三新”之作。

由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學會、甘肅省敦煌學會等單位主辦的“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紀念周紹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學術研討會”2008年8月21~23日在蘭州舉行。來自北京、浙江、四川、重慶、江蘇、甘肅、臺灣等地區的60多名學者參加了研討會。開幕式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顏廷亮主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項楚致開幕詞、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范鵬代表主辦方致辭。周紹良先生的女兒周啟璋、周啟瑜和侄女周小鵑(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參加了會議,周啟瑜還代表親屬作了《蘊深情于小書———追思我的父親紹良先生》的發言,飽含深情地講述了她整理父親所收藏的當代學者贈書簽名本時的所見所感,可作為獻給中國現代學術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柴劍虹、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顧問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發來了賀信。   1909年8月,法國伯希和來到北京,出示他從敦煌王圓箓處得到的石室寫卷數十種。著名學者羅振玉看完寫卷后即寫出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記錄了所見敦煌遺書12種,書目31種,其中介紹了《冥報記》《秦婦吟》及《陳子昂集》等文學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學者王仁俊則用四天的時間抄錄伯希和攜卷中有關歷史、地理、宗教、文學的文獻30篇,每篇后加上按語,編輯成《敦煌石室真跡錄》。中國敦煌學和敦煌文學的研究正式拉開了帷幕。一百年來,在以中國學者為主體的中外學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獻得到全面系統的公布、影印和校錄,出版了數以百計的研究論著和數以千計的研究論文。作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語言文學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隊伍壯大、成果豐碩而為學界關注。百年之后,中國的敦煌學家聚集在敦煌學的故鄉,緬懷幾代學人對敦煌學的卓越貢獻,總結百年來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討論其研究現狀,展望未來發展,倍感歷史賦予之責任重大、光榮而神圣。   周紹良(1917~2005)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和佛教研究專家。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會長,為推動我國敦煌語言文學的研究做出巨大貢獻。他校錄了我國第一部變文集《敦煌變文匯錄》(1954年),編錄了《敦煌變文論文錄》(1982年)、《敦煌變文集補編》(1989年),主編《敦煌文學作品選注》(1987年)、《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獻》(佛經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匯編》(1992年)。發表敦煌文學研究論文數十篇,像《談唐代民間文學》《唐代變文及其他》《讀變文札記》等論文,就敦煌文學的分類、體制特點及具體作品的體性認定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學術觀點對我國敦煌文學影響甚大。   會議共進行了6場學術研討,分別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張鴻勛(天水師院)、鄭阿財(臺灣南華大學)、張涌泉(浙江大學)、朱鳳玉(臺灣中正大學)、鄭炳林(蘭州大學)、李并成(西北師范大學)、伏俊璉(蘭州大學)、高啟安(蘭州商學院)、劉進寶(南京師范大學)、馬德(敦煌研究院)、楊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討會收到論文54篇,其中文學類論文25篇,語言文獻類論文15篇,歷史文化類論文12篇,還有敦煌藏文文獻研究論文2篇。周紹良先生與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是大會討論的主題之一。顏廷亮的《悼念永生難忘的導師周紹良先生》用充滿情感的語言追憶了周先生指導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編寫《敦煌文學》和《敦煌文學概論》的過程。這兩部由周先生為顧問、顏先生為主編的著作,由全國敦煌文學研究的十多位專家撰寫,代表了我國敦煌文學研究的總體水平。劉進寶《略述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卓越成就》則詳盡地敘述了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成就,可作為顏文的補充。許多先生發言中都深情地追憶與周紹良先生的交往和對他的緬懷與敬仰。   敦煌變文、俗賦、通俗詩、歌辭、小說都是這次會議討論的內容。項楚《從印度走進中國———敦煌變文中的帝釋》通過佛教中的“帝釋”與中國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終成為中國民間信仰的神靈,這一蹤跡的探討,以證明中國文化接納外來文化的包容性。張鴻勛《從它山攻玉看俗講變文研究的新拓展》對國人關注較少的日本敦煌俗講變文研究情況進行了點評,讓我們獲得了俗講變文的另一種文化解讀。劉亞丁(四川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獻的入藏和研究》一文敘述了東方手稿所的歷史沿革和敦煌文獻入藏該所的原始,重點介紹了俄國學者敦煌文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鑒。鄭阿財的《唐五代道教俗講活動與遺存》用大題材料鉤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講的活動,尤其是在敦煌文書中關于道教俗講的遺存,可作為向達先生《唐代俗講考》的補充。   伏俊璉的《先秦兩漢“看圖講誦”藝術與俗賦的流傳》通過對中國早期故事圖畫和看圖講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證明變文的中國文化源頭。馬德的《敦煌絹畫上的“邈真”與“邈真贊”》向人們展示了敦煌絹畫中大量的供養人像(原題“邈真”)和功德發愿文(原題“邈真贊”)這種畫贊結合的藝術形式。王晶波(西北師范大學)《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及其文化內涵》把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分為三種類型,分析它們所蘊含的社會宗教文化內涵及其意義。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試釋敦煌漢簡教誨詩》對敦煌漢簡中的一首西漢佚詩進行了重新解讀。   朱鳳玉《敦煌寫本〈祭驢文〉校釋及其文體考辨》回顧了《祭驢文》的研究歷程,對照原卷重新校錄,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詳加校釋,并從用韻、句式、表現手法等方面對其“賦體之文”的特征進行了深入考辨。何劍平(四川大學)對國家圖書館藏BD00950寫卷《維摩經》的一種“解疏”進行了校錄,向我們展示了一篇類似于講經文的富有文學性的文體。高國藩(南京大學)分析了敦煌本《漢將王陵變》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對敦煌四篇偈贊進行了重新校錄和考釋,王志鵬(敦煌研究院)通過敦煌聯章歌辭探討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周延良(天津師范大學)對敦煌《云謠集》與《花間集》兩種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詞集所包含的文化類型進行了比較研究,王勛成(蘭州大學)對敦煌寫本《離合詩》重新考釋,巨虹(甘肅社會科學院)對敦煌詞《謁金門》“開于闐”的創作年代進行了考察,而楊雄(三峽學院)辯證地分析了敦煌文學中雅與俗之關系,杜琪(甘肅社會科學院)則對敦煌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本次研討會也提交了有關敦煌語言研究的論文。周掌勝(杭州師范大學)通過敦煌文獻詞匯的考察,說明出土文獻對大型詞典的編纂和修訂的意義。董志翹(南京師范大學)的論文對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的一些詞匯語法現象進行了歸納和總結。蔣宗福(四川大學)則對敦煌寫本中唐五代韻書中的語詞進行了考釋。葉貴良(浙江財經學院)對敦煌道教文獻《本際經》的現代錄文進行了補正。張勇(四川大學)對《燕子賦》中的三個詞語進行了詳細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對俄藏敦煌寫卷中“新樣”一詞作了新的訓釋。還有數篇論文討論敦煌吐蕃文獻。張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統治時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廣和使用情況進行了敘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則對敦煌吐蕃語言文學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綜述。   學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學研究的特點之一,本次研討會上,也提交了有關歷史學、文獻學、文化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   楊寶玉(中國社會科學院)著意探討了敦煌小說《持誦金剛經靈驗記》之題記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與敦煌地區史的研究價值。鄭炳林、李強對敦煌類書《籝金》的編輯目的、成書時間、選材標準、體制特點等進行了分析和考證。楊秀清對伯3750卷《殘書信》進行了校錄,對其中提到的幾個人名,尤其是涉及歸義軍與中原王朝關系的重點人物王敬翼進行了考證。馮培紅(蘭州大學)則對晚唐劉允章的《直諫書》與敦煌寫本所抄中唐賈耽的《直諫表》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對比,以考證二者的真實性及這一文本從中原到敦煌流傳過程中的種種變異。梁紅、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對王道士用流水沖疏莫高窟下層積沙的情況進行了考證,這就涉及藏經洞的發現方式和時間等問題。   譚偉(四川大學)把敦煌寫卷中的《祖師頌》與《祖堂集》中的凈修禪師贊進行比較,論證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釋二者的文字異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對吐蕃時期漢文寫經紀年用法進行了歸納和考述,楊富學(敦煌研究院)則對回鶻佛教與印度神話的關系進行了考察。   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前言》論述了編校《敦煌文獻合集》的意義、分類、體例等問題。劉雁翔(天水師范學院)對現代著名學者馮國瑞有關敦煌寫經與吐魯番文書的題跋一一敘錄,其中不乏精當的考證。趙紅(南京師范大學)則對南京師大文學院藏敦煌《妙法蓮華經》殘卷進行了校勘,對其抄寫時代進行了考證。劉黎明(四川大學)對敦煌寫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啟請文”進行了梳理,并與現存陀羅尼經幢上的啟請文進行了比較研究。李并成、楊發鵬《“草圣”張芝其人其書》利用敦煌文獻及相關史料,對張芝的籍貫、學習書法的情況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徐小卉(蘭州商學院)則對新世紀最初五年內甘肅敦煌學研究的情況做了總結。張先堂(敦煌研究院)通過莫高窟供養人畫像的發展演變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啟安對敦煌文獻中記敘的食器“馬頭盤”的形狀功用及東傳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蘭州理工大學)對中古時期胡旋舞的考釋,都是饒有興味的研究題目。

“原新聞出版總署李東東副署長在第七屆科技期刊發展論壇上談到：科技期刊既承擔著確認科學發現優先權、傳播科學知識、積累科學文化、促進成果轉化、引導科技創新的重任，又承載著學術評價、學科建設、學風凈化、人才培養、交流合作等重要功能，在開展學術交流、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普及科學知識、提倡科學方法、傳播科技信息、推廣科技成果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推動我國科技事業乃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朱邦芬在第十三屆科技期刊發展論壇的報告中也談到，“科研誠信實際上是整個科技期刊的一個基礎，如果這個基礎有點動搖，那就會產生很壞的一些后果”。2017年7月，中國科協印發的《科技工作者道德行為自律規范》中明確提到：要求廣大科技工作者堅守反對科研數據成果造假、反對抄襲剽竊科研成果、反對委托、反對庸俗化學術評價等4條“底線”。正是由于學術不端行為的屢禁不止，2017年6月5日，科技部部長萬鋼召集了科研誠信建設聯席第六次會議，專門部署處理論文造假工作，提出將嚴打論文造假的灰色產業鏈。科技期刊應堅守學術誠信的底線，采取一系列措施，杜絕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

第一，設立科技期刊工作者職業道德規范制度。早在2010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期刊編輯研究會上海分會《中國科學院科技期刊工作者職業道德規范研究》課題組就在上海生命科學院信息中心舉辦了學術研討會，會議就科技期刊工作者的職業道德規范條例、科技期刊在防范學術不端中的職責等進行了研討。各科技期刊社應參照中國科學技術協會2007年1月的《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范（試行）》，結合《中國科學院科技期刊工作者職業道德規范研究》課題組提出的“科技期刊工作者職業道德規范條例”，制定自己期刊社期刊工作者應遵守的職業道德規范制度，杜絕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

第二，建立嚴格規范的期刊編輯出版工作流程。各科技期刊應根據自身情況，建立嚴格、規范的期刊編輯出版工作流程。首先，構建防范學術不端行為的多層防線，建立規范、嚴格的論文評審制度。科技期刊社的稿件，不論是約稿、自然來稿，還是人情稿、疏通關系稿，都必須經過相關專業的專家、學者評審后且無學術不端行為時才可錄用。但現實中，人情稿、疏通關系稿是不遵守評審制度的高發區，中國科學技術期刊編輯學會組織的首屆科技期刊青年編輯業務大賽決賽中，就有“那人，那情，那稿”一題讓選手闡釋，可見人情稿、疏通關系稿在科技期刊界是一種普遍現象。其次，編輯人員編排稿件過程中，一定要認真仔細，對于不明白、不理解的觀點、提法一定要向專家請教，切不可聽之任之。再次，嚴格審核作者信息，杜絕情況的發生。

第三，提高科技期刊編輯的學術素養。在我國的5000余種科技期刊中，既有綜合性、學術性、技術性科技期刊，也有檢索性、科普性科技期刊，但不論是何種類型期刊，提升科技期刊編輯的學術素養都十分重要?？萍计诳庉嬛灰邆漭^高的學術素養，對本學科有一定的研究，了解學科的前沿信息，就能在編審稿件中及時地發現學術不端行為，將偽科學消滅在刊出之前。目前不少科技期刊社的編輯都加入了相關學科的課題研究，成了真正的研究者，這更有利于對稿件的學術質量進行把關。

第四，拓展科技期刊編輯的學術范疇。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多種學科相互融合，雖說不少科技期刊是專業期刊，但作者的論文中會涉及本專業之外的知識，編輯只有拓展自己的學術范疇，熟悉、了解不同學科的研究動態，才能及時發現文章中的學術不端行為，把一些篡改、偽造的錯誤論點、結論刪除掉，才能用自己寬泛的學科知識擴大期刊的讀者面，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2017年10月筆者在杭州參加的“中國科普期刊學術研討會”上，見識了《航空知識》雜志的做法，他們的編輯就有寬泛的學科知識，在為讀者普及現代航空知識、傳播航空領域文化、講述世界航空歷史和中國航空發展史的同時，還送上了相關學科的知識。這樣的期刊社，我想不會有學術不端的文章刊出。

第五，鼓勵編輯參加各種學科的學術交流會、學術研討會。學術交流會、研討會是一個學習、分享的平臺，能隱性提高編輯的學術水準。2017年11月2日筆者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參加學術會議原來如此重要！”一小段文章，文中總結了8點，筆者在此引用3點來說明科技期刊編輯參加學術交流會、學術研討會的重要性：一是了解領域前沿。參加學術會議，短時間連續傾聽若干學術報告，編輯最直接的受益是快速了解本領域及相近領域的學術前沿，了解行業動態。二是提高鑒賞能力。學術會議很短，大多兩三天，但報告集中，是該領域科研人員密集展示自己科研成果的時候，編輯聆聽后能提高自身的科研鑒賞能力和學術品位。三是結識學術朋友。編輯只要參加各種學科的沙龍、研討會、論壇，就能零距離地接觸各類專家，既能與他們交朋友，一起探討學科的新理論、新觀點，創新研究方法，又能實地約稿，用實際行動幫助科技人員堅守學術誠信，從根本上遏制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

第六，引進新技術，合理利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學術文獻不端現象是重要的學術不端行為之一，文本復制（抄襲）是學術不端文獻的重要特征，各科技期刊社應積極引進新技術，利用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軟件對所有稿件進行檢測。目前各科技期刊社應用的檢測系統多為清華大學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和同方知網公司研制的基于全文的“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簡稱TMLC），此系統“可用于抄襲、偽造、一稿多投、篡改、不正當署名、一個成果多篇發表等多種學術不端行為的檢測”。TMLC雖然對稿件中學術不端行為的識別效率較高，已成為防范學術不端行為的有效工具，但也存在諸多弊端，如錯標、漏標、對比庫中缺少圖書類型等。這就要求各科技期刊社不能完全按照系統的檢測結果來判斷稿件是否存在學術不端行為，而應把拿不準的論文再交由專業人士檢測，讓專業人士比對、分析論文中的學術不端情況。如果條件許可，各科技期刊社也可把相關文獻下載下來，仔細地進行比對、分析，把抄襲的文章拒之門外。筆者所在科技期刊編輯部早在2008年就對重要稿件進行多方位檢測，成功地遏制了文本抄襲、偽造、不正當署名、一個成果多篇發表等多種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

【摘要】水利工程設計是水利工程建設的靈魂，水利工程設計的質量直接影響著水利工程的施工質量、功能、安全性能等，因此，解決水利工程設計中的問題，不斷提高水利工程設計質量，并尋求新的突破和發展，是水利工程建設發展中的重要內容。論文分析了水利工程設計未來的發展趨勢及相應對策。

【關鍵詞】水利工程設計；發展趨勢；分析

1引言

在經濟與科技日益發展的今日，我國的城市人口急劇增加，我國的工業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因此生活用水與工業用水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導致水源越來越短缺。在如此嚴峻的形勢面前，水利工程的設計尤顯重要。水利工程主要是指通過充分開發利用水資源，實現水資源的地區均衡，防止洪澇災害而修建的工程。由于自然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影響，各個地區的氣候不同，河流分布也不同，這就造成全國水資源分布嚴重不均勻，比如西北地區為嚴重缺水地區。為了滿足全國各地人民的生產生活需要，我們必須大力修建水利工程，認真規劃水利工程的設計，關注水利工程未來的發展趨勢[1]。

2水利工程的設計趨勢

2.1水利工程設計過程中審查、監管的力度會加大

由于近些年曝光的豆腐渣工程越來越多，國家對水利工程設計過程中的審查、監管的力度會越來越大。水利工程的建設過程中要派專人監管，防止出現不合理的工程建設及建設資金被貪污，建設完成后要對工程進行嚴格審查，以免出現豆腐渣工程。例如1998年長江發生全國性特大洪水。其原因除自然災害外，工程建設質量差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在以后的水利工程設計中，就更要借助法律和市場的手段來進行全面全方位的審查，使得水利工程的質量過硬，禁得起時間的考驗。

摘要：隨著我國流動人口逐步呈現老齡化的趨勢，他們是否能夠實現老有所養、是否已經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話題。為探索出促進流動人口基本養老保險繳納的有效方法，本文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進行實證分析，主要從流動人口收入、文化程度、政策認知和工作單位的角度出發，分析存在基本養老保險參與率低的原因，并從落實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國家政府合理適度補貼、加大政策宣傳力度以及加強監督管理力度等方面考慮提出改進建議。

關鍵詞：流動人口；養老保險；繳納情況；對策

0引言

近年來我國流動人口增長比例持續升高，且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逐步上升。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在經濟、文化交流、和社會建設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流動人口的規模持續增長且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這一群體的養老保障福利的缺失是我國社會福利建設進程中面臨不容忽視的問題。養老保險作為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對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流動人口是否能夠實現老有所養、是否已經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問題已為學者所關注。近年來杭州市通過各種舉措來吸引外地人才來杭發展，城市流動人口與日俱增，因此本文將杭州市作為調研點，以流動人口的基本養老保險為研究對象，設計了相關問卷，進行實證調查分析得出具有代表性的流動人口養老保險問題以及影響因素，并對此提出相關對策。

1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對流動人口的定義有多種理解，蔚志新（2014）提到我國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大家常常明確以“時間”和“空間”為衡量標準，把超過“一定”時間限度、跨越“一定”空間范圍的位置變動才視為人口遷移或人口流動。陳乙酉（2018）同樣解釋了流動人口是特有的概念是在我國特定的戶籍制度條件下所形成的，是指公民離開了其戶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和工作?；诖吮疚陌蚜鲃尤丝诙x為長期在非戶籍所在地居住、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圍繞流動人口養老保險參與意愿，國內學術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在養老保險參與狀況和相關影響因素，為完善流動人口養老保障制度提供政策建議等議題而展開。常仁珂（2014）認為地區乃至企業利益的沖突影響到流動人口的參保積極性。劉厚蓮（2019）研究認為流動人口自身參保意愿不強也是造成流動人口低參保率的原因之一。國外對養老保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系和模式的建立H．Robert＆J．E．Stiglitz（2001）提出在強制性的公共養老體系存在的合理性、養老保險模式的選擇、養老保險基金的籌資模式比較爭論比較激烈。此外Fan（2008）總結了關于流動人口社會保險政策的覆蓋面廣、可操作性強、政策條款詳細、制度本身的法律地位高等，對國內養老保障問題的研究有借鑒意義。綜上，我們發現關于流動人口養老繳納問題的研究，以往學者大多從宏觀角度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層面的研究，對于流動人口個人情況、身處環境及主觀感受方面的分析較少，沒有較為深入地探討。本文選用杭州市流動人口的基本養老保險為研究對象，從個人、企業、國家層面由淺入深，層層遞進得出流動人口養老保險繳納率低的原因并提出相關對策，所涉及的研究和相應對策更加細致，具有針對性，可供進一步優化設計思路。

2調研結果分析及問題

摘要：“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新時代我國高校應把“育德”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然而，當前高校“育人”過程存在“重專業能力培養，輕思想道德培育”的現象，導致研究生學術失范行為日益凸顯，損害了學術聲譽。本文以“三全育人”理念為核心，建議通過“全方位、全過程、全員”的育人思路創新研究生學術道德教育模式。

關鍵詞：三全育人；學術道德教育；道德培育

十八大以來，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提出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教育方針。2018年12月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深刻闡述了做好思政教育的重大意義，明確提出了推動高校育人模式改革創新的重大要求。2019年3月18日，在全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再次強調，“人無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新時代我國各高校要把“德”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將育德與育才貫穿于高校全部工作的始終。然而，當前高校育人過程往往片面注重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和知識的傳授，缺乏對學生價值塑造方面的關注，導致我國研究生學術不端行為頻發、學術誠信問題凸顯、學術道德急劇滑坡。僅2019年繼當紅演員翟天臨學術造假后，湖南大學研究生劉夢潔論文被指抄襲，湖南大學法學院博士生董嵐的學位論文被實名舉報，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研究生章勝玉的碩士學位論文涉嫌全文抄襲，復旦大學醫學院女博士李敏的期刊論文被質疑造假……以上現象充分反映了我國高校在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死角”，即學術道德的培育和塑造。

1研究生學術道德教育缺失的表現

所謂學術，當代人學家張榮寰將其定義為“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的論述”，即在各自學科專業研究范式下對某些現象進行系統化的解釋和論證，從而歸納其特征、總結出規律、最終指導我們的實踐。而學術道德則是學者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所必須要遵守的準則和規范。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對研究生的培養往往只關注于專業能力和知識的培養，對其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培育始終不夠重視，以致形成研究生學術道德教育缺失的局面，具體來說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1學術研究“市場化”

近些年，各高校對研究生的評優，如獎學金、優秀畢業生等采取量化考核的方式，其中研究生發表的論文數量成為學生評優，乃至保送推免或考博升學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相較于論文的質量，論文的數量顯得更為重要，“批量生產論文”自然也就成為研究生評優決勝的法寶。然而，畢竟受個人精力、學識所限，短時間內單憑自身力量很難做到“大量產出”。正所謂“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場”，在此情況下“淘寶論文”“”和“”則應用而生。于是，部分焦心于論文寫作的學生便通過金錢交易的方式將自己從學術研究中“解脫”出來，而“”和“”也采取“抄襲”這個最低限度的精力損耗為成本達成論文刊發的目的從而獲利。因此，論文抄襲現象屢禁不止，雙方看似“交易互利”，實則卻嚴重侵蝕了學術生態，玷污了神圣的學術殿堂，極大損害了學術聲譽。

摘要：教學檔案是學校在長期的教學實踐當中形成的、具有重要參考憑證價值的檔案，是學校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學檔案是學校教學活動的真實記錄，記錄了學校的教學理念和教學特色、匯集了學校多年來形成的教學經驗，并凝聚了學校文化。文章以成人高校為例，分析成人高校做好教學檔案管理的重要意義、開展教學檔案管理應當遵循的主要原則，以及做好教學檔案管理的實現路徑。

關鍵詞：教學檔案；教學檔案管理；成人高等教育；實踐分析

1做好教學檔案管理的重要意義

教學檔案是學校在長期的教學實踐當中形成的、具有重要參考憑證價值的檔案，屬于專業檔案范疇，也是學校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學檔案是學校教學活動的真實記錄，記錄了學校的教學理念和教學特色、匯集了學校多年來形成的教學經驗，并凝聚了學校文化。特別是，教學檔案記錄了學校改革發展的艱苦歷程，記下了教職工的艱苦勞動成果，展示了學生全面發展的全過程。正因為如此，教學檔案能起到教育、研究、考證和借鑒的作用。以史為鑒，總結過去、研究現在、面向未來，這就是做好教學檔案管理的核心意義。具體來看，做好教學檔案管理的意義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服務學校自身發展。教學檔案全面反映了學校在專業設置、培養對象、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式以及學生工作等方面的內容，真實記載了學校圍繞中心大局、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設置教學環節的工作實踐。做好教學檔案管理，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通過對檔案進行深度研究，對相關信息資源進行深入挖掘，傳承經驗、文化等，發現存在問題并及時改正，努力使教學更好地圍繞中心大局、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第二，服務學校教學改革。教學檔案記載了學校實施教學的全部過程，記錄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及學生工作的真實情況，更是集結了教學經驗、反映了教學當中存在的問題。這一切都使得教學檔案成為學校進一步完善教學、提升教學質量的重要依據。此外，還能根據教學檔案，對教師的教學質量進行客觀評估，對學生的學習情況進行全面檢驗。再有，還可為學校開展教學評估提供完整、系統、真實的信息資料。顯然，全面掌握和認真分析教學檔案，無疑會對深化學校教學改革起到重要作用。第三，服務學校師資隊伍建設。教學檔案全面記錄了專職教師的業務工作情況，如教學、科研、職稱評定、考核等，還系統記錄了兼職教師的聘任及開展教學工作的情況。分析和研究教學檔案，就可以非常全面地了解教師的教學工作經歷、業務能力等，對于學校加強師資隊伍建設、進一步完善教師聘任制度等起到重要作用。第四，服務學校師生。學校教學檔案客觀記錄了教學育人的全過程，如實反映了學校改革發展情況，真實地揭示了學校教育教學的軌跡。特別是全面展示了全校教職工辛勤耕耘、勤奮工作的點點滴滴，也展示了各屆學生嚴格要求、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因此，教學檔案必將發揮其服務全校師生的重要作用，成為教育全體教職工和學生的最生動、最具體的史料。通過展示校園文化和優良的教風、學風，必將激發全校教職工和學生繼承優良傳統、努力開創未來的積極性。此外，學籍檔案作為教學檔案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全面、綜合地考察學校畢業生的重要素材。

2做好教學檔案管理的主要原則

筆者認為，做好學校教學檔案管理應當遵循的主要原則，就是實事求是，即根據本校實際情況，制定有針對性的教學檔案管理策略。具體來說，要結合學校自身定位、學校歷史發展、學校教學特色、專業特色、校園文化等，制定有針對性的教學檔案管理策略。以筆者所在的杭州市總工會干部學校為例，學校是一所獨立設置的成人高校，教學特色為成人高等教育。我國成人高等教育始于20世紀50年代，當時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的“夜大”。隨后行業、系統、社會團體等主辦的成人高等教育也相繼發展起來，進而獨立設置成人高校。至今成人高校發展已有近60年，各類成人高校積極推動教學改革、深化教學實踐，取得良好成績，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培養大批合格人才，為我國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升作出巨大貢獻。與此同時，教學檔案也隨著學校檔案的不斷豐富，從種類單一發展到種類齊全，積累了大量內容詳實的教學發展材料，信息資源也具有可挖掘的價值。但如何進一步提高教學檔案管理水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如何更加積極地開發教學檔案信息資源，使其能更好地為社會服務，需要學校檔案管理人員認真思考。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教學檔案內容日益豐富、數量明顯增加，教學檔案越來越成為學校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成人高校以學歷教育作為其基本任務，辦學模式具有重點突出、層次多樣、形式豐富等特點，因此成人高校形成的教學檔案材料的門類多樣化；又由于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各行各業，而且年齡差異也比較大、學習基礎參差不齊；加之任課教師既有本校的專職教師，又有外聘的兼職教師，這些因素都使得檔案的來源比較復雜，也使得成人高校教學檔案獨有特色。因此，在建檔時必須認真分析文件材料的組成，既要體現完整性、全面性，又要確保重點突出。教學工作是學校在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有關政策、精神的指導下，結合本校實際開展的。杭州市總工會干部學校的教學層次基本分為兩大類，即學歷教育和各類培訓。其中，學歷教育分為兩種，即業余班教育和脫產班教育；各類培訓則種類繁多、五花八門，時間上也有長有短，少則幾天，多則半年、一年；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教育的發展，各類培訓將日益增多，這種多層次的辦學模式無疑使成人高校教學檔案的內容非常豐富。教學檔案可概括為3個大類，即學生檔案類、教學實施管理類和綜合類。下面進行分析。第一是學生檔案，分為學籍檔案和學生個人檔案。其中學籍檔案主要包括招生錄取名單、新生報到登記冊、學生點名冊、成績冊、學生休學報批材料以及畢業生名冊。學籍檔案是教學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極高的憑證價值，對于這部分檔案特別要注意實現規范化管理。學生個人檔案主要包括畢業登記表、學期總結考核表、優秀學生及優秀學生干部評比審批表、學生獎懲材料等。第二是教學實施管理檔案，包括教學實施檔案及教師業務檔案兩類，是教學檔案中最為重要的業務類檔案，最能體現學校改革發展的重要歷程。其中，教學實施類檔案包括如下內容：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批準專業設置的材料，如學校上報的材料，一般包括課程設置及要求、培養目標及要求、招生對象及學制、全期教學進程表、實踐環節安排等，以及上級的批文；有關教學的制度、辦法、規定等，以及教學大綱；教學質量檢查及總結分析；教師工作量制度及執行情況；試題、答卷及考試情況分析；畢業設計、畢業答辯及典型資料；教務處、教研室工作計劃及總結等。教師業務檔案對于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具有重要作用，包括教師登記表；教師任職資格審查材料、聘任書；教師年終業務考核（含反映教師教學工作量的材料）；教師職稱評定材料；教師業務進修材料；科研及教學研究論文；教師獎懲材料。需要注意的是，成人高校除專職教師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的兼職教師，應該認真做好兼職教師的業務檔案管理，便于學校開展教學管理、保證教學質量。第三是綜合類檔案，主要是不易劃歸于上述兩類的檔案，如反映學生工作、班主任工作等的材料。較之于上述兩類檔案，綜合類檔案內容更加豐富、細分種類更多。

3做好教學檔案管理的具體舉措

摘要：隨著21世紀城市化發展，城市建設的重心逐漸從強調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轉移到關注城市形象建設上。越來越多的城市在探尋和塑造自己的形象，力圖打造一個獨特的形象標簽?；跉v史圖像進行城市視覺形象設計，可以讓人們更深刻地了解城市文化內涵，傳播城市的人文精神，打造鮮明的城市視覺識別特征，形成獨特的城市品格，為城市視覺形象設計提供更多思路。

關鍵詞：歷史圖像;城市形象;視覺形象設計

一、歷史圖像與城市視覺形象的釋義

圖像是對客觀對象一種相似性的、生動性的描述或寫真，是人類社會活動中常用的信息載體，是對客觀存在的事物的表達，是有環境、背景的。歷史圖像是人類在漫長的社會歷史進程中保留的珍貴材料，是歷史的沉淀與延續。在一定程度上，人們需要依據歷史圖像獲得對相應客觀對象與時代的形象化認識。一個城市的發展要結合本地特色，離不開對歷史的傳承。歷史圖像作為見證客觀對象與時展的素材，充分挖掘其中有效的信息，對城市視覺形象設計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如，河南開封建造的清明上河園（圖1），以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范本，再現了北宋都城東京的繁華盛景。以這幅歷史圖像為挖掘點建造的清明上河園，使人們可以親身體驗和了解到北宋當時的城市面貌和民俗風情，而它也成為開封這座城市視覺形象中最直觀的載體之一，是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標簽與符號。城市形象是一種泛指概念，主觀上是一種對城市具體化形態的認識，是認知主體人對城市的綜合性體驗和印證，是人對城市的整體感知和綜合評價；客觀上是城市整體化的精神與風貌，是一個城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有關城市形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人們追求“城市之美”的思想和行為，中世紀歐美國家的“城市美化運動”，把城市規劃和建設與視覺形態的藝術之美結合起來，可以說是現代城市形象設計的萌芽。20世紀中期，美國學者凱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書中提出，城市形象是人對城市的認識所形成的印象，是人通過對城市物質環境的觀察與體驗實現的，并把城市形象的形成歸納為五個要素：道路、邊界、區域、節點和標志物。20世紀90年代，有學者將CIS（企業形象識別系統CorporateIdentitySystem）概念引入城市形象研究領域，提出具有新涵義的CIS（城市形象識別系統CityIdentitySystem）概念，包含了城市的理念識別、行為識別和視覺識別，以系統地打造城市形象。其中，視覺識別是城市形象中最為直觀的，即城市的視覺形象，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內容。

二、基于歷史圖像的城市視覺形象設計

城市視覺形象是一個城市形體物質的外在綜合展示，是一座城市的面孔和氣質，是人們通過自身體驗觀察到的城市空間的視覺形態，是一個城市物質基礎與精神層面的結合。能引起人們感知意識的事物有很多，包括城市的標志、建筑、景觀、吉祥物、公共導視系統、道路交通、旅游景點等。將城市獨特的自然要素、社會要素塑造成可以感知的一種表象，可以形成對城市特殊的視覺識別效應，有機地塑造城市視覺形象。當然，城市視覺形象的建設，不僅僅是純粹的外在展示，它離不開城市的內在文化與精神，視覺形象是一座城市內在歷史底蘊和外在特征的綜合體現?；跉v史圖像進行城市的視覺形象設計，挖掘、提煉、整合城市各種資源，能更好地將地方特色與城市形象融合，使城市視覺形象更具個性與競爭力。如，位于西安的大唐芙蓉園（圖2），是中國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筑群，其多方位地展示出西安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與特色，成為西安城市視覺形象的代表性名片。城市信息的可視化構成了城市的視覺形態，使城市的形象可以通過視覺形式被感知。城市的視覺形象是指依據視覺傳達的原理，通過符號化的圖形、色彩等視覺元素將城市的信息轉化為視覺形式，人們再通過認知這些視覺形式便捷地獲取城市信息。美國著名的城市學家伊里爾•沙里說過：“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換言之，城市的可視性是建立城市視覺形象的重要手段。城市視覺形象所包含的設計要素和層次是復雜多樣的，文章主要研究的內容大致分為三類，即城市視覺符號、城市導向系統和城市廣告宣傳。

1.城市視覺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