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學理論研究班(簡稱“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經指導研究生學員黃澤新、賀興安、劉建軍、李希賢撰寫紅學畢業論文。筆者在“文研班”一期學員的回憶錄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導黃澤新撰寫《〈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論文的四次談話(包括一次筆談)的記錄。黃澤新、李希賢的畢業論文流傳下來。本文介紹了何其芳指導紅學畢業論文寫作的全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紅學論文寫作的思想理念和經驗做法。何其芳指導文學研究生紅學畢業論文寫作，在新中國紅學建設史上具有首創性。

【關鍵詞】何其芳；指導意見；紅學畢業論文寫作

近期，筆者查閱到一件有關何其芳紅學實踐的新文獻資料———指導文學理論研究班(簡稱“文研班”)學員黃澤新撰寫《〈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畢業論文的四次談話(包括一次筆談)記錄①。由此順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紅學教育實踐活動和指導另外幾位學員紅學和涉及紅學的畢業論文的資料。從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合辦的“文研班”，前后共辦兩屆，外加一期進修班。辦學期間，正好趕上文藝界、文化界開展“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動(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紅樓夢》規定為“必讀書目”之一，聘請吳組緗、俞平伯、李希凡、馮其庸等專家講“《紅樓夢》研究”專題課①，并親自講他的“‘紅學’研究成果”和《論紅樓夢》的研究心得及寫作經驗②。他還帶領學員走出課堂，廣泛接觸文藝實際，向社會學習，“還組織看過美術展覽，參觀過魯迅故居以及據說是《紅樓夢》中大觀園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瀟湘館’的幾叢竹子，幽靜的居室，以及賈母看戲的戲樓，還真有幾分近似，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論題“順利確定”與論文“鎖進抽屜”

首屆“文研班”因延長一年學制，要到1963年暑期畢業。學員此時最重要的任務是撰寫畢業論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擔任論文導師。畢業論文選題方向可以依據所學內容自由選擇，一些同學選擇了《紅樓夢》研究方面的選題。學員黃澤新回憶:文研班學習的最后一年，學校規定每人寫一篇畢業論文。我的選題是關于《紅樓夢》的，由何其芳先生負責輔導。另外，賀興安、劉建軍同學寫的也是關于《紅樓夢》的論文，李希賢同學寫的是典型問題的論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導。從草擬提綱到論文定稿，何先生輔導我們四次。頭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輔導，最后一次寫的是書面意見。④為什么黃澤新、賀興安、劉建軍和李希賢同學的畢業論文皆由何其芳任導師?道理很簡單，是因為何其芳在《紅樓夢》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創見，有成果，“共名說”是其顯著標志，課堂上又以“講紅課”為人稱道。筆者收集了何其芳輔導四位學員畢業論文的資料，結果是多寡不一。在黃澤新的回憶文章中，意外發現何其芳輔導他畢業論文談話的全部記錄，這是一件很珍貴的紅學文獻，因此要費些筆墨在下一節專門敘述。現在分別講述何其芳對賀興安、劉建軍和李希賢畢業論文的指導。指導賀興安紅學畢業論文的寫作賀興安和李希賢劃為一個組，每次到何其芳家談畢業論文寫作，兩人總是相伴同行。李希賢回憶:何主任約定，賀興安和我間隔一周的周三下午兩點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談。我倆每次提前幾分鐘進入導師家。此時，白瓷壺沏的熱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廳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據我的記憶，興安坐在何主任的右側，我坐在導師的對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選題。興安同學匯報后，他撰寫《紅樓夢》的論題順利地確定了。①李希賢只講了賀興安的紅學選題“順利確定”，沒有展開記述輔導了哪些論文寫作具體意見，令人遺憾。查賀興安回憶“文研班”學習生活的文章，他說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學習的榜樣。他在創作和研究兩大領域都貢獻卓著”。何其芳對賀興安還講過他寫作《論紅樓夢》花的時間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評理論文章最有文氣，最少教條，在以情動人和以理服人結合上，大陸學人難以與之匹敵。他的《論〈紅樓夢〉》是大陸那些年“紅學”熱浪中寫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講到寫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個月時間，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駁他、超越他，起碼在時間上得花八個月以上。②賀興安贊佩何其芳文章“學人難以與之匹敵”，因為其“最有文氣，最少教條”，“以情動人和以理服人”。這首選應該是《論紅樓夢》的韻味和亮色。賀興安沒有說此事的發生時間，但何其芳在用切身體驗鼓勵賀興安投入巨大精力寫好學術論文，使其超不過、駁不倒、站得穩、立得住的用心，卻十分明顯和殷切。指導劉建軍紅學畢業論文的寫作劉建軍對論文導師何其芳也懷著一種崇敬心理。他對何其芳的總體印象是:“何其芳師是我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在對我班同學的多次講話中，雖然非常強調馬列主義的指導作用，但他循循善誘地要我們打好扎實的基本功，重視第一手資料，從實證出發，切忌空頭理論。他的詩人氣質很重，講話感情色彩鮮明，有時激動得說不出話?！碧岬胶纹浞紝λ厴I論文的寫作輔導，他滿懷欽敬地說:我向他匯報論文提綱時，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蘇聯一位理論家的藝術結構理論，他認為這位理論家的藝術結構理論有些無限擴大。也不太認同我關于《紅樓夢》以四大家族衰亡為主線的說法。但他始終沒有要求我改變觀點，他的看法只供我參考。第二次談論文時，他同意我關于《紅樓夢》藝術結構主線的說法，認為我的論述成立。此事當時對我震動很大，一位理論權威，與一位年輕學子平等商討，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風范令人敬仰。①劉建軍的論文選題是“《紅樓夢》藝術結構主線”。這里他簡要記述了何其芳的兩次輔導情況:第一次是修改論文提綱，何其芳對引進的域外“藝術結構理論”持存疑鑒別態度，因其大而無當“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將獨立思考的學術品格傳授給學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紅學界已經有了“《紅樓夢》是描寫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評論觀點，但何其芳歷來認為《紅樓夢》“寫的只是兩個封建家庭”②，因此對劉建軍關于“《紅樓夢》以四大家族衰亡為主線”的說法“不太認同”。但是，這兩個“不太同意”，只供劉建軍“參考”，并不要求論者(學生)“改變觀點”。第二次是肯定論文的“論述成立”。論點、論據通過論證過程才形成論述，形成論文。也許在兩次輔導之間，劉建軍在沒有“改變觀點”的情況下，部分接受了導師的意見，使論述趨向合理與完善，使何其芳轉而“同意”他的“說法”?！罢撌龀闪ⅰ币簿褪钦撐目傮w上合乎寫作要求，達到了畢業水準。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劉建軍在何其芳輔導過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風范”!指導李希賢典型問題畢業論文的寫作李希賢1959年夏季在湖北漢口參加“考研”筆試時，面對試卷中的一道“典型”試題，有過交白卷的尷尬。錄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時刻牢記自己這個“軟肋”和“跟頭”，特別“注重文藝學中的典型問題”。他也因此在臨近畢業選擇論文題目時，確定以研究“典型問題”為方向———這也與何其芳倡導“典型共名說”的影響有關。他自以為掌握的資料可以寫一部談典型的專著。但是，他的撰著畢業論文之路也還是不順暢，甚至一波三折，屢遭坎坷。他回憶幾次到何宅談論選題時說: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選題?！覅R報所作的準備時，何主任靜心地聽著。我又試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寫一部談典型的專著。導師沒有笑，沒有責備，心平氣和地說:“寫專著，當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現在，只要你寫一篇兩三萬字的論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頓時心緒紊亂，“典型”在腦海中飛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開導我:可以選典型理論中的一兩個問題，也可以從典型創造類別中選題，還可以從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頭緒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談阿Q典型。論題定后，我環繞論題鉆研材料、準備提綱、撰寫初稿。當我倆(指與賀興安———引者注)上門聽取對初稿的意見時，何主任依然先對賀后對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談式地發表意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讀時只想瞌睡”。他透過鏡片，注視著我，見我滿臉緋紅，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睂ξ倚形闹械谋撞。瑢焷砹藗€一針見血!……臨到論文能否定稿通過時，我的心緒宛如面對法庭。他翻完《論阿Q典型和阿Q主義》文稿后，對此文只說了一句話:“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這樣?！薄颐摽诙?“何主任，我的論文能不能在《文學研究》上發表?”他回答:“要發表?那還不容易，我簽個字就行?！蓖Ａ送＃又f:你把論文帶回家，鎖進抽屜，半年后再拿出來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時，謄正寄給我。他是《文學研究》雜志的主編，由他簽署意見，在刊物上發表他門生的論文，顯然“容易”辦到。他不這樣做，還指明要鎖過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當時我就懂得，他這樣說，他要我這樣做，實則是對我的指引、對我的鞭策、激勵和期盼。我理應如是為之。①何其芳指導畢業論文《論阿Q典型和阿Q主義》的寫作，針對學員研究和寫作上的薄弱環節，可謂處處把關，歩步緊逼:選題不準確，他糾正后連續指出三個“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并用“我讀時只想瞌睡”的話形容其沉悶不靈動;定稿雖然體現了作者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寫作水平，但還是令人不滿足，何其芳建議暫不發表，“鎖進抽屜”。怎樣才能把這篇論文修改好，何其芳給出的辦法是，“把論文帶回家，鎖進抽屜，半年后再拿出來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說要“冷處理”，放一放，悟一悟，獲得新的認知，一改再改，反復打磨，使其躍進升華。這是通達研究甘苦之語，懂得寫作三昧之言。這體現了何其芳指導論文寫作的另一種風格:所謂“嚴師出高徒”!李希賢對此十分理解和服膺。嚴師的教誨幾乎影響了他后半生的教學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業績。指導黃澤新紅學畢業論文寫作的文獻內容較多，下面設專節來介紹。

二、“論文中主要觀點應當是自己發現的”

黃澤新的論題是《〈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何其芳先生“當時正值盛年，充滿熱情與活力”。他“親自為同學輔導論文”?！八闹v話如同他的詩文，是發自肺腑的聲音，閃爍著真知灼見，每次講話都給我們很多啟迪。”“我這里所記的，除了第一次有幾點共同性的指導意見外，其余全是對我的研究論文的指導意見。”①黃澤新與劉建軍為一組。何其芳第一次輔導談話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講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導意見”:我先說說寫研究論文要注意的幾個問題:第一，要寫提綱。寫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綱，寫長篇論文，尤其是論述復雜問題的長篇論文，一定要寫提綱。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結構完整而周密，說理性很強。我們恐怕很難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綱在寫作實踐中還要反復修改，盡量使論文層次清晰，邏輯性強，富有說服力。第二，把思想變成文章，不僅是文字表達的問題，還可以使思想更準確、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認真考慮。論文的文字要講究。不要用隨便拾來的語言，要用經過思考的語言。要培養對語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講究的語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講究的語言，要善于區分。寫得太輕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勞動來完成這篇論文。第三，寫成初稿后，要認真地仔細地反復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們也要學習這種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動手抄，才經得起考驗。自己不耐煩抄，還有發表的價值嗎?隨后，何其芳就《紅樓夢》的研究課題，談了幾點意見:研究《紅樓夢》，首先要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時代背景。為什么《紅樓夢》在那個時代產生?包括社會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傳統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會背景是文藝作品的根。不論你研究什么問題，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賈府衰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說是“坐吃山空”。我覺得這個看法，講得不夠太深。應當從時代背景的諸多因素中探討賈府衰敗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閱讀與《紅樓夢》有關的研究資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從材料中來。論文中主要的觀點、材料應當是自己的，是自己發現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復看，反復研究。這一次，先談到這里吧!下一次你們談談個人論文的提綱，我再說說具體意見。首次談話，是說給黃澤新與劉建軍兩個人的。就紅學畢業論文的總體要求，何其芳強調三點:“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與“論文中主要的觀點、材料應當是自己的”，這恰恰是最基礎、最要害的法則。依據指導老師的要求，黃澤新開始考慮“論文的提綱”。他最初的論文題目是《論〈紅樓夢〉的人物形象塑造》，后來改為《〈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藝術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他的思路是:魯迅先生說過“自有《紅樓夢》出現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畢業論文的主旨就是具體闡述這個“打破”，這就有必要從中國小說藝術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去尋找答案。為此，他著重地研究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長篇小說藝術表現上的特點，與《紅樓夢》作具體的比較，找出《紅樓夢》究竟繼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寫出一份兩千多字的提綱。第二次輔導談話的時間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聽取了黃澤新的立意構想后，翻看了兩遍提綱，然后說:思路可以，條理也比較清晰。不過有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思考。關于人物的階級性與典型性的問題，有人主張階級性是人物的本質，甚至認為一個階級只有一個典型?？墒菫槭裁茨硞€階級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夠抽出來用在其他階級人們的身上?一種解釋是借用，另一種解釋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諱癩子，不能說這是從統治階級來的;排斥異端則可能是從統治階級來的。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會有不同的忌諱，各有什么特點?考慮問題盡可能從實際出發。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學、辯證。劉姥姥流行的看法有兩方面:一是進大觀園，因無知而鬧了許多笑話;二是幫閑。過去，我們叫吳稚輝為劉姥姥，就是譏諷他是個幫閑。流行的這兩點對劉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劉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對于賈寶玉，流行的看法是愛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東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誤導，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獨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這里還需要強調一下，評價形象的意義也好，評論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也好，都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先搞具體的東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斷。不要先有了論點，然后再在作品找有關的現象證明?，F象是復雜的，不同的論點都可以找到相應的現象作例證。先有論點再找例證的做法很容易導致錯誤。研究論文要寫得準確、鮮明、突出。要花大氣力找出《紅樓夢》藝術上的特點，找出它最成功最獨特的地方。我們搞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因此更要關注對今天有意義的東西。拿心理描寫來說，托爾斯泰寫人物心理很細致，著重過程，但故事進行太慢，比較沉悶。《紅樓夢》的心理描寫也很細，但和生活一樣，并不慢，這就是發展創造，充分顯示了我國古典小說心理描寫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這次輔導也是黃澤新、劉建軍小組兩人同時聽講。但是，這里只記錄下何其芳對黃澤新論文提綱修改充實“進一步思考”的意見。這些意見最為可貴的是強調研究方法的正確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獨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先有論點再找例證的做法很容易導致錯誤”的;花大氣力找出《紅樓夢》最成功最獨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因此更要關注對今天有意義的東西”。只有這樣，畢業論文才能有創見，有高度，有價值。接受第二次輔導以后，黃澤新動手草擬初稿。一個半月以后，他將稿子交給何其芳審讀。6月2日，導師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點到家去，談談對初稿的意見。第三次輔導談話于6月3日9點準時開始。何其芳拿出論文初稿放在茶幾上，開門見山地說:稿子我看了，大體上可以，不過，還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對問題分析得比較細致，但是理論概括不夠。文章談的是人物塑造問題，對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應該有所強調。另外，《紅樓夢》“打破傳統寫法”的意義和價值，也需要進行充分的理論闡述。2.文章著重講了《紅樓夢》對傳統藝術表現方法的突破與超越，繼承講得不夠。對《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金瓶梅》藝術特點的概括不夠完全恰當。當然，藝術分析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難的，越是困難越需要認真、細心，盡量使我們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實際。3.環境描寫，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則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過是人物的居住場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環境都和人物性格聯系到一起。例如《西廂記》，故事發生在寺院里，崔鶯鶯、張生與紅娘的性格與環境有什么關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實事求是，不可牽強附會。第三次談話，核心問題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個問題:“理論概括不夠”“繼承講得不夠”“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環境都和人物性格聯系到一起”。同時，也輔導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和方法。黃澤新用近兩周時間將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輔導何其芳變更了面談方式，而是采取書面筆談的辦法，把他的意見寫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頁上，于6月22日將稿子讓人送還給黃澤新。何其芳用紅鉛筆在稿子上寫的意見如下:6.文字還不夠準確、講究，有些名詞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動細節”“表現傳統”;3.講《紅樓夢》以前小說在寫人物上的區別和特色還是要講得更恰當一些、更符合事實一些，《三國》《水滸》也并非完全沒有細節描寫，《水滸》就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過一件事寫一兩個人物。繼承方面似講得不夠;1.有對塑造人物問題的概括性的理論性的論述，可是只有細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與理論的高度;4.心理描寫一節似舉例過多;5.環境描寫一節中寫風一例似與塑造人物無關;2.結束語未能把前面三節總結起來。①何其芳為何把所寫意見的序號標為“6、3、1、4、5、2”呢?黃澤新推測:何先生隨看隨記，沒標序號，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據內容編列了序號。除上面所寫的具體意見以外，何其芳還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標點符號，共修改了十四處。這六條修改意見，還是為了使前幾次的輔導內容得到貫徹，四腳落地。第四次書面輔導，表面看，意見零零碎碎，對論文修修補補;細品味，一則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費苦心，二則說明論文基本完成，小動微調就可以定稿。黃澤新“文研班”紅學畢業論文如期完成，順利通過。筆者查閱了相關資料，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而言，這是新中國文學專業研究生的首篇紅學畢業論文。這也表明，何其芳的紅學實踐活動中，又有一項開創性的業績。更令人慶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輔導這篇論文的全部意見被黃澤新原汁原味地記載、保存并公布出來，其中包含著如何進行科學研究、如何評論《紅樓夢》、如何撰寫紅學論文等豐富思想和經驗。黃澤新當年親聆教誨，對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風化雨，幾十年后回憶及此仍感慨萬千，他寫道:“通過輔導論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熱心、耐心與細心，感受到了他對培養學生的無私奉獻精神。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一絲不茍，又關懷備至、體貼入微;他從不輕易地說一句贊美你的話，然而卻處處感受到他對你的關心、呵護和激勵。我崇敬先生的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誨之恩。”①

近兩年，創意作文的提法越來越多，不少語文教師都喜歡“創意作文”這個詞語。一些語文培訓機構更是抓住商機，把自己開的作文班都標名為“創意作文”班，還有人開設了網絡“創意作文”課。我也好奇地作了一些調研和了解，聽過幾次所謂的“創意作文”公開課，其實這些課還是傳統的作文課，這些人在講作文時，還是會涉及遣詞、造句、立意、構思、謀篇、布局、主題升華等技巧，還是要做范文，要強調熟練地引用一些名家格言、歇后語、名家故事和唐詩宋詞等。這樣的講作文法當然有一定的效果，不能一棍子打死，但長期來看，它還是老一套，會讓學生產生學習厭倦情緒，并難以形成創造力，尤其是缺乏對學生語言潛能、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激發。那么，什么是創意作文？如何實施創意作文教學呢？

一

在講清楚這個問題前，我想介紹一下創意寫作。創意作文的提法，來自創意寫作的啟發。創意寫作是英語國家開展了100年的一種具有創造性的文學教育。它首先是在高校里進行的，因為20世紀之前英美國家高校的英語系長期以“古典文學”為正宗，學生必須學習古希臘文、拉丁文，閱讀《荷馬史詩》、莎士比亞著作等，就像中國高校的中文系也是以古典文學、古典文獻學和古漢語為正宗一樣，讀古典文學、學習古典語言是英美國家高校英語系的主科。通過對古典文學的學習，學生會有比較扎實的知識體系和文化底蘊。但古典文學的教學強調的是記憶，而且經典是不容篡改的，因此這又導致學生知識結構單一，與現實脫節，尤其與日益變化的現代化步伐和日益豐富的社會文化場景脫節。最主要的是，以古典文學為主的教學，偏重于閱讀，不注重寫作，因此很多英美國家高校英語系畢業的學生缺乏寫作能力。同樣，中國高校的中文系也存在這個問題，長期對寫作課不重視，學生不會寫作，更不會文學創作。“中文系不必要培養作家”這種觀點比較普遍，但非常傳統、落后，對中文專業人才培育的看法失之偏頗。其實，中文專業教育包括三部分：一是中文學科知識體系的構建，這主要依賴中外文學史、文學理論和語言學類課程的學習；二是中外文學經典閱讀課的學習，閱讀與鑒賞結合，讓學生學會感悟文學，理解其他文章，并能對經典作品進行很好的解讀；三是論文和作品的寫作。寫作是實踐，是創造，也是潛能的激發、想象力的張揚，當然也是情感的釋放。但目前，中國高校中文專業普遍缺乏第三部分課程，即缺乏對學生寫作能力的培養。即便很多高校的中文專業研究生招生，也不考寫作。不重視寫作課程，不開設寫作課程，也不注重對學生文字創造力的訓練和培養，是中文專業教育的大問題，也影響了中文專業教育的質量。英美國家高校的創意寫作就是在認識到傳統英語系教育重知識、輕技能的問題后，才在課程改革驅動下設置的?？梢?，創意寫作是課程改革的產物，是對傳統語言文學教育的補充、修正和變革。創意寫作就是創造性的寫作，它是充分釋放寫作者的自由，并在激發潛能的基礎上進行的文字創造。創意寫作求新，因此要突破常規，它不是主題寫作，不是命題作文，也不是模式作文。

二

對創意作文的理解，要建立在理解創意寫作的基礎上。理解了創意寫作，就等于理解了創意作文。那具體怎樣理解創意作文呢？什么樣的作文才算是創意作文呢？這里，先來看看傳統的作文。傳統的作文，分為記敘文、議論文和說明文三種類型。教師教作文，一般采用示范作文教學，即拿出一篇示范作文，通過講解其特點和長處，讓學生了解作文的規范和形式。示范作文一般符合“鳳頭、豬肚、豹尾”的特點，而且記敘文一般要寫“好人好事”，不強調從學生對生活的認識和理解出發；議論文要表達正確的觀點和升華主題，論證時要用事實、名人語錄和名家故事來做論據；說明文則是對某一事物特征的描述，變成了介紹性的應用寫作。傳統的作文考試一般也是有模式的。中考作文和高考作文一般是材料作文，即根據一個給定的材料來寫表達觀點、闡明道理的作文。這種考試方式最大的好處就是便于評分，具有可操作性。但幾十年來的語文教育教學證明，傳統的作文教學效果總體比較差，無論是家長，還是社會，甚至是語文教師自己，目前對傳統的作文教學都無可奈何，或很不滿意。有兩點是人所共知的：第一，幾乎沒有語文教師能自信地說“我能教好作文”；第二，大部分學生在初高中甚至小學階段就失去了對作文的興趣，而且也失去了對語文的興趣。因此，傳統的作文教學與語文教育所承擔的母語文化傳承的使命不匹配，應該改革并使之更加適合中小學生能力的培養、個性的發展和人格的提升。那么，傳統作文怎么才能變成創意作文呢？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的寫作一直被當作模式作文，且語文教育教學的整套設計在目前的機制里也無法被其他方案替換，因此應該正視現實，將傳統的作文教學朝著創意寫作的方向進行改良和變革。

三

首先，要定準記敘文、議論文和說明文三種作文的教學目標，設計好作文教學的層次。過去之所以難教、教不好，很大程度上與教學大綱對作文教學缺乏準確的定位有關。其實，記敘文就是教學生講故事。因此，記敘文的教學要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完整地講一個故事；第二個層次是講一個生動、有趣、感人的故事。由第一個層次到第二個層次，又可以分解成幾個目標：寫好一個故事框架，設計一個故事場景，設計人物關系，描述人物的外貌和心理，敘述故事發生的過程，描述故事發生的影響，增加故事的情節，等等。這些目標，可以一個一個地訓練實現。因此，教師教記敘文時，不必一定要求學生寫一篇完整的、成熟的、符合教師所定標準的記敘文，而是要通過不同目標的實現來分層完成教學任務，使學生在遵循寫作規律的基礎上，完成記敘文的寫作。對議論文來說，其教學目標就是清晰地、有條理地表達或闡述自己的觀點。議論文寫作也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清晰明白地表達觀點，第二個層次是說理。初學議論文寫作，主要練習觀點的表達，當學生能夠自然地、清楚明白地把觀點和看法表達出來時，就實現了第一個層次的目標。到了第二個層次，要讓學生明白，說理意味著一旦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就要想辦法讓人信服。這就需要拿論據來論證，要講邏輯，要把合理性呈現出來，否則表達的觀點會給人主觀臆斷的感覺；一旦說服了別人，就是說理的成功。因此，議論文寫作的教學要體現兩個層次，要有階梯性，要設計每一個層次的小目標，然后再逐步實現各個小目標，最終達到能寫出說理的文章。其次，讓作文教學回歸生活并與學生生活經驗對接。創意寫作之所以可行，之所以能夠迅速為人接受，并在英美高校逐漸取代傳統的寫作課，是因為它尊重生命，相信人人都有創造力，它是對學生潛能的激發，對學生個性的發展，對文字創造力的肯定。語文教育的核心目標，就是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前者是對文字的理解力，后者是對文字的創造力。讀得多了，尤其是通過閱讀經典作品，不但可以增強文字感受力、感悟力，還能培養語言的敏感力，這對文字創造力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傳統作文，教師對學生寫什么有規定，甚至有刻板的規定。比如寫記敘文，要寫好人好事，寫所謂的“正面人物”，講“好故事”，于是，每次寫記敘文都變成了表揚好人好事，表決心，立志向。事實上，每一個人每天的生活都很平常，尤其是學生，不可能經常遇到好人好事。因此，記敘文寫作應該從學生的生活實際出發，從學生的經驗出發，尊重學生的個性，鼓勵他們寫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也愿意去寫的。議論文寫作，應該鼓勵學生去思考、去判斷、去傾訴、去評價、去質疑、去追問。只有這樣，才能喚醒他們對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激發他們的生命潛能，激活他們的創造力和表達欲。傳統作文本質上不是創造，而是教育成規和教師強權在控制學生的表達；創意作文就是要把學生寫作的權利還給他們，讓他們釋放自我，自主表達，實現語言學習、文字表達與創作的民主化。英美高校的創意寫作之所以興盛并取得很好的教育實效，在創新性人才培育方面完成了世界性的經驗積累，也與創意寫作內在的民主化特點有關。最后，改變現有的語文課堂教學和作文教學?，F在很多語文課都是教師抓住一個特定的“主題”來教，無論是教材的單元設計，還是課題的內涵設計，皆為主題先行，其實就是“主題閱讀課”。比如，語文教材都是按照某一個特定的主題（愛國、四季、祖國山河、植物、動物、環保等）來編排課文的，每個單元是一個主題，該單元的幾篇課文都表現相同或相近的主題。教師根據特定的主題來給學生講解課文，而講解過程表面看包括了字詞句篇的掌握，實際上是對主題的詮釋和強化。這種主題教學雖然對讀和寫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沒有把讀和寫的能力當成基本內容，而是借助各種文體的課文來實現主題教育，這也理所當然地成了很多教師教學的核心目標。語文課堂教學和作文教學都應該擺脫這種主題教學的固化思維和模式，回到本來的位置上去：以“美”為原點，以語言啟蒙、審美熏染、想象力張揚和創造力激發為方向，以讀寫能力的培養為目標。創意作文最常用也最有課堂實效的方式是工坊制教學。創意作文的工坊制主要包括兩類：一是詩歌工坊，二是故事工坊。故事工坊又包括虛構故事工坊和非虛構故事工坊。創意作文工坊的每一次課堂教學，是實現詩歌創意寫作或故事創意寫作的一個小目標，是在實現記敘文、議論文和說明文等三個文體寫作的基礎目標外，再實現詩歌、童話、寓言和紀實故事等提高性的目標。因此，創意作文的工坊制教學的層次要定準，內容和目標要定準，這樣才好操作，才能體現科學性、邏輯性和合理性。比如，每個年級創意作文的層次、目標和內容是不一樣的（包括作文的字數要求都不同，文體的延展性也不同），工坊制教學只有體現這些差異性和階梯性，教師才能循序漸進地有效推進。另外，在實現提高性目標的過程中，每個年級的具體寫作要求也有不同。這些都要科學設計，體現層次，讓學生既可以按部就班地順利練習，又可以保持寫作的興趣，并提高創造力。以上幾個方面說起來容易，但對長期習慣于傳統語文教育和作文教學模式的教師來說，無疑是有難度的，因為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本身也是一次真正的教育身份的重塑與創造。但語文教育教學的歷史和現實經驗表明，傳統的那一套的確難以為繼了。因此，語文教師要敢于面對現實，解決問題，突破困境。當然，語文教育的大環境也變了，文化創意成為社會風尚。由傳統作文到創意作文，不應該只是語文教育的變革，也是社會大環境的驅動和人對自由意志和主體精神的訴求。

一、綜述意識

在本科畢業論文設計及平時研究小論文的撰寫中，對古代文學選題的文獻綜述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應該貫穿于《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在教學中有意識地培養大學生的綜述意識，這其中就應該包括針對某一問題下的知識點，可以有選擇地輔以代表性話題，羅列并闡述學界對該內容及問題的研究現狀，引導學生如何查引學術論文，如何把握論證主旨及要點，從而讓學生知道關于這個話題，已有哪些人做過哪些研究？研究到何種程度？是否還有研究的空間？培養綜述意識，還可把視野投向港臺地區，以及海外，這樣，在做文獻綜述時就能達到較為全面的效果。如果在本科階段就培養起綜述意識，那么深入學習及研究時會大有裨益。

二、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與綜述意識是有連帶關系的，綜述意識強，往往更能發現問題，引出問題，從而做細致研討。問題意識應體現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全過程，教與學中應抱著探問的態度，這樣才能獲益更多。鼓勵學生本著求同、求異的思路讀書，從中尋找問題點，往往這個問題就是需要去研究的東西。數年教學實踐證明，問題意識的培養就是在這種有意無意的過程中萌發、成長的。如循著這樣的思路，學生在課堂中針對所教學內容，提出“難道真正詩死于宋、詞死于明”、“為何元曲四大家沒有王實甫”諸如此類問題，教師會倍感到欣慰。這就促使學生在掌握基本知識前提下，進行更細致的閱讀、研究，刺激創新欲望。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胡適所謂：“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前賢妙論，實際闡述的核心是要有問題意識及懷疑態度，對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問題意識的培養是有著積極的指導作用的。問題意識的探索與培養取決于教師與學生兩方面的因素，教師是教學的主導，學生是教學的主體，教學的組織者就應該發揮引導作用，有目的地往問題探索方面靠攏，采取舉一反三的方式訓練，這樣，整個課堂教學中就會彌漫著問題氣氛；同時，學生要發揮主動性作用，“業精于勤荒于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充當“主人公”角色，而不是“觀眾”。鼓勵學生在閱讀中做筆記，將所思所想書之于卷冊或筆記中，這樣就能把有時靈光一閃的想法記錄下來，累積下來，長此以往，就會是一篇論文，甚至是一部論稿的基礎。在教師和學生合力作用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問題意識氛圍就會越發濃厚。

三、前沿意識

前沿意識是創新意識與創新能力培養不可忽視的環節。只有關注學術動態、發展，站在學術前沿，才能對學科中某一領域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應適當涉及知識點的前沿情況，讓學生心中有數；向學生推薦相關刊物或研究文章閱讀，以及邀請相關學者做學術講座，增強大學生學科意識。本科導師制對培養學生前沿意識是一個有創意的探索，可以讓學生自主選擇，在雙向選擇的基礎上，組成“教師—學生”團隊，將研究型學習切實推廣，導師更能依據學生興趣、特長，因材引導，將創新意識培養落到實處。比如我班一學生對岳飛詞頗感興趣，我建議其閱讀有關詞集與論文，該生擬寫的《岳飛〈滿江紅〉的傳播與接受》就是一個較好的選題，既有問題意識，又緊扣當下學術前沿。學生前沿意識的培養，對任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師有前沿意識和前沿視野，才能在某一領域（或某一方面）總覽全局，對學生做出積極有效的導引，否則只會是空談。

四、理論意識

摘要：通過學習掌握古典音樂的歷史流變、時代的特點、音樂家以及不同時期的代表性作品；開闊學生眼界，了解當今世界上客觀存在的多元音樂文化現象，把握世界不同地區、不同種族音樂的多樣性，為更好地聆聽、感悟音樂打下基礎，提高音樂感知能力、想象能力、理解能力和藝術鑒賞能力。

關鍵詞：音樂通識教育;音樂賞析;古典音樂

一、課程概況

音樂作為一種文化，是文化修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自音樂誕生之日起，人類社會就逐漸形成了音樂文化的不同傳承形式，無論是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承抑或是世界音樂文化的傳承，課程所具有的音樂文化傳承價值是巨大的，并且遠超于音樂文化自身。古典音樂更是久盛不衰、百聽不厭，能給人以美的享受，人們的生活中充滿了音樂，相比之前的任何時期而言，現在的音樂作品更加豐富多彩，我們身邊的音樂不僅數量巨大，而且來源范圍廣泛，音樂是我們靈魂深處的表達，音樂能夠表達文字和繪畫所不能表達的內容，如果要真正的理解音樂，我們需要認真的聽和思考，這就需要系統的學習，來提高人們的文化修養和精神文明的境界。古典音樂課程的主要內容設置包括音樂理論基本知識，西方音樂中的中世紀音樂、文藝復興時期音樂、巴洛克時期音樂、古典主義時期音樂、浪漫主義時期音樂、20世紀音樂和中國音樂中戲曲音樂及器樂音樂等方面內容。

二、山西農業大學信息學院開設音樂類課程的概況

山西農業大學信息學院通識教育從初期的摸索與嘗試到現在的總結經驗、更改及完善，正在逐漸走向成熟。實際教學中進一步優化教學體系、提高教育質量，為培養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繼續努力，希望能夠開發、挖掘出不同學生個體的潛質與精神氣質，使我們的學生能夠具備獨立人格與獨立思考能力。目前山西農業大學信息學院共開設兩門音樂類通識課程分別是《音樂劇》與《古典音樂入門》。

三、提高古典音樂教學質量的幾點想法

2010年9月26—27日，“多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隆重召開。本次會議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國際日本文學•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大會開幕式由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校黨委副書記唐偉、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童慶炳、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張健、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黃卓越、早稻田大學教授高松壽夫分別為本次大會致辭。來自中國大陸、日本、瑞典、美國、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眾多知名大學、研究機構的8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大會并發表了論文。

一傳統文學思想研究與當代文論建構

傳統文學思想與當代文論建設的關系在理論界是一個常論常新的問題。無論是進行古代文論研究的學者還是致力于當代文論建構的學者都要對這個基本的問題做出自己的解答。在這個基本問題的視域之下，一系列的相關問題都成為學者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如何認識自己的傳統？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展開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為中國文學思想研究定位？與幾年前理論界熱烈討論的“理論焦慮”現象相比，此次會議出現了一批學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試圖以具體的研究成果為理論建設夯實根基，在中國文學思想研究領域發出更加堅實有力的聲音。這些研究成果當中既有對理論研究方法論的探討和反思，也有具體的個案研究；既有對基本理論問題的清理，又有開掘理論研究新視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會場討論的程正民教授談到的感受：過去談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論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則有了豐富的實踐成果。

（一）考鏡源流，彰顯傳統理論資源

北京師范大學童慶炳教授在《〈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一文中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認為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他指出，研究者們關注中國文學的“情”的傳統，卻忽略了中華古文論中“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劉勰所提出的從“物感”論到“情觀”論，恰好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因此，研究者應對劉勰的“物以情觀”的理論以更多的關注。南開大學的盧盛江教授在《蜂腰論》一文中認為“蜂腰”應以《文鏡秘府論》的解釋為準，蜂腰為什么是病犯，是考慮到句中節奏點。永明詩人提出蜂腰，詩作又犯蜂腰，是因為聲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規則從理論的提出到創作中實際運用有一個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圣元教授在《唐宋類書“文部”的文獻文體學價值》一文中認為，中國古代類書尤其是唐宋類書最豐富、最集中、最系統地把中國古代文體文獻資料匯集在一起，具有“綜羅文體資料文獻”的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杜書瀛教授在《關于“評點”》一文中認為，“評點”是中國古典文論的典型形態和主要樣式之一；通過對評點源流、理論形態特征、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認為“評點”這種批評方式最切合中國人把握對象、感受對象的心理特點和思維方式。北京師范大學李壯鷹教授在論文《“選官”與“選佛”》中探討了士林與禪林的風習的交相影響，并重點論述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貢舉中形成的文人集團的組織形式是受了禪家“選佛”機制的啟發，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詩論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選官與禪僧選佛交相影響的結果。首都師范大學左東嶺教授在《論高啟詩歌審美觀念的轉變》一文中對高啟的詩學觀念進行了考察，認為入明之后，其詩學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張格、意、趣的兼顧，表現在創作上則是臺閣詩與詠懷詩的兼顧。但由于明初嚴酷的政治環境，從而使其詩學理想與創作實踐同歸于失落。首都師范大學吳相洲教授在《“綺靡”解》中認為：陸機《文賦》中所說“綺靡”是指詩歌聲律而言；“詩緣情而綺靡”實際上承襲了儒家對詩歌的一貫看法；后世學人對“綺靡”的種種指責其實是一種誤會。北京師范大學姚愛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詩•小雅•采薇〉評語的癥候式解讀》當中認為王夫之在評語中提出的“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倍增其哀樂”的觀點，不但與詩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詩歌情景觀。忻州師范學院劉淮南教授認為《文心雕龍•原道篇》在文學理論基礎的建構和文化血脈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北京語言大學郭鵬教授在《論“邵康節體”》一文中探討了“邵康節體”作為一種特色化詩體從開始確立到流傳的過程，辨析了包括《滄浪詩話》在內的宋人詩評中所謂“邵康節體”的本來含義。安慶師范學院方錫球教授認為明代中后期，唐詩學研究出現大量論爭，最著者乃是“唐無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優劣”等爭議。在這些論爭中，包含藝術理想范型與詩歌高潮、范型與詩歌衰落的關系，關涉“詩變”問題。

（二）理論話語資源的重新審視香港教育學院的陳國球教授在《“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以陳世驤之說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陳世驤的中國文學史論，對“抒情傳統”的提出背景和內涵進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關注的是，本篇論文以翔實的資料展現出陳世驤站在中西比較的角度來闡明自己觀點的文化立場，已經表現出那一代學人在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沖擊時，重新審視自身文化傳統的自我意識和努力。他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陳世驤“抒情傳統”的論斷在解釋中國文學和文化時，仍有不小的理論闡釋空間。北京師范大學王一川教授試圖激活傳統文論中的“感興”傳統，為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當代文學研究拓展闡釋空間。他認為無論是“典型”還是“意境”這些來自古典傳統的批評術語，都要回到“感興”。他提出要把感興和修辭論結合起來，即：感興修辭，以彌補中國現代文論術語缺乏的困境。中國人民大學袁濟喜教授在《從道器角度觀察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知識建構》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不僅應注重其具體的理論學說，范疇命題，以及演變發展的通史，更應注重背后的精神價值的開掘與承傳。要使中國古代文論走出以古釋古的范圍，與當代文學活動相融匯，變為當代文論發展與延伸的精神資源，這種創造性的精神闡釋與承傳是一項重要的工作。#p#分頁標題#e#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的吳子林副編審以歷史主義的精神透視、辨析了孔子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和“《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兩個詩學命題，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詩學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詩學思想與其說是“實用”的或“功利主義”的，毋寧說是重視自我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中國社科院彭亞非教授認為，中國文化的特征可以說是一種哲思文化，正是中國哲思文化與智慧文化特有的終極追問意識，影響了乃至決定了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特有本性。這一特有本性與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文構示意性敘事形式的結合，便形成了中國文學理念中相應的感知、意會的詩歌接受與闡釋傳統。中國傳媒大學張晶教授則從中國文論及藝術理論中發掘中國美學中的生命感及空間感。以此來重新觀照中國傳統文論中的“物色”范疇以及“氣化”思想，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文論范疇的特征打開了一個新鮮的視角。北京師范大學程正民教授認為，中國的文論研究需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通過國際交流，通過中西文論的比較研究，在世界文論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顯中國文藝思想的獨特價值、地位影響。他著重介紹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論對于文學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西南大學代迅教授認為中國的文論研究要擺脫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的世界主義觀念，吸收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同民族國家的跨文化資源，中國文論在異域的傳播并富于建設性地融入西方文論體系，在世界主義文論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將發揮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遼寧大學的高楠教授認為，文學理論的品格在于向著文學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終著眼于從文學經驗的維度出發來進行理論的闡發和開拓。北京師范大學毛峰教授則借鑒了傳播學的理論資源來探討中國文學思想的研究。北京語言大學的黃卓越教授在《批評史、文論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稱的“文論史”的概念中，應當關注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批評史”概念的獨特性，這源于批評史的概念在提出時所注入的特定內涵。由此可見，文論史的概念不僅不能全部囊括批評史的意義，而且二者之間實際上還存在著某種裂隙與緊張。通過對文論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論之后”的趨勢正在逐漸形成。因此黃卓越教授將批評史、文論史兩個概念的區分作為重新理解學科史范式及其轉換的重要命題。

1．主體性培養:方法與步驟

現代文學課程是高等院校中文系大學本科的基礎核心課程，開設時間是一學年，3個學分?，F代文學通常被界定為現代中國人用現代語言表現在現代過程中產生的思想、感受的文學?，F代文學在思想表現、審美感受、語言形式上都區別于傳統的古典文學，這門課主要擔負的是培養學生對現代社會、文化、文學語言新質的了解和掌握能力。筆者以自己所承擔的現代文學課程為例，淺談一下在現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學生主體性培養的相關策略與步驟。

(1)首先注重課程教學中創建問題意識，引導學生回應、質疑、進行獨立思考的能力。如在現代文學教學中講到上世紀20年代新文學初創時期的話劇發展，可以拋出一個富有啟發性的問題:話劇與傳統戲曲的關系問題。新文學以西方為標尺，以西方強調“寫實”的戲劇取代中國講究唱腔、做念、寫意的傳統戲曲，但是話劇在整個20世紀的歷史中其中國化都是極不成功的，傳統戲曲在不斷的批判下又一蹶不振。這種批判給今天的文化建設留下了怎樣的經驗教訓?可以說，具有問題意識的啟發式教學，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獨立思考的意識，促成學生主體性的形成。

(2)閱讀原著、文獻查閱及相關理論的學習。主體性培養需要發展學生個體獨立、能動、自主地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現代文學教學而言，提倡學生作為主體對文學作品的感知力和深度解讀的能力，原著閱讀獲得基本的感性體驗是第一步，相應地，文獻資料查詢及方法要領的運用是外在條件，卻是基本的學術訓練的重要過程，學生通過文獻的掌握可以了解最新的學術進展，進而進入學術創新的可行性。相關理論背景的學習可以提供觀照的視角和深度，有利于學生的能力提升和創新意識的形成。

(3)專題討論?，F代文學教學既要照顧到“史”的線索，又要兼顧作家作品的解讀。在當前現代文學課程極度壓縮的情況下，教學過程中就必須采取以點帶面的方法，其中，專題討論是其中最為可行的方法。專題討論的形式有助于培養學生合作性學習意識，也有利于培養一種探究式的學習態度。以趙樹理《小二黑結婚》為例，學生對小說中的“三仙姑”、“二諸葛”的形象給出了創造性的看法。他們認為趙樹理塑造的這兩個人物非常具有喜感，批判中蘊含了有感情的認同，是用了民間文學、戲曲中詼諧、戲謔的手法去表現這兩個啼笑皆非的人物的，有著臉譜化的痕跡，與戲曲中的人物塑造相似。學生多角度多層面的創造性解讀從不同層面進入到文學經典豐富世界的領悟，這種有探究式的學習態度有利于培養學生的主體性。

(4)鼓勵學生的社會調研和科研參與。主體性、創新性能力不僅在課堂中，更需要在延伸性的社會實踐中獲得不斷提升，這樣才能促進學生的可持續發展。教師應該有意識地在課程進行中鼓勵學生的社會實踐和科研參與意識。在上述講到的話劇與傳統戲曲的關系中，鼓勵學生利用寒假在各自家鄉做傳統戲曲發展現狀的相關調查。同學給出的結果是讓人相當驚喜的。一些同學表示傳統戲曲在其家鄉事實上是有很大的市場需求，但這種需求當前卻不能給予相應的滿足，傳統戲曲亟待發展振興以滿足群眾的文化需要。一些學生還提供了當地復興傳統戲曲的成功案例。這次實地調查培養了學生的問題意識，加強了他們的現實關懷和社會責任感，也進行了一次科學研究的初步嘗試，培養了學生的主體性。

(5)小論文寫作。小論文的寫作基本上呈現了一次完整的學術訓練過程，從最初提出觀點到搜集資料、查閱文獻，反復思考，錘煉觀點，尋求論證，到寫作成文，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初試“做學問”的感覺和路子。小論文寫作不僅能夠深化對課程知識的領悟，還能有效地引導學生對知識與規范的內化，這個過程也是一次探究性、創新性學習的訓練，對大學學生主體性的培養至關重要。

摘要：以中國知網中2003～2019年間的核心期刊《中國園林》文獻記錄為研究對象，運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利用Citespace軟件文獻計量可視化分析《中國園林》核心期刊的研究熱點。研究表明，《中國園林》期刊的研究熱點從最初的“空間”“生態”“景觀”等向“鄉村”“工業廢棄地”“綠色空間”“生態智慧”等主題展開，并賦予了園林更多的人文和科技，通過與地理信息系統（GIS）的交匯融合，借助“地理設計”這一概念能夠更好地形成景觀格局。

關鍵詞：中國園林；熱點；Citespace；可視化

中國園林跨越了幾千年發展歷程，承載著人類通過風水、風土和風情對園林的思索和實踐、依賴與信仰。從古代詩人的“詩意棲居”到現代社會的“花園城市”，園林已成為人們的信仰追求和精神的寄托。劉濱誼在《學科質性分析與發展體系建構———新時期風景園林學科建設與教育發展思考》一文中提到守住自然是風景園林學科的“底線”；為生態文明預測愿景、提出夢想、確定目標是風景園林學科的“擔當”；協調多學科專業，保護人居環境是風景園林學科的“角色”[1]。隨著文明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園林城市得到越來越多關注，而其相關學科（園林生態學等）也日益受到重視[2]。文獻計量學是利用數學和統計學方法定量分析科技文獻外部表征，進而揭示學術研究活動特征，已廣泛地應用于多學科領域的發展現狀和規律探索中[3~4]。隨著園林相關研究主題的深化和內容的豐富，學者們對研究領域易依賴自身經驗，產生認知偏差，不能客觀公正地深入剖析相關主題和內容。針對此問題，文獻計量分析方法能夠較好地通過文本數據方式，用可視化圖譜展現研究領域的演變趨勢和發展進程。顧至欣等采用Citespace可視化分析國內關于蘇州古典園林為主題的1154篇文獻，發現其主要研究領域是遺產保護與管理、園林史與園林比較、園林文化與特色、園林意境與審美等，其研究趨勢的關鍵詞是“融合”“溯源”和“深化”[5]。王艷婷等也采用該方法可視化分析西蜀園林的研究狀況，結果發現園林歷史與發展、園林美學與意境、園林文化與特性、造園要素與景觀和旅游開發是其主要研究主題，“追根”“交融”和“升華”是研究趨勢的根本[6]。研究借助Citespace軟件分析核心期刊《中國園林》2003～2019年間的文獻記錄，為學者梳理研究概況、分析不同時期的研究熱點。

1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中國園林》作為在國內外發行的由中國風景園林學會主辦的綜合性、理論性核心期刊，緊密結合行業特點和學科前沿，主要刊登風景園林及相關交叉學科的基礎和應用研究論文等內容。研究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CNKI期刊全文數據庫，檢索文獻來源《中國園林》的相關期刊論文，數據采集時間為2003～2019年，并清理無關數據如“刊首語”等導出“Refworks”文獻格式，除重（RemoveDuplicates）導入的數據得到4719條文獻記錄。利用Citespace文獻計量分析軟件繪制知識圖譜，分析《中國園林》核心期刊的研究熱點及趨勢。

2結果分析

2.1期刊引文分析。期刊引文是文獻的重要組成，分析期刊的引文有助于研究主題發展脈絡的梳理，對文獻受關注程度和價值的體現則可從引文頻次看出。研究結果表明，引用頻次最高的為多義景觀規劃設計研究中心林箐和北京林業大學王向榮合作在2005年發表的“地域特征與景觀形式”一文，被引頻次達到896次。該文從地域特征與歷史園林、地域特征與現代風景園林和突出地域特征的設計實踐3個方面，闡述了地域特征對園林風格的形成和規劃設計有重要影響。并提出了不僅可以將天然山水風景作為參考對象，還可以將更廣闊的自然（田園和國土）作為對象形成設計語言[7]。同濟大學王云才的“論中國鄉村景觀及鄉村景觀規劃”被引頻次為781次，系統探討了鄉村景觀、鄉村景觀規劃的概念并進一步探討了中國鄉村景觀意象、景觀功能區、人類聚居環境等鄉村景觀規劃核心[8]。該文獻的高被引次數也印證了我國鄉村振興這一戰略的發展。隨著后工業時代的來臨，傳統制造業在城市中遺留的具有較大環境和社會問題的工業廢棄地也被提上議程，針對這一棘手難題，王向榮等通過“生態”“藝術”和“后現代”的景觀設計思想提出整體保留、部分保留和構件保留3種方式設計廢棄工業建筑、構筑物和工業設施[9]。

中國古代散文是一個早熟的文體，其發展過程不同于古代的詩歌、小說，“古代散文沒有經過技巧的發展過程，在戰國時期隨著語言的發展就已經達到了一個高潮，并且這一時期的散文還成為后人在創作中頻頻回顧的典范。”［1］同時，創作散文(包括駢文)和創作詩歌、小說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是歷代文人晉身仕林、治國安邦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學觀念中，“文體的尊卑等級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駢文)第一，其次詩，為文之余，其次詞，為詩之余，其次曲，為詞之余，小說更是等而下之的文體。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體無法企及、無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詩聞名的李商隱、杜牧，亦工于散文寫作，更遑論韓柳歐蘇。然而在當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變得邊緣化，古代散文研究與小說、詩歌、戲劇研究相比亦顯得創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為一種專門針對散文內容的研究，比如莊老思想、荀子思想、韓愈諫佛骨、袁宏道談性靈等等，有學者指出，“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個散文家的政治、哲學、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來，古代散文研究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本文將力圖呈現古代散文研究在當代所遭遇的困境，權作拋磚引玉之用，以期幫助廣大研究者發現更廣闊的視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當時社會的產物，在當代顯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當今卻出現了一種后現代風格的模仿式戲謔文體(或曰“惡搞”)，如《鳳姐列傳》《藥家鑫列傳》《蒼井空列傳》等等。由某不知名網友杜撰的《藥家鑫傳》云:藥公家鑫者，華朝長安人氏。華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藥公誕于古都長安，時天生異象，群驢亂吼，或曰:莫非如《水滸》所載之“洪太尉誤走妖魔”之事再現?……人皆稱:藥公不亡，則法律亡。藥公不死，則國家死。藥公之事，舉國牽動，藥公之名，舉國牽掛。由此觀藥公，真乃關系國運之達人也。在F•詹姆遜看來，這種“惡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詞匯、句式，但內容卻是當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這種模仿被詹姆遜稱為剽竊，因為“在一個風格創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風格，去戴著面具并且用虛構的博物館里的風格的聲音說話”［4］，才是別具一格的、能夠適應這個后現代主義消費社會的藝術形式。用古代文體記錄當代日常生活的確算不上創新，“后現代主義”亦無優劣高下之別，但古代散文這種歷史上的精英式文類卻面臨著現實中的庸俗化挑戰。   其次，當代散文的創作和古代散文的創作較少直接關聯，因為在當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學”，后者至少不是“純文學”。在陳劍暉先生看來，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正宗，“蓋因其是中國正統的‘經世致用’文化的文學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國古代的出現，不是審美需要，而是因為它的實用性，這種經世致用的實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間關系疏遠，但在當代，情感與文學的關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視采訪時認為，研究學術和創作散文不一樣，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確的東西，可稱為“學術”;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覺得很重要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帶動了感情，只有在這樣的“角落”里，才能寫作散文。此處余秋雨并沒有把散文當作“經國之大業”或者“圣賢書辭”，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當成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學術”固然不同于經世致用或者齊家治國，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決定了學術本身也是“實用性”的。所以，研究學術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來是要一分為二的，他的散文觀也因此與周作人、郁達夫、林語堂等人強調的現代散文一脈相承，現代意義上的散文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形式和強調個性與感性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念緊密相關，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創作目的、創作方式迥然有別。   第三，和古代小說、古代戲曲相比，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僅限于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系統，缺少電影、電視等大眾化的媒介形式，這無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對當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說四大名著自不必說，《趙氏孤兒》《花木蘭》《西廂記》《薛仁貴》《七俠五義》《穆桂英掛帥》也被多次改編為影視作品，電視劇版《紅樓夢》(李少紅導演)更是建構起一個全民海選女主角的媒介議程設置。①相比較而言，古代散文對于當代社會的影響力甚至不如動畫視頻版的古詩對于幼兒啟蒙教育的影響，以優酷網和土豆網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進行搜索，賞析類、中學課件類視頻不過數十段，而用“古詩”、“唐詩三百首”搜索，視頻數量累以千計。此外，散文與當代媒介的結合體“電視散文”自央視三套1996年開播以來，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電視專題片，是“受到文學散文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新的電視藝術樣式”［6］，是“中國化的電視藝術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現代媒介形式，更何況，由全國各地電視臺制播的電視散文，其取材選題也大多是現當代散文作品，極少古代散文作品［8］。可見，在多媒體、寬帶網絡和計算機、大眾傳媒已經全面覆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臨著“水土不服”的尷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形式主要是圖書，圖書又以作品集為主，以譯注、賞析等普及類讀物為主，其中《古文觀止》有數十種譯注本，僅中華書局便出版了選譯本(2010)，鐘基(2009)與葛兆光(2008)的注釋本，名家精譯本(2007)，以及繁體豎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鈔、文選、讀本也有數十種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類著作僅有三十余種，②形式不可謂不單調，內容不可謂不單薄。但是，古代小說、詩詞、戲曲等文學形式的傳播內容要豐富得多，不僅圖書有單行本、選注集成、佳句賞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樣化，研究類著作則涵蓋文獻與史料研究、宗教與文化研究、類型與理論研究等等多種角度。必須承認的是，圖書是一種依靠理性思辨來完成傳播與接受的媒介，但詩歌、小說、戲曲所利用的視頻、音頻、圖片等多媒體形式能夠同時激發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這對于文學作品在大眾層面的普及至關重要，古代散文在這個層面上又處于下風，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樣局限于書籍，所傳播的內容也受局限［9］。#p#分頁標題#e#   二、古代散文研究體系與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認的是，“散文理論是世界性的貧困，它的學術積累不但不如詩歌、小說、戲劇，而且連后起的、暴發的電影，甚至更為后發的電視理論都比不上。這是因為散文作為一個文類，其外延和內涵都有一種浮動飄忽。”［10］王兆勝先生指出:“在各種文學門類中，散文恐怕是最具邊緣性、最不受重視、最缺乏研究的文體。大家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散文沒有自己成熟的理論，因循守舊和缺乏創新也使之乏善可陳。”［11］筆者認為，這種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散文”(Es-say)出現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隨筆集》而定名，與詩歌、小說、戲曲源遠流長的歷史不可同日而語，對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與韻文相對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論辯為特點，故而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通過情緒放縱和宣泄來凈化讀者(觀眾)心靈的“凈化說”背道而馳，后者顯然被幾乎所有的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創作者奉為圭臬，在這個意義上，散文可能隨時被剔出“文學”之外，更何況對它的研究想當然地被視為與文學漸行漸遠。   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之處主要體現于兩個層面，一是概念體系，二是研究方法。   從一般意義上看，先確定了研究對象，才能選擇一種研究方法，而這個研究對象必須能夠明確自身的內涵和外延。然而，中國古代散文在現當代散文概念的影響下，或與韻文相對，或與駢文相對，有時又與詩歌、小說相并列，陳平原先生就此認為古代散文是一個“滑動”［12］的概念。南帆先生則指出:散文的定義不是肯定地列舉散文的規則，而是將顯赫文類排除之后的余數歸諸散文，這種“否定性的定義”，不僅促使一些文類衰老，同時還催生另一些文類……散文是文類的結束，又是文類的開始［13］。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駢文研究、古文研究、漢賦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為戰，在中國期刊網(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為題名關鍵詞搜索，粗略計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時間，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與此同時“駢文”381篇，“漢賦”576篇，“辭賦”515篇，“古代小說”984篇，“古代戲曲”329篇;期間以時代或作者為維度的，并以“散文”為題的博士論文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說”為題，并從宏觀整體視角進行研究的博士論文已經達到14篇，這還不包括以單個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其他數量更加龐大的博士論文。兄弟鬩墻、左右手互搏，這確實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   研究對象本身的概念問題因人因時而異，但研究方法卻面臨著裹足不前的問題。陳劍暉先生指出:長期以來，我國的散文研究者總是從謀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類的文章做起，即僅僅從外在的組織方式來看待散文的結構［14］。古代散文學者從古至今皆習慣于從細枝末節的修辭角度入手進行研究，以《中國古代散文發展述論》一文為例，余恕誠先生將“漢以后的賦、駢體文以及說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語言修辭的作品”都稱為“散文”［15］。在介紹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學色彩時，《孟子》的“戲劇性”、《莊子的》“生動故事”、《左傳》的“敘事之最”、《戰國策》塑造的“形象”、《史記》創造的“人物”、南北朝時的“修辭”與“典故”、韓愈散文的“生動形象”、柳宗元散文對形象的“想象夸張”、歐陽修散文的“論說技巧”、歸有光的“細心刻畫”……都被余先生視為散文“文學色彩”的基本組成部分?？蛇@些比喻、夸張、論辯、描摹、形象化、訴諸情感等語言修辭技巧實際上是語言學和修辭學的研究重點，在這個問題上研究古代散文與研究古代詩詞、小說相比并無獨到見解。   此外，當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較為孤立，主要是作品賞析和以人物為核心的社會學、歷史學模式，缺少與當代文論、西方文論的雙向傳播。盡管20世紀60年代已有學者認為形成《莊子》恣肆風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結構”，“《內篇》的結構不只是一個邏輯問題，它表現了莊子的復雜的藝術構思。”［16］可惜這種類似于結構主義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續。形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沒有獨立的散文理論，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論》把神話、托多羅夫的《散文詩學》把小說都歸入到散文理論中來，西方文藝研究的對象并不包括散文，導致我國研究者難以直接借鑒。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實用性，加之作為散文作者的知識分子與官僚體制、科舉制之間的緊密關系，中國文學史中能夠得以流傳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備官僚、學者、文學家三合為一的身份，后世學者所歸類的文學之文在作者創作之時未嘗不將之當作應用之文而煞費腦筋，斧削雕琢。陳平原先生曾舉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傳誦為表達感情的名篇，如書信和日記，皆是有意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專本，文人寫信時不免存了給第三人乃至舉國上下、子孫后代傳閱的心思”，“鄭板橋的家書別出心裁，寫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脫做文章的心思。”［17］這樣看來，中國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說服帝王將相，或者用于說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說服親朋至友，那么，對它的研究就必須從修辭學角度入手，從說服的手段和表現的技巧入手。于是，針對散文的文學研究就漸漸側重于實用主義，繼而不免滑向功利主義。這又和自康德以來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相悖，因為康德認為，審美是無功利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說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顯然是功利性的，顯然目的十分明確，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現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現代文學理論研究之間不斷沖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曉原先生在2006年時提到:“過往的散文研究比較多的是一種批評，包括作家作品評論和創作史、理論批評史的梳理與述評。另外，還有大量的是散文寫作指導之類書籍。真正有理論含量、高端而又切實的研究相當匾乏。”［18］不過，這種尷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觀，這一年內，譚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國散文史綱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馬茂軍的《中國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曉芬的《中國古典散文理論史》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將從此進入新的一頁。#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