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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浙大王竹教授學術團隊發表《建筑學視角下國內鄉村聚落研究解析》及《國內建筑學及其相關領域的聚落研究綜述》等文章（下統稱浙文），對國內近三十年來傳統聚落主要研究內容與現狀進行述評，是目前學界關于此方向最新的專題研究，本文將以這些文獻作為分析展開的相關參照。
1.1傳統海洋聚落研究整體考察
浙文以“聚落”為題，對1979年至2012年11月1日時段內CNKI資料源進行文獻檢索與分類統計，本文遵循與之相似的檢索路徑，將檢索時段延長至2014年6月1日，并將檢索結果與浙文進行比對，兩次檢索數據的差異表明傳統聚落價值及其對現代環境建設的啟發意義仍是學界關注的重要命題。上述整體呈現的研究熱度與深度不足以反應聚落因地域及類型不同而存在的個體研究差異，因此，海洋聚落考察需在明晰其類型本質基礎上做專題性分析。海洋聚落是人海互動關系下“在一定地域內發生的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有共同成員的人群所組成的相對獨立的地域社會”，它的形成源自兩種動力：一是以取得海洋生物資源為目的，二是依賴海上交通以獲得地區間商品交換為目的，海洋商貿聚落形成即源自后者。由上述界定可知，“海洋”是此類聚落發生發展的核心介質，相應成為其最具價值的限定語，因此，本文首先選取“海洋聚落”為關鍵詞進行檢索，進而將“海洋”、“沿海”、“瀕海”等詞語與“聚落”并置組合補充檢索，各次檢索均將范圍由“題名”擴展至“主題”，希望通過不同路徑的海量查閱，實現對傳統海洋聚落研究現狀的整體把握。此外，由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聚落逐漸取代民居成為學界研究主流，考量主題轉換造成的研究滯后，本文以“民居”取代“聚落”重復上述步驟，并對“港市”、“港城”等相近主題作檢索補充，以保證考察結果的客觀有效。合并多次查閱所得，剔除重復文獻并進行分類統計，本文大致梳理出目前建筑學視野下傳統海洋聚落研究三個主要方向：聚落個案 研究，如以蒲壯所城、港里古村、臺灣“鼻頭”等為個案，探討特定海洋文化制度下聚落生成、發展及變遷動因，并在此基礎上歸納聚落形態特征（羅一南，2011；蕭百興，2012；張鈺，2010）；聚落類型研究，基于海洋文化發展與構成視角，探討宋代港市、膠東沿海聚落、明代海防軍事聚落發生機制、演變脈絡、文化內涵與形態特征(譚立峰，2012；金月梅，2009；李政等，2005；盧山，2005)；其他研究，主要以民居單體、公共空間、宗教建筑為考察對象，研究海洋文化視角下營造技術、裝飾風格、建筑材料等特征（陳舟躍，2011；林翔等，2010；王治君，2008；姚舒然，2007）。
1.2浙東傳統海洋商貿聚落區域考察
浙江是海洋大省，近海則言商，歷史上浙東因地處東海中心、內河航運良好、社會經濟發達等優勢成為中國海洋貿易發軔最早的地區之一，至明清仍久禁不絕。貿易發展推動聚落生成，浙東相應形成以寧波為中心，北有乍浦、澉浦，東有舟山，南有象山、石浦、溫州、臺州的商貿聚落群以及散布其周數目繁多的衛星港鎮，“寧波三江地區瀕海聚落和城市出現較早，而且發展過程具有連續性，其中，港城的發展歷史尤為引人注目”。本文在上述整體檢索結果中加入“浙江”、“浙東”等限定語進行考察，依研究對象梳理出浙江省域傳統海洋聚落研究方向：海防建筑，主要考察海防建筑整體及明代衛所個案現狀與保存策略（趙欣，2008）；營造技藝，主要考察浙東民居在海洋環境影響下的營建技術、營建習俗及形態特征（梁文會等，2009；王海松等，2012）；特定類型，主要考察浙東石拱廊橋、寧海石窗等（高明贊等，2011；華煒，2004）。在此基礎上，本文對浙東典型港城（鎮）進行個案檢索，明晰其各自在研究角度與熱度上的現狀，結果如下：乍浦、澉浦迄今仍缺乏建筑學層面關注；石浦傾向聚落保護與燈塔研究（楊溪等，2012，楊曉龍等，2012）；溫州以楠溪江鄉土聚落為研究側重；臺州雖然研究成果較多（鄭琦，2009；楊如茵，2010），但多數缺乏海洋意識，研究角度與一般聚落無異。
1.3寧波傳統聚落個案研究考察
寧波唐稱明州、宋稱慶元，明以“海定而波寧”之意命名，足見這座城市與海洋休戚與共的關系。如果說浙東曾經構筑過一張龐大的貿易網，實現東至東瀛、海東，南經南洋，西達西洋等廣大區域的商貿往來，那么寧波就是這張網最初的編織點，是整個商貿體系得以運作的核心動力。作為浙東名城，寧波研究成果相對較多，本文分別將“寧波”與“聚落”、“民居”各自組合為關鍵詞進行題名檢索，考察寧波傳統聚落研究趨向如下：整體性研究，即以“聚落”為題，視角雖各有側重，但研究路徑都是在調查分析基礎上對聚落演變規律、形態特征進行解析（蔡麗等，2011；王薈薈，2008；陳怡，2007）；特殊時段研究，主要以近代為對象，考察中西文化作用下寧波建筑形成發展、規劃建設、典型類型與街區形態特征（饒曉曉等，2012；陳益龍等，2010；張文寧，2008；王躍強，2007）；形態保護研究，依托數字化技術對城市肌理、歷史建筑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探討保護更新策略（毛逸源，2011；湯雪璇等，2009；劉麗麗，2009；邱楓，2007）；其他類型研究，在更廣泛聚落視野下考察，寧波海港、市鎮、教堂、衛所等僅作為佐證案例支撐相關分析（程蕾，2012；黎培楊，2012；楊潔，2007）。在寧波傳統聚落檢索結果中加入“海洋”、“瀕海”、“沿海”等限定語，未能獲得相關文獻。
2國內傳統海洋聚落研究現狀解析
浙文在對聚落研究現狀考察基礎上得出“近十年以來，（聚落研究）逐漸受到多學科以及科學化手段的影響，研究視域逐漸擴大，研究成果更多元、更富有深度”的結論，與此同時，“中國海洋歷史文化研究，是21世紀理論創新和學術創新必須認真面對的重大課題”也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然而，傳統聚落與海洋文化研究的雙重熱度依然無法遮蔽建筑學視野下傳統海洋聚落研究的缺失。
2.1傳統海洋聚落整體研究薄弱
從文獻數量看。表二顯示，隨“海洋”等詞語對“聚落”、“民居”限定的由遠及近，以及檢索范圍的由大（主題）及小（題名），所獲文獻數目呈銳減態勢，這表明“海洋聚落”、“海洋民居”尚未作為專有名詞引起學界關注，相應缺乏關于此類主題的專項研究。雖然“海洋+聚落（民居）”、“沿海+聚落（民居）”兩種路徑檢索文獻較多，但這類關鍵詞僅說明聚落與海洋兩者存在某種關聯，與專有名詞特指的聚落類型有著本質區別。從研究分布看。研究區域不平衡，現有研究看似覆蓋福建、膠東、遼東、潮汕、浙東南等主要區域，但大部分成果以膠東、閩臺為考察對象，其中尤以閩臺等南方海域研究最為深入系統，其他地區則多為寥寥個案；研究深度不平衡，宗教信仰下的探索較多，如媽祖文化視野下宗教空間分布、形態特征、景觀要素等，其他內容則研究泛泛；研究類型不平衡，對廣州、泉州、寧波等核心聚落關注較多，而對衛星港等基礎層級海洋聚落關注較少，且個案分析較多，類型整體性考察較少。各類片段式研究難以形成系統強勁的信息實現對傳統海洋文化內涵的深刻解讀。
2.2浙江傳統海洋聚落尚未引起學界關注
從經典文獻看。浙江民居研究成果眾多，但在《中國民居研究》以及2007年版《浙江民居》等經典著作中均缺少傳統海洋聚落考察，僅2009年版《浙江民居》述及“瀕海聚落”，然溫州瑞安等地案例選擇仍是基于地理環境考量，而非海洋貿易運作關注的結果。從研究團隊看。近年以浙大為代表的本土團隊雖對浙江傳統聚落多有涉及，但研究對象傾向浙江聚落整體發展或個案保護研究，在所檢索的浙大近年博碩士學位論文中，僅羅一南《明代海防蒲壯所城軍事聚落的整體性保護研究》對海洋聚落加以關注，但該文只將蒲壯所城界定為歷史村鎮范疇下一般性防御聚落，所提出的保護理念與更新策略與一般聚落并無不同。從區域及類型分布看。本文對浙江各區域傳統聚落研究進行題名檢索，總計文獻38篇，其中，浙西19篇最多，浙東4篇位列最后，浙東文獻僅方賢峰《浙東傳統民居建筑形態研究》將“瀕海島嶼”民居作為典型類型加以論述。就類型看，現有研究多依地理環境進行類型劃分，如山地聚落、濱水聚落、運河聚落、古鎮聚落等，海洋商貿聚落幾無涉及。海洋文化認知缺乏導致浙江傳統海洋聚落在學界的集體失語。
2.3寧波個案缺乏海洋商貿文化整體視角的考察
從文獻分布看。眾多研究只是將海洋商貿文化作為寧波文脈背景簡單略過，關注較多的是近代商幫文化與建筑形態特質之間的關聯，本文以“海上絲綢之路”、“明州”、“慶元”等特定歷史詞匯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所獲建筑文獻僅李容準《北宋明州高麗使行館》1篇。歷史是一條延續的線索，忽略近代以前海洋商貿文化與城市形態變遷的邏輯關系，近代之后的論述難免存在偏差誤讀。從聚落關系看。歷史上舟山長期作為寧波外港存在，“海洋社會經濟史作為一種研究視角，其研究區域絕不完全等同于某一行政區域或自然地理區域，而應該是邏輯上的研究區域”，這意味著海洋商貿文化視野下寧波、舟山應進行一體化研究，然而，當前兩者存在明顯的各自為政的研究趨向，前者側重近代開埠后的建筑文化，后者關注海島民居、城市空間發展等多元領域。浙東海洋商貿文化整體性考察視角缺失導致聚落個案未能得到客觀解讀。
3海洋聚落研究不足的原因探索
3.1正統史學偏差
長期以來，“在中國歷史文本中和教科書中，中國古代社會仍然是農耕世界與游牧世界的二元結構，在這種陸地歷史結構和權力體系中，中國海洋史發展的種種事實，都被詮釋為中國農耕世界與海外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農業文化的海上延伸”，基于歷史文化之上的傳統聚落研究不可避免受此誤導，在大陸看海洋的偏見中漠視著海洋聚落的存在。表二中“沿海”關鍵詞下所獲文獻最多，“沿海”一詞廣泛介入恰恰說明“以陸域為中心，海洋為附屬”觀念在建筑界的根深蒂固。
3.2研究時間短暫
綜合數次檢索可知，絕大部分文獻發表時間在2005年以后，尤其2010年前后是文獻發表密集區，“中國學界對‘海洋文化’的關注，濫觴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覺’地將“海洋文化”納入學界的學科視野進行系統的研究闡述，始自20世紀90年代末，”這驗證了傳統海洋聚落因應于海洋文化展開的客觀事實，且現有成果分布亦與中國涉海史“重南輕北”（楊國楨語）研究趨向相吻合。因此，可以說建筑學視野下海洋聚落研究正處于拓荒探索階段，短暫的積累無法消除萌芽狀態的種種不足。
3.3學術團隊的忽略
絕大部分檢索路徑下相關文獻數目遠多于建筑學文章，這表明其他學科對海洋聚落關注遠甚于建筑學，其中歷史學領域尤為顯著。當前，廈大楊國楨、中國海洋大學曲金良、寧波大學劉恒武等團隊對東南港市、閩臺海商聚落、寧波港城多有研究，在聚落生成及演變機制的縱向梳理、海洋社會構成橫向剖析等方面均有深入探索（呂小琴；2012；林昌丈，2009；郭延杰，2008；藍達居，2000；唐勇，2008；陸敏珍，2007）。與歷史界人聲鼎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建筑界的死水微瀾，浙文曾對學界主要團隊地域性研究傾向進行梳理，結果海洋聚落并非這些團隊關注內容，歷次檢索亦證實，除天大張玉坤團隊對沿海軍事聚落關注以及東南大學張十慶團隊《基于東亞視角對宋元時期東南沿海建筑史》研究外，傳統海洋聚落目前仍缺乏團隊層面的系統探索，研究力量薄弱自然無法形成有熱度的研究現狀。上述原因歸于一源，即以王朝“正史”為核心的傳統史學對海洋文化價值的長期忽略，這一史學偏差導致海洋聚落始終未能獲得與陸地聚落相等的研究地位。
4結語
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長期重陸地輕海洋，導致海洋文化遺產研究整體滯后，至今仍缺乏“從海洋性聚落形態高度，認識、保護與研究‘人海關系’視野下的聚落文化遺存”；另一方面，我國沿海地區正以14%的土地承載超過40%的人口，實現60%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大規模高強度開發使大量傳統海洋聚落面目全非。就浙東而言，2011年2月國務院正式批復《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規劃》，浙江隨之打造以寧波－舟山港海域、海島及其依托城市為核心的“一核兩翼三圈九區多島”的海洋經濟大平臺，這意味著浙東在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動下城市空間將迅速拓展。因此，立足建筑學視野，明確傳統海洋聚落特質，藉以厘定其必須保留保護的內容與實踐策略，在海洋文化價值重構與海洋經濟快速發展并存的當下具有重要意義，而浙東傳統海洋商貿聚落研究，不僅為浙東沿海聚居形態提供形成、發展與變化的邏輯解釋，同時也將對其他海域地區具有借鑒作用。總之，無論是國內整體還是浙東區域，傳統海洋聚落研究只有走出大陸文化藩籬，樹立海洋本位思想，才能真正實現海洋物質與精神內涵的正確解讀。
作者：趙淑紅 沈吉煜 單位：浙江工業大學建筑系 浙江安地建筑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