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行政部門干預以及市場的調節下，法學教育結構進行了調整。政法大學和重點大學法學院法學人才的培養目標主要是“研究型、復合型的法律人才”。在這個整合過程中，一般學校的法律院系的培養目標被調整為“應用型法律人才”。［1］   就全國的法學教育來講，各高校的培養目標應當有層次，這是整個法學教育的需求，也是法律服務市場的需要。一般院校法學專業的考核評價機制應該符合這個宗旨，即培養比較系統掌握法學理論知識，熟悉我國法律法規，并能夠運用法學理論知識和法律法規來分析解決法律問題，可以在社會各個部門工作的“應用型法律人才”。   為了實現這個培養目標，法學專業實踐課的考核體系也應進行改革，本文將分析當前法學專業實踐課的現狀并設計一套包括對教師教學效果的評價，以及對學生學習成績考評的評價體系。   一、目前法學專業實踐課的情況梳理   法學教學既要重視課堂上的理論講授，也要對實踐教學足夠重視。國內法學院的法學專業實踐課主要分為課內實踐教學環節和課外實踐教學環節，它包括課堂討論、口試、專題辯論、模擬審判、觀摩庭審、法律義務咨詢、案例分析報告、專業論文撰寫、專業實習、社會調查等方式，對于不同的實踐方式，考核應當有所區別。   1．課內實踐教學環節   為了提高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應加強課內實踐教學環節。對課內實踐教學課程，安排一定比例的實踐教學時間，讓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實踐，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課內實踐教學，主要是通過討論和模擬法庭等形式來實現。討論課是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對法律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這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分析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的最佳途徑。特別是對疑難案例的討論，可以提高學生運用知識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課堂討論課形式活潑、氣氛活躍，師生互動充分。課堂討論早在1904年進入德國大學，而哈佛大學首先將課堂討論正式納入教學計劃之中。課堂討論教學對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很大的幫助。在實踐中，為了充分發揮課堂討論的作用，教師需要精心設計和認真組織，提前找到一個好的話題，設計討論程序，提煉核心問題，訓練學生的法律思維方式。對法學教育管理者來講，課堂討論課如何進行考核是其所關心的問題。   模擬法庭教學是模擬法院審判的方式，將學生安排成不同的角色參與活動，將課堂上已經學習過的法律知識、基本程序運用于模擬法庭教學，在整個模擬審判過程中，學生不僅要運用已掌握的實體法、程序法知識，還要運用法律去解決實際問題。通過模擬法庭，學生可以掌握他們沒有掌握的知識，促使他們課下繼續鉆研、探索。此外，模擬法庭可以鍛煉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表演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當然，指導教師和學生必須認真準備才能達到訓練實際能力的目的。   2．課外實踐教學環節   (1)診所式法律教育。診所法律教育是指法學院的學生在有律師執業資格教師的指導下，處理真實的案件。在指導老師的指導下，學生為來到法律診所的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診斷”當事人的法律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并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服務。通過實際案例的操作使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提高，同時，培養學生的職業責任心并使其了解律師的社會角色。   (2)畢業實習。學生到公檢法機關及律師事務所進行傳統的法學專業的實習活動。由于近幾年法學院的擴招，法學專業學生較多，有相當數量的學校對學生畢業實習不進行統一組織安排，使其流于形式，學生多是找熟人蓋個章而已。   二、目前法學教學實踐環節考評存在的問題   1．對學生實踐能力考核缺乏具體的操作標準，考核大多流于形式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普遍認為:“法學教育的重點在于培養學生運用法學理論和方法分析問題以及運用法律管理事務與解決問題的能力。”［2］   因此，在考核學生成績時，實踐能力的考核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在學生的成績評估體系中，“實踐教學”的測試項目，一般約占10%，所占分數過少，沒有體現實踐教學在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中的特殊作用。由于學生的表現評定標準模糊，教師通常憑主觀印象給學生評分，常常不能客觀反映學生實踐能力的真實水平。更有甚者，大部分課程都沒有實踐教學的考核環節。學生普遍反映在法律實踐教學中考核的形式過于單一，很難發揮法學實踐教學的實際作用。   2．對學生實踐能力的考核面過于狹窄   對實踐教學的考核，老師們通常的做法是在課堂上或實踐過程中，向同學們提幾個問題，沒有具體的考試范圍，在拿一個案例讓同學們討論時，沒有評分范圍和標準，僅僅據學生的課堂表現打出考核分數，這種做法即片面又主觀性較強。其實法學實踐能力的考核存在于課堂討論、口試、專題辯論、模擬審判、觀摩庭審、法律義務咨詢、案例分析報告、專業論文撰寫、專業實習、社會調查等各種形式中，考核的出發點及側重點均不同，對學生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應當事先進行全面的安排，設置不同的考核項目，分別考察學生的不同能力。   3．實踐能力的考核時間安排不夠科學   通常實踐能力的考核也像理論課一樣，在教學結束時進行，沒有體現過程的動態管理理念。因此，這些考核要分散到平時的課內或課外進行，不要集中在期末一次性進行，時間安排上要講究科學性及合理性。   4．診所式實踐課的工作量計算不合理   診所式教學的工作量受大多數實踐教學教師的關注。如果教學工作量計算不合理，將挫傷教師的積極性，影響診所教育的持久性。每間診所通常有兩個或更多的教師，診所課程一般為3學分至4學分。這與傳統的課堂教學不同，如何計算診所教師的工作量，是教學管理者應當考慮的問題。教師不僅在診所講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還要培訓學生對整個案件的把握，處理應急事務，還要考慮社會效應。教師要運用法律及社會知識，教授學生從起草和修改法律文件，案件證據收集整理，準備開庭材料，撰寫起訴書、詞、辯護詞等，教師都必須給予學生“一對一”、“手把手”的辦案指導，并跟蹤指導案件辦理的全過程。教學工作量僅按3學分至4學分來計算，顯然是太少了，不足以保護教師的工作積極性。#p#分頁標題#e#   三、改革法學實踐課的評價體系   改革學生成績考核評價機制是由法學專業的辦學定位和培養目標決定的。實踐教學評價形式的多樣化也決定了考核的多樣性，僅閱讀書面材料，以確定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是不公平的，書面材料對于許多學生來講不是件難事。因此，實踐教學的評價應該改革單一的考核方式，采用多種形式進行綜合考核。   1．改革傳統的學生成績考核評價機制   由于持續擴招，法學畢業生越來越多，在形勢日益嚴峻的就業市場上，學生自身的素質與能力成為用人單位選擇的重點。沒有受過實踐法律訓練的學生，缺少法律的邏輯思維，在求職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激烈的就業市場，對法律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須有很強的動手能力和實踐技能。   2．注重學生法律職業道德的養成   我們不僅要教授給學生法學知識，同時還要培養學生法律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法律職業有其特殊性，例如律師在選擇解決方案時必然會面對傷害或不利于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的情況，律師可以為他明知有罪的人辯護，法官不得對當事人抱有同情心，法官對于犯罪嫌疑人的暴行不得疾惡如仇，而應當保持中立，等等。法律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職業道德教育，它向學生傳授法律知識，培養職業素質、樹立法律職業者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將法律職業的最高理想傳播給學生，從而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3．培養學生的法律信仰   法學教育對法律人法律信仰的培植就是對法律人法治人格的塑造，應是法學教育的終極性或綜合性目標。然而在我國由于深受法律工具主義的影響，“法學教育被視為是實現某種社會目的的工具，因而強調培養學生為這種目的服務的專業素養。在階級斗爭主導的時代，培養掌握刀把子人才;在經濟建設成為社會主流的時代，培養為經濟建設服務的人才;在法律職業化的時代，人們將目光轉向法律職業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學生自身的主體地位和價值需要被無情地抹殺。因而法律信仰這一關乎法律人人格塑造的根本，成為法學教育的空白”［3］。這種教育體制導致的現狀是許多優秀法學本科學生很好地掌握了法律知識，但不知如何運用法律維護自身及他人的合法權益，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較差。   4．學生參與法學實踐課的評價   法學實踐性教學應當是以學生為主體而展開的教學活動，實踐性課程必須結合學生的個體實際進行評價。在很多情況下，學生會比教師更真實地了解同學們在實踐活動中的表現，因此，在實踐性教學中，學生不僅是學習的主體，也是學習效果評價的主體，在實踐教學評價體系中應建立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的考核機制。例如可在畢業實習考核中增加一項現場考核，對于法律咨詢等活動可采用口試與書面考核相結合的方式。［4］   四、完善法學實踐教學環節評價的具體措施   法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建立一個全方位的、開放性的、多元化的考核評價體系，有利于全面客觀地檢驗學生專業知識水平和實踐能力。   1．培養“雙師型”的教師法律是一項非常實用的學科，法學教育是培養高素質法律應用人才的教育，應該有一定數量“雙師型”人才，即一批理論基礎好、實踐經驗豐富的老師。走進教室，他是一名教師，去了社會，他可以成為一名律師或法官，可以直接處理法律實務。一般高校的法律專業教師重理論研究，其本身法律運用能力不足，要創造條件讓老師從事實踐活動，比如去當地的法院或檢察院掛職鍛煉，積累實踐經驗，以實現法學教育的目標。   2．考試方式多樣化   可以采用口試，其程序可以參照論文答辯的方式進行，讓考生抽取題目，學生當場回答評委提問，最后評委根據考生的綜合表現給出成績。口試能比較準確地考核學生掌握法學知識的廣度、深度和靈活性，并有助于培養鍛煉學生的思維，使其敏捷。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如模擬法庭的考核方式。模擬審判采取模擬開庭、制作法律文書與提交個人心得體會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考查，其中模擬開庭占50分，制作法律文書占30分，個人心得體會占10分，小組內評分占10分，四項相加之和即為總評成績。   3．提高法律診所教師的待遇   我們認為，計算每一個法律診所教師的工作量應當獨立，這樣做是比較合適的選擇。此外，由于法律診所課程講授要求教師不僅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而且還要求教師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并且“手把手”地指導學生，這種師徒式的教授方式，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因此，從長遠來看，適當增加教師在診所實踐教學的工作量，這樣有利于保護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另外，應打破現有的評價機制，建立獨立的針對診所教師的職稱晉升機制，并設立專職和專業的診所教師，除了診所課程之外，無需承擔其他的課程和科研任務。在課酬之外，通過補貼費、加班費等方式，對教師課堂教學之外的工作進行肯定，這樣無疑會提高診所教師的工作積極性，使之能夠把課堂教學之外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診所教育中去。［5］   4．完善實踐教學評價考核體系，健全管理和監督機制   實踐教學評價考核體系包括對教師和學生兩方面的考核。對教師教學的評價，是一個動態復雜的現實問題，關系到實踐教學的質量控制與質量保障。評價體系應當包括:課程的設置、大綱等問題。對學生的考核，要實行量化指標考核。1)要求學生四年大學期間至少參與辦理一個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使學生對案件的事實認定、證據分析、法律適用和訴訟程序有一定的把握。2)要確保學生參加實踐教學的時間，學生年終實習和畢業實習累加時間不得少于3個月，教學管理部門對學生的實踐活動要做出安排。3)要改變現有的應試教育考試制度，以學生法律思維、法律實際操作能力、合理交流能力等為內容，要從多角度多層次設計“多點式”考核評價制度，把著眼點放在學生學習過程中的掌握知識、發展能力、提高素質上，形成學生學業評價體系指標。#p#分頁標題#e#

一、影響性訴訟及其作為刑事法教學案例的特點

影響性訴訟案例之所以被筆者選為刑事案例教學的特定試驗田，是因為此類案例具有其特定的性質，在刑事法教學中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例的特有優勢。影響性訴訟是指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訴訟，是可能引起制度變革，影響法治發展進程的典型個案。伴隨現代傳媒技術的不斷進步和互聯網的廣泛普及，近年來，現實中發生的一些刑事案件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和啟發性。從佘祥林、趙作海冤案到呼格吉勒圖再審案、念斌死刑改判無罪案中涉及的刑事訴訟程序問題;從許霆ATM機取款案到杭州飆車案中引發的究竟該定何種罪名、判處刑罰輕重的爭議;從藥家鑫殺人案到一系列反腐大案要案帶來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防控對策的反思等等，引發了筆者將影響性訴訟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學的沖動。這些現實發生的鮮活案例極易激起同學們學習探討的興趣，是將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犯罪學等刑事法律科學知識運用于實際的良好契機，同時，這些具有時代感的真實案例還具有模擬案例、編寫案例等普通小案例所難以具備的綜合性和延展性。

1．鮮活性與時效性

影響性訴訟是真實世界中發生的真實案例，將其引入高校法學課堂，能夠為刻板的照本宣科式的傳統教學注入新鮮的血液。當下發生在現實中的刑事案又因其具有特別的社會影響力而極易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連一般社會成員都不能熟視無睹、置若罔聞的有關法律實踐，法科生怎會不躍躍欲試地加以探討呢?并且，刑事影響性訴訟往往關乎生命、自由、重大財產利益等，更是牽動人們敏感神經的焦點。此時若將影響性訴訟案例運用至刑事法教學當中，必然能夠極大程度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寓教于樂，使課堂更加生動活潑。此外，影響性訴訟案例往往還具有鮮明的時效性。也就是說，這些案例往往和特定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關聯，反映時代特色。刑事影響性訴訟案例具有的時效性能夠促使學生們更好地掌握現行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前沿和熱點問題，更準確地了解新時期、新形勢下犯罪案件的新特點、新變化，使自己能夠運用的刑事法律知識不斷更新，貼近時代。同時，歷時性的縱向觀察和思考還能促使法科學生更理性地以歷史的眼光看待犯罪的發展變化以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乃至社會的動態變遷。

2．復合性與延展性

影響性訴訟具有真實性、影響性，常是大案、要案、典型個案，其發生的前因后果、包含的法律關系、涉及的社會問題往往復雜而非單一。與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影響性訴訟案例更具有復合性，可以運用于其中加以解釋和分析的法律理論、制度、觀念等通常不止某個側面，針對此類案例人們往往可以多角度多層次地加以看待。就某一個影響性訴訟案例而言，其可能跨越刑事和民事法律的邊界，可能貫穿刑法總論的基本原理和各論的具體罪刑，可能兼具實體和程序問題，也可能需要對事實和規范分別作出評析。正因為影響性訴訟的復合性、綜合性特征，使得在刑事法教學中教師能夠更靈活地根據需要對之加以適用。例如，既可以提取影響性訴訟案例中的某個或某些側面作為教學重點，穿插進某一部門法的課堂，也可以在學生已經完成先修課程的情況下讓其就整個案例綜合分析判斷。同時，教師還可以引導學生將某個影響性訴訟案例與其他相關個案加以鏈接，對比案與案之間的類似或差別，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等。這些都體現了影響性訴訟作為教學案例所具有的較好的伸縮性和延展性。對于教師如何選擇運用于教學的影響性訴訟案例，建立影響性訴訟教學案例庫，經過實踐，筆者總結了以下兩點經驗。一方面，可以參照官方的影響性訴訟案例。對此，至今年年初，我國正式的影響性訴訟評選活動已經正好屆滿十周年，在中國案例法學會的官方網站上，每年評選出的影響性訴訟案例都可以公開查詢到。此外，其他一些機構也有類似的評選可以作為參考，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評選的年度最受關注刑事案件等。同時，還可以借鑒司法機關的權威指導案例，例如自2011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的諸批指導性案例，作為經過嚴格篩選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案，就為法學課堂的案例教學提供了極好的材料來源。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影響性訴訟案例的選擇要為刑事法教學服務，這就要求教師加以甄別并各自根據特定的教學過程加以設計。首先，教師要把握其選取的案例不能是僅僅具備社會影響力、奪人眼球的新聞式案例，真正的影響性訴訟在具有影響性的同時更要有代表性，要有真正的理論研究價值。如果僅僅因為案件情節的離奇、當事人的特殊身份甚至是純粹被各種媒體炒作而成的所謂大案名案是不適宜作為教學案例的。其次，教師還應注意案例的選擇和匹配，即根據課程設置的需要和學生的已有知識、課堂規模等狀況選擇和使用恰當的影響性訴訟案例。

二、刑事法教學引入影響性訴訟案例教學模式的意義

一、我國特殊教育法律法規研究概述

（一）對我國特殊教育立法相關研究

通過文獻分析法和調查法，對我國特殊教育立法歷史和現狀進行研究。2003年以來的研究文獻中，10篇是大陸地區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1篇是臺灣地區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2013年北京師范大學趙德成發表《臺灣地區特殊教育法律的特點及啟示》一文，該文介紹了臺灣地區以《特殊教育法》為核心的特殊教育法律體系形成的歷程，并分析了其法律的六大主要特點。侯曉燕、張巖宇（2007）、郝曉岑（2003）、陳久奎、阮李全（2006）、徐巧仙（2004）對我國特殊教育立法的歷程進行了研究。其中侯曉燕、張巖宇（2007）對特殊教育立法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將我國特殊教育立法的演變劃分為四個階段。郝曉岑（2003）總結了我國教育體系的結構特征并分析了目前我國特殊教育立法的層次。陳久奎、阮李全（2006）以人文關懷的視角，在考察特殊教育立法的歷史進程、分析我國特殊教育立法現狀的基礎上，闡釋了特殊教育立法的法理基礎，并提出和闡明了特殊教育立法理念、基本原則、基本制度，促使特殊教育事業進入法治的軌道。徐巧仙（2004）在介紹新時期我國特殊教育立法的概況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了我國新時期特殊教育立法的特征與功能。

我國特殊教育立法存在行政領導不到位、政策難貫徹；傳統教育體制與特殊教育規律存在著沖突；特殊教育法制環境不完善；課程和教學方法難以滿足特殊教育的需求等缺陷。于靖（2010）指出中國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立法層次低、體系不完善、法律用語不規范、缺乏操作性等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對特殊教育法律體系的完善提出相關建議。龐文（2011）對我國學術界關于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文獻進行梳理，概述了現有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的體系不完善、立法滯后、缺乏可操作性等問題。汪放（2006）在借鑒外國特殊教育發展及其立法經驗的基礎上，探討了教育公平與我國特殊教育立法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我國特殊教育的立法如何保障特殊需要人群受教育權的平等實現問題。此外，劉賢偉（2007）認為“全納教育”是有影響的國際共識之一。意大利、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是世界上較早實施全納教育政策的國家，擁有成熟和完善的“全納教育”體系。將這些國家的“全納教育政策”與中國的特殊教育政策進行對比，可以找出中國特殊教育政策的不足。國際與國內的教育發展形勢需要中國在“全納教育”基本理念的指導下完善特殊教育政策和特殊教育立法。

（二）對中外特殊教育立法的比較研究

一部分學者運用比較研究法，將國內與國外特殊教育立法的歷程、現狀及相關條例等方面進行比較，總結國外特殊教育立法的經驗。劉坤（2009）、鐘玲(2007)、侯俊（2009）對美國特殊教育立法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并分析了其對我國的借鑒意義。劉坤（2009）總結了美國特殊教育立法的兩大特點：即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及時改進特殊教育立法；特殊教育立法與評估標準想結合。鐘玲(2007)在分析美國《障礙者教育法》的起因、基本原則以及該法案的演變與成效的基礎上，與我國特殊教育法律法規建設作一比較。侯俊（2009）總結美國特殊教育立法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及特點，同時，注意對其先進的特殊教育立法理念的分析。李繼剛（2009）認為特殊教育判例法在美國特殊教育法律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對保障特殊學生的合法權益，及解釋、說明、修正特殊教育制定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韋小滿（2005）通過回顧美國30年來特殊教育立法中有關評估的法律法規的發展歷史，發現任何法律法規的建立都必須經歷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一般原則到具體實施辦法，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過程。此外，還有劉頌、王輝（2000）發表的《特殊兒童家長參與的權利———英美兩國有關特殊教育立法的述評》一文，該文詳細介紹了并對比了英美兩國特殊兒童家長的法定權利。

二、我國特殊教育立法研究的主要問題

一、開放獲取運動對法學課程教材之影響   教材是用于向學生傳授知識、技能和思想的材料，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教材指課堂上和課堂外教師和學生使用的所有教學材料，比如課本、練習冊、活動冊、故事書、補充練習、輔導資料、自學手冊、錄音帶、錄像帶、計算機光盤、復印材料、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節目、幻燈片、照片、卡片、教學實物等等，教師自己編寫或設計的材料以及計算機網絡上使用的學習材料也可稱之為教學材料。總之，廣義的教材不一定是裝訂成冊或正式出版的書本，凡是有利于學習者增長知識或發展技能的材料都可稱之為教材。狹義的教材就是教科書，是一門課程的核心教學材料。通常情況下，法學學生的教材一般是從狹義上來理解的。但是事實上，雖然法學學生都有老師或者學院（學校）指定的教材，但是教師如果只是照本宣科的話是無法得到學生和學院認可的，因此在教學內容上教師還需要補充其他教學材料，比如參考書目、練習題、法律法規、案例等等，而且現代教學方法推崇使用幻燈片教學，其中可以加入電腦程序、視頻等內容，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認為教材的外延大大突破了對教材狹義上的界定。基于此，本文對教材的界定是從廣義上理解的。   目前而言，互聯網技術的運用不斷向教師和學生提供課程學習的新內容，比如有些教科書已經被公開上網，這種公開不僅對教師取長補短有好處，因為可以對教科書的不同觀點加以比較，而且也可以讓一些學生不用再花費購買教科書，減輕學生負擔。再以法學教學課堂上常用的案例教學而言，教師可以不斷以互聯網上公布的新興案例解說法律，這樣更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基于向西方法律體系學習和借鑒的原因，國內需要大量法律信息滿足于法學教育的需要，而各種國外網站和法律數據庫為教師輕松獲取案件以及案件所涉及法律提供了便利，［3］這種國內外的法律比較分析容易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開闊學習的視野。但是，盡管如此，現有版權保護制度會為這種便利帶來法律上的實質阻礙。教科書也好、數據庫也罷，這些都有版權保護，一個是受制于出版形式的限制，比如紙質版本，一個是即使可以以電子文檔的方式獲得，但很多情況下卻不能對其加以編輯。   開放獲取運動勢必突破商業性的限制，具體在法學教育中的運用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②一是可以讓人自由地通過電子途經獲取所想要的課程資料，二是讓人有機會拷貝或者以電子形式改編資料，三是讓人有機會在商業用途之外與他人合作。如果采取開放獲取法對課程教材加以變革，這三個方面對于促進交流、合作和新技術的推廣都有一定的好處。［4］   其一，有利于交流。開放獲取法最為重要的功能即在于方便學術信息傳播、加快思想交流。以社會科學研究網（SSRN）為例，自由從其網站上下載學術論文對于學術信息交流顯然有益，而能夠免費獲取學術論文對于從事學術研究者影響尤甚，很多情況下研究人員缺乏的正是沒有獲得論文的途經；即使這種途徑存在，可能還要承受昂貴的交易費用。開放獲取法使得通過電子渠道方式可以即時獲取信息，減少交易費用。對于法學教育而言，免費獲得法律資料能使教師和學生根據各自需要開發各種不同的學術研究課題，且為法學學生在學習課程時運用。   其二，塑造更大的個性化。開放獲取法使得通過文字處理軟件（如MicrosoftWord）中的剪切和粘貼方式很容易把所獲得資料放進課程教材內容中去，教師可以以這種方式精制個人的課件進而方便教學，編制而成的課件則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而學生則可通過電子方式獲得課程內容，有利于學習但是卻節省了開銷。所以，許多課程資料通過開放獲取法給予教師更大的靈活性，靈活性讓教師發揮個人創造性，提高教師調整自己課程的能力。   其三，有利于更快地采取新技術。開放獲取法不受商業關系的限制，可以自由獲取可編輯的資料，在此過程中則需要利用新技術以便最大程度地利用這些材料。不用等著商業性的出版公司開發新技術，工作于IT部門、開放源碼數據源或者開放數據庫等精通技術的教師，可以從容地利用互聯網技術開發他們自己手頭的教學資料通過互聯網傳播，比如教師利用新技術采用網絡博客與學生交流，即可看作這種技術運用的典范。   二、法學教學在開放獲取運動下之對應   有效的教學反饋是教學中的必要環節，［5］傳統的法學院課堂為學生提供兩種反饋方式，一種是教師通過教材內容進行案例教學，直接在課堂上對學生就不同案件的事實、判決和分歧進行提問，隨著學生與教師之間的問答使學生逐步獲得認識，知道如何著手處理案件、如何把所學知識根據法律運用于新的案例情形；另一種形式來自于期末考試，由教師出題對學生就本學期學習的內容進行測試，老師批閱試卷后學生得到考試的分數，從而了解自己就某課程的知識掌握情況。但是這樣兩種反饋方式同時也存在缺陷，前一種方式限于課堂，課堂作為有時間和空間限制的教學場所，不可能長時間對所有學生的所有問題進行問答，而只能局限于少部分學生的個別問題，同時教師為了引導學生需要按照自己的教學方案進行教學，致使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交流非常有限；后一種方式則是直接給出分數，雖然學生得到了反映學習內容掌握程度的分數，但是這種反饋方式很難說明分數與知識之間的必然聯系，也根本無法回答學生對考試中遇到問題的疑問。當然，也有法學院開始采取公布教師電話、信箱乃至開放辦公室時間來改進反饋方式，但是效果一般。   開放獲取法有望改變這一狀況。①   利用互聯網技術教師可以設置關于某課程乃至某項問題的討論版塊和課堂博客，這樣就能夠避免傳統教學反饋方式的不足，允許教師和學生在課堂之外繼續保持交流、保持對話，從而獲得持續的反饋。   具體來說，討論版塊用于深入討論某些問題及其答案，這不僅僅是給一兩個學生講述問題的答案，教師同時也是把答案作為資源提供給全班分享。博客與討論版塊的功能相似，不過經常用來做短暫討論，或者用來鏈接目前互聯網上的相關外部資料。教師可以要求學生在博客上發帖作為課程要求，也可以發帖提供反饋；甚至外人也可以就一些問題或案例在博客上他們的看法，提供反饋的另一途經。開放獲取的方式使得課堂博客可以免費獲取，允許個人從博客上下載內容供自己使用，讓教師與學生之間互相交換觀點。開放獲取法不是簡單地開辟一個課堂討論版塊，而是擴大了教學課程參與者的范圍，理論上可以讓所有人獲悉博客內容并讓全國范圍內的教師和學生參與討論；而全國范圍內的參與可以為求知欲強的學生提供另一個獲得反饋的途徑。#p#分頁標題#e#   教師也可以尋求把開放獲取法用于考試，考試可以在網絡上進行，前提是必須提供一定的技術設備和特定的考試場所。目前法學院的考試大多各自為戰，由學院授課教師自行出題、自主批閱，這樣的考試沒有全國性的題庫，只有就讀法學院的學生才能接觸到。通過開放獲取法的運用，法學院的考試題目將可以在網絡上免費獲取；通過這種方法，某個法學院也會得到其他法學院的考試題庫，從而擴大單個法學院考試題庫的容量，學生可以運用網絡弄懂過去的考試題目并對答案加以研究，同時還可以從其他學生那里獲得反饋；通過這種方法，教師會從更大規模的考試題庫中受益，甚至可以對考試題目進行研究以便決定教師在課程中的教學內容，決定所使用的的考試方式是否是測試學生知識掌握程度的最好工具。全國規模的考試題庫對教師、學生和學院來說都會是一個無價之寶，開放獲取法將保證考試題庫對于所有有意愿使用的人能夠免費獲取。   三、開放獲取法在法學教育中之未來   有國外學者曾經對技術上的新變革對法學院教育的未來做過預測，［6］其認為法學教育就是一門生意，并且正在經歷諸如學費逐年增長的和對所提供教育質量的抱怨等難題，而通過互聯網實施的遠程教育課堂可以提供這些難題的解決辦法；這樣法學院模式會顯著改變，課堂不再限于教室，可以有成百甚至上千的參加者，同時在這種新模式下會出現高薪聘請的超級明星教師，即那些講授課程內容特別成功的人士，因此對教師的需求量會銳減；有品牌聲望的學院也會在有能力憑借其名氣和教育項目擁有龐大的學生群體，因此會主導這一市場，而現實法學院可能會停止存在。   誠然，法學院可以用視頻替代法學院教師的面授，也可以讓學生通過互聯網提交作業甚至進行考試，但是這樣的課程比起傳統法學院缺乏教學環節中的重要一環——反饋。另外，如果虛擬法學院教育代替了現實的法學院講授，那么不會再有教師和學生之間產生的交流和互動。正是因為虛擬法學院存在致命的缺陷，因此現有法學院教育通過開放獲取法的運用可以有效改善現有體制，而不是讓現有法學院逐漸消失。   （1）在線討論版塊會擴大反饋機會但同時也會要求投入更多的師資力量。如果這種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在全國層次上發生，教師仍然需要在場以便提供必要的指導。純粹的學生討論有其好處，而有學生和教師同時參與的討論則會把法學教育提升到更高層次，法學教育需要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合作才能更好地推動，合作需要教師參與，［7］開放獲取法有助于這樣的合作，而絕不是消除對教師的需求。（2）開放獲取法允許各種層次的參與到教學中而非只是需要精英法學院和精英教師，各種層次的教師和學生都可以就寬泛的話題——從網站管理到課程主題——發表評論。教師可以分享集體智慧，同時仍然保留靈活性以便保持個人特色的教學方法；開放獲取法也使法學院在考慮課程的全面變革時加以運用，不用單槍匹馬，法學院可以與其他學院合作開發課程及設計課程教材內容，這樣也保留了學院的靈活性和獨立性。   開放獲取運動有利于打破信息交流的阻礙，［8］從而釋放更深刻的見解并進行交流。該運動在主要關注學術信息的同時，也能有助于法學教育的改革。開放獲取法對于教師來說意味著可以成立儲備課程教材內容的倉庫，意味著老師和學生之間交流合作的新方式，意味著重構法學院課程的新可能。   可以肯定的是，開放獲取法將帶來資源和制度上的支持，并且其中新技術的運用能夠對法學教育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

作者：左玉玲 單位：沈陽技師學院

經濟法課程實用性特色突出，如果僅僅依靠教師說教來教學，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很難在課程上體現出來。近幾年，案例教學法等逐漸應用到經濟法課程教學中，但總體而言實踐環節仍不多，多媒體等現代化教學手段也沒有很好地應用在教學中，這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學效果和效率的提升。

成績考核評價機制仍不完善。中職院校的成績考核因為院校培養人才基本為技能技術型人才，所以在考核上基本遵循理論與實踐考核的方式，但是這種考核方式如何具體應用在經濟法這種理論性知識較強，同時對學生實踐也有較高要求的素質課程，還是處于探索過程中。中職院校經濟法課程的現狀是有的專業設定為考查課，有的專業設定為考試課。考查多以論文考核，考試課則以閉卷考試為評價。綜合看，現有評定成績方式單一，如何能結合學生的平時表現評定出綜合成績，體現出考核的針對性與靈活性，尚待商榷。

1.注重課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增強課程的實用性。經濟法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形成而逐步發展起來的一門課程。它包括經濟法學與經濟法規。經濟法課程的學習應當是在經濟法學基礎上的經濟法規的學習。

但就中職學生而言，考慮到他們文化基礎薄弱、法律知識欠缺，如果是單純的為了法規而學法規，其教學效果極其有限。另一方面經濟法規數量多、種類繁，要在課時有限的教學過程中熟練、全面把握是不切實際的。這就需要選取有代表意義的、與學生未來就業最息息相關的加以講解，注意理論與實踐的矛盾與統一。

2.經濟法課程的改革可以從教學計劃、教材選取、教學方法等方面進行。

①以教材選定為突破口，以教材的適用性與先進性作為選定標準。教材是教學的基礎環節，教學質量、教學水平與教材直接相關。因此，在教材上，應遵循“先進性”和“適用性”，體現“特殊性”和“差異性”。如針對廣告專業的學生可通過增添廣告法律法規內容，針對旅游專業的學生可把與專業相關的旅游法律法規穿插進去，這樣就能拉近教材和學生的距離，在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同時，又突出課程的學術特色和時代特點，最終達到教材更好的為教學、為專業服務的目的。

摘要：走生態文明發展之路，已是當今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意味著我國將需要大量的適應生態文明社會的新型法律人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的發展有很大上升空間。文章以生態文明社會新型法律人才需求為導向，以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為載體，以“參與式教學”為突破口，改革教學模式、優化教學內容，以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為核心，立足于民辦高校教學實踐進行研究。

關鍵詞：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

我國高等法學教育旨在培養具有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實踐技能和創新能力的現代法律人才。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深化本科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7〕2號，提出深化教學內容改革，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課程體系。要堅持知識、能力和素質協調發展，繼續深化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實現從注重知識傳授向更加重視能力和素質培養的轉變。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需要，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將新知識、新理論和新技術充實到教學內容中，為學生提供符合時代需要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要大力推進教學方法的改革，提倡啟發式教學，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國傳統法學教學教育重理論、輕實踐，不利于學生法學創新能力的培養，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以適應生態文明建設人才培養的需求乃大勢所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的改革應當以培養生態文明法律新型人才為目標，為我國創建生態文明社會目標奠定基礎。

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模式反思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自1997年被列為法學二級學科以來，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將“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增列為法學核心課程。“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在提高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樹立環境法治理念、普及環境科學知識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門法無可比擬、也無法替代的。目前我國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方面處于蓬勃發展時期，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亦是近年來法學界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處于蒸蒸日上的時期。生態文明建設不僅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帶來新的契機，也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勢在必行。三江學院法律與知識產權學院為本科生獨立開設2個學分32個課時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選修課。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的許多原則、制度和專業術語與憲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多個法學學科緊密聯系，其內容更體現出與環境倫理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社會學、環境生態學等多個跨一級學科的交叉制式。與傳統部門法相比，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門課程本身的理論性并不是很強，但是該課程呈現出整體的理論體系比較分散的特點。筆者從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教學多年，深知傳統教學方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在法學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時它也存在著諸多弊端：

（一）講授式教學法

如果僅僅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法，學生對知識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師的灌輸，對知識點的掌握靠強行記憶，會導致缺乏學習熱情，不利于提高教學效果，無法達到對學生解決實際環境糾紛能力的培養。如何對現有講授式教學方法進行改革，是法學教育尤其是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樣一門具有強烈專業特色的學科教學中的瓶頸。法律本身就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誕生和發展的歷史表明其是作為解決社會問題之利劍應運而生，是實踐推動著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的建立和完善，其實踐性、應用性更加明顯，且環境要素本身體現出高度的社會性，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價值追求，此外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意味著其必須反映自然科學規律，在理念上吸收環境科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技術規范和標準發展出相應的法律規范即較強的技術性。因此從根本上說，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的深入理解和靈活運用，對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狀況的了解，是單一的教師中心型教學方法無法完成的。加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內容較為龐雜、課時較少，若教師細致講解，會導致填鴨式教學，反而影響教學效果，若教師不講，會導致學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識，所學有限視野狹窄。

一、目前經濟法課程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課程設置安排不合理。

經濟法是門專業基礎課，其課程安排應該在專業課程講授之前進行。但是，學生在學習經濟法的同時還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基礎知識。目前高校中已經開設有《思想品德修養和法律基礎》課程，但是在法律基礎、經濟法、專業知識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在銜接上存在一些問題。課程設置方面，按照知識學習邏輯，學生應該首先掌握法律的基礎知識，例如：法律規范、法律關系等概念的學習，法律基礎的學習應該在經濟法學習之前進行。但是，在實際的高校教學中，《思想品德修養和法律基礎》和經濟法的開設時間是在同一個學期，一般是大一下學期。

（二）教學內容缺乏針對性。

不同專業的學生所學內容的側重點原本應該是不同的，但是，實際教學中，不同的專業仍然使用同一本教材—《經濟法概論》，使用同樣的教案，完全忽視了不同專業學生的知識結構差異性，導致教學目標無法實現。另一方面，由于各個課程在制定教學計劃并沒有綜合考慮相互的關聯性，因此法律基礎、經濟學和專業課程的教學內容的協調性存在問題。法律基礎教授的法律知識很有限，導致講授法律基本知識的重擔壓在了經濟法教學上，結果經濟法教學內容所需講的內容偏多，嚴重影響教學質量，無法實現素質教育。

（三）教學評價不全面。

作為教學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學評價不僅能夠檢驗學生掌握理論知識的程度，也是評價教師教學水平的重要手段。然而，受傳統教學方法的影響，經濟法課程的教學評價和考試方法過于簡單，僅僅依賴考試來評價學生和教師顯然是不全面的。另外，在考核內容的選擇上重理論輕技能，這種忽視學生綜合技能培養的考核對于學生的實際能力的培養是極不利的。

傳統媒體時代，鑒于信息獲取的不對稱性以及信息傳播的相對滯后性、封閉性，法律素養對編輯來說還不算重要，學術素養和文字處理能力才是編輯首要的素養。“互聯網+”時代，信息獲取的快捷性、法律規定的滯后性導致在傳統媒體時代不夠突出的法律問題更為嚴重，從而給編輯工作帶來巨大的挑戰。學術期刊的轉型發展更是將學術期刊及編輯推上法律糾紛的風口浪尖。如果編輯不具備最基本的法律素養，輕則會給工作帶來被動，重則會給期刊、編輯帶來官司。

一、“互聯網+”時代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法律素養

傳統媒體時代，學術期刊編輯工作涉及的法律問題以作者的著作權為核心，涉及侵權等問題。“互聯網+”時代，學術期刊編輯工作涉及的法律問題沒有實質變化。不同的是，信息獲取的便捷性導致“一稿多投”等問題更為嚴重，法律規定的滯后性導致學術期刊編輯在應對新媒體等傳播方式時無法正確處理與作者的著作權糾紛，學術期刊的轉型發展使得編輯在處理媒體融合發展時對相關法律問題無所適從。這些都要求編輯必須具備最基本的法律素養。

(一)信息獲取的便捷性要求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法律素養

傳統媒體時代學術期刊編輯最為頭痛的“一稿多投”問題，在“互聯網+”時代由于信息獲取的便捷性變得更為突出。“文責自負”一直是期刊應對投稿者學術不端行為及解決投稿者與被侵權作者之間糾紛的行之有效的擋箭牌，并且在傳統媒體時代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理論上，“文責自負”并不意味著期刊對作者投稿的完全采納，編輯要對作品是否符合編輯出版方針負責，對作品的規范化和完美程度負責，即編輯要保證作品符合出版標準。［1］傳統媒體時代，最常見的學術不端行為就是“剪刀加糨糊”式的拼湊。一方面，這種學術不端行為的投稿(紙質稿)的成本比較高，數量畢竟有限，危害也還不算嚴重;另一方面，學術期刊編輯識別投稿者的學術不端行為主要依賴于審稿專家及編輯個人的學術素養，因而以“文責自負”作為擋箭牌還是可行的。“互聯網+”時代，信息獲取的便捷性使“文責自負”的應對效力大大降低。就作者而言，各種數據庫和搜索引擎的便利性和快捷性使作者通過新式的“剪刀加糨糊”拼湊學術成果變得更加便捷，網絡投稿又大大降低了投稿的經濟成本。這就使得學術不端行為頻發，嚴重敗壞了學術期刊作為道德價值正向引導公器的良好期待和形象，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就編輯而言，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使編輯在識別學術不端行為方面的能力大大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再用“文責自負”來應對社會各界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質疑就顯得蒼白無力了。因此，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最基本的法律素養，站在法律的高度看待學術不端行為的本質及其嚴重性，提高法律意識，自覺運用信息工具抵制學術不端行為。

(二)法律規定的滯后要求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法律素養

隨著互聯網的發達，我們已經進入新媒體時代。相對于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新媒體是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由于新媒體迅速發展，作者發表學術成果的渠道日益開放，這就對紙質媒體的獨家發表形成了沖擊，相關的法律規定在應對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方面明顯滯后。例如，什么叫“發表”?在微信、微博上公開叫不叫“發表”?可能期刊編輯在檢測作者投稿的學術論文時，系統檢測結果是不存在學術不端行為的，但編輯工作進入正常流程后，甚至是在要簽版付印時，突然發現投稿者的文章在微博、博客上“發表”過了，那么這個時候編輯該怎么處理?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處理不當，可能會導致期刊學術評價的降低，會引發期刊與作者的糾紛。這就要求編輯具備相應的法律素養，在遇到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問題時，能夠運用基本法理對這些問題做出初步的判斷并妥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