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虛擬社會的概念和特征

(一)空間的虛擬性

虛擬性是虛擬社會最主要的特征。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由以前的現實社會進入一個嶄新的數字化空間即虛擬社會，從而打破了以往的局限于空間和時間的現實社會的束縛。在虛擬社會中，人們可以跨地域、跨空間的隨意互動和交流，從而大大的擴展了人們的活動空間。這里的數字化空間，并不是真實的現實空間，而是存在于網絡中的虛擬空間。只要參與主體擁有一臺電腦或者智能手機，有網絡服務，就可以在網絡中任意遨游，隨意的進行交流溝通、求職購物、娛樂等。

(二)身份的隱蔽性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現在互聯網中聚集著世界各國的各種各樣的信息，并且隨時更新并可供人類查看使用。所以，不管是哪個國家的公民，只要擁有相關網絡設備，會使用網絡，就可以不限時間和地點的在互聯網上查看自己需要的信息，并表達自己的看法。世界各地的人們盡管擁有不同的世界觀、宗教信仰及生活習慣，但通過互聯網被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虛擬社會的參與主體也變得多樣化。在參與虛擬社會的過程中，一般參與主體自己不會透露自動的個人信息，相對于網絡其他主體而言，他們的身份是隱蔽的。在互聯網中，人們不在乎對方的相貌、性別、年齡、職業、經濟狀況、社會階層等個人信息，只要是自己樂于交往的人，都可以進行交流互動。與現實社會中面對面交流不同，在虛擬社會中，利用計算機網絡即可實現人際交往。由此可知，與現實社會相比，虛擬社會具有較高的隱蔽性。

(三)交往的互動性

在現實社會中，人們想要進行互動，就必須滿足在相同的時間和地點見面才能進行。而有時礙于多方面影響，互動雙方因不能滿足時間和空間的要求而無法進行及時有效的互動。但在虛擬社會中，這種局限性被打破，時間和空間已不在是局限互動雙方進行互動的障礙，通過互聯網人們可以隨時隨地進行互動，這是現實社會所無法比擬的。在虛擬社會中，一個人可以同時和多個人進行交流溝通，而且不僅僅是文字溝通，還可以進行語言和視頻交流。這就最大程度的滿足了人們對溝通和互動的需求。

社會發展中的金融法與環境法問題經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批準“，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復旦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由復旦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醫事法中心、復旦大學民商法學科主辦。來自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德國洪堡大學、英國班戈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韓國西江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的知名教授以及復旦大學部分教師40余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學術論文30余篇，圍繞“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的主題，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淪，是一次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   此議題研討由復旦大學法學院楊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評議。主要論文包括：   （1）俄羅斯前總理、俄羅斯聯邦審計院秘書長、莫斯科大學國家審計學院院長S．M．沙赫賴（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國家審計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的報告。他認為，國家審計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條件下國家優化解決社會經濟任務的工具，它以公民監督國家效率的機制合理取代了幾個世紀以來國家監督個人行為的制度。作為現代社會的監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會經濟改造中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問題，特別重視分析各種改革與戰略的社會代價。國家審計制度是一項轉向新經濟類型和高水平社會發展的前提手段。   中國學者評論認為，俄羅斯的審計制度對于俄羅斯的反腐敗有重要作用。國家審計制度從學術角度來說是憲政的視角，值得中國學者研究與借鑒。   （2）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態立法的新的法律編纂》的報告，介紹了俄羅斯生態立法的主要任務、結構、主要途徑(跨部門的法律編纂)、法律部門的區分與整合(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區分整合后形成生態法)、法典制定者必須解決的問題，認為生態立法改變了環境保護活動的法律基礎，將會促進向清潔技術轉化并保障國內經濟在高生態標準下進一步增長，促使建立真正的國內生態安全體制。中國學者討論認為，俄羅斯將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整合為生態法，這種跨部門的綜合性的立法，即社會法的產生，值得我們研究。   （3）英國班戈大學法學院院長德莫特•卡希爾(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論文《歐盟內歐洲法院在公共采購領域對透明原則的運用》發表了演講，介紹了歐盟在公共采購領域的一些最新發展，歐盟法確立了公共采購領域的透明原則及非歧視原則。歐洲法院（ECJ）的諸多判例已經對27個歐盟成員國不透明的公共采購現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強化了透明原則，產生了擴大適用非歧視和透明度一般原則的結果。英國法院遵循了歐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幾乎所有該論文討論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機構都被認定為違反了歐盟法律或一般原則。中國學者結合金融危機及中國的政府采購，與克希爾教授探討了多層次的金融監管問題。   （4）復旦大學法學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金融規制法研究》為題作了演講，以利益平衡為視角，探討了中國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朱教授指出，金融規制法律規范的評價標準主要包括規制發生的正當性、規制的合理限度和規制的法律控制3個方面。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金融公法   2社會發展與侵權責任法改革   規制主要目標包括：雙向兼顧性目標、利益平衡化目標和全球化貢獻目標。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提交的論文《金融危機的法律思考》，俄羅斯的S．G梅德維杰夫教授提交的論文《俄羅斯聯邦銀行儲蓄保險制度》，探討了相關中、外金融法律問題。此議題的研討由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高富平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法學院段匡教授評議。   主要報告有：   （1）中國民法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醫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學科負責人劉士國教授作了《中國侵權責任法制定中的爭論問題》的主題發言，向中外學者介紹了中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進程等基本情況，著重對以下幾個立法中的爭論問題及主要意見予以介紹和評述：①侵權責任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否僅規定侵犯民事權利，是否再規定侵犯利益；②關于統一死亡賠償金的規定；③關于要不要規定國家賠償責任；④關于責任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關系；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責任是否規定礦害等工傷事故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鄰人賠償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劉士國教授認為：①侵權法調整的就是侵犯絕對性民事權利產生的社會關系，法與法律有區別，即使法律沒有規定的權利，也可能存在于社會生活規則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權利，反對對利益作出特別規定。②統一死亡賠償金標準是大勢所趨，有利于保護受害人。③主要從性質上說，國家賠償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平等關系，就此，侵權責任法應作規定。鑒于國家賠償法是民法的特別法，侵權法僅規定一條就可以了，表明這是侵權責任的一個類型及賠償的性質，具體條文由國家賠償法規定。④采用責任能力規定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這涉及侵權法和民法通則相關規定的改革。監護人責任應以被監護人無責任能力為條件，如被監護人有責任能力，被監護人應承擔責任，不能賠償的，由監護人承擔補充責任。前者，是直接責任。侵權法以救濟受害人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預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過錯，應予批評教育，甚至責令賠禮道歉。⑤侵權法應規定礦害事故的使用人因違反對被用人的安全保障義務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而且不限礦害，凡使用人對被使用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均應承擔民事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不應由相鄰人賠償，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險行為或公平責任加以判決。加害人不明，公安機關應予立案偵查。   如仍不能確定加害人，公安部門可會同民政部門，對嚴重受害者實行社會救濟。此外，受害人仍可依醫療保險減輕所支付的醫療支出，保險制度已對此具有救濟功能。   對于中國侵權法的制定，外國專家饒有興趣，就諸多問題與劉士國教授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2）韓國西江大學法學專門大學院長嚴東燮教   授以《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為題，介紹了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的概要內容、制定該法以后韓國案例的動向，指出了該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議：應對“缺陷推定”作明文規定；《制造物責任法》適用范圍應當包括預售公寓的缺陷責任；應明確規定免責事由“法令制定的標準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為強制性的；法規條文應更明確。   （3）華東政法大學張禮洪教授就其論文《對侵權行為過錯認定標準的新認識》作了報告。他以《阿奎利亞法》中關于過失的原始文獻為基礎，對完善現有的過失判斷標準提出了建議：侵權過失的判斷標準以客觀過錯為基本原則，即過失是對行為人沒有盡一個理性善良的人的義務，預見或者預防自己行為的后果進行的。過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為、侵權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前提。過失概念本身就蘊含了因果關系。過失的存在以行為人是否盡一般人應采取的謹慎義務為標準，但是，還應根據社會的一般認識，以造成損害的危險是否由行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據自己的意志將自身處于一個不應處于的危險區域來判斷行為人的過失。   （4）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淑華作了《未登記過戶之機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確定》的發言，她認為我國《物權法》對機動車的物權變動采用登記對抗主義，機動車所有權自買賣交付時發生移轉，登記過戶僅是買受人據以獲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屬于物權變動不得對抗的“第三人”范疇。轉讓交付但未辦理登記過戶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損害的，應由對機動車享有運營支配權和運營利益的機動車實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登記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擔賠償責任，除非其對于交通事故的發生具有過錯構成侵權行為。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論文《機動車交通事故共同侵權損害賠償中的保險責任研究》。   3社會發展中的醫事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韓長印教授主持，復旦大學王全弟教授評議。主要報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學法科大學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醫療訴訟與醫療的法制度的動向》的報告。   通過一些具體的案例，介紹了日本國內患者權利運動的發展、重大醫療事故訴訟持續增加的特點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產科醫療補償制度、對因出生時的原因造成的腦性麻痹患兒的無過失補償制度、醫藥品副作用受害人的無過失補償制度及預防接種被害人的補償制度。   （2）復旦大學法學院姚軍副教授作了《醫療事故侵權責任范圍的正確確定》的演講，他提出，作為法治社會核心價值的社會公平的核心內容，要求行為(或責任)人對己方行為及其不良后果承擔(法律)責任(即法律上對己不利的后果)。在具體承擔法律責任時，它又意味著責任人僅對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擔責任，而不應對超出該不良后果部分負責；同理，基于該核心價值(也是諸法的基本原則)，醫療事故的責任人也只應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立法即司法上不應強迫其承擔超出該后果的責任。   （3）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滿洪杰從比較法的角度進行了《人體試驗侵權責任研究》的發言，建議我國應當構建獨立于醫療過失責任的人體試驗侵權責任制度。人體試驗侵權責任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但可以在對過錯的舉證上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疫學原理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推定理論來進行綜合判斷。   （4）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李燕以《雙性兒童性別確定的法律問題探究》為題，提出雙性兒童并不是不正常的，當前醫學界普遍施行的、經父母知情同意而為雙性兒童確定性別的性別再造手術，并不符合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性別確定應是兒童自己的憲法權利，父母對子女性別再造手術的知情同意權與雙性兒童自己的憲法基本權利相沖突。法律應承認男女二元性別體系外的第三種性別，雙性兒童的性別確定應待其長大后自己決定。   韓長印教授評議認為，醫事法的研究提醒學者注意到平時不為大眾所關注的處于弱勢群體的少數人的權利，也提醒學者們思考我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論問題。由于醫事法內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學者就醫療過失認定、損害賠償、醫療訴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4社會發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段匡教授評議。主要論文有：   （1）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萊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變遷中的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報告，介紹了社會模型的概念和它作為法律發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紀私法秩序的社會模型的發展以及德國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變遷，提出了現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會國家化、告別契約法中形式自由倫理模式，強調程序的和實質的合同正義，強調了民法的社會責任。   （2）復旦大學法學院王全弟教授所作報告《兩岸擔保物權比較研究論綱》，就如何確立保證債權獲得完全清償的制度，比較了2007年3月中國大陸《物權法》與臺灣地區在2007年3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的擔保物權修正草案，在擔保物權的追及力、擔保物權的實行期間、抵押權順位、動產抵押、最高限額抵押、權利質權和商事留置權7個方面對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物權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提出有利于兩岸發展及法律相互借鑒與完善的建議。   （3）復旦大學法學院胡鴻高教授作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律改革》的報告，介紹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治演進歷程與特點、中國企業并購的模式、企業并購突出問題與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業并購，不僅應當有利于國家安全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要實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加強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還應當特別關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企業并購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發展社會保障公益事業，建設和諧社區與社會。目前當務之急，在于通過法律改革，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和實現機制，倡導和激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p#分頁標題#e#   （4）復旦大學法學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問題及對策》的演講，指出中國的資源特需改變了世界資源供求格局，闡述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進展，分析了經濟主權和資源主權成為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障礙，分析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環境法和政治動亂問題，最后就中國海外資源投資保護的法律對策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5）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蓋威作了《社會組織在我國協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與功能》的論文發言，建議進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則、明確規定社會團體法人和非法人團體，盡快制定社團法、修改現行特別法增加法律責任的規定，進一步扶持社會組織的建設和發展，淡化一些社會組織的行政色彩，轉變政府中心主義治國理念，確立以民為本、以市民社會和市民組織活動為導向的治國之策，進一步完善協商治理機制。   （6）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托馬斯•萊塞爾(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與合同法》的報告，俄羅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俄羅斯聯邦民事立法修訂的構想》的論文，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韓偉、王森波分別提交了論文《斯多葛派的倫理哲學與羅馬法的轉型》、《必亦正名乎?———美國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風波透析》。

一、建構主義理論的內核   建構主義是在傳統行為主義和認知論的基礎上經過繼承和批判發展而來的。建構主義認為，人的心理、思維和智力的發展，實質上是對客觀世界進行同化和順應的過程，即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1]。同化是個體將新的知覺行為和概念融入已經存在的圖式之中。順應是改變已有圖式以適應新事物的過程。同化和順應互為影響，引起圖式的不斷更新，使認知能力得以逐步完善。學習就是學習者與環境交互作用而自主建構內心確信的過程。學習者在建構內心確信的過程中主要不是依賴教師，而是借助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主動作用于一定的環境。因此，建構主義的意義不僅在于它是一種嶄新的理論，更在于它是一種理念上的創新和進步，其突破是革命性的。   正因為建構主義革命性的變化，其必然催生一系列新的教學方法，如支架式教學、發現和探索式教學、協作和互動式教學。所謂支架式教學是指教師作為引導者開展教學活動，使學生能夠在掌握基本知識和技能的基礎上進行更高層次的認知活動；所謂發現和探索式教學是指學生利用教師提供的資料主動進行建構活動并加深對建構活動意義的理解；所謂合作和互動式教學是指學生在各種情境中通過與教師、學習伙伴以及各種環境中的其他主體協同和合作，即利用人際關系達到建構的目的。   二、以建構主義理論重構經濟法學教學模式的必然性   經濟法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理論體系框架仍在形成、發展和完善之中，因此，比之于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發展歷史較長、理論體系框架較成熟的學科，教師所面臨的教學難度更大[2]。當然，由于經濟法學自身交叉學科特色明顯，反過來可以為建構主義理論下新“教學三法”的運用提供肥沃的土壤。傳統教學模式下的經濟法學教學，主要存在以下兩大缺陷。   （一）教師為主、學生為輔，知識傳授大于能力培養教師按照教材內容講授知識點，教學效果的好壞依賴于授課教師的講授技巧和個人魅力。學生在被動的知識接受中往往是聽“熱鬧”但卻未吃透“門道”，因此，學生在課堂中所獲知識看似很多，但均呈現出典型的“平面化”特征，往往在課程學習結束后就會忘在腦后。尤其是被動式的接受嚴重壓抑了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其邏輯思維能力和語言、文字表達能力無法通過課程學習得到鍛煉和提高，這與作為實踐性和經驗性特征均非常強烈的法學學科對于人才培養所提出的要求相去甚遠[3]。   （二）“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導致人才培養陷入惡性循環所謂“上不著天”，即傳統教學模式無法激發起學生對于理論經濟法學的學習興趣和熱情，無法架構起科學、實用、清晰、嚴謹的經濟法理論框架，無法滿足希望考研進一步深造的學生對于課程學習所提出的要求。所謂“下不著地”，就是傳統教學模式無法滿足希望通過課程學習具備處理實際法律問題、勝任未來工作崗位的學生對于課程學習所提出的要求。   傳統教學模式不僅使經濟法學教學呈現出典型的總論和分論“兩張皮”現象，使教學計劃中所設計的大部分課堂教學和實踐教學環節流于形式，而且嚴重影響了人才培養質量和社會對學校教學評價的美譽度，反過來造成報考生源的萎縮。   三、經濟法學開放式教學模式的架構   （一）開放式教學模式，就是開放教學內容、教學過程和思維空間   該模式下教師的角色是思想的“催化劑”與“助產士”，教師在教學活動中不應局限于教學內容上，而應注意學習者的心態變化。由此，可以把經濟法學開放式教學模式界定為：“以建構主義理論為指導，吸收傳統教學模式的優點，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以多媒體技術為支撐，充分利用模擬法庭、實習基地、辯論賽、實踐課程等環境要素，實現學生自主建構知識和技能，滿足個性化需求和發展的全新教學模式。”[4]   （二）基于新“教學三法”的制度設計   依據經濟法學開放式教學模式的定位，我們提出并已開始著手實施基于新“教學三法”的經濟法學開放式教學模式三大板塊的制度設計。一是基礎知識的講解。   我們選取專業必修課———經濟法學作為試點，任課教師在講授中大力壓縮純知識性介紹，通過篩選具有典型性、新穎性和代表性的案例和實例，輔之以必要的講解和評析，著力培養學生以經濟法視野看待和處理法律問題的邏輯思維能力和對新知識和技能“同化”與“順應”的能力。二是能力強化訓練。我們選取專業選修課———經濟法案例評析作為試點。在課程開始前向學生公布一個公共電子郵箱，由學生自由選取自己感興趣的案例和實例作為主題申報，由任課教師進行審核排序后，每位申報者在15—20分鐘之內以全脫稿的形式對自己選取的案（實）例進行講解，課下根據任課教師規定的格式撰寫案（實）例分析報告，任課教師根據學生發言和所撰寫的案（實）例分析報告評定成績。對于該課程，目前學生反映普遍較好。三是綜合運用能力訓練。有前兩個板塊作為基礎，學生在專業選修課（法律專業技能）和必修課實踐教學環節（學年論文、畢業論文、專業見習、畢業實習和社會實踐）上的熱情和積極性會被極大激發，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已經懂得如何有針對性和選擇性地根據自身需要自覺進行知識和能力建構。目前，我們已將在經濟法疑難案例評析課程中表現突出的學生挑選進入辯論隊，在2010年舉行的全國“理律杯”法庭辯論賽中，學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參加比賽的學生普遍反映，這種互動式教學方法給他們的收獲頗多：一是對法律知識的扎實掌握。學生在面對各種法律問題時，主動查閱相關書籍，不是僵化的死記硬背，而是結合案件對相關知識有了充分的理解。二是法律技能的提高。學生學會如何在既有的條文和證據事實的前提下，提高分析能力，掌握法律解釋的技術，從而在實踐中體味法律智慧火花的閃現，另外，還訓練了學生在處理法律事務時在法庭上的臨場應變能力。三是法律職業倫理的養成。法律職業要想獲得長足的發展，法律事業要想真正成為成熟的事業，有賴于每個從業者的職業操守。#p#分頁標題#e#   大學的基本理念是思想自由和思維獨立，法律人在思考時，除了富有邏輯之外，必須有著自身的法治追求。   四、經濟法學開放式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   目前的難點主要是現有教學計劃中經濟法學各個模塊課程之間的銜接性較差，如何對現有模塊課程進行有效整合和統籌，如何將建構主義理論貫穿于各個模塊課程的教學模式中。   基于此，我們提出在未來設立開放式教學模式創新實驗區。實驗區的設立主要解決如下問題：1.有效整合現有模塊課程，按照經濟法學開放式教學模式三大板塊的制度設計，對現有課程教學內容進行合理分工，加強課程間的階梯形、承繼性，突出新教學模式下以學生為主的能力建構特色。2.有效配置師資資源，著力改變教學理念。目前在三大板塊中，能力強化訓練以及能力擴展和深化訓練是薄弱環節，比如，經濟法案例評析課程目前只有一名授課教師，選課的學生往往有200—300人，師生比懸殊不僅導致授課質量受到影響，更嚴重地影響了教學模式和理念的更新與深化。3.探索如何在三大板塊的制度設計下有效對專業選修課（法律專業技能）和必修課實踐教學環節（學年論文、畢業論文、專業見習、畢業實習和社會實踐）進行改革。近兩年尤其在學位論文寫作和畢業論文答辯中發現，學生寫作和答辯能力整體呈現下降趨勢，許多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文字表達能力極差，所用概念、觀點都是網上臨時拼湊，往往是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眾多定義和觀點混雜于一篇文章中，答辯時對一些最為基本的法學概念認識混亂。很多學生對于專業見習和實習采取敷衍態度，編造虛假報告欺騙學校。而必修課實踐教學環節大部分安排在第7、8學期，與學生準備公務員考試和研究生入學考試相沖突，使得這些教學環節無法在學生能力和知識建構中發揮有效作用。

摘要：近幾年，校園網絡借貸的現象在高校時有發生。校園網絡借貸以其申請程序簡單、借貸時間迅速等特點在高校中愈演愈烈。尤其是高校大學生群體，更是作為校園網絡借貸中問題尤為突出的群體，在校園網絡貸款中面臨著各種法律風險和權益受到傷害等問題。面對校園網絡貸款頻繁發生的問題，學生群體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害，最終導致產生不可挽回的局面并給家庭、學生、學校帶來的一系列的風險和后果。因此通過對校園網絡借貸法律問題的研究，分析相關的法律風險，從而為風險的規范和損害程度的降低提供相關的思考和幫助。

關鍵詞：校園網絡借貸；法律風險；法律問題

如今我國社會發展迅速，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新生事物出現頻繁，但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和法律問題的出現。例如在高校校園時有發生的網絡貸款的事件。高校大學生群體作為校園網絡貸款的主要群體，在校園網絡貸款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尤為突出和關鍵。因此研究校園網絡借貸法律問題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校園網絡借貸發展的原因

1.網絡貸款信息出現普遍及信息渠道多樣化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的來源渠道及方式逐步多樣化，辦事的流程及方式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網絡信息時代背景下，高校大學獲得的網絡貸款的信息頻繁，存在多種方式獲取這方面的相關信息。一種是通過網絡，在QQ、微信、貼吧等信息媒介中充斥著各種網絡貸款信息。通過連續、多樣的信息提醒，引起大學生的關注。另一種是通過人的媒介來獲取網絡貸款的信息。除了專門做此業務的社會人員外，還存在有學生以兼職的形式去開發校園客戶。

2.大學生消費理念的轉變。

作者：張紅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拉倫茨先生在偉大的著作———《論作為科學的法學的不可或缺性》中認為:“法學有三重任務:解釋法律，按照內在的法律制度的價值標準和思想盡可能發展法律，以及不斷尋求用統一的視角詮釋大量的法律資料，不僅為了外部的整齊劃一和條理清晰，也為了盡量實現各種規則的內部統一和客觀的協調。簡而言之，法學的任務就是解釋法律、發展法律以及———或許可以這樣說———整合法律資料。”［1］要實現這三項任務，需要法律人不斷訓練自己的法律思維，提高解釋、發展和整合法律的能力。作為法學研究生，欲達致此三項任務，需遵循法律史、法解釋與法釋義學的研究路徑。

何為法律史、法解釋和法釋義學?

我這里所說的法律史，確切地講是私法史，私法制度史，它不是關于某一歷史階段法律、法律思想等發展特點的板塊式概述，也不是一種全面的法律史解讀，而是一個個具體制度的歷史縱向發展線索的梳理，如不當得利制度從羅馬法———普通法———德國民法(BGB)以及現在的歷史發展。此種意義上的法律史常常被譽為“法律胚胎學”，其研究的動力在于為現行法解釋提供歷史線索，為現行立法的構建提供歷史證據。法律史主要不關注當下的法律問題，它是解構的學問，雖然其為當下服務，但其梳理過程本身對法律制度發展流變過程的完整展示(再現)才是其最終歸屬。還歷史于本來面目，具體制度的解構及其功過得失析出，都使其與歷史研究本質無異。法律史并不對當下的法律問題直接發表對策性意見。

法律史在統一的制定法之前是法學研究的主要素材和礦藏，《德國民法典》之前的19世紀法學———歷史法學派以研究羅馬法為主要任務，從古代法中發現和提煉裁判規則，來構建法律體系和法律原則。在那樣的時代，法律史的研究是法學研究的主流。但是，《德國民法典》之后，制定法成為唯一法源，法律實證主義取代法學實證主義，法學研究的主要任務轉向對《德國民法典》本身的注釋，對《德國民法典》具體條文的解釋和應用是司法實踐的需要，法律史的研究從此不再成為主流。與此相應地，法學院課程設置中的羅馬法課程也大為縮減，因為法學教育的主要任務在于培養學生依據《德國民法典》來處理案件，在于教會學生法律職業的技術———法律解釋和法釋義學，而不是培養學生如何去處理史料和已經死去的法律。

法律解釋與法釋義學是不同的。法解釋是解釋法律的技術概稱，如薩維尼所言的三大解釋方法:文義、歷史和體系解釋。此外，還有目的、擴展、縮減等解釋方法。法律不經解釋無法運用，解釋法律的過程也就是法律條文與案件事實不斷來回穿梭的過程，解釋者的眼光不斷在此二者之間來回徘徊，進而依據法律得出裁判結果。一定法解釋方法是科學判決結果得出的基礎。法解釋是一個法律應用的過程，也是一種法律應用的方法。

司法參與者必須掌握良好的法解釋能力，方能科學裁判。法學院的教學主要的任務在于法解釋的傳授與演練。共同的法解釋技術掌握也是法律職業共同體構建的一個基礎和對話的平臺。專門的法解釋技術使得法律適用是一門科學，大眾感覺并不宜成為裁判依據，司法應在這項技術的基礎上保持獨立。正是因為這樣，耶林在《法律是一門科學嗎?》這篇著名的文章結尾寫道:“如果要將我已經說過的事情，做一個總結，那么可以這么說:法學就是在法律事物(DingedesRechts)中的科學意識。這種意識，必須往法哲學的面向發展，以便探求現實世界法律之起源與效力所賴以成立之最終基礎;它必須在法律史的面向上，追溯自己曾經走過的所有道路，好能使自己從一個階段邁向下個階段，以臻于更高之圓滿;它也必須在釋義學的面向上，將所有我們借著對法律之認識與掌握，而獲致之暫時性的高點與終點，匯集于經驗與事實，并且基于實際使用之目的安排這些素材，進行科學的闡釋。”［2］Rechtsdogmatik、法釋義學、法教義學，是指從同類的眾多有既判力的判決(判例)中總結相對更加具體的規則或裁判標準，精心類型化、體系化，形成一套比法律條文更加細致、更具接近性的實踐規則，然后再應用于實踐。法釋義學的結果是形成體系的規則群，法釋義學的過程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如果學者僅僅解釋法律本身而得出了某種結論，或者從歷史史料中得出了某種結論，那僅僅是Auslegung(學說)，沒有案例基礎的學說或者解釋不是法釋義學，不是以實踐為目的的學說或解釋也不是法釋義學。在德國民法中，典型的法釋義學結果比如關于§242BGB誠實信用、§134BGB違反保護性法律的侵權行為、§138BGB違反善良風俗的法律行為等等類型化的總結，這些可以從權威學者的教科書及法典評釋書(Kommentar)中找到。法釋義學結論的得出需要運用法解釋學的各種方法，二者的關系某種層面可以說是手段與目的、方法與結果的關系。當然，法釋義學的結果不是法解釋學的唯一目的。

傳統媒體時代，鑒于信息獲取的不對稱性以及信息傳播的相對滯后性、封閉性，法律素養對編輯來說還不算重要，學術素養和文字處理能力才是編輯首要的素養。“互聯網+”時代，信息獲取的快捷性、法律規定的滯后性導致在傳統媒體時代不夠突出的法律問題更為嚴重，從而給編輯工作帶來巨大的挑戰。學術期刊的轉型發展更是將學術期刊及編輯推上法律糾紛的風口浪尖。如果編輯不具備最基本的法律素養，輕則會給工作帶來被動，重則會給期刊、編輯帶來官司。

一、“互聯網+”時代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法律素養

傳統媒體時代，學術期刊編輯工作涉及的法律問題以作者的著作權為核心，涉及侵權等問題。“互聯網+”時代，學術期刊編輯工作涉及的法律問題沒有實質變化。不同的是，信息獲取的便捷性導致“一稿多投”等問題更為嚴重，法律規定的滯后性導致學術期刊編輯在應對新媒體等傳播方式時無法正確處理與作者的著作權糾紛，學術期刊的轉型發展使得編輯在處理媒體融合發展時對相關法律問題無所適從。這些都要求編輯必須具備最基本的法律素養。

(一)信息獲取的便捷性要求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法律素養

傳統媒體時代學術期刊編輯最為頭痛的“一稿多投”問題，在“互聯網+”時代由于信息獲取的便捷性變得更為突出。“文責自負”一直是期刊應對投稿者學術不端行為及解決投稿者與被侵權作者之間糾紛的行之有效的擋箭牌，并且在傳統媒體時代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理論上，“文責自負”并不意味著期刊對作者投稿的完全采納，編輯要對作品是否符合編輯出版方針負責，對作品的規范化和完美程度負責，即編輯要保證作品符合出版標準。［1］傳統媒體時代，最常見的學術不端行為就是“剪刀加糨糊”式的拼湊。一方面，這種學術不端行為的投稿(紙質稿)的成本比較高，數量畢竟有限，危害也還不算嚴重;另一方面，學術期刊編輯識別投稿者的學術不端行為主要依賴于審稿專家及編輯個人的學術素養，因而以“文責自負”作為擋箭牌還是可行的。“互聯網+”時代，信息獲取的便捷性使“文責自負”的應對效力大大降低。就作者而言，各種數據庫和搜索引擎的便利性和快捷性使作者通過新式的“剪刀加糨糊”拼湊學術成果變得更加便捷，網絡投稿又大大降低了投稿的經濟成本。這就使得學術不端行為頻發，嚴重敗壞了學術期刊作為道德價值正向引導公器的良好期待和形象，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就編輯而言，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使編輯在識別學術不端行為方面的能力大大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再用“文責自負”來應對社會各界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質疑就顯得蒼白無力了。因此，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最基本的法律素養，站在法律的高度看待學術不端行為的本質及其嚴重性，提高法律意識，自覺運用信息工具抵制學術不端行為。

(二)法律規定的滯后要求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法律素養

隨著互聯網的發達，我們已經進入新媒體時代。相對于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新媒體是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由于新媒體迅速發展，作者發表學術成果的渠道日益開放，這就對紙質媒體的獨家發表形成了沖擊，相關的法律規定在應對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方面明顯滯后。例如，什么叫“發表”?在微信、微博上公開叫不叫“發表”?可能期刊編輯在檢測作者投稿的學術論文時，系統檢測結果是不存在學術不端行為的，但編輯工作進入正常流程后，甚至是在要簽版付印時，突然發現投稿者的文章在微博、博客上“發表”過了，那么這個時候編輯該怎么處理?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處理不當，可能會導致期刊學術評價的降低，會引發期刊與作者的糾紛。這就要求編輯具備相應的法律素養，在遇到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問題時，能夠運用基本法理對這些問題做出初步的判斷并妥善處理。

【內容摘要】當前，國際投資管理和外資準入的新形式是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它在各個國家中廣泛運用。我國在2019年3月15日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這種管理制度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但是，因為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被我國引入的時間不長，所以還存在與該制度配套的法律法規不完善、透明度方面與國際標準還有差距等不足之處。因此，總結出近年我國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的發展狀況、分析厘清現實中存在的問題，這樣將對進一步完善負面清單制度產生積極作用。

【關鍵詞】負面清單；市場準入；國際經驗

《外商投資法》中明確規定：“國家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負面清單之前并沒有給大眾呈現出一個比較正式的形式，這次的形式非常正式。這不僅凸顯出我國對外商投資管理制度的重視性，更重要的是徹頭徹尾地改變了我國外商投資管理制度。

一、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全球背景和效果

（一）國際國內背景

國際國內背景總體來說不是很好。首先以國際視角出發來看，全世界投資情況不是非常令人滿意，許多事情一團糟，甚至說一些發達的國家在投資狀態上顯現出頑固的形式，例如因為美國政府采用了全面的保護政策，結果就導致了在向外國投資方面有著非常大的阻礙，這都從某種角度中增強了逆全球化的形勢。從而可以看出，在這種情形下存在一種不好的狀態，即壓迫了中國“成本導向型”和“市場導向型”兩種類型的外商投資。得出結果就是：之前的競爭優勢減小，但無法迅速凸顯再一輪的競爭，使其占領上風。因為勞動密集型企業中不在乎智造，所以許多事情很容易被覆蓋。從國內經濟看，經濟新常態下國內的經濟結構，現如今應該連貫地調節、轉移和升華。使對外開放政策更加深入并且實施全新的開放經濟體制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可以推出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的國家戰略是建設自貿試驗區、自貿試驗區新片區以及自由貿易港，我們不畏懼其他國家對我國實行一切經濟手段，可以沖破層層抵御和障礙。現在從國家內部看，負面清單的實施和推進，促使了我國政府職能的轉型。

（二）取得的正面效果

學術不端是科技期刊出版過程中無法避免的問題與挑戰，據《PLosOne》2009年5月29日發表的一篇系統綜述統計，學術不端行為在世界范圍內的期刊發表中都會存在。文章將從學術不端的定義和國家最新法律法規；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和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nternationalCommitteeofMedicalJournalEditors，ICMJE）中關于期刊更正與撤稿的定義、區別以及更正與撤稿的流程這3個方向解讀科技期刊處理學術不端問題的原則與措施。

1、關于學術不端的定義和國家最新法律法規

學術不端行為（scientificmisconduct）是指在建議研究計劃、從事科學研究、評審科學研究、報告研究結果中出現捏造、篡改、剽竊、偽造學歷或工作經歷。這不包括誠實的錯誤和對事物的不同的解釋和判斷。學術不端行為在中國相關法律法規中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條例》等。中國從2020年9月1日起實施的《科學技術活動違規行為處理暫行規定》，被稱為史上最嚴、最全面的學術不端處理法規，該規定是由中國科技部部長王志剛簽發的科技部第19號令。該規定除了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調查處理做出明確規定之外，還對那些出售學術論文、捏造數據并代人撰寫或投稿的“論文工廠”提出了查處方案。

2、COPE和ICMJE中關于更正與撤稿的定義及區別

COPE與ICMJE是科技期刊出版過程中遵守并參考的權威規范，文章將對兩種規范對期刊更正與撤稿的定義及不同進行闡述：

2.1COPE對更正與撤稿的定義：(1)更正：√沒有嚴重違反出版或研究道德；√糾正不影響結論的小錯誤。(2)撤稿：√有明確證據表明，由于重大錯誤（例如，計算錯誤或實驗錯誤），或者由于捏造（例如，數據）或偽造（例如，圖像處理）而導致研究結果不可靠；√構成剽竊；√研究結果先前已在其他地方發表，而沒有適當地注明先前的來源或向編輯披露，也沒有允許重新發表或提出正當理由；√未經授權使用其中包含的材料或數據；√版權受到侵犯或存在其他嚴重的法律問題（例如誹謗，隱私）；√研究不符合道德倫理要求；√在同行評審過程受到破壞或操縱的基礎上的文章；√作者未能聲明主要的競爭利益（又稱利益沖突），據編輯認為，這會不適當地影響編輯和同行評審對文章的建議和解釋。

2.2ICMJE對更正與撤稿的定義：(1)更正：誠實的錯誤是科學研究與發表的一個組成部分。某個編碼有誤或某個計算出錯可導致普遍性的差錯，以致在整篇文章中出現大量錯誤。如果這些錯誤沒有改變文章結果、解釋和結論的方向或意義，當發現錯誤時，應發表更正啟事。對事實方面的錯誤進行更正是必要的。(2)撤稿：學術不端包括數據造假和剽竊，但并不一定僅限于此。數據造假包括欺騙性地篡改圖像。錯誤嚴重到足以使文章報告的結果和結論不可靠，則可以要求撤銷。若調查證實有科學不端，應刊登撤銷論文的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