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服裝網絡營銷專業屬于服裝營銷管理學科。隨著我國網絡銷售新平臺、新方式的不斷涌現，服裝營銷管理學科的研究內容呈現出消費者需求驅動為主、供應鏈向數字化管理升級、營銷手段逐步轉向線上媒體主導的新態勢。2020年春的疫情加速了商品營銷網絡化，服裝網絡營銷成為中國服裝高等教育的新課題。鑒于廣西服裝高等教育中服裝營銷管理學科建設的基礎薄弱，文章調研了區內外其他高校建設服裝營銷專業的成果，探討在廣西如何辦好服裝網絡營銷專業。

關鍵詞:網絡；服裝營銷；數字時代；專業建設

1加強服裝營銷管理人才培養是中國服裝產業發展的迫切需求

自2010年起，歐美發達國家逐步把供應鏈中服裝加工制造業遷往東南亞國家，我國的服裝產業開始轉型升級之路。伴隨著電商貿易的快速發展，服裝產業鏈的驅動力從“品牌核心企業”轉向“消費者需求”，小批量柔性生產鏈成為新的挑戰。2017—2019年，國家連續3年把“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3D虛擬技術”等數字技術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指明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明確要以大數據、人工智能、智能終端重構實體經濟產業鏈，提升效率、創造新的產業價值，也標志著中國的產業發展步入“數字時代”。在這個宏偉的戰略布局中，人才問題是關鍵，截至2019年，全國紡織全行業的從業人員約1000多萬，在全國就業人口中約占8%，服裝行業的從業人員約有400多萬，總體受教育程度低，其中營銷管理專業生占比微小，服裝產業中營銷管理相關崗位有巨大的人才缺口。

2廣西高等教育中服裝管理學科建設的機遇與挑戰

2.1廣西高等教育中服裝營銷管理學科建設緩慢滯后

面臨著即將帶來巨大變革的“數字時代”，廣西地區的高等教育中服裝營銷學科的建設基礎薄弱，與全國發達省份相比不僅有“時間差”，更有“時代差”。據走訪了解，2019年以前，在課程體系中明確設置了服裝營銷管理學科相關專業方向的廣西高等院校僅有廣西經貿學院、廣西紡織工業學校等5所職業院校；廣西藝術學院、廣西演藝職業學院等十余所中、高等院校設置了服裝營銷管理相關的課程。2017—2019年，該區部分服裝職業教育領導者對營銷相關學科建設有所重視，但教材少、理論知識體系陳舊、師資缺乏、教師遠離前沿技術等問題，嚴重制約了該區服裝營銷管理專業建設的步伐和信心；少部分的服裝職業教育管理者還未認識到服裝營銷管理學科對服裝產業發展的重要，亦不知中國頂著服裝制造大國的稱號卻仍處于全球時尚產業鏈的低收益國地位，正是受制于服裝產業供應鏈方式和質量管理的滯后。把服裝專業建設局限于傳統的“服裝工藝/設計”范疇，把服裝學科只當“服飾”而不當“產業”來研究，用具有“時代差距”的人才培養理念來做服裝教育，勢必制約本土服裝產業品牌升級、新技術融合應用、供應鏈管理升級等方面的發展。

摘要:畢業設計是高校本科教育實踐性教學中的最后一環。為提升輕化專業畢業設計的教學質量，以工程教育專業認證為導向，本文從畢業設計選題、指導教師專業素質提升、校企合作和實施過程多角度針對工程教育的輕化畢業設計改革進行探討。

關鍵詞:工程教育專業認證;輕化工程;畢業設計;教學改革

0背景

培養高素質、創新能力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程技術人才，是我國高校面臨的重大課題。輕化工程專業是一門涉及領域廣泛，多學科交叉的學科。輕化工產品是國民經濟各相關部門不可缺少的物質材料和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輕化工程專業所扮演的作用非常重要。國際工程教育認證制度以學生的學習產出(Out-basedEducation)為中心，通過工程教育質量考核來對各大學的輕化工程專業水平進行評估。[1]我國自2006年正式啟動工程教育專業認證試點工作，宗旨是提升工程教育質量和實現我國工程教育的國際互認，在2013年中國成為《華盛頓協議》的預備會員后進入快速發展時期。[2,3]江南大學紡織服裝學院輕化工程專業計劃2018年申請參加并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希望通過該輪認證，對輕化工程專業學科的發展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在進一步提高教學效果和專業建設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1畢業設計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調研發現近年來畢業環節訓練主要是畢業論文（占比90%），畢業論文針對某個具體問題研究，對于本科生來說是屬于局部訓練。在工程認證過程中要求設計類占多數，這主要是設計類訓練可讓學生得到全面的知識訓練。在工程教育認證標準中對畢業設計標準為：結合所學運用相關知識以及經驗積累，培養學生綜合能力，尤其是在遇到相關專業工程問題可以隨機應變加以解決。[4]工程畢業設計是每個大學畢業生必備的技能，是學校對于培養學生質量的檢測，是學生四年來學到知識的總結，是每個學生踏向社會的關鍵環節。這就要求學生能夠綜合運用四年所學專業知識（例如高等數學、大學物理、無機及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化工原理、纖維化學與物理、染整工藝原理、染整設備、染整助劑、顏色科學、環保概論、染整工廠設計、表面化學、皮革工程概論、造紙工程概論、新型紡織纖維、文獻檢索利用、紡織品貿易實務、功能整理、紡織生物技術基礎、儀器分析、紡織品性能測試與檢驗、特種印染、毛織物染整），對某一輕化工程所面臨的問題進行解決，提升學生的綜合能力和專業素養。為培養學生工程問題的解決能力，本專業已采取了部分措施：相對于以前的輕化工程的教學計劃，已在原來傳統教學計劃上變成一年三學期（包含一個三周的短學期），這能提高工程教育效率，更好的發揮專業知識和技能培訓優勢。以前因為缺少前期工程訓練而嚴重影響大學生在畢業設計時的工作效率和相關工程意識，導致畢業設計不達標。想要真正的解決這類問題，必須讓廣大學生去生產一線實踐，親身體會，因此需提供給學生更多的實踐機會。此外，其它的主客觀因素，例如選題與工程實際問題脫鉤，指導老師工程經驗缺乏，學生面臨找工作、考研、留學等，也影響畢業設計環節的培養效果。[5]通過問卷調研，并結合自身畢業設計教學指導經驗，目前遇到的畢業設計的常見問題總結為如下三點：（1）選題內容陳舊，時效性及創新性差。雖然這樣的選題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學生的綜合能力起到鍛煉效果，但無法讓學生了解到最新的行業發展動向。這種關門辦學，老舊的高校教育模式與產業需求有很大的偏差。（2）選題來源單一，與工程實際脫節。目前的選題模式為教師定題，學生選題。由于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工程經驗相對缺乏，難以給出與當前工程問題密切相關的選題。此外，教師定題只能讓部分學生選到自己感興趣的研究內容和師生間溝通不暢的因素，使學生對選題不感興趣，導致最終畢業設計失敗。（3）到了大四下半學期，學生馬上離開學校，大量精力投入到找工作中，無法定心完成最后一項重要的畢業設計任務，致使畢業設計訓練質量降低。

2問題思考及改革方案探索

摘  要：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本文從中日兩國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應對措施與效應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以期為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實現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關鍵詞：日元升值；人民幣升值；比較

    人民幣升值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人民幣升值將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影響甚至是嚴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是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環。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從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原因及應對措施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中日貨幣升值的背景比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

    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周期性經濟危機，由于美元匯率高估，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嚴重。同時，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也不斷增長，日本積累起的巨額經濟財富使其成了世界級的銀行家，而同時美國也失去了世界放貸者的地位，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債務國，這就加劇了美日之間的摩擦。

匯率傳導彈性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國內外對此方面有過大量的研究，研究內容也非常廣泛，從匯率傳導彈性的不同國家、行業估計到匯率傳導彈性對政策制定的意義(如貨幣政策、匯率制度選擇和沖擊的國際間傳導等)，具體相關綜述可參見Menon(1995)等論述。［1］在眾多研究中，匯率傳導彈性的穩定性和變化是許多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如在最近的很多論述研究中，一些學者(Campa和Goldberg，2002;Bailliu和Fujii，2004等)指出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導彈性有下降的趨勢，進口價格和消費者價格對匯率變動的反應程度正在降低。［2］［3］但是Bouakez和Rebei(2008)則發現加拿大的進口匯率傳導彈性比較穩定。［4］Otanietal(2006)對日本進口匯率傳導彈性估計后發現90年代以后大部分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同80年代相比有明顯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初級產品，不同行業之間有很大的差異。［5］   上述這些研究為我們理解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提供了很多借鑒，但是這些研究一般把時間段都放在20世紀末，沒有及時反映最近的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情況，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狀況，本文利用日本最新的數據，希望對此做出一些探索。本文的研究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填補目前學術界關于金融危機對匯率傳導彈性影響研究的空白，加深對匯率傳導彈性穩定性的理解;二是有助于加深對金融危機期間貿易商定價和承擔匯率風險行為的理解，尤其是不同行業之間的差異性。在論文結構上，本文包括4個部分，第一部分回顧日本金融危機前后的進口和匯率變化狀況;第二部分估計和觀察日本各行業進口匯率傳導彈性的長期趨勢;第三部分檢驗金融危機對匯率傳導彈性的影響;第四部分對計量結果進行解釋，并得到論文結論。   一、金融危機后的日本進口狀況變化   金融危機被稱為是僅次于“大蕭條”的又一次需求沖擊，面對快速下滑的市場需求，生產商和出口商可能會調整在正常時期的定價行為，通過直接降價的方式來維持市場份額，另外一種方式可能是通過自己承擔更多匯率風險的方式來維持價格的穩定性，間接維持市場份額。因此，在金融危機期間企業對市場定價能力有可能同危機前相比會有所下降，出口商在面對匯率波動風險時更多的采取自我承擔的方式，避免在需求不足情況下的價格波動行為，從而使得進口商獲得更大的定價權，那么事實是否如此呢，是不是所有的行業表現都差不多呢?首先看一下日本進口價格的變動，圖1反映了2008年8月前后日本主要進口行業以日元標價的進口價格變化圖，從中可以看到各個行業價格在2008年8月后出現了明顯的分化，紡織、一般機械、運輸設備、精密儀器行業的實際出口價格基本上沒有下降，有些反而出現了上升;但是其他的行業，包括全部產品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化學、石化煤炭和食品行業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出現了進口價格劇烈的下滑，這表明日本進口產品中不同行業面對金融危機時的價格調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些行業具有很強的維持價格的能力，但是很多行業則對價格進行大幅調整。   二、日本的匯率傳導彈性的歷史估計和長期趨勢   在研究匯率傳導時一般的微觀理論基礎是Marston(1990)的對市場定價理論(pricingtomarket，PTM)，認為具有市場實力的企業可以在分割的市場上實行價格歧視，由匯率變動引致的成本可以通過加成調整行為來影響企業出口價格，不過該理論假定出口商以購買者貨幣(當地貨幣)定價(Local－currencypricing，LCP)。［6］ObstfeldandRogoff(1995)通過Redux模型開創的“新開放宏觀經濟學”雖然更加偏向宏觀方面因素的解釋，關注名義價格粘性［7］以及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將工資粘性、非貿易品、不同貨幣定價、不完全金融市場等微觀理論融入模型，［8］但是Redux模型假定生產商貨幣定價(Producercurrencypricing，PCP)，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則是假定LCP，由于這些理論基礎都是基于LCP和PCP，所以在實證研究中學者一般使用雙邊匯率或名義加權匯率作為匯率的變量。但是從東亞的具體情況來看，無論是PCP還是LCP并不符合東亞貿易的事實，因為東亞國家貿易中存在著大量的美元定價，東亞國家對美國之外的國家貿易也大量使用美元，此時東亞和美國之外的國家之間的貿易既不是PCP，也不是LCP，而是VCP(Vehiclecurrencypricing)，日本也是如此，圖2反映了不同年份日本從全世界和亞洲進口中貨幣標價的組成狀況，充分說明了日本貿易中(尤其是與東亞貿易中)的美元充當“工具貨幣”的現實。表1則反映了不同行業中計價貨幣組成狀況，不同行業中本幣計價的份額是不同的，即在貿易中進口商實行PCP還是PTM方式在不同行業是不同的。Parsons和Sato(2008)研究表明日元對東南亞各國貨幣匯率的變動對日本向東南亞的出口價格沒有顯著影響，他們認為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正是美元在日本與東南亞貿易計價中占絕對主導地位，此時貿易加權有效匯率或雙邊匯率并不能合理描述貿易中實際“起作用的”匯率的變動狀況，利用貿易加權有效匯率或雙邊匯率來進行經驗分析就無法得到真正合理的結論。［9］   因此本文不使用日元的貿易加權匯率作為匯率的變量，而使用日元計價進口價格與合約貨幣計價進口價格之比來表示，這樣就可以獲得本幣對實際進口貨幣(生產商貨幣)的比率，使VCP可以轉化為PCP(我們可以將此理解為: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是一個整體，使用一籃子貨幣來標價對日本出口，這個籃子中的貨幣比重就是日本進口中的各種貨幣比重)，從而能夠利用“對市場定價理論”來進行經驗研究，事實上很多學者在研究日本出口匯率傳導時都采取這種方法，如Athukorala和Menon(1994)、Celglowski(2010)等，［10］［11］因此本文認為也可以使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日本進口中的匯率傳導。此外這樣做還有個好處:可以獲得不同部門的不同有效匯率水平，從而避免出現不同部門的有效匯率水平相同的情況，也不需要再重新構建每個行業的有效匯率。參考和利用Otanietal．(2006)［5］以及其他學者的方法，本文將回歸方程設定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φ4△ipt+εt，其中△為差分算子;impt為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et為匯率水平，使用日元計價進口價格與合約貨幣計價進口價格之比來表示，根據Otanietal．(2006)［5］和Bus-siere和Peltonen(2008)［12］的方法，本文對該變量使用國內企業產品價格指數(DomesticCorporateGoodsPriceIndex，dct)進行平減，可以獲得某個基期不變價格的名義影響匯率水平，從而包含了國內價格作為競爭價格對進口價格的影響;fpt根據Campa和Goldberg(2005)［2］等通行的方法，使用neer*dc/reer來構造(neer為名義有效匯率，reer為實際有效匯率);ipt為日本工業增加，一般以此作為GDP的替代變量。數據中除了ipt來自IMF的國際金融統計外，其他數據均來源于日本銀行，時間從199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實際的回歸過程中，由于ipt不顯著，Bussiere(2007)指出:在進出口價格回歸中，需求項一般都不顯著，這是由于需求效應已經包括在其他變量之中。［13］因此，本文將最終的回歸方程定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εt，所有的變量取對數，φ2為短期匯率傳導彈性，λ=φ21－φ1為長期匯率傳導彈性，表示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升值1%，將導致以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下降λ%。單位根檢驗表明所有數據都是I(1)的，即各個變量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這樣可以防止出現“偽回歸現象”，回歸結果表明匯率項系數是高度顯著的(均在1%置信區間內)，限于篇幅不再列出。下面給出通過滾動回歸方法得出的長期傳導彈性系數的變化圖(使用SAS9．0軟件，以10年為一個窗口期)。從滾動回歸圖中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大部分行業的傳導彈性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很多行業(如紡織、食品、運輸機械等行業)出現了比較穩定的、緩慢的下降，這和很多學者指出的很多工業化國家進口匯率傳導彈性有所下降的結論是一致的，但是化學、木材、電子電氣部門的傳導彈性在最近幾年出現了一定的上升，不過上升幅度并不是很明顯。但是2008年9月以后一些行業(如全部產品、化學、木材、食品、石油煤炭等行業)的傳導彈性出現明顯的上升，而一般機械、運輸設備和精密儀器等出現了一定幅度的下降。#p#分頁標題#e#   三、金融危機改變匯率傳導彈性了嗎?   為了判斷匯率傳導彈性是否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有了變化，本文首先通過分段回歸的方式，計算金融危機爆發前后兩個時間段內的傳導彈性，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盡管滾動回歸和分段研究表明，2000年1月至2008年8月和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兩個時期，許多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確實發生了變化，但為了更準確判斷2008年8月前后匯率傳導彈性是否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同時也為了使計量結果更為穩健(Robustness)，本文采用鄒檢驗(ChowTest)來判斷2008年8月是否是個斷點，首先構建斷點期啞變量，將2008年8月以后設為1，之前設為0，再將該啞變量和每個解釋變量相乘，獲得一個關于啞變量的乘積項，然后對方程進行回歸。具體檢驗結果見表3，鄒檢驗結果和滾動回歸及分段回歸的結果是一致的，這進一步證明了金融危機對行業進口傳導彈性有明顯的影響，而且不同行業變化方向是不一樣的。食品、木材、化學和電子電氣產品以及全部產品的進口傳導彈性有了明顯的提高，這并沒有說明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日本進口商承擔了更大的匯率風險，而恰恰說明外國出口商承擔了匯率變動所帶來的風險，這是由于金融危機后日元匯率的單方面大幅升值，進口匯率傳導彈性的上升說明日元匯率升值1%將導致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下降幅度更大，即日本進口商從匯率升值中獲得的價格下降的好處更多，外國出口商則要承擔價格下降的損失。但是機械類產品(包括一般機械、運輸設備和精密儀器)則正好相反，金融危機的沖擊并沒有使出口商比以前承擔更多的日元匯率升值所帶來的風險，而且還使得日本進口商比危機前更多地分擔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價格變動。由于石油煤炭制品的價格波動性太大，使得鄒檢驗分析并不能確定傳導彈性的結構性變化，但分段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后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傳導彈性都有了大幅提高，出口商也更多的承擔日元升值所帶來的出口價格下降的風險。從匯率傳導彈性的具體數值來看，在日元升值的條件下，傳導彈性增加的行業具體數值均大于1，表明日元升值1%，導致進口價格下降幅度超過1%，即意味著出口企業獲得以實際貨幣計算的單位收入下降，出口企業完全承擔了日元升值的匯率風險，進口商完全獲得升值帶來的好處，而機械類產品的傳導彈性均小于1，表明出日元升值1%，導致進口價格下降幅度小過1%，出口企業獲得以實際貨幣計算的單位收入有所上升，即日本進口商分擔了部分日元升值的匯率風險。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各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的變化是成直線形態，而不是緩慢變動，在2009年2月之后，匯率傳導彈性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態勢，有些行業出現了小幅回落，這表明匯率傳導彈性水平的變化是在短時期內完成的。導致傳導彈性急劇變化的原因可能包括兩個，一是金融危機的沖擊(包括范圍和強度)對于很多貿易商來說有些出乎意料，次貸危機爆發后很多人認為只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機，主要的沖擊對象是金融機構，而不是一次巨大的經濟危機，并伴隨著急劇的實體經濟和需求下降，所以很多產品價格直到2008年8月仍在上漲，但9月萊曼兄弟的破產使得全球對于次貸危機的預期發生急劇調整，很多產品價格開始大幅調整，但是到了2009年2月以后對金融危機的預期和判斷比較穩定，產品的價格相對穩定，正如張明(2009)所指出:2009年春季被稱為“金融海嘯第二波”，以對應雷曼兄弟破產所引發的金融市場系統性危機。［14］   不過，由于投資者預期已經顯著調低，很難有打破投資者預期的意外事件發生，所以2009年春季后匯率傳導彈性受價格調整行為的穩定也開始穩定下來;二是日元匯率在2008年9月開始對美元和歐元(主要的標價貨幣)急劇升值，到2009年2月，日元對美元大約升值了30%，對歐元大約升值了40%，如圖4所示，由于美元和歐元在日本進口標價中的比重，導致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的比率也急劇升值，同時也導致了日元匯率急劇升值的預期，但2009年3月以后日元對美元和歐元的匯率有所反彈并開始穩定，使得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比率逐漸穩定下來，匯率預期也開始穩定下來，匯率的急劇變動的現狀和預期也可能會導致傳導彈性的急劇變化。   四、對行業差異的原因解釋   為什么不同行業在面對金融危機時表現出不同的變化狀況呢，尤其是機械類產品的變化方向和其他行業正好相反，本文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不同的行業市場價格維持能力不同，即各個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差異較大，一般來說機械類行業的周期比較長，短期內受到的需求沖擊相對于其他行業較小，另外機械類行業產品替代產品較少，因此機械類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比較小。Oiet．al(2004)的研究為此提供了一些佐證，他們發現日本對東亞出口的長期需求價格彈性的行業差別很大(見圖5)，機械類相關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出口商的市場維持能力較強，他們雖然沒有計算各行業的進口需求價格彈性，但行業特征應該相差不大。［15］   從圖1我們也可以看到，匯率傳導彈性下降或者變化幅度較小的行業在遭遇金融危機沖擊時，均保持實際價格的相對穩定。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機械類行業的企業內貿易水平較高，機械類行業是日本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企業內貿易在機械類行業的貿易中比重非常高(見圖6)。日本跨國公司從總體收益增加的角度出發，將企業內貿易的風險進行最佳配置，由于日本母公司具有更強的處理匯率風險的能力，海外子公司在向母公司出口時更多的使用美元或者所在國貨幣定價，從而將匯率風險轉嫁給進口商－母公司，由母公司采取措施來控制和對沖匯率風險。在巨大的需求沖擊和日元匯率單邊升值兩個不利影響的沖擊下，海外子公司承擔著巨大的經營壓力，為減少匯率對子公司的價格影響，母公司傾向于保持實際的進口價格，自己承擔日元升值風險，表現在進口匯率傳導彈性上就是具體數值的減少。   五、結語   本文利用日本的進口數據，通過實證研究表明，作為重大需求沖擊的金融危機確實給匯率傳導造成了影響，但不同行業的反應是有巨大差別的，大部分行業進口傳導彈性明顯增加，而機械類產品的彈性則明顯減少，說明大部分行業的進口商在危機后比危機前獲得了更多的升值好處，出口商承擔更多的匯率損失，但機械類行業的進口商從升值中獲得的好處則要比危機要少，表明他們分擔了部分出口商所面臨的匯率損失。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行業的產品競爭力差異，也可能在于各個行業的貿易類型和貿易結構特點。#p#分頁標題#e#   本文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同類型的產品在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是不一樣的，進行價格調整的程度和承擔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是有巨大差別的，可以說金融危機對那些資源型、勞動密集型和企業內貿易份額較小的行業沖擊最大，而資本、技術密集型和企業內貿易份額較大的行業則沖擊較小，這既顯示了一國貿易結構對于防范匯率和需求沖擊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表明隨著跨國公司在貿易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匯率傳導彈性也受到跨國公司行為的影響。

摘要：文章以寧波草編工藝文化為例，探討傳統工藝文化精神與德育教育融合的問題。寧波傳統草編文化的人文精神可概括為3點：精益求精的技藝是寧波草編的立業之本；堅韌不拔的毅力是草編業發展的不竭動力；順勢而為的智慧是草編創新的源泉。“草編精神”是寧波地域文化的體現，是“工匠精神”的最好詮釋。寧波草編文化，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優秀教育資源，是德育教育的有效載體，值得并應該傳承與弘揚。

關鍵詞：德育教育；傳統工藝文化；人文精神；傳承實踐

1寧波草編技藝的歷史與現狀

寧波草編歷史悠久。目前可見的中國最早的草編遺物，距今已有7000年之久，是在寧波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發掘的，是以二經二緯法編織的葦席殘片；寧波草席在唐代開元年間已銷往國外，是海上絲路貿易品之一。寧波的草帽編織也有200多年的歷史。寧波草編地位獨特。寧波草編是中國的風物特產、著名的工藝品之一。在《中國大百科全書28》（2009年版），《當代中國的工藝美術》（2009年版），以及《中國風物特產與飲食》（2000年版）中，寧波草編均名列其中。其中，寧波草席以其輕巧、舒適、美觀、耐用等傳統特點暢銷國內外市場，1954年，總理參加日內瓦會議時，還特地帶了40條寧波草席饋贈國際友人，備受歡迎；寧波的金絲草帽，潔白細軟，編工精細，式樣新穎，1915年，寧波長河草帽在巴拿馬萬國出口展會上獲獎。寧波草編至今仍是寧波“歷史經典產業”。寧波鄞州區被認定為“中國草編基地”，“中國草席之鄉”；慈溪長河則是“草帽之鄉”。在工業化發達的今天，草編作為一門傳統手工藝結合現代工藝仍能保留到現在，并蓬勃發展，與它獨特的文化、經濟價值和藝術魅力是分不開的。綠色工業，時尚新寵。當下，隨著田園風的流行和復古風的興起，草編織物受到青睞，在服裝家紡等行業，草編制品成時尚元素，行業市場前景廣闊。寧波草編既是寧波特色文化資源，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余姚草編工藝、鄞州黃古林草編工藝已被列入浙江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為保護這份遺產，寧波建有兩座“草編”主題的博物館——慈溪市草編工藝品博物館、鄞州黃古林草編博物館。在悠悠歷史長河中，勤勞的寧波人民創造了絢麗多姿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草編文化就是其中彌足珍貴的財富，其精美的工藝、獨特的風格和兼備欣賞與實用的價值，享譽全球。同時，在千年的草編實踐中，蘊育了內涵豐富的草編文化，其精髓就是“草編精神”。

2寧波傳統草編文化的人文精神

寧波傳統草編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寧波地域文化的體現，是“工匠精神”的最好詮釋。簡而言之，可以概括為以下3點：

2.1精益求精的技藝是寧波草編的立業之本

基金項目：

本文為2016年度保定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編號：2016154）“文化產業成為保定市支柱產業的路徑研究”成果。

摘要：

本文通過對保定市文化產業和支柱產業發展現狀的調研，從文化政策、文化技術、文化人才、文化資本、文化市場幾個維度挖掘保定市文化產業當前發展的優勢以及存在的問題，并歸納保定市傳統支柱產業的現狀和保定市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的特點；然后，分析問題，挖掘保定市文化產業的發展前景以及尚未成為支柱產業背后的原因；之后，根據保定地域文化產業的特色和現狀并結合國家統計局《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遴選出保定市最具發展前景的三大文化產業類別分別為文化旅游類、民俗藝術類和加工制造類，最后針對這三大類別的文化產業分別制定成為支柱產業的具體路徑。

關鍵詞：

文化產業支柱產業發展路徑

一、保定市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出口貿易不斷發展，但是環境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生態環境的惡化嚴重制約了江蘇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何協調江蘇省出口貿易與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江蘇省當今最為迫切的問題。   1相關研究綜述   關于出口貿易與環境的關系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國外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目前以下觀點較為權威。1993年，Grossman和Krueger在對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環境效行分析時將出口貿易的環境效應分為結構效應、規模效應和技術效應。他們的研究成果表明貿易對環境影響是3種效應之和，出口貿易對環境的影響要受到3種效應的共同影響，而不是由其中一種效應所決定的。1994年Chilchilnisky認為出口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的消極影響將大于發達國家，他通過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私有產權沒有得到明確界定的條件下，貿易自由化將會加速發展中國家環境破壞，進一步對全球的環境造成污染。   近年來，我國學者也對出口貿易與環境的關系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2007年黨玉婷、萬能利用Grossman和Kruger的分析方法對中國1994—2003年間主要制造行業出口貿易對環境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研究。其研究成果表明：中國出口貿易對環境影響的規模效應為負、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為正，但是負的規模效應大于正的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所以總效應仍為負，即出口貿易總體上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若要改變中國對外貿易的對環境產生的不利影響應該降低污染程度，增加正的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從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發現：中外學者大多基于國際與全國層面，而且得出結論也不相同。在上述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本文利用江蘇省的出口貿易與環境污染的數據，從江蘇省的層面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得出江蘇省出口貿易對環境影響的結論［4］。   2江蘇省出口貿易現狀與環境現狀分析   2.1出口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出口增長幅度趨緩；對外貿易依存度擴大近年來，江蘇省對外貿易額不斷增長，產品結構優化，出口貿易一直名列前茅。從圖4中可以發現，自2000年以來，江蘇省出口貿易額占全國的10%以上，并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到2010年江蘇省出口貿易額仍然達到2705.50億美元，維持在較高的水平。雖然江蘇省出口總額不斷擴大，但是增長幅度下降明顯。對外貿易依存度是指用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用來表示一國國民經濟對外貿易的依賴程度，它反映一國或地區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從圖4中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江蘇省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上升。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以后對外貿易依存度出現下降趨勢。   2.2工業三廢的排放量基本呈現出上升趨勢   近年來，隨著江蘇省對外貿易的不斷增長，嚴重影響了江蘇省的環境質量，雖然不斷推進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但是形勢依然嚴峻。   2.2.1工業廢水排量始終處于較高水平   由于近幾年出口貿易的迅速發展，江蘇省的廢水排放量持續擴大。從圖形中可以發現：在2000年至2010年期間，2005年排放量為29.63億，達到最大值，接下來幾年呈現小幅下降趨勢，但是污水排放總量依然處于較高水平。   2.2.2工業廢氣排放量總體呈上升趨勢隨著工業發展和出口貿易的擴大，特別是煤和石油的大量使用，產生大量的有害物質，造成嚴重的大氣污染。從圖中可以分析發現，江蘇省工業廢氣排放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趨勢。   2.2.3固體廢棄物污染排放量總體上呈現出上升趨勢   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總體上呈現出上升趨勢，從2000年的3038.19億t上升到2010年的9064億t。   2.3小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江蘇省出口貿易對環境產生了影響。目前，江蘇省經濟處于由低到高發展過程之中，資源的消耗大大超過了資源的再生能力。因此，隨著出口貿易發展與人均收入的不斷上升，環境也不斷地惡化。   3出口貿易對環境影響的實證分析   在20世紀70年代，中外學者中外學者就開始研究出口貿易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但是到目前為止始終沒有一致的定論。本文應用了江蘇省的相關數據，對江蘇省的出口貿易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進而得出江蘇省出口貿易對環境產生的影響。   3.1相關變量的選取與數據來源   江蘇省的工業廢氣排放量處于較高水平，而且增長速度較快，與工業廢水和工業廢氣相比對環境的影響更大，所以論文以工業廢氣排放量作為環境污染的衡量指標，于此同時將廢氣排放量作為被解釋變量。此外，除了考慮外貿出口額對環境產生影響之外，還將出口依存度與資本勞動比作為解釋變量。出口依存度即出口總額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可以用來反映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對環境的影響。資本勞動比是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全體社會產業人員的數量之比。它大體上可以表示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主要反映了貿易對環境的污染的結構效應。如果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資本勞動比上升，則說明該國家或地區有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的趨勢，即表示產品的技術含量不斷增加。反之，則說明產品的技術含量不斷下降。本文采用的江蘇省工業廢氣排放量的數據以及江蘇省外貿出口額、出口依存度、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與社會從業人員的數量等數據均來自歷年的《江蘇統計年鑒》，數據選取的時間范圍為1990—2010年［5］。   3.2模型設定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研究投入與產出關系的生產函數，在一般生產函數的基礎之上進行了改進，引進了技術資源這一要素；該模型用來預測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工業系統或者大企業的生產，來分析生產發展途徑的經濟數學模型。本文研究江蘇省出口貿易對環境的影響，需要引入資本勞動比、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等變量，借鑒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本形式。為了避免異方差等問題的干擾，本文將回歸模型設為如下的對數模型：lngas=β0+β1lnexi+β2lndeg+β3lnk+e（1）其中exi、deg、k分別代表了外貿出口額、出口依存度與資本勞動比，而gas代表工業廢氣排放總量。#p#分頁標題#e#   3.3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   因為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所采用的數據都為時間序列數據，所以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主要通過Eviews5.0軟件采用單位根ADF檢驗法檢測數據平穩性。根據檢測可以發現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數據都是不平穩的，但它們卻都是一階單整的，所以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協整關系。接下來采用Engle-Granger兩步檢驗法進行檢驗，對協整回歸方程估計殘差序列進行ADF檢驗。檢測結果表明：1%顯著性水平下殘差序列e是平穩的。這進一步說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變量lngas與lnexi、lndeg、lnk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江蘇省工業廢氣排放總量與外貿出口額、出口依存度、資本勞動比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3.4回歸結果   通過Eviews5.0軟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由此可得，回歸方程為：lngas=8.085738+0.350886lnexi+0.216694lndeg-0.028948lnk其中，R2=0.977571，調整的R2=0.973613，F值為246.9871，表明在整體上擬合得較好，DW=1.603240，表明方程不存在自相關。   3.5回歸結果分析   3.5.1出口貿易額與環境污染之間呈正相關   江蘇省的工業廢氣排放量與江蘇省的外貿出口總額呈顯著正相關；其中江蘇省的外貿出口總額每增加1%，其產生的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就會增加0.350886%。這種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在江蘇省的產品出口結構之中，污染型企業占據了一定的比重，這部分出口產品是通過高污染與高能耗生產出來的，例如鋼材、紡織品等。其次，江蘇省的環境標準相對于發達國家較寬松，同時江蘇省的地方監管機構監管不夠嚴格，使得一些外資企業充分利用這些機會，將一些在本國和境外受到嚴格限制以及達不到環境要求的產業轉移至江蘇省。   3.5.2出口依存度與環境污染之間呈正相關   江蘇省的工業廢氣排放總量與出口依存度呈顯著正相關，如果江蘇省出口依存度每增加1%，其工業廢氣排放總量會增加0.216694%。這表明：近幾十年了，隨著江蘇省出口貿易依存度的不斷加大，對環境的污染也不斷地加強。如果環境庫茲涅茨EKC曲線所描述的現象適用于江蘇省的話，由于江蘇省目前還屬于低收入地區（人均低于5000美元），其工業廢氣的排放量還沒有超過倒U形曲線的最高點。即隨著江蘇省出口依存度的不斷加強，污染物的排放量還會進一步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可能會下降。同時說明，江蘇省出口貿易對環境的規模效應超過了其技術效應。其原因是：江蘇省的出口貿易促進了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大，同時消費者對清潔產品的需求還不十分大，江蘇省對清潔技術的使用還不多。江蘇省的增長方式還屬于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需要向集約型逐步轉變。   3.5.3資本勞動比與環境污染之間呈負相關   江蘇省的工業廢氣排放量與資本勞動比呈負相關，江蘇省資本勞動比每增加1%，其工業廢氣排放總量會減少0.028948%。資本勞動比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要素稟賦，反映貿易對環境污染的結構效應為負。這說明：江蘇省由于出口貿易的不斷發展，資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產品的資本投入不斷地加大，技術含金量不斷上升，從而不斷降低環境污染物質的排放，使得環境質量逐步得到改善。但是江蘇省資本勞動比對環境的影響不十分顯著，其原因主要是單位產品資本投入量的不斷上升還沒有全部用于先進環境保護技術的推廣，說明資本的增加還沒有帶來產品環境保護技術的明顯提升［6］。   4江蘇省促進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4.1積極采取措施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   環境成本外部化是導致江蘇省出口貿易與環境沖突的根本原因。因為出口貿易的不斷發展導致市場失靈，使得市場價格不能如實地反映產品的真正價值，因此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環境成本內部化是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有效措施。江蘇省政府應該界定環境資源的所有權，政府部門應該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界定環境資源的所有權，來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減少環境污染。如實施排污收費制度，即根據所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的量和質征收費用。   4.2以科學發展觀為理念，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綠色環保產業   首先，江蘇省應該引導第二產業合理發展。對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進行限期整改；如果限期內整改不合格應該及時關閉；如果整改期過后仍然排放超標污染物質，應該進行嚴厲的經濟制裁。對于那些積極采用技術，減少污染物質排放的企業應該給予政策優惠，鼓勵技術創新。其次，江蘇省的初級產品出口在出口貿易中占有一定比重，而初級產品出口往往會造出生態破壞，因此江蘇省應該減少造成生態破壞和附加值小的初級產品的出口，促進綠色環保產業發展，鼓勵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業制成品的出口。   4.3加大環保資金和技術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支持和發展低碳型貿易產業   江蘇省各級地方政府應該制訂區域性能耗與碳減排政策，鼓勵和支持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轉變為低碳經濟轉型，并提高資金、技術和政策上的支持。江蘇省必須改變傳統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加快向對外貿易低碳貿易新戰略轉型，改變出口貿易中高污染、高能耗等高碳排放的初級產品的出口結構與產量，發展低碳型對外貿易產業結構，引導加工貿易不斷轉型升級，為低耗能產品的出口提供政策支持。

摘　要：中國作為同時生產和消費大量農產品的農業大國，憑借土地資源的劣勢和大量進口需求使中國農產品長期處于貿易逆差階段。該論文旨在解決貿易條件惡化問題，從需求、比較優勢、競爭力等角度分析了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的影響因素，并以大豆為例分析了我國雖然進口了大量的農產品，但并不具有大國效應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采取對外直接投資和在世界范圍建立供應鏈來改善中國農產品的貿易條件的措施。這些措施都有效解決了原有問題，扭轉了貿易逆差，給宏觀經濟傳導正面效應。

關鍵詞：農產品貿易環境；大國效應

一、引言

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雖然土地資源并不充足，但神奇的是，7% 的土地資源養活了全世界 22% 的人口。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對外貿易帶來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中國農產品（尤其是大豆）長期處于貿易逆差狀態，然而在大量進口的情況下，卻并不存在大國效應。中國農業貿易條件的惡化也對國內大豆價格與農產品結構產生了影響。因此，本文分析了如何緩解貿易逆差和提高市場話語權以更好地應對風險的解決方案。此外，“一帶一路”倡議是近年來提出的。中國支持中糧企業反對外資多家公司壟斷，調整產業結構，提升我國農業市場話語權和健全農產品供應鏈。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

針對農產品國際貿易問題，前人已經有大量相關研究。早年李月云在國際貿易專著中研究了我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的成因及誘發因素（2007），王亞娟結合疫情前 2002—2017 年的貿易數據對中國貿易條件進行分析（2017）。國內外研究人員統一認為，貿易逆差的形成分為兩個方面：國際貿易環境和出口國的競爭優勢。馬舒、夏和群、程國強、凌峰分別從產業結構、競爭力、產業化和技術的角度分析了單方面的原因，為本文對貿易問題的分析奠定了基礎（2011）。此外，蔣興紅博士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分析了貿易條件惡化帶來的問題（蔣，2013）。馬蘇中和王軍特別指出了我國沒有大國效應的原因。該研究將大國效應重新定義為市場話語權，而不僅僅是市場價格與進口量的關系（2012）。本文研究針對提升我國企業國際市場話語權和通過對外投資完善全球供應鏈的對策建議來解決貿易條件惡化帶來的問題，以我國中糧集團企業為例，創新地從對外投資的角度進行分析，彌補了前人研究的空白。

三、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