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是現存社會中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歷來都非常重視的一種基本教育,其教育的成效直接影響和決定著該國或地區公民在國際生活中的地位和聲譽。香港回歸中國以后,針對原來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調整和創新。回歸前港英政府在港推行疏離式的子民教育,回避“國家”、“民族”等觀念,導致香港青少年在思想上缺乏國家民族意識。因此,香港特區政府和相關部門在公民教育問題上,著力彌合長達150年英國殖民統治造成的香港與大陸的裂痕,滿足廣大香港居民“尋根”的要求。特別是在青少年公民的愛國主義教育中,先后經歷了一個從普通公民到中國國民,再從中國國民到優秀公民的教育歷程。   一、從公民到國民:國情的認同   “回歸”不僅是土地的歸屬,更重要的是人心回歸及民眾身份的重新定位。香港回歸前,港英當局對香港居民推行的是一種疏離國家的子民教育,這種教育缺少國家和民族的觀念,實質上是一種服從于殖民統治需要的奴化教育,它以培育“世界公民”為幌子,卻讓公民對自己的祖國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認識,完全淡化了中國國民意識。因此,香港回歸后,擺在特區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讓香港民眾重新對自己的國民身份進行定位,對青少年進行特殊的公民教育。回歸十多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和相關部門為了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國家觀和公民觀,更準確、更完整、更系統地了解和認識中國國情,感受和體會“一國兩制”,更好地完成從公民到國民的轉變,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教育框架———增強學生的國家意識   鑒于回歸前港英當局對香港民眾實行的淡化國家和民族意識的教育,早在回歸之初,特區政府就把突出培養青少年學生的國家意識,讓廣大青少年較快地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作為公民教育的重要內容。香港首任特別行政區長官董建華在1997年7月1日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提到:“香港與祖國一脈相連……熱愛國家,熱愛民族……重新接上中華民族的根……”香港教育評議會建議,1997~2007年間,公民教育的重點應著意于民族情感和國家情懷的培養,以便進一步融入中國社會。1999年,特區政府制定《21世紀教育藍圖———教育制度檢討》的咨詢文件,提出教育要培育一群對社會、國家、民族作出承擔和面向國際社會的國民。2001年,一份對香港未來十年課程發展方向有決定意義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的文件,指出德育及公民教育是香港未來的課程發展需要推行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強調要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等重要價值觀,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國民身份認同的中國公民。2002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頒布新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提出要培養積極的價值觀和態度,包括“堅毅、責任感、尊重他人、國民身份認同及承擔精神”等。2006年,香港政府成立了國民教育中心,專門負責推動中小學生的國家民族意識教育。2007年10月,143名香港中學生被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委任為“國民教育大使”,負責在校內宣傳國民教育概念,推廣全港性的國民教育活動,以增強年輕一代的公民意識[1]。將增強學生的國家意識納入教育框架,有效地促進了香港青少年對祖國的認識和了解,并逐步演化成對國家的強烈歸屬意識。   (二)課程改革———培養學生的民族認同   香港在回歸前,年輕人普遍對國家和民族了解不足。當時學校推行國民教育的重點,都集中于學科知識探討,較少將“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作為發展方向,香港青少年對自己國民身份的理解比較模糊。香港回歸之后,特區政府堅定地認為,國民教育應從小做起。因而要求教育統籌局著力提高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鼓勵學生繼承中國的文化優良傳統,培養學生的愛國心,期望他們為國家作出貢獻,社會也開始期望年輕一代能夠逐步形成清晰的國民身份認同,并為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作出貢獻。近年國家的蓬勃發展成為世界的焦點,也為香港國民教育的開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近年來的課程改革強調了培養學生民族認同的重要性。例如,將“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致力于貢獻國家和社會”列為七個學校課程宗旨之一;將“國民身份認同”確立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五個優先培養的價值觀之一,并提出“國民身份認同”作為其中一個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從認知、情感與實踐三個層面,積極推動國民教育。   1997年,香港教育署改革小學階段課程,設常識科,將以往的社會科、科學科和健康教育科合并成為一個綜合學科,增加了有關香港、中國內地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等內容,包括六個學習范疇。其中,第五個范疇為“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主要講授中國地理、歷史和中華文化,幫助學生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培養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及責任感。從1998年開始,將普通話列為小學的核心課程之一,更廣泛地使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同時,將中國歷史作為學校科目,重編教科書以反映政治現實。1998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了中學公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專門設有“國家民族社會范疇”的內容[2]。2009年推行新的高中課程,加強學生認識及認同國民身份的學習元素,如通識教育科的必修部分設有“現代中國”的學習單元,涵蓋“中國的改革開放”及“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兩個課題。地理科、歷史及中國歷史科等選修科目,也從不同角度擴展學生對國家的認識。   從臺灣學者陳鏗任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香港的教科書中對學生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民族知識培養,主要目的在于告訴學生作為中國人的事實、中國目前的現狀、中國與香港的關系等,從不同角度培養學生對祖國的了解和認識。同時告訴學生,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國日益發展成為世界強國,從而激發學生對祖國強烈的認同感,培養學生對民族國家的理性認同。不同團體的調查顯示:香港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一直在穩步提升。根據大專院校調查,推行課程改革以來,大約85%小學生、70%中學生在國民身份認同方面已有長足進步。#p#分頁標題#e#   (三)多種途徑———提高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為提高香港青少年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的情感和意識,特區政府和相關組織通過各種有效途徑,逐步增加培養青少年學生對《基本法》、對國家及民族認同感的教育,努力把香港青少年培養成獨立、有擔當的年輕人。例如,國民教育中心采用“多感官體驗學習法”來設計教學內容,內設多個主題“課室”,包括介紹中國過去所經歷過的戰爭的“烽火軒”、介紹中藥的“百草軒”、介紹國旗與各省份的“龍情軒”、介紹國家歷代名人的“點將軒”及介紹中國武術等的“國藝軒”,并設置電影室與資料室;中心同時設有展覽廳,多個主題展覽包括“中國在世界的位置”、“人民生活的變化”、“經濟發展規劃”、“當代杰出華人”及“中國科技發展和成就”等;中心還配合課程發展需要,舉辦國民教育日營,透過展覽與工作坊,讓學生認識國情,進行品德學習,提升素質。綜合而言,這些途徑主要有:   1.真實生活感受和演練   也稱“生活事件方式”策略,即選擇絕大部分學生在成長和個人發展的某個階段最常經歷的事件和社會問題,作為進行公民教育的實例。幫助學生認識在學期間及將來生活中可能會遇到的事件及課題,培養他們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這種方式把學生的學習與日常生活相聯系,討論真實的生活經驗和個案,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參與有意義的討論并反思自己的價值觀、態度、需要和興趣。這種“從生活中學習”的方式,在國家民族教育中得到廣泛運用。   2.配合課堂教育的聯課活動   香港許多中小學通過聯課活動,發展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所謂聯課活動,是在明確的學習目標下,不分班級、不分年級甚至不分學校進行課外活動,主要是通過學生的自主學習與教師的輔導活動發展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如介紹中國文化的活動、籌款活動等,內容多種多樣。   3.政治禮儀教育方式   香港一些學生把唱國歌和升國旗儀式作為重要的公民教育禮儀形式。在殖民統治時期,香港當局對愛國教育慣于采取壓制政策,除了五所“愛國學校”在艱難的條件下堅持升國旗外,大部分學校都是飄揚著米字旗,校園里到處是女皇像。隨著米字旗的降下,香港的政治地位發生根本轉變,學校通過升國旗儀式對學生進行愛國教育,已是新時期學校德育的全新內容。許多學校開始采用內地集會方式,升國旗、唱國歌的禮儀教育方式逐步走進校園。2007年6月的調查顯示,香港人中只有50%的人會唱國歌,不過在校學生會唱國歌的比例已經增加到84.4%,顯示了教育的確有其“功效”[3]。   4.內地考察與體驗交流   香港學校舉辦此類活動的形式非常豐富。如通過到內地名山大川欣賞大自然的美景,培育學生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通過到內地高等學府及其他機構作實地考察,促進學生建立對國家的自豪感。香港教統局不僅直接鼓勵師生到內地體驗當地生活,還推行多種資助形式鼓勵學校到內地參觀交流。例如,設立“認識中國文化活動”和“赤子情•中國心”資助計劃,讓學校按學生的能力和需要,自行計劃到內地學習交流,通過親身接觸祖國、認識國情,進一步拉近學生與祖國的距離,培養深厚的國家情懷。如2006年7月舉行了“VTC中國體驗計劃2006”活動,80名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大專生,暑期在北京進行為期8個星期的工作體驗。   二、從國民到公民:大國的風范   一個具有大國風范的公民,既應該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充滿自豪感,也應該對整個世界和人類懷有責任感和愛心。香港回歸后的青少年愛國教育,在重視培養青少年學生的國家和民族意識的基礎上,也非常關注不讓自己的青少年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泥潭,特別注意引領、培養和造就具有世界視野的優秀公民,但這已經不再是過去港英政府培養的服從和守秩序的“世界公民”,而是作為一個有著5,000年燦爛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的中國公民,是充滿自信心、自豪感、有力量、文明程度高的公民典范。正如教育委員會主席鄭慕智所指出的那樣:香港特區主權回歸,青少年需要加深了解和認識中國,認同中國國民身份,在正確建立道德觀和人生觀的同時,加強國家民族觀念,并兼具備國際視野。   (一)全面理解現代公民角色   全面理解現代公民角色的內涵,要培養既充滿民族自信、國家意識,又具有大國風范的世界公民,其公民教育就不能局限于理解和獲得知識,而更應該側重對人的價值、態度、信念和能力的培養。公民的價值、態度、信念和能力被視為公民基本素質的四個方面,應該是學校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標。目前在香港的大多數學校里,公民教育與德育實際上是相互交融、同時進行的。   注重個人品行的培養,注重現代公民價值觀和態度的培育(見表1),是現階段香港公民教育的一個突出特點。為了能有效地幫助兒童與青少年建立積極和正面的價值觀,新課程改革提出以“生活事件”作為公民教育主要的學習內容,即以學生熟悉的事情作為切入點,以互動和有趣味的學習模式,鼓勵學生將課堂上學到的價值觀點和態度應用到日常生活中,或是讓學生將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帶入課堂做反思和討論,不斷改善和提升自己的價值觀在現代世界中的普適性意義。   (二)積極拓展國際公民視野   為了達到青少年公民教育的良好效果,香港主張采取多種途徑實施公民教育。因為,公民教育本質上不單涉及知識、技能和態度的學習,更重要的是通過反思和行動將公民價值觀、信念和能力加以內化,從而在家庭、鄰里社會、地區社會、國家民族社會以及在全球環境中實踐出來。   采取多途徑推行公民教育的做法更為符合現代公民教育的特點。#p#分頁標題#e#   目前,香港學校普遍通過四種途徑以培育具有國際視野的現代公民:一是正規課程,即學校在學時表內安排特定的課時引入公民教育作為獨立課程,進行公民知識的講授,如《政府及公共事務科》、《經濟與公共事務科》、《公民科》、《社會科》等。二是非正規課程及隱蔽課程,即教師在不同的科目中滲透一些相關的價值思考和活動。如在中國歷史課中加入中國近年所取得巨大成就和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重要角色的內容,培育學生對祖國的自豪感和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等。三是主題周、集體活動及班主任課,通過舉辦一系列培育學生品德的活動,如“禮貌周”、“敬師周”、班際比賽和各種學習活動,改善學生的行為和態度。四是實踐活動,如讓學生到醫院、老人院等地進行探訪和義務服務;參觀戒毒中心和懲教署、旁聽立法會議、出席金紫荊廣場的升旗儀式等;舉辦一些訓練學生獨立能力和堅強意志的活動[5]。這些活動有效地深化了學校公民教育的效果,特別是對廣大青少年在更廣泛的國際視野中接受現代公民教育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   (三)熱忱承擔全球公民責任   能否勇于和有能力承擔新時代賦予的公民責任,是衡量和檢驗公民教育成敗的試金石。21世紀的香港是一個知識型經濟的社會,隨著社會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對人才素質的要求日益提高,不僅要擁有知識和技術,還要懂得與別人和睦相處,有責任心和正確的生活態度。為了更好地適應這一需要,香港特別行政區在2001年6月發表了《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的報告書,推行新的課程改革。此次改革推行的四個關鍵項目中,青少年公民教育被列為首要發展項目,并尊重種族、文化的多樣性,提倡共同努力解決全球問題;強調學生的主體性,青少年愛國教育課程的目的不只是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幫助學生發展自我教育、獨立思考、創造性思維和實踐能力,養成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   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把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作為重點,并突出了兩個目的:一是希望學生具備抗拒社會各種誘惑的能力,在良莠紛呈的社會價值觀中仍能堅持正確的原則和生活態度;二是希望能提升青少年學生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以充滿自信、不卑不亢的態度與不同國家的人進行交往,既有能力為增進國家的福祉做貢獻,又能熱忱承擔全球公民責任。   三、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的思考   (一)政府主導   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一直都是在特區政府主導下進行的。特區政府認為,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是一個重要的教育目標,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制定各項政策,促進和推動國民教育的發展。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在1997年發表的《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一書中,建議當局根據回歸后的政治情勢加強學生對中國、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的認識,并促進學生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了解,使學生更好地適應未來社會的需求。二是提供經費,制定計劃,保障國民教育的推進。2005年,香港教統局撥款1,400萬港元讓學校推進國民教育,以提高學生的愛國觀念,并采取六項措施推動國民教育。包括培訓教師,提高對國民教育的認識及改進方式方法;結合課程改革,加強課程內有關國民教育的元素;提供有關認識祖國的資助計劃;制作學與教的資料及教具等[6]。三是舉辦形式多樣的國民教育的活動。如舉行“歷屆奧運金牌選手訪港團與學生真情對話”活動,激勵學生學習奧運冠軍堅韌不拔的精神,進一步提升對國家責任的承擔以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繼舉辦2003年“神州五號”、2005年“神州六號”升空學習系列活動之后,2008年12月邀請“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代表團訪港,為“中國首次太空漫步航天展”揭幕,與香港大學生、中小學生座談,出席“全港歡迎‘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代表團大匯演”等一系列活動,提高學生對祖國成就的自豪感;在北京舉辦國情教育課程班“國民教育之旅———北京研習體驗”等;推行“赤子情•中國心”資助計劃,撥款資助學校舉辦認識當代國情及中國文化的活動,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各種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提升青少年的現代公民素質,不斷拓展青少年的國際視野,把公民教育的目標定位在熱愛祖國和自己的民族,并具有大國風范的現代世界公民上。多次問卷調查顯示,90%以上的師生認為參加這些活動能加深對國情的認識、增強國民身份認同、加深對中華文化的了解。   (二)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是香港回歸后對青少年公民教育的一大特色。誠如香港現任特別行政區長官曾蔭權所指出的那樣:加強市民的國民身份認同感是一項全方位的工作,要把這項工作做好,必須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除政府部門積極推行國民教育外,香港社會團體、民間機構也不遺余力地為提高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國情教育獻計獻策、出錢出力。回歸初期,針對香港國民教育在理念、教材、設施等方面的缺陷,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呼吁加強國民教育,得到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香港國民教育中心得以成立。2005年6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物局、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和香港電臺聯合舉辦香港首屆“國民教育國際交流研討會”,主題是“認識自己的根源和身份”[7]。民間機構“公民薪傳網絡”經常舉辦大型國民教育活動,倡導建構一個溝通政府與民間、整合各方面力量的國民教育平臺,以“發揚中華文化、培養家國意識、推動公民承擔”為宗旨,匯聚各種社會資源,配合時代需要,全面推行國民教育。有些香港宗教團體在所開辦的學校中,也大力推行國民教育。如香港天主教教育事業處為天主教下屬中學制作了《香港情•中國心》教材。這套教材以國民教育為重點,使學生從客觀認識、感情和理性層面認識中國,幫助學生獲得正確的國家民族觀念,以認同自己的文化和國家。香港的輿論媒體也為國家民族教育的施行推波助瀾,關注和報道國民教育的成效。   (三)系統推進   對青少年進行公民教育是一項比較復雜的系統工程。正如美國比較政治學家阿爾蒙德所指出的,影響公民政治社會化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即家庭、聚居區、教會、學校系統、正式組織、大眾傳媒、政黨、立法機關、行政機構,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等運動和變革都會影響到公民的政治社會化。香港特區的青少年公民教育充分考慮到了政治社會化的這一特點,在推行青少年公民教育的過程中,一方面通過學校的正規課程、滲入課程、課外活動、校風建設等全校師生共同參與的模式,不斷提升公民教育在學校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重視學校、家庭、社會三方面力量的配合,通過調動和發揮各種團體力量的優勢,特別是社會傳媒的積極作用,以及挖掘青少年公民教育的各種可利用資源,鼓勵社會機構和團體廣泛參與,共同營造公民教育的社會氛圍[8]。這是現代整體思維方式和系統理論在青少年公民教育政策和推行模式上的運用,也是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帶給我們的有益啟示。#p#分頁標題#e#

一、充分利用歷史課堂的教學資源開展公民教育

歷史教師對歷史教材中正面的道德品質諸如商鞅在秦國改革過程中的歷史作用，中六位君子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還有抗日戰爭中眾多愛國將領的民族精神，這些都是培養學生愛國主義和公民責任的重要素材。而歷史中許多方面的教材，諸如許多王朝末年的腐敗與墮落、專制主義、霸權主義等對人民和社會的侵害，是提高學生反思歷史的重要資料，通過歷史反面教材的學習和反思，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獨立意識、愛國情懷。

學生可以在歷史事件中逐漸地培養公民意識和民主精神，促進學生公民道德教育的學習和成長，促進學生提高自身的公民意識，逐漸形成和完善自己的人格。在歷史的學習的過程中，教師應該充分發揮學生在學習歷史中的主體地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的能力，讓學生公正、客觀地看待歷史事件，培養學生大膽表達觀點和意見、促進學生的獨立思考、開拓進取和勇敢表達意見的能力，從而塑造學生的創造精神和公民素質。歷史教師在進行課堂教學的過程中，要善于把握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間的關聯性，認真鉆研歷史教材，向學生講述歷史的時候，要善于運用科學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和積極性，善于運用故事形式將歷史現象用生動的畫面展現給學生，促進學習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培養自尊心和自豪感。

通過古代史的學習，培養學生對中華文明的自信心，培養學生作為中國公民的自尊心;通過近代史的學習，培養學生的歷史使命感，激發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懷，提高學生的艱苦奮斗的精神;通過世界史的學習，培養學生的國際意識，求同存異的意識，塑造學生的民主意識。通過對歷史的學習，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人文底蘊，促進學生學、法制精神的實質，讓學生體會到歷史的發展是通過人民群眾的努力來實現的。

二、充分利用“第二課堂”加強公民教育

對青年學生的公民教育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過程。歷史課堂的國民教育對學生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因此，在歷史課堂上開展對學生的國民教育之外，應該充分利用好第二課堂，作為開展學生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徑。作為歷史教師，應該充分利用好節日以及紀念日，通過開展主題講座、紀念展覽以及電影觀看等方式，加強對學生的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從而增強學生的公民意識和責任感。歷史教師對歷史課堂外的資源進行充分的利用，在國慶節、九一八紀念日、五四青年節等，舉辦主題展覽和講座，在教室利用多媒體同學生一起觀看歷史題材的電影，利用豐富的影視資料和圖片資料，增強學生對歷史的感性認識，再通過教師進一步的講解，提高學生對歷史的理性認識，不斷增強學生的民族責任感和愛國情操。圖片和影像的形式，對開展公民教育活動具有更直接和易被接受的效果。通過課外多種形式的歷史教育，可以促進學生學習歷史的積極性，逐漸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有利于學生公民道德意識和民主、責任意識的進一步形成。

三、建立多元化的教學評價機制

被譽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在中國教育思想發展史上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我國近、現代史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的大教育家。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以中華民國教育總長、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校長的身份，提出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育制度，興辦平民教育，改造北京大學，開始了中國真正的現代化教育。其次，被譽為現代教育先驅者的蔡元培是現代先進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其教育思想中的人文精神，是現代教育區別于傳統教育的根本標志，也是我們今天反思教育、進行教育改革不能忽視的寶貴的思想資源。今天，蔡元培的“五育并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中西融合”等教育思想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仍有巨大的借鑒意義，對軍隊院校的教育改革和整體發展也有很好的啟示作用。　　   一、“五育并舉”的教育方針對高校開展素質教育具有指導意義。　　   （一）“五育并舉”的教育方針   蔡元培倡導以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為急務，以道德教育為中心，以世界觀教育為終極目的，以美育教育為橋梁的五項教育首倡于1912年2月11日其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發表的著名論文《對于新教育之意見》。此五育的全面發展，即形成健全的人格。“五育并舉”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他對中國近代教育理論的重大貢獻。   1．軍國民教育   大多數學者將軍國民教育思想等同于體育教育思想，這是從蔡元培所闡述的體育教育理論及其所從事的體育教育實踐對軍國民教育思想進行探討的。但如果仔細考察蔡元培當初提出的軍國民教育思想，似乎又不完全等同于普通意義上的體育教育，而更偏向于軍事體育。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從當時國際環境來看，我國處于強鄰交逼，亟圖自衛，而歷年喪失之國權，非憑借武力，勢難恢復。即對外反對侵略。二是就當時國內情況而言，要打破軍人成為全中國特別之階級的局面，就非行舉國皆兵之制，否則無以平均其勢力，即對內反對軍人強權政治。這種思想集中體現了蔡元培通過教育救國的精神，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軍事體育教育思想。   2．實利主義教育   蔡元培所說的實利主義教育是指以科技為主要內容的智育。如果說軍國民教育的目的是強兵，那么實利主義教育的目的則是富國。因為蔡元培當時的觀點是：當今世界的競爭，不僅靠武力，尤其靠財力。而中國地下寶藏尚未開發，各種新式企業尚少興辦，人民失業者和無業者很多，國家貧窮。因此，若發展國民經濟，提高社會生產力，在世界競爭中生存下來，實利主義教育固亦當務之急也。為此他便明確主張把實利主義教育列入教育方針。   3．公民道德教育   這明顯是指德育。蔡元培在五育之中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這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蔡元培認為，實施軍國民教育和實利主義教育固然可以強兵富國，然公民無道德，則不免出現智欺愚、強凌弱，而演貧富懸絕。所以必須以道德為根本，教之公民以自由、平等、博愛。同時，蔡元培反對以尊孔讀經、忠君報國為主要內容的封建主義教育，提倡有積極內涵的公民道德教育，使公民道德教育注入了西方先進思想的成份，賦予新的內容，使其更有生命力。   4．世界觀和美感教育   這兩者被蔡元培視為超軼政治之教育。世界觀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光輝思想，其實質是為建立科學技術普及、人人富裕幸福的高度發達而無限美好的理想社會而奮斗、而獻身的教育。怎樣進行世界觀教育呢？蔡元培認為必須通過美感之教育這一途徑才能實現。蔡元培指出：在現象世界，凡人皆有愛惡驚懼善怒悲樂之情，這種感情隨離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象而流轉，只有美感教育能夠使人脫離現象世界相對之感情，與造物為友，接觸于實體世界之觀念，達到陶冶人的感情和道德品質的作用。   （二）“五育并舉”方針對素質教育的指導意義所謂素質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心理品質，是人對自然、對社會、對他人以及對自身的態度。從高等教育的角度來看，人才素質應包括四個方面：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業務素質、身體心理素質，而以提高人才素質作為重要內容和目的的教育就是素質教育。它是一種教育思想，一種教育理念，而不是一種教育模式。   蔡元培從素質教育的角度出發，提出了五育并重、和諧發展的方針，其終極目標是為了實現他提出的實現對國民完全人格教育。蔡元培曾提出健全人格這個概念，并規定了它的含義：所謂健全人格，分為德育、體育、知育、美育四項，這與“五育并舉”的教育方針是吻合的。完全人格教育思想也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全人格是他要培養自由、民主、平等社會新人的目標。因此。以完全人格教育為目標的“五育并舉”方針中無不包含了素質教育的影子，中國高等教育者和軍校教育者都可以從中借鑒。　　   二、“中西融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思想對高校的發展和學術氛圍建設的啟迪。　   　（一）“中西融合”的思想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蔡元培看來，學習西方教育的捷徑在于有更多的留學生去西方直接把有用的學術文化、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經驗以及教育方法接受過來，做到事半功倍，學習西方教育思想要互相師法、交通有加、立足本國、去粗取精，即取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又弘揚中國優秀的人文精神，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創造出中國特色新教育的目的。由此可見，蔡元培是站在自我立場上吸收、消化西方教育而不被其同化，這符合中華民族自身利益，也合乎世界文化發展規律。他經常不失時機地向世界宣傳介紹中國古代教育的優點及我國近代教育的進步發展與成績，因為蔡元培認為，融合中西教育就是要繼承發揚中國古代教育之優點，又要兼采西方教育的長處，這樣才能創造出中國的新教育。#p#分頁標題#e#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對院校的學術氛圍建設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1．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不是升官發財的階梯。蔡元培以巨大的魄力和堅毅的精神對北京大學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他改變學生的觀念，明確提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的階梯。其次他整頓教師隊伍，裁減冗員，廣聘有真才實學的教師，不問學歷、資歷，唯才是舉。其三他在學科和課程建設上由擴充文理到廢門設系，提出文理兼修，實行學分制。在短短五六年時間內，北大改變了以前沉悶和腐敗的風氣，自由研究學術蔚然成風。   2．大學要有尊重學術思想自由、包容眾家學說的恢宏氣度。蔡元培極力主張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反對學術上的門戶之見，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還體現了蔡元培尊重人才、量才錄用的人才觀，陳獨秀、、馬寅初、魯迅、胡適、錢玄同、李四光等人就是被他從“兼容并包”的方針出發招攬來北大執教的具有先進思想的新派教員。   3．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包的是新派和新思想。這在客觀上對新生的革命思想起了掩護作用。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五四”運動的前提，而“五四”時期的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新思想的搖籃，從而對全國的思想界作出巨大貢獻。可以說，為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創造條件的是蔡元培。以上三項對當今高校及軍隊院校的發展和學術氛圍的建設都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為貫徹落實辦發41號文件精神，確保精神鐵人精神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在小學學段得到全方位實施與整體性推進，經研究決定舉辦小學師資專項全員培訓。現結合我市小學教育工作實際，制定本方案。

一、指導思想

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有效實施和扎實推進“精神鐵人精神教育”為目標，以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為原則，強化培訓，提升素質，為本門課程的順利實施提供堅強的人才保障和廣泛的智力支持。

二、培訓目標

通過有計劃有組織的系統培訓，促使校長和任課教師進一步認識“精神鐵人精神教育”的重要意義，學習精神鐵人精神的必備知識，感悟精神鐵人精神的深刻內涵，掌握課程實施的方式方法，提高校長對“精神鐵人精神教育”地方課程的領導力，提高教師對“精神鐵人精神教育”地方課程的執行力。

三、培訓對象

1.全市各小學主管業務的副校長。

【摘要】

本文分析了閻錫山在山西興辦教育的動因，系統介紹了閻錫山的基礎教育思想，探討了其基礎教育思想對山西教育發展的影響。認為，對當時山西教育的影響在于：國民學校的數量日益增多，國民學校的學生人數最多，學齡兒童中受義務教育的兒童人數最多。對當今山西及全國教育發展的借鑒意義在于：發展教育需要重視教育經費問題；發展教育要注重培養師資力量；發展教育要注重公平。

【關鍵詞】

閻錫山；基礎教育思想；山西地方教育；影響

閻錫山（1883-1960），字百川，16歲因家庭破落隨父一起經商。1902年被清政府派遣到日本留學，期間加入了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后，當選為山西都督。1917年9月，閻錫山兼任山西省省長，開始成為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顯耀人物，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他在山西執政期間，著手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建設的同時，日益覺察到發展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尤其是對山西基礎教育的發展給予了極大重視。

一、閻錫山在山西興辦教育的原因

清朝末期“百日維新”期間，山西雖然在籌辦新式學堂方面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但是由于山西經濟落后、環境閉塞等多方面的原因，全省的教育事業依然相當落后，學校很少，文盲大量存在，民眾愚昧無知，直到辛亥革命后，仍然沒有改變。閻錫山在擔任山西省長之后，積極地致力于山西教育的發展，提高人民素質，對于閻錫山興辦山西教育動因的探討，本文擬從五個方面進行分析。

本文作者：嚴仲連 何靜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幼兒教育的地位是不牢固的，盡管從理論上講，幼兒教育是國民教育系列中的一員，事實上卻遭到了許多歧視，如，從中央和地方政策來看，關于幼兒園的相關規定一直是以“加括號”的方式進行的（多數附屬于中小學之后），在人事編制系統中也缺乏獨立的幼兒園教師編制。這種全國性政策使幼兒園教師的階層身份不斷邊緣化。從地方政策來看，幼兒園教師階層身份的不穩定性更加明顯，階層內分化與階層間差異都相當突出。在一些地方，幼兒園教師的人事編制實行的是自然收縮的辦法，在編教師退休一名，編制就減少一個，致使在編幼兒園教師越來越少［1］。與作為“公家人”的教師不同，絕大多數的幼兒園教師沒有身份保障，他們大多在體制外生存，是一群特殊的“打工者”。幼兒教育在國民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幼兒教師的地位影響到了學前教育的發展。這構成了目前學前教育政策的又一現實背景。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這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同時也為教育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使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特別是“十一五”時期，我國國民經濟總體發展良好，綜合國力大幅提升，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9．8萬億元，躍居世界第二位，國家財政收入達到8．3萬億元［2］。經濟的持續發展為國家重視學前教育提供了可能。

農村學前教育政策的實施現狀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頒布并實施以來，農村學前教育與過去相比，受到了更多的重視。由于歷史或現實原因，部分地方在執行國家學前教育政策過程中還是碰到了一些阻力，有的地方在執行學前教育政策時表現消極。

根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2009—2010）［3］提供的數據，農村學前教育在2010年有很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幼兒教師數量、幼兒園在園幼兒數以及生均面積等方面。在2010年，我國新增加幼兒園12211所。其中農村增加了5222所；縣鎮增加了4640所，城市增加了2349所。同年，新增幼兒教師278545人，其中縣鎮新增教師105684人，城市新增教師94458人，農村新增教師數78403人，縣鎮幼兒園增加教師數相對較多。新增幼兒數3188554人，其中，城市新增832532人，縣鎮新增1475712人，農村新增880310人，可見，增加的人數大部分集中在縣鎮幼兒園。在幼兒園生均教學及輔助用房面積方面，縣鎮幼兒園和農村幼兒園（2010年）均有增加，縣鎮幼兒園平均每名兒童增加了0．068平，而農村幼兒園平均每名幼兒增加了0．136平。

雖然與其他行業相比，農村幼兒教師的收入還是相對低下，但整體上還是有些變化。由于國家對學前教育的重視，各地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普遍增加，一些地方還增加了農村幼兒教師的正式編制。特別是學前教育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的地位的確認，幼兒教師的職業認同感整體增加，使得農村幼兒教師對職業前景的看法從悲觀轉向積極。

經濟條件相對發達并且重視幼兒教育的地方，還把幼兒教育的質量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山東、浙江、江蘇、廣東等省市還把幼兒園質量放在議事日程。如山東省根據本省的經濟情況，制定了包括園舍、師資、場地等因素在內的農村幼兒園辦園標準。各地根據幼兒教師素質狀況，開展了有針對性的培訓，如園長提高班、骨干教師培訓班等，涉及管理、技能和專業培訓等各個方面。4．管理體系重新恢復與完善受市場經濟以及精簡干部隊伍宏觀政策等因素的影響，除北京、天津等少數城市以外，大多數縣級教育部門的幼兒教育專干一度在各地教委中沒有了編制。這種狀況近年來有了很大的改觀，許多地方教育部門重新恢復并完善了幼兒園教育的管理機構，使一度銷聲匿跡的幼兒（學前）專干重新出現在當地政府管理部門之列。

一、社區教育師資隊伍建設的現狀

他們負責本社區的社區教育工作，為社區居民提供多樣化的社區教育內容和社區教育方式。然而，由于制度的原因，我國社區教育體系還處于國家教育體系的邊緣。制度上和體制上的缺失，導致社區教育載體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即處于正式的國民教育序列和培訓機構兩種教育體系中間。這進一步導致我國社區教育師資隊伍始終處于低水平、無組織的松散狀態。而這樣的師資隊伍反過來又制約了社區教育事業穩定、快速地發展。分析我國社區教育師資隊伍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對找到社區教育建設的新思路和新辦法，促進社區教育健康有序地發展意義重大。

二、社區教育師資隊伍建設存在的問題

雖然目前我國社區教育師資隊伍建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政策、體制和制度銜接的問題，社區教育師資隊伍建設還存在一些問題。1.缺少一支穩定的社區教育教師隊伍體系目前，我國社區教育的主要載體是一社區學院和社區學校。教師是社區教育的主要傳授者和實施者。但是，由于目前缺乏專門的制度和政策，社區教師的待遇、政策福利等不能得到保障，相對于國民教育序列，也即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師而言，這是嚴重的不平等。這直接導致愿意從事社區教育的人員數量不多，素質不高，無法形成一支較為穩定的教師隊伍，專門從事社區教育的教學和理論研究。這也成為當今制約社區教育發展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2.教師隊伍構成單一，師資力量比較薄弱所謂多樣化的教師隊伍，就是利用各方面的資源，將兼職教師、客座講師、專家學者、行業精英、社會知名人士等全部納入社區教育師資隊伍，形成多樣化、全方位、多視角的社區教育師資隊伍，為社區教育的長遠發展奠定人力資源的基礎。但是目前，由于社區教育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力度不夠，在專職教師隊伍建設之余，如何進行兼職教師隊伍建設，如何吸納各方精英，使他們積極、主動地擔任社區教育的兼職教師，形成一支多樣化的教師隊伍，也是目前社區教育師資隊伍建設中的一個重要課題。3.缺乏專門的社區教育教師培訓機制，對社區教師進行專門的培訓當前，社區教育仍然處于教育體系的邊緣地帶，對于社區教育的系統的理論研究還非常少，社區教育本身又屬于后續教育，而非國民序列教育，教師本身對于社區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沒有足夠的認識，往往認為社區教育只是一種類似于知識普及或者培訓班形式的教育。而目前的教育機制，對于社區教育的專任教師，在培訓和職業發展上，也沒有系統、科學的規劃，教師不清楚職業發展的方向，無法得到系統的理論化的指導，使得的社區教育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使得教師的整體素質不高，教育教學的水平長期在低水平徘徊。

三、社區教育師資隊伍建設問題的原因探討

1．政策上的缺失:沒有專門的社區教教師隊伍建設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在我國目前的社區教育研究和實踐中，對于社區教育在整個國家教育體系中的定位、意義、作用都沒有系統的法律和制度規定。對于社區教師的待遇、身份等問題也沒有明確的規定。社區教師是否和國民序列的中小學教師以及高等教育的教師享受同等身份和待遇，是否統一納入教育系統進行管理，是否享有同等的職稱晉升和職業發展空間，都沒有具體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規。在政策上，我們也缺乏有效的引導，很多人對于社區教育和社區教師的身份都沒有清楚的認識，將其和普通的培訓機構混為一談，社區教師的身份處于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愿意并且有志于從事社區教育事業的人員少之又少，這無疑是影響社區教育師資隊伍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2．理論上的缺失:缺乏系統的社區教育理論研究，沒有形成一定的社會影響力盡管我國的社區教育事業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但是社區教育的系統理論研究進展緩慢，目前的社區教育理論研究還處于對實踐經驗的總結階段，還沒有將這些實踐進行系統化的研究，從而形成統一的理論成果。一方面，社區教育事業在社會上的認可度不高，從事社區教育事業的有志人士也非常少，民眾的認知度和接受度普遍不高;另一方面，社區教育并沒有在社會上形成有效的影響力，在師資力量薄弱的情況下，也很難吸引到足夠的社會各界的精英和有識之士投身此項事業，師資隊伍數量較少，構成單一，對社區教育事業無法形成有力的支撐。

英語教育在近代國民教育體系中的特殊位置，決定了它在教育界乃至整個社會受到廣泛的關注。與英語教育相關的研究及討論，憑借近代教育期刊使該領域的研究動向和學術水平得以體現與推進。這些研究與近代中國的英語教學及其改革活動不斷產生互動從而促進英語學科教育的發展。《教育雜志》和《中華教育界》因其刊發歷史及社會影響力是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最具代表性的教育期刊，記錄并見證了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發展歷史軌跡與進程。本文將基于兩份刊物探討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研究的特點以及近代教育期刊在中國英語學科教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一、近代英語學科教育研究的內容及特點

經筆者統計，刊發在《教育雜志》和《中華教育界》中與英語教育相關文章的內容主要涉及教育理論、教育政策、教學改革、實證研究、教學法及教科書等方面。通過梳理和分析，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研究的特點概述如下。

1.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學這一辦學層次，聚焦于直接法的推廣與實證研究

英語學科自清末新制以來就被列為中學教育的必修課程。小學最早在高小階段才能開設外語課，而中學畢業后繼續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極低。因此，中學成為開展英語教育的主要陣地。從刊發文章的數量來看，中學英語教學是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的主要研究對象。教學法因其指導并引領外語教學發展的核心作用也自然成為近代英語教育研究的焦點。直接法作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外語教學法引入國內后，受到廣泛關注。以周越然為代表的學者，通過闡述直接法的理念、分析傳統教學法的缺陷以及探索它在英語課堂的具體運用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極大地推動了英語教學法的改革。20世紀20年代，受國外科學教育思潮的影響和留美學生的推動，我國引進西方教育實驗理論，通過開展教學調查和實驗來研究我國英語教育現狀和探索英語教學規律。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士是艾偉與張士一。1932年，兩人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委托，合作進行中學英語教學研究。艾偉參考美國中小學的閱讀測試設計了不同級別的閱讀測試量表，對我國初高中及大學一年級學生的英語閱讀水平進行調查。《五年來英語測驗之經過》 （《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2期）以科學的數據反映出我國中學英語教學效果、各類學校以及不同地區英語教學差異等情況。張士一的《中學英語師資訓練問題》 （《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期）對當時全國公立、私立中學英語教員的學歷背景、接受專業訓練的等次、師資訓練學程等內容的調查結果進行了科學、翔實的分析。除了教學調查，近代中國英語教育還通過教學實驗的方式尋求有效的教學方法。美國的道爾頓制傳到中國后，[1]很快便在英語學科進行了可行性實驗，如東南大學附屬中學、上海中國公學。前者的實驗報告《道爾頓制下的英文教學法》（《教育雜志》1923年第15卷第12期）指出該制對英語初學者不適用；后者的實驗報告《道爾頓制與英語教學》（《中華教育界》1925年第15卷第5期）得出道爾頓制非常適宜外語學科教學的結論，但實施該制對教師的要求頗高。以上實驗均從不同的視角為近代英語教育改革提供了切實、可靠的依據。

2.近代中國英語教育在引進和吸收外國先進教學理念和教學法的過程中兼容并蓄、融合創新

從清末同文館的語法翻譯法到民國直接法的盛行，不難發現外語教學主要依賴引進的外語教學法，并呈現出“一段時期內一種教學法唱主角，而另一段時期又被其他新興的教學法替代的局面”。[2]但畢竟這些外語教學法產生的土壤不在中國，它們在本土的適用性受其社會環境、歷史文化及學科發展的制約，“水土不服”的情況時有出現。一部分教育界人士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在移植這些教學法的基礎上進行本土化研究，企圖探索出符合我國國情的教學法。張士一雖然在《教育雜志》和《中華教育界》等重要期刊發表文章宣傳和推廣直接法，但他的教學思想并沒有拘泥于這種單一的教學法。根據他的論述，好的教學方法要能吸收各家所長。通常那些某個時期獨樹一幟、稱雄一時的教學法，只注重一個或幾個原則，不免會顧此失彼。要破除這種狹窄的范圍，需要從外國語教學法中去尋找可用之點，采眾法之長，集眾法之大成。這種既“要博采眾長”又“要富有彈性”的要求體現了在把握直接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需要充分考慮本土教學環境。將外來教學理念與本土教學實際相結合的創新思維，為他后來結成本土化研究成果“情境教學理論”做了充分的積淀和準備，[3]也表明了近代中國英語教育在利用外來教學理論和方法上具有“移植、改造、融合、創新”的鮮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