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特色分析

近三十年來，在多樣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自由開放的社會形勢之下，俄羅斯文學漢譯在譯介選題、譯介趨勢、譯介版本、譯介方式、譯介主體以及翻譯理念等諸多方面，都取得豐碩而系統的成就，表現出不同于以往的鮮明特點，為中俄文學交流做出重要的貢獻。

（一）譯介選題多樣化

隨著政治因素對文學譯介干預的逐漸減少與文化界和文學界的思想解放，俄羅斯文學翻譯在選題內容上愈加開放，愈加自由，愈加多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先鋒派、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各種文學流派、不同藝術手法、不同表現方式的文學作品先后被譯介到中國文壇，并在相當范圍內產生不小的影響。

1980年代，先前被視為“修正主義文學”的當代俄羅斯文學，重又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紐克、邦達列夫、貝科夫、巴克拉諾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加姆扎托夫、拉斯普京、別洛夫、羅日杰斯特文斯基、葉甫圖申科、艾特瑪托夫、阿爾布卓夫、羅佐夫、舒克申、萬比洛夫等作家，以及過去受冷落、邊緣化、被批判、被打擊的葉賽寧、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左琴科、巴別爾等作家作品，先后被譯介過來，甚至出現了多個不同版本。八九十年代，最受中國讀者歡迎、對中國作家創作有重要影響的作家是吉爾吉斯斯坦的艾特瑪托夫，他與海明威、馬爾克斯、卡夫卡被認為新時期對中國文學影響最大的四位外國作家之一。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開本《艾特瑪托夫小說集》（上、下冊）收錄作家早中期的主要作品，其后期代表作《一日長于百年》也于1990年代譯介成漢語。這一時期，文學譯介對象較多集中于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在近萬種俄羅斯文學譯作中，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約占六七成。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俄羅斯古典文學作品已大多譯介為漢語，當代俄羅斯文學則相對陌生令人好奇；其二，同時代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和作家的創作體驗，對封閉國門多時的國人具有相當吸引力；其三，蘇聯當代文學對歷史的深刻反思，對民族健康心態的追尋，對雜色生活底蘊的開掘，對改革趨勢的深刻揭示，對當代人性的多側面描摹，契合著彼時彼刻中國文學的精神內核和社會歷史的時代話語。

198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南北聯手，合作“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的出版工作，其中俄羅斯文學名著占據很大比例。為了彌補叢書下限過早（截至一戰）的不足，外國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袂，編輯出版“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其中包括不少蘇聯文學作品。自1987年起，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佳作選”小型本叢書，其中第一輯包括《黑桃皇后》、《舞會之后》和《圣誕樹與婚禮》。此外，上海譯文出版社還單獨編輯出版了《蘇聯文學叢書》、《外國文藝叢書》，其中既有蘇聯當代文學，又有俄國古典作品，諸如十七卷《托爾斯泰文集》、十二卷《契訶夫文集》、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四卷《萊蒙托夫文集》、五卷《岡察洛夫文集》、五卷《涅克拉索夫文集》、八卷《奧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值得關注的是，在出版二十卷《高爾基文集》之外，因政治原因而長期遮蔽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一書也被譯介到中國：1998年，朱希渝翻譯的該書中譯單行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2010年，余一中和董曉復譯的單行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這既讓人看到高爾基對文化建設的高瞻遠矚，也讓人觸摸到高爾基多樣而鮮活的形象。這種大規模譯介現象和出版行為，對于中國讀者補充因1960年代中后期中俄文學交流阻滯造成的封閉無疑大有裨益，充分表現出中國知識界強烈的求知欲和對俄羅斯文學的一貫重視。不過，不加選擇地譯介二三流作家作品，而置經典作家于不顧，會造成翻譯成本的低下和翻譯成果的浪費，不利于中國俄羅斯文學翻譯的整體發展。

（二）譯介趨勢叢書化

印度佛教經歷漫長流播之后，目前最重要的是三大派別：即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而這三大派別，在中國都有良好的發展。相對說來，漢傳佛教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些，研習者也最多。其中，那些文學性強的漢譯佛典，如《維摩詰經》、《法華經》、《華嚴經》等，最受世人歡迎，產生的影響也最大。若就學術史的角度進行總結，則可歸納為兩大范式：一曰本體研究，二曰影響研究。而且，二者還經常結合在一起。中外學人，于此概莫能外。遵循《中國宗教文學史》的編撰理念，筆者擬對本體研究加以回顧與展望。   就本體研究而言，學術界用得最多的概念是佛典翻譯文學和佛經文學。發其端者，在中土而言，當推梁啟超民國九年撰出的《翻譯文學與佛典》，是文對佛典翻譯文體形成規律及其影響的宏觀揭示，至今仍具有示范意義。魯迅于1923年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則比較系統地揭橥了漢譯佛典及其思想觀念對中古小說創作的孳乳之用。稍后，胡適出版于民國十七年的《白話文學史》，又綜合二者之優長，專設兩章來介紹“佛教的翻譯文學”，它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把漢譯佛典本身納入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范圍，并指明了其在白話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這種做法開創了中國文學史寫作的一種新模式，即大家都毫無例外地要講述一下佛經翻譯或佛教文學方面的內容，時至今日，依然如故。   高觀如于民國二十七年出版的《中國佛教文學與美術》前半部分所談雖名曰佛教文學，重點卻在討論歷代佛經翻譯文學及其影響，眼光也相當敏銳。周一良發表在1947－1948年《申報•文史副刊》第3－5期的《論佛典翻譯文學》，則從純文學、通俗文學和語言史的角度分析了佛典翻譯文學的特色所在。   民國時期，學術界重視漢譯佛典文學還有一種表現，那就是有一些著名學者在高等學校開設了相關課程，如陳寅恪曾在清華國學院、中文系及北京大學開過佛經翻譯文學與佛經文學課，后來季羨林、周一良之所以走上佛教文學研究之路，陳氏的影響至關重要。此外，當時的教內人士，也呼吁要重視相關問題的研究，如巨贊法師于民國三十五年就發表過《佛教與中國文學》的演講，經整理后刊登在《佛教公論》復刊第6期。   民國學者重視佛典翻譯文學的做法，在建國初期仍有所繼承和發揚。如顧隨在1954年編撰出《佛典文學翻譯選———漢三國晉南北朝時期》，并指出佛典中文學的價值是二重的，即：“佛書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學的價值，此其一；譯出之后，則又成為翻譯文學，此其二。”且要求研究者應超越“專從宗教的觀點”，而從“文學美底認識”來檢討佛典翻譯文學。凡此，仍有振聾發聵之用。常任俠則在1957年編了《佛經文學故事選》，他從漢譯佛典之本緣部中精挑細選了78則既有文學趣味又富于思想教育意義的故事，注釋簡明，極便讀者。李嘉言刊載于《開封師院學報》1964年第1期的《佛教對于六朝文學的影響》，很可能是“”到來之前大陸地區最后一篇公開發表的佛典文學之專題論文，雖說作者因受時代因素的制約，對胡適的研究結論大加討伐，但仍有一些思想的閃光點，比如點出了宮體詩與佛教的關聯。相反，港臺地區及海外華人學者則一直未中斷相關研究，且有不少力作問世，如柳存仁發表于香港《新亞學報》第3卷第2期上的《?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說之關系》，饒宗頤發表于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19冊上的《馬鳴〈佛所行贊〉與韓愈南山詩》，臺靜農發表于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第13卷第1期的《佛教故實與中國小說》。   進入新時期以來，相關的成果日漸增多，可以說佛經文學的研究已成為中國古典文學領域的顯學之一。這主要有三大表現：一是系統的資料整理，學術價值較高的有王邦維《佛經故事選》，陳允吉和胡中行主編《佛經文學粹編》、孫昌武《漢譯佛典翻譯文學選》等。二是扎實的研究論著（含論文集）之問世，如侯傳文《佛經的文學性解讀》、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及《續集》、王立《佛經文學與古代小說母題比較研究》、丁敏《漢譯佛典神通故事敘事研究》、梁麗玲《漢譯佛典動物故事之研究》等。三是研究隊伍的年輕化，不少碩、博士學位論文都選擇了佛經文學來做專題研究，重要的有蔣述卓《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梁麗玲《〈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及《〈賢愚經〉研究》、吳海勇《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夏廣興《佛教與隋唐五代小說》、龔賢《佛典與南朝文學》、孫鴻亮《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溫美惠《〈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文學特質研究》、周敏惠《〈金光明經〉文學特質之研究》、林韻婷《〈雜阿含經〉譬喻故事研究》、李昀瑾《〈撰集百緣經〉及其故事研究》、蘇世芬《漢譯佛典佛陀與佛弟子的誕生故事研究———以阿含部、律部為中心》、陳蓉美《〈法句譬喻經〉的敘事研究》等。這些研究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注意了漢譯佛典文學性的闡發，呼應了前述顧隨先生的主張；二是注意融合、借鑒西方敘事學理論及故事類型學等研究模式來做漢譯佛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性研究。   反思近百年來漢譯佛典文學之研究史，我們會發現三個比較有趣的現象：一是凡取得杰出成績者，大多具有扎實的國學根柢與國際性的研究視野，梁啟超、魯迅、胡適、陳寅恪、錢鐘書、季羨林、饒宗頤等，莫不如此。而且，相關課題的提出，常常受到外國學者的啟發。此例甚多，在此僅舉兩個人作為代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論及佛典及佛教觀念影響中古小說創作時，其結論與日人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大體相似，但魯迅給出了實證，如指出陽羨書生故事源出《舊雜譬喻經》、《觀佛三昧海經》等。而常任俠之所以編選《佛經文學故事選》，按其自序的交待，是因為受了法國漢學家沙畹教授研究漢文與佛經，曾著“佛經中五百故事”凡三大冊之壯舉的感召。二是就研究方法言，最重要的是比較。從某種意義上講，漢譯佛典文學之研究，其根本屬性就是比較文學，故而其兩大方法———平行比較和影響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當然，就比較的范圍而言，可以有華、梵相比，華、華自比，梵、華、日之比之類；就層次而言，則有文體、語言、語體、主題、受眾、文學形象、創作方式、傳播途徑等方面的異同。但個人認為，即使是比較，也是綜合性的，可以多層次、多角度地比，而非單一和片面之比。對此，陳寅恪《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童壽〈喻?論〉梵文殘本跋》、錢鐘書《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季羨林《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與印度傳說》等精彩論文所體現出的研究實績，最能說明問題。其間，平行比較與影響比較交互生輝，綜合性、多方位的視角已完全超越了純文學的范圍，因其廣泛涉及到中外（印）文化交流的多個層面。三是學人的關注中心在漢譯佛典中的敘事作品，因為人物、情節、故事類型之類的實際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也比較容易發現。陳引馳即深有體會地說：“佛教進入中國，在文學中的最為顯著的影響應體現在敘事文學。”#p#分頁標題#e#   對于今后漢譯佛典文學的研究重點，筆者認為有四個大的方面工作必須加強：   一是有必要拓寬漢譯佛典文學的研究對象，從狹義說回歸到廣義說。之所以這樣考慮，主要基于兩大因素：一是漢譯佛典中那些文學性不強的經典，其實也有對文學創作產生巨大影響者，如《心經》、《金剛經》、《中論》、《十二門論》等；二是從早期國際上通行的慣例而言，歐美學術界在研究印度學時，都把所有佛教教典作為印度文學的種類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立場上加以討論，著名者如溫特尼茲的《印度文學史》。這種做法提示我們研究漢譯佛典文學時，既要把全部漢譯佛典視為研究對象，又要注意漢文化對佛典翻譯的制約作用。果真如此，則我們關注的漢譯佛典范圍會寬廣得多。   二是有必要加強漢譯佛典文學的本體問題研究。對此，首先應注意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印語言文學傳統的異同。眾所周知，印度文學的傳承重口誦（在佛典漢譯中的主要表現是口譯）、內容多以神話傳說為主；而中土重書寫（文言）與歷史（史學尤其發達）。而這種差異對佛典漢譯的影響如何？當以比較語言學為基礎，在梵漢比較，甚至梵、巴、漢、藏等多種語言比較的基礎上，方可能認識得更深入。其次，漢譯佛典的主體是大乘經典，而自成體系的大乘佛教之十二部經（十二分教）是如何來的，它們的文體特征、文學表現與九分教的聯系、區別如何？都是有待檢討的領域。復次，本土固有的文學思想、審美趣味是如何促成漢譯佛典文體風格的形成和演變的？這也是重要的本體問題之一。   三是有必要進一步拓展影響研究的范圍，注意影響的途徑及效果。前文已言，過往的研究聚焦點多在敘事文學作品（如本生、因緣、譬喻等經典）的研究。其實，非敘事類佛典，也多有值得探討的文學問題，比如“論議經”這一特殊文體，它具有動態和靜態的雙重特性，它的辯論原則、組織結構及伎藝化的表現，對中國講唱文學實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就目前影響研究最需拓展者，竊以為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曰儀式性佛典的文學研究。因為在宗教的組織結構中，儀式與儀軌的形態最為穩定。漢傳佛教儀式性佛典的來源，無非兩大類：一是佛典翻譯，比如法顯、玄奘、義凈等高僧的西行求法，很大的原因是為了尋找解決中土戒律思想的印度原典，而律典的根本屬性在于儀式、儀軌。二是漢土佛教依據現實需要并結合漢譯律典而新撰者，如至今仍然盛行的梁皇懺、水陸道場、法華懺、金光明懺、藥師懺、八關齋文、授三歸五戒文等，悉屬此類。但無論哪一類，其施行、信奉都有特定的對象和場合，不同對象授受的經文及接受的途徑、方式不盡相同，至少有在家、出家之分，有比丘、比丘尼之別。二曰疑偽經的文學研究。疑偽經是相對于真經（翻譯經典）而言的，雖說其來源不一，且多不入藏，但它數量相當驚人，如唐人智升《開元釋教錄》記載至唐時有疑偽經392部、1055卷，而入藏的真經為1076部、5048卷，兩兩相較，可以看出當時疑偽經流行的盛況。而且，有的影響力并不比譯經低，如《盂蘭盆經》、《十王經》、《金剛三昧經》、《地藏菩薩本愿經》等，它們在中土民俗佛教信仰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在民間文學藝術的創作中也有充分的表現。但是，就目前的文學研究而言，學人們關注的重心也僅僅集中于這少數的幾部疑偽經上，而絕大多數尚處于無人問津的狀態。   四是有必要超越文學研究本身，最好能把文學研究、藝術研究融匯為一體。因為印度佛教及漢譯佛典的傳播，除了利用文學這一根本手段外，也運用美術、音樂、戲劇等藝術方式，所以，漢譯佛典產生的影響是綜合性的。對此，前輩學者已做出了成功的嘗試，如陳允吉的《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韓愈〈南山詩〉與密宗“曼荼羅畫”》二文貫通詩畫，令人耳目一新；饒宗頤《南戲神咒“?哩?”之謎》一文從音樂角度，揭示了戲曲神咒及其和聲與梵語四流音的關系，王昆吾《原始佛教的音樂及其在中國的影響》則系統地梳理出了印度佛教音樂對中土佛教音樂文學產生影響的途徑與方式；康保成的《中國古代戲劇形態與佛教》，則是近年研究佛教東傳與戲劇之關系不可多得的力作，達到了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其研究模式很值得借鑒。

蘭臺縱橫lantaizongheng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   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   精通12國語言。   在語言學、佛教學、印度學、文化學、歷史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詣，研究翻譯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的多部經典，2006年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一、季羨林的成就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10歲時開始正式學習英文，高中開始學習德文，并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   18歲時在省立濟南高中求學，其國學老師，翻譯家與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決定了季羨林一生的寫作活動。1930年進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是德文。向吳宓、葉公超學習東西詩比較、英文，同時選修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等，在此期間對梵文產生了深厚的興趣。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至哥廷根大學學習。在長期的學習研究中，季羨林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影響巨大，1936年決定選擇梵文，對中印文化關系進行徹底的研究。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期間主修印度學，學習梵文及巴利文。同時選修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加學南斯拉夫文。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時也是他唯一的聽課者。1941年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斯拉夫語言、印度學、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同年成為語言學家艾密爾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羅語。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并繼續研究佛教及梵語，在德國期間季羨林發表了多篇重要論文，獲得了高度評價，奠定了其在國際東方學和印度學界的地位。因戰爭歸國無路的季羨林在二戰結束后不久經瑞士輾轉取道東歸，經恩師陳寅恪推薦于1946年進入北京大學任教至1983年，創建東方語言文學并一直擔任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北大是我國最早成立東方語文系的大學，培養出了大量東方學的專業人才。1956年季羨林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期間歷經磨難受盡屈辱。結束后于1978年復出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2009年7月11日因病辭世[1]50。   二、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季羨林曾評價自己是雜家，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季羨林一生著述頗豐，著作書目有《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羅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潤集》、《季羨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羨林文集》中。其中翻譯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譯自德文的馬克思所著《論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譯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樂》等；譯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長篇史詩《羅摩衍那》、印度著名劇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詩劇《沙恭達羅》和五幕詩劇《優哩婆濕》、反映印度民間故事的《五卷書》等等，涵蓋了印度古代語言、佛經、梵語、吐火羅語、印度的歷史和文化等內容。《羅摩衍那》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被奉為印度敘事詩的典范，在印度文學史上占據著崇高的地位，對整個南亞地區和宗教都產生過深遠廣泛的影響。在中飽受折磨，被下放看門的季羨林在創作與研究都不能進行的困境中，繼續堅持翻譯方面的工作，并選中了這部氣勢恢宏的史詩巨篇《羅摩衍那》，由于歷史環境的限制，季羨林只能偷偷地進行翻譯，由于《羅摩衍那》是以詩體的形式寫就，季羨林堅持譯文也應是詩體，要將每首三十二音節的頌譯成四行漢詩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況還要考慮到八萬行詩的押韻，常常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詞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時間里，七篇的《羅摩衍那》譯了還不到三篇。結束后，季羨林的翻譯工作才光明正大地進行，終于在1983年2月將《羅摩衍那》翻譯完畢，這是除英譯本之外世界上僅有的外文全譯本。   十年風雨、十載心血，方鑄就了這部長達兩萬頌，譯文達九萬行，五千余頁的巨著。   《羅摩衍那》的翻譯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件大事，為中印的文化交流鑄起了一座豐碑，季羨林因此被印度指定為印度和亞洲文學會分會主席，被印度文學院授予名譽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將印度公民榮譽獎授予當時已97歲高齡的季羨林[2]101。   季羨林在梵文翻譯上的成就眾所周知，而在吐火羅文的譯述上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種本已經失傳的語言，僅憑著20世紀初在中國新疆發現的一些殘卷而重新面世。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曾經師從艾密爾西克對吐火羅文進行過學習與研究。1974年時，在新疆又出土了44頁88面殘卷，當時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個人懂這種語言，而整個中國只有季羨林懂這些文字，時年63歲的季羨林經過17年的研究，終于破譯了全部殘卷，并譯著出《彌勒會見記》，那時候他已經是80歲高齡的老人了。《彌勒會見記》的譯釋，對佛教傳入中國的經歷，佛教在中亞的傳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據。季羨林多年從事各種文字文學作品的研究與翻譯，出版的譯作將近四百萬字。中國翻譯協會2006年將首次頒發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給予了季羨林，是對他為中國翻譯事業所作貢獻的一種肯定。   三、季羨林的翻譯思想   季羨林一生所獲榮譽與頭銜非常多，但他自己樂于接受并承認的只有兩個，一是教授，一是翻譯家。很長一段時間內季羨林謝絕所有聘任，唯獨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國翻譯協會名譽會長，其目的竟是為了便于為翻譯工作提意見。季羨林認為，中國文化從未枯竭的原因是因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兩次思想注入，一次是來自印度，一次是來自西方。這兩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因此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季羨林與他在清華的恩師之一吳宓一樣，贊同嚴復在翻譯上提出的信、達、雅的標準。他認為信是忠于原著，達是忠于讀者，雅則是對于文學語言的忠誠。即譯者需要同時忠于作品、作者和語言。同時做到這三個字，就是上等，可以說是盡翻譯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達雅不足，則是中等，而不信不達不雅則為下等。他認為信是翻譯的基礎，如果不能做到忠實于原文，就不叫翻譯。#p#分頁標題#e#   直譯是壓倒一切的原則。   這點在他翻譯《羅摩衍那》這部印度原始的詩時表現得尤為明顯。   為了將原文的詩體譯成中國的詩體，他決定采用順口溜似的民歌體。   同時將原文分兩行寫的32個章節的頌譯成四行，每行的字數基本整齊，并且押大體上能夠上口的韻，季羨林可謂用心良苦。   譯至第六篇《戰斗篇》下半部時，季羨林更為嚴格地將每行定為七言絕句，間或也有五言，從而更接近于民歌體。除了譯文更加簡潔精練，保留了原文的節奏，盡可能地忠實于原文。季羨林在翻譯中不但忠實保留了原詩的信息，還盡量押大致上口的韻，在忠實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體之雅[3]133。   在音韻上以偶數行押韻，韻腳靈活，音韻協調上口，譯文達到了信與美的效果。   季羨林的翻譯思想還體現在《羅摩衍那》的音譯上。   為了保持忠實于原文，能準確地選擇譯音，他通過研究中國古代佛經翻譯的實踐與翻譯文化，基本上使用過去中國和外國和尚翻譯經文時使用的對音方法，盡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羨林所主張的直譯，在信的基礎上，還在漢語習慣以及文法允許的范圍之內，適當引進一些外國語法中比較周密的表達方式，使漢語表達方式更加豐富，從而更適應需要。這與魯迅寧信而不順的直譯觀頗有相似之處。但與魯迅不同的是，季羨林反對重譯，即不通過原文而對某國譯文進行的二次翻譯。他認為科學與哲學類必要時可以進行重譯，文學作品則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來形容重譯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季羨林認為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關重要的，否則思想就無法溝通、文化無法交流、人類社會就難以前進。正因為翻譯的重要性，季羨林十分重視翻譯職業的道德，主張翻譯行業的工作者，應該多學幾門外語，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同時改革大學外語學法，大力培養職業翻譯家，建立保證翻譯質量機制，并再三公開請設國家翻譯獎，足見他對中國翻譯事業的關切與注重。

摘要：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帶動了機器翻譯的普及和興盛。各種免費的在線翻譯網站投入使用，為語言學習者特別是學生譯者帶來了便捷。本研究根據翻譯專業二年級學生譯者提交的機器翻譯實踐報告，分析以谷歌翻譯為代表的國內外六大免費在線翻譯網站在處理和生成非文學翻譯文本方便取得的進步以及存在的局限。本研究論證在學生譯者工具子能力培養方面，翻譯教學可以有效地引導學生譯者合理使用機器翻譯以實現人機翻譯的目的。

關鍵詞:機器翻譯；在線翻譯網站；工具子能力培養；學生譯者

1人工智能時代的機器翻譯

機器翻譯自1946年開始產生，經歷了五個時期，即萌芽期、創立期、冷凍期、興盛期復興期和興盛期。學者們普遍認同從90年代開始，機器翻譯從基于規則的方法向基于語料庫的方法發展。基于語料庫的方法包含實例和統計兩種形式，后者更趨主導。機器翻譯研發團隊將基于統計的方法作為核心規則。2006年谷歌公司推出的谷歌翻譯（GoogleTranslate）在線翻譯網站，其免費的翻譯服務為眾多用戶帶來便捷。谷歌翻譯網站的運行標志著數據驅動的統計機器翻譯活動成為商務機器翻譯系統的主流（趙應吉，2019:113）。2016年以來，谷歌翻譯的新一代端對端神經翻譯系統研究技術突飛猛進發展，成為行業標桿，其翻譯的準確性和高效性遠遠超過統計機器翻譯。國內的幾大商用在線機器翻譯網站緊跟時代潮流，以神經機器翻譯為核心技術，研發出符合中國人使用習慣的在線翻譯網站，提供便捷的機器翻譯服務。國內較為知名并在業界占領重要地位的機器翻譯網站如百度翻譯、搜狗翻譯、360翻譯和有道翻譯等。國際上除了谷歌翻譯占據顯著的地位，微軟研發的必應翻譯也獲得較好的口碑。

2機器翻譯與學生譯者工具子能力培養的關聯研究

國際上針對工具子能力培養研究較為突出的是西班牙PACTE研究小組的翻譯能力培養理論和奧地利學者提出的“翻譯能力發展”（TransComp）項目。PACTE小組有關于工具子能力的定義是如何使用一些翻譯資源更好地為翻譯服務的能力，包括查詢詞典和使用網絡搜索引擎等能力。TransComp項目總結為工具和研究能力，類似前者的工具子能力，是譯者使用紙質和電子參考工具的能力，但也注重譯者的研究能力的提升。（朱玉彬，2015：34）馬會娟（2013）提到翻譯能力培養中，工具能力培養特別是譯者工具查詢能力的培養尤為重要，針對職業譯者而言，學生譯者是區別于職業譯者的一類特殊人群，未來計劃從事具體的翻譯工作，比如口筆譯方向，活躍在文學或是非文學翻譯領域的翻譯。對于高校中翻譯專業、英語專業翻譯方向和翻譯碩士等群體都是學生譯者的培養群體。縱觀機器翻譯的發展，機器翻譯分為全自動機器翻譯、機助人譯或計算機輔助翻譯（ComputerAidedTranslation）、人助機譯三類。就國內本科階段和研究生階段，學生譯者培養過程中，翻譯能力培養的子策略之一——工具子能力的培養來看，國內大多數的院校開設了計算機輔助翻譯課程，簡稱CAT。學者對于機器翻譯和翻譯教學的研究多聚焦在CAT領域。所以機器翻譯在進入第五個翻譯階段即興盛期時，仍無法脫離人工翻譯的審核和糾正，完全實現自動化，并將人工翻譯取而代之。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機器翻譯的發展越發成熟，作為學生譯者，特別是未來有志于從事翻譯職業化工作的學生來說，學習必要的機輔技術、翻譯工具，學會使用在線翻譯網站和相關翻譯軟件，尤為重要。

3翻譯專業學生機器翻譯體驗報告的生成及分析

摘要:本文以海洋類論文英文摘要為例，分析了人工譯文和機器譯文術語的異同，指出術語機器翻譯產生問題的成因多源于海洋學研究的綜合性、復雜性及前沿性。鑒此，為使計算機輔助海洋學論文摘要的術語翻譯更加規范，達到各個國際檢索機構的收錄標準，作者需仔細核查機譯的術語是否符合所屬學科的概念，是否精確嚴謹，是否符合目的語的規范。

關鍵詞:術語;海洋學;英文摘要;計算機輔助翻譯(CAT);對比分析

引言

近年來，很多作者在撰寫論文時習慣借助計算機輔助翻譯(Comput-er-AssistedTranslation，CAT)等手段，將論文的中文摘要直接翻譯成英語，這種方式雖然便利，但是也存在很多術語翻譯的問題。術語集中反映了學術論文的前沿概念和主要內容，是科技信息的主要載體，也是科學論述的必要條件。準確無誤地翻譯術語是正確理解和再現原文內容的前提和科技翻譯的基礎。研究顯示，術語在學術論文英語摘要各語步的覆蓋率均超過10%［3］，使用頻率較高。然而在學術論文摘要的翻譯中，術語翻譯錯誤卻成了最常見的錯誤類型［4］。相較于醫學、語言學、材料學等傳統學科，海洋學研究領域更廣泛、近年來在研究廣度和深度上一直不斷拓展，其在計算機輔助論文摘要翻譯中的術語錯誤更為突出，也更具代表性。

1研究內容

1.1語料來源

目前，國內約有55種海洋學類期刊(含漁業、石油、工程等涉海類刊物)，其中中文期刊46種，如《太平洋學報》、《海洋漁業》、《海洋地質》等。為使語料選取更加客觀準確，筆者檢索了這46種期刊2000-2018年發表的所有論文摘要，在專家的幫助下，按照Nwogu提出的代表性、權威性、可獲性三原則［5］選取了其中的5篇論文，涉及到水文學、海洋地質、海洋生物等基礎研究，也包含了漁業水產、軍事海洋學等應用研究。將這5篇論文的英文摘要作為本次研究的人工撰文語料庫(ArtificialTranslationCorpus，ATC)。我們借助目前較為常用的谷歌翻譯軟件，將上述論文的中文摘要譯成英語，作為本研究的機器翻譯語料庫(MachineTranslationCorpus，MTC)。應指出的是，本文所列舉的機譯錯誤截止于完稿時，由于谷歌團隊后續的工作，某些錯誤可能已得到修正。

本文作者：邢力 單位：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13世紀的蒙元王朝為世人留下了一部千古奇書─—《蒙古秘史》。它是以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興衰過程為中心,記述蒙古族從神話傳說起源到13世紀40年代五百多年歷史演進的一部“敕修”官方史書,同時也是一部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永久價值的文學經典。它雖然以一定的史實為依據,但糅入了一些神話傳說來解釋英雄人物的誕生和歷史事件的關系,同時在寫作和敘事方式上形象生動,具有鮮明的文學性,因此可以說,《蒙古秘史》在對蒙古帝國創業史的記述中表現出很強的文學傳說和歷史色彩,是一部歷史文學著作和重要的文化典籍。楊義在《〈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一文中稱贊此書“不僅在蒙古族文學史、而且在整個中華文學史上是一部擲地有聲的奇書”①,此譽絕不為過。從內容來講,《蒙古秘史》包羅萬象,涉及13世紀中葉前蒙古族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語言等多方面的珍貴材料,堪稱反映古代蒙古民族生活的百科全書。就文本而言,《蒙古秘史》的畏吾體蒙文原文早佚,流傳至今的最早形態是14世紀末出自明朝翰林院的漢字音寫本,即以當時的漢字拼寫原書蒙古文發音并附有旁譯和總譯的一個特殊讀本,具有很強的學術研究價值。

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魅力和價值,《蒙古秘史》引起了中外眾多學者的高度重視。六百多年來,它的流傳和研究遍及多種文字。目前,關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甚至引發造就了一門風靡世界的專門學科———“秘史學”。不言而喻,在《蒙古秘史》走向國際的過程中,翻譯尤其是英譯(有鑒于英語作為目前使用范圍最廣的國際交流語地位)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國內翻譯界對于有關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夠的注意,更沒有聯系到典籍翻譯和翻譯學的建設進行專門研究。另一方面,長久以來,我國民族學界對這部民族文史經典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史學、文學和蒙古文獻學領域,對于其翻譯研究價值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對《秘史》的英譯研究更是從未有人問津。考慮到秘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所要求的扎實框架和這當中英譯研究的空白現狀,本文擬對《蒙古秘史》的英譯史進行縱向梳理,對其最具代表性和影響性的柯立甫譯本展開微觀評析,并對其英譯的總體趨勢進行分析和評判,以期從民族文學外翻的角度為秘史學甚而整個民族文學、翻譯學建設提供新的學術視野和研究視角。

一、《蒙古秘史》及其英譯史

1、《蒙古秘史》簡介

《蒙古秘史》(Mongqol-unniucatobcaan),意即“蒙古的秘密歷史”,是蒙古文人史官記載成吉思汗孛爾只斤黃金家族出身和家譜的古書。多數學者認為其原文為畏兀體蒙古文,約成書于13世紀,成書地點在蒙古高原的克魯倫河(今蒙古國克魯倫河)流域,作者佚名。《蒙古秘史》成書后,身為統治者的黃金家族將之視作“祖傳家訓”秘籍,“事關外禁,非可令外人傳寫”②。直到元亡明興,此書落入朱明王朝手中,明太祖朱元璋為培養通達蒙古民情、軍情之人以掃除漠北殘余的北元勢力,命翰林編修火原潔和馬沙亦黑等以漢字音寫其蒙古文并附有旁譯、總譯,以供學習蒙語蒙文之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奇書概貌。然而,遺憾的是,這部奇書其后只有漢字音寫本傳世,蒙文原本自漢譯后迄今下落不明。也正由于此,《蒙古秘史》成為一部充滿懸疑的“謎”書,有關的眾多問題,如成書年代、原文形式、書名作者等,一直困擾和吸引著眾多的蒙古族專家和文史學者。由于《蒙古秘史》的畏吾體蒙文原本早佚,“現存的《元朝秘史》,則是以六百余年前河北地域的漢字方音,譯寫《蒙古秘史》原文(當時尚存)的古蒙古語音而成者。”③換言之,目前對我們而言,《蒙古秘史》的存在源頭就是一個包含了音譯以及簡單意譯的漢譯本,它在文獻學上的地位堪比原著,其價值不言而喻。這個漢譯本大約在明朝洪武初年(約1382年左右,有爭議)形成,后有12卷本(正文十卷,續集二卷)和15卷本(明永樂年間收入《永樂大典》)分別傳世。這兩種本子在內容上完全相同,只是分卷有差別。

目前行世的主要有三種版本:15卷《永樂大典》本、12卷顧廣圻本和12卷葉氏觀古堂刻本。學術界研究和譯注一般都是以錯誤相對較少的12卷“顧廣圻本”或“葉德輝本”為底本的。1980年,額而登泰、烏云達賚兩位《蒙古秘史》專家以上述三種版本中錯訛較少的顧廣圻本為底本,參照另兩種本子進行校勘,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本》,這是目前比較權威的一個通行版本。現存的《秘史》由三部分組成:正文、旁譯和總譯。正文大字是用漢字音寫的蒙語原文;旁譯是附在正文每個詞語旁的逐詞訓沽解釋;總譯則是指正文后面直譯大義的漢譯文。學術界為了研究方便,將明譯正文段落(不一定是蒙文原文的自然段落)順編序號,約定俗成,遂有了《蒙古秘史》共有282節之說。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秘史》因翻譯而衍生出了《元朝秘史》之名。《蒙古秘史》是原書名,而《元朝秘史》則是明廷譯官在翻譯后加上的題名。本文一般使用前者,只有在尊重史料引述原貌時,才采用后者。

摘要:實踐型畢業論文是實現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也是提升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途徑之一。上海第二工業大學英語專業在2018屆畢業生中試點開展了以社會實踐報告和翻譯實踐報告為主的實踐型畢業論文改革探索,效果良好。最后分析了實踐型畢業論文推廣的可行性和對指導教師的要求,以期拋磚引玉提高本科畢業論文的總體質量。

關鍵詞:實踐型畢業論文;改革;應用型人才培養

0引言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始終秉持“職業導向的高等教育”的辦學定位,堅持開拓應用型高校特色發展道路。英語專業根據學校定位,思索上海本地和周邊地區對英語類人才的需求,以上海市屬高校應用型本科試點專業的建設要求為參照,旨在培養職業特色鮮明、崗位適應能力強的應用型英語人才。應用型本科注重理論和實踐、實習、實訓的密切結合,尤其強調實踐教學的比重和實效。“實踐教學包括實驗課程、課程設計、課程論文、學年論文、專業技能訓練、畢業論文(設計)、實習實訓、社會實踐等。實踐教學體系應當以培養學生的專業核心能力為主線,根據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能力需求進行構建。需要構建從課內系統、綜合性的實踐技能訓練,到課外的開放實驗、貫穿校內學習全過程的專業素質訓練和校外實習實訓相結合的培養體系。”[1]作為實踐教學必不可少的環節之一,畢業論文(設計)如何擺脫傳統的理論性課題的窠臼,做到和企業生產的實際問題相結合、和工作實踐相結合、和項目相結合,是各個應用型本科專業都要著手解決的問題,也是應用型英語專業探索嘗試的一項重要內容。

1問題的提出

針對本科畢業論文的詬病由來已久,本科畢業論文該不該取消的辯論也時有發生。雖然學術界鮮有大張旗鼓支持取消本科畢業論文的觀點,但是持有區別對待態度的學者卻不乏其人,比如,“本科畢業論文不應‘一刀切’,要根據學校的定位、專業特點加以區分”[2]“是否取消本科畢業論文,應該根據不同類型的學校、不同專業的特點做出合適的選擇,而不應該一刀切地都寫畢業論文或者全部取消畢業論文。”[3]反對取消的學者則認為“取消本科畢業論文,就等于干脆取消了對本科教育質量的綜合考核,連教育質量如何我們都無從測量和判斷了。退一步講,就算本科畢業論文是一門課程,也不能因為高等教育大眾化而取消。”[4]“畢業論文是本科生學習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它是對學生專業學習情況的綜合檢驗,也是對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全面鍛煉,還能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語言文字能力、自我學習能力、文獻檢索能力等。”[3]基于畢業論文的重要性,取消本科畢業論文顯然不符合人才培養的需要,更不利于本科各個專業的發展。《教育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見》(教思政[2012]1號)中強調“要全面落實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對實踐教學的基本要求,加強實踐教學管理,提高實驗、實習、實踐和畢業設計(論文)質量。”我們要思索的是如何改變這種現狀,提升本科畢業論文的整體質量和水平。英語專業2016—2017學年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本科專業自主評估,在上海市教育評估院2017年4月出具的本科專業評估達標報告中肯定了英語專業畢業論文的規范性,同時也指出“論文選題多為自選,幾乎沒有來自科研項目的課題,來自生產實際的課題也很少”。針對這種反饋,結合應用型本科專業對實踐能力的突出要求,英語專業積極探索如何在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框架下進行論文改革,試點推進和英語專業的培養計劃相吻合的實踐類論文。

2英語專業實踐型畢業論文改革嘗試

一、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   隨著現代語言學的發展,文體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交叉學科。1958年在印第安納大學召開的文體學研討會標志著當代文體學的誕生。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種語言學研究的新成果和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也逐漸引入文體學,延伸了其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文學文體學是以闡釋文學文本的主題意義和美學價值為目的的文體學派。它是連接語言學與文學批評的橋梁,注重探討作者如何通過對語言的選擇來表達和加強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1]這一學派認為語言形式與文學闡釋是客觀現象與主觀反應的關系。在語言形式與文學闡釋之間,直覺起著重要作用。人們對語言形式所產生的印象不僅僅是直覺的反應,還受一定的文學規約的制約。[2]從分析方法來看,它以語言學作為分析工具,不限于采用某種特定的語言學理論,但更強調采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深入分析語言結構,對語言特征作精細深刻的描寫,因此比傳統的印象直覺式批評更具客觀性、可操作性。   文學文體學在中國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初才被介紹到國內,與翻譯研究的結合則更晚。申丹早年就致力于這方面的研究,并在《文體》(Style)、《詩學》(Poetics)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她的著作《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結合文體學中最嚴峻的課題———小說(特別是現實主義小說)與翻譯批評研究,是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中一次有益的探索。[2]申丹認為,我國的翻譯學科建設中,實用性強、較易掌握的文學文體學十分值得重視。[1]小說翻譯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假象等值”,即譯文與原文看上去大致相同,但文學價值或文學意義相去較遠。之所以會這樣,主要是因為譯者對原文中語言成分與主題意義的關聯缺乏充分認識,未能很好地把握原文的文體價值所在。[3]在小說翻譯的具體實踐中,譯者很容易改動原文中表面上不符合語言規范的內容,使譯文邏輯上更符合常理,但主題意義和美學價值卻遭到損耗甚至抹煞。   在用文學文體學的方法來探討翻譯中的“假象等值”時,最值得關注的就是語言形式這個層次。[1]Leech和Short在《小說中的文體》一書中,采用了以下模式描述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內容事實+表達形式的文體價值=(總體)意義[8](P24)這里“內容事實”是不變量,“表達形式”是變量。不同文體價值的不同表達形式才是文體學研究的對象。   二、微型小說的翻譯   微型小說,又稱小小說、袖珍小說等,是小說中篇幅最小、容量最少的一種。因其短小精悍、以小見大的特點,在快節奏的社會中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喜愛。微型小說發展迅猛,但對其翻譯的研究卻十分滯緩。微型小說有著與長篇、中篇小說不同的藝術價值,有必要單獨進行研究。   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微型小說有著自身的審美價值,其文體特征十分明顯:篇幅精短,選材精粹,內蘊豐富,發人深省,寫作手法多用白描,語言洗練,善于留白,結尾機智靈巧,能抓住有典型意義的瞬間。在刻畫人物形象上,人物少,性格刻畫重在神似。   文學文體學強調的美學效果和主題意義在微型小說中有突出的顯現。微型小說短小的篇幅內若想做到美學效果的彰顯和主題意義的體現,就更需要借助語言這一外在形式。換言之,語言形式直接決定著微型小說的成敗。在翻譯中,譯者的任務就是要保留原文中的美學效果和主題意義,在語言形式上更要注意譯語中語言形式的選擇,尤其是在文學文體學觀照下不同語言形式的文體價值,盡可能避免翻譯中由語言形式的轉化所帶來的“假象等值”。是否做到避免“假象等值”并重現原文的文體特點、美學效果、主題意義,也是檢驗微型小說翻譯質量的標準之一。   三、個案分析   被譽為“小小說大家”的孫方友,發表作品三百多萬字,6次蟬聯《小小說選刊》兩年一度的大獎,有多篇作品被譯成外文。他的小小說出奇制勝,敘述從容,描寫簡潔,情節一波三折,尺幅之內高潮迭起。本文選取孫方友的《女票》,以及黃俊雄的譯文AWomanHostage進行分析。   原文和譯文均刊登在2007年的《中國翻譯》上。   這里分析小說文體,主要從這些方面著手:詞匯模式、語法組織模式、語篇組織模式、前景化模式、風格變異模式、話語模式、敘述視角模式、話語表述模式、思想表述模式、作家的風格、作品的風格。[4]下面結合《女票》的翻譯實例,從詞匯、句法、話語模式和語域、語篇這四個方面進行系統的分析,并從文學文體學的角度識別“假象等值”,以了解譯者如何在主題意義、美學效果和文體功能上實現和原文的對應。   (一)詞匯   孫方友的小說采用的是典型的質樸、簡練的民間藝術語言,有一種流動的美感,這尤其體現在詞匯的使用上。在翻譯中我們應保留這種語言特點,選詞上更要注意體現原文的文體特色。選擇同原文語法意義上的指稱對等主要是語言能力問題,但是選擇文體上最優的對應,則主要依賴于對文學文本性質和功能的理解。[9](P86)例1:我們不是花匪,留不得女人擾人心。   這里“花匪”的意蘊在英文中很難有對應的表達,由于文章文體的特點又不能有過長解釋性的說明,譯文的“lustfulbandits”基本上可以傳達原文的信息。“擾”字,這里不是“打擾”的意思,而是“分散、擾亂”,所以用“distract”比“bother”更能傳達原文的意義。   例2:她冷笑了一聲,說:你想得很美呀!   “冷笑”體現了“女票”對花匪的不屑和輕蔑,對于人物塑造、情節建構、主體體現有著顯著的主題意義和美學價值。譯文中把它換成“smiledbitterly”,與原文文體功能和效果上略有偏差,試譯為“sneering”或者“smiledcynical-ly”。“你想得很美呀”進一步通過語言塑造出了人物的性格,譯文“Isn’tittoogoodforyou?”不如譯為“Youwish.”更符合原文的效果。#p#分頁標題#e#   例3:你命不好,我愿意跟你受罪。她不知為什么眼里就閃出了淚花兒。   整個故事,“男匪”與“女票”之間并沒有所謂的海枯石爛、海誓山盟的愛情,愛情的種子只在他們的內心滋長。而事實上,整篇小說并沒有提到“男匪”同“女票”之間的愛情因子,只是用故事的跌宕起伏來表現。這正是作者寫作的高明之處。而這句的“不知為什么”其實就給讀者做了心理鋪墊,同時表現了女主人公的善良,突出了主題。譯文用了“mysteriously”來對應這一動作,這個詞多表示“神秘地”,不太符合這里的語境,改為“tearswellinguphereyeswithoutareason”更符合原作。   (二)句法   語言結構與文體效果有著密切的關系,有學者指出:“超常的結構具有超常的意義。”原作句子短小簡潔、邏輯緊密,翻譯時也應盡可能體現這種文體特點及其美學價值。   例4:他靈巧地玩弄著一支槍。   Hekeptplayingwiththerevolver,skillfully.這是文章的開頭,作者一下子就把讀者帶到了故事的緊張現場。原句極為簡潔,第一句就奠定了全文的敘事風格:質樸、簡練,句法沒有特殊之處。但是譯文如果直接翻譯成“Heskillfullyplayedwiththerevolver”,敘述就顯得極為平淡、普通,而且讀起來“不夠順口”;若在“skillfully”前面加個逗號,“skillfully”變為補充性的狀語更合原意。[5]同時,“玩弄著”要結合全文的主題意義,顯然“他”對“女票”有憐香惜玉之心,故把手中的槍不停地玩弄,暗示了男匪矛盾的心理斗爭,所以不能直接翻譯成“played”,避免申丹所指的“假象等值”,而是應翻譯成“keptplaying”,才更有助于人物的性格塑造,保留原文的主題意義。   例5:你知道,土匪是不綁女票的,女票不頂錢。   這里的“你知道”是你要知道的意思,而英語口語中的“Youknow”,多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和“well”的功能是一樣的,所以應譯為“Youhavetoknow”。例6:說完,他又旋轉了幾下彈槽滾兒,才緩緩舉起了槍。   主句一般用來描述新信息的主要行為,從句一般用于描述已知信息的次要行為,兩者的差異在讀者心中構成“突出地位”和“隱蔽地位”的心理效果。[6]但很多情況下,譯者會忽略這種心理效果以及由它所產生的文體功能,該例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原句中“又旋轉”和“緩緩舉起”都是強調“男匪”的矛盾猶豫心理,同時也暗示了他心地的善良,對主題的突出、人物的塑造、情節的構建都有著重要的作用。譯文卻把這些動作糅合成一個單句,把“緩緩舉起了槍”放在從句中,弱化了它的文體效果和主題意義,屬于“假象等值”,   (四)話語模式與語域   人物話語是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多種表達方式,小說作家可以根據需要展現不同的人物特征,控制敘事的角度和距離。在話語模式的使用上,原作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直接引語的使用。Leech和Short在小說文體論中指出:“自由直接引語省去敘述者作為中介,人物可以更直接地同讀者進行對話。”[8](P322)這種手法直接把讀者放在故事的發生現場,人物之間的話輪銜接非常緊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同時,敘述者的暫時退場,人物話輪的交替可以讓讀者產生情節緊湊、故事發展迅速的心理效果。譯文中,譯者把自由直接引語部分全部轉換成了直接引語。“直接引語”同“間接引語”相比,會在讀者心中產生不同的心理效果,有“直接性、生動性以及更強的音響效果”[7]。但是同原作的自由直接引語相比文體效果仍有偏差,譯文可以考慮同樣使用自由直接引語,從而更好地突出人物對話,淡化敘述者痕跡的效果,讓讀者近距離接觸故事人物,增強譯作的吸引力。   從文體功能來看,譯者還必須考慮翻譯的語域問題。在許多小說作品中,語域的變化可以用來表現不同的思維風格,產生諷刺或喜劇的效果,傳達作者隱含的對人物的同情或諷刺,暗示話語聲音的融合或不同主體視角的微妙轉換。因此,文學作品的語域不能像非文學作品只是簡單地保持一致,而應該考慮到受主題驅動的語域轉變,因為這種故意的語域轉變包含著藝術價值和美學效果。[9](P87)文學文體學家關注的是文學文本中語域之間的轉換或不同語域之間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特定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原作者利用語域的變化來表達不同階層的人物特點及風格,譯者也要特別留心各種語域的變化,以保留原文的文體功能。   譯文全篇一共35段,85句話,1034個單詞。由表1的數據顯示,譯文句數多,字數少,因而更簡潔。在全篇的謀局和段落的分配上,符合短篇小說簡、明、快的特點,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文體功能以及由此產生的美學效果。   四、小　結   無論哪個層次都有可能出現“假象等值”,這主要是因為譯者對原文中語言成分與主題意義的關聯缺乏充分認識,未能把握其文體價值。微型小說由于自身的文體特點,在翻譯中也應再現其簡潔明快、以小見大、一波三折的文體效果和美學價值。文學文體學的主要作用在于使譯者更好地把握微型小說中的語言成分(尤其是語言形式)的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促使譯者使用文體功能等值的語言成分;同時幫助翻譯批評家和研究者提高文體意識,在研究中更注重各種文體手段,注重形式和內容之間的交互作用,注重形式本身所蘊含的文學意義,善于發現種種“假象等值”的現象。譯者在該理論指導下,通過對語言的選擇能夠傳達、加強原作的美學效果及主題意義,這不僅對翻譯過程有實際的指導意義,同時對譯作的評估和批評也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