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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某醫院患者安全文化現狀，為持續改善醫療質量提供依據。方法對全院員工發放中文版醫院患者安全文化調查表（HSOPSC），計算量表各維度及各條目的積極反應率。結果共1208名員工參與調查，組織的學習與持續改進、科室內團隊合作、對醫院安全的總體評價、管理者在促進患者安全方面的意愿和行動、管理者對患者安全的支持、交接班和轉科等維度積極反應率均大于75％，為優勢區域；人員配置、對錯誤的非懲罰性反應、溝通開放程度、不良事件報告頻率等維度積極反應率均小于50％，為待改進區域。不同職稱、學歷、下班延誤時間、年齡、崗位、與患者直接接觸等因素對醫院患者安全文化總分有顯著影響。結論該院員工對患者安全文化認知現狀較好，但在人員配置等方面需繼續改進。

【關鍵詞】患者安全文化；員工；認知現狀

患者安全文化是醫療質量與安全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通常被定義為醫療組織機構內所有員工對患者安全問題的共同態度、信仰和價值傾向，包括以患者為中心、團隊合作、組織學習、持續改進及不良事件上報等［1］。國外關于患者安全文化的調查研究相對比較成熟，測評對象針對性越來越強，但國內尚處于摸索階段，需要對安全文化狀況進行持續改進并追蹤監測［2］。JCI已將患者安全文化納入評審［3］。西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借助JCI評審，采用患者安全文化調查問卷對全院工作人員進行測評，旨在為醫院持續改善醫療質量與患者安全提供參考。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2018年11月在院在崗全體員工。納入標準：正式在編或合同制工作1年以上工作人員，知情并同意參與本研究。排除標準：調查期間未在崗人員，包括產假、病假、事假、年休假、學習、出差等。

1．2研究內容

采用美國醫療保健研究與質量機構（AHRQ）開發的患者安全文化調查表（HSOPSC）展開調查。中文版患者安全文化調查表Cronbach＇sα為0．869，KMO統計量為0．91，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4］。該表共12個維度、42個條目。同時收集了研究對象個人資料等信息。

1．3研究方法

選擇120名JCI聯絡人員（包括醫師、護士、技師、行政后勤人員等）進行預調查，對存有疑議的條目在遵循原意的基礎上進行討論修改，形成最終版調查表。調查前，對所有調查員進行統一培訓。調查表在網上自愿填寫，且在規定時間內提交，調查數據核對合格方可納入數據庫。調查條目選項設置均為單選，所有條目在規定時間內填寫完整后才可提交。調查表條目包括正、負向測試兩類，采用Likert5級量表計分法，正向測評條目包括“非常同意”或“總是”、“同意”或“經常”、“中立”或“有時”，負向測評條目包括“反對”或“很少”、“強烈反對”或“從不”，負向測評條目為反向計分。

1．4統計方法

運用Excel、SPSS軟件對個人資料和各維度／條目的積極反應情況進行描述性分析，計算積極反應率，積極反應率高于75％即為優勢區域，低于50％即為待改進區域。對患者安全文化總分及預進行分析的自變量進行探索性分析，對自變量符合正態性且方差齊性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或單因素方差分析進行比較，個人資料對患者安全文化得分的差異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與分析

2．1研究對象一般資料

共發放調查表1300份，排除選項異常和邏輯錯誤的調查表，共回收有效調查表1208份，有效率92．92％。1208名員工中：男性620人（51．32％），女性588人（48．68％）；內科332人，外科309人，婦產科和兒科143人，急診和重癥醫學科111人，醫技科室160人，行政職能科室153人；在該院工作年限1年～＜6年309人（25．58％），6年～＜11年607人（50．25％），11年～＜16年145人（12％），16年～＜21年48人（3．97％），21年及以上99人（8．20％）；按崗位分類：醫生329人（27．24％），護士586人（48．51％），藥師49人（4．06％），技師91人（7．53％），管理103人（8．53％），后勤50人（4．14％）；與患者直接接觸964人（79．8％），不直接接觸244人（20．2％）；有266人參與過臨床帶教，占22．02％；大多數人員一周內工作時長約41小時～80小時（88．65％），小于20小時和大于100小時共21人（1．74％）。僅29．55％的人員能按時下班，下班延誤時間≥3小時的占6．46％。

2．2研究對象一般資料對患者安全文化得分的影響

對醫院患者安全文化總分及個人一般資料進行t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不同年齡、學歷、職稱、科別、崗位、工作年限、延遲下班時間、每周工作時間及是否與患者直接接觸對醫院患者安全文化總分影響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為了進一步明確各影響因素對員工患者安全文化認知狀況的作用，本研究對影響較大的因素進行了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職稱對患者安全文化影響最大，有職稱人員認知程度較高；學歷越高人員對患者安全文化感知越高；年齡在46歲及以上人員，相比其他年齡段對患者安全文化認知較高；護士相較于醫師、技師等對患者安全文化認知程度較好；每天下班延誤時間在0小時～2小時的人員對患者安全文化的認知較差；相比其他科室，婦產科、兒科的工作人員患者安全文化得分較低；工作中不直接與患者接觸的人員（后勤人員）對患者安全文化感知差；平均每周工作時間在60小時～＜80小時的人員對患者安全文化的總體認知較差。以上結果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2．3對患者安全文化的積極反應情況

該院患者安全文化總體積極反應率為63％，其中，組織的學習與持續改進等6個維度積極反應率均＞75％，尤其是對醫院安全的總體評價積極反應率為80％，表明較高認同。在人員配置、對錯誤的非懲罰性反應、溝通開放性程度和不良事件報告頻率積極反應率均＜50％，且均低于2018年AHRQ報告數據，為待改進區域。見表1。從維度各條目來看，本部門同事互相支持和幫助，醫院為提高患者安全進行了改善并評價了其有效性等20余個條目反應率＞75％，為優勢區域；擔心犯錯會被記錄在個人檔案中，人員不足且感覺錯誤在于自己和不良事件報告頻率等8個條目積極反應率低于50％，為待改進條目，其中“員工可以質疑權威人士的決策和措施”“我們處于‘危機模式’，一直不斷試圖做更多事情，做得更快”“員工擔心自己所犯的錯誤會被記錄在個人檔案中”積極反應率均低于20％，亟待改進。

2．4患者安全文化等級和不良事件報告次數

994人認為醫院患者安全文化“很好”或“特別棒”（占78．15％），“一般”占16．64％，“不好”或“非常差”有63人（占5．21％），總體評價較積極。1208名工作人員對不良事件報告數量均做出回應，有802人表示在過去1年內未曾上報不良事件（占66．39％），上報數量1件～2件占23．18％，3件～5件占7．04％，上報6件及以上僅41人（占3．39％）。

3討論

本次調查顯示，該院大多數員工對患者安全文化的總體評價較好。與2018年AHRQ醫院患者安全文化報告相比［5］，除科室內團隊合作和管理者在促進患者安全方面的意愿和行動外，其余各維度積極反應率均有一定差異，組織的學習與持續改進、對醫院安全的總體評價等維度積極反應率優于AHRQ調查結果，特別是“交接班和轉科”為該院患者安全文化管理優勢區域。考慮這可能與醫院近年來不斷地走出去學習和引進新理念新觀點密切相關。該院在人員配置、對錯誤的非懲罰性反應、溝通開放程度、不良事件報告頻率等方面需繼續改進，這與邱亭林［6］、魯超［7］等的研究結果相似。近年來，該院發展快速，患者量急增，而員工相對不足，工作量大且工作時間過長，工作負荷重，進而對患者安全文化產生了不良影響。合理的人力資源配置與相應的工作強度是保證醫療質量與患者安全不可或缺的前提［8］。因此這提示醫院需進一步強化管理者的危機感和領導力，針對性制定人才儲備和教育培訓計劃，加強人文管理與團隊建設，增加交流與溝通渠道。對于不良事件報告頻率積極反應率低，這與李穎等的調查結果相同［9］。調查還發現，部分員工從未上報過不良事件，尤其是后勤科室人員對不良事件的定義、分類和上報流程不明晰。這提示醫院需全方位加強對不良事件上報重要性的培訓，改變傳統“問責”機制，營造非懲罰性上報文化。員工認為醫院患者安全文化“很好”或“特別棒”占78．15％，這與吳華娟［10］調查結果相似。但無論從患者安全文化等級評價還是總體積極反應情況來看，均差于美國同類醫院。究其原因，可能與醫院啟動JCI后，患者安全得到一定關注，院級層面制定了患者安全相關制度與流程并加強了培訓與學習有關。但上述措施的落實情況以及改善結果的有效性、安全性、持續性還有待進一步驗證，員工認知程度和認知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回顧以往文獻，員工個人資料對患者安全文化有一定影響。這提示該院在目前醫院患者安全文化現狀下，應堅持人才“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建立非懲罰性上報文化，合理配置科室人員，執行彈性排班，加強對員工的培訓與考核，最終提升員工對患者安全文化的認知水平。

4結論與建議

本次調查顯示，該院工作人員對醫院患者安全文化認知現狀較好，但在人員配置等方面還需繼續改進。建議該院應在人員合理配置、人文醫院管理與團隊建設、不良事件上報氛圍與原因分析等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11－12］，尋找系統性風險漏洞，提出針對性改進措施，并分析與評估改進效果，同時改變傳統“問責”機制，建立全員參與的多途徑交流與溝通渠道［13］，及時反饋相關安全問題。此外，每年進行一次患者安全文化調查，動態對比，科學、合理地評價改進效果，真正解決醫院發展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

作者:王剛 黃彩鳳 王祎祎 韓琳 易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