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分析了陜西中醫藥大學現代文學課程的教學現狀，探討了課程改革構想、實施方法和改革目標，主張應建立精講——實踐——自主研究相結合的教學模式，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建立量化考核評價體系。

【關鍵詞】

陜西中醫藥大學；現代文學課程；現狀分析；改革構想；實施方案

一、陜西中醫藥大學文學課程現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轉型導致社會價值觀念的轉化，文史哲學科遭遇冷落，文學課程也出現邊緣化傾向。高校擴招以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教育，高校教學為適應社會和市場需求，加大課程改革力度，淡化專業，強化素質教育，增加大量通識課和選修課，導致專業課課時壓縮。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陜西中醫藥大學文學課的教與學急需加強。文學課程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專業必修課，包括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等不同內容。陜西中醫藥大學文學課程有一支精良的教學團隊，他們不斷革新教育理念，根據學生特點，不同程度地進行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改革，貫徹“以學生發展為根本”的教育理念，以適應當前素質教育的目的，為社會培養優秀的語言文學工作者。本課題組授課教師積極參與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方案實施的各個環節，認真開展各項教學和實踐工作。與學生交流，了解學生本專業知識現狀和需求；轉變教育理念，調整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變革課程評價體系；督促學生閱讀文學原著，查閱相關論著論文，撰寫讀書筆記；充分運用現有教學條件，開展多媒體、影像等多種教學手段，重視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撰寫學術論文和教改論文多篇，并將科研成果應用于教學中，以期達到教研相長的效果。

二、陜西中醫藥大學現代文學課程改革構想

【摘要】

本文分析了陜西中醫藥大學現代文學課程的教學現狀，探討了課程改革構想、實施方法和改革目標，主張應建立精講——實踐——自主研究相結合的教學模式，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建立量化考核評價體系。

【關鍵詞】

陜西中醫藥大學；現代文學課程；現狀分析；改革構想；實施方案

一、陜西中醫藥大學文學課程現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轉型導致社會價值觀念的轉化，文史哲學科遭遇冷落，文學課程也出現邊緣化傾向。高校擴招以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教育，高校教學為適應社會和市場需求，加大課程改革力度，淡化專業，強化素質教育，增加大量通識課和選修課，導致專業課課時壓縮。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陜西中醫藥大學文學課的教與學急需加強。文學課程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專業必修課，包括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等不同內容。陜西中醫藥大學文學課程有一支精良的教學團隊，他們不斷革新教育理念，根據學生特點，不同程度地進行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改革，貫徹“以學生發展為根本”的教育理念，以適應當前素質教育的目的，為社會培養優秀的語言文學工作者。本課題組授課教師積極參與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方案實施的各個環節，認真開展各項教學和實踐工作。與學生交流，了解學生本專業知識現狀和需求；轉變教育理念，調整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變革課程評價體系；督促學生閱讀文學原著，查閱相關論著論文，撰寫讀書筆記；充分運用現有教學條件，開展多媒體、影像等多種教學手段，重視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撰寫學術論文和教改論文多篇，并將科研成果應用于教學中，以期達到教研相長的效果。

二、陜西中醫藥大學現代文學課程改革構想

2010年9月26—27日，“多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隆重召開。本次會議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國際日本文學•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大會開幕式由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校黨委副書記唐偉、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童慶炳、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張健、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黃卓越、早稻田大學教授高松壽夫分別為本次大會致辭。來自中國大陸、日本、瑞典、美國、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眾多知名大學、研究機構的8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大會并發表了論文。

一傳統文學思想研究與當代文論建構

傳統文學思想與當代文論建設的關系在理論界是一個常論常新的問題。無論是進行古代文論研究的學者還是致力于當代文論建構的學者都要對這個基本的問題做出自己的解答。在這個基本問題的視域之下，一系列的相關問題都成為學者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如何認識自己的傳統？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展開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為中國文學思想研究定位？與幾年前理論界熱烈討論的“理論焦慮”現象相比，此次會議出現了一批學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試圖以具體的研究成果為理論建設夯實根基，在中國文學思想研究領域發出更加堅實有力的聲音。這些研究成果當中既有對理論研究方法論的探討和反思，也有具體的個案研究；既有對基本理論問題的清理，又有開掘理論研究新視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會場討論的程正民教授談到的感受：過去談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論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則有了豐富的實踐成果。

（一）考鏡源流，彰顯傳統理論資源

北京師范大學童慶炳教授在《〈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一文中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認為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他指出，研究者們關注中國文學的“情”的傳統，卻忽略了中華古文論中“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劉勰所提出的從“物感”論到“情觀”論，恰好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因此，研究者應對劉勰的“物以情觀”的理論以更多的關注。南開大學的盧盛江教授在《蜂腰論》一文中認為“蜂腰”應以《文鏡秘府論》的解釋為準，蜂腰為什么是病犯，是考慮到句中節奏點。永明詩人提出蜂腰，詩作又犯蜂腰，是因為聲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規則從理論的提出到創作中實際運用有一個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圣元教授在《唐宋類書“文部”的文獻文體學價值》一文中認為，中國古代類書尤其是唐宋類書最豐富、最集中、最系統地把中國古代文體文獻資料匯集在一起，具有“綜羅文體資料文獻”的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杜書瀛教授在《關于“評點”》一文中認為，“評點”是中國古典文論的典型形態和主要樣式之一；通過對評點源流、理論形態特征、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認為“評點”這種批評方式最切合中國人把握對象、感受對象的心理特點和思維方式。北京師范大學李壯鷹教授在論文《“選官”與“選佛”》中探討了士林與禪林的風習的交相影響，并重點論述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貢舉中形成的文人集團的組織形式是受了禪家“選佛”機制的啟發，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詩論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選官與禪僧選佛交相影響的結果。首都師范大學左東嶺教授在《論高啟詩歌審美觀念的轉變》一文中對高啟的詩學觀念進行了考察，認為入明之后，其詩學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張格、意、趣的兼顧，表現在創作上則是臺閣詩與詠懷詩的兼顧。但由于明初嚴酷的政治環境，從而使其詩學理想與創作實踐同歸于失落。首都師范大學吳相洲教授在《“綺靡”解》中認為：陸機《文賦》中所說“綺靡”是指詩歌聲律而言；“詩緣情而綺靡”實際上承襲了儒家對詩歌的一貫看法；后世學人對“綺靡”的種種指責其實是一種誤會。北京師范大學姚愛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詩•小雅•采薇〉評語的癥候式解讀》當中認為王夫之在評語中提出的“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倍增其哀樂”的觀點，不但與詩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詩歌情景觀。忻州師范學院劉淮南教授認為《文心雕龍•原道篇》在文學理論基礎的建構和文化血脈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北京語言大學郭鵬教授在《論“邵康節體”》一文中探討了“邵康節體”作為一種特色化詩體從開始確立到流傳的過程，辨析了包括《滄浪詩話》在內的宋人詩評中所謂“邵康節體”的本來含義。安慶師范學院方錫球教授認為明代中后期，唐詩學研究出現大量論爭，最著者乃是“唐無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優劣”等爭議。在這些論爭中，包含藝術理想范型與詩歌高潮、范型與詩歌衰落的關系，關涉“詩變”問題。

（二）理論話語資源的重新審視香港教育學院的陳國球教授在《“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以陳世驤之說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陳世驤的中國文學史論，對“抒情傳統”的提出背景和內涵進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關注的是，本篇論文以翔實的資料展現出陳世驤站在中西比較的角度來闡明自己觀點的文化立場，已經表現出那一代學人在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沖擊時，重新審視自身文化傳統的自我意識和努力。他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陳世驤“抒情傳統”的論斷在解釋中國文學和文化時，仍有不小的理論闡釋空間。北京師范大學王一川教授試圖激活傳統文論中的“感興”傳統，為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當代文學研究拓展闡釋空間。他認為無論是“典型”還是“意境”這些來自古典傳統的批評術語，都要回到“感興”。他提出要把感興和修辭論結合起來，即：感興修辭，以彌補中國現代文論術語缺乏的困境。中國人民大學袁濟喜教授在《從道器角度觀察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知識建構》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不僅應注重其具體的理論學說，范疇命題，以及演變發展的通史，更應注重背后的精神價值的開掘與承傳。要使中國古代文論走出以古釋古的范圍，與當代文學活動相融匯，變為當代文論發展與延伸的精神資源，這種創造性的精神闡釋與承傳是一項重要的工作。#p#分頁標題#e#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的吳子林副編審以歷史主義的精神透視、辨析了孔子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和“《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兩個詩學命題，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詩學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詩學思想與其說是“實用”的或“功利主義”的，毋寧說是重視自我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中國社科院彭亞非教授認為，中國文化的特征可以說是一種哲思文化，正是中國哲思文化與智慧文化特有的終極追問意識，影響了乃至決定了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特有本性。這一特有本性與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文構示意性敘事形式的結合，便形成了中國文學理念中相應的感知、意會的詩歌接受與闡釋傳統。中國傳媒大學張晶教授則從中國文論及藝術理論中發掘中國美學中的生命感及空間感。以此來重新觀照中國傳統文論中的“物色”范疇以及“氣化”思想，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文論范疇的特征打開了一個新鮮的視角。北京師范大學程正民教授認為，中國的文論研究需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通過國際交流，通過中西文論的比較研究，在世界文論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顯中國文藝思想的獨特價值、地位影響。他著重介紹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論對于文學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西南大學代迅教授認為中國的文論研究要擺脫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的世界主義觀念，吸收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同民族國家的跨文化資源，中國文論在異域的傳播并富于建設性地融入西方文論體系，在世界主義文論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將發揮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遼寧大學的高楠教授認為，文學理論的品格在于向著文學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終著眼于從文學經驗的維度出發來進行理論的闡發和開拓。北京師范大學毛峰教授則借鑒了傳播學的理論資源來探討中國文學思想的研究。北京語言大學的黃卓越教授在《批評史、文論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稱的“文論史”的概念中，應當關注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批評史”概念的獨特性，這源于批評史的概念在提出時所注入的特定內涵。由此可見，文論史的概念不僅不能全部囊括批評史的意義，而且二者之間實際上還存在著某種裂隙與緊張。通過對文論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論之后”的趨勢正在逐漸形成。因此黃卓越教授將批評史、文論史兩個概念的區分作為重新理解學科史范式及其轉換的重要命題。

摘要:當前，科學與文化之間各種形式和內容的沖突依然明顯存在于中醫學的實踐之中，給中醫學的繼承、發展和運用造成了極大的困擾。為此，需要大力加強中醫人文學科的建設，以在組織和知識建制上作出安排，消弭兩者之間的斗爭沖突、實現兩者之間的對話溝通。在推進中醫藥院校“雙一流”建設的進程中，應當進一步認識中醫人文學科建設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并對其建設路徑進行積極思考和有益探索，以形成更大、更有力的建設性力量，促進科學與文化乃至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以形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生動局面。

關鍵詞:中醫藥;人文學科;學科建設

中醫學是生命之學，扎根于中華優秀文化的土壤，具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個方面的屬性，是科學與文化的共同載體;就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和思維方式的思想來源而言，人文屬性恰恰是中醫學的第一屬性。由于知識類型和思維方式的不同，科學與文化之間各種形式和內容的沖突依然明顯存在于中醫學的實踐之中，給中醫學的繼承、發展和運用造成了極大的困擾。為此，需要鞏固和加強中醫人文學科建設，弘揚中醫人文精神，將解決實際問題的“求實”，解決科學問題的“求真”與解決疾病問題的“求善”結合起來，使得中醫學在發展的過程超越科學與人文之爭，從而自然地實現科學與人文的統一，也為當代醫學的進步提供積極有益的啟示和借鑒。

1中醫人文學科建設的現狀與問題

近年來，隨著中醫藥事業和學術的不斷發展，人文學科在高等中醫藥院校中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發展，學科本身有一定規模且相對穩定的教師隊伍以及自主發展的學術空間，部分院校還獨立設置了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衛生事業管理學院等實體學院，建設了一批人文學科重點研究基地;除了中醫醫史文獻、中醫基礎理論等傳統學科外，中醫文化學、中醫心理學、中醫哲學等新興學科不斷成熟。在開展中醫藥國際交流和傳播、當代社會和科技條件下中醫藥傳承與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中醫人文學科在解決醫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中醫藥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符合中醫藥思維特質的人才培養等方面具有并且應當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中醫人文學科建設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和成績，但尚未形成相對獨立、完整的學科體系，在中醫藥學科的整體框架之中缺乏應有的位置，更未在兼顧歷史傳統和當代條件下的情形下，較好地發揮應有的功能;甚至，對于中醫人文學科與中醫基礎學科、中醫臨床學科相互關系的認識也缺乏足夠的視野和格局。在當代學術環境和條件下，如何更好地發揮中醫人文學科的作用，需要我們首先正視當前中醫人文學科發展的問題，并藉此重新認識中醫人文學科在中醫藥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文化傳承等方面的積極意義和價值，進而對中醫人文學科的建設路徑進行積極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中醫人文學科發展存在的問題集中和突出地表現在下列兩個方面:

1．1學術評價體系制約了中醫人文學科的發展

盡管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人文學科在中醫藥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實際建設過程中，大學為了迎合和適應政府和各大排行榜上的量化評價指標，往往在具體舉措和制度上忽視甚至抑制了中醫人文學科的發展，使得其涵養和引領中醫藥學術發展的作用無法發揮，導致中醫藥發展過程中“中醫思維弱化、中醫評價西化、中醫學術異化、中醫技術退化、中醫特色優勢淡化”，這些潛在的影響即使通過中醫藥立法也無法立竿見影地獲得解決。這其中，既有一般人文學科發展存在的共性問題，也有中醫人文學科發展遇到的特殊問題，在這些功利主義和唯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學術周期長、成果考核難，無法用現行的一些量化指標進行評價的中醫人文學科自然成為營養不良、先天不足的"豆芽"學科，自然也無法獲得豐富的學術資源。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在政治方面簪纓不替，爵位蟬聯，顯赫于當時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榮耀于當時文壇，對社會的影響巨大。本文對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現狀、研究的主要問題與研究重難點、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理論意義進行了梳理與回顧，并展望了未來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

隴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綜述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國家”的“家國同構”模式是宗法社會的基本社會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乃至政治、社會諸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門甲族有學術文化的底蘊，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以及杰出的文化個體，所以他們往往是時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顯赫于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過對隴右傅氏家族的遷徙、政治動向、詩文創作和思想學術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漢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時代的側影，同時可以探究隴右地域的傳統文化。

一、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現狀與趨勢

隨著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引入，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呂思勉《中國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與家族》，高達觀《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旺族》，費孝通《鄉土中國》。這些著作對我國古代的家族文化進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單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陳寅恪先生率先運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學，其著作《隋唐制度淵源論略》《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金明館叢稿初編》及《金明館叢稿二編》對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開山之功，啟發學界良多。另外，錢穆先生亦著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具體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歷史文化中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代一切學術文化，必以當時門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當時一切學術文化，可謂莫不寄存于門第之護持而得傳習不中斷，亦因門第之培育，而得生長有發展。門第在當時歷史進程中，可謂已盡其一分之功績”［1］。錢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響深遠。后繼者又有唐長孺、岑仲勉、王仲犖、毛漢光、余英時等先生，以及外國學者池田溫、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成為史學界與文學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此方面的研究漸趨繁盛。史學界有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馮爾康等《中國宗族社會》及常建華《宗族志》，這些通論性的著作均對中古家族文化進行了專題研究［2，3］。另外錢杭《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為研究入門手冊，將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極為精準［4］。而斷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個案研究的學術成果則更多，如李卿《秦漢魏時期家族、宗族關系研究》、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王永平《六朝江東士族之家風家學研究》與《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岳慶平《漢代家庭與家族》、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楊際平郭鋒與張和平《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系》、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高門之仕宦：陳郡謝氏個案研究》、郭鋒《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價》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來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喜歡采用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往往對魏晉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謂的個案研究，如矢野主稅氏有《張氏研究》《鄭氏研究》，丹羽兌子氏有《關于魏晉時代之大族旬氏》等。這些成果都彰顯了家族研究在史學領域內的繁榮景象。文學界也同樣碩果迭出，如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劉躍進《門閥世族與永明文學》、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與《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杜志強《蘭陵蕭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以及姚曉菲《兩晉南朝瑯邪王氏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等，這幾部專著都是從家族角度來研究中古文學、文化，功莫大焉［10～13］。漸次，研究家族形成、傳承、變異和消亡的歷史過程與規律，以及從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歷史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精神成為學術界的熱議。關于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的研究，20世紀初中期已有對傅氏家族人物的個案研究，出現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經濟思想》、張岱年《〈物理論〉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學》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趙光勇《傅玄論》開始對傅玄進行了綜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現了高新民、朱允校編的《傅玄〈傅子〉校讀》、王會紹等《傅玄陰鏗詩注》、王繪潔撰《傅玄及其詩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趙以武著《傅玄評傳》、劉志立《〈傅子〉評注》等令人矚目的研究專著［15～20］。相關研究論文也頻結碩果，且內容涉及廣泛，有籍貫、家世、生平與其生活時代的考論，又有關于傅玄文獻的整理編注，也有對《傅子》及傅玄詩文的研究，還有的學者探討了傅玄個人的學術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關注，有孫寶《傅咸家風與魏晉文風流變》、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等，趙茂林、張明華及馬黎麗等對傅咸詩歌辭賦的研究成果顯著。也有論及傅嘏、傅燮與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來，開始出現了對傅氏家族進行宏觀整體研究的成果，日本學者石田德行對北地傅氏家族進行了整體考證。另如羅世琴的碩士學位論文《傅氏家風及傅玄傅咸個案研究》也考證了傅氏家族的譜系、籍貫并闡發了傅氏家風等問題。霍昇平的《靈州傅氏試探》一文討論了靈州傅氏在漢魏晉南北朝各時期的政治態度與地位變遷，以及在歷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漢末清議與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議政言論，并展現了他們的精神風貌［21］。柳春新的《論漢晉之際的北地傅氏家族》與安朝輝的博士學位論文《漢晉北地傅氏家族與文學》，都考證了漢晉傅氏的發源、興起與遷徙變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變，并闡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學與家風。要之，在家族研究漸熱的大背景下，隴右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研究越來越得到學者們的關注，研究范圍不斷得到拓展，研究內容也不斷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對從魏晉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體研究的成果還幾無可見，許多問題也需要繼續細化、深入研究，所以這些問題必將成為傅氏家族研究的趨勢。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在政治方面簪纓不替，爵位蟬聯，顯赫于當時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榮耀于當時文壇，對社會的影響巨大。本文對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現狀、研究的主要問題與研究重難點、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理論意義進行了梳理與回顧，并展望了未來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

隴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綜述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國家”的“家國同構”模式是宗法社會的基本社會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乃至政治、社會諸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門甲族有學術文化的底蘊，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以及杰出的文化個體，所以他們往往是時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顯赫于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過對隴右傅氏家族的遷徙、政治動向、詩文創作和思想學術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漢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時代的側影，同時可以探究隴右地域的傳統文化。

一、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現狀與趨勢

隨著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引入，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呂思勉《中國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與家族》，高達觀《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旺族》，費孝通《鄉土中國》。這些著作對我國古代的家族文化進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單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陳寅恪先生率先運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學，其著作《隋唐制度淵源論略》《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金明館叢稿初編》及《金明館叢稿二編》對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開山之功，啟發學界良多。另外，錢穆先生亦著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具體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歷史文化中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代一切學術文化，必以當時門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當時一切學術文化，可謂莫不寄存于門第之護持而得傳習不中斷，亦因門第之培育，而得生長有發展。門第在當時歷史進程中，可謂已盡其一分之功績”［1］。錢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響深遠。后繼者又有唐長孺、岑仲勉、王仲犖、毛漢光、余英時等先生，以及外國學者池田溫、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成為史學界與文學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此方面的研究漸趨繁盛。史學界有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馮爾康等《中國宗族社會》及常建華《宗族志》，這些通論性的著作均對中古家族文化進行了專題研究［2，3］。另外錢杭《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為研究入門手冊，將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極為精準［4］。而斷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個案研究的學術成果則更多，如李卿《秦漢魏時期家族、宗族關系研究》、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王永平《六朝江東士族之家風家學研究》與《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岳慶平《漢代家庭與家族》、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楊際平郭鋒與張和平《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系》、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高門之仕宦：陳郡謝氏個案研究》、郭鋒《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價》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來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喜歡采用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往往對魏晉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謂的個案研究，如矢野主稅氏有《張氏研究》《鄭氏研究》，丹羽兌子氏有《關于魏晉時代之大族旬氏》等。這些成果都彰顯了家族研究在史學領域內的繁榮景象。文學界也同樣碩果迭出，如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劉躍進《門閥世族與永明文學》、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與《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杜志強《蘭陵蕭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以及姚曉菲《兩晉南朝瑯邪王氏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等，這幾部專著都是從家族角度來研究中古文學、文化，功莫大焉［10～13］。漸次，研究家族形成、傳承、變異和消亡的歷史過程與規律，以及從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歷史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精神成為學術界的熱議。關于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的研究，20世紀初中期已有對傅氏家族人物的個案研究，出現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經濟思想》、張岱年《〈物理論〉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學》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趙光勇《傅玄論》開始對傅玄進行了綜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現了高新民、朱允校編的《傅玄〈傅子〉校讀》、王會紹等《傅玄陰鏗詩注》、王繪潔撰《傅玄及其詩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趙以武著《傅玄評傳》、劉志立《〈傅子〉評注》等令人矚目的研究專著［15～20］。相關研究論文也頻結碩果，且內容涉及廣泛，有籍貫、家世、生平與其生活時代的考論，又有關于傅玄文獻的整理編注，也有對《傅子》及傅玄詩文的研究，還有的學者探討了傅玄個人的學術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關注，有孫寶《傅咸家風與魏晉文風流變》、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等，趙茂林、張明華及馬黎麗等對傅咸詩歌辭賦的研究成果顯著。也有論及傅嘏、傅燮與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來，開始出現了對傅氏家族進行宏觀整體研究的成果，日本學者石田德行對北地傅氏家族進行了整體考證。另如羅世琴的碩士學位論文《傅氏家風及傅玄傅咸個案研究》也考證了傅氏家族的譜系、籍貫并闡發了傅氏家風等問題。霍昇平的《靈州傅氏試探》一文討論了靈州傅氏在漢魏晉南北朝各時期的政治態度與地位變遷，以及在歷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漢末清議與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議政言論，并展現了他們的精神風貌［21］。柳春新的《論漢晉之際的北地傅氏家族》與安朝輝的博士學位論文《漢晉北地傅氏家族與文學》，都考證了漢晉傅氏的發源、興起與遷徙變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變，并闡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學與家風。要之，在家族研究漸熱的大背景下，隴右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研究越來越得到學者們的關注，研究范圍不斷得到拓展，研究內容也不斷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對從魏晉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體研究的成果還幾無可見，許多問題也需要繼續細化、深入研究，所以這些問題必將成為傅氏家族研究的趨勢。

摘要：

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本文在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

關鍵詞：

災害；古代文學；研究綜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災害的影響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文學中表現自然災害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唐元、張靜《古代災害文學研究現狀綜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關成果，本文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有的論文屬于概述與理論指導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災害與社會的關系的有鄒逸麟《“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復旦學報》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災難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災害的時空變化，災害對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是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黃敏《“災害與文學”研究范式芻議》（《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6.1）認為“災害與文學”聚焦于自然災害，也關注天災與人禍的關系，是強調文學反映功能的文學研究范式，但是我們不僅要關注作品的政治、社會層面及生命、倫理層面，也要關注作品的哲學、美學層面；關注對災害的本體性書寫，強調在災害面前人類應該具有的現代思想，即哲學層面的思考。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古代災害文學，近年來比較顯著。如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中國古代災異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結合經學與政治，宏觀探討災異觀念，文章指出，災異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影響很深，遠不止在思想層面；同時還指出，災異說對權力的干預和約束缺少強制性，反而常常被權力所驅使。李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首都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從災害與政治的角度，討論國家機構在面臨災害危機時的具體應對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員的對策，同時討論了災害與民族戰爭、藩鎮政策與災民動亂問題；“災異天譴說”在災異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中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也指出，災異說對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學界研究成果細致入微，而文學研究以史學為依據、以文學作品為基礎，但史學研究成果作為文學研究的參考，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對災害文學進行人類學或者母題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郭子輝《災害神話：苦難現實的浪漫外衣——災害文學源頭探尋》（《長城》2012.2）認為災害神話作為災害文學的源頭，對于先秦以來我國災害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學素材，還提供了一種寫作模式，一直貫穿到當代的災害文學創作之中。李偉《先秦災害神話之文學探析》（《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5.1），認為先秦災害神話記錄了自然災害，表現了遠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時災害神話對后世文學題材、結構等方面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更使其成為災害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對災害書寫進行文學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時代為單位進行研究。李瑞豐《先秦兩漢災異文學研究》（河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試圖建立“災害文學”主題研究，并梳理災異文學主題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圍；關于災異文學的現實意義，文章指出四點：一、作為賑災手段之一的巫術禳災，二、農業社會中作為社會評判的工具和道德評判的尺度，三、作為記實性史料及對災異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反思，四、作為歷史記憶的體驗與民族凝聚力的激發。李文娟《東漢災害文學研究》（安徽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文章指出東漢災害文學的表現形式以及內涵不斷地得到豐富拓展，災害文學對災害的記錄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文字記載的范疇。杜玉儉、李莉《唐代文學中災異觀念的表現》（《廣州大學學報》2006.6）指出災異觀念是天人感應學說的重要內容，災異觀念在唐代甚為流行，其表現形式與漢朝略有不同。以時代來限定研究范圍，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分析各個階段的災害與文學的關系，重點關注災異觀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從詩文創作者角度來分析災難對創作動機的影響，具有開拓性。

以作家或具體作品為單位進行研究。楊古月《<左傳>中災異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出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社會的普通百姓對待災異態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識分子在談災異的時候，往往要把災異和人民、君主乃至整個國家的興亡結合起來，災異對于上層社會的影響遠遠比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來得深刻。劉藝《杜甫天災詩探微》（《杜甫研究學刊》2013.1）和吳夏平《白居易的災害詩》（《古典文學知識》2013.3）同樣如此。其中楊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關注，探討了災異觀念的變化和災異對社會不同人群的影響，其余論文則停留在詩史互證的層面。研究災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發生與明代文學》（《社會科學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發生產生的震后文學作品，使得相關的受災場景得到了生動而周詳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個人所寫的悼念詩文更具有真情實感，文學性更強；地方在震后數年內涌現了大量的重修題記，亦有可備觀覽之作。從文學藝術性角度探討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諸家詩研究》（《短篇小說》2013.14）一篇，文章從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詩歌入手，討論了地震詩歌所應具備的藝術因素。此類文章從更大的角度來研究災難對文學的影響，涉及災害對作家本人生活的影響、創作心理的影響，更注重災害與作家、作品的互動關系。從災害類型來展開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詩歌大潮看中國古代地震詩歌》（《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0.1）歸納出古代地震詩歌在內容上的某些共同特點。此外還有楊瑩櫻《中國古代小說瘟疫描寫與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等文章。此類文章代表性不強，災難與文學的互動關系與災害的具體類型關系不大，而與災難的造成的影響程度聯系更為密切。

現象學美學文論是20世紀世界美學文論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流派。它用現象學的概念和方法來重新審視文學的藝術作品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接受和分析文學作品的重要路徑，在文學觀念和理論結構上都有突出的創新性意義。而我國對于現象學美學文論的引薦、譯介和研究，乃至于具體運用到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建構上，都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最近兩年，我國長期致力于現象學美學文論研究的學者張永清在《羅曼•英伽登文論在當代中國的接受》和《問題與思考:國內英伽登文論研究三十年》等文章中，指出了當前國內研究現象學美學文論中存在諸多亟待破解的難題，其中之一就是:“國內學界很大程度上接受的是‘韋勒克化的英伽登’，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我們相關研究的獨立性還有待加強。”［1］他的這個判斷，我是非常同意的。   為什么中國對英伽登現象學美學文論的研究視野受到“韋勒克化的英伽登”的制約和局限呢?這是因為英伽登的美學文論的主要著作還沒有直接翻譯成為漢語的時候，也就是中國國內讀者在沒有直接接觸英伽登著作原著之時，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韋勒克對于英伽登美學文論的介紹已經成為中國學界對英伽登美學文論思想理解、闡釋和把握的“前理解”文化解釋結構中的主要組成部分。英伽登的美學文論思想在中國的介紹始于1980年，是年李幼蒸在《美學》第2期上發表《羅曼•茵格爾頓的現象學美學》一文。此文從韋勒克對英伽登的肯定性評價來說明英伽登美學文論的價值。1983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林驤華翻譯的韋勒克的《西方四大批評家》，這是韋勒克在華盛頓大學所做概括總結20世紀前半期西方文學理論的宏觀性論述的學術演講記錄稿。韋勒克根據自己對西方特別是歐洲20世紀前半期文學理論的長期研究，認為在20世紀前半期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文學理論界最有卓著貢獻的四位批評家，那就是克羅齊、瓦勒里、盧卡奇和英伽登。［2］   1984年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中譯本出版，韋勒克在這一影響廣泛的著作中借鑒了英伽登關于文學作品的分層次理論，作為該書第四部“文學的內部研究”的理論框架。而在這個時候，在中國大陸學界，從1980年到1984年，通過韋勒克等人的介紹，英伽登已經名噪一時，而他本人的美學文論的著作還沒有一部、論文還沒有一篇被翻譯過來。這就造成了中國當代學界接受英伽登理論的一種特殊狀況，“韋勒克化的英伽登”基本上成為中國學界接受英伽登的知識模式。美國學者賽義德曾經談論到東方國家、民族在接受西方現代學術理論時所進行的“理論旅行”。賽義德指出:“首先，有一個起點，或類似起點的一個發軔的環境，使觀念得以生發或進入話語。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離，一個穿越各種文本壓力的通道，使觀念從前面的時空點移向后面的時空點，重新凸顯出來。第三，有一些條件，不妨稱之為接納條件或作為接納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條件。正是這些條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論或觀念無論顯得多么異樣，也能得到引進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納(或吸收)的觀念因其在新時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3］138   英伽登美學文論進入中國的“理論旅行”，是開始于美國學者韋勒克的介紹，中國譯介了韋勒克的著作，即通過韋勒克的美國理論的中介實施的。韋勒克確實是在歐美第一個介紹英伽登的人，他說，“我自信是在英語界提到羅曼•英伽登的第一人”。韋勒克之所以看重英伽登，是因為英伽登是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弟子。于是，1934年9月布拉格舉行第八屆國際哲學大會時，韋勒克在其學術演講中，向大家介紹英伽登是“《文學的藝術作品》這部出色的現象學著作的作者”。［4］686而且，正如王春元在韋勒克《文學理論》的中譯本前言中說:“本書作者很推崇波蘭哲學家英格丹(R．Ingarden)所采用的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這種方法對文學作品的那些多層面的結構做了明確區分。”“本書作者進一步發展了英格丹的研究法，設計了一套用以描述和分析藝術品層面結構的方法。”“作者正是運用這一套分析藝術品層面結構的方法，來系統地構建本書第四部，即‘文學的內部研究’的全部理論框架的。”［5］151980年代的中國，其時，中國文學理論正在進行思想方法上的從單純的外部研究向內部研究方面的轉型，韋勒克等的《文學理論》提供了較為系統的對于文學作品進行內部分析的方法，確實使人耳目一新，于是韋勒克等的《文學理論》一時成為理論界的暢銷書，而英伽登也因為韋勒克的推許而成為學術界公認的在當代美學文論上具有開拓性貢獻的人物。   按照賽義德“理論旅行”的觀點，英伽登理論在中國進行的“理論旅行”，是由于中國文學理論正處于文學觀念變化的時代環境，使得英伽登話語的進入有一個發軔的環境，而韋勒克“內部研究”的主張恰好切合中國文學理論“向內轉”的契機，可以說英伽登理論是通過韋勒克理論話語的通道進入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場域的。在這種狀況下，“韋勒克化的英伽登”就是中國學界接受英伽登理論的方向和用法。翻檢從那以后一段時間中國學者關于英伽登現象學美學文論的一些研究論著，可以看出，依循韋勒克思路去解讀英伽登是相當普遍的。我個人在當時也是如此。   毫無疑問，在當代全球化文化語境中，任何一種理論的全球化旅行的邊際障礙都已經消除，我們應該破除理論的中介式旅行的模式，對國際學界的主要理論做直接的引進和評介。理論的中介式旅行實際上存在許多問題。我們過去一段時間引進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至今在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關鍵概念的認識上仍然存在一些誤區。這種教訓是深刻的。   事實上，理解真實的英伽登應該認真閱讀英伽登本人最重要的兩部著作:1931年出版的德文著作《文學的藝術作品》(DasliterarischeKunstwerk)和1936年出版的波蘭文著作《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這兩部著作是具有連續性的關聯密切的系列著作。英伽登在1936年出版的波蘭文著作《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中就說，在文學理論研究中，克服各種片面的觀點的正確途徑是，必須正確地回答兩個問題:“(1)認識對象———文學的藝術作品———是如何改造的?(2)對文學作品的認識是通過什么程序獲得的，就是說，對藝術作品的認識是如何產生的，它導致或能夠導致什么結果?”［6］30《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就是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而回答第二個問題的理論基礎則是由回答了第一個問題的《文學的藝術作品》奠定的。在中國，英伽登回答第二個問題的著作在1988年問世，而且中譯本根據波蘭文本的英譯本翻譯。英伽登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文學的藝術作品》則在1988年以后的20年以后，才與中國讀者見面。而這個著作已經不是英伽登1931年的德文版的原貌，而是1960年用波蘭文對德文版翻譯，并且更名為《論文學作品》(Odz-ieleliterackim)的文本。當然，波蘭文本《論文學作品》是經過英伽登本人校閱的，他在譯稿中作過修訂和補正，英伽登1958年在波蘭文版前言中說，“過去堅持的觀點我認為一般來說都是對的”，“除了過去的第二十六節的論述現在看來已經站不住腳，需要重寫之外，其他的地方我覺得沒有必要進行原則性的改動”。由于德文與波蘭文在表達上的差異，經過不同語言的翻譯，“照我的看法，這個波蘭文本有的地方可能比三十年前的那本書好些，有的地方差些”［7］18。#p#分頁標題#e#   無論如何，英伽登最重要的兩部文學理論著作總算是英伽登被介紹到中國大約三十年后完整地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時光進入21世紀，在1980年代出現文學理論的韋勒克熱和英伽登熱，由于現在文化語境的轉換，已經在文學理論的社會學轉向之后漸次形成的后現代文論的新興熱點面前黯然引退，現在認真重新閱讀英伽登這兩部著作的人似乎并不多，而在中國“韋勒克化的英伽登”什么時候能夠得到消解，何時才能還原英伽登本來的學術面貌，則不得而知。   但是我認為，我們中國學界必須認識到，“韋勒克化的英伽登”并不是真實的英伽登。而我個人認識到這一點是我在讀到2009年出版的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中文修訂版第七卷之后。第七卷的副標題是“德國、俄國、東歐批評:1900—1950”，在該書十七章“波蘭批評”中韋勒克只論述了英伽登一人。這一章的內容像在其他章節的通常寫法一樣，較為全面地評述所論理論家在文學理論方面的貢獻和缺失。但是，韋勒克將例行論述寫完以后，行文至此，突然筆鋒一轉，說道:英伽登“在第三版《文學的藝術作品》(1956年)里，收入了在某些要點上嚴厲批評本人的一篇針對性的前言”。于是十分罕見的是，立刻針對英伽登的批評，作了長達7頁之多的辯解，對英伽登的批評做了一個反批評。   《文學理論》于1942年用英語出版之際，那時波蘭因被外國軍隊占領，與世界學術活動隔絕多年。英伽登那時沒有看到這本書，也不知道《文學理論》對他自己的理論有所借用，更不知道《文學理論》對他的理論有誤讀之處。而《文學理論》的德文版于1959年問世，幾年后英伽登才讀到這本書。于是在《文學的藝術作品》第三版德文版出版之時，才寫下批評韋勒克的文字。那么，英伽登在德文版《文學的藝術作品》的第三版序言是如何對韋勒克進行批評的呢?現在我國沒有英伽登德文版《文學的藝術作品》的全譯本，我在網絡上搜索，發現新浪網上載有張旭曙對英伽登德文版《文學的藝術作品》第三版的選譯，而其中正好有英伽登批評韋勒克的第三版序言的全部內容。通過這個網絡文本，我知道，英伽登對韋勒克的不滿主要是因為，英伽登認為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對英伽登的文學作品分層理論進行了整體借用，但是卻反過來對英伽登的理論說三道四。英伽登認為，這全然是對他的理論的不尊重和誤讀。而根本分歧在于，韋勒克沒有從現象學理論角度去理解英伽登的理論。韋勒克在看到英伽登對它的批評之后，曾經發表過一篇題為《致羅曼•英伽登答辯書》的反駁文章，而這篇反駁文章的主要觀點就是《近代文學批評史》第十七章中對英伽登的反批評。而英伽登在1966年又發表了《雷納•韋勒克所言的價值、規范和結構》，對韋勒克把他的文學作品層次理論簡單地說成是一種“規范”、“規范體系”，離開了現象學理論范疇表示不滿。兩人的爭論一直沒有消歇、終止，也沒有一個最終的結論。從兩人你來我往的批評與反批評來看，似乎根本分歧在于，韋勒克并沒有從現象學理論角度去理解英伽登的理論。   客觀而論，英伽登是現象學美學和文學理論的代表人物，而韋勒克是美國新批評后期理論的核心人物，韋勒克對英伽登有所誤讀是可以理解的。現在看來，他和沃倫的《文學理論》是美國新批評理論上的一個總結，韋勒克在新批評人群中更有開放性視野，他不拘泥于新批評的固有理論，而對英伽登的文學作品的分層次理論有自己的感受，實屬不易。但是他對英伽登理論的解讀顯然又帶有新批評理論的視角，不能說沒有誤讀。這是英伽登特別惱怒的一個原因。韋勒克對英伽登的誤讀，成就了《文學理論》的創新性理論成就。而中國學界如果依照韋勒克的指引去理解英伽登，則造成對現象學文論研究的誤區，卻是我們應該深刻反省的。   舉一個例子，英伽登認為，韋勒克“在《文學理論》里，只有兩個地方(第151和156頁)提到我的名字。其一是我的文學的藝術品的層次概念，這基本上是點到為止。不過它認為我劃分了五個層次，其中就有形而上性質層。這是一種誤解。我的確考察過形而上質素，但從不曾將它們當作文學作品的一個層次。如果我這樣做的話就大謬不然了。形而上質素僅僅在被再現的世界的某些事件和生活情境中偶爾現身。倘若構成作品的一個層次，它們就必定屬于文學的藝術品的基本層次，并在所有這些作品中都如此。但實情根本不是韋勒克認為的那樣。盡管如此，形而上性質在藝術品中的作用卻非同小可，它們與同類審美價值關系密切，我正是以此為基礎來進行研究的。形而上質素可以在別的藝術品主要是音樂作品里顯現，也可以顯現在繪畫、建筑等等里面，因而它們往往屬于我所認為的作品的‘觀念’。所以，它們的顯現與作品的文學觀相沒有關系。倘若人們將其看作文學的藝術品的一個層次，那就忽略了文學的藝術品的一般的藝術品的‘解剖’(anatomical)特征和結構的作用了。”①   仔細研究一下，英伽登在《文學的藝術作品》中對文學作品的層次劃分，確實是四個層次，有書為證:“那么，哪些層次才是每部文學作品所必不可少的呢?它們就是———就像我要在下面所說的那樣———下面的層次:1．字音和建立在字音基礎上的更高級的語音造體的層次。2．不同等級的意義單元或整體的層次。3．不同類型的圖式的觀相、觀相的連續或系列觀相的層次。最后還有:4．文學作品中再現客體和它們的命運的層次。”［7］49   而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對英伽登的文學作品分層結構的論述是:“波蘭哲學家英格丹在其對文學作品明智的、專業性很強的分析中采用了胡塞爾從‘現象學’方法明確地區分了這些層面。”“第一個層面是聲音的層面”，“第二個層面:即意義單元的組合層面”，“第三個層面，即要表現的事物，也就是小說家的‘世界’、人物、背景這樣一個層面。英格丹還另外增加了兩個層面。”這段話說得非常清楚。第一個層面、第二個層面、第三個層面，另外增加兩個層面，當然是五個層面，而并不是英伽登自己分的四個層面。在層面的數量上，韋勒克替英伽登增加了一個。非常蹊蹺的是，韋勒克對自己講的“英伽登另外還增加了的兩個層面”展開了批評:“我們認為，這兩個層面似乎不一定非要分出來。‘世界’的層面是從一個特定的觀點看出來的，但這一所謂‘觀點’的層面未必非要說明，可以暗含在‘世界’的層面中。”“最后，英格丹還提出了‘形而上性質’的層面(崇高的、悲劇性的、可怕的、神圣的)，通過這一層面藝術可以引人深思。但這一層面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文學作品中可以闕如。可見，他的兩個層面都可以包括在‘世界’這一層面之中，包括在被表現的事物范疇內。”［5］158－159#p#分頁標題#e#   對照上面兩段引文，確實韋勒克對英伽登有嚴重的誤讀，甚至可以說是曲解。韋勒克描述的英伽登的文學作品分層結構，由四層變為五層，平白無故增加一層。后兩層的含義，按照韋勒克的解釋應該是“觀點”和“形而上性質”。這兩個語言表述都是英伽登的書里根本沒有的，確實是“大謬不然”。值得注意的是，韋勒克在接受了英伽登的批評之后，在《近代文學批評史》中更改了英伽登文學作品分層理論的層次數量，從五個改為四個。但是《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七卷遲至2009年才出版，1984年出版的韋勒克《文學理論》中譯本在讀者中印象已經相當深刻。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關于英伽登文學作品分層理論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作，似乎都是依據韋勒克《文學理論》中的這種述說。“韋勒克化的英伽登”實在害人不淺。   找到真實的英伽登必須回到英伽登的著作中去理解他的思想。英伽登是一位現象學哲學家，他的關于美學和文學理論的論著都是一個現象學哲學家對審美活動和文學活動的研究。他研究文學作品的目的也是因為他認為文學作品就是他的老師胡塞爾講的純粹意向性客體。他寫作《文學的藝術作品》的動因就是，“要對埃德蒙德•胡塞爾以如此不一般的精確程度，并且考慮到了許多非常重要和難以把握的情況，而建構起來的這種理論表示自己的看法，首先要說明的是意向性客體存在的方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明確，實在客體的結構和存在的方式同意向性客體在本質上不是一樣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找到了一種毫無疑問是純意向性的客體，有了它便可不受考察實在客體后所得出的看法的影響，來對這個純意向性客體的本質結構和存在的方式進行深入的研究。正是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文學作品特別適合于這種研究。”［7］14在英伽登看來，藝術作品總的來說都是意向性客體，但是有些藝術作品，如繪畫等造型藝術，在畫面的形構上要大量運用物質材料，具有某些實在性客體的因素，雖然“也是意向性客體”但不是純粹意向性客體，而文學作品則是由詞構成的語句，即由語言使用規則構成的話語組成一個客體，是純粹意向性客體。語言是思維意識的活動工具，語言和意識在活動過程中往往是一體的。語言的使用規則本身就是人類群體意識活動的內在意向性驅使下的約定俗成產物，而在這種規則制約下作家的話語書寫也是人的純粹意識行為，“它們存在的根源和需要的來源是語言造體的意向性———例如一個語詞或者一個語句的意義———它們是由想象的行動所創造的。”［7］144詞語的書寫、傳達和接受始終是在意識行為中進行的。當然文學作品的實際存在是需要一定的傳播媒介，甚至是物質材料的。印在書籍篇頁上的文字，它的承載物是油墨和紙張，但是油墨和紙張并不構成為文學作品的形式，只有詞語的組合、句段才是文學作品的真正形式。語言構成的文本不是實體性客體，而是純粹意向性客體。它是作家意識活動的產物，也只能在讀者的閱讀中，即另一種意識行為中產生意識的再造活動。   由此，在英伽登看來，必須研究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的問題，必須確定文學作品是純粹意向性客體的存在方式，必須采用胡塞爾的現象學的理論和方法才能確定文學作品是意向性客體。我認為這三個必須是我們閱讀英伽登著作應該具有的觀念。不具備這三個必須的意識，就有可能對英伽登誤讀。西方文論的作者歷來有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的區別。英伽登的著作必須用現象學哲學方式讀解。應該說，韋勒克在寫作《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七卷之時，是接受了《文學理論》誤讀的某些教訓的。而《文學理論》的誤讀就在于，韋勒克從西方分析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特別是美國新批評對語言和文學作品的關系上讀解英伽登的文學作品分層理論。新批評致力于確立文學文本在文學活動中的本體論地位，強調語言和語言運用自身的獨立性，把作家和讀者圍繞文本的意識行為視為“情感謬誤”、“閱讀謬誤”，當然也自成一家之言，不能說沒有一些新意。但是如果割斷或者稍許忽視現象學關于語言文本與意識行為的聯系，就根本不能理解和掌握英伽登的文學作品分層理論。   本文就“韋勒克化的英伽登”不是真實的英伽登這個問題做了一點描述，其意在于說明我國對現象學美學文論的研究確實需要重新起步。而且對當代西方文論、世界文論的引進、評述和借鑒，應當擺脫片面依賴美國化理論的學術傾向，直接面對全球文學理論的真實事實，研究各種不同語種理論文本、不同理論流派的特殊理論貢獻，書寫中國化的西方文論、世界文論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