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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會參與民主管理的重點：職工民主管理的主體是企業所有人員還是全體職工

職工民主管理的主體是誰，即由誰來進行民主管理，顧名思義，毫無疑問是全體職工而不是企業所有人員。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是把企業所有人員都作為民主管理的主體，除了全體員工之外，還包括企業行政領導人。在召開職代會時，坐在臺下的職工代表聽取和審議坐在臺上的“職工代表”的工作報告；臺下的職工代表評議監督臺上的“職工代表”的年度工作，職工代表大會豈不成了職工互相審查，互相監督的機構了?造成職工民主管理主體混亂主要原因是職工概念的不明確。關于職工的概念，在不同的體制下有不同的含義。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職工指的是“在國家勞動計劃指標內的職員和工人”，包含了國企的領導人和其他員工。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職工的概念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也發生了變化。市場經濟改革后，國有企業從數量上急劇減少，非公有制企業迅速大量地涌現出來。工會和職代會的組建也在非公有制企業推行。在非公有制企業，如果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職工概念便徹底行不通了。因為無論非公有制企業的老板還是打工者，沒有一個是“在國家勞動計劃指標內的職員和工人”，即沒有一個“職工”，職工民主管理便無從談起。如果照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職工民主管理制度，把企業所有人員都作為職工民主管理的主體，這樣的民主管理只是作表面文章而已，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其非公有制企業行政領導人即是企業的代表，依法行使企業的自主經營決策權，無須再增加一個“職工代表”的頭銜。用最通俗的話說，老板就是老板，管理上就做決定，無須再增加一個“打工者代表”的稱號，老板不可能代表打工者對自己的拍板權進行審議和監督，這也是不必要的。即使在國有企業，也應對“職工“這個概念加以重新界定。因為如果職工指的是包含行政領導人在內的企業所有人員，即企業的行政領導人也是職工，那么在國有投資占主體的公司制企業里的董事、監事，都有擔任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的資格，他們都可以是職工董事、職工監事，又何必多此一舉，推行職工董事職工監事制度?《公司法》中關于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的規定也毫無意義。筆者認為，必須明確，職工民主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的全體職工。但這個職工的概念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含義而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含義。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職工是指企業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即與用人單位相對應的直接生產者，包含物質產品的生產者(工人)和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者(科技人員)，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員工。作為用人單位一方代表的企業行政領導人員是不包含在此范圍內的。無論是在公有制抑或非公有制企業，其行政領導人本身就是投資者或其授權的管理者，行使企業的經營管理權，不應該也沒必要再賦予他們以“職工代表”的身份行使“民主管理”的權力。因此，在實行職工民主管理過程中，在職代會代表、平等協商代表、職工董事和職工監事的資格認定上，必須堅持職工身份尤其是一線職工的身份，明確規定一線工人和技術人員不能少于全體職工代表總數的80%，車間、科室的中層管理人員不能超過20%的比例，企業行政領導人不宜作為職工代表。

二、工會參與民主管理的難點：職工民主管理的性質是職工“作主決策”還是“參與管理”

這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職工是以什么身份來管理；二是管理的性質是作主決定還是參與決策。從政治理論上講，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人民在社會管理中當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的國有企業占絕大多數，由于企業屬全民所有，職工是全國人民的一部分，因而企業當然也屬于職工所有。從這個意義上講，職工是企業的主人，職工當家作主管理自己的企業，這也還勉強說得過去。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非公有制企業已在數量上占絕大多數，企業的資產為投資者所有，投資者及其他們委托的管理者掌握企業的資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他們在企業有錢有權，他們才是企業的主人，職工在企業中處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其主人身份從何而來?沒有主人身份，在管理中又如何去“當家作主”?身份決定地位。在非公有制企業，職工作為公民是國家的主人，但很難說他們是企業的主人。即使在國有企業，職工群眾在管理中也不能完全當家作主。如果說在國企是由國家(國資委)代表全民來管理企業，決定權在國資委手里，職工群眾不可能當家作主的話，那么在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就更不可能當家作主了。職工群眾在管理決策中只能是提提意見和建議，只能稱之為“參與管理”。對這一點黨的十七大報告闡述也很明確：“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廠務公開，支持職工參與管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造成職工民主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相脫節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拔高。作為企業的職工，其地位具有兩重性的特點：一方面在政治上享有國家主人的地位，其公民權利受到保護；另一方面在具體的勞動過程和企業的勞動關系中，他們又處于被管理者的地位，他們與企業具有隸屬關系，要服從企業的合法管理，其享有的是作為勞動者的權利。在理論上和政治宣傳上，我們把職工的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無限放大，并延伸到作為經濟組織的企業中去，把職工作為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參與企業管理的行為提高到作為企業主人的“當家作主”的高度，使職工民主管理提高了一個檔次，提升了大家對職工民主管理的過度期望。這樣拔高的結果是一把雙刃劍，在起到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如理論上的拔高，現實中又遠遠不能做到，導致職工群眾對職工民主管理失去熱情，消極應付，職工民主管理便流于形式。

三、結語

筆者認為，我國職工民主管理的性質是職工以勞動關系中勞動者身份參與管理而不是以主人身份當家作主。不能把公民政治上的當家作主與企業職工的參與管理混為一談。作為公民，職工有權通過自己手中的選票直接或間接推選代表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有權制訂法律，選舉政府、監督政府；而企業是以贏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其管理權是從屬于所有權的，企業的重大經營管理決策者只能是投資者本人或他們授權的董事會和管理層。職工群眾在管理中只能是提出意見，參與管理。因此，將之稱為“員工參與管理”更為確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