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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韓非與馬基雅維利分別為中國戰國末期和意大利中世紀后期的思想家，二者看似國籍、所屬民族、所處時代均不相同，卻常被后世研究者相提并論。在政治理論的建構上，韓非與馬基雅維利都推崇政治功利主義，在國家治理的具體方法上也有頗多相似之處。本文以二者的人才管理法為例進行比較研究，并分析二者相似思想的成因，探討他們人才管理法對當代中國政府領導人才觀的啟示。

關鍵詞:

韓非;馬基雅維利;人才管理法

韓非(約前281—前233)為我國戰國時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1469—1527)則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二人無論從國籍、民族、時代來講都相差甚遠，卻成為學界熱衷比較研究的對象。總觀二者的政治理論建構，可發現其中有許多相同及相似之處，其成因值得研究;二者的人才管理法于相似中又各有特色，且對后世管理者的人才觀影響深遠。

一、韓非與馬基雅維利相似政治思想的成因

從表面上看，韓非與馬基雅維利從很多方面看并無聯系，然而二者在政治思想上有諸多共通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家庭背景相似

韓非生于戰國末期韓國的都城新鄭，為韓國宗室的貴公子;馬基雅維利的家族中曾誕生了十三名政府首長及五十三名執政官，雖在其出生時已淪為佛羅倫薩沒落的貴族，卻仍得接受教育，并加以自學成才。可以說，相似的家世背景使二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對政治的接觸中愈加深刻地了解到時局形勢，從而對政治生活產生了濃厚興趣。

(二)所處年代動蕩

韓非身處戰國末年，當時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爭霸，時局動蕩不安;在馬基雅維利生活的年代里，米蘭公國、威尼斯共和國、佛羅倫薩共和國、那波利王國和教皇轄地五國爭雄的局面持續已久。置身于動蕩不安的時代，韓非與馬基雅維利都迫切希望可以通過變革結束戰亂的局面，以獲得永久的安寧。

(三)所屬國家弱小

韓非所處的韓國在戰國七雄中勢力最弱，也最先為秦所滅;馬基雅維利所在的意大利當時正遭受著法國和西班牙的踐踏，所處的城市佛羅倫薩在被教皇轄地逐步侵占的同時，一步步成為法國和西班牙爭斗中的犧牲品。面臨祖國被列強凌辱的局面，兩人痛心不已，并在痛定思痛后決定于戰爭中尋求原因，研究國家政治。

(四)治國的一致目的

韓非和馬基雅維利均博學多識，對治國頗有自己的見地，因此更迫切期望統治者可以采納自己的思想。韓非數次向韓王諫言獻策，勸說韓王勵精圖治，通過變法圖強。韓非在后期創作了《說難》、《孤憤》，直言游說進言的困難及因孤傲嫉俗不容于時而生的憤懣之情。馬基雅維里的代表作《君主論》總結了佛羅倫薩以至意大利歷時幾百年的政治史，及其本人從事政治活動的經驗。君主論當時由馬基雅維利特別作為禮物獻給洛倫佐•梅迪奇殿下。以上四點可以說是韓非和馬基雅維利相似政治思想的形成原因。

二、韓非與馬基雅維利的人才管理法比較

韓非與馬基雅維利在國家的人才管理方法上有很多相似處，又各具特色，以下主要從幾大方面論述。

(一)識人、用人、考核為一體的人才戰略

總的來說，韓非和馬基雅維利在為國家制定人才戰略時，都兼顧到了識人、用人、考核這三方面。首先，在識人方面，韓非和馬基雅維利都深刻意識到君主力量的單薄，認為要想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一定要充分合理地將臣民的力量集中起來。他們都認識到君主識人之法的重要性，其中韓非提出“上君盡人之智”，充分說明了知人善任的重大意義。在他看來，國家成功管理的實現需君臣合力，可見合理人才的選用對治國的意義。同時，他還將人才之選用提高到關系國家存亡治亂的層次。馬基雅維利更側重于闡述君主應如何識人，他亦認為君主應任人唯才，人才的選擇必須通過考察，政績需優秀，品行也要端正，這樣即便能力上有欠缺也不會給國家帶來大的損失。反之，如果選用品行上有瑕疵的人，他能力越強就越會危害國家利益。其次，用人較識人更難，在用人方面更需謹慎，講究揚長避短。韓非主張使人才從基層任職，通過接受層層的鍛煉和考驗做出一定業績后，方可提拔并委以重任。韓非認為應根據人才不同的特點為其安排合適的工作，以“皆用其能”，這樣才能使君主最大程度上獲益。韓非還指出君主在任用人才時應少做干預，而是放手讓人才充分展示自我。除此之外，韓非還構想了人才的專業化、技能化發展之路，以使人才能各司其職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能。當然，如此也可使君主在對人才考核時更為簡潔準確。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表明了君主應任用忠賢之臣的觀點，避開那些諂媚者。在如何避開諂媚者的問題上，他建議君主認真挑選出一批有識之士，賦予他們講真話的有限自由和權利，讓他們可對君主詢問的事發表自己的真實看法。除此，君主不得在其它任何事上輕信他人，如此方能一方面不為諂媚者所害，另一方面又不至于淪為失去主見、輕信他人的庸君。再次，由于韓非在對人才的考核方面論述更多，故此處僅舉韓非的觀點為例。韓非為君主創建出一套較為完整可行分人才考核流程:第一步，臣子需向君主陳述對自己所任之職的規劃及預期可以達到的目標，并做出確切的保證，亦即“以名為首”。第二步，君主應綜合臣子的陳述及對其真實情況的了解，根據各人具體才能安排相應的工作，以確保臣子承擔其陳述內容中的責任，即君以其言授其事”。第三步，君主對臣子實際的工作狀況進行各方面考核，將考核結果與臣子先前的陳述兩相比較，以此作為臣子實際工作能力的依據，正所謂“形名參同”。第四步，“賞罰分明”，顧名思義，根據臣子的實際工作業績做出獎勵或制裁。

(二)“任人以事”的心理學運用

“從近代馬基雅維里……以及近代的許多思想家談起，權力都是作為法的基礎的”［1］，因此，在權力的基礎上實行法治便尤為重要。韓非認為君主最重要的是掌握領導術之精髓，讓有才能且功勞卓著的人擔當重任，并鼓勵他們嚴格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給予他們高爵厚祿。只有如此方可使人才盡其所能為主效力。韓非所認為的賢能之士指那些既能識破并揭穿奸佞小人，又可向君王獻富國強兵之策的有識之士。為朝廷選拔賢臣良將需君主親力親為，同時在長期的實踐中對其加以考察，對真正的人才逐級提拔。此外，君王需提防“任人唯親”的思想，避免國家遭受災難。馬基雅維利首先強調了人才的重要性，認為君主可通過多種方式覓得人才。其次，他主張君主一定要珍愛人才，“對各個行業中杰出的人物給予榮譽。”［2］再次，他建議君主通過定期接見各行業人才及部族集團，和普通民眾拉近距離。以上措施的采取可使國家政策深入民眾心中，并提高各方面人才的積極性，激發其創造力，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三)君主專斷的重刑制度

同樣出于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要求使韓非與馬基雅維利都認可重刑主義。在賞罰輕重問題上，韓非認為只有重賞重罰才可使人產生被激勵或受控制之感。馬基雅維利在此基礎上注意到君主給臣民恩惠的重要性，認為君王是受民擁戴而成，時刻不能忘民，“否則，當他遇到困境的時候，轟他下臺的也是民眾。”［3］

三、對當代人才觀的啟示意義

總的來看，學界給予了韓非和馬基雅維利很高的評價。現代學者認為韓非是“先秦諸子的殿軍”［4］。“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一經交到它的第一批閱讀者手中，就立即被付諸實踐，它被君王們視為治國安邦的枕邊秘籍。”［5］同樣，二者的人才管理法對當時國家的人才管理起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對今日政府領導人的人才觀具有啟示意義，主要呈現為三方面:第一，在選撥人才時注重德才的統一，堅持以工作實績和群眾的滿意度為出發點，并將人才分配到適應的崗位上。第二，嚴格執行選撥人才的程序，從民主推薦到任前公示的每一環節都不可少。第三，定期對政府官員的工作進行考核，并通過開展培訓工作，提升其理論素養，提高其執政能力;通過創造基層鍛煉的機會，增加官員解決實際問題的經驗。簡言之，通過加大各方面的教育力度，使優秀人才提升到更高層次。

作者：喬陶然 單位：海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68．

［2］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第二十一章．

［3］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第九章．

［4］陳炎．《韓非子與馬基雅維里的政治哲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54．

［5］李鵬．《從歷代評價看〈君主論〉的歷史意義》．《燕山大學學報》，2009(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