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中的金融法與環境法問題經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批準“，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復旦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由復旦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醫事法中心、復旦大學民商法學科主辦。來自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德國洪堡大學、英國班戈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韓國西江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的知名教授以及復旦大學部分教師40余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學術論文30余篇，圍繞“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的主題，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淪，是一次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   此議題研討由復旦大學法學院楊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評議。主要論文包括：   （1）俄羅斯前總理、俄羅斯聯邦審計院秘書長、莫斯科大學國家審計學院院長S．M．沙赫賴（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國家審計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的報告。他認為，國家審計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條件下國家優化解決社會經濟任務的工具，它以公民監督國家效率的機制合理取代了幾個世紀以來國家監督個人行為的制度。作為現代社會的監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會經濟改造中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問題，特別重視分析各種改革與戰略的社會代價。國家審計制度是一項轉向新經濟類型和高水平社會發展的前提手段。   中國學者評論認為，俄羅斯的審計制度對于俄羅斯的反腐敗有重要作用。國家審計制度從學術角度來說是憲政的視角，值得中國學者研究與借鑒。   （2）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態立法的新的法律編纂》的報告，介紹了俄羅斯生態立法的主要任務、結構、主要途徑(跨部門的法律編纂)、法律部門的區分與整合(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區分整合后形成生態法)、法典制定者必須解決的問題，認為生態立法改變了環境保護活動的法律基礎，將會促進向清潔技術轉化并保障國內經濟在高生態標準下進一步增長，促使建立真正的國內生態安全體制。中國學者討論認為，俄羅斯將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整合為生態法，這種跨部門的綜合性的立法，即社會法的產生，值得我們研究。   （3）英國班戈大學法學院院長德莫特•卡希爾(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論文《歐盟內歐洲法院在公共采購領域對透明原則的運用》發表了演講，介紹了歐盟在公共采購領域的一些最新發展，歐盟法確立了公共采購領域的透明原則及非歧視原則。歐洲法院（ECJ）的諸多判例已經對27個歐盟成員國不透明的公共采購現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強化了透明原則，產生了擴大適用非歧視和透明度一般原則的結果。英國法院遵循了歐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幾乎所有該論文討論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機構都被認定為違反了歐盟法律或一般原則。中國學者結合金融危機及中國的政府采購，與克希爾教授探討了多層次的金融監管問題。   （4）復旦大學法學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金融規制法研究》為題作了演講，以利益平衡為視角，探討了中國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朱教授指出，金融規制法律規范的評價標準主要包括規制發生的正當性、規制的合理限度和規制的法律控制3個方面。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金融公法   2社會發展與侵權責任法改革   規制主要目標包括：雙向兼顧性目標、利益平衡化目標和全球化貢獻目標。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提交的論文《金融危機的法律思考》，俄羅斯的S．G梅德維杰夫教授提交的論文《俄羅斯聯邦銀行儲蓄保險制度》，探討了相關中、外金融法律問題。此議題的研討由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高富平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法學院段匡教授評議。   主要報告有：   （1）中國民法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醫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學科負責人劉士國教授作了《中國侵權責任法制定中的爭論問題》的主題發言，向中外學者介紹了中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進程等基本情況，著重對以下幾個立法中的爭論問題及主要意見予以介紹和評述：①侵權責任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否僅規定侵犯民事權利，是否再規定侵犯利益；②關于統一死亡賠償金的規定；③關于要不要規定國家賠償責任；④關于責任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關系；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責任是否規定礦害等工傷事故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鄰人賠償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劉士國教授認為：①侵權法調整的就是侵犯絕對性民事權利產生的社會關系，法與法律有區別，即使法律沒有規定的權利，也可能存在于社會生活規則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權利，反對對利益作出特別規定。②統一死亡賠償金標準是大勢所趨，有利于保護受害人。③主要從性質上說，國家賠償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平等關系，就此，侵權責任法應作規定。鑒于國家賠償法是民法的特別法，侵權法僅規定一條就可以了，表明這是侵權責任的一個類型及賠償的性質，具體條文由國家賠償法規定。④采用責任能力規定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這涉及侵權法和民法通則相關規定的改革。監護人責任應以被監護人無責任能力為條件，如被監護人有責任能力，被監護人應承擔責任，不能賠償的，由監護人承擔補充責任。前者，是直接責任。侵權法以救濟受害人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預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過錯，應予批評教育，甚至責令賠禮道歉。⑤侵權法應規定礦害事故的使用人因違反對被用人的安全保障義務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而且不限礦害，凡使用人對被使用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均應承擔民事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不應由相鄰人賠償，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險行為或公平責任加以判決。加害人不明，公安機關應予立案偵查。   如仍不能確定加害人，公安部門可會同民政部門，對嚴重受害者實行社會救濟。此外，受害人仍可依醫療保險減輕所支付的醫療支出，保險制度已對此具有救濟功能。   對于中國侵權法的制定，外國專家饒有興趣，就諸多問題與劉士國教授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2）韓國西江大學法學專門大學院長嚴東燮教   授以《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為題，介紹了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的概要內容、制定該法以后韓國案例的動向，指出了該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議：應對“缺陷推定”作明文規定；《制造物責任法》適用范圍應當包括預售公寓的缺陷責任；應明確規定免責事由“法令制定的標準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為強制性的；法規條文應更明確。   （3）華東政法大學張禮洪教授就其論文《對侵權行為過錯認定標準的新認識》作了報告。他以《阿奎利亞法》中關于過失的原始文獻為基礎，對完善現有的過失判斷標準提出了建議：侵權過失的判斷標準以客觀過錯為基本原則，即過失是對行為人沒有盡一個理性善良的人的義務，預見或者預防自己行為的后果進行的。過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為、侵權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前提。過失概念本身就蘊含了因果關系。過失的存在以行為人是否盡一般人應采取的謹慎義務為標準，但是，還應根據社會的一般認識，以造成損害的危險是否由行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據自己的意志將自身處于一個不應處于的危險區域來判斷行為人的過失。   （4）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淑華作了《未登記過戶之機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確定》的發言，她認為我國《物權法》對機動車的物權變動采用登記對抗主義，機動車所有權自買賣交付時發生移轉，登記過戶僅是買受人據以獲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屬于物權變動不得對抗的“第三人”范疇。轉讓交付但未辦理登記過戶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損害的，應由對機動車享有運營支配權和運營利益的機動車實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登記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擔賠償責任，除非其對于交通事故的發生具有過錯構成侵權行為。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論文《機動車交通事故共同侵權損害賠償中的保險責任研究》。   3社會發展中的醫事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韓長印教授主持，復旦大學王全弟教授評議。主要報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學法科大學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醫療訴訟與醫療的法制度的動向》的報告。   通過一些具體的案例，介紹了日本國內患者權利運動的發展、重大醫療事故訴訟持續增加的特點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產科醫療補償制度、對因出生時的原因造成的腦性麻痹患兒的無過失補償制度、醫藥品副作用受害人的無過失補償制度及預防接種被害人的補償制度。   （2）復旦大學法學院姚軍副教授作了《醫療事故侵權責任范圍的正確確定》的演講，他提出，作為法治社會核心價值的社會公平的核心內容，要求行為(或責任)人對己方行為及其不良后果承擔(法律)責任(即法律上對己不利的后果)。在具體承擔法律責任時，它又意味著責任人僅對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擔責任，而不應對超出該不良后果部分負責；同理，基于該核心價值(也是諸法的基本原則)，醫療事故的責任人也只應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立法即司法上不應強迫其承擔超出該后果的責任。   （3）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滿洪杰從比較法的角度進行了《人體試驗侵權責任研究》的發言，建議我國應當構建獨立于醫療過失責任的人體試驗侵權責任制度。人體試驗侵權責任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但可以在對過錯的舉證上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疫學原理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推定理論來進行綜合判斷。   （4）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李燕以《雙性兒童性別確定的法律問題探究》為題，提出雙性兒童并不是不正常的，當前醫學界普遍施行的、經父母知情同意而為雙性兒童確定性別的性別再造手術，并不符合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性別確定應是兒童自己的憲法權利，父母對子女性別再造手術的知情同意權與雙性兒童自己的憲法基本權利相沖突。法律應承認男女二元性別體系外的第三種性別，雙性兒童的性別確定應待其長大后自己決定。   韓長印教授評議認為，醫事法的研究提醒學者注意到平時不為大眾所關注的處于弱勢群體的少數人的權利，也提醒學者們思考我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論問題。由于醫事法內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學者就醫療過失認定、損害賠償、醫療訴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4社會發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段匡教授評議。主要論文有：   （1）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萊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變遷中的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報告，介紹了社會模型的概念和它作為法律發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紀私法秩序的社會模型的發展以及德國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變遷，提出了現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會國家化、告別契約法中形式自由倫理模式，強調程序的和實質的合同正義，強調了民法的社會責任。   （2）復旦大學法學院王全弟教授所作報告《兩岸擔保物權比較研究論綱》，就如何確立保證債權獲得完全清償的制度，比較了2007年3月中國大陸《物權法》與臺灣地區在2007年3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的擔保物權修正草案，在擔保物權的追及力、擔保物權的實行期間、抵押權順位、動產抵押、最高限額抵押、權利質權和商事留置權7個方面對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物權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提出有利于兩岸發展及法律相互借鑒與完善的建議。   （3）復旦大學法學院胡鴻高教授作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律改革》的報告，介紹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治演進歷程與特點、中國企業并購的模式、企業并購突出問題與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業并購，不僅應當有利于國家安全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要實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加強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還應當特別關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企業并購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發展社會保障公益事業，建設和諧社區與社會。目前當務之急，在于通過法律改革，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和實現機制，倡導和激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p#分頁標題#e#   （4）復旦大學法學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問題及對策》的演講，指出中國的資源特需改變了世界資源供求格局，闡述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進展，分析了經濟主權和資源主權成為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障礙，分析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環境法和政治動亂問題，最后就中國海外資源投資保護的法律對策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5）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蓋威作了《社會組織在我國協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與功能》的論文發言，建議進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則、明確規定社會團體法人和非法人團體，盡快制定社團法、修改現行特別法增加法律責任的規定，進一步扶持社會組織的建設和發展，淡化一些社會組織的行政色彩，轉變政府中心主義治國理念，確立以民為本、以市民社會和市民組織活動為導向的治國之策，進一步完善協商治理機制。   （6）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托馬斯•萊塞爾(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與合同法》的報告，俄羅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俄羅斯聯邦民事立法修訂的構想》的論文，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韓偉、王森波分別提交了論文《斯多葛派的倫理哲學與羅馬法的轉型》、《必亦正名乎?———美國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風波透析》。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是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所確定的14門核心課程之一,隨著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的快速發展,這門課程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同時,這門課程需要面對不斷更新的教學內容,實踐性日益增強,教學的難度也不斷加大。傳統的教學方式已經無法滿足課程教學的需要,將案例教學與互動理念融合的互動式案例教學法應該成為下一步教學改革的方向。   一、互動式案例教學法的內涵與優勢   1.互動式案例教學法的內涵   案例教學法(CaseMethodsofTeaching)是通過典型案例進行教學的方法,通過組織學生討論一系列實際案例,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使學生掌握有關的專業技能、知識和理論(周川,2002)。1869年,時任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的蘭德爾教授首次將案例教學引入法學院的教學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現在案例教學已經成為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法學教育的重要方法。而互動式教學理念是一種改變課堂教學中教師絕對權威的主導地位,創造出師生平等、合作、和諧的課堂氛圍,使師生在知識、情感、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中實現教學相長的一種新的教學理念,它的本質是平等與相互尊重(王偉偉,楊秀麗,2005)。   因此,互動式案例教學法是指以互動式教學理念指導案例教學的整個過程,改變以往學生被動接受案例分析的單向模式,讓學生成為案例教學的主體,全面參與案例的搜集、整理、分析與評價,通過師生互動完成案例教學的方法。   2.互動式案例教學法的優勢   (1)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有利于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互動式案例教學改變了以往學生被動接受案例分析的模式,主動地參與到案例的選擇和分析過程中,讓他們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社會熱點案例,充分發表自己的見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互動式案例教學能夠有效地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釋放他們的能量,發揮他們學習的自主性、創造力和批判精神(孫枝俏,2010)。   (2)自主分析案例,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和動手能力。互動式案例教學強調學生的獨立分析、獨立思考,將搜集資料、分析復雜法律關系的重任部分或者全部交給學生自己完成,有助于培養法科學生必不可少的法律思維能力,鍛煉學生獨立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動手能力。   (3)師生互動,有利于營造活躍的課堂氣氛,提高知識傳授的效果。互動式案例教學通過對典型案例的熱烈討論,能夠在不斷思考和相互辯難的過程中將抽象復雜的理論知識具體化、生動化,營造活躍的課堂氣氛,加深同學們對所學知識的理解。   二、行政法學互動式案例教學的流程設計   1.案例的選擇與課前準備   (1)案例的選擇。選擇合適的案例是有效利用課堂時間實現案例教學法功能的前提。由于學生是《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課程內容的初學者,因此教師必須進行充分的指導。筆者認為,在案例的選擇上,教師和學生應該合理分工,協調互補。   教師負責對部分經典案例的分析。對部分經典案例進行講解是教師的責任,一方面這些案例重大復雜,對于同學們掌握相關知識點十分重要,必須詳細分析講解;另一方面,也是給同學們作出示范,有利于案例教學的進一步開展。   教師為學生列出備選的案例信息,指出案例搜集渠道,指導選擇方向。互動式案例教學區別于傳統案例教學的主要特點就是突出學生的主體性,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因此教師可以為學生列出備選的不完全列舉的案例信息,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自主選擇。在這一過程中,教師要根據教學內容的主次程度,結合社會熱點,作出合理的指導。   (2)案例的課前準備。案例教學的信息量很大,如果課前不能很好地歸納提煉,講解的效果就無法保證。對于需要精講的案例,教師應該仔細剪裁,既不遺漏重要信息,也要做到言簡意賅、簡明扼要,尤其是要理清復雜案件的脈絡,歸納出主要爭議點,為接下來的分析討論打好基礎。案例展示的形式主要是PPT課件,應該努力做到圖文并茂,必要的話還可以包括簡短的音頻和視頻資料。   教師對部分經典案例的介紹應該放在學生自主分析案例之前,給學生以必要的示范。在學生準備的過程中,教師要及時指導,比如背景資料的補充、不必要信息的刪減、顯示效果的調整等,都會對案例教學的效果產生影響。尤其是要注意指導學生控制時間,避免內容過多匆匆講完或者拖沓冗長占用大量課堂教學時間。   2.互動式案例教學的課堂實施   (1)引入案例的時機。教師除了在課程開始時選擇一兩個經典案例介紹課程的主要內容外,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可以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適時提出案例,供大家討論。但是學生自主講解案例的時間不宜過早,因為案例涉及的行政法知識點比較多,課程剛開始時學生掌握的知識往往不夠,所以學生自主講解案例應該在課程進行了一半以后進行,之前主要還是參與教師介紹案例的互動討論。   (2)課堂互動討論。不論是教師選擇的案例,還是學生自主選擇的案例,一般都可以按照“介紹案情—提出問題—表明觀點—課堂互動—重新評價”的步驟進行。為了使討論更加深入,可以將案例在課前發到班級公共郵箱,讓大家有所準備。為了使討論更加集中,也可以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分組,先小組討論,再推舉代表集中表達觀點。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必須要保持“百家爭鳴、暢所欲言”的開放氛圍,鼓勵同學們表達自己的見解,即使這些見解不夠成熟全面,但這種“頭腦風暴”式的討論對于啟迪思考、探索新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教師在討論的最后應該給出總結性的評述,對討論中出現的各種觀點要及時回應。當然,對于一些復雜案例,教師應該強調討論結果的開放性,鼓勵學生以此作為學年論文甚至畢業論文的題目繼續深入研究。   3.課后的修改完善與成績評定#p#分頁標題#e#   如果案例的討論僅限于課堂,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互動式案例教學法要求課堂討論后的“二次互動”,即負責主講的同學根據課堂討論的情況,進一步修改案例分析,作為作業上交,講師對作業進行批改,并以此作為評定學生本門課程成績的依據之一。   實踐證明,由于學生們重視平時成績,對案例的修改完善起到了很好的知識鞏固和復習的作用。同時,教師通過批改案例分析作業,能夠了解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掌握情況,評估案例教學的得與失,有利于接下來調整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另一方面,這種“二次互動”也使平時成績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學生平時學習的努力程度,較為公正合理,避免了由“書面考試成績決定一切”的片面考核方式帶來的弊端。   三、互動式案例教學法在行政法學教學中的進一步深化   1.互動式案例教學與司法考試復習的結合   自2008年以來,為了緩解法科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國家司法考試政策放寬,法學專業本科四年級的學生可以參加國家司法考試,這也為《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的教學提出了新的挑戰。司法考試主要通過簡短的虛擬案例考查學生對于現行有效的法律條文的理解,與以前偏重理論分析的課堂教學存在很大差距,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成為行政法學教學改革的重要課題。   互動式案例教學應該努力使理論教學與司法考試考核要求相結合,使學生不僅掌握本門課程的基礎理論,也具備相應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要求在案例教學中,除介紹經典案例外,還應引入“虛擬案例”、“微型案例”甚至司法考試真題,模擬司法考試的情境,鍛煉學生的實戰能力,為學生將來參加司法考試作好準備。   2.互動式案例教學與“法律診所”教育的結合   “法律診所”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又稱“臨床式法學教育”,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美國興起的一種實踐性法學教育模式,該模式仿效醫學院利用診所實習培養醫生的形式,通過指導法學院學生參與處理實際的法律案件來培養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   即將學生安排在直接面向社會從事法律服務的法律診所中,讓學生承辦真實案件,面對真實的客戶和真實的對方當事人,學生在教師的具體指導下經歷整個辦案過程,使學生掌握辦理法律案件的技巧和技能,增強對法律職業的真實感受,從而為培養高水平的法律人才打下基礎(馬海發•梅隆,2002)。   為了更好地貫徹法學實踐教學的教育方針,筆者所在學校的大學生法律援助中心已于2009年建立了法律診所。診所的常規活動包括組織模擬法庭、組織學生到法院聽審、在校內外提供法律援助等,這為《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課程深化互動式案例教學提供了載體,借助這一平臺,將鮮活的實例引入課程教學,讓學生在法律援助實踐中學習,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   3.增強互動式案例教學的時效性   近年來,《行政強制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先后出臺,《行政訴訟法》正醞釀大幅度的修改。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發展迅猛,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這就要求案例教學必須與時俱進,增強時效性,才能充分發揮案例教學補充教材、拓展視野、激發興趣的作用。比如,在講到行政征收的時候,筆者結合舉國矚目的“新拆遷條例”的立法進程進行分析,結合“重慶最牛釘子戶案”、“成都唐福珍案”介紹了2001年舊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出臺背景和在現實中產生的弊端,對2010年《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破天荒地兩次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條文進行分析比較,使大家了解了行政征收制度的重要意義和關鍵因素,對社會問題的觀察也有了新的、專業化的視角。   4.建立互動式案例教學的反饋機制   互動式案例教學的關鍵在于“互動”,在課堂教學完成后,互動交流也必不可少。從交流的效果來看,由于本身就是互動式案例教學的主體,學生對于這種教學方法成效與不足的評價非常中肯,大多數學生認可這一教學方法,并提出了進一步改進的具體建議。   這一反饋機制的建立,體現了互動式案例教學法師生平等與相互尊重的本質,真正實現了教學相長的目的。

摘要：成人學歷教育從創辦之初即帶有強烈的普教化、理論化的教學烙印，發展至今既與當前國家教育政策導向不一致，又與培養對象的在職特征、學習模式相沖突，辦學定位在普通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間首鼠兩端，特色匱乏，社會好評度急劇下降，生存空間極度萎縮，教學改革刻不容緩。根據四川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法律事務專業的職業定位，專科層次人才應以復合化、交叉型初級人才為培養目標，課程教學內容應進一步實務化，在教學資源設計、考試方式、考題內容上要針對成人學習者學習特點分別進行小微化、便捷化、應用化的調整。盡管法律事務專科職業化教學改革也暴露出實踐環節薄弱、教學質量保障體系脆弱等問題，但仍可以為下一步法學本科的教學改革探索在諸多方面提供有益的參考，如堅持培養目標的實用性與理論知識并重、課程內容建構如何進一步職業化、綜合實踐考核方式的多元化以及職業化與人文性相得益彰等。

關鍵詞：成人學歷教育；法律專業；職業化；教學改革；路徑

一、成人學歷教育法學專業職業化改革的必要性

1.成人學歷教育的職業特征

有論者指出，成人教育的職業化是指：“成人教育以滿足、面向服務對象的實際需求為導向，以促進服務對象就業、轉崗為主要價值取向，通過校內校外兩個課堂為服務對象提供學習產品，從而使服務對象在取得學歷的同時，獲得一技之長。”[1]有必要說明的是，成人學歷教育的職業化并不是將成人教育吸收并入職業教育，因為成人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類依據不同，屬于性質、定位不同的教育門類，那種“從某種意義上說，成人教育又屬于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職業教育內容的重要補充、職業教育實踐的主要陣地。成人教育的職業化和職業教育的成人化，是成人教育與職業教育融合發展的重要交叉點”[2]的觀點并不妥適。成人學歷教育職業化的目標是滿足成人學生的實際需求，著眼于提升其職業技能或職場能力，其核心是去理論化，即去除人才培養目標、教學計劃、教學內容中過于理念化、理論性的內容以及脫離成人學習者實際情況的教學要求，回歸成人學歷教育應用化、技能型、職業性的初心。成人學歷教育的職業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成人學歷教育對象的職業特征。與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成人學歷教育最顯著的特征是，其教育對象是在職在崗的已就業者，多數在24—29歲這個年齡段，對依靠記憶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的學習手段充滿抵觸，對記憶中的中學階段的填鴨式教學更是天然排斥，這些學習特點決定了他們對純理論知識的學習興趣不高。成人學習者已經就職于某一行業，和普通高校學生相比具有鮮明的職業背景，不管其求學目的是補償學歷，還是職場充電，或是重新擇業，進行職業技能訓練、著眼于提升職業能力都不違反其求學目的和職業需求。因此，對教學內容、教學模式進行職業化改革是符合成人教育對象的特征的。“認清成人教育對象的職業化特征，使其和普通教育相區別，這是制定教育目標和教學計劃的基礎。”[3]（2）培養目標的職業化。進入21世紀后，成人學歷教育盡管尚肩負著學歷補償教育任務，但培養目標已趨多元化，不少學生以提升職業能力為學習目標或雖以獲得學歷為目的但并不拒絕職業能力的提升（見表1）。更重要的是，就算以學歷獲得為目的，但學歷就排斥職業技能嗎？因此，培養目標的職業化既符合經濟社會對教育的要求，也有利于受教育對象，是雙贏之舉。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ISCED1997），教育級別被劃分為0-6級6個層次，其中ISCED5B類大致等同于我國的專科教育層次。ISCED5B類定位為“實際的/技術的/職業的特殊專業課程”（practical/technical/occupationallyspecificprogrammes），培養目標為使求學者獲得某一特定職業或職業群所需的包括技能和知識等實際能力，其教學計劃比5A（通常理解的大學本科教育）的計劃“更面向實際，更與具體的職業掛鉤”。可見，雖不能據此將成人學歷教育與職業教育劃等號，但根據ISCED1997，成人學歷專科教育從教學計劃伊始就應該呈現出其相應的職業特征。（3）教育政策的調整。早在2000年，教育部就了《高等職業學校、高等專科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教學管理要點》（教高【2000】2號），其第5條規定，該要點供高等專科學校、高等職業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參照實施，說明在教學管理要求上，成人高等學歷教育與高職高專適用同一標準。其次，在專科專業目錄上，“法學”已不再是教育行政部門認可的專業名稱，而代之以“法律事務”為代表的法律實務類專業。從“法學”二字到“法律事務”的調整揭示了專業定位從重理論學習到重實務操作的政策導向。鑒于目前只有成人高校和高職學院還開設專科專業，這一定位轉換再次證明了成人學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上的職業化特征。

2.成人學歷教育嚴重的理論化現狀

然而，與成人學歷教育職業化特征形成嚴重反差的是其嚴重的理論化現狀，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課程設置、教學要求上向本科院校看齊。成人學歷教育的“降生”是政策推動型的，上級政令一出，各地全面開花，要多快好省上規模，采取“拿來主義”，直接套用、照搬普通高校現成的計劃、課程、教材、考試評價標準是最簡單易行的做法。在成人學歷教育興辦之初的1978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為1.55%，[4]客觀上還擔負有幫助大量優秀在職人員一圓大學夢的學歷補償任務，因此盡管也存在前期理論論證不足、頂層設計過于粗放、缺乏對成人教育特殊性進行系統研究、普教化嚴重等弊病，但鑒于當時主要教學目標就是彌補文化理論知識，矛盾尚不尖銳。而進入21世紀后，成人學歷教育學生生源構成、學習目的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對文化知識不再感興趣，對系統化的理論學習產生抵觸甚至厭倦情緒，而且隨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基本素質也無法與20世紀相提并論，普教化的教育理念、模式與學生現狀發生了根本對立，再加之個別社會教學點視辦學為生財之道，教學環節虛無、考風考紀差，口碑急劇下滑。（2）大量使用與普通高校高度同質化的教材。當前國家開放大學（電大）系統使用的教材編者不乏大家，在編寫、印刷、出版質量等方面也沒有任何問題，但偏重理論、內容枯燥、版式設計單調，與普通高校教材高度同質化，或者就是普通高校教材的翻版。其次，擁有與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或視頻講解曾經是開放教育引以為傲的特色教材，但觀看這類音像資料后，會發現多數授課專家一本正經地把概念的“定義—特征—比較辨析”從頭說到尾，講得多，互動少，在拍攝時長時間保持同一個鏡頭，畫面呆板，課堂實錄化嚴重，嚴肅有余而吸引力不足，不能激發學生觀看興趣，實踐中利用率極低，更別提對教學的輔助功能了。（3）考試題量上死記硬背題“一家獨大”。僅以開放教育民法學課程考試為例來說明。在2019年X月期末試卷100分的總分值中，除16分的案例分析和一個3分的單選題外，其余81分均系就概念術語、法律理論進行考核，學生必須在大量的背誦記憶基礎上方能作答。（4）實踐環節考核以論文等理論化成果為唯一方式。就法律專業而言，實踐環節是為數不多的將抽象的法律原理應用到具體生活現象的從理論到事實的思維訓練過程。實踐環節是將書本理論知識轉化為活知識的橋梁，是將法律條文實用化的過程。然而囿于在業余學習模式下組織集中實習幾乎不可能、實踐環節考核標準的高度主觀化等現實問題，實踐環節在教學過程中能省則省、能簡則簡，或干脆睜只眼閉只眼，其重要性僅停留在教學計劃中的文字表述上，徒具“理論價值”。實際操作中，多以論文寫作作為實踐環節的最重要甚至唯一考核方式，而論文寫作本身就是理論化的，用一種理論化的成果來評價實踐環節的教學效果，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2005年，和國家教育部對全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提出了改革新方案(簡稱“05”方案)，其中將原“98”方案中的“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兩門課程整合成新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以下簡稱“基礎”課)。自此，“基礎”課成為廣大高校對大學生進行法制教育、培養其法律素質的“支柱”性課程，尤其在廣大理工科大學生中，這一公共課甚至成為他們接觸法律的唯一課堂平臺。因此，關注“基礎”課的教學實效性，研究如何發揮其培養理工科大學生法律素質的主渠道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理工科大學生法律素質教育的特點   法律素質教育是一個包括“傳授法律知識、培養法律觀念、強化法律信仰、提高法踐行能力”的“四位一體”的有機體系。理工科大學生的法律素質教育除了在教育內容、教育過程、教育方法等方面與其他專業大學生的法律素質教育存在相同或相似之處外，從當前教學實踐看，還具有如下特殊性。   (一)學生觀念更淡薄   理工科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往往是培養生產、技術、管理和服務一線的具有較強實踐經驗的高素質運用性人才，學校對大學生主要開展務實教育，側重理論與工程技術結合、教育與職業聯系，注重學以致用，強調專業見習與就業對接。受此影響，不少大學生仍然信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犯法，法不犯我”等陳舊觀念。理工科大學生大多認為科學技術才是“硬道理”，法律條文太繁瑣;就算遇上法律糾紛，反正可以找律師。因此，他們往往更愿意花大量的金錢和時間去獲得一個專業技術資格證書、一個計算機等級證書甚至一本駕照，卻不愿意靜下心來修完一門法律課程。   (二)教學難度更大   在近年來的教學實踐中，筆者越發感覺到，對理工科大學生開展法律素質教育，其難度要遠遠大于文科專業學生，這主要是因為:第一，理工科大學生所學專業難度大，與文科專業相比，在取得相同成績的前提下，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許多理工科大學生疲于緊張的專業課學習，連作為考試課的公共英語課都難于應付，更別說作為考查課的“基礎”課了。于是，任由老師“苦口婆心”，他們卻“我心依舊”。第二，受本專業學習方法和思維習慣的影響，理工科大學生對于法制教育中必需的概念、規則、原則以及法律條文介紹甚至記憶頗為厭煩，他們一般更愿意接受案例分析、視頻播放等教學方法。   但是，這種“偏好”既受到教師自身精力、知識水平、資料占有多寡等主觀因素的制約，也受到課時、教學設備等客觀條件的限制。此外，很多法律知識還難以進行案例分析或視頻播放。因此，實際教學情況與學生內在期待之間往往差距較大。   (三)現實意義更深遠   盡管理工科大學生對法律素質教育觀念淡薄，教學難度大，但客觀而言，相對于其他人文教育，法律素質教育的現實意義卻更為重大和深遠。第一，法律素質教育有利于理工科大學校園人文精神的塑造。當前，我國不少理工科院校普遍存在著“課程設置忽視人文課程、校園建設忽視人文精神‘軟實力’、學生教育忽視文化素養和人文價值”等人文精神失落現象，［1］這嚴重制約著我國理工科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法律素質教育可以幫助理工科大學生在掌握較為豐富的法律知識之基礎上，樹立“平等、正義”的法治理念，形成“勇于維護自身權利、尊重他人合法權利”的權利觀念，樹立“尊崇法制、法律至上”的內心信念;引導大學生認識社會，珍愛自身，尊重他人，崇法尚德，形成正確的人生態度、價值觀念和行為選擇，進而塑造濃厚的校園人文精神氛圍。第二，法律素質教育有利于理工科大學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人格是現代法律制度的基石，也是法律體系演繹生成的根據。健全人格的標志是行為主體具有理性自由的品格，這種理性自由是一種以理性自律為基礎的自由。   ［2］換言之，一個人只有具有了這種自由觀才可以稱得上真正人格健全的人。法律素質教育可以幫助理工科大學生增強法律意識、提高法踐行能力，進而催化其“他者意識”，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和合作性，意識到自身行為的社會效果，并敢于對自身行為擔當責任;責任意識的生成又將反向催生大學生的行為評價意識和自由選擇意識，最終養成理性自律的自由品格，成為真正人格健全的現代公民。第三，法律素質教育有利于保障理工科大學生未來事業的成功。理工科大學生畢業后基本都以其專業知識為主參加工作，豐富的理論知識為其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提供了理論指導，而活生生的工作場景又為其充分運用理論知識、大膽進行技術革新和理論創造提供了廣闊的實踐舞臺。因此，理工科大學生是我國創造知識產權的生力軍，如果缺乏法律素質，他們既不能很好地保護自己創造的知識產權，從而挫傷其科技創新的積極性，也可能因法律意識淡薄而侵害他人知識產權，并招致不必要的法律糾紛，使自身事業發展與成功深受影響。   二、當前“基礎”課教學實效性面臨的主要問題   方案實施后，原來有著對大學生進行普法教育功能的“法律基礎”課被合并成“基礎”課的一部分，“基礎”課由此擔負起對大學生進行課堂法制教育的重任。但是，從現實狀況看，其教學實效性堪憂。   (一)課時少，教學任務難完成   “基礎”課既包含了原“思想道德修養”課的全部內容，也濃縮了專業法律教育的全部內容(法制史除外)，但是，各高校對于該課程一般計劃學時為54學時，除去實踐課，一般只有40學時左右的課堂教學時間，學時壓力巨大。在體例上，“法律基礎”部分置于“思想道德修養”內容之后，這也往往造成該課程教學中的“虎頭蛇尾”現象，“法律基礎”部分甚至常常成為任課教師“刪除”的對象。#p#分頁標題#e#   (二)相關師資不配套   方案實施后，法律專業教師基本退出了“法律基礎”課的教學。“基礎課”教學多由“兩課”教師擔任，他們自身在法律知識和法學素養方面都有一定差距，“現炒現賣”現象嚴重，有的甚至干脆對自己熟悉的“思想道德修養”內容多講、詳講，對“法律基礎”部分則布置學生自學。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不合理，教學任務重，教學班編制大型化甚至超大型化(“基礎”課的教學班編制一般在100人左右，有的甚至在150人以上)，課堂教學效果差。   (三)教師與學生的教、學積極性低下   “基礎”課是一門公共考查課，學校一般將“法律素質教育”從屬于“德育教育”，法律素質在大學生綜合素質體系中沒有自身的獨立地位;在計算教學工作量或認定相關教學成果獎時，“基礎”課的課程系數要低于專業課，相關教學獎勵與理工科對應獎項相比也要下調一個檔次認定，有的甚至不予認定。在學生方面，因為本課程是公共課且考查，他們普遍不重視，“應付”心理濃厚。受學校政策導向和學生學習態度的綜合影響，任課教師的教學熱情大大受挫，不少教師僅僅把它作為一門幫助自己完成學校額定教學工作量的課程來開展教學。   (四)教育內容嚴重偏差，實踐教學處于空白   在理工科大學生法律素質教育實踐中，教育內容往往存在嚴重偏差:   (1)把法律知識教育等同于法律素質教育。在教學活動中，教師往往只是爭取在有限的課時給學生多介紹些法律條文知識，對于法理學、法制史、法律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識不予涉及，忽視了學生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信仰的塑造。   (2)把預防大學生違法犯罪教育等同于法律素質教育。在教學內容選擇上，受預防性教育思想的影響，教師往往突出行政和刑事法律在教學中的地位，忽略了民、商法律的應有分量;對各類義務性和禁止性規范作重點介紹，而對授權性和任意性規范的分析則一帶而過。這大大妨礙了理工科大學生平等觀念、權利義務統一觀念等現代法制觀念的強化。   (3)把課堂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素質教育。受教學課時、經費、大班教學、社會平臺等因素制約，針對理工科專業學生的法制教育往往局限于課堂教學，相關實踐活動(如課堂討論、模擬法庭、法院旁聽、法學診所、社區普法)處于空白狀態，學生法律實踐能力培養基本淪為空談。   三、提高“基礎”課教學實效性、培養理工科大學生法律素質的途徑   就理論而言，培養理工科大學生法律素質的途徑雖然很多，但從校內途徑、特別是校內課堂化途徑看，“基礎”課是主渠道。因此，提高“基礎”課的教學實效，是培養理工科大學生法律素質的重要路徑。   (一)改變傳統觀念，充分認識理工科大學生法律素質教育的重要性   理工科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的大學生群體，他們基本都能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實現就業。在我國推進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從社會需求角度看，社會最需要的是那些專業素質過硬，政治素質、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法律素質、身心素質均衡的人才，法律素質已經成為合格的現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質。因此，學校、教師和學生都必須改變傳統觀念，要把法律素質作為理工科大學生綜合素質之一，并將其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任務結合起來。高校要改變將“法律素質教育”從屬于“德育教育”的觀念，提高“基礎”課教學及相關教學成果獎在學校工作量計算和教學成果認定中的系數和等級。教師也要轉變觀念，要把提高大學生法律素質作為自己教書育人職責的應有內容，不能過多考慮個人得失。大學生也要轉變觀念，要把法律素質作為自己成長、成才、成功的“助推力”之一，積極提高自身法律素養。   (二)加大師資配套，切實夯實理工科大學生法律素質教育的師資硬件   一方面，要盡快提高現有任課教師的法律素養。“兩課”教師要通過進修、讀在職學位等方式提高自身法學素養，以盡快勝任教學任務。若他們暫時不能勝任的，可采取“打接力”的過渡辦法，由“兩課”教師講授“思想道德修養”部分，由法律專業教師講授“法律基礎”部分。另一方面，要加大師資引進力度。在相關師資招聘暫時難以一步到位的情況下，要適當吸納原“法律基礎”課教師擔任部分教學任務，以降低師生人數比例。在師資引進到位后，要盡快實現“基礎”課教學班編制“中型化”、“混搭化”模式，即每個教學班總人數控制在60人以下，同時將文科班和理工科班進行混搭編排。這樣一則可以減輕教師課堂教學壓力，方便其進行課堂討論、辯論、模擬法庭等教學活動;二則可以實現不同專業學生在專業思維、知識背景等方面的互補，以便于相關教學活動的開展。   (三)改進“基礎”課教學方法，確立科學的理工科大學生法律素質教育內容體系   首先，在課時難以大幅增加的情況下，要根據不同教學內容不斷創新教學方法。如用影像教學法、特例教學法、對比教學法等進行法理知識的教學，使抽象的知識形象化、具體化;用核心法條分析法、經典案例分析法、疑難案例分析等方法進行實體法知識的教學，提高法律知識學習的實用性;用角色體驗教學法、對比分析法等進行程序法知識的教學，［3］增強課堂教學的實效性和法律知識傳授的擴散性。   其次，要改變傳統預防性教育目的的導向，重視理工科大學生現代法律觀念的培養。要特別著重培養理工科大學生的“法律至上、法律平等、權利義務統一”等現代法律觀念。在教學內容上，既要有刑事、行政法律知識，也要有民、商法律知識;既要有義務性、禁止性法律規范的講解，更要有授權性、任意性法律規范的分析。#p#分頁標題#e#   再次，要強化理工科大學生的法律信仰，堅定其對法的內在認同和信賴。教師要將國家重大法律的制定或修改進程及時告知學生并要求其予以關注，培養學生的“親法”意識;對于媒體集中關注的某些法制焦點事件，教師要適時、適當地從政治、法律、道德、社會等多層面進行綜合分析、引導，消除學生的偏激認識。   最后，要探索實踐教學的新途徑，提升學生的法踐行能力。一是多用課堂討論、辯論、案例分析、角色模擬等教學方法，積極開展課堂實踐教學;二是利用“兩課”實踐教學環節，通過布置事件調查或調研報告，讓學生參加相關法律實踐;三是抓住大學生“三下鄉”、“青年志愿者服務”等契機布置相關法制專題;四是結合法學專業及其他專業的實習計劃和實習要求，利用各專業專門的實習基地，適時、適當地開展某些法律實踐活動，盡量做到選題“搭便車”、基地共利用，以實現實習資源共享。   (四)改革“基礎”課考核方式，建立公平、公開、公正的成績考核機制   “基礎”課是一門公共必修考查課，其最終考核方式可以多樣化，如開卷、閉卷、撰寫法制小論文或調研報告等。在學生成績評定時，要狠抓過程學習和平時表現，加大平時成績的構成比例;要把學生考勤、作業、討論、回答提問、參加模擬法庭或其他法律實踐等都納入平時成績構成體系。教師在第一堂課開始講解內容前就要把該課程的考核方式，成績構成、特別是平時成績構成，考核標準等信息告知學生并要求其記錄下來;在最后一堂課上，教師要用適當的方式(如“飛信”等)將每位學生平時成績的最終評定結果告知其本人，并給學生預留一定的“異議期”，以避免教師計算失誤等產生的個別偏差，最終建立公平、公開、公正的成績考核機制。

一、探索社會經濟與法律關系的現實意義   隨著網絡信息的日益發展，國際之間的聯系不斷加強，經濟交往的頻繁促進了“地球村”的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增強，以及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近十年的征途中，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國經濟日趨融入國際社會，成為了國際經濟不可缺少的一員。   但是，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經濟衰退現象的此起彼伏，社會各階層矛盾的變化，國際國內一些不安定、不和諧因素的出現，使我們不得不對社會經濟作一個規劃、預測與反思，以及對社會現實問題作出一個理性的思考：經濟的變化與法律究竟有何關系？如何運用法律人的思維和法律的手段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怎樣運用經濟規律和作用來改進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從而使得經濟與法律有機統一，共同促進社會的繁榮與穩定。   二、社會經濟對社會的作用及影響   社會經濟以其固有的規律指導和展現社會，對社會的運行產生影響。社會分工和交換是社會經濟的本質內容：社會分工的精細化程度是社會生產率是否提高的因素，社會分工的發達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標尺。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促進社會物質財富的基礎，是一個社會繁榮富裕的前提條件；交換不僅能使物品體現出自身價值，同時也對勞動生產者的智慧和聰明才智予以肯定，實現人的許多需求和價值，滿足人類精神的諸多追求和渴望。現代經濟更以其優化資源配置的手段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繁榮，最大化地滿足人類的種種需求。這一切都是社會經濟貢獻給人類社會的最好禮物。   然而，資源的優化配置需要一個平臺，而這個最好的平臺就是市場經濟。可是，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規律性，常常受到“一只無形的手”的支配，當理性而又睿智的人們掌握好這只手的時候，社會經濟確實能充分地發揮好作用，豐富人們的生活，社會秩序良好。當不能掌握好這只手的時候，社會的諸多問題就會產生。當今，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猶存，社會潛在的、深層次的各種矛盾依然存在，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還未消除。因此，探尋社會經濟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怎樣用法律人的視角去質詢這些問題是這篇論文的主旨要義。這更甚于闡明社會經濟對社會的有益作用似乎更具有現實意義。   1、正如一個事物具有兩面性一樣，“當我們看到猴子臉的時候我們也應看看它的屁股”，社會分工的性質也如此，社會分工是社會生產力提高的主要因素，但同時———社會分工的出現導致了私有制的產生，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交換在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和受需求關系等諸多因素影響，其體現的價值也可能不完全對等，也即是說付出更多勞動的個體當處于市場交換過程的時候，他可能付出“一頭豬”的勞動收獲的卻是“一只雞”的價值。因而，如果把社會經濟固有的負面影響放置于法律思想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理念里時，矛盾便會顯現。如何優化配置資源，進行好社會第一次分配、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分配，便是主權政府通過社會契約的方式或現代經濟所稱的宏觀調控的方式去考慮的問題。而國家在作出公共意志（或統治階級意志）表達對社會的公平時，便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然而，正如盧梭所言“人民永遠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卻并不能永遠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公意永遠是正確的，但是那指導著公意的判斷卻并不永遠都是明智的”。因此，當我們把視角投向真實的社會生活時，我們就會發現：貧富差距逐漸加大、社會階層增多、各種矛盾開始凸現。具體的講就是涉法上訪案件增多、弱勢群體的維權報道增多、群體事件頻頻發生。公平與效率，這是否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悖論呢？   2、相對于人們的欲望，資源總是稀缺的。   經濟學就是要討論如何使原本有限的資源能最大限度地使人們獲得滿足。本來對于這一現代經濟學的中心任務的良好出發點無可厚非。但是，由于人性的貪婪、自私以及自高自大的丑陋習性使得對資源配置“制度”的制定者有時難免打上自己狹隘的烙印，從而制約了資源配置“制度”的有效性。再則由于市場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因而在市場資源配置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擇手段的競爭者。如果競爭者都是處于平等的地位，實現的結果將是優勝劣汰，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費者。   而決定競爭者是否處于平等的地位則取決于“制度”的安排。如果“制度”合理、客觀、公正，能有效地剔除不正當競爭者，那資源的配置就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反之，不僅達不到應有的效果，而且可能會引發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造成社會的不和諧、不穩定。比如“三鹿奶粉”事件、“石家莊假藥”事件等。如果在“制度安排”中，對商品生產的市場準入控制十分嚴格；對制作銷售假冒偽劣商品者能進行事后的嚴厲懲罰，并且懲罰帶來的損失將超過它因制作銷售假冒偽劣商品帶來的利潤，那么資源配置的效率會更高。還有諸如以環境污染嚴重為代價換取暫時利潤的做法，也值得設計“制度”加以約束。總之，社會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會把社會刺得鮮血淋淋。   3、在“官本位”依然存在的社會里，有權力的官員們處處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公共的財富就像是他們自己的財富一樣，他們總是憑借國家賦予的權力通過干預或者應該干預而不干預某些事項，沒有成本地實現社會財富的轉移，使自己獲得好處，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被稱為尋租活動。形象地說，就是這些掌握社會權力的官員們，將國家賦予的權力當成一種可以出租獲利的物品，對外出租，獲得租金。尋租包括兩個方面：官員手中有了可能出租的權力，他要尋找到租用他權力的人才能收到租金，所以他要尋找租用的一方；另外，社會上的一些能夠接近這些掌握國家壟斷權力的人，也要尋找擁有對外出租權力的壟斷人物，他要尋找到出租的一方，所以他們共同稱這種行為為尋租。尋租則是把權力商品化，去參與商品交換和市場競爭，謀取金錢和物質利益。即通常所說的權物交易、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等。權力尋租所帶來的利益，成為權力腐敗的原動力。尋租理論認為，尋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行政干預的存在，行政干預越多，管制越多，尋租的機會就越多，社會資源的浪費就越嚴重，負面的效益就越大。圖洛克把尋租看成是“負總和的游戲”。所謂“負總和”，就是說財富根本沒有任何增加，只是從一個人的手中轉到了另外一個人的手中，而財富在過手的過程中還要損失一定的交易成本，尋租活動就整個社會效益來說，它創造的是一個負值，社會的財富減少了。所以，通常人們說“權力產生腐敗”，更確切的說是“沒有有力監督的權力產生腐敗”。我不知道，出現這種現象是社會的悲哀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遺憾？#p#分頁標題#e#   三、法律是化解社會矛盾，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手段   法律是一種以公共權力為后盾的，具有特殊強制性的社會規范。法的本質最終體現為法的物質制約性。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分析社會的特點在于：法律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也是社會關系的反映；社會關系的核心是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中心是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是由生產力決定的，而生產力則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最終導致包括法律在內的整個社會的發展變化。按照這種觀點，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而只是在表述法律，是將社會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包括生產關系、階級關系、親屬關系等在內的各種社會關系以及相應的社會規范、社會需要上升為國家的法律，并運用國家權威予以保護。我們不難發現，法律是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最好的表述方式。它不僅能展現社會經濟的客觀性、現實性。而且以其固有的特征對各種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承擔著對社會經濟負面效應的控制和預防，是化解各種社會矛盾最好的途經。   1、正義是法的基本標準。也就是說：法律只有合乎正義的準則時，才是真正的法律；如果法律充斥著不正義的內容，則意味著法律只不過是推行專制的工具。正義形成了法律精神上進化觀念的源頭，使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觀念深入人心；正義推動了法律內部結構的完善，它使得權力控制、權利保障等制度應運而生。法律的執行不僅要有利于秩序的維持，更主要的是實現社會正義。在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產生不平等、不公正的時候，真正法律正義價值的理念可以矯正許多只追求效率而忽視公平的立法者、執法者回歸到人類和諧的軌道上來，從而減少社會矛盾。通過法律的規范作用化解社會矛盾，從源頭上根除社會矛盾的產生。比如：反壟斷法的制定，勞動合同法的制定等多部法律的出臺，都體現了效率與公平問題在特定時空的平衡。因此，我們認為：法律不應當或者只關注公共利益，或者只傾向于保護私人利益，而應當努力在二者之間尋找最佳結合點，尤其是個體利益，私人利益不能冒充集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當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真正發生沖突時，也不應無條件地犧牲前者而維護后者。任何出于公共利益或長遠利益的保護而對私人利益或短期利益的侵奪，都必須提供充分的理由，根據合理的標準，經過適當的程序和在必要的情況下給予相應的補償。   2、法律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法律。法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而作相應的變化，否則就不能達到為自己經濟服務的目的。   法不僅隨著經濟基礎的根本變革而發生本質的變化，即使是在同一社會形態里，當經濟基礎發生局部變化時，也會引起法律的相應的變化。所謂“世易則事易”。由于法律所追求的穩定性和社會經濟的運動性之間是矛盾的，因而法律在對社會生活以及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上常常會產生“滯后性”，從而導致法律不適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狀況。   這時如果立法者注意到了這種變化及時修訂法律，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和規范便能應時所需。如果沒有注意到或立法條件欠缺，那沿用舊法的過程很可能就會產生很大的矛盾，給社會秩序帶來隱患，對社會和諧的構建產生阻礙。嚴重者還可能會激化社會深層次矛盾，產生群體上訪和群體性暴力事件。比如：前久在各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的國家拆遷條例的修改問題。我認為就是應時所需的一個舉措。試想用一個十多年前制訂的法律來調整和規范日新月異的房地產市場，無異于是用以前“小孩的衣服”穿在已經長成大人的人身上。當然，痛苦者是拆遷者。就我們本地而言，絕大多數上訪與拆遷有關。我想，這不會也是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吧？因此，我們要在法律與經濟的對立統一中尋找最佳結合點。   3、市場經濟是法治化經濟，即以法律為規范的經濟。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健全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經濟法治化的過程。市場經濟越發展，越需要完備的法治，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法律實現的，法設定出資源配置的制度框架，并由此決定資源的流向和利用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合理配置的前提是合理和完善的法律。此外，市場經濟下經濟交往的平等性、市場運行的穩定背景、市場交易的規模效益需求等，都決定了法具有更強大的功能。“三鹿奶粉”事件后，食品衛生監督法隨之出臺。這是市場經濟法律化的內在要求。然而，最近海南的毒豇豆事件向我們展示的不是法律的欠缺，而是法律施行的欠缺，是監督法律正確實施的欠缺。   因此，今天的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什么？   4、尋租現象告訴我們，權力如果沒有有力的監督，腐敗的產生在所難免，海南的毒豇豆事件中，不是還有許多官員提“潛規則”的故事嗎？這說明什么呢？針對尋租現象而論我們不缺乏規制機制，國家的反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打擊力度不可謂不大。然而此類現象仍層出不窮，究其原因，是在設置權力的時候，沒有把監督機制說清楚，監督無力、不到位。紙上的法無法走到現實生活中，無法從應然狀態進入到實然狀態。法律成了一紙空文，法律的尊嚴被踐踏，政府的公信力，執法機關、司法機關的公信力被削弱，群眾與黨和政府的對立情緒高漲，“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事件時有發生。   群眾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于信訪上，期待某位政府官員能良心發現，變成“包青天”。這是否是對現行提倡的“法治”的諷刺，不得而知。在今年的全國人代會上，我們看到了曙光：浙江省人大代表、省檢察院檢察長陳云龍聯名其他代表提出制定法律監督法的議案。雖說議案僅僅是在提議階段，但畢竟有了先行者，有了有識之士。   我想不久的將來，這部法律會隨著市場經濟的需求踏歌而來。監督，永遠是法律的靈魂。沒有權力的制衡、權利的分配，法律只能是少數人為所欲為的工具，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背道而馳。   #p#分頁標題#e# 總之，在金融危機余波猶存的今天，用理性的經濟思維與法律思維去考量現實社會，理清思路，找準問題，探索解決社會矛盾、創新機制的途徑，是作為一個法律人的現實目標與任務。

作者：曲雯 單位：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研究所

提高對女性學刊的認識水平是做好女性學刊，發揮其對女性研究促進作用的前提。現對女性學刊的興起和發展做簡要概述，以梳理女性學刊的發展脈絡和進一步探求其與女性研究的關系。

一、對女性學刊概念的理解

女性學刊是研究女性的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它具有一般學術期刊的屬性和女性研究帶來的個性。其一般學術期刊的屬性主要表現為:一是學術性。學術性是指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是有系統的專門的學問［1］。女性學刊傳播關于女性生存發展規律的知識，并促進其系統化、學科化。女性研究學術性論文和系統的學術信息是女性學刊的主要內容。二是傳播性。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是學術屬性非常強的文化產品，具有交換功能。其交換目的是承載、貯存人類通過思維、思想勞動而創造出來的新知識、新思想、新觀念，最終擴充人類知識和學術文化容量。其刊載的學術文章往往長而復雜，進行概念的推理論證和應用專業方法研究，非專業者難以讀懂。這限制了學術刊物的傳播范圍，造成其小眾傳播的特征。女性學刊也屬于小眾刊物，不同于大眾媒介，難以適用市場運作。但它的傳播對于學術交流、觀點碰撞、知識交融有著重要的作用。三是周期性。學術期刊是有確定周期的連續出版物［2］。周期性是學術期刊與學術圖書的重要區別。

女性學刊的個性表現為研究女性的文化定位。女性學刊承載的學術成果研究的對象是女性整體［3］。同時，對于女性群體的研究是以男性為參照物的，具有社會性別視角，運用社會性別的理論和方法，而且對性別歧視所造成的女性整體的弱勢和發展滯后狀況有獨具的人文關懷。所以，推動促進女性快速發展以實現兩性平等基礎上的和諧發展的研究是女性學刊的歷史使命。它雖然借用各種學科的研究方法，但區別于其他社會科學學術刊物，具有確定的研究范疇和女性社會科學的獨立性。它關照女性現實和歷史的理性探討，區別于婦女工作等刊物的非學術性期刊。女性學刊具有促進女性學學科建設、推動性別平等和婦女發展政策研究、傳播社會性別平等文化的功能。女性學刊主要刊載學術論文、學術著作書評以及學術活動信息;其內容涉及女性學科領域的各方面。女性學刊的主辦者可以是國家、地方的科研機構，包括公開出版與內部發行、期刊出版號與圖書出版號的定期女性學術出版物。一些學刊的女性研究欄目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女性學刊的特性。女性學刊的外延可以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

從刊物特征與婦女研究關系的角度廣義地理解，女性學刊的類型可以粗略地分為4類:以刊登論文為主的女性學刊、學報，如《婦女研究論叢》《中華女子學院學報》《山東女子學院學報》《女性論壇》(書號)等;以研究學術信息為主的定期出版的女性學術年鑒，如《中國婦女研究年鑒》①;以轉載或摘錄女性學術論文的文獻類刊物，如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婦女研究》;以刊載和交流學術活動信息、階段研究成果為主，有一定容量、定期編輯的女性研究機構和組織主辦的內部期刊，如《婦女研究動態》。從對學術創新的直接作用和期刊管理的分類角度的狹義理解，僅指具有公開發行刊號，以刊登女性研究論文為主的女性學刊、學報，目前只有《婦女研究論叢》《中華女子學院學報》《山東女子學院學報》三個期刊。

二、女性學刊的興起

一、影響性訴訟及其作為刑事法教學案例的特點

影響性訴訟案例之所以被筆者選為刑事案例教學的特定試驗田，是因為此類案例具有其特定的性質，在刑事法教學中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例的特有優勢。影響性訴訟是指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訴訟，是可能引起制度變革，影響法治發展進程的典型個案。伴隨現代傳媒技術的不斷進步和互聯網的廣泛普及，近年來，現實中發生的一些刑事案件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和啟發性。從佘祥林、趙作海冤案到呼格吉勒圖再審案、念斌死刑改判無罪案中涉及的刑事訴訟程序問題;從許霆ATM機取款案到杭州飆車案中引發的究竟該定何種罪名、判處刑罰輕重的爭議;從藥家鑫殺人案到一系列反腐大案要案帶來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防控對策的反思等等，引發了筆者將影響性訴訟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學的沖動。這些現實發生的鮮活案例極易激起同學們學習探討的興趣，是將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犯罪學等刑事法律科學知識運用于實際的良好契機，同時，這些具有時代感的真實案例還具有模擬案例、編寫案例等普通小案例所難以具備的綜合性和延展性。

1．鮮活性與時效性

影響性訴訟是真實世界中發生的真實案例，將其引入高校法學課堂，能夠為刻板的照本宣科式的傳統教學注入新鮮的血液。當下發生在現實中的刑事案又因其具有特別的社會影響力而極易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連一般社會成員都不能熟視無睹、置若罔聞的有關法律實踐，法科生怎會不躍躍欲試地加以探討呢?并且，刑事影響性訴訟往往關乎生命、自由、重大財產利益等，更是牽動人們敏感神經的焦點。此時若將影響性訴訟案例運用至刑事法教學當中，必然能夠極大程度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寓教于樂，使課堂更加生動活潑。此外，影響性訴訟案例往往還具有鮮明的時效性。也就是說，這些案例往往和特定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關聯，反映時代特色。刑事影響性訴訟案例具有的時效性能夠促使學生們更好地掌握現行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前沿和熱點問題，更準確地了解新時期、新形勢下犯罪案件的新特點、新變化，使自己能夠運用的刑事法律知識不斷更新，貼近時代。同時，歷時性的縱向觀察和思考還能促使法科學生更理性地以歷史的眼光看待犯罪的發展變化以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乃至社會的動態變遷。

2．復合性與延展性

影響性訴訟具有真實性、影響性，常是大案、要案、典型個案，其發生的前因后果、包含的法律關系、涉及的社會問題往往復雜而非單一。與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影響性訴訟案例更具有復合性，可以運用于其中加以解釋和分析的法律理論、制度、觀念等通常不止某個側面，針對此類案例人們往往可以多角度多層次地加以看待。就某一個影響性訴訟案例而言，其可能跨越刑事和民事法律的邊界，可能貫穿刑法總論的基本原理和各論的具體罪刑，可能兼具實體和程序問題，也可能需要對事實和規范分別作出評析。正因為影響性訴訟的復合性、綜合性特征，使得在刑事法教學中教師能夠更靈活地根據需要對之加以適用。例如，既可以提取影響性訴訟案例中的某個或某些側面作為教學重點，穿插進某一部門法的課堂，也可以在學生已經完成先修課程的情況下讓其就整個案例綜合分析判斷。同時，教師還可以引導學生將某個影響性訴訟案例與其他相關個案加以鏈接，對比案與案之間的類似或差別，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等。這些都體現了影響性訴訟作為教學案例所具有的較好的伸縮性和延展性。對于教師如何選擇運用于教學的影響性訴訟案例，建立影響性訴訟教學案例庫，經過實踐，筆者總結了以下兩點經驗。一方面，可以參照官方的影響性訴訟案例。對此，至今年年初，我國正式的影響性訴訟評選活動已經正好屆滿十周年，在中國案例法學會的官方網站上，每年評選出的影響性訴訟案例都可以公開查詢到。此外，其他一些機構也有類似的評選可以作為參考，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評選的年度最受關注刑事案件等。同時，還可以借鑒司法機關的權威指導案例，例如自2011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的諸批指導性案例，作為經過嚴格篩選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案，就為法學課堂的案例教學提供了極好的材料來源。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影響性訴訟案例的選擇要為刑事法教學服務，這就要求教師加以甄別并各自根據特定的教學過程加以設計。首先，教師要把握其選取的案例不能是僅僅具備社會影響力、奪人眼球的新聞式案例，真正的影響性訴訟在具有影響性的同時更要有代表性，要有真正的理論研究價值。如果僅僅因為案件情節的離奇、當事人的特殊身份甚至是純粹被各種媒體炒作而成的所謂大案名案是不適宜作為教學案例的。其次，教師還應注意案例的選擇和匹配，即根據課程設置的需要和學生的已有知識、課堂規模等狀況選擇和使用恰當的影響性訴訟案例。

二、刑事法教學引入影響性訴訟案例教學模式的意義

［提要］本文整理了中國知網中PPP模式在棚戶區改造中應用研究的相關文獻，從文獻計量和研究內容兩個角度進行分析，理清該研究主題的研究脈絡和研究熱點；同時，結合文獻分析發現的優點和問題，采用SWOT法對棚戶區改造應用PPP模式進行分析，提出發展棚戶區改造項目PPP融資模式的對策建議，以便為后續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PPP模式；棚戶區改造；文獻；SWOT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全年全國各類棚戶區改造開工165萬套，基本建成205萬套。棚戶區改造是我國政府推出的一項惠民工程，但是棚戶區改造又是一項準公共物品，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現階段未改造的棚戶區多為商業價值較低、實施難度較大的工程，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資金問題。近年來，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連續發文，鼓勵支持引進社會資本參與政府工程（PPP模式）。基于此，本文通過對PPP模式在棚戶區改造中的應用研究的相關文獻進行歸納整理，從文獻計量和研究內容兩個角度進行分析，同時通過SWOT分析法對PPP模式應用于棚戶區改造的可行性進行分析，提出發展棚戶區改造項目PPP融資模式的對策和建議，以期為PPP模式在棚戶區改造項目的應用提供參考。

一、相關概念

（一）PPP模式。目前，關于PPP模式的起源，一般認為英國的PFI模式是現代PPP模式的發端。20世紀80年代，時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在公路、水務、國防、教育等方面大規模推行私有化，通過政府與社會合作來共同經營提供公共服務。1992年，時任英國財政大臣的拉蒙特將撒切爾夫人在公共服務方面引入社會資本命名為私人融資計劃（PFI），現代PPP模式由此萌芽。2015年5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統一PPP模式的定義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是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重大創新，即政府采取競爭性方式擇優選擇具有投資、運營管理能力的社會資本，雙方按照平等協商原則訂立合同，明確責權利關系，由社會資本提供公共服務，政府依據公共服務績效評價結果向社會資本支付相應對價，保證社會資本獲得合理收益。賈康和孫潔根據人們對PPP的認識，并結合國內外機構和專家的觀點，就PPP做出了一個新的定義：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門與民營部門合作過程中，讓非公共部門所掌握的資源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從而實現政府公共部門的職能并同時也為民營部門帶來利益。

（二）棚戶區改造。棚戶區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產物，通常指建成區范圍內平方密度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質量差、人均建筑面積小、基礎設施配套不齊全、交通不便利、治安和消防隱患大、環境衛生臟亂差的區域。一般包括城市棚戶區、國有工礦（含煤礦）棚戶區、國有林區棚戶區和國有林場危舊房、國有墾區危房等。棚戶區改造是改善群眾的居住條件，兼顧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環境的重大民生工程和發展工程。2008年以來，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將棚戶區改造納入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大規模推進實施。根據國務院2013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棚戶區改造工作的意見》的規定，要全面推進各類棚戶區改造，加大政策力度支持，提高規劃建設水平，加強組織領導，重點推進資源枯竭型城市及獨立工礦棚戶區、三線企業集中地區的棚戶區改造。

二、基于文獻計量層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