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可是，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一、現代文學作家、社群與思潮

(一)戰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與文藝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陸學者文人隨國民政府來臺者眾，當時進入臺大任教的幾位師長，帶來了“五四”文學的精神，也開啟往后的現代文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臺靜農，他是魯迅的學生，來臺后雖然轉向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但他的小說集《建塔者》、《地之子》，后來也出版了，使讀者一窺“五四”遺風。在外文系則以夏濟安為代表，他創辦《文學雜志》，帶動寫作風氣，影響了當時仍是學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締造了學院派文學雜志的成果。當時的青年學生輩，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臺灣本地出生的青年，他們因為進入臺大就讀，受到這些老師前輩的啟發，以及同儕間的鼓舞，紛紛嶄露創作的才華，終于成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這些學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葉慶炳、張健、吳宏一、柯慶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杜國清、葉維廉等，各自在詩、散文、小說創作方面留下可貴的成果。林文月、葉慶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參與藍星詩社的創立，張健亦為藍星主要成員，杜國清、葉維廉則是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重要成員。而以白先勇為主的《現代文學》雜志在1960年代創辦，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等人，都是創始社員，共同推動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

(二)文學雜志對現代思潮的譯介

由夏濟安主導的《文學雜志》創辦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結束。但這份刊物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代表臺灣戰后初期的文學潮流中，一群學院里的師生對于文學的喜好和堅持，并開辟另一個有別于“戰斗文藝”的園地。他們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創作，文學理論的譯介、中西文學的相關論述也相當多，這個現象可以說開創了一種風氣，也就是將現代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理論、西方文藝思潮連結，提供給創作者和讀者新穎的觀念。以白先勇為主導的《現代文學》深受其師長輩創辦的《文學雜志》之啟發，該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發行51期，由白先勇負責籌措資金，而外文系的幾位同學一同寫稿、譯稿和拉稿。比起《文學雜志》，《現代文學》更強調創新的精神，他們努力介紹各種西方的思潮、創作觀念，以便所寫的作品可以表達屬于現代人的藝術情感;對于西方文學與理論的介紹，《現代文學》更以“專號”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譯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紹，并附帶加以評論。除創刊號推出“卡夫卡專號”，也曾刊出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專號，對于艾略特的詩作與詩學，更前后刊出多期。《現代文學》編輯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執著，而這些譯介，為創作者與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開拓更多元的文學品味。

二、比較文學的學科成立與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以譯介外國文學與理論為宗旨，進而啟發作家的創作以及解讀作品的角度，其實已略具比較文學的雛形。進入1970年代，臺大文學院更以三軌并進的方式———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成立比較文學會以及結合《中外文學》，促進了比較文學在臺大扎根與茁壯。1970年，臺大外文系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推動者是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與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但這個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學博士班的路線，反而希望結合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術資源，使學生可以同時接觸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國/外國文學雙重視野的比較文學研究。紀秋郎、單德興、李有成、高大鵬、陳昭瑛、古佳艷等，都獲得此博士學位，成為外文、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近年臺大外文系雖已將比較文學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較文學仍是其修業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學者與葉慶炳等四位中文系學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并藉此在《中外文學》開始介紹比較文學的觀念和發展;譬如《中外文學》創刊號(1972年6月)即刊登李達三著、周樹華與張漢良譯的《比較的思維習慣》，仿佛已經有所預告，2卷9期則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譯的《比較文學的目的與遠景》(1974年2月);其后則陸續有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李達三著、許文宏與馮明惠譯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等文章，一路推進，顏元叔、胡耀恒、朱炎、葉維廉、張漢良、陳慧樺、古添洪等，都是比較文學的旗手。古添洪與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二書，可說是最早結集的相關著作。而葉維廉、古添洪與陳慧樺在東大圖書公司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更可說是具體的成果。此外，結合外文、中文兩系教授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1974年8月起對外擴大征求會員，凡大專院校教師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較文學者，皆可申請入會。而學會也每年度主辦國際或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開放對外征稿，相關的征稿主題、研究論文也都以專號的形式收錄在當期的《中外文學》或另一英文的比較文學刊物《淡江評論》(淡江大學外語學院出版);譬如第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1983年8月)，第5屆主題為“現代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1987年5月);第2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災難、創傷與記憶”(2001年9月)、第30屆主題為“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2006年5月);無論其主題是企圖與中國文學對話，或是呼應世界文學脈動，或是跨領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帶動臺灣學界的研究潮流，累積豐富的學術資源。外文系主導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會，再加上《中外文學》，形成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鐵三角。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現代文學》即將衰退之際，1972年6月，外文系與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學》。這些學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齊邦媛、顏元叔、胡耀恒與中文系鄭騫、葉慶炳等人;而該刊自創刊以來，迄今一直穩定出刊，在臺灣學術界已占有關鍵性的位置。《中外文學》創刊初期，系以顏元叔為主導人物，他引進新批評，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細讀洛夫的兩首詩》，掀起一串現代詩論戰;而后又連續登載王文興小說《家變》，并舉行座談會，引起各方注目、論辯，具體呈現學界與讀者大眾對這篇小說褒與貶的兩極化情形，也為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反應留下珍貴的紀錄。《中外文學》也曾連載林文月翻譯的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引起很大的回響。該刊既命名為“中外”文學，除了對外國文學以及理論的譯介，當然也兼納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除現代文學研究外，也有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屬于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傳記考述、作品流派、文學史研究，另外更為突出的則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例如張漢良的《“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1975年4月)，系以榮格的神話原型理論研究古典小說“楊林”、“枕中記”系列故事，這種研究視角深深地影響了此后臺灣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綜覽《中外文學》的文章，可知其編輯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較文學”在臺大外文系的扎根與開展著實有密切的關聯。《中外文學》在1980年代以后，逐漸聚焦在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介紹，例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透過專題邀知名學者撰稿，無論是就理論觀念加以譯介，或是以文學作品為例實際操作，都成為后來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長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風氣。

（一）標引序號的有序性

我國大部分科技期刊采用的是順序編碼制，其要求文章正文部分（包括圖、表及其說明）所引用的文獻按在文中出現的先后順序用阿拉伯數字連續編碼，并將序號置于方括號中，以上標形式（右上角）直接放在引文之后，而相應的參考文獻表中各篇文獻按序號依次編排。編校過程中經常發現正文中標引序號混亂，如正文中標引序號有16，而文后參考文獻僅有15條；再如正文中標引序號從6直接跳躍至8，缺少文獻7。這些可能是作者寫作時遺漏或文章修改、編審過程中正文內容刪減而文后參考文獻未及時相應修改所致。文章編審過后，編輯在給作者發送修改意見的同時，應提醒其注意相關參考文獻的變動并作出相應修改。對于明顯的標引序號錯誤，如果不存在其他方面的矛盾，編輯也可以直接修改。經編輯仔細核對梳理仍存疑義的位置，需與作者溝通確認。

（二）著錄格式的規范性

著錄項不全、著錄信息不準確是編校參考文獻著錄中出現最多的問題。對于熟練掌握參考文獻著錄標準的編輯來說，核查該類問題并非難事。然而，要對其進行校對并補充修改使其準確完整卻并不簡單。

1．著錄項不全

參考文獻著錄缺項和項目不全的形式很多，如：作者姓名僅列出1位，其余用“等”代替；期刊類文獻僅列出卷數或期數；起止頁碼缺失或只有起頁碼等。查閱紙質版文獻以實現檢索不僅費時而且很多文獻甚至已無法查找，該法對編輯補全核對著錄信息來說實用性不強。通過網絡搜索引擎，進行檢索以補全校對著錄信息是最簡捷的方式，然而作為編輯應抱有嚴謹負責的態度，因此還需進一步檢索出原文；但網絡搜索引擎仍可作為初次檢索、豐富檢索信息的重要途徑。網絡數據庫是獲取原始文獻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國內常用的文獻檢索網站有中國知網、萬方，國外常用的文獻檢索網站有荷蘭公司的美國化學會的德國公司的等。這些網站含有大量文獻信息，對于文獻檢索十分全面。不足的是這些網站絕大部分免費的數據庫僅提供了摘要，有些文獻信息（如期刊文獻的起止頁碼）往往需要進入網站數據庫付費下載到全文才能知曉，而編輯核查校對文獻著錄信息并不需要閱讀全文，因此該法檢索有時比較昂貴。筆者在從事參考文獻著錄核查校對工作中，注意到大學圖書館的電子資源相當豐富，對于檢索著錄信息十分實用便捷。如武漢大學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門戶信息就相當全面，分類也十分清晰，在其“電子期刊導航”欄目中直接輸入期刊名稱就可進行期刊鏈接（中文、外文期刊均可），再根據期刊的出版年份、卷數、期數等信息，就可查找出文獻相關著錄信息而無需下載全文（特別是對外文文獻），是補全作者姓名、卷數、期數、起止頁碼等的非常便利的檢索途徑。目前可用的專利文獻、標準信息文獻檢索網站也很齊全，如可通過各專利機構的網站（歐洲專利局專利檢索網站、知識產權網、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IPDL、美國國家專利與商標局USPTO的網站、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檢索平臺、中國專利信息網等）檢索專利文獻，通過各種標準的檢索網站（國家標準化組織、中國標準服務網、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美國國家標準學會等）檢索標準信息文獻，從而將著錄項補全。

2．著錄信息不準確

2018年4月16日晚，美國商務部公告稱，美國政府將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從美國企業購買芯片[1]。2018年4月19日，針對中興被美國莫名制裁的問題，中國商務部就表示，中方密切關注事件的進展，隨時準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應有的合法權益[2]。2018年4月20日，中興通訊公司了關于美國商務部激活拒絕令的聲明，稱在相關調查還沒有結束之前，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就執意單方面對公司施以最嚴厲的制裁，對中興通訊公司極其不公平，中興通訊公司表示不能接受[3]。由此，2018年美國制裁中興通訊公司的事件（以下簡稱中興事件）正式開始發酵，一時間成為中國民眾紛紛討論與議論的熱點話題。對于美國針對中興公司的制裁做法如何界定、中國將會采取哪些反制裁措施、中興通訊公司的未來將會何去何從、中國的芯片產業能否在逆境中崛起等等這些問題都是中國人當務之急所必須直面的。而如何透過芯片產業去看待中國其他的一些產業同樣可能會面臨的困境，這也許才是中興事件給每一個中國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更深層次的考驗。作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筆者參照中興事件的問題也做了深度的思考，對于中國高校科技期刊數據庫的建設所存在的類似問題有一些新的感觸，并對于如何解決此類問題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解決措施。那么首先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近期發生的美國政府宣布對中興通訊公司進行制裁的事情經過。

一、中興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興通訊公司在美國市場屢次被限

其實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興通訊公司就被美國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建議阻止其在美國開展投資活動[4]。2016年3月7日，美國政府宣布以中興通訊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產品為由，對中興通訊公司進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興通訊公司遭受美國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導致了中興通訊公司從美國進口產品的周期受到了極大影響，到貨的時間長短就存在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中興通訊公司整個供應鏈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損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興宣布以8.92億美元（約62億人民幣）罰款的代價，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而中興通訊公司2011~2015年的凈利潤一共加起來也不過是59.85億元。相當于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來自美國商務部的芯片禁令，中興通訊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時間內就連續三次遭到了美國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國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還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講道理。

（二）中興以外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同樣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國政府的行政干預，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對美國優尼科公司的收購計劃[7]。2008年，華為曾經試圖聯合貝恩資本對3Com公司進行并購，但卻以國家安全為由被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否決[7]。2010年8月，華為嘗試與美國電信商Sprint公司進行電信領域合作，卻被美國政府以或對美國公共和私人部門客戶構成重大風險為由禁止參與合作。2010年10月，華為試圖收購美國3Leaf公司的專利技術，卻再次被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總統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國進行風電投資項目。可以說，中資企業的發展隨著自由貿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應該享受自由貿易的美國市場卻遭受到了來自美國政府的連續多次不間斷的野蠻干涉。

（三）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被限的主要原因

醫學院校圖書館無論從占地位置還是內部設施方面，都可以稱得上是醫學院校一道亮麗的“風景”，也有人稱之為醫學院校的“門面”。醫學院校圖書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為它在服務教學和科研、傳播知識及提高學生信息素養教育等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相當于學生的“第二課堂”。作為圖書館館藏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外文期刊（主要是英文期刊）目前已經成為醫學院校師生了解國際相關領域的前沿信息和科技動態最新進展的主要途徑。外文期刊具有內容廣泛性和知識多元性、知識新穎、時效性強等特點，并能準確地反映最新的醫學發展成果和醫學科技的前沿信息，在高等醫學教育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對于醫學院校的外語教師而言，語言教學和中外文化教育期刊在進行跨文化交際和第二語言課堂教學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不僅開拓了外語教師的國際視野，啟迪了思維，還能激發廣大教師運用外語語言文化知識，為社會培養出高素質的醫學人才。各個醫學院校在圖書館外文期刊方面的投入都是很大的，但是由于語言及專業等諸多方面的限制，外文期刊的實際利用率不容樂觀。如何提高醫學院校圖書館外文期刊的利用率，筆者以一個普通讀者的視角認為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研究和思考。醫學院校圖書館外文期刊利用率提升路徑：

一、圖書館方面

（一）抓住本科新生入館契機，推介館藏外文期刊

醫學院校圖書館外文期刊利用率低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很多剛入學本科新生根本不了解自己所在醫學院校圖書館的館藏外文期刊情況。每年的本科新生入學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由圖書館工作人員主講的學生入館教育，與中學圖書館不同，醫學院校圖書館凸顯學術性功能。外文期刊和國外相關領域的先進成果都可以在圖書館中直接或間接獲取。在入館教育中，針對學生對醫學院校圖書館的功能及館內布局不十分清楚的現象，圖書館管理人員應該就館藏外文期刊的種類、所涉及的領域、檢索外文文獻的方法及外文期刊閱覽室、學習研討室的具體方位等等給新生做一個詳細的介紹。在圖書館顯要位置制作外文期刊導引標志，對一些重要的學術期刊做必要的中文導讀，通過這些舉措，本科新生從一開始就能感受到醫學院校圖書館的魅力以及圖書館所提供的人文關懷，并且對外文期刊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

（二）為高年級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者提供“導師式”指導

隨著學生在醫學院校學習的深入，外語能力不斷地加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也進一步提升。無論高年級學生的本科畢業論文還是研究生階段的研究綜述，都需要通過外文文獻來了解所研究課題的國際進展情況。這時候的學習者真正感到外文期刊文獻的重要性。針對這種情況，圖書館工作人員應該切實從學習者需求出發，提供“一站式”“導師式”指導，使學習者在最短的時間內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外文期刊和文獻。館員要建立以用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利用自己的技能，嵌入到某學科之中，為學習者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學習者在自己的需求達到滿足的同時，他們還會在同學之間宣傳本校圖書館優質的外文資源和工作人員的周到服務，從而擴大圖書館的影響力，有助于積極推進醫學院校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三）提高圖書館管理人員自身的外語水平

（一）

一、現代文學作家、社群與思潮

(一)戰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與文藝社群當時的青年學生輩，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臺灣本地出生的青年，他們因為進入臺大就讀，受到這些老師前輩的啟發，以及同儕間的鼓舞，紛紛嶄露創作的才華，終于成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這些學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葉慶炳、張健、吳宏一、柯慶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杜國清、葉維廉等，各自在詩、散文、小說創作方面留下可貴的成果。林文月、葉慶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參與藍星詩社的創立，張健亦為藍星主要成員，杜國清、葉維廉則是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重要成員。而以白先勇為主的《現代文學》雜志在1960年代創辦，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等人，都是創始社員，共同推動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

(二)文學雜志對現代思潮的譯介由夏濟安主導的《文學雜志》創辦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結束。但這份刊物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代表臺灣戰后初期的文學潮流中，一群學院里的師生對于文學的喜好和堅持，并開辟另一個有別于“戰斗文藝”的園地。他們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創作，文學理論的譯介、中西文學的相關論述也相當多，這個現象可以說開創了一種風氣，也就是將現代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理論、西方文藝思潮連結，提供給創作者和讀者新穎的觀念。以白先勇為主導的《現代文學》深受其師長輩創辦的《文學雜志》之啟發，該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發行51期，由白先勇負責籌措資金，而外文系的幾位同學一同寫稿、譯稿和拉稿。比起《文學雜志》，《現代文學》更強調創新的精神，他們努力介紹各種西方的思潮、創作觀念，以便所寫的作品可以表達屬于現代人的藝術情感;對于西方文學與理論的介紹，《現代文學》更以“專號”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譯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紹，并附帶加以評論。除創刊號推出“卡夫卡專號”，也曾刊出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專號，對于艾略特的詩作與詩學，更前后刊出多期。《現代文學》編輯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執著，而這些譯介，為創作者與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開拓更多元的文學品味。

二、比較文學的學科成立與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以譯介外國文學與理論為宗旨，進而啟發作家的創作以及解讀作品的角度，其實已略具比較文學的雛形。進入1970年代，臺大文學院更以三軌并進的方式———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成立比較文學會以及結合《中外文學》，促進了比較文學在臺大扎根與茁壯。1970年，臺大外文系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推動者是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與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但這個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學博士班的路線，反而希望結合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術資源，使學生可以同時接觸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國/外國文學雙重視野的比較文學研究。紀秋郎、單德興、李有成、高大鵬、陳昭瑛、古佳艷等，都獲得此博士學位，成為外文、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近年臺大外文系雖已將比較文學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較文學仍是其修業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學者與葉慶炳等四位中文系學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并藉此在《中外文學》開始介紹比較文學的觀念和發展;譬如《中外文學》創刊號(1972年6月)即刊登李達三著、周樹華與張漢良譯的《比較的思維習慣》，仿佛已經有所預告，2卷9期則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譯的《比較文學的目的與遠景》(1974年2月);其后則陸續有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李達三著、許文宏與馮明惠譯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等文章，一路推進，顏元叔、胡耀恒、朱炎、葉維廉、張漢良、陳慧樺、古添洪等，都是比較文學的旗手。古添洪與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二書，可說是最早結集的相關著作。而葉維廉、古添洪與陳慧樺在東大圖書公司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更可說是具體的成果。此外，結合外文、中文兩系教授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1974年8月起對外擴大征求會員，凡大專院校教師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較文學者，皆可申請入會。而學會也每年度主辦國際或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開放對外征稿，相關的征稿主題、研究論文也都以專號的形式收錄在當期的《中外文學》或另一英文的比較文學刊物《淡江評論》(淡江大學外語學院出版);譬如第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1983年8月)，第5屆主題為“現代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1987年5月);第2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災難、創傷與記憶”(2001年9月)、第30屆主題為“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2006年5月);無論其主題是企圖與中國文學對話，或是呼應世界文學脈動，或是跨領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帶動臺灣學界的研究潮流，累積豐富的學術資源。外文系主導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會，再加上《中外文學》，形成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鐵三角。

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現代文學》即將衰退之際，1972年6月，外文系與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學》。這些學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齊邦媛、顏元叔、胡耀恒與中文系鄭騫、葉慶炳等人;而該刊自創刊以來，迄今一直穩定出刊，在臺灣學術界已占有關鍵性的位置。《中外文學》創刊初期，系以顏元叔為主導人物，他引進新批評，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細讀洛夫的兩首詩》，掀起一串現代詩論戰;而后又連續登載王文興小說《家變》，并舉行座談會，引起各方注目、論辯，具體呈現學界與讀者大眾對這篇小說褒與貶的兩極化情形，也為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反應留下珍貴的紀錄。《中外文學》也曾連載林文月翻譯的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引起很大的回響。該刊既命名為“中外”文學，除了對外國文學以及理論的譯介，當然也兼納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除現代文學研究外，也有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屬于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傳記考述、作品流派、文學史研究，另外更為突出的則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例如張漢良的《“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1975年4月)，系以榮格的神話原型理論研究古典小說“楊林”、“枕中記”系列故事，這種研究視角深深地影響了此后臺灣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綜覽《中外文學》的文章，可知其編輯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較文學”在臺大外文系的扎根與開展著實有密切的關聯。《中外文學》在1980年代以后，逐漸聚焦在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介紹，例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透過專題邀知名學者撰稿，無論是就理論觀念加以譯介，或是以文學作品為例實際操作，都成為后來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長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風氣。

引言

高校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傳播和交流的主要平臺，長期以來對我國教育、科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據統計，中國現有科技期刊5000多種，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協系統主辦，中國科技期刊已呈現“三分天下”之勢，高校學術期刊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學術期刊中堅力量的高校期刊，近年來發展迅猛，整體質量逐步提高，對促進科技進步，推動國民經濟建設，提高國民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國高校期刊能在國際學術期刊中擁有話語權的則是鳳毛麟角，能被國外重要檢索系統收錄的更是屈指可數，離真正國際化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種狀況與作為教育大國和科技大國的我國是不匹配的，沒有真正反映出目前的科技和教育水平。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高校學術期刊呈現出發展與繁榮景象。21世紀以來，網絡、計算機等技術的大量使用，革新了高校期刊傳播技術，同時也加強了國內高校期刊與國外優秀期刊的聯系。我國期刊要想在國際期刊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必要前提是提升國內高校期刊的影響力，因此有實力的高校以創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期刊作為重要目標并為之努力，創辦英文科技期刊成為與世界接軌的快車道[3]。據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統計，20172018年度其共收錄的來源期刊中，英文期刊201種，中文期刊1028種。目前，許多有實力的高校已經創辦了中、英文雙版期刊，在論文的排版格式、表格形式和摘要等方面都模仿國外主流期刊，以期引起國際優秀期刊及作者、讀者的關注，增加被國際知名檢索系統檢索的成功率。但在求變中也出現一些問題，英文期刊刊登的論文大部分只是將中文論文翻譯過去，并沒有真正形成學術交流的互動。隨著我國科技和經濟的快速發展，高校期刊國際化不僅是搭建中國與外國平等學術交流的平臺，也是適應國際現代期刊出版業的發展潮流，更是提高自身實力的必然選擇。因此，探索提高我國高校期刊國際影響力的路徑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提高高校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的意義

1.1展示中國科技與經濟發展情況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科技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逐步提高。2018年1月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指出，2017年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57.5%。科學技術已成為國家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目前，我國高校有2000多所，創辦期刊有2500多種，但高校期刊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國際上迫切希望加深對中國的了解，而我國也需要更加開放和擁抱世界。然而，我國學者對世界上發生的重大問題發表的見解往往不被國際所關注，更談不上理解，中國在國際上的一些訴求也難以被認同甚至被曲解。此時，只有通過交流平臺和渠道的建立，高水平的學術交流溝通，才能讓中國和世界彼此了解。2013年，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等多個部門為落實中央書記處關于“打造具有國際專業水平的學術期刊等高質量水平交流平臺”的指示，共同組織和實施了《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對科技期刊進行了力度很大的專項支持。國家投入技術和資金創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介，已經不單純是傳播文化，更是推動經濟的更快發展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現實需求。為了順應這一需要，較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國學者優秀的研究成果，以國外讀者能夠讀懂的文字表達方式傳播出去。而高校期刊平臺，正是世界了解中國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的一個窗口，擔負著一定的重任。因此，提高高校期刊國際影響力，對促進國家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2適應現代期刊出版發展需求

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優秀期刊率先將信息技術運用到編輯出版中，通過大眾媒體、建立網站或者與成熟的平臺合作，及時將最新研究成果出去，讓世界各國互相了解，分享科技與經濟成果。例如，國際知名出版集團會將所屬期刊的內容共享到社交網站上，有些期刊通過開通博客或自媒體將期刊內容發表到博客上，吸引讀者，宣傳期刊。中國知網創辦的“OKMS機構知識管理及協同創新平臺”形成了全媒體、沉淀知識資產的知識倉庫，成為集研究、學習、創新、共享于一體的，面向具體問題的多媒體、多模式、多終端的群體實時協同研究、研討和創作平臺，實現了機構內外各種知識資源的一站式發現和獲取[5]。當前，高校期刊已逐步認識到信息及數字化技術發展對提升期刊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性，正充分利用信息科學技術，提升自身實力，追趕優秀，以適應現代期刊出版發展的需求。

[摘要]雙語教學是我國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具有探索性和實踐性。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外國文學課程的發展歷史、學科性質和目標定位決定著實施雙語教學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然而，當前的外國文學課程雙語教學還存在缺乏適用教材、欠缺優質師資、教學方法和手段較保守以及學生英語水平有限、學習態度消極等問題。因此，如何積極開展雙語實踐，探究適應學科特點和師生水平的高效改革迫在眉睫。

[關鍵詞]漢語言文學專業;外國文學;雙語教學;實踐

雙語教學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構成部分。2001年，教育部將雙語教學正式納入本科教學評估指標體系，并列為重要的考核指標之一。十多年以來，雙語教學研究經歷了最初的探索期、中間的發展興盛期和近年來的理性沉淀期。在國際性語言環境建設過程中，多地政府和教育機構都不約而同地開展雙語教學。為了全面提高我國大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目前，許多高校在非英語專業中開設了雙語課程。榆林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在本科階段第六學期開始設置“外國文學作品原著選讀”雙語課程，目的是使學生在前期“外國文學史”“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等中文核心類選修課學習的基礎上，通過閱讀原著作品打開視野，進而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外國文學作品的內涵及外延，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和文學修養。

一、漢語言文學專業開設雙語課的必要性及優勢所在

人類文明是由世界各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學作品作為其重要的構成部分，是不同國家和民族相互了解、溝通的最好方式。學習外國文學，可以拓寬學生的視野，使他們更廣泛地汲取世界文學的精粹，通過對這些內容的感知和分析，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提高學生的綜合素養。

1.幫助學生建立世界文化全球化認識

外國文學課程作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必修課，是幫助學生建立世界文化全球化認識的重要手段。然而，當前大部分高校非英語專業的外國文學課主要采用中文授課，教師進行文本分析講解、學生開展閱讀研究所選用的都是一些翻譯版本。且不說，中文譯本的選擇會受多方因素的影響，即便選擇的是名家經典，也難免會摻雜譯者的主觀認識，有可能造成學習者理解上的偏差。開設“外國文學作品原著選讀”課能有效避免翻譯過程中因譯者的文化視野、主觀認識及中西方文化差異造成的偏差。同時，通過賞析原著代表作品和典型人物可以使學生在審美過程中感受世界文化的魅力，深化對世界的認識。此外，還能潛移默化地引導學生創新英語思維，提高學生的英語語感及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