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南征 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犯罪與偵查,古今有之,中外有之。偵查學自從19世紀奧地利的漢斯•格羅斯(HansCross)提出犯罪偵查概念以來,至今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但是偵查學的理論研究現狀,特別是我國偵查學的研究現狀,仍不盡如人意。西方國家在刑事偵查學研究上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導致了刑事偵查學理論研究的貧瘠。我國刑事偵查學的理論研究也不豐富。有學者對三屆全國偵查學術會議文集進行了一些技術上的分析,勾畫出了我國偵查學的研究現狀,并提出了一些問題,值得深思。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從社會科學研究的角度講,對科學研究狀況的歷史性反思是相當重要的。只有不斷反思,才能促使整個科學研究不斷修正方向。所以說,對于偵查學研究的不斷反思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偵查科學理論研究向度。這也是其研究向度不至于偏離“科學”軌道的保障。

一、偵查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一個學科的研究現狀,從不同的角度來考察,可以有不同的外觀結果,且各個外觀結果之間,往往互為因果或者遞進關系。就偵查學在最近幾年的研究現狀來說,可以粗略地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從研究方向上來說,偵查學研究在其應有的軌道上有所偏離。偵查學的研究方向和偵查目的可以說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盡管偵查的目的一直都還存在爭議,但是無論是哪種學說,都不可能脫離查明案件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這個目的。現實當中,大多數學者關注更多的是偵查合法化、偵查與人權保障等方面的問題。比如,有學者對近幾年的偵查論文成果進行技術性處理之后發現,以沉默權(人權保障)為關鍵詞的研究異常突出,成為2000年以來中國法學研究中的第一關鍵詞,并在2002年之后顯得更為明顯。總的來說,關于價值理論比如偵查與人權保障、偵查的合法化等的研究比認識理論如偵查措施、偵查措施和方法的研究等要繁榮得多。既然查明案件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是各種學說公認的偵查目的或目的之一,那么作為研究偵查的學科,如果不研究如何加強查明犯罪事實和查獲犯罪嫌疑人,即使這門學科表面上如何繁榮,也只能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二)從研究主體上來說,比較缺乏來自實踐部門的偵查學理論研究群體。參加三屆全國偵查學術會議的既有公安高等院校及法學院中從事法學、偵查學教學和研究的理論工作者,也有來自公安機關等偵查部門的實踐工作者。從統計情況看,“2002年提交參會論文的來自院校的有34人,來自實踐部門的有92人;2003年提交參會論文的來自院校的有36人,來自實踐部門的有7人;2004年提交參會論文的來自院校的有33人,來自實踐部門的有10人。”[1]61對偵查學研究現狀的思考林南征(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100038)摘要:偵查學自創立以來已逾百年,然其研究現狀卻仍不盡如人意:一是研究軌道有所偏離,二是比較缺乏來自一門學科的理論研究者主要來自于高校,這對于大多數學科領域來說,本身是一種常態。偵查學本身亦是如此。但是,對于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偵查學來說,如果來自實踐部門的研究者嚴重缺乏,則應是一種明顯的不足或者存在較大的瑕疵了。

(三)從學科間的聯系上來說,偵查學的研究未能緊密聯系自然科學的研究。基于偵查活動對各類知識的需要,如法學、醫學、物理學、化學、心理學、生物學、邏輯學等相關學科知識之于偵查的重要性無人否定,可以認為偵查是對各相關學科知識的綜合運用,由此也可以認為偵查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其研究必得借用前述相關學科的知識、概念、原理、研究方法與范式。但是,當前的偵查學理論研究現狀如何,從研究者們在論文當中引證的知識類型或許可以給我們一個可供參考的回答。根據學者們對三卷《偵查論壇》所刊載的論文的所有引證資料的分析數據顯示,研究者們引證的知識類型高度集中于法學類,在所有的引證文獻中,可歸于法學類知識范疇的引證占所有引證的75.57%;對心理學的引證,占總引證數的1.71%;而在三卷偵查論壇的全部引證中竟然未能發現在偵查認識活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醫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邏輯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知識,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1]64

作者：朱富強 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一、引言

在古典主義時期，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源于對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梳理和提煉，并且與道德哲學以及政治學等學科結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門注重社會制度改良和生活改善的福利經濟學；但是，到了古典經濟學中后期，經濟學逐漸擺脫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影響，并與道德哲學相分離，從而逐漸發展成一門非價值取向的并適用于一切社會形態的“純理論”科學。發生這種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學受到了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以致學院派的經濟學家開始刻意地將政治經濟學規律當作“社會物理學”規律、社會進化規律來規范和研究；在這種情況下，邊際革命將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在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指導下開始注重演繹分析，并開始大量使用數理邏輯。同時，純理論研究的興起使得經濟學將其研究重點從“應該是什么”轉向了“是什么”，相應地就促進了實證主義思潮在經濟學中的壯大，乃至逐漸成為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哲學基礎；這樣，到了20世紀初葉，邏輯實證主義開始取代了舊實證主義在方法論中的地位，并成為20世紀中期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由此產生出了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計量經濟學。

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方法主要是整理事實的歸納法，科學命題可以且應該被經驗證實，從而科學應統一于物理學；從這個角度上說，只有實證方法才是科學的，其得出的結論才是客觀的。正是基于這種實證主義傾向，現代主流經濟學極力批判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而推崇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一者，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沒有將人的主觀性排除在外而充滿了價值觀，從而是不科學的；二者，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著眼于具體問題而沒有構建普適性的理論體系，從而是含糊的。問題是，實證主義崇尚價值無涉而批判和摒棄古典經濟學以及其他非正統經濟學流派，但這里的判斷邏輯顯然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根據實證主義，科學無法對任何價值進行評判，因此，科學永遠不可能以某種學說具有價值傾向而否定它。同時，現代主流經濟學衷于應用所謂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的計量工具進行實證分析，并由此發表了一篇篇“求新求異”的文章，但是，如此甚囂塵上的實證分析果真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進步和社會制度的優化了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過分偏重于計量實證，現代主流經濟學無論是在現象解釋、事件預測還是實踐指導上都遇到了嚴重的危機，以致有人將經濟學的性質也作了蛻化理解。其實，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看來，古典經濟學無論在研究方法還是具體理論上都已經過時了，從而不再注重從經濟史或經濟思想史中汲取營養。問題是，學術研究和思想發展果真可以拋開前人的智慧嗎？當前的經濟學人果真比以前那些經濟學大師更加高明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狂傲自大和自以為是的心態，使得現代經濟學人并沒有取得多少認知上的進展，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想深度總體上甚至并沒有超越19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水平。［1］是以本文對當前流行的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學理論發展中的意義和問題作一剖析。

二、計量經濟學貴在統計方法和經濟理論的契合

計量經濟學是以一定的經濟理論和統計資料為基礎，運用數學、統計學方法與電腦技術，以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為主要手段，而定量探究具有隨機性特性的經濟變量關系的交叉性學科。顯然，扎實而嚴謹的計量模型分析對事物之間因果機理的揭示是有幫助的，因為描述經濟現象之間聯系的理論模型是整個理論分析的出發點，也是理論檢驗的必要階段，從而有助于增強理論與檢驗事實之間的一致性。首先，即使僅僅限于對數據處理的統計分析而言，它對經濟理論的發展和完善也有這樣兩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以經驗為根據的規律，它可能或不能隨后進行演繹的闡釋；二是通過檢查演繹推理的結果并將它們呈送實驗進行檢測，對演繹推理予以補充，甚至促使理論前提的修正。［2］其次，計量經濟學是數學、統計技術和經濟分析的綜合，因而在形成之初就被賦予了一定的經濟學特性；這意味著，計量經濟學在理論性方面就遠遠超越了傳統的統計學，其目的就是為了有助于因果機理的揭示。這一點在弗里希為《計量經濟學》雜志創刊號所寫的發刊詞中就得到了說明：用數學方法探討經濟學可以從好幾個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與計量經濟學混為一談：計量經濟學與經濟統計學決非一碼事，也不應視為數學應用于經濟學的同義語，同時，計量經濟學也不同于我們所說的一般經濟理論，盡管經濟理論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數量特征。在弗里希看來，對于真正了解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數量關系來說，統計學、經濟理論和數學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項都并非是充分條件，而只有三者結合起來才構成計量經濟學。關于這一點，法學家耶林也有相似的認識：“在各種科學中，都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夠寫出該科學的歷史，因為唯有他們能找到并指明其知識來源，并且獲得真正的理解。”［3］

因此，我們要清晰地認識到，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之間存在著根本性差異。一方面，統計學往往是顯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實，譬如，根據統計知識可以說明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生產和消費，也可以根據統計資料來顯示一種事物或行為的分布狀態。另一方面，計量經濟學的研究卻需要根據統計提供的事實，進一步指出這些事實的來源和后果，闡明它們之間的因果聯系。所以，如果計量經濟學的研究蛻化為僅僅是提供事實，而不去進一步了解事實之間的相互聯系，那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議。例如，薩伊很早就曾指出，沒有一個荒謬理論或狂妄言論未曾援引事實以作說明；使政府當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實。正因如此，歐美學術界對這兩門學科的性質往往區分得非常清楚：一個是提供事實，一個是機理探討；有人甚至認為，對那些統計學家來說，觀察事物就是簡單地收集大量數據，除此之外就無事可做了，因而統計學家僅僅是捆好小麥給他人去打場脫粒的人，而他們本身的思想是貧乏的。而且，與國內混淆兩個學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統計學家視為理論經濟學的權威不同，西方學術界對這兩個領域的學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經濟學家并非就是統計學家，而統計學家也不是想當然的經濟學家；譬如，R.Kalaba是動態規劃的創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發表過600多篇經濟學論文，12本書，但沒有人認為他是經濟學家，很多人甚至認為他不懂經濟學。［4］#p#分頁標題#e#

2007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及省第十次黨代會精神，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實現遼寧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的關鍵之年。在新的一年里，省法學會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總體要求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貫徹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中國法學會五屆三次理事會會議精神，圍繞省第十次黨代會和全省政法工作會議確定的目標任務，切實履行職責，以引領和繁榮法學研究、培養和組織德才兼備的法學研究隊伍為主線，以加強重大課題的研究工作、加強組織推動法學研究的機制創新、加強法學研究成果的轉化應用、加強各級法學會和研究會的自身建設為重點，團結和帶領全省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為促進遼寧和諧穩定、實現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提供強有力的法學理論支持和法律服務。   一、服務工作大局，進一步加強重大課題研究工作的組織實施   高標準、高質量地完成《影響遼寧社會穩定矛盾糾紛調查研究》課題。近年來，我省上訪量居全國前列，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集體訪、群體性事件已成為影響我省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各級黨委、政府都十分關注。開展這一課題研究，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和省第十次黨代會精神、構建和諧社會的迫切要求，是法學會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履行職責的一個極好的“切入點”。由于這一課題研究涉及面廣，參與部門較多，工作難度很大，對研究成果的質量要求非常高，我們必須認真落實李峰書記的指示，拿出主要精力，組織協調好省直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聯合攻關，從理論研究、對策措施、專項治理等層面，向省委、省政府提出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建議，在全局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抓好其他重點課題研究。省法學會今年圍繞東北地區立法框架、實施“五點一線”戰略法治環境研究、農村困難群體救助問題研究、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研究、《遼寧省人民調解工作條例》論證研究、職務犯罪證據認定問題研究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等重點課題，整合全省法學資源開展聯合研究。加強對2006年省法學會確定的7項重點課題的指導，確保課題質量，按期結項。   同時，按照中國法學會舉辦“和諧社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法制保障”大型主題論壇的要求，圍繞第二屆“東北法治論壇”、“環渤海法治論壇”的主題，認真開展調查研究，形成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為解決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及區域性共同的重要法治問題貢獻智慧和力量。   各研究會要結合專業特點，各市地法學會要從當地實際出發，選準重點研究課題，積極申報并開展國家、省級、市級立項的相關課題研究，把法學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對策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側重于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及時取得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為領導決策和法治實踐提供法學理論支持。   二、創新工作模式，進一步加強法學研究組織體系和機制建設   加強學術委員會和法學專家人才庫建設。學術委員會是各級法學會的最高學術評議和咨詢機構。省法學會要進一步強化學術委員會的職能。已成立學術委員會的市法學會，應嚴格按照高標準調整、充實其成員，未成立的都要在今年上半年組建起來。省法學會法學專家人才庫收錄第一批成員后，按照不同專業、方向組織若干專業委員會、評選委員會、咨詢委員會，參加由我會組織的重點課題研究、學術評審、法律咨詢等活動。各市法學會也要盡快建立自己的法學專家人才庫，并發揮好他們在法學研究和法治實踐中的重要作用。   著力加強研究會建設。研究會是開展法學研究的主力軍，要把加強研究會建設作為今年的一項重點工作。省法學會要籌建以下研究會：依托遼寧大學法學院成立金融法研究會，依托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成立海商法研究會，依托遼寧師范大學法學院成立法理學研究會，依托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成立教育法研究會，依托團省委成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依托遼寧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學院成立犯罪學研究會。各市法學會要根據本地區法學研究的優勢和特點，吸納省內外本學科、本專業的研究力量，本著“成熟一個、組建一個”的原則，積極建立學科（專業、專門）研究會。各級法學會對原有和新成立的研究會要制定管理規則，強化基礎建設，加強學術規劃和課題指導，規范學術年會，充分發揮其學術帶動和輻射作用。按照中國法學會的部署，做好對相關法學社團的調研、接收和管理工作，健全法學研究的組織推動體系。要認真總結如何發揮和運用專業優勢，使研究會工作更加活躍、更有實效的經驗，為中國法學會召開首次全國法學會研究會工作會議做好準備。   加強合作研究。同相關部門開展合作研究，是法學會引領和繁榮法學研究的有效途徑，既能夠增強專家學者研究工作的針對性，提升課題的研究質量，也有利于研究成果直接應用于立法、執法、司法實踐。今年適當時候，由省法學會與鞍山市法學會聯合舉行第四屆“遼寧法治論壇”，主題是“影響遼寧社會穩定矛盾糾紛調查研究”邀請省內外法學界、法律界專家學者和相關職能部門實務工作者深入研討，集思廣益；各市法學會和各研究會也要圍繞這一主題，結合當地實際，深入開展研究。省法學會正在與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法制辦探索建立法學專家學者同職能部門聯合調研、起草地方法規的合作機制，并與省直有關部門商定了今年的合作研究項目。各市法學會要主動加強與立法機關、政府部門、政法機關、企業單位的合作研究。省法學會各研究會要加強對各市法學會同一專業學科研究會學術研究活動的指導，廣泛開展各研究會之間、各法學會之間、研究會與法學會之間的合作研究，倡導跨學科、跨地區聯合研究，優勢互補，形成合力，進一步活躍全省的法學研究。   建立會員廣泛參與法學研究的工作機制。省和各市地法學會要加強與會員的聯系和溝通，采取向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發放會刊、組織參加各項學術研討和國內外交流活動、評選表彰做出貢獻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 #p#分頁標題#e#人并通報其所在單位等方式，充分調動廣大會員參與法學研究、學術交流的積極性，進一步增強法學會的凝聚力和活力。   建立健全法學研究成果評價、轉化機制。法學研究的真正繁榮，不能只看研討會的次數和論文的數量，而要看研究成果的轉化率、采用率。我們要按照這個標準，進一步完善法學研究成果考核評價體系和獎勵辦法，以加強應用研究、對策研究、合作研究為突破口，有效促進法學研究成果的轉化和應用。省、市法學會和各研究會要對每年的論壇、研討會、學術年會的優秀論文成果進行收集，組織專門力量篩選、提煉和深加工，對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實際應用價值的課題支持再立項進行深化研究，形成指導性和實用性強的“精品”，通過《法治建議》等載體，及時報送有關領導和部門，推動更多的成果進入決策層，指導法治實踐。對研究成果（論文、專著、調研報告等）發表在國家一級刊物或在省法學會以上組織的各項評選中獲獎、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或在國內產生了重大影響、被市以上領導機關采納、在法治實踐中取得實際效果的予以獎勵。省法學會繼續組織好第二屆（2006-2007年度）全省十大杰出法學成果評選活動；發動廣大會員積極參加、申報我省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并切實做好該獎項法學類成果的初評工作。各研究會和各市地法學會也要對優秀法學成果進行評選獎勵，促進全省在法學研究成果的轉化和應用上取得明顯成效。   三、開辟更多渠道，進一步加強法制宣傳和國內外學術交流   舉辦“雙百”報告會。圍繞“樹立法治理念，建設和諧社會”這一主題，組織好“百名法學家百場報告會”在我省的活動，邀請國內著名法學家作演講，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遼寧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提供法學理論支撐。   積極參與法制宣傳。與省司法廳聯合開展系列活動，紀念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十周年，讓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深入人心；組織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踴躍參與送法下鄉進社區、科普周等活動，積極拓展法制宣傳的新形式，使“五五”普法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辦好會刊和網站。繼續辦好省法學會和10個市法學會的內部刊物，指導另4個市法學會盡快創辦會刊，進一步提高辦刊質量。省法學會建立獨立的網站，設置“學會公告”、“法學研究”、“學術交流”、“會員工作”、“學會介紹”、“法學人物”等欄目，有條件的市法學會和研究會也要開辦網站，不斷完善功能，加強信息交流，傳播、推廣法學研究成果和法學會工作經驗。要與省、市新聞媒體建立緊密的工作聯系，加大法學研究重大成果和法學會重要工作的宣傳力度，擴大法學會的社會影響力。   活躍省內外學術交流。組織全省廣大會員積極參與各級法學會和研究會召開的學術研討會及區域性研討活動，認真撰寫論文，廣泛開展學術交流。繼續組織市級法學會到先進法學會學習考察，交流和借鑒成功經驗，推進我省法學研究和法學會工作。   提高對外法學交流的學術含量。全年組織4批人員赴美國、加拿大、歐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考察。從2007年起，省法學會與臺灣玄奘大學法學院每年分別主辦一次學術交流活動，圍繞兩岸關注的法學理論問題進行專題研討。   四、適應形勢要求，進一步加強全省法學會系統自身建設   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確保法學研究和法學會工作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要按照中央政法委的決定，今年上半年繼續搞好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集中教育，然后轉入經常性教育。要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與學習《文選》、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黨風廉政教育、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有機結合起來，注重解決政治立場問題，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鑒別力，始終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級法學會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帶頭深化學習，組織好專題學習討論，在考試考核中取得好的成績。要引導全省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在法學教育研究、對外學術交流中堅持講政治與講法治的統一，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決克服和有效防止盲目崇拜、片面宣揚西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價值觀念的傾向，增強抵制境內外敵對勢力在法學領域滲透破壞的能力，用馬克思主義法律觀占領政法意識形態陣地。精心組織一批法學專家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分專題進行系統宣講，引領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的深入開展，從中發現和培養德才兼備的法學優秀人才。   繼續全面貫徹中政委5號文件和“沈陽會議”精神，切實解決制約市級法學會和各研究會發展的問題。市級法學會的人員編制，要按照沈陽、大連各8人，鞍山、撫順、本溪各5人，其他市3人以上的要求定編。雖然解決編制、級格、經費等問題難度很大，但只要我們用足中政委5號文件和我省有關文件，敢于和善于爭取市委、市政府、市委政法委領導，積極與有關部門協商，就能夠取得突破性進展。同時，現有的編制不能長期空編，要盡快選調、配齊配強專職工作人員，還可以借用政法部門符合條件的“離崗未退休”人員幫助工作。有的市法學會第一副會長年齡到限，應由市委政法委分管副書記及時接任，并報省法學會，今后均應照此辦理。有條件的縣（市、區）成立法學會，至少要有一名專職干部，通過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把會員組織起來，把學術活動開展起來。各研究會要加強制度化、規范化建設，積極爭取所依托的主管單位提供辦公場所、設施等必要的工作條件。各市地法學會和各研究會要參照省法學會的做法，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并按進度檢查落實。   從規范管理著手，加強會員隊伍建設。   修改完善《遼寧省法學會會員管理暫行辦法》，制定《關于加強會員隊伍建設的意見》，進一步規范會員管理工作。各研究會和各市地法學會要通過發放《會員證》和完善信息管理系統，完成會員的核實、登記工作，并及時了解、掌握會員發展變化等情況，按時收繳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的會費。#p#分頁標題#e#   要增強服務意識，依法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使法學會真正成為“會員之家”。   加強培訓工作。省法學會繼續舉辦培訓班，對市法學會領導及負責辦公室、學術研究、會員工作的干部進行培訓，充分認識新形勢下做好法學會工作的重大意義，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深入研究法學會工作的特點、規律，總結和交流繁榮法學研究、做好法學會工作的經驗。各市法學會要組織機關工作人員加強業務學習，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   今年年底，省法學會繼續組織年終考評和評先活動，各市地法學會和各研究會要對照2006年度的考評標準，查找出存在的不足，采取切實有效的工作措施加以改進，努力把自身建設和各項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完善，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活動日益走上法治軌道，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需求已呈現出新的時代特征。法律人才已不僅為政府部門和其他法律部門所必需，而且日益成為全社會急需的通用人才。與此同時，傳統的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嶄新的國際國內發展形勢迫切要求中國法律人才教育模式進行全新的改革，同時又為這種改革提供了新的平臺與契機。   一、各國法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考察   正式的法學教育最早發端于古羅馬。以“五大法學家”的出現為標志，古羅馬大批法學家從事法學教育，并培養出一大批法律職業人員。面向職業的法學教育模式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種發展也極大地推動了法學研究的進步。隨著現代大學的出現，作為各大學重要學科的法學教育迅速發展。但由于各國經濟政治以及文化背景、法律傳統的不同，各國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一）英美法系國家法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以英國、美國為例   英國是現代大學法律教育的發源地之一。英國法律教育是傳統法律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它注重法律實踐，著眼于培養職業性的法律從業者，形成了獨特的導師制和判例教學法。英國早期的法律教育模式是行業性的法律教育，由律師學院來承擔法律教育。20世紀70年代以后，英國開始了關于法律教育的改革。保持其傳統兼收歐洲大陸國家法律教育的合理因素的英國法律教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法律教育模式。英國法律教育的培養目標不是培養理論上的通才，而是培養職業性的法律從業者。法學院的目的非常單一，主要是讓學生掌握法律從業者所需的知識和能力，為進入法律職業創造條件。英國的法學院主要給學生傳授最基本的法律知識，基礎法學理論和法律技巧，法律職業特有的思維方式和分析、判斷、解決問題的能力，教會學生能夠像律師那樣思考問題和駕馭、運用法律資源的能力。英國的法律教育主要分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開設一些基本的法律課程；在第二階段，開設法律技術訓練課程，這主要由法學院與律師學院或者其他法律實踐技能培訓中心聯合開設。英國是判例法國家，因此其非常注重判例的討論。同時，英國的法律教育具有開放性的特征，具體表現為:思維的開放性、法律的外向性和辦學的國際性。思維的開放性、法律的外向性和辦學的國際性使得英國法律教育的國際地位得以確立。此外，英國擁有完善的高等法學教育評估體系，其最主要的評估指標是教學質量評估和科研等級評估。而這兩個指標的評估由不同的機構來擔任。除了比較重視對學生的基礎知識和實踐能力的培養外，英國的法學院還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如道德、法律倫理、職業素質等等[1]。   與世界各國的法學教育不同，美國的法學教育被認為是研究生層次的職業教育。美國的法學專業在本科階段并不開設，而是在本科教育之后開設。美國法學教育以培養律師為目標。一般來說，法學院培養學生的主要目標是訓練思維，即訓練他們“像法律家那樣進行思考”；主要方式是案例教學法，即通過案例來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法律實務問題的能力。學生在第一學年一般都需要學習以下七門課程：民事程序，憲法、合同法、刑法、財產法、侵權法、案件調查與公文寫作。到了第二、三學年，除了寫作，職業道德規范以及上述課程中的一兩門之外，其他課程幾乎都供學生選修。法學院開設的一年級課程里有“專題式教學”、“課堂討論”、“現場實習”、“計算機輔助法律教學”、“模擬問題法”等形式，課堂講授也沒有被徹底取代。同時，為了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法學院還開展形式多樣的課外活動，如：“模擬審判”活動；“法律援助”活動等。此外，法學院還與地方法院、檢察院合作，讓一定數量的學生擔任職務，增加學生的司法實務知識。同時鼓勵學生辦法學雜志，如《哈佛法律評論》就是法學院學生主辦的在世界范圍內都有重大影響的雜志[2]。美國法學教育還有一大鮮明的特色，美國律師職業工會和美國法學院協會這兩個行業性組織在美國法學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控制著法律職業的道德和專業訓練的最低標準，對美國法學院進行統一的行業化管理，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備的行業規章，并為有效地組織、協調和促進法學教育事業的發展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3]。   （二）大陸法系國家法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以德國和日本為例   作為大陸法系的典型代表，德國的法學教育注重學術性和系統性，強調法學思維方式的培養。現行的德國法學教育由大學基礎教育階段和見習階段兩個部分組成，期間需要通過兩次國家考試。在大學基礎教育階段，學生主要學習必修課和選修課。民法、刑法、公法和訴訟法是必修課的核心課程。選修課的比重較小，其目的僅僅在于補充和加深必修課的內容。設置見習期，旨在使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的學生熟悉司法、行政等法律職業的實際任務和工作方法，實踐、補充和深化所學到的理論知識，培養自己獨立工作、獨立判斷的能力和社會責任意識，為今后擔任法官、檢察官、高級行政官員等職務創造條件。第一次國家考試，意味著大學基礎階段學習的終結，表明學生具備了從事法律職業所需要的理論知識，即具備了從事法律職業的資格。大學設置專門的國家考試準備課程，為學生參加國家考試做好準備。但要想成為法官、檢察官、高級行政官員或大學法學教授，則還必須經過見習期并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4]。由此可見，德國的的法學教育模式是一種學術教育與職業教育相結合的體制。   在日本，如果想成為一個法律職業者，首先要在大學本科接受四年的法律教育，然后參加司法考試，司法考試合格后，到司法研修所接受一年半的職務技巧培訓。在司法研修所，學員要進行基礎培訓、民事審判業務的培訓、刑事審判業務的培訓、律師業務的培訓等全面、系統的培訓。從司法研修所畢業后，可以選擇法官、檢察官、律師職業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日本的法學教育側重拓展學生個性以及重視學生的將來發展。把四年制本科的課程分為“法律學科”與“政治學科”兩大類。其目的是為了拓展法學領域的涵蓋范圍，不但為傳統的法學教育注入了新的內容，也為進入法學領域學習的學子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科目選擇空間。日本的這種教育理念還體現在它的“研討班”制度上，即從大三開始設置研討班和一名專業指導教官。由該指導教官負責學生的學習（主要是“研討班”的授業以及畢業論文的指導）和畢業后發展方向選定包括就職活動的協助工作。#p#分頁標題#e#   二、各國法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對中國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主要代表性國家法學教育情況的考察，我們認為值得借鑒的內容很多，最為重要和迫切的在于：法律人才培養模式需要樹立開放、靈活、兼收并蓄的多樣化教育理念，課堂理論教學必須與社會實際結合起來，避免與現實脫離的假、大、空式照本宣科。   （一）法律應用型人才培養注重開放性   國外的法學教育比較開放。例如，英國的法學教育很開放。這種開放性教育所帶來的好處就是可以兼容其他國家法律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有利于培養適應全球化發展所需要的人才。開放的教育理念使法學教育以培養社會需要人才為目標，而且重視學生將來的發展。例如日本的“研討班”制度，側重拓展學生個性以及重視學生的將來發展。   （二）法律應用型人才培養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大學的法學教育必須將法律理論學習與法律實踐的培訓結合起來。澳大利亞的實踐性法律培訓課程，英國的法律教育的歷史演變，德國的“雙軌制”模式都說明了國外重視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做到了法學理論的學習與法律實踐培養的有機統一。大學的法學教育與國家司法考試緊密結合。這種做法是德國法學教育的重要特色。在大學法學教育的后期，各大學都安排了專門的準備國家考試的課程，使學生對第一次國家考試有充分準備。目前中國已建立了統一的國家司法考試制度。但在中國的法學教學計劃中并沒有安排專門的針對司法考試的課程，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鑒德國的這種做法。   （三）法律應用型人才培養注重靈活多樣性   綜觀法律教育發達國家課程設置可以發現，這些國家高等院校的課程設置比較靈活。大學具有一定的自治自由。在這些國家中，大學可以根據自己的辦學特色及學生的特點開設一些除法學必修課程以外的課程，顧及學生個人的全面發展以及綜合素質的提高。同時，這些國家的教學方法多樣。啟發式、討論式、案例教學法等教學方法被廣泛應用，教學方法摒棄“灌輸式”的傳統方法，重視師生互動，積極營造一種自由的教學氛圍。   綜上所述，本文在考察中國法律人才培養模式的現狀基礎上，對中國現行的法律人才培養模式進行反思，通過考察國外法律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模式，從培養目標、教育觀念、課程設置、教學方法、教育管理、師資隊伍、教學工作水平評估等方面對構建中國法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提供借鑒思路。

一、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面臨的現實困境

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走過的十多年歷程，并非都是坦途。課程的虛置化、師資的非職業化、案源的貧乏化、資金投入的非常規化等諸多問題的存在，將診所教育逼入一個困局，直接影響著診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和可持續發展。

（一）法律診所課程的虛置化

診所法律教育旨在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與社會責任感，所以采取的是課堂教學和個案指導相結合的模式，課堂的教學應圍繞著個案的具體操作展開，使學生獲得法律實務經驗，鍛煉法律思維，強化職業意識，而不單是理論知識的傳授。但國內開展診所教育時，部分院校并不重視法律診所課程，致使其被虛置化，主要表現為：第一，診所課堂異化為普通課堂。有的學校將診所課程視為專業選修課，在師生配比、教學內容與方法上與普通法律課程無異，根本不能體現診所教育的精髓。第二，診所課程異化為專業實習。有的學校將診所課程的課堂教學轉移至律師事務所，通過律師帶領學生辦案來完成，這改變了診所教育以學生為主體、教學互動的理念。

（二）師資的非職業化

診所教育作為學徒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回歸，教師的言傳身教是關鍵。2009年，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設立了27個不同主題的診所，相對應的，有10位專任診所教師、3位退休但仍然在承擔診所課程的教師，這還不包括若干兼職授課的律師、非政府組織成員、退休檢察官和法官等人員。反觀我國，高校的診所教師都有著自己的法學專業，要承擔一定的教學科研任務，診所課程只是“副業”，指導的熱情不高。此外，診所教師基本沒有實踐經歷，沒有能力指導學生。這種法律專業知識結構性失調的問題并不利于診所教育的發展。

（三）案源的貧乏化

一、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必要性及其目標定位   （一）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必要性   1.法學實踐教學是法學教學改革的需要   目前我國大部分高校均設有法學專業。就法學專業的教學方式而言仍然是以“填鴨式“的課堂理論講授為主，教師大都注重對相關法學理論的介紹。法學實踐性教學模式不僅可以強化學生專業知識和理論體系，又有利于培養法學專業思維和應用能力，因而是高素質法學人才培養的最有效方式。因此，法學實踐教學可使學生學以致用，為此當前亟需加強法學實踐教學改革。   盡管在法學專業課程體系設計中也包含了一定比例的實踐教學，但其所占比例仍然十分有限，因而使得法學實踐教學無法突破學分限制加大實踐教學力度。以湖南商學院法學專業實踐教學課程設計為例，法學院對實踐教學極為重視，先后為學生聯系了許多家實習基地，并成功申報了省級優秀實踐教學基地，為學生實踐教學提供了較好的平臺。同時，法學院對于實踐教學培養方案也是幾經修改，然而，就實踐教學在法學教學課程體系中所占比例而言仍然是微不足道。   法學專業總學分為163學分，而實踐教學為23學分，僅占總學分的14%。因此，以這種方式根本無法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不用說”法商結合“能力的培養。   2.法學實踐教學是“法商結合”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   加入WTO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標準和要求。國內和國際層面亟需大量具備法律專業知識又懂經濟管理的復合型人才。因而法學實踐教學便為培養法商結合的復合型人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途徑。通過法學實踐教學，可以讓學生不僅可以強化學生對法律概念、法律制度的理解，培養其法律思維，更重要的是能夠使其準確地適用法律規則，正確分析案件事實，解決社法律糾紛，更好服務社會。   3.法學專業的實踐性決定了法學教學不能脫離法律實踐法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   法學作為社會學科的一個分支，與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緊密聯系。法律是規范各種社會關系的，只有從實際出發符合社會生活實際，才能作出比較正確的規范。法學家不是在創造法律，而是根據現實社會關系表述法律。只在法律讀本中研習法律，不可能完全掌握法律，也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真諦，只有在社會實踐中學習法律，才可能理解法律的本質與精髓。[1]   （二）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特色與目標   法學實踐教學不僅具有教學性、還具有實踐性，如何打造具有特色的法學實踐教學，培養符合時展需要的法學人才關系到法學教育的發展。   我國法學教育屬于通才教育，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也應反映通才教育的特點。專門法科大學和綜合性法學院的人才培養目標旨在培養以研究型人才為主，筆者認為商科類高校法學院人才培養的目標應定位于培養“法商結合”的“應用型法律人才”作為其特色與目標。[2]   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應以“商法”為中心，“法”與“商”密切相關”，法”為“商”服務，形成“法商結合”特色。   即法學實踐教學應以面向市場、面向企業、服務社會為宗旨，緊緊圍繞現代市場經濟科學地構筑學科體系，不斷凝煉商科院校法學學科特色，形成以商法為核心，以民法、經濟法為主體，以商事仲裁、經濟刑法、國際貿易法等為支撐，旨在培養有扎實的法學理論功底、有豐富的法學專業知識的法學通識人才。   二、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現狀及其不足   （一）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現狀   長期以來，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雖然在整個法學教學中占有一定比例，但其教學形式單一，主要集中為以下幾種：（1）案例教學。即在課堂教學中大量的使用典型案例，使學生能夠在案例中應用所學的理論知識以及相關法條。該方式在法學教學中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因而簡單、易行，利于實現師生之間的互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提高教學效果。（2）審判觀摩。審判觀摩是讓學生到法院觀摩真實案件審判過程的實踐活動。通過審判觀摩，一方面可使學生感受到法律的威嚴，從感性上了解庭審各個階段實體法和程序法具體操作流程，為法學專業學生之后的畢業實習奠定基礎。（3）模擬法庭實踐。即由老師選取真實的或者有代表性的案例，讓學生事前做好準備分析工作，然后由學生分別飾演法官、檢察官、律師、當事人等身份，并依據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模擬整個案件庭審過程的一種實踐性教學方法。（4）畢業實習。專業實習是學生在學校的組織及學校專業老師和實習單位指導老師的指導下，從事一定的司法實際工作，以培養學生專業理論知識的綜合運用，積累相關司法實踐經驗的實踐性教學活動。   傳統的法學實踐教學形式，在鞏固和促進學生的法學理論知識，培養學生實踐能力方面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由于其教學形式過于傳統，無法滿足快速發展的商業經濟和社會的實踐需要，存在著教學與實踐的嚴重脫節，以這種教學形式培養的人才要么只懂得法律知識，而不懂得經濟學、管理學等知識，要么法律運用能力不強，因而存在著諸多弊端。   （二）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不足   當前，我國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存在著以下幾點不足：首先，教學方式單一，教學流于形式。在已有的教學方式中能夠稱得上具有實踐教學的可能只是畢業實習。以案例教學為例，其作用僅僅表現為對理論教學的解釋和補充說明，對案例教學的組織者而言，尚未達到法學實踐教學應有的效果。一般在案例教學中，教師一般是先講授相關理論知識，然后通過案例教學讓學生對相關概念及法律規則有更為感性的認識。盡管這種教學方法通俗易懂，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但卻不是法律關系的真實再現，并且事前經過教師精心篩選，因此與現實社會有一定差距，并不利于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3]#p#分頁標題#e#   以畢業實習為例，其一般被安排在大四最后一學期，學生一面忙于寫論文，一面急于找工作，無心投入；而教師既有科研壓力，又有教學任務，因此也不能專注實踐教學。   因此，畢業實習完全是走過場而已。又以模擬法庭為例，模擬法庭利用率不高，模擬法庭重表演輕實訓，學生敷衍了事，模擬法庭“雙師型”教師缺乏是模擬法庭訓練中的主要問題。其次，對實踐教學重視不夠。一是實踐教學在法學課程體系設置中所占比例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尚未得到充分重視，致使理論與實踐脫節，培養的法學人才得不到社會的認可。二是實踐教學時間偏短。就畢業實習而言，其實習時間長短不一，短的大概一個月左右，長的也不會超過兩個月，加之學生一邊寫論文一邊找工作，實際用于實習的時間是有限的。以如此短的實踐應對任務繁重的畢業實習，其效果可想而知。再次，實踐教學評價體系不合理。法學實踐教學評價體系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教師評價體系；二是學生評價體系。就教師評價體系而言，由于職稱評定的壓力，使得許多教師不能將主要精力投入實踐教學；而在學生評級體系中，學生校內實習多以卷面分數為準，校外實習由于具有加大靈活性，加之缺乏有效的質量監管，因而很難對實踐教學作出科學評定。[4]   三、完善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建議   （一）不斷豐富實踐教學的形式   當前法學實踐教學的形式主要限于案例教學、假期社會調查與畢業實習等幾種形式。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規定，實踐教學包括見習、法律咨詢、社會調查、專題辯論、模擬審判、疑案辯論、實習等等。筆者以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外診所式教學方法可以在有條件的高校廣泛運用。實踐教學是一種教學手段和方法，因此只要有利于學生實踐能力提高的方式方法均可嘗試，只有在不斷探索中才有可能創新，如果墨守成規則只能停滯不前。因此，筆者認為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應堅持“法商結合”為特色，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目標，針對各個階段的學生量身定做適宜于他們的實踐教學形式，不斷豐富實踐教學方式，最大限度地發揮每一種實踐教學手段的功效。[5]   （二）以“法商結合”為特色，“應用型人才”培養為目標，重構科學、合理的實踐教學體系，加大實踐教學改革力度一方面，將“法商結合”作為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特色，在課程體系設計以“經濟學通論”和“管理學通論”作為法學專業的公共基礎課，同時鼓勵法學專業學生選修學院的經濟與管理類課程，鼓勵法學專業學生輔修經濟與管理類專業，明確法學人才必須具備“經濟與管理相關專業知識”。[6]   另一方面，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目標，加大實踐教學環節的改革。第一，對一些實踐性與應用性較強的課程，如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設置課程內的實踐教學環節，并設定具體的學分。第二，完善模擬法庭實踐教學。聘請法官、律師作為法學實踐教學的客座教師，從現實的角度對模擬法庭進行點評。第三，實行“走出去請進來”的實踐教學方式。“走出去”，即聘請知名法學家、知名律師、法官、檢察官為學校名譽教授定期來校講學，介紹辦案經驗和技巧。   最后，以“實用性”為原則，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人才培養方案修訂中加強了在社會中應用廣泛而又頻繁的學科課程的開設。一方面合理調整相關課程的學分設置，例如把債權法單列出來開設，學分2個學分改成3個學分，突出體現合同和侵權在實踐生活中的應用性。另一方面新開設與社會生活密切聯系的一些課程，如房地產法、票據法、保險法等。同時，加強學生深造與就業能力的提升。比如可在素質拓展與創新創業教育項目之外，增加了司考培訓、研究生考試指導和公務員考試指導等內容。[7]   （三）加強實踐教學質量監管，完善實踐教學評價體系   法學實踐教學成功的關鍵在于有效的質量監管和科學、合理的實踐教學評價體系。因此，法學實踐教學體系的完善一方面要完善教師考核與評價體系。首先應選派具有良好的學術訓練和實踐經驗的教師作為實踐教學的指導老師,其次要將教師實踐教學效果作為培訓、職稱評定等方面的條件之一。   另一方面，就學生評價體系而言，學院要完善實習的管理、監督和檢查，加強與實習單位的配合，使實習目標落到實處。首先，制定實習考核大綱和實習計劃，建立學生與指導教師的定期聯絡制度。   指導老師應根據學生的實習情況、實習報告給學生作出實習評定。   實習單位評語由實習單位的指導老師和實習單位實習領導小組共同評定，并經實習單位蓋章加以確認。[8]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讓學生在“學習中實踐，實踐中學習”，做到學以致用，理論聯系實踐，培養學生更強的社會適應能力，將紙質的法律轉化為社會中的法律。

一、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必要性及其目標定位   （一）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必要性   1.法學實踐教學是法學教學改革的需要   目前我國大部分高校均設有法學專業。就法學專業的教學方式而言仍然是以“填鴨式“的課堂理論講授為主，教師大都注重對相關法學理論的介紹。法學實踐性教學模式不僅可以強化學生專業知識和理論體系，又有利于培養法學專業思維和應用能力，因而是高素質法學人才培養的最有效方式。因此，法學實踐教學可使學生學以致用，為此當前亟需加強法學實踐教學改革。   盡管在法學專業課程體系設計中也包含了一定比例的實踐教學，但其所占比例仍然十分有限，因而使得法學實踐教學無法突破學分限制加大實踐教學力度。以湖南商學院法學專業實踐教學課程設計為例，法學院對實踐教學極為重視，先后為學生聯系了許多家實習基地，并成功申報了省級優秀實踐教學基地，為學生實踐教學提供了較好的平臺。同時，法學院對于實踐教學培養方案也是幾經修改，然而，就實踐教學在法學教學課程體系中所占比例而言仍然是微不足道。   法學專業總學分為163學分，而實踐教學為23學分，僅占總學分的14%。因此，以這種方式根本無法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不用說”法商結合“能力的培養。   2.法學實踐教學是“法商結合”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   加入WTO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標準和要求。國內和國際層面亟需大量具備法律專業知識又懂經濟管理的復合型人才。因而法學實踐教學便為培養法商結合的復合型人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途徑。通過法學實踐教學，可以讓學生不僅可以強化學生對法律概念、法律制度的理解，培養其法律思維，更重要的是能夠使其準確地適用法律規則，正確分析案件事實，解決社法律糾紛，更好服務社會。   3.法學專業的實踐性決定了法學教學不能脫離法律實踐   法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   法學作為社會學科的一個分支，與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緊密聯系。法律是規范各種社會關系的，只有從實際出發符合社會生活實際，才能作出比較正確的規范。法學家不是在創造法律，而是根據現實社會關系表述法律。只在法律讀本中研習法律，不可能完全掌握法律，也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真諦，只有在社會實踐中學習法律，才可能理解法律的本質與精髓。[1]   （二）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特色與目標   法學實踐教學不僅具有教學性、還具有實踐性，如何打造具有特色的法學實踐教學，培養符合時展需要的法學人才關系到法學教育的發展。   我國法學教育屬于通才教育，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也應反映通才教育的特點。專門法科大學和綜合性法學院的人才培養目標旨在培養以研究型人才為主，筆者認為商科類高校法學院人才培養的目標應定位于培養“法商結合”的“應用型法律人才”作為其特色與目標。[2]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應以“商法”為中心，“法”與“商”密切相關”，法”為“商”服務，形成“法商結合”特色。   即法學實踐教學應以面向市場、面向企業、服務社會為宗旨，緊緊圍繞現代市場經濟科學地構筑學科體系，不斷凝煉商科院校法學學科特色，形成以商法為核心，以民法、經濟法為主體，以商事仲裁、經濟刑法、國際貿易法等為支撐，旨在培養有扎實的法學理論功底、有豐富的法學專業知識的法學通識人才。   二、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現狀及其不足   （一）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現狀   長期以來，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雖然在整個法學教學中占有一定比例，但其教學形式單一，主要集中為以下幾種：（1）案例教學。即在課堂教學中大量的使用典型案例，使學生能夠在案例中應用所學的理論知識以及相關法條。該方式在法學教學中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因而簡單、易行，利于實現師生之間的互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提高教學效果。（2）審判觀摩。審判觀摩是讓學生到法院觀摩真實案件審判過程的實踐活動。通過審判觀摩，一方面可使學生感受到法律的威嚴，從感性上了解庭審各個階段實體法和程序法具體操作流程，為法學專業學生之后的畢業實習奠定基礎。（3）模擬法庭實踐。即由老師選取真實的或者有代表性的案例，讓學生事前做好準備分析工作，然后由學生分別飾演法官、檢察官、律師、當事人等身份，并依據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模擬整個案件庭審過程的一種實踐性教學方法。（4）畢業實習。專業實習是學生在學校的組織及學校專業老師和實習單位指導老師的指導下，從事一定的司法實際工作，以培養學生專業理論知識的綜合運用，積累相關司法實踐經驗的實踐性教學活動。   傳統的法學實踐教學形式，在鞏固和促進學生的法學理論知識，培養學生實踐能力方面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由于其教學形式過于傳統，無法滿足快速發展的商業經濟和社會的實踐需要，存在著教學與實踐的嚴重脫節，以這種教學形式培養的人才要么只懂得法律知識，而不懂得經濟學、管理學等知識，要么法律運用能力不強，因而存在著諸多弊端。   （二）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不足   當前，我國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存在著以下幾點不足：首先，教學方式單一，教學流于形式。在已有的教學方式中能夠稱得上具有實踐教學的可能只是畢業實習。以案例教學為例，其作用僅僅表現為對理論教學的解釋和補充說明，對案例教學的組織者而言，尚未達到法學實踐教學應有的效果。一般在案例教學中，教師一般是先講授相關理論知識，然后通過案例教學讓學生對相關概念及法律規則有更為感性的認識。盡管這種教學方法通俗易懂，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但卻不是法律關系的真實再現，并且事前經過教師精心篩選，因此與現實社會有一定差距，并不利于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3]#p#分頁標題#e#   以畢業實習為例，其一般被安排在大四最后一學期，學生一面忙于寫論文，一面急于找工作，無心投入；而教師既有科研壓力，又有教學任務，因此也不能專注實踐教學。   因此，畢業實習完全是走過場而已。又以模擬法庭為例，模擬法庭利用率不高，模擬法庭重表演輕實訓，學生敷衍了事，模擬法庭“雙師型”教師缺乏是模擬法庭訓練中的主要問題。其次，對實踐教學重視不夠。一是實踐教學在法學課程體系設置中所占比例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尚未得到充分重視，致使理論與實踐脫節，培養的法學人才得不到社會的認可。二是實踐教學時間偏短。就畢業實習而言，其實習時間長短不一，短的大概一個月左右，長的也不會超過兩個月，加之學生一邊寫論文一邊找工作，實際用于實習的時間是有限的。以如此短的實踐應對任務繁重的畢業實習，其效果可想而知。再次，實踐教學評價體系不合理。法學實踐教學評價體系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教師評價體系；二是學生評價體系。就教師評價體系而言，由于職稱評定的壓力，使得許多教師不能將主要精力投入實踐教學；而在學生評級體系中，學生校內實習多以卷面分數為準，校外實習由于具有加大靈活性，加之缺乏有效的質量監管，因而很難對實踐教學作出科學評定。[4]   三、完善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建議   （一）不斷豐富實踐教學的形式   當前法學實踐教學的形式主要限于案例教學、假期社會調查與畢業實習等幾種形式。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規定，實踐教學包括見習、法律咨詢、社會調查、專題辯論、模擬審判、疑案辯論、實習等等。筆者以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外診所式教學方法可以在有條件的高校廣泛運用。實踐教學是一種教學手段和方法，因此只要有利于學生實踐能力提高的方式方法均可嘗試，只有在不斷探索中才有可能創新，如果墨守成規則只能停滯不前。因此，筆者認為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應堅持“法商結合”為特色，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目標，針對各個階段的學生量身定做適宜于他們的實踐教學形式，不斷豐富實踐教學方式，最大限度地發揮每一種實踐教學手段的功效。[5]   （二）以“法商結合”為特色，“應用型人才”培養為目標，重構科學、合理的實踐教學體系，加大實踐教學改革力度   一方面，將“法商結合”作為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的特色，在課程體系設計以“經濟學通論”和“管理學通論”作為法學專業的公共基礎課，同時鼓勵法學專業學生選修學院的經濟與管理類課程，鼓勵法學專業學生輔修經濟與管理類專業，明確法學人才必須具備“經濟與管理相關專業知識”。[6]   另一方面，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目標，加大實踐教學環節的改革。第一，對一些實踐性與應用性較強的課程，如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設置課程內的實踐教學環節，并設定具體的學分。第二，完善模擬法庭實踐教學。聘請法官、律師作為法學實踐教學的客座教師，從現實的角度對模擬法庭進行點評。第三，實行“走出去請進來”的實踐教學方式。“走出去”，即聘請知名法學家、知名律師、法官、檢察官為學校名譽教授定期來校講學，介紹辦案經驗和技巧。最后，以“實用性”為原則，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人才培養方案修訂中加強了在社會中應用廣泛而又頻繁的學科課程的開設。一方面合理調整相關課程的學分設置，例如把債權法單列出來開設，學分2個學分改成3個學分，突出體現合同和侵權在實踐生活中的應用性。另一方面新開設與社會生活密切聯系的一些課程，如房地產法、票據法、保險法等。同時，加強學生深造與就業能力的提升。比如可在素質拓展與創新創業教育項目之外，增加了司考培訓、研究生考試指導和公務員考試指導等內容。[7]   （三）加強實踐教學質量監管，完善實踐教學評價體系   法學實踐教學成功的關鍵在于有效的質量監管和科學、合理的實踐教學評價體系。因此，法學實踐教學體系的完善一方面要完善教師考核與評價體系。首先應選派具有良好的學術訓練和實踐經驗的教師作為實踐教學的指導老師,其次要將教師實踐教學效果作為培訓、職稱評定等方面的條件之一。   另一方面，就學生評價體系而言，學院要完善實習的管理、監督和檢查，加強與實習單位的配合，使實習目標落到實處。首先，制定實習考核大綱和實習計劃，建立學生與指導教師的定期聯絡制度。   指導老師應根據學生的實習情況、實習報告給學生作出實習評定。實習單位評語由實習單位的指導老師和實習單位實習領導小組共同評定，并經實習單位蓋章加以確認。[8]   商科院校法學實踐教學讓學生在“學習中實踐，實踐中學習”，做到學以致用，理論聯系實踐，培養學生更強的社會適應能力，將紙質的法律轉化為社會中的法律。

一、法學教育全球化概念簡析   從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90年代以來,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支撐,以經濟的全球一體化運動為先導,人類開始進入“全球化”的新時代，“全球化”作為一種理論形態學術話語也同時被廣泛認可和使用。倫敦經濟學院前院長吉登斯教授認為，全球化主要與時空的伸延過程有關。全球化可以被理解為世界范圍內社會關系的增強，這些關系以這樣一種方式把相距遙遠的地方連接了起來：本地發生的事情實際上是由發生在許多英里以外的事情建構而成的，反之亦然。   故全球化首先指全球交往體系的形成。在該交往體系中，時空的邊界進一步拓寬，個體和集體的生活領域也大大開放，個體的一舉一動與全球發展處于緊密聯系之中。全球化的維度一般包括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環境全球化、軍事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六個方面。法學教育全球化這一概念近幾年才被提出，學界對它的關注、討論都還不多。筆者認為法學教育全球化既不能簡單歸入法律全球化的范圍之內，也不能簡單劃到文化全球化中的教育全球化的麾下。法學教育全球化應屬于一個邊緣問題，筆者試圖從語義分析的角度對這一概念進行詳細闡釋。   （一）法律全球化   法律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和公共事務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是當今世界法律發展的主要趨勢。法律全球化是近代以來法律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在歷史上法律的跨國發展(國際化)是法律發展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方面和基本標志，源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沖突、交流與合作。法律全球化的基本標志概括為三項:世界法律的多元化、世界法律的一體化和全球治理的法治化。   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是一個進程、一個過程、一種趨勢，但同時也已經成為當今法律的發展趨勢。而法學教育既是法律發展的重要方面，又是法律發展的基礎。在某種意義上說，法律的發展取決于法學教育發展的程度。適應經濟和法律的全球化趨勢，法學教育的全球化自然也被提上議程，成為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教育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是教育中出現的一種新現象，人們對它的研究尚顯薄弱，目前很難形成一個公認的定義。   對教育全球化最廣義的理解為：一種社會存在，是人類社會的教育不斷跨越時空障礙和制度、文化等社會障礙，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充分溝通（物質與信息的）和達成更多共識的共同行動，同時不斷獲得和深化現代性的過程。   教育全球化的本質，是一個在全球范圍內以不同形式不斷擴大教育資源的共享，并且不斷增加不同教育體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個聯系更加緊密的全球教育體系的過程。法學教育作為教育體系下的一員，自然也被并入教育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具有教育全球化的一般特性。但是，它同時又是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員，因而必須兼顧這種雙重身份，成為一個具有自身獨特涵義的邊緣概念。   （三）法學教育全球化   綜上所述，筆者將法學教育全球化定義為：是指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日益發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國之間的法學教育影響、合作、互動愈益加強，使得具有共性的法學教育樣式逐漸普及推廣，成為全球通行標準的狀態或趨勢。當然，必須承認法學教育全球化并不是各國所有法學教育內容的全球化，那些不具有涉外性、國際性的教學內容（如：涉及各國自身法律文化傳統的內容）不可能、也根本沒有必要“化”為“全球性”法學教育。同時，法學教育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國內法學教育的消失，而只是意味著各國之間的法學教育呈現多樣化、多元化，各國的文化互動不斷加強，一種無邊界教育理念產生，而這種無邊界教育必須、也只能是建立在各國教育“和而不同”的基礎之上的。   二、法學教育全球化主要媒介   法學教育全球化作為文化全球化下的一個分支，其過程和結果都體現了一種法律文化的互動。實現這種法學教育文化互動的媒介，歷史上主要包括：人口遷移、跨國傳教、留學、跨國貿易、聘請外國專家、法律翻譯等等。到了全球化時代，筆者認為文化互動的媒介主要有學術人才的流動、跨國公司的推動和英語工具的使用。   （一）學術人才的流動   全球化時代留學已經不再是本國學生接受外國教育的唯一途徑了，很多的世界級大學都開始建立自己的海外分校，直接在當地接受學生入學授課；隨著網絡的普及，遠程教育等新教育形式的出現開創了跨國教育的新篇章。因此，我想用“學術人才的交流”這一概念代替原有的“留學”概念，它更能準確表述跨國教育的情況。學術人才的流動包括留學和學術教育機構的跨國化兩個方面。   1、留學   從有留學生開始，留學就是文化傳播和流動的重要路徑，留學生是構成全世界教育均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教育全球化最為直觀的現象，是跨文化的知識攜帶者。留學也就成為了促成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主要媒介。在近現代，西方的法律文化之所以能夠蜂擁而入中國，中國派往歐、美、日諸國學習的法學留學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據統計，從晚清至民國時期，留學國外的法學留學生有4500多人。   進入全球化時代后，留學生人數更是迅猛增長。1978-2003年底，25年間中國內地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70.02萬人，留學回國17.28萬人；2003年度，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11.73萬人，年度留學回國人員總數2.01萬人。   法學   留學生之所以會在法學教育全球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學留學生歸國后大多在政治、法律和法學教育、研究領域擔任重要職務，深刻影響乃至主宰本國法律和法學的發展。目前，在中國的法學教育界，幾乎所有出名的法學專家、教授都有在國外留學或者至少是訪問學習的經歷。大量的學者和科學家為了從事研究或教學暫時旅居國外，對學術工作而言，這意味著大量的學術移民。全球化鼓勵這種流動，而且會確保這種流動持續增長。隨著學術系統的日益接近，學位逐漸在國際范圍內廣為接受，移民規則越來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的流動，同時大本身也越來越向全球杰出人才開放，可以預計全球人才教育市場將繼續不斷壯大。留學這種法學教育全球化的途徑存在如下問題。#p#分頁標題#e#   首先，留學現在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往發達國家輸送留學生，而大多數留學生都是自己付費上學，這樣就為東道國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同時也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一種榨取。據估計，某些發展中國家用于海外留學的費用比該國所獲得的國外援助還要高。   其次，留學生不僅獲得法學專業領域的訓練，還吸收了留學國的法學學術系統的規范和價值觀。當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后，往往熱衷于用他們在國外習得的方式來改造本國法學教育，而這樣的行為往往被證明可能是不現實也不可行的（如中國引進美國J.D.教育而設立的法碩教育的失敗）。因為雖然留學生起到了國際學術文化載體的作用，但這種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的法律規則和價值觀，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最后，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與理工科教育不同，前者帶有很強的“本土”色彩，尤其是法學作為一門實用性學科，除了立志投身學術研究的學生或者是選修國際類法律課程（如國際經濟法）的學生可以在海外學習中獲得實用性提升外，其他想要從事實務的學生前往海外深造的作用其實真的不大。因為實務中適用的通常是本國的法律，沒有任何海外學校能比本土學校更了解它們。   2、學術教育機構跨國化長期以來，大學一直深受跨國界的文化環境影響。當今世界各國的大學，除了開羅的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University）以外，均起源于共同的淵源——中世紀歐洲大學，特別是有教授治校傳統的巴黎大學。   由于殖民統治的緣故，非西方世界很多地區也輸入了歐洲的大學模式。即便是那些沒有經歷過西方列強殖民統治的國家——如日本、泰國、埃塞俄比亞和其他一些國家，也接受了西方學術模式。這種情況也存在于中國，盡管中國業已建立堅實的本土學術傳統，但中國大學仍表現出了國際性和中世紀歐洲大學傳統的特征，譬如院校的基本結構和教學方向。美國大學結構在全球影響深遠，表征著世界各地大學特征的基本結構，但其自身也是熔鑄了各種國際影響的混合物。最初的來自英國的殖民地學院模式，與19世紀德國的研究型大學理念及美國式的服務社會觀念相結合，形成了現代美國大學模式。通過一些創造性的方式，外國模式與美國國情緊密結合起來。隨著歐盟邁向在“共同歐洲空間”（commonEuropespace）內尋求各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協調，外來影響再次凸顯出來邱收：法學教育全球之媒介研究——學位結構、課程學分制和其他改進中的成分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不斷演化的學院校模式。這些都說明了，大學教育本身就是一種全球化教育的縮影。   全球法學教育市場是以一系列跨國法學教育創舉的形式出現的，從不同國家法學院之間的聯合辦學到一國法學院在國外設立分校不等。各種跨境法學教育投資項目包括應用互聯網和其他遠程教育方式傳輸課程。許多營利型公司和機構已經積極投資于跨國教育，不少傳統大學的法學院也在從事這種活動。   當前，一些高等教育項目的輸出是全球趨勢的標識。少數高聲譽大學在全球一些地方設立了分校，一般都是開辦包括法學在內的熱門專業。在新加坡，有一種很有意思但又不常見的跨國高等教育形式，即邀請一些世界著名大學或其院系，到新加坡開辦項目。那些被新加坡政府精心挑選出來的大學在受到激勵后，前往新加坡辦學。類似地，吉爾吉斯斯坦、卡塔爾、保加利亞和其他國家也建立了一些由美國支持的大學。這些學校基本上源自本地的倡議，與美國的大學保持著密切聯系，一般都得到了美國專家的指導，并且獲得了美國方面的認證。它們使用的教學語言是英語，課程也來自美國。而一些地區由于曾為殖民地的歷史原因，一直以來都會受到原宗主國法學教育機構的影響，如英國的倫敦大學就在香港開設海外法律學位課程，定期安排英國教授來香港授課。   這些聯合辦學的跨國教育機構，使得許多學生可以不必選擇出國的留學教育就能獲得外國法學院的學位教育。但有時候，外國學位課程僅僅是由本地院校“授權”開辦。外國大學出讓其名稱和課程，對當地院校機構或商業公司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指導與質量監督。新設機構獲得了對本地學生授予外國院校學位的權限。這些授權協議導致了大量的贗品和批評。   英國媒體的一些批評文章尖銳地指出，英國高等院校特別是那些名聲一般的院校，紛紛加入海外教育市場，嚴重地損害了英國高等教育的“好名聲”。與此同時，“買方”也就是付費的海外學生認為自己已經獲得了標準的英國學位，殊不知這些學位實際上不可與英國國內院校的教育水準同日而語。   （二）跨國公司   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跨國貿易活動，從它產生之日起，在直接推動國家間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同時，無形中也充當了國家間文化溝通與互動的媒介，當然地成為了推動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使者。跨國貿易不僅表現為資本、貨物、技術、人員等經濟要素的流動，也表現為思想觀念、管理制度、交易習慣等文化要素的流動，最終集中體現為全球教育制度的同化，尤其在經濟學、法學等學科上表現最為突出。從法律方面來觀察，國際貿易往往是民事規則、商業制度、交易習慣跨國傳播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從世界范圍內來看，越來越密切的國際經濟交流與合作，為世界經濟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提供了可能和必要。甚至可以說經濟全球化不過是自古以來的跨國貿易在空間范圍、交易廣度、交易規模上的擴展，不過是追逐利潤的跨國商人利用現代科技所創造的經濟“奇跡”。   而跨國公司在創造“奇跡”的過程中，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因此，跨國公司被認為是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器，使經濟全球化形象的代言人。   從1994年到2000年，全球跨國公司由大約4萬家、分公司約25萬家發展到總數6.3萬家，共有國外分公司70萬家。而知識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又導致全球企業兼并的步伐加快。到2000年上半年，全球企業并購總金額猛增至3.38萬億美元，超過了1990～1995年并購總額之和。通過企業兼并，跨國公司的規模也進一步擴大，至2000年末總收入居世界前11位的跨國公司的年收入均超過1000億美元。#p#分頁標題#e#   根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2001》的分析，全球跨國公司的銷售收入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近50%，控制著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額的85%以上，還控制著國際工藝研究開發和技術轉讓的80%左右和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90%以上。   目前而言，跨國公司的產值已占世界總產值的三分之一，這又促使它們推動經濟知識化、全球化的能量大大增強。跨國公司為何能對法學教育全球化產生深遠影響，充當其最主要媒介?筆者認為原因如下。首先，必須弄清楚跨國公司有何能耐橫跨國界闖全球？1、它擁有頂尖科技人才優勢；2、有高超的科技水平；3、有嚴密的協作團隊作戰精神；4、有強大的巨資投入進行科研和開發；5、有及時培訓學習的科研機構組織；6、有嚴格的管理及創新能力。跨國公司上至總裁老板，下至職員，每人每年必須培訓學習1～3個月，一種方式是利用國際互聯網絡遠程性地接受本公司的技術技能培訓；另一種方式是帶有保密性、高級性的高新技術的培訓，職工必須回本公司進行封閉式培訓學習。終身教育、繼續教育、創新教育在跨國公司里體現得淋漓盡致。為此，跨國公司始終保持著技術的先進性、知識的新穎性、經營的靈活性、競爭的強大性和超前性。所以，跨國公司這一經濟全球化的載體越發展越強大，越能顯示出不可戰勝的雄姿。   其次，跨國公司從兩個方面推動了世界經濟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一方面，不同國家的經濟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沖突是國際貿易的制約和阻礙因素，益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因而國際貿易的發展必然要求協調和統一世界經濟法律制度；另一方面，長期的國際貿易又使得各國的經濟法律制度不斷地互相碰撞、互相作用、相互影響，這為世界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奠定了基礎。最典型就是WTO的規則，它的很多規定就是跨國商人間的交易習慣，而這種商業習慣最原初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就是各跨國公司。有了這些國際間通行的規則體系，這就為法學教育全球化的推行提供了同一的規則學習內容，使得法律的學習內容不再局限于各自國內的法律體系，為國際法、國際經濟法、國際私法等課程的開設提供了依據，也為各國法學教育界共同協作研究提供了對象。   最后，市場經濟環境下，跨國公司對人才的需求標準對法學教育的發展自然具有重大影響。跨國公司基于自身貿易發展需要，對其員工水平要求甚嚴。隨著其影響力的加強，它成為吸納法學畢業生就業的一個重要市場。為了推銷出自己培養的人才，法學教育界不得不迎合這個市場的需要來推行這種跨國公司需求的全球化法律人才的培養。以中國為例，隨著我國加入WTO和融入法律全球化潮流，中國的法律服務市場與國際法律服務市場連在一起，成為國際法律服務市場的一部分，法律服務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聰明過人的外國律師行已經瞄準這個市場，并將以充分的準備前來瓜分這個市場，中國律師行業面臨嚴峻挑戰。   面對跨國商貿，我國律師除了法律觀念、法律知識、法律思維、法律方法、法律技能(包括運用計算機處理法律事務的技能在內)整體上極不適應外，還有三個極不適應：其一是有關涉外貿易、金融、保險、證券、電子商務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不適應，而這恰恰是入世之后法律服務的主要領域；其二是運用計算機處理法律事務的技能不適應，未來的法律服務將越來越網絡化，當事人與律師之間更多地是通過網絡聯系，律師將主要通過網絡提供法律信息和咨詢服務；其三是外語(主要是英語)交流能力不適應。   從跨國公司看當今世界法學教育革命的新潮流，終身教育、通才教育已成為新世紀教育最具影響的新潮流，一個重視素質教育、創新教育的大氣候已在全球形成。知識經濟的發展迫切要求全新的人才出現，而法學教育作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必須站在時代的前沿陣地，發揮出新的教育潛力。   （三）英語   英語是21世紀的拉丁語，現在已經成為主導研究和學術的語言。在當前，要進行全球范圍的知識交流，英語至關重要。從即便是那些不使用英語作為高等教育用語國家的教學，到跨國學位課程及其他課程計劃，都是這樣。英語獲得這種統治地位并不讓人驚奇，如果說全球法學教育意味著必須把握英語的話，那么英語就是全球化過程中一個值得分析的因素。   作為世界上最廣泛學習的外語，英語還是非英語國家最廣泛使用的第二語言。英語不僅是當前差不多所有國際通行科學期刊的共同用語，還主導著其他學術領域。大多數國家都很看重其教授在國際科學期刊上，而這些論文基本上以英語為媒介，這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語言的優勢地位。科學和學術互聯網站點也基本采用英語。實際上，英語成為科學和學術交流的語言。赴英語國家大學留學的國際學生群體規模最大。隨著英語重要性的日益加強，其內部的力量均衡被打破，英語更多地被非英語母語的人們使用，英語不僅僅作為英語母語的國家之間以及非英語母語和英語母語國家之間溝通的工具，還成為非英語母語國家和非英語母語國家的人們之間進行溝通的橋梁，以及一些非英語母語國家內部的人們溝通的第二種語言工具，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等。   當把英語作為第二種語言的人口超過把英語作為第一種語言的人口數量時，標準英語的概念逐漸被淡化，出現了英語的“多樣化”。英語處于學術交流的頂端、給美國、英國和其他富裕的英語國家帶來了明顯的優勢。而美國則因為其具備世界上最大的學術系統和最重要的英語使用者，擁有雙重優勢。舉例來說，很多科學期刊都是在美國編輯的，這一點也不令人奇怪。這就給美國作者以便利，這不僅表現為他們可以用母語寫作，而且其同行評價體制也是以美國學者所熟悉的語言和方法論來進行的。別人要與他們交流的話，就不得不采用外語，并且要盡量適應這種陌生的學術規范。如前所述，許多地方的學者面臨在國際期刊的壓力，人們認為在“最佳”科學期刊是學術工作成績的必要證據。這樣就使得國際和區域會議逐漸以英語為專用語言，反過來又強化了掌握這門語言的優勢。   總之，英語作為推行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國際學術市場上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為各國學者間的學術交流提供語言媒介、學術資源共享提供平臺等等；同時，使用英語，讓那些使用英語的國家取代母語教學的國家逐漸向主要英語國家的學術體系方向發展，這反過來又提高了后者的影響。#p#分頁標題#e#   中國法學教育界目前就普遍認為，國際一流法律人才應必備的條件中，下面三條應是至關重要的：1、接受過嚴格的、系統的學校教育具有扎實的基礎知識，并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2、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能密切跟蹤國內外科技前沿課題的進展，并在重大課題上有所創新和突破；3、精通英語，能夠快速閱讀大量英文資料，快速撰寫英文論文，在國際會議上用標準語調宣讀英語論文和講演，在國際會議上聽懂各國代表即席發言和自己作即席發言，用英文著書立說。   在法律實務界，英語作為全球語言，在經濟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時代愈加重要。律師如果不能熟練地運用英語處理法律文書，用英語直接與自己的客戶交流，而仍然借助于“翻譯”，那就不僅搶占不到跨國商貿帶來的法律服務市場，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擠出原有的法律服務市場，那些高級的、報酬可觀的法律服務將被外國律師行壟斷。我國的法律英語教學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已歷經20多年的發展，其學科體系已初具規模。法律英語,在英語國家中被稱為LegalLanguage或LanguageoftheLaw,即法律語言,在英語中指表述法律科學概念以及訴訟或非訴訟法律事務時所用的語種或某一語種的部分用語。   從此概念可以看出,法律英語所使用的語言不僅是英語本身,還包括其他語種,如法語、拉丁文等。現在全國已有近40所政法院系在本科生、研究生不同層次開設法律英語課程。最早開設法律英語課程的學校是中國政法大學和中山大學,中山大學還倡導教師用英語講授法律課程；中南政法學院于1994年成立了“中美律師培訓中心”；西南政法大學率先在其學報《現代法學》中開設了全國惟一的“法律英語”專欄,刊載有關法律英語的教學與研究文章。近年來,外語類核心期刊《中國翻譯》、《外語界》和《外語教學與研究》等也相繼刊載有關法律英語的學術文章。   法律英語這一邊緣學科的教學與研究雖已得到較快的發展，但亦存在不少問題，面臨不少困難。第一，法律英語還有待引起重視。長期以來，法律英語并沒有成為法律人和語言學家共同關注的對象。法學家一心研究法學而不關心語言學的問題；語言學家一心咬文嚼字而不知法律為何物。真正能操一兩門外語進行法律教學和研究的法學家廖若晨星；能把語言學理論運用于立法、法律解釋和法律研究的語言學家屈指可數。第二，我國法律英語的教學和研究還有待加強。   總體看來，我國關于法律英語的研究還是很薄弱的。諸如法律英語的學習方法、教學方式、課程設計等等缺乏系統的研究成果。在法律英語教材選用方面，各種版本的法律英語教材都是依個人的經驗和觀點來確定選文和編寫體例的標準，而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和詞匯選用標準。因此，完善法律英語課程設置，在實踐中還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