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意義和研究視角

(一)研究意義

教學文化是大學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文化外延寬泛，但只有深入到教與學的活動之中，切實發揮育人功能和促進教育教學質量提升的作用，才能真正體現其本質特征。教學文化建設是實現大學職能的客觀需要。在高校的四大職能中，人才培養是基礎，教學工作是中心，教育教學質量是關鍵。當前，我國應用技術大學多來源于新建本科院校，教學型高校是其基本定位。建設符合自身類型定位的教學文化勢在必行。教學文化建設是地方本科高校轉型發展的重要基礎。地方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大學轉型，主體是師生，關鍵在改革。研究表明，教學文化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滯后性，如果不積極引導教學文化由學術型向應用型變革，就會成為影響高校轉型發展的一大阻力。

(二)研究視角

理論借鑒。應用技術大學教學文化建設必須借鑒新時期人本主義、建構主義、終身教育、實用主義等教育成果。如，在人才培養的價值取向和目標上，要求將“人”的教育與“人力”的教育有機結合，不僅要突出實踐性特點，而且要強調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交融，體現全面性、技術性與創造性的統一;在本科課程體系設計與教學中，要求學生在獲得專業技能的同時，能夠珍惜生命、熱愛生活、親近自然，注重全面性、多樣性、實用性、建構性;在人才培養的評價上，對本科技術人才進行專門性評價，由偏重教育內部評價轉向教育內部評價與社會評價、行業企業評價并重，等等。經驗汲取。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應用技術大學已經積累了較為成熟的辦學經驗。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新建本科高校在應用型本科教育模式的探索中也積累了不少成功經驗。應用技術大學教學文化建設必須充分汲取這些好經驗好做法。本土轉化。任何一種教育理論、辦學經驗的產生總有其深刻的歷史和文化根基，應用技術大學教學文化建設必須充分重視本土傳統文化對教育教學實踐的深遠影響，努力實現引進的理論、經驗與本土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子的有機融合。

二、應用技術大學教學文化探析

(一)重學崇術的教學思想

一、數學文化及其認識

可以肯定地說，數學是一種為人們所承認的文化現象。數學文化的傳播載體首推數學文化史料。研析數學文化史料，就可以直接獲取數學知識的基本概念，直觀認識獲取數學的思維、理論和研究方法。一個典型的實例就是大學數學教學中開始涉及的“極限”概念，對于這個大學生首遇的抽象概念，教師們通用的施教方法一般始于數學文化史料的介紹，在漸進的過程中定義出“極限”概念。大學的數學教育實踐要領，首先應該推崇和學習數學邏輯原理的產生緣由，還原基本數學原理的歷史背景，以此為背景，在潛移默化中激發大學生對數學學習愛好，增強大學生學習數學的原發力量，啟迪大學生數學思維和創新智慧。誠然，數學自然是一門兼具抽象與具體、邏輯與計算、演繹與推導、想象與實現的學科，數學發展的歷史淵源曾經極具挑戰性。而現代大學的數學教育教學內容一般都涉及到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基礎數學學科，其特點之一是數學知識體系傳承涵蓋面較為廣泛，其特點之二是傳統數學課程實質性內容基本保持恒定。這對于研究能力正在成長中的大學生來講，如果采取抽象經典數學理論引入為主的“速食數學”教學方法，可能會導致大學生初入高校后，產生對數學的困惑和厭學心理。而重視數學教學的文化理解，對數學概念、方法等的歷史演進，以此為基礎的數學定理和公式的推理教學，才能教授給大學生數學的系統化、完備化的知識結構體系，引導其逐漸傾向于關注抽象經典的理論結果，建立起演繹嚴密、推導細致的數學課程自我學習的思維范式，完成抽象理解的升華。如此明理于數學危機及其成長過程，理性看待數學分支的由來與曲折，從而智煉出深厚的數學底蘊、精髓思想、理性思維等學生個體成長科學思維方式。我國數學家王浩也認為：數學的本質是它的抽象性、精確性、確定性、廣泛的應用性以及豐富的文化美。因此，可以將大學數學教學設計為以直觀、形象地掌握基本數學概念為起點，通過增強大學生數學學習的積極性，提高大學生數學學習效率。按照這樣的數學教學變革，彰顯出強大的大學數學教學文化教育意義。

二、數學文化融入大學數學教學的必要性

數學文化具有普遍的區域性和人文性雙重特征。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全國逐漸形成了教材、教學形式基本統一的數學教學格局，造就了數學教學的繁榮。但如果審視數學教學的文化屬性，就會發現我國幅員遼闊的國土上，教育發展不均衡，加之國內各民族聚居區域有別、人口不一造成了全國各地人文文化的巨大差異。以數學文化的視角，顯而易見，上述的兩個統一是不滿足協調關系的，基于此，數學教學組織的頂層設計是不合理的，故需倡導大學數學教學的層次性，滿足數學教學的基本文化屬性。通過數學教學的文化屬性組織教學，通過區域性融入民族文化的教學，通過協調區域差異和文化差異的多模式存在，實現匹配的針對性數學文化教學實踐。同時，也要注意數學文化作為文化范疇需要匹配東部地區、西部地區以及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社會文化背景，不能盲目追求數學文化的文化屬性，必須要將數學文化作為教學實踐工具應用形式緊密結合抽象理性思維模式，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數學文化思想具有廣泛的應用實踐性和純粹理論的抽象邏輯性的雙重特征。

三、數學文化融入大學數學教學的策略

首先，高校的數學教學應該充分體現數學文化思想。數學教學作為高校教育的一部分，需要倡導高校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具有獨立精神、思想自由和敢于表達的公民”。因此，大學數學教學的基本意義是在于培養大學生一種數學文化思維習慣、一種數學文化思維模式，不僅僅是為了大學生學習數學知識才教授大學生數學知識。其次，樹立適應社會文化背景支持的數學教學觀。通過創新大學數學教學理念，重視數學文化的創造啟迪性特征，讓學生在嚴密的邏輯推理、前后反復論證和長篇抽象演澤的教學過程中，使用啟發式教學，讓學生了解到數學發展的漸進性規律，理解全面的數學知識，逐漸培養起大學生科學探索精神、創造性精神，培育大學生學習數學的積極性。要研究適合不同層次、不同類型大學生的數學教育培養方式，因為數學文化的切入點、方式和程度的迥異，一定是多元化多層次數學教學才培養的基點。第三，明確大學數學教學內容與其他學科的聯系。通過大學數學與其他專業課程的內在聯系，使大學生意識到數學知識的實用性，數學思想應用的廣泛性，從而激發學習數學知識的興趣。例如，明確大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經濟學、藝術學的關系，可以討論函數的奇偶性與對稱美、極限與抽象美、恒等式與和諧美等等。第四，注重數學思想方法的啟發與傳播。數學思想方法包括數學研究和數學思維方法。前者專指數學家研究數學問題的思想方法，如公理化方法、統計歸納、數學歸納方法、演繹推理方法等；后者泛指運用數學思維來解決其它學科問題的思想方法。比如數學建模，這種思想方法能應用到各種學科領域，強調的是思維模式運用。

作者：丁曉紅 單位：甘肅政法學院信息工程學院

本文作者：王洪斌 趙玉娟 單位：大連大學

自有大學以來，大學就是知識的圣殿、文明的使者和高尚的化身，大學之所以神圣和高尚，就是因為大學有精神，大學精神文化與大學同在。人，需要有靈魂有精神，大學同樣需要有靈魂有精神，這種精神是文明的、高尚的、巨大的、隱形的、彌散的：它滋養著人的理想、品格和氣質，孕育著先進的思想和文化，成為一代又一代學子的精神家園。大學精神文化所設立的精神價值尺度，可從根本上引導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大學精神文化是一所大學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積淀的最富典型意義的精神內涵，集中體現在每一所大學的整體精神面貌、辦學水平、辦學特色以及其所具有的凝聚力、感召力和生命力之中。[2]具體表現在組織成員共同的價值觀念、道德準則和情感品格之中，難以用文字、符號或程序化的方式顯現于外。大學精神文化客觀存在于一代又一代大學人的思維特點、行為準則、學術風范和行為方式之中，構成了不同大學不同的人格、氣質特征和價值追求。實踐證明，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精神文化，越是歷史悠久的大學，它所蘊藏的精神文化內涵越是豐富。一所大學所具有的精神文化底蘊越深厚，所反映的精神文化特征越明顯，所發揮的精神文化影響越深遠。大學精神文化的假性存在大學精神文化一般有兩種形成方式：一種是自然生成，即文化自在和傳承；另一種是自覺追求，即文化自覺和創造。從自在到自覺，體現了大學精神文化發展的一種趨勢。如果說過去的大學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自在和傳承，那么現在許多大學則更注重文化自覺和創新。

大學精神文化的自覺創新是積極和進步的，但目前在這一過程中存在形式主義和虛假傾向。如作為大學精神文化外在表現的辦學理念、辦學定位、校訓、校風、學風等，許多大學雷同甚至于相同，而各個大學真實的精神文化和辦學特色得不到充分體現。在一部分大學中，人們“自覺創新”的大學理念、大學精神、校訓、校風等大學精神文化的文字表述變成了虛設的花瓶，既與實際不符，又沒有創新性。以校訓為例，據國內一項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256所大學中，有192所大學的校訓為“四詞八字”的口號式，有8所大學的校訓同為“團結、勤奮、求實、創新”，有27所大學的校訓同為“嚴謹、勤奮、求實、創新”。在256所大學的校訓中，包含“團結、勤奮、嚴謹、求實、創新”5個詞語之一的有147個。[3]大學師生對一些同質化、標語化、流于形式、過于華飾等假性存在的精神文化表述沒有認同感，同質化精神文化建設形不成濃郁的精神文化氛圍，更無影響力和競爭力。大學精神文化的內涵特質性辨析大學精神文化并不是一個文化巨筐，什么樣的精神文化內容都可以裝。我們必須正確區分大學精神文化內涵的特質和非特質。大學精神文化的內涵特質關于大學精神文化，學術界的表述多種多樣，我們較傾向于以下定義：大學精神文化是大學特有的價值取向和文化表征，是給大學行為提供指導，使大學采取這樣而非那樣行動的基本信念、基本態度和基本準則，是人類文明和真善美的集中體現。大學精神文化的內涵雖然十分豐富，但其特質則只有兩種精神：即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其核心是文明高尚、追求真理、正義善良、批判守望。

大學既是文明的產物，又是文明的標志，更是文明的使者。大學的責任和使命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播和人才的培養，還有對社會良知的守望和社會不良的批判。正如《大學》開篇所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這里的“大學之道”，反映了中國古人為教、為學的大學精神文化特質，體現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和社會使命。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主張的“自由教育”也是以發展理性、陶冶心靈、享受生活為目標的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4]大學精神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但基本上是由精神、觀念、習俗三部分組成。其中，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核心。“科學精神追求真理，是求真”，“人文精神追求和諧幸福，是求善”，求真與求善的結合就是求美，也是對社會責任和使命的追求和擔當，大學精神文化內涵的本質是真善美和社會責任。這也是建立大學價值、大學品格、大學風尚的基石。大學精神文化的非特質大學精神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一般情況下，大學精神文化內涵包括大學理念、大學精神、大學傳統、大學品格、大學價值、大學風氣、培養目標、發展戰略和辦學思想等等。大學精神文化內涵不等于大學精神文化特質。大學精神文化特質具有穩定性、非功利性，一切與人才培養，一切與終極關懷，一切與大學使命無關的性質都是假性特質。比如“追求卓越，建設一流”等是一些大學的奮斗目標，但并非大學精神文化特質；再比如，“勇于創新、鼓勵競爭、寬容失敗”等是大學文化品格之一，但卻不是大學精神文化的特質。

大學精神文化的根本使命性辨析大學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精神文化建設。大學需要教學，但教學不等于教育；大學需要學問，但學問也不等于精神，大學需要發展，但發展也不是大學精神文化建設的根本使命。大學精神文化建設的根本使命是心性修養、精神守望、文化創新和社會批判。大學精神文化建設的使命培育心性德行。紐曼認為：大學是“教育場所”而不是“教學場所”，大學精神文化建設的使命是使學生養成“一種以自由、公平、冷靜、克制和智慧為特征的心性習慣”，同樣，洪堡等人也提出，大學的目的就是“修養”，即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心性的修煉，德行的養成，人生價值的實現。堅守高尚精神。大學文化對民族文化與人類文明的傳承功能，決定了大學精神文化建設的高尚特質。大學誠然不能脫離現實，但又必須和世風流俗保持一定的距離，遠離塵囂，保持純潔、冷靜與清醒，時刻關注、守望社會道德和良知。創造先進文化。大學的使命是站在時代的前沿，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在傳承的基礎上創造先進文化、先進思想、先進理論、先進制度和先進的實踐模式，特別要著力創新辦學理念、發展戰略和文化模式。要以時代的特征和實踐的動力彰顯大學創新文化的內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大學既要用傳統批判現代，也要用現代批判傳統。當我們擁有了更多辯證、開放和豁達的批判精神，社會才能更快發展、科學才能更快進步。

大學精神文化建設的憂慮近半個世紀以來，大學精神文化弱化，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專業主義、惟科學主義、惟技術主義、惟市場取向的價值觀充斥于高等教育領域，大學已經不再是高尚精神的殿堂。世界各國都在談論大學危機———大學經費危機、大學質量危機、大學道德危機、大學自治危機等等，然而，這些還只是淺層次的危機，而真正深層次的危機是大學精神危機。[5]因此，人們呼喚：大學精神，魂兮歸來！但是，在大學精神文化建設的問題上，也有令人憂慮的問題，主要是：認識不足。一些同志對大學精神文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大學是搞教學科研的地方，教學科研是硬任務，精神文化建設是軟性工作，看不見摸不著，做好做壞甚至于做不做都無礙學校的發展大局。重視不夠。一些高校干部對大學精神文化建設重視不夠，抽象肯定,具體否定,“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還有人認為，精神文化建設是那些曾經有著輝煌歷史和文化底蘊的老牌大學的工作，一般高校沒有資格談大學精神文化建設。建設不力。一些高校比較重視大學文化建設，愿意把錢花在大學文化環境建設上，栽樹種花塑雕像，也愿意進行大學制度建設，認為這些是實在和有效的，而在大學精神文化建設上則顯得力不從心，無規劃、無思路、無辦法、無措施。目標不明。一些高校對大學精神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有所認識，但目標不明，思路不清，不知道本校需要和應該建設什么樣的大學精神文化。有的高校簡單地把校訓、校風、學風建設等同于大學精神文化建設。層次不高。一些學校的大學文化建設層次不高。把大學文化等同于校園文化甚至于大學生社團文化，把大學精神文化等同于政治文化、穩定文化，一講精神文化，似乎只有政治理論入腦入心入課堂，而不能上升到人文和科學精神層面。#p#分頁標題#e#

一個時期以來，人們對大學精神文化是不是可以創新進行過學術爭論，有的學者認為大學精神文化只可以積淀和繼承，而不能創造和創新，但更多的學者認為，大學精神文化包含大學文化傳統，又區別于大學文化傳統，大學文化傳統需要積淀和繼承，而大學精神文化中的大部分內涵都是可以設計、建設和創新的。大學精神文化內涵的可創新性大學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文化傳承與創新，文化傳承和文化創新是相輔助相成、相互依存的，傳承是創新的條件，創新是傳承的基礎，沒有創新就沒有傳承，沒有傳承也談不上創新。大學精神文化既是傳承的結果，也是創新的結果；大學精神文化內涵建設既是一個歷史的篩選、積淀過程，也是一個承前啟后、除舊布新的過程。就是說，大學精神文化作為大學文化的內核，是需要也是可以創新的。創新有兩種，一種是偶然性創新，一種是設計性創新。大學精神文化既然具有創新性，就必然具有可設計性，也就是說，大學精神文化是可以設計的。不同的大學完全可以創新設計出不同于其他學校的先進的大學精神文化模式與內涵。

一、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的建設原則

1.公共性和公平性。

2001年教育部頒布的《藝術教育課程標準》明確指出：“藝術教育一定要面向全體學生，以學生發展為本，給予每一位學生平等的藝術教育機會，使每個學生都有權利學習和享受人類優秀文化藝術遺產，使每個學生都具有為生活增添色彩的藝術能力。”說明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一定要是普及性的公共教育，每個學生都有公平享有受藝術教育的權利。

2.導向性和內發性。

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通過發揮藝術教育實踐活動開發智力、健康心理，提升境界、陶冶情操的作用，引導大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健康向上的精神狀態和合格公民的優良品質，具有鮮明的正面導向。與此同時，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采用誘導和情境滲透的方式，使受教者通過微妙的情感體驗獲得審美的愉悅，從而達到精神滋養、情感熏陶、知識積累和素質提高的教育目的。這種情感的轉變和塑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具有內隱性和漸進性。

3.適宜性和實效性。

高校的大學文化是藝術教育的源泉，藝術教育的發展和特色化必須實現與大學文化的對接與融合。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更要結合財經類高校大學文化的內涵，根據當代財經類大學生的專業特點，選擇適合方式來幫助大學生脫離低級的物質功利需求，升華為生命情感和價值需求。

1基于文化差異導入下，大學英語教學中西文化導入的必要性

首先，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語言離不開文化單獨存在，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文化是語言的基石，是依靠語言來傳播的，學習語言的基本目的是為了交際。因此，為了幫助學生提高交際能力，在大學英語課堂中導入文化知識是培養學生良好交際能力的過程。而為了提高學生對文化差異的適應性，培養學生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注重文化知識的輸入，不但能夠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還能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的意識。其次，英語語言結構不但包括單詞、短句，還包括詞組、句型以及語法等。在傳統的教學過程中，學生一般都是用記筆記、背筆記等學習方法，比較枯燥，從而極其容易導致學生對于英語學習失去了興趣。而文化導入能夠調動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能夠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在講解課文的時候，如果把相關的歷史、地理、價值觀念以及人文風俗等背景知識介紹給學生，不但能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和興趣，還能幫助學生更好的理解教學內容，從而提高英語學習的效果。另外，在英語教學中融入中西方的文化知識，將中西方文化精髓結合起來，不但能夠開闊學生的視野，為今后進一步學習或者就業打下基礎，還能拓展學生的思路，提高學生自身的綜合素質和文化修養。因此，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能夠使學生掌握了一種語言及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掌握了一種技能，從而能夠幫助學生的自身發展。如：翻譯、接待、對外漢語教學、對外貿易等只要與西方人交際有關的工作，學生都可以大膽的嘗試，從而在擇業的時候，拓展了學生的就業面。

2基于中西方文化差異下，大學英語教學中中西文化導入的有效途徑

2.1以學生興趣為導向，拓寬教學渠道，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

目前，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教師資源的稀缺和大學英語教學大綱提出的要求之間產生了很大的矛盾。因此，《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針對這個問題，指出了：“由于我國可利用教育資源相對有限，高校大學生人數迅速增長等原因，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改進原來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單一課堂教學模式，充分利用多媒體、網絡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契機，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采用新的教學模式”。英語教學的目的是使學習獲得結果，因此，為了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在大學英語教學中，高校應該拓寬教學渠道，以學生興趣為導向，普及多媒體應用，以多媒體傳播西方文化為主，不斷的改進課堂教學方法，幫助和引導學生端正學習動機和態度，給學生創造更多的語言實踐和交際機會，從而提高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開設多種西方文化課程，如：經濟、軍事、信仰、禮儀等方面，涉及面要有廣度，從多角度引導學生來學習西方文化，要有計劃性、階段性、重點性引導學生了解西方文化知識。如：鼓勵學生聽一些英語廣播，看一些影視資料等。通過繞口令、猜謎語等方式引導學生學習外語，并且帶領學生參加一些英語講座、小品演出等活動，從而為學生學習好語言打好文化基礎，豐富學生的文化底蘊。

2.2不斷提高教師的文化素質，加強教學之間的學術交流，提高師資隊伍的建設

為了豐富教學內容，作為語言的傳播者和引導者，大學英語教師應該不斷的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具有系統性的教學理念和較高的教學素養，才能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才能在課堂上，把西方文化準確的傳授給學生，才能基于文化差異下，因材施教，把中西文化導入到教學過程中。另外，大學英語教師要具有自己的特長和優勢，才能全面提高大學英語教學質量。因此，為了加強大學英語教學質量，通過校與校之間的學術交流，交換引用中西文化差異教學意見，不斷溝通大學英語教學的經驗，從而提高師資隊伍的建設。同時，學校之間的學習交流，不但為學生搭建了學習的平臺，還為教師提供了寶貴的交流平臺，從而使師資隊伍建設得到了提高，使學生從中也感受到了學習跨文化交際的實用性和樂趣。

作者：莊中文 單位：安順學院

數學在培養大學生的人格和人文精神、提高大學生的思維素質和綜合素質、學習能力和應用能力方面，都有著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功利思想盛行，傳統的高等數學教育往往只看重數學的計算方法和具體結論，很少關注數學推理證明和思想，沒能很好地體現數學的文化和教育功能，這無疑背離了數學教育的應有目的。國內在數學文化方面的研究時間不長，且大多停留在理論的層面上。本文試圖探討如何在大學數學公共基礎課教學中滲透數學文化思想和方法，以期讓更多的在校大學生能夠從數學教學和學習中受益。

一、數學文化和教育概覽

“數學文化”，狹義的解釋，是指數學的思想、精神、方法、觀點、語言，以及它們的形成和發展；廣義的解釋，則是除這些以外，還包含數學史、數學美、數學教育、數學與人文的交叉、數學與各種文化的關系。數學文化教育在實施大學生素質教育和改變數學公共基礎課的教學現狀、提高大學數學公共基礎課教學質量方面，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對高等教育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提高質量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基本要求。……深化教學改革。推進和完善學分制，實行彈性學制，促進文理交融。……提高公眾科學素質和人文素質。”這些教育目標的實現，數學文化教育在其中將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數學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現在西方數學哲學、數學史的研究之中。最早系統提出數學文化觀的是美國學者R•懷爾德，在他的著作《數學概念的進化》和《作為文化系統的數學》中從文化生成的理論、發展理論等方面提出數學文化系統的概念及有關理論。將數學文化研究推向高潮的當屬哥廷根學派著名的數學家M•克萊因，在其傳世之作《西方文化中的數學》自序中寫道“：在西方文明中，數學一直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力量。幾乎每個人都知道，數學在工程設計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實用價值。最為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寶貴的、無可比擬的人類成就，數學在使人賞心悅目和提供審美價值方面，至少可以與其他任何一種文化門類媲美。”克萊因的另一巨著《古今數學思想》被譽稱是“就數學史而論，這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本。”書中著重論述數學思想的古往今來，努力說明數學的意義是什么，各門數學之間以及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尤其是和力學、物理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克萊因的繼承人，同屬哥廷根學派的德國數學家R•柯朗與哈佛大學的著名拓撲數學家H•羅賓合著的數學名著《什么是數學》是探尋數學思想和方法的完美之作，愛因斯坦評論說：“本書是對整個數學領域中的基本概念及方法的透徹清晰的闡述。”十九世紀后半葉和二十世紀初，西方數學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

國內較早從事數學文化理論研究的是著名數學哲學家、教育家鄭毓信教授，在數學•哲學•文化•教育系列叢書中的第一部著作《數學教育哲學》中就已經開始用其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數學教育的哲學基礎，提升了數學教育的理論地位。另一力作《數學文化學》從數學的文化觀念、數學文化史的研究和數學的文化價值這樣三個方面構建起了數學文化學的初步理論框架。鄭毓信教授在他的《數學文化學》中指出，西方數學并不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可能的數學形式，中國古代數學與古希臘數學很不相同，數學文化的研究也必須有中西數學文化的差異與比較性研究的內容。最近幾年，關于數學文化的研究專著也越來越多，比如游安軍、黃秦安、齊民友等，分別從不同的視角給數學文化以新的解讀和發展。筆者也曾對我國現階段高校數學文化教育存在的問題、研究現狀和實施數學文化教育的重要意義給出了粗淺的分析。

進入21世紀，數學文化的相關研究成果漸漸地滲透到大學數學課程教學中。特別是2003年10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數學史、數學文化課程建設與教學研討會”，著手把數學文化的研究和教學推向全國，隨后國內一些大學陸續開設了相應的選修課。在本科生數學文化教育中開展較早的應該是南開大學的顧沛老師的課題組，并且得到了聽課學生的廣泛認可，數學文化課程已被評為“國家精品課程”，課程組后來還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南開大學的數學文化課是公選課，受師資和辦學條件的限制，遠遠不能滿足學生的選課要求。在大學數學公共基礎課教學中滲透文化思想還有許多工作可做。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在政治方面簪纓不替，爵位蟬聯，顯赫于當時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榮耀于當時文壇，對社會的影響巨大。本文對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現狀、研究的主要問題與研究重難點、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理論意義進行了梳理與回顧，并展望了未來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

隴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綜述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國家”的“家國同構”模式是宗法社會的基本社會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乃至政治、社會諸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門甲族有學術文化的底蘊，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以及杰出的文化個體，所以他們往往是時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顯赫于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過對隴右傅氏家族的遷徙、政治動向、詩文創作和思想學術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漢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時代的側影，同時可以探究隴右地域的傳統文化。

一、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現狀與趨勢

隨著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引入，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呂思勉《中國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與家族》，高達觀《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旺族》，費孝通《鄉土中國》。這些著作對我國古代的家族文化進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單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陳寅恪先生率先運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學，其著作《隋唐制度淵源論略》《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金明館叢稿初編》及《金明館叢稿二編》對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開山之功，啟發學界良多。另外，錢穆先生亦著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具體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歷史文化中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代一切學術文化，必以當時門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當時一切學術文化，可謂莫不寄存于門第之護持而得傳習不中斷，亦因門第之培育，而得生長有發展。門第在當時歷史進程中，可謂已盡其一分之功績”［1］。錢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響深遠。后繼者又有唐長孺、岑仲勉、王仲犖、毛漢光、余英時等先生，以及外國學者池田溫、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成為史學界與文學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此方面的研究漸趨繁盛。史學界有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馮爾康等《中國宗族社會》及常建華《宗族志》，這些通論性的著作均對中古家族文化進行了專題研究［2，3］。另外錢杭《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為研究入門手冊，將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極為精準［4］。而斷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個案研究的學術成果則更多，如李卿《秦漢魏時期家族、宗族關系研究》、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王永平《六朝江東士族之家風家學研究》與《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岳慶平《漢代家庭與家族》、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楊際平郭鋒與張和平《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系》、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高門之仕宦：陳郡謝氏個案研究》、郭鋒《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價》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來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喜歡采用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往往對魏晉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謂的個案研究，如矢野主稅氏有《張氏研究》《鄭氏研究》，丹羽兌子氏有《關于魏晉時代之大族旬氏》等。這些成果都彰顯了家族研究在史學領域內的繁榮景象。文學界也同樣碩果迭出，如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劉躍進《門閥世族與永明文學》、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與《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杜志強《蘭陵蕭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以及姚曉菲《兩晉南朝瑯邪王氏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等，這幾部專著都是從家族角度來研究中古文學、文化，功莫大焉［10～13］。漸次，研究家族形成、傳承、變異和消亡的歷史過程與規律，以及從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歷史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精神成為學術界的熱議。關于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的研究，20世紀初中期已有對傅氏家族人物的個案研究，出現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經濟思想》、張岱年《〈物理論〉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學》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趙光勇《傅玄論》開始對傅玄進行了綜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現了高新民、朱允校編的《傅玄〈傅子〉校讀》、王會紹等《傅玄陰鏗詩注》、王繪潔撰《傅玄及其詩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趙以武著《傅玄評傳》、劉志立《〈傅子〉評注》等令人矚目的研究專著［15～20］。相關研究論文也頻結碩果，且內容涉及廣泛，有籍貫、家世、生平與其生活時代的考論，又有關于傅玄文獻的整理編注，也有對《傅子》及傅玄詩文的研究，還有的學者探討了傅玄個人的學術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關注，有孫寶《傅咸家風與魏晉文風流變》、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等，趙茂林、張明華及馬黎麗等對傅咸詩歌辭賦的研究成果顯著。也有論及傅嘏、傅燮與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來，開始出現了對傅氏家族進行宏觀整體研究的成果，日本學者石田德行對北地傅氏家族進行了整體考證。另如羅世琴的碩士學位論文《傅氏家風及傅玄傅咸個案研究》也考證了傅氏家族的譜系、籍貫并闡發了傅氏家風等問題。霍昇平的《靈州傅氏試探》一文討論了靈州傅氏在漢魏晉南北朝各時期的政治態度與地位變遷，以及在歷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漢末清議與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議政言論，并展現了他們的精神風貌［21］。柳春新的《論漢晉之際的北地傅氏家族》與安朝輝的博士學位論文《漢晉北地傅氏家族與文學》，都考證了漢晉傅氏的發源、興起與遷徙變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變，并闡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學與家風。要之，在家族研究漸熱的大背景下，隴右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研究越來越得到學者們的關注，研究范圍不斷得到拓展，研究內容也不斷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對從魏晉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體研究的成果還幾無可見，許多問題也需要繼續細化、深入研究，所以這些問題必將成為傅氏家族研究的趨勢。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在政治方面簪纓不替，爵位蟬聯，顯赫于當時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榮耀于當時文壇，對社會的影響巨大。本文對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現狀、研究的主要問題與研究重難點、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理論意義進行了梳理與回顧，并展望了未來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

隴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綜述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國家”的“家國同構”模式是宗法社會的基本社會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乃至政治、社會諸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門甲族有學術文化的底蘊，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以及杰出的文化個體，所以他們往往是時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顯赫于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過對隴右傅氏家族的遷徙、政治動向、詩文創作和思想學術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漢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時代的側影，同時可以探究隴右地域的傳統文化。

一、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現狀與趨勢

隨著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引入，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呂思勉《中國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與家族》，高達觀《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旺族》，費孝通《鄉土中國》。這些著作對我國古代的家族文化進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單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陳寅恪先生率先運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學，其著作《隋唐制度淵源論略》《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金明館叢稿初編》及《金明館叢稿二編》對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開山之功，啟發學界良多。另外，錢穆先生亦著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具體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歷史文化中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代一切學術文化，必以當時門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當時一切學術文化，可謂莫不寄存于門第之護持而得傳習不中斷，亦因門第之培育，而得生長有發展。門第在當時歷史進程中，可謂已盡其一分之功績”［1］。錢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響深遠。后繼者又有唐長孺、岑仲勉、王仲犖、毛漢光、余英時等先生，以及外國學者池田溫、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成為史學界與文學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此方面的研究漸趨繁盛。史學界有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馮爾康等《中國宗族社會》及常建華《宗族志》，這些通論性的著作均對中古家族文化進行了專題研究［2，3］。另外錢杭《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為研究入門手冊，將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極為精準［4］。而斷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個案研究的學術成果則更多，如李卿《秦漢魏時期家族、宗族關系研究》、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王永平《六朝江東士族之家風家學研究》與《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岳慶平《漢代家庭與家族》、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楊際平郭鋒與張和平《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系》、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高門之仕宦：陳郡謝氏個案研究》、郭鋒《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價》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來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喜歡采用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往往對魏晉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謂的個案研究，如矢野主稅氏有《張氏研究》《鄭氏研究》，丹羽兌子氏有《關于魏晉時代之大族旬氏》等。這些成果都彰顯了家族研究在史學領域內的繁榮景象。文學界也同樣碩果迭出，如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劉躍進《門閥世族與永明文學》、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與《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杜志強《蘭陵蕭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以及姚曉菲《兩晉南朝瑯邪王氏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等，這幾部專著都是從家族角度來研究中古文學、文化，功莫大焉［10～13］。漸次，研究家族形成、傳承、變異和消亡的歷史過程與規律，以及從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歷史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精神成為學術界的熱議。關于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的研究，20世紀初中期已有對傅氏家族人物的個案研究，出現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經濟思想》、張岱年《〈物理論〉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學》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趙光勇《傅玄論》開始對傅玄進行了綜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現了高新民、朱允校編的《傅玄〈傅子〉校讀》、王會紹等《傅玄陰鏗詩注》、王繪潔撰《傅玄及其詩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趙以武著《傅玄評傳》、劉志立《〈傅子〉評注》等令人矚目的研究專著［15～20］。相關研究論文也頻結碩果，且內容涉及廣泛，有籍貫、家世、生平與其生活時代的考論，又有關于傅玄文獻的整理編注，也有對《傅子》及傅玄詩文的研究，還有的學者探討了傅玄個人的學術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關注，有孫寶《傅咸家風與魏晉文風流變》、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等，趙茂林、張明華及馬黎麗等對傅咸詩歌辭賦的研究成果顯著。也有論及傅嘏、傅燮與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來，開始出現了對傅氏家族進行宏觀整體研究的成果，日本學者石田德行對北地傅氏家族進行了整體考證。另如羅世琴的碩士學位論文《傅氏家風及傅玄傅咸個案研究》也考證了傅氏家族的譜系、籍貫并闡發了傅氏家風等問題。霍昇平的《靈州傅氏試探》一文討論了靈州傅氏在漢魏晉南北朝各時期的政治態度與地位變遷，以及在歷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漢末清議與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議政言論，并展現了他們的精神風貌［21］。柳春新的《論漢晉之際的北地傅氏家族》與安朝輝的博士學位論文《漢晉北地傅氏家族與文學》，都考證了漢晉傅氏的發源、興起與遷徙變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變，并闡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學與家風。要之，在家族研究漸熱的大背景下，隴右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研究越來越得到學者們的關注，研究范圍不斷得到拓展，研究內容也不斷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對從魏晉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體研究的成果還幾無可見，許多問題也需要繼續細化、深入研究，所以這些問題必將成為傅氏家族研究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