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日實施的《行政復議法》，與現行的衛生法律法規中有關行政復議的規定，有諸多不相適應的地方。本文對此進行了分析，并對怎樣進行衛生行政復議進行了闡述。   1現行衛生法律法規中對行政復議的規定   現行的衛生法律法規有兩法五條例，其對解決行政爭議的救濟途徑都有明確具體的規定，除《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外，每部法律法規對行政復議都有相應的規定。這些法律法規中申請行政復議的時間均為15日;復議機關均為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上級衛生行政部門;復議期限《食品衛生法》規定15日，《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件》、《塵肺病防治條例》規定了30日，同時在救濟方式上明確規定了《化妝品監督條例》、《塵肺病防治條例》、《放射防護條例》為復議前置。   2、《行政復議法》中的有關規定   1999年10月1日實施的《行政復議法》對申請復議時間的規定:“第九條，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自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十日內提出行政復議申請，但法律規定的申請期限超過六十日的除外”。《行政復議法》對復議期限的規定:“第三十一條，行政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六十日內作出行政復議決定;但法律規定的行政復議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缎姓妥h法》對復議機關的規定:“第十二條，對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工作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由申請人選擇，可以向該部門的本級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行政復議”?！缎姓妥h法》對救濟方式的規定:“第十六條，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申請行政復議，行政機關已經依法受理的，或者法律法規規定應當向行政機關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定復議期限內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已經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請行政復議”。   3如何進行衛生行政復議   現行衛生法律法規有關行政復議的規定與《行政復議法》在申請復議時間、復議期限、復議機關等方面存有以上諸多不同的地方.   那么，怎樣進行衛生行政復議呢?根據法律規范沖突的適用原則:“新法優于舊法，高層級的法律優于低層級法律”的規定，衛生法律法規有關行政復議的規定與《行政復議法》不相適應的地方，應服從《行政復議法》。即:現行衛生法律法規中申請行政復議的時間執行60日;   復議機關由申請人選擇，即可以向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上級主管部門申請復議，也可以向本級人民政府申請復議;   復議期限除《食品衛生法》15日，《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例》、《塵肺病防治條例》30日外，其它法律法規均執行60日;   在救濟方式上采取先復議后訴訟或只訴訟的原則，但在有復議前置規定的法律法規中，必須先復議后訴訟。   行政復議是行政司法的一種表現形式，《行政復議法》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頒布實施，對防止和糾正違法的或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保護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的合法權益，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摘  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實踐證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對各族人民的發展、繁榮、進步，起到了制度保障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其機制構成及運行過程中仍存在著一些缺失，所以加強其制度建設，健全并完善民族區域自治法律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民族區域自治； 法律體系； 完善

    隨著我國社會民主法制的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和完善，形成了以《憲法》為依據，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主干，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各部委制定的有關民族問題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為基本內容，以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地方立法機關、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規章為補充的民族法律法規體系。這些民族法律法規力求從我國基本國情和民族地區的實際出發，來解決民族自治地方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實際問題，以縮小民族自治地方與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從而實現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

    一、民族區域自治法律體系概述

    在多民族國家中，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合作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大創舉。作為根本法的憲法明確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同時，憲法第六節“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進一步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組成、任期、職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單行條例；民族自治地方的經濟建設、地方財政管理、文化事業等內容作出規定，為民族區域自治奠定憲法基礎。1984年《民族區域自治法》作為國家一部基本法律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少數民族實行區域自治基本進入有法可依的階段，為各民族真正實現民族區域自治提供法律保障。2001年2月28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決定》，這次修改的主要內容涉及了財政、投資、金融、教育、制定實施該法配套法規幾方面，修改后的民族區域自治法分為序言和7個章節，共74條。這次修改理順了民族區域自治法內部重大制度之間的關系，著重強調了要加大國家機關對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和幫助，發展民族教育事業，保護民族地區經濟建設中的生態環境，指明了新歷史時期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發展方向。

    2005年5月19日，國務院審議通過了《國務院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該《規定》共35條，主要對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宣傳民族法律、法規和黨的民族政策；上級人民政府在促進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在幫助民族自治地方教育、科技、醫療衛生事業，在扶持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培養少數民族干部人才的職責和義務；《規定》實施的監督機制等方面進行了規定。它的頒布實施，為民族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制保障，加快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促進了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2007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少數民族事業“十一五”規劃》，規劃提出了11項主要任務和11項重點工程，其中第9項主要任務是逐步健全民族法制體系，制定與民族區域自治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加強自治州、自治縣自治條例的制定或修訂工作，推動自治區自治條例的制定。第7重點工程是民族法制體系建設工程，加強民族區域自治法配套法規建設，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實施條例，加強民族法制宣傳教育。可見，這一規劃為民族區域自治法配套法規建設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據，實施民族法制體系建設工程將成為未來幾年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法規體系的主要內容。

    與此同時，各級地方立法機關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機關也在進行著制定大量具體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法規規章的工作。比如，1985年延邊頒布實施了《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自治條例》，這是第一個在我國制定自治條例的民族自治州。截至目前，我國共有民族區域自治地方157個，現行生效的自治條例有135部，數量占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數量的86%。其中，在30個自治州中，生效的自治條例25部，占自治州總數的83.3%。在122個自治縣(旗)中，自治條例110部，占自治縣(旗)總數的90.2%。2005年國務院《若干規定》施行以后，各級地方加大了制定、修訂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法規、規章的力度，貴州省于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了《貴州省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廣東省于2008年1月1日修訂通過了《廣東省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辦法》，遼寧省于2009年1月1日施行在1989年政府規章的基礎上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遼寧省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辦法》。[1](p3)

摘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稱“《決定》”)指出，要“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長期并存已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常態，那么，在經濟快速發展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如何實現二者更好地銜接與協調是當前亟待研究以促進法治社會建設的問題，本文將從價值、異同等方面進行分析，提出銜接與協調二者的路徑。

關鍵詞:經濟發展;國家法律;黨內法規;銜接協調

1價值分析: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銜接與協調的意義

1.1利于深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堅持黨的領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體現了我國嚴格規范黨內法規制度以加強黨的建設、促進經濟發展和建設法治社會的決心。這意味著我國在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當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性愈發突出。新時代背景下，只有嚴格規范黨內法規相關制度文件，明確二者邊界，才能真正在實踐中發揮二者的作用，維護好社會秩序，也只有如此，才能推進黨內法規制定規范化，真正發揮黨內法規對黨員的約束與震懾作用，體現黨的制度建設的科學化，從而進一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1.2利于規范權力，有效促進廉政建設

新時期下，人民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追求比以往更甚，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規范國家黨政機關權力，實現人民群眾利益和福祉是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之一。因此，加強廉政建設，規范國家權力、規范黨內權力勢在必行。以我國國情為出發點，從黨的建設入手，將法治內涵滲透進黨內法規建設之中，加強黨內廉政建設，做好國法與黨規的協調銜接，從而確保黨內法規始終在法治軌道之中，不偏離、不凌駕于國家法律之上，有利于進一步嚴格規范權力，從制度上加強對權力的約束，從而營造清正廉潔之風，使國法與黨內法規能夠更好地配合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效用，促進我國黨政機關廉政建設。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七五”普法收官之年。按照今年全縣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總體要求，依據普法辦關于印發《2020年國家機關“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集中宣傳活動方案》的通知精神（信普法辦字〔2020〕4號），我委將認真履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職責，主動適應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要求，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堅持守正創新、注重實效，以做好“七五”普法總結驗收和“八五”普法謀劃部署為主線，以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和法治鄉村建設為重點，進一步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確保“七五”普法規劃全面落實，為建設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示范縣營造良好的衛生健康法治環境。

一、堅定政治方向，貫徹落實全面依法治國思想理念

1.把學習宣傳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作為全民普法的首要任務。進一步推動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列入委黨委中心組學習內容，推動領導干部發揮示范帶頭作用，增強全社會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2.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四中全會精神。按照中央、省委、市委和縣委的要求和部署，深入機關、醫院，結合普法工作，大力宣傳我國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促進醫療衛生健康系統廣大干部群眾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全會精神上來。

3.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以及我縣《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實施意見》要求，推進全民守法普法，營造全社會講法治、重道德的良好環境，不斷提升公民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加深入人心。

二、突出工作重點，堅持服務大局推進普法依法治理

4.開展防控肺炎疫情專項法治宣傳行動。組織開展“防控疫情、法治同行”專項法治宣傳行動，深入闡釋有關防控疫情重要講話精神；深入宣傳黨中央、省委、市委和縣委關于疫情防控的決策部署，以及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的有力舉措；全面抓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妨害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的深入宣傳，切實抓好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等疫情防控重點法律的普及宣傳。

作者：龐文 于婷婷 單位：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

從全球特殊教育發展的趨勢和人權發展的角度看，通過立法實施特殊教育已成為各國教育決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殘疾人特殊教育需要是否得到滿足、參與機會是否平等、是否享受平等人權的基本尺度。[1]建國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特殊教育法制建設穩步推進，一批保障殘疾人公平接受教育的法律法規陸續頒布實施，特殊教育事業有了巨大發展。不過，正如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所反映的，我國6-14歲殘疾兒童在校接受義務教育的比例僅為62.06%，這意味著有約38%的適齡殘疾兒童沒有接受教育。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我國15歲以上人口的總體文盲率為4.08%，而15歲及以上殘疾人文盲人口為3591萬人，文盲率為43.29%。[2]殘疾人教育仍然是整個教育體系中的薄弱環節，需要進一步建立健全特殊教育相關法律體系以保證殘疾人教育的公平發展。

一、我國特殊教育法律體系概況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特殊教育的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表1是對我國與特殊教育有關法律法規的系統梳理，從中可以看出，目前縱向上形成了的《憲法》、《教育法》、《殘疾人教育條例》及部門規章、地方條例，橫向上形成了《義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等，已構成較為完整、縱橫交錯的法律體系，基本覆蓋了殘疾人教育的各領域和層次。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規定：“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這種將殘疾人教育寫入國家根本大法的做法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它成為我國發展殘疾人特殊教育事業的基本依據。2006年和2008年我國分別重新修訂并頒布實施的《義務教育法》、《殘疾人保障法》用較大篇幅甚至專章對殘疾人教育作了系統規定。1994年出臺的《殘疾人教育條例》是我國第一部有關殘疾人教育的專項行政法規，它的出臺改變了以往特殊教育法律法規嵌套于普通教育法的局面。《條例》明確提出殘疾人教育是國家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詳細規定了殘疾人特殊教育的組織機構、學制體系、教育形式以及教師、物質條件保障和獎懲等方面的內容。教育部于1998年的《特殊教育學校暫行規程》這一部門規章，則對全國各級各類特殊教育學校的學籍管理、教育教學、校長及其他人員的編制設置、衛生保健及安全工作、有關特教的經費渠道及學校和家庭的相互配合等諸多方面作了詳細規范。此外，眾多地方性法規和條例成為我國目前特殊教育法律體系的重要部分，對維護殘疾人受教育權利、促進殘疾人教育事業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當前特殊教育法律體系存在的問題

（一）特殊教育對象界定不一致我國《憲法》將特殊教育的對象界定為“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殘疾人保障法》進一步明確指出接受特殊教育的殘疾人包括“視力殘疾、聽力殘疾、言語殘疾、肢體殘疾、智力殘疾、精神殘疾、多重殘疾和其他殘疾的人”?？梢哉f，這對特殊教育對象的界定比較全面。但在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第19條中，將接受特殊義務教育的對象限定為“視力殘疾、聽力語言殘疾和智力殘疾的適齡兒童、少年”。從法律角度而言，這三個法律用語不一、彼此矛盾；從理論和現實角度而言，特殊義務教育的對象不宜只限定為三類，而將其他類型的適齡殘疾兒童、少年排除在外，這與“零拒絕”的全納教育原則相違背，也不符合當代特殊教育具體化、個別化、特殊化的發展趨勢，對殘疾人分類由少到多、由粗略到精細的趨勢。例如，我國臺灣頒布的《特殊教育法》將身心障礙者確定為11種，美國1997年的《殘疾人教育法》修正案更是將特殊教育的對象細分為13種。[3]其實，現實中我國很多特殊教育學校（班）接收的學生遠不止以上三種，還包括一些腦癱、自閉癥、多重殘疾等類型的少年兒童。所以，法律對特殊教育對象的界定既要做到彼此一致，還要符合社會現實。

（二）特殊教育立法理念較為陳舊我國特殊教育的立法理念可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對受教育的主體———殘疾人的認識。2008年新修訂的《殘疾人保障法》是唯一對殘疾人作出明確界定的法律，認為“殘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體結構上，某種組織、功能喪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喪失以正常方式從事某種活動能力的人”。這是典型的“機體損傷”觀，是陳舊的個體生物醫學模式殘疾觀的反映，認為殘疾是個人自身存在的缺陷，忽視了社會環境、法律環境、教育制度等對于殘疾人所造成的各種障礙。與此形成對比的是，200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我國于次年簽字生效的《殘疾人權利公約》中將殘疾看作“是一個演變中的概念，殘疾是傷殘者和阻礙他們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的各種態度和環境障礙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其中尤其強調“無障礙的物質、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醫療衛生和教育以及信息和交流，對殘疾人能夠充分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至關重要”?？梢?，殘疾未必會導致障礙，它取決于環境。這是比較先進的社會模式殘疾觀，即將殘疾人看作是人類多樣性的一個表現，只是由于社會的不理想造成了殘疾人在適應社會、與社會互動中出現了障礙，所以要求法律設置和制度安排必須消除對殘疾人不應有的負面態度和相關環境的阻礙。第二，對特殊教育理念的認識。《殘疾人教育條例》是我國唯一的殘疾人教育專項法規，《條例》制定時限于當時立法實踐情況和認識水平，沒有體現出特殊教育所需要的各種先進理念，在法律原則和制度上存在著一定缺陷。例如，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納教育（包容性教育）逐漸成為世界范圍內普遍認可的特殊教育理念，它要求從觀念、理論和方式、方法上對殘疾人教育做重大調整，但這一新理念沒有完全反映到我國的特殊教育法律制度中去。再比如，條例中側重于學校教育，而對殘疾人參與終身學習、社會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的關注不足，對滿足殘疾人多樣化、個性化的教育需求，實施殘疾人的個別化教育，推進融入教育的規定相對欠缺等。

形成期（20世紀50-80年代初）：科技信息政策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由全國書目信息委員會及其下屬“書目信息政策委員會”牽頭進行書目信息政策的研究，具體包括：信息源及其提供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明確文獻信息資源體系是書目信息服務的基礎；加強和促進書目信息網絡建設；隊伍建設；經費設備建設；書目信息產品可供交換、出售；成果的認可；文獻數據庫的建設與保護；書目信息資源國際交換。該階段政策形成期制定的法律法規數量十分有限，層次不高，基本上以科技法規為主；僅局限于科技情報政策探索階段。對情報政策的研究與制定主要針對科技情報系統的建立和體制的改革，研究層次低，較分散。

確立期（1980年要1992年）：科技信息政策的全面研究與制定

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對科技領域的發展予以高度重視，我國的信息法規建設必然從科技信息法規入手，一直到1986年以前，我國的信息法規幾乎全部用于調整圖書、檔案、科技情報領域的社會關系。因此，在國家信息政策發展的初級階段，中國的信息政策具體目標與信息系統建設密切相關。1991年出臺的第一份國家科技信息政策《國家科學技術情報發展政策》中就把“完善和發展國家科技情報系統”放在首位。

1991年中國科學：頒布的《中國科學：文獻情報工作條例》規定中國科學：文獻情報系統的性質和任務、業務工作、領導體制和組織機構、工作人員、工作考核、成果和獎勵、設備條件與經費等。地方公共圖書館條例（如《北京公共圖書館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公共圖書館條例（試行）》、《湖北省公共圖書館條例》）規定了公共圖書館的定義、主管部門、經費來源、業務工作、地區圖書館資源共享、職責、呈繳制度等。但目前我國還沒有出臺一部全國性的圖書館信息管理法規或條例，已通過的相關法規太籠統、抽象。信息政策法規的制定嚴重滯后，對具體的實施機構（包括圖書館、情報所、檔案館、政府信息中心）的權、責、利的定位不明確，功能設置交叉重復，經費來源不穩定且極其不平衡。

改革開放尤其是1992年《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頒布以來，我國政府出臺和實施了一系列發展科技的方針政策，如863計劃、科技攻關計劃、火炬計劃，星火計劃等等，現在又批準了中科：提出的“知識創新工程”。這反映了中國政府對科技進步的重視?，F在關鍵問題是要制定統一科學的高技術創新規劃，結合國際高技術潮流和我國發展實際重點推進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技術開發，并抓住產業化關鍵。為此要單獨組建包括計劃、科技、財政、經貿、教育等各部委要員參加的高技術發展委員會以協調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財力。在此基礎上確定重點高科技產業發展目標，通過政府組織協調產學研關系，安排重點技術和行業的具體扶持政策。

科技情報政策的全面研究與制定階段（1980年要1992年），頒布的法規數量明顯增多，調節的范圍拓展到信息市場、信息技術、信息網絡、信息環境等諸多領域；并不斷參考、引進和吸收國外經驗，研究中國情報政策的理論體系和內容框架，研究層次高，理論性強。

一、地方行政立法監督的趨勢

對行政權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的美國，要求行政機關的活動必須受法院、立法機關、上級行政機關和全體公民的監督。行政機關可以根據議會的授權制定法規，但必須接受嚴格的監督和控制。第一，對委任立法權力的實質限制。一方面，應當由民意機關決定的重要政策，議會不得授權行政機關立法；另一方面，授權法必須規定足以讓行政機關理解、遵循并據以行為的明確標準，而行政機關制定法規的活動必須根據該標準并在授權法規定的正當范圍內，以此來指導、限制行政機關立法的內容。第二，對委任立法程序的保障。委任立法程序方面的保障與實質方面的限制同等重要，以保證行政機關制定法規時公平地行使權力，聽取有關人士的意見，公正地作出決定。1946年的聯邦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制定法規的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和例外程序，此外，還有其他法律、判例形成的混合程序和行政機關自己發展的協商程序。第三，國會的“立法否決”和直接調查，即國會的一院或兩院有權通過決議，撤銷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立法否決制最初實行于英國，并為美國所采用。但美國最高法院在1983年的一個案件中宣稱立法否決不符合憲法規定，似乎阻止了立法否決制在美國的繼續發展?，F在美國國會主要是利用直接調查權，以明確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是否侵犯立法權。第四，法院對行政立法的監督。美國法院對法規的監督有兩種：一是違憲審查，聯邦法院在審查某一具體案件時，附帶審查該案件所涉及的法規是否違憲；二是司法審查，即直接針對行政機關的法規提起訴訟，由法院對有關法規進行審查。

法國行政立法的監督，注重對行政立法權限范圍的控制，即在堅持法律保留和法律優越原則的基礎上，強調議會與行政機關立法權限范圍的界定和授權明確性原則。首先，行政機關可以就憲法第34條議會保留立法事項范圍外的事項制定自主條例，①“某種程度上，政府基于憲法第37條頒布的命令就如同議會基于第34條所立的法律”。但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條例，只限于機構內部組織的規則和保障公務正常運行的規定。對議會保留的領域，政府也可尋求議會授權制定特別條例，但議會的授權必須明確，同時須規定條例有效的期限。行政機關為實施法律而制定的執行條例，雖然無需法律特別授權，但是必須出于為明確執行的方式和補充法律規定的需要，而且必須在實施法律必要的范圍內。其次，程序控制。法國行政立法的程序除受行政程序的保障和控制之外，還需經過簽署和公布程序，執行條例和特別條例還需咨詢最高行政法院的意見。第三，憲法委員會的違憲審查。條例公布前，憲法委員會可以應總統、總理、議長、議員請求而審查條例是否超越立法權限范圍。第四，司法審查和行政機關的自我監督。行政法院在訴訟程序中可以審查條例的效力，撤銷違法的條例或認定條例無效。刑事法庭在審理以條例為根據而追訴的案件和以條例為根據而辯護的案件時，也可審查條例的合法性。上級行政機關具有監督下級行政機關條例的權力，可以修改和廢止已經公布的條例。綜上，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等事前、事中和事后綜合監督和控制地方行政立法，是地方行政立法監督的必然趨勢，也是現代行政法治建設的重要課題。

二、我國地方行政立法監督機制及其缺陷

從行政立法監督的趨勢看，廣義的地方行政立法監督即是對地方行政立法權力來源、過程和結果的綜合監督和控制。目前，我國監督和控制地方行政立法的綜合控權機制已基本成型，但還遠不夠完善。本文重點分析了地方行政立法結果的監督機制，即我國學界通常所說“地方行政立法監督”。

（一）我國現行地方行政立法監督體制的組成

根據我國《憲法》及相關憲法性法律的規定，現行地方行政立法監督體制主要由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監督三部分組成。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要求和《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做好年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年度報告編制工作的通知》精神，現將區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年度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情況報告如下。

本報告是根據國務院《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求，由區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編制。全文包括概述；政府信息公開的組織領導和制度建設情況；主動公開政府信息以及公開平臺建設情況；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的辦理情況；政府信息公開的收費及減免情況；因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的情況；政府信息公開保密審查及監督檢查情況；政府信息公開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改進措施。本報告中所列數據的統計期限自年1月1日起，至年12月31日止。如對本報告有任何疑問，請聯系區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一、政府信息公開情況概述

年，區老齡辦認真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精神，嚴格按照區委辦公室、區政府辦公市下發的要求，進一步加強組織領導，不斷健全政務信息公開規章制度和工作機制，完善政務信息公開的方式和手段，全面開展信息公開工作。按照“宣傳政策，服務社會，促進工作，及時高效”的原則，高標準地完成了政府信息公開方面的工作。

二、政府信息公開的組織領導和制度建設情況

年，區老齡辦進一步加強對政府信息公開工作的組織領導，主要領導親自抓，一名副主任直接分管，具體負責指導、協調、督促信息公開工作的開展。進一步明確了工作主管部門和信息公開工作機構，設立了信息公開工作人員，并配置相關設備，為工作開展提供了保障。

為高標準開展信息公開工作，我辦根據自身工作實際情況，制定了信息公開工作規范和信息公開工作年度計劃，建立健全了信息公開工作保密審查制度，信息審核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嚴格按照“撰寫—審查—審簽—公開”的程序，嚴把保密和質量關，確保了主動公開的信息符合要求。堅持應公開全部公開的原則，除國家規定的涉密內容、信息外，對應公開的信息進行了全部公開，保障了信息公開工作高效有序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