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獻回顧、制度背景與研究假設

1.1文獻回顧

國內的文獻從財務特征、公司治理和資本結構等角度分析上市公司證券投資行為的影響因素，也有從股市收益波動、政府監管的角度分析。吳文莉（2011）發現股市收益波動與公司現金持有水平變化呈負相關關系，而且這種負相關關系在牛市中更為顯著，在國有企業以及監管行業企業中也更為顯著。陳玖竹（2012）以我國制造類上市公司為例分析了經理人短視對證券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換手率和證券投資額呈顯著正相關，大盤走勢和證券投資額呈負相關。與吳小莉的研究結果不同的是，陳玖竹認為熊市這種負相關關系更為顯著。吳文莉（2012）通過分析近年來上市公司可交易性金融資產變動與其現金流和貨幣資金變動的關系，發現非國有企業炒股的資金更多來源于經營現金流，而國有企業證券投資的資金與借款現金流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吳戰?、李素銀（2012）重點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者基于自身利益的短視行為，研究發現大量上市公司管理者存在投資短視行為，其中管理者的年齡、經營能力對這種行為影響較大，與管理者薪酬和持有比例不存在顯著關系。我國是制造業大國，制造業是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目前尚沒有對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投資與主營業務發展之間關系的全面研究。為了更好地形成對比，本文假設制造業上市公司如同前人對所有上市公司研究得出的結論，即會過度參與證券投資，探索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投資規模對主營業務產生的影響。

1.2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投資的分析

制造業是指對制造資源（物料、能源、設備、工具、資金、技術、信息和人力等），按照市場要求，通過制造過程，轉化為可供人們使用和利用的工業品與生活消費品的行業，包括扣除采掘業、公用業后的所有30個行業。制造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部分和經濟轉型的基礎。當前我國制造業正從高耗能、高污染、低技術含量、產品附加值較低向現代化、環保化、管理的科學化方向轉型。目前我國股票市場尚不成熟，其突出表現就是股票價格的異常波動，投資者的非理性程度也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帶來了大量的投機機會。近幾年來，通常作為投資客體的上市公司也熱衷于二級市場買賣股票。A股市場上不僅參與證券投資的上市公司越來越多，投入資金也越來越大。2011年有402家制造業上市公司參與證券投資，初始投資額由2010年的437.05億元增加到727.53億元，增幅為166.46%。以之相比較的是，這些上市公司2011年的主營業務收入降幅為12.64%。上市公司的投資動機從原來的閑置資金保值增值轉變為傾向于主動投資，更有甚者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利用募集資金進行短期證券投資。上市公司參與證券投資可以獲取短期收益，但會減少企業投入正常經營的資金，不利于企業長期發展。而一旦投資虧損，會“吞噬”企業正常經營獲得的收益。如蘭州黃河，2011年公司虧損1459萬元，而在2010年公司盈利為1.02億元，造成業績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股票投資虧損。

雅戈爾2011年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率為-20.49%，公司凈利潤為17.63億元，僅投資收益14.43億元，占比81.85%，2011年四季度共持有24家其他上市公司股權。制造業上市公司主要投資于實體經濟，如果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熱衷于短期證券投資行為，將可能對上市公司自身的主業經營發展戰略及證券市場甚至國家經濟的穩定產生不利影響。對此證監會對上市公司證券投資也做了規定。深圳證券交易所于2007年的《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4號———證券投資》在以下三個方面限制上市公司炒股：不得炒作自己的股票；不得使用募集資金炒股；不得使用銀行貸款炒股。深圳證券交易所于2009年的《中小企業板信息披露業務備忘錄第29號：超募資金使用及募集資金永久性補充流動資金》中亦有如下規定：上市公司使用“超募資金”償還銀行貸款或補充流動資金的，應當符合以下要求：一是公司最近12個月未進行證券投資等高風險投資；二是公司應承諾償還銀行貸款或補充流動資金后12個月內不進行證券投資等高風險投資并對外披露。可見監管部門認為上市公司從事證券投資屬于高風險行為。本文正是以制造業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通過今年來該類上市公司證券投資詳細數據分析其投資現狀，具有實際意義。

1.3主營業務發展與公司證券投資規模

一、有關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傳統理論

（一）發達國家的成本論

內部化理論：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鑒Coase交易成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市場內部化理論，在存在著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下，跨國公司內部化可以規避市場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問題，其內部化理論也涉及到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問題：跨國公司傾向于選擇在內部化成本低于市場成本的地區開展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本質是企業管理、控制權的擴張，通過跨國公司的內部機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場機制，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克魯格曼、赫爾普曼認為，到東道國開展直接投資的一個目的是為了減少直接貿易帶來的運輸成本，繞開當地的貿易保護。Friedman等也認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地理距離大小直接影響到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績效，跨國公司傾向于就近投資，以降低運輸成本、搜尋成本。

（二）發達國家的優勢論

1．壟斷優勢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壟斷優勢”理論，70年代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補充和發展。在東道國市場“不完全”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利用自身的壟斷優勢排斥自由競爭，獲得超額利潤。他們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利用壟斷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產品市場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標、市場技能存在差異；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性，各種生產要素的性能存在差異；由于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還有由政府關稅等政策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他們認為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市場壟斷優勢，如產品性能差別、特殊銷售技巧、控制市場價格的能力等；生產壟斷優勢，如經營管理技能、融通資金的能力優勢、掌握的技術專利與專有技術；規模經濟優勢，通過一體化生產，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信息網絡技術優勢。壟斷優勢論解釋了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壟斷優勢，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跨國公司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所在。跨國公司要根據自身的壟斷優勢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應選擇在能發揮自身的生產、市場、規模經濟等壟斷優勢的區位。

2．相對優勢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一）

一、農業推廣的公共產品屬性

首先，農業是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相交織的過程。這決定了在農業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知識應該被社會共享。并且也是由于該特點，決定了使用農業技術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是由農業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實現的。因此，農業生產者不愿意進行農業技術創新，需要政府投資進行農業技術創新。其次，農業推廣服務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農業科技服務、農業信息服務、農資與農產品經營服務。農業科技、信息等屬于知識結構中容易傳播的一類，根據其消費上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程度的不同，有的屬于公共產品，由公共部門直接從事科技活動的投資;有的屬于準公共產品，由政府對從事科技活動的私人部門給予補貼。最后，由于農業技術創新除了面臨技術風險、市場風險外還面臨較大的自然風險，但是其效益具有外溢性，會帶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這決定了農業推廣具有公共產品屬性，需要由公共部門承擔。綜上所述，農業推廣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當然，需要明確一點，農業推廣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并不代表其就是公共產品，其中有一部分農業推廣服務是具有私人物品的屬性，屬于私人物品。

二、我國現行農業推廣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現行的農業推廣體系是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其組織結構、推廣方式等在面對市場經濟體制下農業發展的新要求，表現出了諸多的問題。

1、農業推廣投資總量不足，投資結構不合理，投資效益不高

我國財政在農業上的支出總量偏低，導致了雖然我國政府農業推廣投資占財政農業的比重不低但總量低的現狀。目前，我國農業推廣投資不足農業總產值的0．2%，不足發達國家的30%。從推廣項目來看，其地區投資結構、行業投資結構均表現出不均衡性。從農業推廣事業費支出結構來看，人員經費占了近90%，業務經費僅有10%左右。由于農業推廣投資總量不足，投資結構不合理，限制了農業推廣的有效開展，是其投資效益不高。

2018年4月16日晚，美國商務部公告稱，美國政府將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從美國企業購買芯片[1]。2018年4月19日，針對中興被美國莫名制裁的問題，中國商務部就表示，中方密切關注事件的進展，隨時準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應有的合法權益[2]。2018年4月20日，中興通訊公司了關于美國商務部激活拒絕令的聲明，稱在相關調查還沒有結束之前，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就執意單方面對公司施以最嚴厲的制裁，對中興通訊公司極其不公平，中興通訊公司表示不能接受[3]。由此，2018年美國制裁中興通訊公司的事件（以下簡稱中興事件）正式開始發酵，一時間成為中國民眾紛紛討論與議論的熱點話題。對于美國針對中興公司的制裁做法如何界定、中國將會采取哪些反制裁措施、中興通訊公司的未來將會何去何從、中國的芯片產業能否在逆境中崛起等等這些問題都是中國人當務之急所必須直面的。而如何透過芯片產業去看待中國其他的一些產業同樣可能會面臨的困境，這也許才是中興事件給每一個中國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更深層次的考驗。作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筆者參照中興事件的問題也做了深度的思考，對于中國高校科技期刊數據庫的建設所存在的類似問題有一些新的感觸，并對于如何解決此類問題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解決措施。那么首先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近期發生的美國政府宣布對中興通訊公司進行制裁的事情經過。

一、中興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興通訊公司在美國市場屢次被限

其實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興通訊公司就被美國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建議阻止其在美國開展投資活動[4]。2016年3月7日，美國政府宣布以中興通訊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產品為由，對中興通訊公司進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興通訊公司遭受美國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導致了中興通訊公司從美國進口產品的周期受到了極大影響，到貨的時間長短就存在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中興通訊公司整個供應鏈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損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興宣布以8.92億美元（約62億人民幣）罰款的代價，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而中興通訊公司2011~2015年的凈利潤一共加起來也不過是59.85億元。相當于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來自美國商務部的芯片禁令，中興通訊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時間內就連續三次遭到了美國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國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還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講道理。

（二）中興以外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同樣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國政府的行政干預，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對美國優尼科公司的收購計劃[7]。2008年，華為曾經試圖聯合貝恩資本對3Com公司進行并購，但卻以國家安全為由被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否決[7]。2010年8月，華為嘗試與美國電信商Sprint公司進行電信領域合作，卻被美國政府以或對美國公共和私人部門客戶構成重大風險為由禁止參與合作。2010年10月，華為試圖收購美國3Leaf公司的專利技術，卻再次被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總統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國進行風電投資項目。可以說，中資企業的發展隨著自由貿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應該享受自由貿易的美國市場卻遭受到了來自美國政府的連續多次不間斷的野蠻干涉。

（三）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被限的主要原因

一、金融學專業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

（一）培養目標缺乏特色

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基本是由專科院校升格的新建本科院校，本科辦學歷史較短，其在學科專業建設、師資力量、生源層次等各方面與研究型、教學研究型大學存在較大差距，但目前應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學人才培養目標卻缺乏特色，和教學研究型、研究型大學基本沒有什么差別；而且隨著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經濟金融的發展，金融學專業培養的畢業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再將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的金融人才培養目標籠統地定位為高級金融人才是適應不了我國經濟金融迅速發展的需要。

（二）課程體系設置不合理

目前地方應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學專業基本沿用研究型、教學研究型大學金融學專業的課程體系設置，按照公共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方向課、選修課和實驗室教學以及實踐實習等設置課程體系，主要注重宏觀金融基礎理論、專門知識的傳授和研究論文撰寫的訓練，新型微觀金融理論和數理知識傳授以及實際操作技能訓練相對不足。雖然宏觀金融部分教學可以使學生較好地理解金融政策，但如果缺乏微觀金融基礎使學生難以深入理解金融的內在本質與運行機制；數理知識的不足使得學生對現代微觀金融三大核心理論CAPM模型、MM定理和B-S歐式期權定價模型的學習都可能感到困難，更不用說深刻理解和運用了[1]。雖開設了與會計從業人員資格證書、證券從業人員資格證書等相對應的《會計原理》、《證券投資學》等課程，但對加深學生對金融市場理論的理解、提高學生實際操作能力的實踐性教學課程開設相對不足；只開設了商業銀行業務模擬、證券實時行情分析與交易模擬、公司財務報表分析實驗課程，還缺乏外匯行情分析與交易模擬、期貨模擬交易與行情分析及保險實務模擬等方面的實驗課程。

（三）實踐性教學相對不足

地方應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學專業雖然專門安排了實踐性教學，但由于與本地區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缺乏深入的合作關系，有的學生找不到金融機構進行各種實習，即使到金融機構的各種實習業大都流于形式、無法真正在實際業務操作中深化對金融學基本理論的理解和強化技術技能培訓。

【摘要】

經濟學院于2014年前半年進行了專業自評估，根據我院自評估情況，計劃對金融學專業圍繞培養應用型人才的目標進行綜合改革。改革方案將從團隊建設、課程與教學、教學方式方法、實踐教學、教學管理幾個方面展開。其中改革的亮點主要體現在：網絡課程的大范圍開設；教學大綱的調整將緊密結合各類專業證書的考試大綱來制定；課程考核形式的大幅改革；對專業選修課的課時進行整體規劃，開設小課等。

【關鍵詞】

綜合改革；改革方案

【基金項目】

本論文由西北民族大學金融學專業綜合改革試點項目支持，項目編號為001-10013501。經濟學院于2014年前半年進行了專業自評估，根據我院自評估情況，計劃對金融學專業圍繞培養應用型人才的目標進行綜合改革。

一、改革目標

［摘要］進一步探索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加強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培養，關鍵是要加強實踐性教學，逐步完善實踐教學體系，積極推進實踐教學改革。具體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校內實驗室建設、規范實驗室管理、開展多樣化實踐、論文實踐性選題、增加實踐教學經費、培養創新創業教育。同時，加強實踐教學內容設計，提高專業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推進經濟學與創新創業教育交叉融合，積極開展多樣化社會實踐活動。

［關鍵詞］實踐教學；經濟學；實踐活動

一問題提出

加強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實踐教學改革是關鍵，據調查，2017屆大學畢業生中，經濟學專業的大學生實踐能力欠缺[1]。部分高校經濟學教學基本采用“講授-接受”型教學模式[2]，用人單位普遍反映經濟學專業大學生實踐能力缺乏，因此，經濟學專業實踐教學改革研究刻不容緩。關于經濟學實踐教學的研究，一直成為很多學者關注的焦點。邵源春、羅曉云、暴云英（2018）對區域經濟學實踐性教學改革進行初探[3]。劉加林、周衛軍（2018）基于創新創業教育視角，對經濟學專業實踐教學進行探索[4]。張雪綢（2017）研究了經濟學實踐教學的對策[5]。唐麗君（2019）研究認為學生的經濟學知識基礎薄弱，課程安排與課程內容相矛盾，教學工作無法正常的開展[6]。石榮（2019）認為經濟學教學應該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要目標，探索基于應用型的理論、實踐和案例三位一體的經濟學課程教學模式[7]。王廣謙、楊運杰（2018）研究認為經濟學專業的培養要發揮國家標準作用，充分利用地方資源增強地方特色，要增強創新創業能力的培養[8]。譚冰（2013）構建“2+1+1”經濟學人才培養模式來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研究認為經濟學專業要增強學生的實踐能力，服務地方經濟發展[9]。樊麗明等（2016）研究認為經濟學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及相關知識的訓練，要靠實踐教學體系來保證，要探索形式多樣的實踐教學模式[10]。綜上所述，經濟學專業的培養應該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要目標，不僅要重視實踐性教學改革，增強創新創業能力的培養，更要符合地方發展實際。經濟學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一方面要靠實踐教學體系保障，另一方面要探索形式多樣的實踐教學模式，同時，要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充分利用地方資源。借鑒國內學者的思路，結合地方高校的教學實際，需要從六個方面對實踐教學體系進行改革：校內實驗室建設、規范實驗室管理、開展多樣化實踐、論文實踐性選題、增加實踐教學經費、培養創新創業教育。同時，也需要豐富實踐教學內容設計：提高專業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推進經濟學與創新創業教育交叉融合、積極開展多樣化社會實踐活動。

二實踐教學體系設計

經濟學專業培養的是熟悉中國經濟運行與改革實踐，在民族地區“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經濟應用型人才。因此，重理論強實踐，是加強實踐教學的基本思路。應用型人才培養關鍵是將所學理論運用于實踐，即具有明確的職業性、實用性、實踐性和高層次性。強化實踐教學，是高校轉型發展，適應現代高校教學方法改革的延續。實習實訓是社會實踐的主要方式，高校實踐教學的定位應該是：明確實踐教學目的和意義，并能運用所學基礎知識和基本原理，比較熟練地掌握實際業務的操作技能，為學生今后進一步專業學習，奠定一個扎實的專業基礎。加強經濟學課程的實踐教學改革，深入企業、銀行、保險、政府等單位探討人才培養方案，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實踐教學具體包括6個方面的內容。

三實踐教學內容設計

摘要：

文章結合地方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圍繞金融學精品課程建設，對金融學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手段、考核方式和實踐教學等方面的改革進行探索與實踐，并就精品課程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建議。

關鍵詞：

金融學；精品課程；質量工程；實踐教學

《金融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必修的核心課程，是奠定學生金融專業性思維的基礎課程，對培養學生分析和理解金融現實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意義。通過課程學習，使學生全面理解并掌握現代信用制度、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體系、貨幣理論和政策等一系列金融專業基礎知識、內在關系及其運動規律。另外，使學生了解國內外金融理論與實踐發展現狀，掌握分析金融現象的方法，培養其解決金融實際問題的能力。通過該課程的學習，可實現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養目標中的有關要求，即要求學生熟悉國家有關金融與投資的政策法規，能解釋金融活動和分析金融現象，具備處理金融實務工作的實踐能力的應用型人才，并為進一步學習其他專業課程打下必要的基礎。為了實現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要求在強調基礎理論教學的同時，更加突出實踐的重要性，從課堂教學到課后輔導、從實驗設施建設到實踐基地建設，都必須立足于培養我國金融發展急需的、具有較強實踐能力的現代大學生。隨著金融經濟的不斷發展，涌現出新的金融前沿問題，結合目前大學生的現實狀況，很有必要對金融學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手段進行改革，尤其必須注重對學生實踐操作能力的培養。

一、《金融學》精品課程建設實踐

（一）建立科研與教學相互促進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