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經典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最重要的載體，而《詩經》又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詩歌教學的肇始，自然意義非凡。然而，在當前的《詩經》教學中，不少教師仍然采用“解詞———析句———串講詩意”的“學究模式”，這樣不僅破壞了《詩經》固有的美感和意境，也導致了學習效率低下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在《詩經》的教學中，進行了如下的思考和嘗試：   一、準確切入———增強學生學習興趣   《論語•雍也》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1]（P61）在教學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良好的學習動力，對于充分調動學習積極性是極為重要的。當代大學生不喜歡空中樓閣式的理論說教，愿意探尋現實世界驚、奇、險、特的事物。   有鑒于此，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努力尋找先秦時代與現實生活的結合點，并以之作為課堂教學的切入點。在《詩經》的導入課上，我們曾經嘗試把《詩經》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名言名句作為導語，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我們重點提示學生的是：“當你離開高中壓抑的生活，步入了大學的殿堂，你有一種徹底解放的感覺。于是你吟誦起《王風•黍離》中的詩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大學里的俊男靚女舉目可見，你瞪大眼睛尋找你的意中人，終于你發現了目標，于是你真情表白：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關雎》）。轉眼間假期到了，和你摯愛的朋友就要分別，于是又吟誦起《王風•采葛》中的詩句：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開學之后與朋友相見，你情不自禁又吟誦起《邶風•擊鼓》中的詩句：死生契闊，與之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盡管有些詩句的引用不是那么準確，但能一下子讓同學們感覺《詩經》原來是那樣熟悉，就在自己的身邊。   《詩經》中的很多內容都可以聯系現代生活來講解，比如《詩經》中《周南•關雎》、《衛風•伯兮》、《鄭風•出其東門》等眾多的愛情詩，這些詩作無不是先秦愛情觀、婚姻制度、民族風俗的有力見證。在分析這些作品的時候，我們通常聯系當前大學生戀愛中常見的游戲心理，引導其形成忠貞、執著、專一的健康愛情觀念，完成了文學課堂上潛移默化的思想教育?！对娊洝方虒W與現代生活的結合，還可以通過學以致用來實現。《詩經》的魅力不僅在于它恰當地表現了作者的所見所聞所感，還在于它往往以精練的語言傳達了古今一致的情感體驗，例如“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等等。   我們在教學中應盡量帶領學生在欣賞中學會審美，在審美中學會運用，在運用中學會思考，通過運用和思考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口語表達能力、寫作能力和思辨能力。通過這樣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的教學，很好地做到了古典文化與現代生活的結合，讓學生產生興趣，充滿好奇和探究之心，從而讓學生們自覺地學習《詩經》，真正提高自身的文學修養和人文素質。   二、精講多詠———體會《詩經》語言藝術   中國古典詩歌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的藝術，注重吟誦性情，創造意境，講究韻味，這些審美特點是不可分割、渾然交融的藝術整體，整體關照則美不勝收，條分縷析便索然無味。著名語文教育家于漪說過：“教學生學習古詩詞，誦讀古詩詞，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降格為技能、技巧的分析，要著力于整體感知，充分發揮詩詞所蘊含的豐富的育人功能。”《詩經》本身就是先民的歌唱，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作品，遵循“啟動—互動—自動”的教育理念，在教學設計中應該充分體現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原則，采用精講多詠的教學方法，尤其是那些富有意境的詩篇更適合于此。精講，指教師只做簡要的提示點撥，給學生指點些閱讀、鑒賞古詩的方法，或者做一些示范性鑒賞，作為學生初學古詩鑒賞的范例。   多詠，既指教師深入情境的范讀，又指播放配樂詩朗誦的錄音，主要是指學生自身的多讀、多背。講授作品時，應當首先介紹鑒賞方法，如把握意向、靜心關照、想象聯想等，接著精講作品。以《周南•芣苡》為例，詩歌很短，但極有特色，特別是寫婦女采摘車前子時就用了“采”、“有”、“掇”、“捋”、“襭”六個不同的動詞，極生動細微地描寫了婦女的先采后捋，直至挽起衣襟滿載而歸的勞動過程。講這首作品時，我們讓同學們注意《詩經》中精煉的動詞運用藝術，體會作品中節奏的變化。留給學生的學習題目是閱讀欣賞《周南•關雎》、《邶風•靜女》、《魏風•十畝之間》、《秦風•蒹葭》等詩篇。   下次上課時讓學生談自己的閱讀心得和欣賞體會，教師因勢利導，做些必要的訂正、補充或概括總結。   學生們反映，過去他們讀古詩，要么讀不懂，要么只是籠統地感覺到好，卻體會不出好在何處，如今在老師指導下讀古詩，覺得引人入深，吟誦之中便不知不覺沉浸在濃郁的藝術氛圍之中。   三、課堂競賽———調動學生參與意識   學生學習《詩經》時，由于年代久遠，語言晦澀難懂，有時會出現倦怠的情緒，可以通過學生參與的方式，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在課堂教學安排上，我們經常采用“活動-體驗-表現”的方法。   比如在講《秦風•蒹葭》這樣一首作品的時候，首先會讓同學反復吟誦，體會詩歌情景交融的藝術特點，然后讓同學們在自己的腦海中形成一幅圖畫并描述出來，最后評價誰的描述更加契合這首詩歌的意境。再比如講到《鄭風•將仲子》時，先讓同學們自己嘗試翻譯，然后分成小組進行譯文評比。最后，由教師介紹周振甫先生《詩經譯注》中的譯文。剛剛接觸周先生的譯文時，同學們往往會哄堂大笑，但經過細細品味，學生們普遍認可其譯文并通常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p#分頁標題#e#   這樣既活躍了課堂氣氛，又調動了同學的參與意識，教學過程非常順利，教學效果也非常明顯。   在學習《詩經》思想內容時，我們并沒有按照通行文學史的思路給學生指明《詩經》具體內容的大致分類情況，而是按照類別分別學習了幾篇有代表性的作品，突出作品的講解、分析，然后讓學生來總結《詩經》思想內容的大致類別，培養學生捕捉信息和理解信息的能力。這樣在以后的學習過程中，或是學生在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中，面對大量的信息能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分類、整理、加工和改造，增強學生的選擇能力，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   教學內容的設計上，在關注學科知識基礎性的同時，教師也應強調與現實生活、學生經驗的聯系，加強實際應用、探究等方面的內容。梳理《詩經》的教學線索的時候，在講授完《詩經》的具體內容和藝術特征后，學生已經對《詩經》有了相對充分的了解。所以，最后在學習《詩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時，我們首先拿出一部分時間讓學生思考自己生活中遇到的與《詩經》有關的社會實踐活動或是人生感受。學生在發言過程中，基本上就把《詩經》的抒情性特點、關注現實的“風雅”精神、比興的垂范作用等等總結出來了。   四、拓展視野———引入最新研究成果   教學活動中，師生雙方都處于時時刻刻的變化之中。   那種認為古代文學的內容已經是歷史，只要寫好講稿，就可以一勞永逸的觀點無疑是極不科學的。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僅需要將知識由淺入深、由表及里、循循善誘地解說明白，更需要向學生滲透最新的研究成果，為其以后的學習、研究拓展新的視野。在古代文學領域，研究最熱門的恐怕不外乎《詩經》、屈原、陶淵明、李杜、《紅樓夢》，其中《詩經》作為中國文學最為重要的元典之一，每年的研究論文更是數以百計。在課堂講授基礎知識的同時，我們尤其注意引導學生關注最前沿的學術研究成果。   每一次《詩經》學術會議的召開，每一篇《詩經》研究論文的發表，甚至學術期刊網上出現的博士論文，我們都會及時整理并在課堂上傳達給學生，以啟發有興趣的學生在課下繼續鉆研。對“現有的先秦原始文獻盡可能一網打盡，從材料的會同走向學術的突破”[2]（P215），這一說法不但適用于《詩經》的學術研究，也同樣適用于《詩經》的實際教學。當前《詩經》研究的熱點在于《詩經》的意象研究和《詩經》的地域文化研究，讓同學們了解這樣的學術信息，會讓同學們覺得即便是學習古代文學作品，也同樣能感受到時代的脈搏。   總之，文無定則，教無成法。教學步驟、方式方法可以千變萬化，只要是于教學有益，于學生有益，對于《詩經》及其他古代文學經典的教學探索應該是永無止境的。

一、準確切入———增強學生學習興趣

《論語•雍也》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1]（P61）在教學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良好的學習動力，對于充分調動學習積極性是極為重要的。當代大學生不喜歡空中樓閣式的理論說教，愿意探尋現實世界驚、奇、險、特的事物。有鑒于此，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努力尋找先秦時代與現實生活的結合點，并以之作為課堂教學的切入點。在《詩經》的導入課上，我們曾經嘗試把《詩經》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名言名句作為導語，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我們重點提示學生的是：“當你離開高中壓抑的生活，步入了大學的殿堂，你有一種徹底解放的感覺。于是你吟誦起《王風•黍離》中的詩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大學里的俊男靚女舉目可見，你瞪大眼睛尋找你的意中人，終于你發現了目標，于是你真情表白：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關雎》）。轉眼間假期到了，和你摯愛的朋友就要分別，于是又吟誦起《王風•采葛》中的詩句：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開學之后與朋友相見，你情不自禁又吟誦起《邶風•擊鼓》中的詩句：死生契闊，與之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盡管有些詩句的引用不是那么準確，但能一下子讓同學們感覺《詩經》原來是那樣熟悉，就在自己的身邊?！对娊洝分械暮芏鄡热荻伎梢月撓惮F代生活來講解，比如《詩經》中《周南•關雎》、《衛風•伯兮》、《鄭風•出其東門》等眾多的愛情詩，這些詩作無不是先秦愛情觀、婚姻制度、民族風俗的有力見證。在分析這些作品的時候，我們通常聯系當前大學生戀愛中常見的游戲心理，引導其形成忠貞、執著、專一的健康愛情觀念，完成了文學課堂上潛移默化的思想教育。《詩經》教學與現代生活的結合，還可以通過學以致用來實現?！对娊洝返镊攘Σ粌H在于它恰當地表現了作者的所見所聞所感，還在于它往往以精練的語言傳達了古今一致的情感體驗，例如“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等等。我們在教學中應盡量帶領學生在欣賞中學會審美，在審美中學會運用，在運用中學會思考，通過運用和思考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口語表達能力、寫作能力和思辨能力。通過這樣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的教學，很好地做到了古典文化與現代生活的結合，讓學生產生興趣，充滿好奇和探究之心，從而讓學生們自覺地學習《詩經》，真正提高自身的文學修養和人文素質。

二、精講多詠———體會《詩經》語言藝術

中國古典詩歌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的藝術，注重吟誦性情，創造意境，講究韻味，這些審美特點是不可分割、渾然交融的藝術整體，整體關照則美不勝收，條分縷析便索然無味。著名語文教育家于漪說過：“教學生學習古詩詞，誦讀古詩詞，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降格為技能、技巧的分析，要著力于整體感知，充分發揮詩詞所蘊含的豐富的育人功能。”《詩經》本身就是先民的歌唱，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作品，遵循“啟動—互動—自動”的教育理念，在教學設計中應該充分體現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原則，采用精講多詠的教學方法，尤其是那些富有意境的詩篇更適合于此。精講，指教師只做簡要的提示點撥，給學生指點些閱讀、鑒賞古詩的方法，或者做一些示范性鑒賞，作為學生初學古詩鑒賞的范例。多詠，既指教師深入情境的范讀，又指播放配樂詩朗誦的錄音，主要是指學生自身的多讀、多背。講授作品時，應當首先介紹鑒賞方法，如把握意向、靜心關照、想象聯想等，接著精講作品。以《周南•芣苡》為例，詩歌很短，但極有特色，特別是寫婦女采摘車前子時就用了“采”、“有”、“掇”、“捋”、“襭”六個不同的動詞，極生動細微地描寫了婦女的先采后捋，直至挽起衣襟滿載而歸的勞動過程。講這首作品時，我們讓同學們注意《詩經》中精煉的動詞運用藝術，體會作品中節奏的變化。留給學生的學習題目是閱讀欣賞《周南•關雎》、《邶風•靜女》、《魏風•十畝之間》、《秦風•蒹葭》等詩篇。下次上課時讓學生談自己的閱讀心得和欣賞體會，教師因勢利導，做些必要的訂正、補充或概括總結。學生們反映，過去他們讀古詩，要么讀不懂，要么只是籠統地感覺到好，卻體會不出好在何處，如今在老師指導下讀古詩，覺得引人入深，吟誦之中便不知不覺沉浸在濃郁的藝術氛圍之中。

三、課堂競賽———調動學生參與意識

學生學習《詩經》時，由于年代久遠，語言晦澀難懂，有時會出現倦怠的情緒，可以通過學生參與的方式，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在課堂教學安排上，我們經常采用“活動-體驗-表現”的方法。比如在講《秦風•蒹葭》這樣一首作品的時候，首先會讓同學反復吟誦，體會詩歌情景交融的藝術特點，然后讓同學們在自己的腦海中形成一幅圖畫并描述出來，最后評價誰的描述更加契合這首詩歌的意境。再比如講到《鄭風•將仲子》時，先讓同學們自己嘗試翻譯，然后分成小組進行譯文評比。最后，由教師介紹周振甫先生《詩經譯注》中的譯文。剛剛接觸周先生的譯文時，同學們往往會哄堂大笑，但經過細細品味，學生們普遍認可其譯文并通常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這樣既活躍了課堂氣氛，又調動了同學的參與意識，教學過程非常順利，教學效果也非常明顯。在學習《詩經》思想內容時，我們并沒有按照通行文學史的思路給學生指明《詩經》具體內容的大致分類情況，而是按照類別分別學習了幾篇有代表性的作品，突出作品的講解、分析，然后讓學生來總結《詩經》思想內容的大致類別，培養學生捕捉信息和理解信息的能力。這樣在以后的學習過程中，或是學生在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中，面對大量的信息能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分類、整理、加工和改造，增強學生的選擇能力，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教學內容的設計上，在關注學科知識基礎性的同時，教師也應強調與現實生活、學生經驗的聯系，加強實際應用、探究等方面的內容。梳理《詩經》的教學線索的時候，在講授完《詩經》的具體內容和藝術特征后，學生已經對《詩經》有了相對充分的了解。所以，最后在學習《詩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時，我們首先拿出一部分時間讓學生思考自己生活中遇到的與《詩經》有關的社會實踐活動或是人生感受。學生在發言過程中，基本上就把《詩經》的抒情性特點、關注現實的“風雅”精神、比興的垂范作用等等總結出來了。#p#分頁標題#e#

四、拓展視野———引入最新研究成果

一、作品瞬時性的影響

作品能不能留存后代，在當時有沒有“洛陽紙貴”很重要。假如現在有某個作者寫了一本非常可能引起轟動的著作，但是投稿到出版社沒有得到編輯的肯定，未獲出版，作者本人也放棄了，那么一部名著還沒出世就胎死腹中了。如果這部書出版了，不幸當時有其他的書或者別的事件耽擱了人們的欣賞，過了一段時間它的新鮮期也過去了，那么一部名著由此就變成平平之作了，沒有再版，過了幾年哪里也找不到了。所以，作品在初出世時沒有能夠一炮打響，以后再想崛起就很困難了?？赡芤荒旰?，幾年后，幾十年后，這作品已經難以尋覓，寂寂無聞了。很多經典名作是在當時就引起了轟動，廣為傳布，在傳播的廣度上達到了最大化。如左思《三都賦》寫成后，受到著名文學家張華推許，皇甫謐作序，張載、劉逵作注，因而名噪一時，洛陽紙貴，流傳至今。白居易的《長恨歌》寫成后，時人爭相傳唱，引起很大轟動，甚至傳到日本。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就自夸道：“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此增價”。蘇軾作為當時文化名人，作品傳播也極快極廣，曾敏行《獨醒雜志》載：“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傳于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于邏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紅樓夢》尚未完稿，就被四處傳抄注釋，許多人續寫，所以留下多種版本，至今已形成煌煌“紅學”。清代趙翼詩云：“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作品要被永久認可，首先要保證在當時就能夠領風騷。作品好與不好，其實還是當時人說了最有權威性，因為當時人的接受是在當時社會文化環境下最好的解讀。文學作品不是名畫，往往要到作者死后幾百年才拍出天價。文學作品的傳播與其生命力成正比，它等不及遲來的肯定?！肚貗D吟》在當時取得了極好的傳播效果，這也正是它能在失傳的一千年中始終保持美名的重要原因，也是它在敦煌重現天日后能再次放光的原因。韓云波在《<秦婦吟>之謎的傳播學闡釋———兼論中國傳統文學傳播的特殊規律》一文中談到關于作品的轟動效應與恒久價值時說：“轟動效應主要表現為傳播的一種共時關系，在同一時期擁有最廣大的接受者，恒久價值主要表現為傳播的一種歷時關系，即擁有接受者的時間盡可能綿長久遠。由于士、庶各自主要運用的傳播媒介和傳播渠道不同，恒久價值傳播者主要是士，轟動效應的傳播者是庶。在具體鑒賞實踐中，他們往往都只代表一個方面，必須把二者結合起來。……轟動效應主要在社會熱點和重大題材中產生，多數未經縝密的理性思考，缺乏及時的理論指導，停留于感性層次。但它代表了一般社會心態，仍有極大的價值，尤其在傳播的勸服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促成社會意識的變革。士在淘洗作品的過程中，留下耐咀嚼、有深層意蘊的東西，抽象為理論，產生跨越時代和地域、揭示人類共同價值、反映歷史時代的效果而長久留傳。”《秦婦吟》的轟動效應，有敦煌十種寫本為它作證，它的歷時性傳播，也就是它最終的經典化，首先得益于此。

二、書面傳播的影響

孔子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學作品最重要和最正式的流傳方式是書面傳播。周天子將各地收集來的民歌編成《詩》，方使其跨越千年，吟誦至今；司馬遷寫完史記之后，決定將它“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報任安書》），所以為萬世鑒。歷史上文人都喜歡將自己作品結集成書，以為一世功業。即使在一個亂世，影響鑒賞和傳播的偶然因素很多，能否結集出版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如五代亂世，若非《花間集》的收錄，我們又怎么會了解到唐末五代那些詞人、記住那些詞作呢？而是否被收入選集，收了多少作品，也深刻地影響著這些作家在后代的評價。在韋莊六十八歲的時候，其弟藹曾經將他的作品結集為《浣花集》，其序云：“辛酉春，應聘為西蜀奏記。明年，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藹便因閑日，錄兄之蒿草中，或默記于吟詠者，次為□□□，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義也。”《唐宋詞人年譜》：“案今存端己詩，《浣花集》十卷，二百四十六首。”其中并無他的成名作《秦婦吟》。在當時的各種總集中，也收入韋莊詩不少，如“《全唐詩補遺》七十首”，“莊詩見于《全唐詩》者比此多三十余首”，也并無此詩。韋莊詩詞，散佚甚多，但因《浣花集》、《花間集》的收錄，留存下來的也不少，然而他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秦婦吟》卻因為沒有文字記載只留美名在后世了。

三、題材選擇的影響

戰爭與愛情是文學的永恒母題。事實上，愛情的影響力可能要比戰爭大得多，戰爭題材的作品一般也需要有愛情的點綴方能有更強的吸引力。文學作品能否永久留存，與其題材選擇也有相當大的關系。同為長詩，《長恨歌》、《琵琶行》便因其選擇的題材是自古至今能打動人心弦的愛情和人情冷暖而廣為傳布。文學的功能，就是能在最大層面上表現最廣泛的人性。否則，過于獨特的自言自語，有誰能理解和欣賞呢？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李商隱《行次西郊作一百韻》，歷代士階層讀得多些，普及率顯然不及白居易風情詩，畢竟關注天下事的有政治家胸懷的人要少一些。而《秦婦吟》選擇的是唐末亂世的戰亂題材，這種經歷和情感，在當時一定會打動很多人，然而世易時移，便不再容易引起共鳴了，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人生體驗呢？又有多少人愿意從詩中去感受那些殘酷血腥的場面呢？另外，這個題材的選擇有時效性，黃巢起義在當時是極大的新聞事件，天下關注，這當然也是此詩當時風靡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新聞效應過去，便失去魔力，因為新聞年年有，新的事件很快會奪去人們的注意力。僅僅五六十年后，已經是大宋的天下，梁唐晉漢周已更替一遍，其間已發生過多少人間悲歡，誰還會去絮叨唐末那場起義的慘狀？整首詩是以一個長安貴家姬妾自訴其苦的形式進行的，正如魯迅《祝?！分械南榱稚┰V說自己的悲劇命運，一開始還能引來一群人聽，留下同情的淚水，后來聽眾越來越少，再后來，她一張口即被別人打斷。

四、篇幅的影響

中國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下文稱“兩創”），是歷代文人都會面對的學術話題。就古代文學而言，歷代文學經典的建構途徑與過程，事實上就是“兩創”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具體實踐。中國古代產生了無數的文學家、文學作品，經過大浪淘沙，經典性的作品一直流傳下來。從文學經典的建構過程來看，作品的內在價值是其成為經典的根本和基礎，這包括作品思想的廣度與深度、藝術的魅力與影響力、情感的普遍性與感染力等。當然，文學作品能否成為經典，外部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

一、經典建構與文學進步的內外動因

中國古代文學有其特定的產生、傳播環境，其發展、變化也有特定的內、外因。從文學發展、演變與經典建構的外部因素來看，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第一，社會主流思想。中國古代不同時期都有占統治地位的主導思想，這是社會政治的需要。文學，包括各種學術，也是社會政治思想的表現形態之一，與政治密切相關，甚至在某個時期是政治的附庸。因此，政治意識形態對經典建構具有重要影響。這種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思想開放的時代，往往有利于經典的建構。相反，思想禁錮往往不利于經典的建構。在中國古代被官方以各種理由禁毀的書目中，既有糟粕性的，也有一些叛逆性的、與正統思想不一致的文學作品。古代官方為了適應當時的思想統治而欽定的作品，在今天看來既有許多糟粕性的東西，也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經典。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一些重要的文學典籍不斷擴大傳播范圍，成為經典。因此，即使是一些不符合當時正統思想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價值也會逐漸被讀者認可接受，進而成為文學經典。第二，文化政策。一個時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個時代思想的風向標，對文學觀念、文學活動、文學發展有重要影響。比如漢代把讀經與文人仕途關聯起來，體現儒家思想的著作便被當作經典而得到認可。為了統一經典，熹平石經的刊刻，對儒家經典的傳播和建構具有重要影響。又如先秦以來官府實行的采詩制度，尤其是樂府機構的不斷擴大，使得許多優秀的民間詩歌作品被保存下來，逐漸成為詩歌史上的經典。再如唐代以《史記》《漢書》《后漢書》為“三史”，并把“三史”作為科舉考試的一科，從制度方面有力促進了以《史記》為代表的史傳著作的廣泛傳播。唐代詩賦取士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對前代詩歌、辭賦經典的學習，也推動了當代文學經典的形成。第三，經濟與科技的進步。書寫載體與形式的變化以及文學傳播手段的多樣化也是一個時代文化發展的標志之一，對文學傳播具有重要影響，而文學傳播又是文學經典形成的重要因素。由簡帛到紙張，由手抄到雕版，尤其是印刷術的發明，使文學的傳播發生了重大變化。明代由于印刷技術的進一步提高，特別是套版印刷的興起，給文學傳播、文學評點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出現了大量的文學評點著作，詩歌、散文、辭賦、小說、戲曲的經典作品大多有評點本，有些經典作品還不止一種評點。除書面形式傳播外，還有口頭形式的傳播。有些作品還傳播到域外，說明這些作品得到更大范圍的認可。經典建構與文學發展的內部因素，主要體現在文學思潮的發展上。文學思潮是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發展的體現，對經典的建構有促進作用。古代中國文學是在不斷繼承和革新中發展的。當然，每個時代的文學思潮都與當時的文化發展息息相關。唐代韓愈、柳宗元掀起古文運動，舉起了向先秦兩漢散文學習的旗幟，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宋代。這場運動使得先秦兩漢散文得到高度重視。古文家對《史記》《漢書》的推崇與學習也使他們自己的文學地位得以提升。宋代詩壇的江西詩派，以杜甫等人為榜樣，形成了自己的創作特色，人員眾多，影響廣泛。明代由于文學復古運動的反復出現，前代許多文學家和文學經典被樹為典范。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這一散文流派，把前代的散文經典如《左傳》《史記》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作家的作品樹為榜樣，不僅在創作中學習，而且選編和評點這些作家的作品，這無疑鞏固了前代經典著作、經典作家在散文創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學批評與經典建構

中國古代文學在自身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過程中，始終離不開閱讀者的鑒賞、評論，這其實也就是文學批評的過程。文學家作為創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學認識與文學批評。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發憤著書”說，一方面說明了創作的動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前代眾多經典的學習，尤其是對經典內在精神和情感的學習。西晉左思《詠史》云“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三都賦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說明他在創作中學習過賈誼、司馬相如和張衡的作品。古代小說中有許多模仿《西游記》《紅樓夢》等經典的作品，說明這些經典小說被作家廣為認可和接受。古代詩歌中有大量的“擬體”“效體”，如《擬詠懷》《擬古詩十九首》《擬行路難》《效陶詩》等，甚至有些詩歌直接化用前代作品，這也說明被擬作品具有榜樣的力量。古代作品還有大量的“續作”，如《續紅樓夢》等，說明這些作品得到了文學家的普遍認可，這是經典影響史的重要體現。文學評論家對前代作家作品的意義闡釋，是文學經典建構不可或缺的環節，也是推進古代文學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必要途徑。文學作品中隱藏著作者設置的“密碼”，讀者理解作品的過程就是解密的過程。評論家對經典作品的意義闡釋，能引導讀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這類意義闡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較為系統的理論闡釋。古代文學理論在先秦時期就已萌芽，發展至漢代，逐漸有了一定的思想體系，如這一時期的“美刺”說、“諷諫”說等。魏晉南北朝以后，逐漸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等開啟了較為系統的文學評論的先河。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是唐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性著作，豐富了古代的文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并且對后來的文學評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唐以后的文學理論，出現了詩話、詞話、文話、賦話等多種形式。在詩文評傳統進一步深入的同時，文學批評涉及的文體也在不斷擴展。古代的一些贈序、題跋、書信、墓志銘等，也包含著豐富的理論思想以及對作家作品的評論。歷代正史中的文學傳論，對文學演變發展的評論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基本勾勒出不同時代文學發展的線索。另外在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史論著作中，也有許多關于作家作品的評論，值得重視。在古代還有獨特的論詩絕句，以詩論詩，很有特色，或提出理論，或評價作品。二是文學點評。宋代形成評點風氣，到明代達到鼎盛。點評是在原文本上的標記與評論，并形成一種新文本。在一部文學作品中，不同符號的“點”和各種形式的“評”，對讀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是讀者閱讀的引導者。古代的評點著作眾多，甚至一部作品有多種評點，如《史記》《杜工部詩集》《紅樓夢》等經典著作的評點超數十家。一些古詩文選本，雖是作品精選，但往往也有評點。評點家對作品的評點，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轉合，小到章法結構、辭藻、對仗、用典、音韻等，深入細致。三是文學賞析。文學賞析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礎，是進入文學審美、文學評論的前提。古代的評論鑒賞大多是感悟式的，也有較詳細的分析。進入現代以后，系統的文學鑒賞之作陸續出現，唐詩、宋詞等也都成為了人們賞析和學習的典范。在古代，一些名人的序言對作品也具有推介作用，尤其是一些文壇領袖、著名人物的序言、評價，往往影響讀者的選擇。在文學批評層面，還有一個特殊的階層，就是古代的帝王。他們掌握著政治權力與話語，尤其是喜愛文學的帝王，往往對一些文學家及其作品有一定推崇。這種推崇，有些具有政治因素，如漢武帝對司馬相如辭賦的贊賞、唐玄宗召李白入翰林等，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作家的影響，對文學作品的傳播也有促進作用。

三、文本保存方式與文學經典建構

中國古代文學自身存在一種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需求與方式，同時，從經典文本保存的外部方式看，古代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也有其外在的表現形式。古代文學經典的建構，就在于經典文本的多樣化保存，并為經典的傳播和研究、學習和接受提供了多種途徑。首先，是大量的文學總集。從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開始，歷代編纂的各類作品總集眾多，不僅給讀者提供了學習、選擇文學經典的基礎文獻，也對保存經典作品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作家個人的集子（別集），往往保存了作家創作的詩、詞、文、賦等作品。有些別集是作家自己編纂的，有些別集是親朋好友編纂的，而大部分作家的集子都是后人編纂的。再次，是大量的文學選本。由于古代作家、作品數量眾多，一般人很難全部閱讀，所以就有選擇精品的選本出現。古代還有大量的類書，在分類介紹具體條目的同時，也收錄或摘錄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是文學選本的特殊形式。文學選本是文學經典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它的傳播范圍往往更加廣泛，歷代的文學經典大多和選本有密切的關系。選本不只是選作品，也往往和注釋、點評等結合在一起。雖然不同的選本有不同的選擇標準，但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會被多個不同的選本選中，這體現了選編者共同的審美追求。一般而言，同一作品在不同時代的選本中出現的頻率越高，說明該作品的影響力越大，生命力越強，越可能逐漸成為不朽的經典。與文學選本相關聯的是文學教育。古代的文學教育對于經典的建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古代的文學教育是大文學教育，也就是文化教育。古代的文學教育途徑與整個古代教育相一致，主要有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等。文學教育的讀本，經過不同層次、不同受眾、不同范圍的傳播，人們會對它們進行經典化選擇。一大批有價值的選本，經過一代一代的流傳，逐漸成為經典。因此，可以說，文學教育的過程就是經典形成的過程。文學教育離不開文學教材。近代以來大學的文學史教材，從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開始，對文學經典的選擇各有不同，但總體上對經典還是有共同的認識。最后，古代文學作品的改編，也是文學經典化的特殊方式。改編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直接取材，一種是不斷累加。文學作品的改編，有的改變了作品的文體形式，有的改變了作品主題，有的改變了作品結局，有的深化了作品思想，有的增強了藝術效果，等等，使得接受的群體進一步擴大。還應特別注意的是，史書對作家生平的記載和對作品的評價、收錄、保存，對經典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摘要】 在我國古代文學中《搜神記》是非常具有特點的小說著作之一，也是我國古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小說中的典型代表作之一，該書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干寶所寫，在這本書中向世人描繪出了大量的光怪陸離的世界以及形態各異的神仙與鬼怪的形象，深刻地揭示著當時社會的發展情況以及人們的思想動態，是文學史上非常具有特點的著作。本文立足于實際，結合《搜神記》的相關內容，對該著作中的創作思想以及藝術特色等方面展開了分析與討論。

【關鍵詞】 搜神記；干寶；古代文學；經典著作

《搜神記》是我國古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在古代乃至現代文學史中都一直備受矚目。從目前學術的研究情況來看，學術界對于該文章內容的研究已經相當透徹，而且有著非常全面的格局，尤其是對《搜神記》的審美價值、藝術手法以及敘事方面的技巧有著很深刻的研究，而《搜神記》中所體現出來的藝術風格同樣也是現代著作中所需要借鑒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對《搜神記》的相關寫作內容以及藝術風格進行研究對于我國文學的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搜神記》的創作原因分析

在《搜神記》的前言中，作者干寶對自己的創作原因進行了簡單的描述 ：“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三十卷”。結合其他史料的研究，可以大致地推斷出干寶創作《搜神記》的背景與原因，干寶主要是由自身身上發生的兩件靈異事件入手，進行描寫。第一件事是，干寶的母親因為嫉妒干寶父親的移情別戀，將父親寵愛的侍妾推入墓葬之中，該事件過去十年之后，這個侍妾卻又生還 ；第二件事是干寶的兄長在死后又復活。這兩件事在現代的社會中看起來非常滑稽可笑，但是在當時的年代中，由于科學手段的不發達，很多人對起死復生、生命輪回等內容深信不疑，雖然《搜神記》與作者干寶的日常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再一次反映了古代人們是比較相信鬼神之事的。從該書創作的背景來看，《搜神記》的創作與當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背景發展也有著很大的關系，在當時，宗教迷信思想是非常嚴重的，而且那個時代朝代更迭，戰亂頻頻發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長時間的社會動蕩嚴重地影響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在文學思想領域中卻異常活躍，而且從外部環境來看，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到我國，在魏晉以后開始在全國普及，在當時的背景下，描寫鬼怪神靈的書籍非常多，同時再加上社會的動蕩不安，人們對于“天人感應”的思想深信不疑，所以因果報應的鬼怪類書籍非常多，而《搜神記》則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創作出來的。

二、《搜神記》形象塑造及審美表達分析

（一）“仙”的形象

一、啟蒙救亡：文學革命與中國文學的第一次經典危機

雖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發生過數次反對儒家經典的思潮，如魏晉和晚明，但最終都未能從根本上顛覆儒家經典的正統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經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場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以“民主和科學”為口號的現代化思想啟蒙運動是近代以來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國現代化強國之路時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結果。因此，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便與“救亡圖存”這一主題緊密相連，通過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來改造國民性，以啟蒙來救亡。而作為新文化運動之一部分的文學革命，在“啟蒙救亡”這條主線下，選擇以重估文學經典的方式來革故更新，促進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進而救亡圖存。

此時期文學經典的重估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以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識分子為主體，以“啟蒙現代性”話語，即“立足于社會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養”為目的，以“歷史進化的文學觀”為重估的理論依據來展開。重估從破與立兩方面著手，包括古代文學經典、外國文學經典和新文學經典的重估。

由于將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國落后挨打之因便盡數歸于以“儒者三綱之說”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思想，于是承載這一思想的古代文學經典便成為經典重估的首要對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兩點：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廢除文言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二在文學內容的革新，廢除“非人的文學”，建立“人的文學”。在倡言以白話替文言這點上，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話，使之成為“標準國語”，胡適將中國古代的白話文學作為國語范本。于是，文學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批判眼光抨擊用文言所寫的駢文古文律詩古詩，轉而為傳統文學觀念中屬“引車賣漿之徒”的小說、戲曲等白話文學尋求經典化的合法依據，稱其為“可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并力圖為之建構中國白話文學傳統，“從文學史的趨勢上承認白話文學為‘正宗’”。通過撰寫白話文學史①、古代小說史②、古代小說考證③、出版古典白話小說叢書④等方式確立了中國白話文學傳統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話小說的經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學”這點上，周作人認為一些由白話所寫的舊小說如《西游記》《水滸》《七俠五義》等在思想內容上宣揚強盜迷信鬼神，只會妨礙人性生長，乃“非人的文學”，不宜作為新文學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進西洋近現代文學來革新思想便成為經典重估的另一項主要工作。在“啟蒙救亡”這一意識形態話語下，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文學是推介重點。被認為體現了“健全的個人主義”和“寫實主義”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專號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積極登載拜倫、雪萊、海涅、歌德等詩人的作品。此外，與中國一樣受損害的弱小民族和國家的文學也受到青睞，想要借此輸入其中的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①。著名的有魯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說集》、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郭沫若翻譯的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的《魯拜集》等。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除舊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學倡導者們對“文學革命”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也進行了有意識的經典建構，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間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初步確立了文學革命后的新文學經典序列。

反觀這場文學經典重估運動，它在語言、文體、內容上全面顛覆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等級體系，將文學創作從宣揚儒家義理、文字雅馴為正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開辟出新文學典范的創作路徑。這條以白話為語言基礎，以小說為經典文類，以訴諸現實為內容的創作路徑不僅在當時增強了中國文學對社會現實生活的表達力，而且為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多樣化的探索路徑，一批現代文學經典得以涌現。

但不可否認，這場以革命意識形態話語為核心的文學經典重估以激進的方式割斷了中國文學經典系統的延續性和完整性，其賴以重估的話語依據———“啟蒙救亡”和“進化論”也偏離了文學自身的建構典律。無論是對中國古代白話文學經典序列的建構，對域外小說的經典化，還是建構新文學經典，都表明在“啟蒙救亡”這一意識形態話語下，“轉型期的中國思想文化的內在變革沖動，也是中國的現代性焦慮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這種“現代性焦慮”在經典重估中表現為全盤否定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價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對立思維，利用進化論為這種傳統到現代的裂變提供“科學”的合法性依據。因此，幾千年傳統之中國古典文學，“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學因時進化，新勝于舊，“兩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這種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新與舊、活與死、先進與落后的二元對立，以科學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樹立其權威的重要依據———“時間”②因素的瓦解。同時，這種源于革命意識形態的偏激批判話語最終走向對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謂“不讀中國書”），遮蔽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審美價值，割斷了中國文學經典傳承的延續性。

二、社會主義革命話語：社會主義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第二次經典危機

一、亞審美的文化背景

1.經典藝術的解構

亞審美文化表現出來的特征,除了具有視覺形象沖擊之外,對藝術經典的顛覆與解構是他另外一個特征。在消費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大眾文化娛樂化傾向的沖擊下,傳統經典、文學藝術逐漸失去了原有崇高的地位。文學藝術界也曾經出現了躲避崇高、消解崇高的現象。對于傳統的經典文學來說,大量戲說經典的影視作品出現了,對于經典作品的閱讀與鑒賞,它的影響是負面的。作品的思想意義、人物形象,從內容到形式都呈現出后現代文化的特征。大量無厘頭的情節、娛樂化的傾向成為其戲說改變的主要內容。周星馳的《大話西游》是后現代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這部作品對《西游記》無論是主題,還是思想內容都做了一個顛覆性的改變。他新近的影片《西游記降魔篇》對西游記的情節也有巨大的變動,繼續秉承著他的無厘頭的風格。與此相類似的,大量的戲說作品紛紛出現在國內的電視劇熒屏之上,大量的清宮戲呈現出不同于傳統經典的風格。無論是詩歌、神話還是戲劇小說都被改造得體無完膚、面目全非。這些充斥于熒屏之上的作品,被那些少不更事、缺少閱讀經驗的年輕人當作文學經典來理解與接受。這些讀圖時代長大的年輕人,閱讀的大量作品是對經典的解構性作品。這并不是說所有由經典改編的影視作品都是無厘頭的創作,都是后現代的風格。一些經典改編的影視劇創作當中,還是能夠認真履行藝術家的職責,堅持藝術家的良心。在藝術創作中,他們盡量忠實于原著的風格,不作額外的發揮,不對經典進行顛覆。作為亞審美文化沖擊重災區,古典文學的教學需要對于傳統文學經典進行認真而富有成效的解讀,以達到傳承文化的目的。這也是我們古典文學教學工作者所必須承擔的任務,我們需要有一種責任意識,我們對經典作品的閱讀與闡釋,要符合歷史的、文化的角度,而不是天馬行空、任意馳騁。當然我們并不是要否定周氏無厘頭的喜劇風格,周星馳影片自有它存在現實土壤、文化土壤。他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是消費文化、大眾文化代表性的作品。但是作為古代文學教育工作者,我們有著不同于周星馳的的責任與使命。

2.價值判斷的缺失

亞審美文化除了過于注重視覺形象的包裝和對傳統文學經典的瓦解,其另一個特征就是價值判斷上缺失。在這種文化沖擊之下,文學作品不再注重價值的追求意義的探尋。傳統文學的審美價值就在于它有一種價值判斷上的追求,而在亞審美文化沖擊波影響下,文學創作無論是影視作品的創作還是經典文學的改編都呈現出一種價值判斷的缺失。一些影視劇的創作抓住情感糾紛,描寫宮廷之中的皇權爭斗,暗藏殺機而步步驚心,成為我們一些影視作品常見的創作套路。而經典文學的改編則是加入各種吸引眼球的各種要素,卻忽略了經典的教化功能。

二、亞審美背景下古代文學的教學

在亞審美文化的影響下,古代文學面臨著巨大的沖擊,如何應對這種局面,是社會各界應該思考的問題。從媒介傳播角度來看,古代文學作品的電子化是一條可行的道路。現代的學生不是不愿意看經典作品,而是傳統閱讀方式已經發生變化。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學生捧著移動通訊設備、電子書閱讀的場景,可以證明傳統的紙質書籍的閱讀方式正悄無聲息地發生著變化。與之適應的古代經典的電子化、數字化就是出版界、教育界人士應該考慮的一個問題。古代文學的教學也面臨著挑戰,挑戰來自于學生更多關注富于形象的沖擊力的現代影視作品。古代文學作品如何抓住學生的眼球,是每一位有責任感的教師應該考慮的現實問題。從古代文學教學角度來看,每位從事傳統文學教學的教師,都應經把經典作品的傳授與鑒賞作為我們的一項重要工作。通過在古代文學教學實踐的思考,我們認為在亞審美觀念的沖擊下,我們要在作品的藝術上,使學生對經典作品有一個深入的把握。在精神品格的陶冶上,深入挖掘古代優秀的資源,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從經典作品的涵泳到精神品格的陶冶兩方面,做足功夫,做好經典文學作品的傳授工作。

當前，網絡文化以其全新的傳播形式對文學經典的閱讀造成嚴重沖擊和挑戰。高校古代文學教學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引導學生回歸經典，通過對經典的解讀與傳承，提升學生的感悟能力、審美能力與人文素養。探究式閱讀，是引導學生回歸經典的重要策略。在網絡日益普及的今天，迅速崛起與飛速發展的視圖傳媒使影像文化成為時代的重要特征，對傳統的文學教育造成巨大沖擊。長期應試教育的扭曲與外界通俗流行文化的吸引，使高校學生對經典閱讀的興趣越來越淡薄，真正能夠沉潛經典的人越來越少。即使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對視覺文化的熱衷亦遠遠高于對古典文學經典的閱讀，那種涵泳吟誦、自得其樂的經典閱讀被各種影像文化所取代。

一、影像時代的“經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經典中，毋庸置疑，文學經典是核心。正如美國學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學科的核心教材，不應該是歷史學家或是哲學家的文本，而應當是人類審美努力的產物———文學和藝術，這是因為，通常人們記住任何一種文化，主要是通過這種文化里的文學藝術作品達成的。”[1]當前，網絡文化以其全新的傳播方式對文學經典的閱讀造成嚴重沖擊和挑戰，主要表現為：其一，以圖像表達意義，將傳統的文本閱讀轉換為圖像閱讀。大量由經典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充斥著人們的視覺，不少學生以看電視、電影代替閱讀經典作品。在對某省屬重點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大三學生進行的古典名著閱讀調查中顯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讀過的不足10%，只讀過其中一部的亦僅有35%，但看過由四大名著改編的電影與電視劇的則在90%以上，這樣的現狀令人擔憂。當下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大多對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對經典的顛覆。法國小說家喬治•杜亞美曾把電影視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給那些愚昧無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終日的可憐蟲們散心用的娛樂……一種既不需要全神貫注，也不要觀眾有多少智商的熱鬧場面。”[2]以影像觀賞代替經典閱讀，不僅無法真正領略文學真諦，而且視覺的沖擊淡化了對文學內容的深入思考與解讀，壓制了受眾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的讀者有著不同的生活閱歷與生命體驗，在閱讀中能夠對同一文學形象進行不同的再創造。而一旦將其影像化，則所有的觀眾看到的皆是同一個“哈姆雷特”。閱讀《紅樓夢》，“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林黛玉”，而觀看87版電視劇《紅樓夢》，“林黛玉”只有一個，那就是陳曉旭所扮演的。其雖形神畢肖，深得人心，卻終究與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葉朗先生指出：“‘讀圖’一代與人文經典的隔絕，將導致我們的民族變成一個沒有深刻思想的民族，變成一個膚淺的民族，燦爛的中華文明就會中斷，那是極其危險的。”[3]電視劇《西游記》的拍攝，以喜聞樂見的方式表現了唐僧師徒四人西天取經的經過，深得觀眾喜愛。然而，蘊含在原著中的對“佛性”的弘揚卻無法深刻體現。如南帆先生所言：“經典文化是創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為快樂的休閑，于是，所有的深刻———無論是深刻的故事、人物還是深刻的思想———都將成為畫蛇添足的贅物。”[4]“讀圖”使學生難以體味經典蘊含的深層意蘊，長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縮，審美趣味低下。其二，對娛樂功能的強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經典作品中的文化內涵，導致整個社會文化品位低俗，對學校的文學教育造成沖擊。哈羅德•布魯姆指出，“只有審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經典，而這力量又主要是一種混合力：嫻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以及豐富的詞匯。”[5]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經典的魅力首先表現于其不受時空限制、永不磨滅的審美力量，而一旦轉化成影視作品，則更注重畫面與情節，反而使文學作品本身通過語言營構而發散出的審美魅力被削弱。文學經典不僅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豐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內涵。通過研讀經典，學生受益的不僅是讀寫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養與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爾基所言：“文學的目的就是幫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發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們中間的卑俗作斗爭，并善于在人民中間找到好的東西；就是在人們的靈魂中喚起羞恥、憤怒和英勇，并想盡辦法使人變得高尚有力，使他們能夠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這是影視媒介所無法達到的。其三，影視作品在對文學經典改編過程中，常常在“經濟利益”指揮棒下，為了提高收視率，而迎合當下社會的價值觀，從而背棄原著精旨，給觀眾造成誤讀。電影《赤壁》里的孫尚香，膽大心細，武藝高強，巾幗不讓須眉，潛入曹軍，親自繪制曹營地圖，為蜀吳抗曹立下汗馬功勞。同時她還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與極強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為恥，對孫權為自己與劉備結成的政治婚姻心懷不滿，卻與諸葛亮產生惺惺相惜之情。這一角色的塑造顯然有悖于《三國演義》的主旨，體現出現代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如果只看電影而不看原著，學生會誤以為三國時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電視劇《水滸傳》中的潘金蓮美麗、溫柔、勤勞，淡化原著中對其“淫婦”形象的塑造，從而讓觀眾對其境遇充滿同情，而非譴責與痛恨，這顯然是從現代人的視角進行地解讀。

二、經典閱讀，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包括古代文學史與古代文學作品選兩門課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選文本均較為有限。以筆者所在高校為例，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只開古代文學史這一課程，所用教材為袁行霈主編本，從大一下學期開始，每周四節課，共開四個學期。在有限的課堂教學中，要向學生展示數千年的文學歷程，其難度可想而知。而文學史的編撰本身即具有選擇性，編者根據自己的特長、興趣進行取舍。如果僅僅照本宣科，傳授給學生的是一些教條式的結論，以此取代學生自覺主動地體味涵詠，那么，古代文學教學必然無法讓學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讓學生在與古人心會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礪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歸經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必由之路。首先，經典閱讀，能夠使學生置身歷史文化語境，在與古人建立的平等“對話”關系中，體認古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靈的凈化與升華。童慶炳先生指出：“文學經典就是指承載文學之‘至道’和‘鴻論’的各類文學典籍（特別是作品），凡創作這類作品的作家自然稱為經典作家。”[7]古代文學經典之作，不管是詩、詞、曲、賦還是散文、小說、戲曲，皆表現了言說者一定的生存處境與文化心態，蘊含著創作者的某種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亂無序狀態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態，還是對自己的個體生命面臨的種種危機深感焦慮而欲求安身立命之術的自救心態，均寄托著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與價值理念。這種精神既指向久遠的過去，也指向對不同時代讀者而言的“現代”，并且在不同時代的閱讀中繼續產生深遠影響。美國哈羅德•布魯姆認為，“建立在《伊利亞特》、《圣經》、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等先輩遺產上的教育，在某種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們的理想，雖然對我們身處鬧市的生活來說，這些文化基石不免顯得遙遠。”[5]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倫•布魯姆在其《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一書中指出：“在人們重溫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的著作時，他們將比其他任何時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實、更加美滿，因為閱讀經典將使人置身于無限蘊藏的本質之中。”對學生而言，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適，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傲然，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亦甚遙遠，如果只閱讀教材，理解未免偏頗，只有回到文本，在對《陶淵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閱讀中，才能跨越亙古長空，切身體悟詩人的喜怒哀樂，洞悉人性的復雜與人生的坎坷，尋找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學生通過對歷史上永恒經典著作的閱讀，將文本中所負載的信息，還原為活生生的言說主體，從而建立起讀者與作者之間平等的“對話”關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潤自己的心靈，升華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喚醒其作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諧地發展。其次，經典閱讀，通過對文學作品的細致分析鑒賞，使學生對具體的文學作品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進而由簡單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對文學現象、文學流派乃至文學精神的感悟與把握，促進學生心智成熟與心靈成長。哈羅德•布魯姆稱：“假如我們讀經典是為了形成社會的、政治的或個人的道德價值，那我堅信大家都會變成自私和壓榨的怪物。我認為，為了服膺意識形態而閱讀根本不能算閱讀，獲得審美力量能讓我們知道如何對自己說話和怎樣承受自己。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荷馬或但丁，喬叟或拉伯雷，閱讀他們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進內在的自我成長。”[5]自成一體的審美獨特性與人類經驗普遍性共同賦予經典作品經久不衰的魅力。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地閱讀，才能夠讓學生完全沉浸在閱讀的樂趣中，體驗到單純閱讀的愉悅，從而在閱讀中暫時逃避一下甚囂塵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優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與寧靜。而學生的心靈正是在這種閱讀中日漸豐盈，從而學會明辨是非，取得進步，在與書中人物的同歡戚、共命運中培養同理心，在享受現在的同時不忘過去的。最后，文學經典是民族語言藝術的典范，經典閱讀能夠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漢語的凝練、精粹與傳神，從而提升自身的語言感悟能力與表達能力。筆者每年指導本科學生畢業論文撰寫，經常發現學生的語言功底太差，論文選題陳舊、邏輯混亂、病句連篇、錯字累牘，讓人不忍心讀，這固然與平日缺乏寫作訓練有關，其根本原因則在語感太差。而當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將“金箍”戴在教師頭上，將評價教師的權力交給學生，于是，教師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舉，課堂之上，笑話、故事蜂擁，一片歡樂氣氛，對學生學業應達到的要求則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這樣一個“讀圖”時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時，學生的語言能力普遍下降。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經典閱讀。就目前古代文學教學而言，大部分教師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識地指導學生閱讀原典。

三、探究式閱讀，古代文學教學回歸經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靈深處，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個發現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兒童的精神世界中，這種需要特別強烈。”對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學生而言，這種探索發現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強烈。在激發學生閱讀經典興趣的同時，要充分利用他們的好奇心與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閱讀，是引導學生回歸經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學課程所跨越的時間段從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經典之作浩如煙海，指導學生選擇適合自己口味的作品進行精讀，是探究式閱讀的重要起步?？柧S諾結合其自身閱讀經驗，在《為什么讀經典》中指出要讀的書有兩類：一是“讀第一手文本，盡量避免二手書目、評論和其他解釋。因為任何一本討論另一本的書，所說的都永遠比不上被討論的書”，即要讀原典，而非闡釋原典的評論。二是“教材要教你讀一些經典作品，在這些作品當中，你將辨別你的經典作品。學校有責任向你提供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決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學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選擇的東西才有價值，”[8]即要根據自己的興趣，挑選屬于自己的經典，強調閱讀的個性化。本著這樣兩個原則，結合古代文學課程本身，在學期初課程剛開始時，即給學生列出閱讀書目，讓其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一本進行精讀。如在講授先秦文學時，考慮到大一學生的古文解讀能力尚弱，為其推薦經典的譯注本，包括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孟子譯注》，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莊子今注今譯》等。讓學生結合注釋與譯文來解讀原文，可以參閱于丹的《論語心得》、《莊子心得》，但絕不允許以此取代對《論語》與《莊子》原著的閱讀。當然，在經典選擇的過程中，也要尊重學生不同的閱讀興趣，在規定的書目中，讓其自主選擇。在對經典精讀的基礎上，指導學生選擇一個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作為切入點，通過搜集資料，進行深入探究，并將其成果做成PPT，根據課程進度，安排其在課堂上講解，與老師同學交流，從而強化其閱讀的興趣與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肯定與指點后，將其寫成小論文，作為課程作業。如此，既提升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又鍛煉學生邏輯思辨能力、語言表達能力，達到一舉多得的效果。在講魏晉南北朝小說時，有同學選讀干寶的《搜神記》，興致盎然地到講臺上與同學交流閱讀心得，對書中的人鬼戀進行深入探析，并為同學答疑，其效果遠遠超過教師單純的講解。利用課余時間組織的讀書交流會，可視為課堂教學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閱讀的重要方式。讀書交流會可圍繞某部經典進行深入探究，如圍繞閱讀《陶淵明集》進行的“今天為什么要讀陶淵明”交流會，學生從不同角度談自己的閱讀體驗，既表現出其自發閱讀評點的靈敏與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現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實現經典與讀者跨越時空的對話，使學生在閱讀交流中培養心智、拓展自我意識。在讀書交流會中采用薩義德的“對位閱讀（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種有益嘗試。所謂“對位”，源于西方古典音樂“對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復調音樂中，根據一定的規則以音對音，將不同的曲調同時結合起來，從而使音樂在橫向上保持各聲部本身的獨立與相互間的對比與聯系，在縱向上又能構成和諧的效果。所謂“對位閱讀”，薩義德稱其為“通過現在解讀過去”，“回溯性地和多調演奏性”地展開文學閱讀。“在西方古典音樂的多聲部樂曲中，各個主題互相替代，只給予某一個主題以短暫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產生的復調音樂中，有協奏與秩序，有組織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種來自主題，而不是來自作品之外的嚴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則。”[9]借鑒這一做法，在讀書交流時，從當下的熱門話題入手，選擇一個可以貫通古今的主題，讓學生圍繞此主題談論其經典閱讀的體會。如“愚人節里話誠信”，學生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愚人節”談起，聯系其閱讀的《論語》、《孟子》等經典，探討古人對“誠信”的見解及其對今人的啟示。這樣既調動學生探究的興趣，又賦予經典以現代意義，從而讓學生認識到在當今商品大潮下誠信的重要性。將經典原著與影視作品進行比較，是探究式閱讀的有益做法。作為生活于影像時代的人，無論如何都無法擺脫那些鋪天蓋地而來的影視作品與瞬息之間層出不窮的圖像。既然逃避無益，不如坦然視之。閱讀經典與觀賞影視最大的區別在于，“書籍予以我們某種自由——當我們閱讀時，我們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躍而不受束縛；我們是創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參與者。”[10]愜意閱讀的狀態之美，正在于有時間去想象出一切，讀者具有能動性，而影視作品則以演員的形象扼殺了觀眾的想象。在講《紅樓夢》時，筆者曾組織學生精讀“風雨夕悶制風雨詞”一節，之后又讓其欣賞王扶林導演的87版《紅樓夢》與李少紅導演的新版《紅樓夢》相關情節，通過比較，讓學生探究三者在意境營構方面的異同，進而分析文字表達與影視呈現的區別與局限。從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固然可以比較完整地傳達作者的某些意圖，卻也存在對原著的誤讀與顛覆。不管影視拍攝多么成功，終究不能取代文字盡顯人類心智與想象的魅力。所以，觀看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絕不能替代對名著本身的閱讀。否則，失去的將不僅僅是那些閃爍在字里行間的詩意，還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豐富與人性的復雜。哈羅德•布魯姆曾經悲哀地指出，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個閱讀史上最糟糕的時刻”，“正在經歷一個文字文化的顯著衰退期”，而且“難以逆轉”。他是針對形形色色的“政治閱讀”對經典的破壞而言的，今天我們面臨的不僅如此，還有來自信息時代的電視、電影、互聯網、手機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對傳統閱讀行為的干擾。“燈火夜深書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經與經典一起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在教師的有意引導下，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回歸經典未必不可實現。莘莘學子在經典閱讀中，“每覽昔人興懷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11]與古人跨越時空相視而笑，體驗著方塊文字中蔥蘢著的詩意與美感。這種感覺豈是影視圖像所能帶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