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呼禾 單位：包頭師范學院團委

在高等師范院校教師中

加強師德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教師是通過示范來教育和引導學生的。教師工作與其他工作的最大區別，在于教師主要是通過個人的思想、學識和言行，通過示范的方式去直接影響勞動對象(王道俊、王漢瀾)。在師范類院校解釋教育的群體是未來的教育工作者。所以說，師范類院校學生的道德水平高低，將來注定要影響更多的受教育者。因此，在高等師范院校教師中加強師德教育意義重大。師德的含義，從總體上講就是教師的道德修養，也可以理解為教師的德性。師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是愛崗敬業，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熱愛本職工作;其次體現在教師個人應有的品德、意識的修養上;三是體現在熱愛學生上，也就是應該具有“愛心”，能夠以人為本。英語中的師范院校(NormalUniversity)的normal就是源于norm一詞，表示標準、規范之意。可以說“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是對師范二字最精準的解釋。所以，在高等師范院校教師中加強師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不僅僅是對在校教師德育教育的問題，更是因為師范院校承擔著培育職業教師和對現任教師進行繼續教育的重大任務。加強和改進師德建設是全面落實黨的教育方針的重要載體，是進一步落實提高高等師范院校學生思想道德素質的重要內容。

提高中國的教育質量，教師承擔著重要的使命，是教育的重要主體;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教師是承接的關鍵因素;教師整體素質的提升，師德建設尤為重要。教師這個職業被人們普遍稱為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廣大的學生成長成才的導師。高等師范院校教師的思想道德素質和職業道德素養直接影響了學校德育體系建設，其實行力度影響著工作質量和廣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影響著國家人力資源強國建設目標的實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計。加強和改進師德建設是一項刻不容緩的緊迫任務。黨和國家歷來重視教師隊伍建設，從總體上看，廣大教師的思想素質、業務水平和道德素養是比較好的，能夠做到教書育人、愛崗敬業，得到了社會、家長和廣大學生的認可。但是，在看到發展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清，在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和改革開放攻堅的關鍵時期，高等師范院校師德建設工作仍面臨著許多新變化、新挑戰和新的現實問題，對提高教師素質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們應該正視目前高等師范院校師德建設工作存在的諸多不適應科學發展、不適應經濟社會要求的方面以及薄弱環節。強化師德建設的制度要求應該提上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日程，以便進一步提高教師隊伍的師德水平和綜合素質，加強和改進師德建設的制度基礎。

新形勢下加強高等師范院校師德教育的對策

教師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要從教育的實踐中傳遞比較穩定的道德觀念、道德行為規范和道德品質。教師要對學生傳授先進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知識，自身必須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精神。因此，教師必須具有比常人更高的行為規范標準和要求。筆者認為，新形勢下加強高等師范院校師德教育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高等師范院校黨政應該不斷的加強對師德建設工作的領導與指導。把師德建設工作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師德建設領導機制，進一步強化學校相關職能部門對師德教育的重視，要有專門的機構如組織部、宣傳部等部門來負責師德教育，同時應建立并不斷完善師德教育的長效工作機制，黨委能夠經常分析研究師德教育建設的形勢，明確目標，有針對性地制訂師德教育的各項措施，并且通過檢查、考核、獎懲來確保各項工作落實到位。

隨著我國現代化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師范教育的不斷進步，新形勢下，高等師范院校教育工作者應及時更新師德觀念。教師應該成為“教書”與“育人”的有機結合體。這就要求教師必須要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從學生的現實狀況出發，優化教育內涵，在不斷提高自身師德修養的同時，對在校的師范學生進行合理可行的、長效的、有具體教育意義的師德教育。需要指出的是，現行的師德教育，教師往往仍然使用簡單的說教方式，很多情況下已經遠離學生的實際需要，還在使用固定時間的政治學習，千篇一律的理論學習筆記，毫無區別的理想信念教育等方法，很難引起學生的心里共鳴。這種與現實完全脫節的教育，實際的教育意義不大，甚至還會有負面效應。所以教師應該緊握時代脈搏，用科學的、辯證的觀點去看待各種問題，認清形勢，在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的同時對學生進行師德教育。更應該努力成為學生的朋友，從他們的視角出發去看待問題，理解問題，進而幫助他們從理性的角度去解決問題。這樣才能起到“身教勝于言傳”的效果，才會與學生形成心里共鳴，德育教育才能深入人心。

一、“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問題

1.法律教育部分的教材編寫

（1）具體法律內容稍微不足。

與2010年修訂版的內容相比，“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2013年修訂版進一步刪減了實體法和程序法相關內容，與2009修訂版、2006修訂版相比，具體法律內容更是少之又少。鑒于當前我國依法治國理念的逐步深入，筆者認為應讓學生了解更多的法律內容，而不應一味的刪減。

（2）教材編排較為死板。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作為“兩課”教材之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嚴肅性，但是縱觀歷年修訂版本，教材編排在排版、內容形式、用語等方面沒有實質性進步，書中充斥著大量死板的教條、概念、條文等。這不但較難激發學生學習這門課的興趣，而且不能很好地去影響學生，無法達到國家設置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的目的。

2.法律教育部分的教學

一、“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問題

1.法律教育部分的教材編寫

（1）具體法律內容稍微不足。與2010年修訂版的內容相比，“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2013年修訂版進一步刪減了實體法和程序法相關內容，與2009修訂版、2006修訂版相比，具體法律內容更是少之又少。鑒于當前我國依法治國理念的逐步深入，筆者認為應讓學生了解更多的法律內容，而不應一味的刪減。

（2）教材編排較為死板。“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作為“兩課”教材之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嚴肅性，但是縱觀歷年修訂版本，教材編排在排版、內容形式、用語等方面沒有實質性進步，書中充斥著大量死板的教條、概念、條文等。這不但較難激發學生學習這門課的興趣，而且不能很好地去影響學生，無法達到國家設置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的目的。

2.法律教育部分的教學

（1）教師教學方式。在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進行講述的過程，往往以教師單方面的授課為主要方式，缺乏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課堂氣氛不夠活躍，加之學生對這門課程的認識不深，思想上不夠重視，經常有逃課或不認真聽講的情況發生，課堂效率較低，學生們往往都是在老師的灌輸下被動地接受法律知識，而不是自己積極主動地進行學習。

（2）課程設置。“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在2006年課程改革之前是分開的兩門課程——“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但是在兩門課程合二為一之后，由于將“思想道德修養”的內容排在“法律基礎”之前，教師在授課的過程往往習慣于把教學重點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養”上，而忽視了有關法律知識的教學，教師的不重視就導致學生對于這部分知識的忽視，甚至是無視。除此之外，教材中有關“法律基礎”部分的知識編寫不夠精確、概念含糊不清，難以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進行編寫，理論概念性較強，知識分布過于緊密，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容易產生疲勞感。

眾所周知，文學創作是和創作主體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現了創作主體對客觀世界的審美體驗和認識。從古至今，創作主體在整個文學創作活動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古代文論始終將對創作主體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討創作主體的德才和學識、情操和稟賦等各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及這些因素與作家創作的關聯性與復雜性。本文集中探討的是中國古代創作主體的人品與文品的具體關系。“文德說”是中國古代作家論中的一個很有影響的命題。它的實質是說創作主體的道德修養決定文學創作成就的高低，這在文學史上確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文學現象，先秦開始一直為歷代文論家所重視并且不斷地加以發揮，“德”與“文”的關系隨著其內涵的發展也是在不斷地演變。

“文德說”就其源，起自先秦時期的言、德之論，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這里的“文德”，不是專門針對文人而言的，不專指作者，而泛指一種美德。《禮記•表記》中說“君子恥有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辭第二的思想，又強調了德、行、言必須統一。雖然“文德說”在先秦并不專指文學，卻對后世文學主體論的“德”與“文”的關系發生了直接的影響。漢代王充在《論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確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說：“《易》日：‘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日：‘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以文為操”，就是以禮樂規定的文飾為儀表，而這種禮樂規定的文飾是合乎道德規范的。在《書解》篇中又說到“人無文德不為圣賢”。這里將道德和文章看成一體，當然這一命題也引起了后世批評家們的爭議。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文人的感情意念通過文辭都充分表露出來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繼承“文德”之論的文論家頗多。魏文帝曹丕在《與吳質書》中提出的“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成了一個時期評論文人無德或少德的理論依據。劉勰的《文心雕龍》除了有很多篇目論及文德之外，還有專篇論及文人品德，其論文人德行的專文是《程器》篇，借用《尚書•周書》上的比喻，說明人材要“貴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詞人那樣“務華棄實”，本末倒置，強調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養。南朝梁代文學家蕭統對于陶淵明的評價算是真知灼見，準確地論述了文與德的關系。陶淵明不僅詩品高潔，人品也一直為后世的人稱道，特別是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蕭統不僅為他編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評價了陶淵明的文品和人品，這也是歷史上最早的高度評價陶淵明詩品和人品的論文。

唐宋時期，古文運動興起，主張“文以明道”、“文以載道”，強調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對作家道德修養的要求更為強化。唐代的韓柳及其門人對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層的論述。韓愈在《答李翊書》中從古文運動的角度，闡述了學習古文須以“立行”為本，而以“立言”為表。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說明只有“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進入了“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達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練程度，并且還要再修養若干時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寫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時代，文論家繼承并發展了韓愈等的觀點，尤以宋濂為稱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寫作要崇實務本，合義理、事功、文章為一體的主張，認為文章的成敗高下不能僅僅從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從根本上著手，十分強調道德修養的重要性。縱向觀察，中國古代文論家都把“文德”說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主體論的重要內容，認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養好的人才能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因此對于進行文學創作的主體而言必須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這樣對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積極的意義。

中國古代文論中所出現的“文品”、“賦品”、“詩品”、“詩格”等概念，實質都是與“人品”對應而言的，以“立德”為創作主體的首要條件，古代文學創作中對創作主體德行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論對主體性的深刻認識，對自身人格及創作的關系的認識。文學創作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評價它的作用和價值，既不能采取絕對肯定的態度，也不能采取簡單的否定態度，而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文學創作的成敗顯然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但是畢竟會有一個主導因素制約著，創作主體的品格是絕不容忽視的，主體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預先規定了作品審美價值的高低，創作主體借其創作表達自己的情感、表現自己的審美情趣，因此表現主體的情志、個性、理想，始終是文學創作的基本特點之一。所以古代主體論對作家品格的重視，成為一個良好的導向，這使得作家不斷地修身養性、加強道德修養，表現自己高尚的情操，這對社會風氣的加強、文學的發展都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過分強調“立德”的作用，而忽視創作中的特殊性，這將無疑會阻礙文學的發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來衡量一個人的創作成績，這也是極不公允的。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創作主體既要重視道德修養，又要不斷在實際中開闊自己的學識視野、豐富自己的人生經歷、堅持不斷創作、重視創作中的文辭表達，只有將這幾者緊密結合，才有好的文章產生。

［摘要］

青少年處于成長的關鍵期，是價值觀形成和道德養成的重要階段。我們應該抓住這一時期，利用傳統蒙學蘊含的豐富教育內容和深刻的教育思想，對青少年進行道德教育。蒙學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其道德教育價值也是多方面的:蒙以養正德教為先的思想十分注重家庭的道德啟蒙教育;誠信友善謹嚴向善的思想有助于青少年的道德修養教育;勤奮嚴謹生活有序的思想有助于青少年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仁愛共濟立己達人的思想有助于培養其博愛情懷。結合青少年的身心特點把傳統蒙學與青少年道德教育相結合，充分發揮學校德育的主陣地作用;重視家庭道德教育;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教育環境，從而形成有效的德育合力，切實做好青少年道德教育。

［關鍵詞］

傳統蒙學;青少年;道德教育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我們應該立足本國文化，提高我國文化的軟實力，做到教育為本，堅持德育的首要位置，更好地做到立德樹人。我國的傳統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特別是關于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傳統蒙學，蘊藏豐富的德育思想，具有深刻內涵，我們應該學習其優秀的教育思想，運用于當今青少年道德教育，從家庭、學校和社會三個方面做好青少年的道德啟蒙，培養青少年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的道德品質，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

一、傳統蒙學蘊含的德育思想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明天的希望。隨著文化思潮的大量涌現，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對青少年進行道德教育，讓他們在文化的激流中，認清自我，傳承和創新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提升自我修養和文化判斷能力，讓祖國在發展中站穩腳跟。我國傳統蒙學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蘊含深刻的德育思想，德育職能至上，以孝悌為核心，注重倫理道德教育和行為習慣的養成，告誡人們奮發向上、崇德向善。而當前社會存在的道德滑坡、道德冷漠等一些反道德現象，某種程度上會對青少年產生誤導和迷惑，加強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認知和道德判斷能力是十分迫切的問題。首先，注重青少年養成良好的道德修養和高尚的人格。孝悌作為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強調要孝敬父母、友愛兄長，才能成為一個人的根本。［1］良好的道德修養需要基于孝悌，教育青少年孝敬父母、誠實守信、反躬自省、崇尚賢德等，在不斷地學習中去慢慢養成，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成為德才兼備的人。其次，注重青少年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傳統蒙學注重青少年行為習慣的養成，不僅教育他們在生活上要勤奮嚴謹、勤儉節約、生活有序，注重生活的禮儀規范，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更注重青少年學習習慣的養成，從小教育他們要珍惜時間、立志積習、勤學敏思，要發奮讀書，端正學習態度、終身學習，實現自己的理想，為國家做貢獻。最后，培養青少年博大的仁愛之心。仁愛是最高的道德標準，也是傳統蒙學對儒家“仁者愛人”的繼承與發展，強調具有慈愛之心，注重家庭和睦，熱愛祖國、關愛社會與他人，達到道德的最高境界。

摘要：在校期間是學生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面對高職學生特點，結合高職學生培養落腳點及社會對畢業生的就業需求，引導學生內化與踐行必備道德品質、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精華，探索傳統文化提升學生道德品質方法與途徑。

關鍵詞：傳統文化；道德品質；品德培養；方法

十八大提出: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弘揚時代新風。將立德作為道德要求古而有之，追溯其價值理念的歷史淵源，《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德指樹立道德，即提高道德修養，給人們樹立道德方面的榜樣。古為今用，將立德樹人作為教育之根本，傳承文化底蘊，旨在使學校德育和素質教育能夠汲取傳統道德文化養分，教育和引導當代學生健康成長。

1當代高職學生道德品質要求

傳統文化將立德作為核心，古人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修身”列在首位說明良好的個人修養是成就事業的前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1]孟子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將自身修養提升作為根本，在沿襲中華傳統文化正心、修身、自省、自律的同時當代大學教育更側重于培養學生能力與品行，即：如何學習、如何面對社會、如何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問題能力。十八大提出在對當代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等理念教育的同時，全面提高學生思想道德素質與科學文化素質，作為社會發展的主力軍、社會建設的中堅力量的當代大學生的道德素質和文化水平怎樣直接影響國家的發展前途。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是當代大學生成長、成才的保障，良好的道德素質也是當代大學生必須具備的品質。做一個文明的大學生要有一顆君子之心，應具備以下道德素質：

1.1孝為先

孝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弟子規》中用一整章來告誡人們如何做到孝。首先要擁有一顆孝心，其次要做到孝敬、孝順，你才能擁有孝德。孝這種觀念應滲透到學生思想意識中，扎根心底。對學生進行教育，觀看主旋律電影，根據母親節與父親節特定節日開班級座談會，跟家長做一次心靈的通話，改正錯誤行為，幫助學生達到心靈的救贖；孝順父母心懷感恩，從細節入手，引導學生注意與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心靈上呵護父母；教育學生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身有傷，貽親憂”，照顧好自己，多與父母溝通，避免父母擔心；幫助學生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質，以“德有傷，貽親羞”[2]準則，完成道德自律。

摘要：統編版初中語文教材在傳統文化知識的內容上涉及不足，不能完全滿足初中學生對于傳統文化的學習需求，尤其是關于古代文學的作品，教材沒有深入挖掘其中的傳統文化知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品的文體界定不夠細致、準確；作品以及相關文化訊息的注釋簡略、含混；對于傳統文化中的道德修養重視不足。對此，應該采取完善作品注釋及文化訊息、開辟傳統文化版塊等方式進行改進。

關鍵詞：統編版;初中語文教材;傳統文化

統編版初中語文教材自2016年投入使用以來，頗受好評。在這版教材中，響應國家弘揚傳統文化的號召，增加了關涉傳統文化知識的內容，教材主編溫儒敏對此評價說：“（統編版語文教材）有一個變化非常明顯，就是傳統文化的篇目增加了……初中古詩文選篇也是124，占所有選篇的51.7%，比原來的人教版也有提高，平均每個年級40篇左右。體裁更加多樣，從《詩經》到清代的詩文，從古風、民歌、律詩、絕句，到詞曲，從諸子散文到歷史散文，從兩漢論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小品，均有收錄。”[1]除了傳統文化內容的增多，不少研究者、教育者認為“統編版”所蘊含的關于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教育功能也在提升。郎鏑、張東航的《統編初中語文教材中的傳統文化教育研究》認為：“從傳統文化教育的角度看，統編本初中語文教材的內涵、特征和實施策略充分體現了這種文化教育的功能。”[2]彭紅霞的《統編本初中語文教材古詩詞注釋之誤》認為：“統編本初中語文教材選編的古詩詞，高度契合了新課標中‘培養愛國主義感情’‘提高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認識中華文化的豐厚博大’‘形成良好的語感’‘受到高尚情操與趣味的熏陶，發展個性，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等總體目標。”[3]不過，雖然統編版初中語文教材在傳統文化的知識內容上有所增加，對于傳統文化的教育功能有所提升，但整體上依然有所不足，并不能完全滿足初中學生對于傳統文化的教育需求。語文的教育目的有三個維度：一是培養學生語言、文字的認知，讓學生能夠準確地對漢語字詞進行認識、書寫、講說；二是培養學生閱讀、寫作與表達的能力，讓學生能夠閱讀并理解文學作品、公文文書、新聞通訊等文字內容，并能夠進行良好的語言表達與文字寫作；三是培養學生對于本民族文化的認知與熱愛，讓學生對于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了解、熟悉，熱愛民族文化進而熱愛自己的民族與國家。語言文字并不僅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承載民族文化血脈的載體。如果說在小學階段語文教育的目的還是以第一個維度為主，那么到了初中階段語文教育就應該以第二個維度與第三個維度為主，尤其是對于傳統文化認知的培養，應該重點始于初中。因為初中階段學生開始具備獨立的思考意識與判斷能力，這個階段是塑造人格與培養情感的最佳時期，應該利用這個時期進行更為充分的傳統文化教育，增加學生對于傳統文化知識的認知以及民族情感的認同。從這個角度來說，初中的語文教育是進行傳統文化教育的關鍵，對于教材的要求更高。但是就統編版所涉及的傳統文化內容來說，還是有欠缺的。這一點在教材中古代文學作品的內容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一、統編版初中語文教材中傳統文化內容的不足

在初中語文課堂上進行傳統文化知識的傳授，最為有效的方式便是利用古代文學的作品進行傳統文化知識的講授與輻射。古代文學包括古典詩詞曲賦、文言文、古代小說等內容，這本身就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古代文學作品中，又涉及典故、民俗、節慶、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等方面的古代文化知識，無疑是傳統文化教育的充裕水庫。然而統編版初中語文教材中關于古代文學作品的內容卻更多停留于語文基礎知識的講解與介紹，并沒有利用古代文學作品進行傳統文化的深入挖掘，導致傳統文化的知識與內涵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同時也讓學生不能夠更好地理解、接受作品中蘊含的傳統文化。

1.對古代文學體裁概念的界定

過于寬泛、含混關于古代文學的體裁，今人的界定與古人是不同的。今人對于古代文體主要分為詩歌、散文、詞、小說等幾種，而古人對于文體的界定要詳細得多。例如，詩歌便有古體詩、樂府詩、律詩、絕句等之分，而文章有書、論、說、表、銘等之分。雖然現代并沒有必要完全按照古人的方法進行文體分類，但古代文體一些基本的區分還是應該明確。然而教材往往是以現代的文體概念替代古代的文體概念，并沒有真實地呈現作品真正的文體。例如，統編版七年級下冊選錄了《木蘭詩》，將其稱為“北朝民歌”，而“民歌”是今人的文體概念。在人教2001年版七年級下冊的《木蘭詩》中注釋為：“選自宋代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四部叢刊》本）卷二五。這是南北朝時北方的一首樂府民歌。”這樣的講釋參照了古人的文體分類，并介紹了文本出處，相較于統編版而言更為嚴謹。除此之外，統編版教材對于古詩詞幾乎是以“古詩詞”或者“古代詩歌”來統概，沒有進行詳盡的解讀。例如七年級上冊的第一單元第四課“古代詩歌四首”，所收四首作品其實是四種不同的體裁：《觀滄海》是古詩和樂府詩，《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為絕句，《次北固山下》為律詩，而《天凈沙•秋思》為散曲，學生不能深刻體會到其中的異同，難以形成系統的知識體例。除了詩詞之外，統編版教材在文章的文體區分上也有不足。以《陋室銘》與《愛蓮說》兩篇為例，為了展示中華美德及其時代性，陶冶學生道德情操，統編版將兩篇文章編為一課《短文兩篇》，都在七年級下冊。該單元的要求是“重點學習略讀”，希望學生通過精讀了解文章特點后，再去略讀許多同類的文章。但是，統編版在課文注釋中對文體特點部分筆墨較少，對于“說”體并沒有介紹，對于“銘”也只是在注釋中簡要說明：“古代刻在器物上用來警誡自己或者稱述功德的文字，后來成為一種文體。”顯然，這寥寥兩句的注釋對學生把握文體特點的幫助十分有限。統編版教材在文體區分上的籠統、模糊，對于古代文化知識的傳授是非常不利的。一是學生不能接受較為完整的知識訊息。《天凈沙•秋思》是散曲，卻被籠統地歸為古代詩歌。實際上，詩歌與散曲雖然都是韻文文學，但是二者擁有本質的不同，不能混同；二是學生不能準確地理解古代的不同文體，不能深刻感受古代文化的魅力。以詩詞為例，古代詩歌、詞體有多種體裁，而不同體裁的特色是不同的，不同特色背后體現的是漢語特有的文化魅力。比如律詩與古體詩的風格便有不同，律詩講究精嚴的格律、平仄、對仗，它是基于漢語特有的文字、語音特點形成的，它有著自成體系的語言系統與發展脈絡。從律詩出發，可以進行很多傳統文化的輻射，包括漢語的語音特點，漢語四聲的發展歷史，漢字在對仗對偶上的要求，等等。不能分門別類地對不同體裁的文本進行解讀，就讓學生失去了體會更多傳統語言、文字魅力的機會。三是學生不能以古人的視角對古代幾種主流文體進行正確認知。如果只是以今人的概念去界定古人的文體，那么必然造成學生對于古代文體的隔閡，無法真切地體會古代文體內涵。例如“銘”是一種自我勉勵的文體，是面向自我的；“說”是議論文體，是面向他人的。它們具有完全不同的使用方式和文化內涵，如果簡單地以文言文或古文涵蓋，是無法體現它們各自文體的魅力。

近年來，艷照門案、滿文軍涉毒案、臧天朔聚眾斗毆案、侯耀華代言虛假廣告案、魏晨國喪日相片門案、陳少華涉毒案、高明駿涉毒案、李鶴彪打記者被拘及其師郭德綱不當言論案、高曉松醉駕案、蘇越詐騙案等案的相繼發生，不斷地撩起了人們內心對藝術從業者的隱隱之憂。作為一種折射，人們又不斷地萌發出對藝術院校在校大學生的種種擔憂。事實上，藝術院校大學生的諸多表現也已經受到了社會這樣或那樣的埋怨甚至是批評。在2010年4月發生的北京“天上人間案”中，警方發現從事有償陪侍服務的人員都有大專以上學歷，不少有研究生學歷的背景，她們分別來自一些比較有名的藝術類院校。另有藥家鑫案、叛逆的藝術少女全裸模特案，也都語出驚人。這些案件的發生進一步引發了人們對藝術院校大學生的品德態度、價值取向、生活方式等問題以及藝術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簡稱思政課)教育教學努力和效果的高度關注和深刻反思。 音樂院校思政課教學的改革十分必要而又緊迫，其教學效果不太令人滿意的學校成因有三:首先，忽視了音樂院校學生的人文知識基礎，教學缺乏針對性。音樂考生與普通文科考生不同專業的人文素質特征和差異，到了大學思政課的教學中被一筆勾銷，表現為:一是不分文科、理科，還是音樂學生，全國都是大一統的教材，教學內容統一、教學要求統一，不分對象，沒有難易度的差別;二是思政課教師在實際的教學中也忽視了音樂學生與文科理科學生的人文素質差異、忽視了音樂學生的個性特點和思維特征，千人一教、千教一律，不從實際出發，不因材施教，教學缺乏針對性。   其次，工具理性、功利主義、片面學科化理論化等傾向的誤導。高等教育變得更加強調讓學生掌握知識和技能以適應社會需要，更加趨近于急功近利的價值取向從而淡化了人文精神的教育，大學也變成了職業訓練場。有人評價說:“現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義，這是可悲的事情”，“認為唯有實利的知識和技術才有價值”。［1］   “現實教育中……教育演化為工具的教育，教育謀求的是‘何以為生’的本領，放棄了‘為何而生’的思考。”［2］另外，大學課程片面學科化、理論化的傾向也令人十分擔憂。過分強調課程的學科性、過分強調理論研究并將之全部塞進大學生的教材之中。宏觀層次的學科設置與微觀層次的課堂教學，少量人進行的高深理論研究與大量學生進行的一般性的理論學者之間沒有了區別。有人指出，“目前在思想道德修養課教學中普遍存在學科化偏向，弱化了課程的德育功能。”［3］《北京大學生社會主義榮辱觀研究報告分析(下)》指出，高校“兩課”及一些主題教育活動“過于理論化造成大學生行為與認知脫節”［4］。   再次，處于弱勢的教學地位、學生不太正確的學習態度及教師“只能如此”的教學心態三者同在。無論是專業音樂院校、非專業音樂院校下設的二級音樂院系，還是民辦音樂院校，音樂學科和專業都處于強勢地位，而思政課及其他通識課程往往都處于較弱勢的地位。這一情況的出現，從成因上看有客觀的需要，也有主觀上的疏忽及思政部自身努力不夠等因素。從學生來看，音樂院校中不太重視思政課學習的學生更多。在這種狀態下，思政課教師常常很容易自卑，很容易產生“只能如此”的教學心態。   藝德教育是音樂院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以下簡稱思政教育)與音樂教育的共通點和相互促進的著力點。思政教育與音樂教育的共通性表現為:第一，根本教育目標的一致性。蘇霍姆林斯基說，音樂教育并不是音樂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巴爾扎克說，藝術乃德行的寶庫;白朗寧說，藝術應當擔負起哺育思想的責任;羅斯金說，藝術的基礎存在于道德的人格;柯尼利亞說，誠實是藝術的最大要素;艾涅斯庫說，音樂是一種語言，它能確切地反映個人和人民的精神品質;福樓拜說，音樂使一個民族的氣質更高貴。這些精辟的論述，都充分說明了思政教育與音樂教育根本目標的一致性，都是教育，都要育人，都要把人育好。   第二，教學素材的共享性。音樂教育的很多素材都可以用做思政教育的載體，其中蘊含了豐富的愛國主義的史話、民族精神的情懷、理想信念的謳歌、堅忍不拔的追求、笑對逆境的氣概等思政教育的內容和素材。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也可以用做音樂教育的載體，也都承載著愛國愛民、民族熱愛、理想信念、意志毅力等音樂教育所需要的思想和內容。   第三，知識能力的互補性。音樂教育本身，乃至音樂表演和創作，都需要學生有較寬廣的知識面，都需要一定的理解力、表達力和創新力。而政治、道德、哲學、歷史、經濟、法律等知識的拓展及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抽象與具體等辯證思維能力的培養，往往是音樂教育本身難以或無法完成的，而思政課恰恰非常有利于學生這些知識的拓展與能力的培養。音樂教育獨特的直觀性、感染力也非常有利于學生對思政教育內容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愛國主義、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等教育內容的具體化和形象化。沒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質，就不會有《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等作品的產生;沒有良好的音樂素質，也難以使思政教育的內容如此寓教于樂、感人動人。   另外，音樂院校學生自身的特點和優勢也為這種共通性的實現提供了較好的基礎和條件。音樂院校的學生人文素質雖然有待提高，但他們因為受對音樂藝術純潔性追求的影響，因而在思想上就表現得較為單純并進而有利于思政課教師從正面加以引導;因為受他們自身的人文知識儲備有限但同時又有增加人文知識儲備而完善自我愿望的影響，因而他們對人文知識儲備較為豐富的思政課教師也很容易親其師而信其道;因為受音樂藝術需要有較強的表演欲的影響，因而在思政課的教學中他們也就樂于表現自我，發表自己的見解;因為受音樂藝術本身的開放性的影響，因而他們在人與人的交往上就表現得樂于和易于與人溝通;因為受音樂藝術本身愉悅性、欣賞性的影響，因而他們在性格上就表現得活潑開朗;因為長期受到視覺、聽覺等直觀音樂藝術教育方式的影響，因而他們在思維特征上就表現出良好的形象思維而十分有利于視頻直觀教學，如此等等。如果充分發揮音樂院校學生自身的特點和優勢，那么音樂院校的學生反而比非音樂院校的學生好引導得多。#p#分頁標題#e#   音樂院校思政課藝德教育創新的途徑和方法包括:挖掘利用具有思政教育與音樂教育共通性的教育材料，增加學生學習思政課的知識共同點和情感共鳴點。除了上述已提及的具有思政教育與音樂教育共通性的教育材料外，具有這種共通性的教育材料還有很多，需要挖掘。同時，還可以利用思政課的課堂教學在音樂作品的政治思想倫理思想分析、價值取向分析、哲理分析、社會歷史背景分析、時代特征分析與當年青年主流價值觀關系分析等方面展開思政教育。   將思政教育滲透到音樂專業教學及活動之中，拓展思政教育的育人空間和途徑。無論是思政教育的課堂教學還是課外教育活動，都可以滲透到音樂專業教學及活動之中，如把思政課的實踐教學與學生的藝術實踐結合起來，在學生的藝術實踐中開展思政課的實踐教學;與團委合作，在學生的三下鄉活動中設置思政課的調查課題;與學生處、團委合作，在校園文化藝術節中設置與思政教育相關的辯論、演講、知識競賽等教育項目;與學生處、各教學院系合作，在入學教育、畢業教育中開展與思政教育相關的教育活動;與宣傳部合作，充分利用校園各類媒體開展與思政教育相關的宣傳活動;與相關部門合作，對學生開展與思政教育相關的學術講座，等等。   開展藝德案例教學，讓學生在鮮活的案例中受教育。音樂院校的案例教學一定要突出音樂性，即與音樂學習有關，否則，案例不對口，學生就不愿聽。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成長成才的奮斗經歷，學農的學生很喜歡，學音樂的學生卻不一定感興趣。案例教學可以從視頻音像和文字材料兩個方面展開。近年來，我們錄制和自制了《新聞1+1:不能娛樂至死》、《臧天朔聚眾斗毆案終審判六年》、《歌壇再出吸毒丑聞陳少華家中吸食冰毒被拘》、《虛假廣告拷問明星社會責任》、《假唱第一案塵埃落定假唱女歌手罰款五萬》、《李鶴彪打記者被拘及其師郭德綱》、《艷照門給藝人敲響自律警鐘》、《北京天上人間案》、《中國演藝名人道德修養榜宋祖英居首》等視頻音像和文字教學材料100余條，讓學生在鮮活的案例中受到了教育。   開展藝德名人名言教學，提升學生人生修養的層次和品味。音樂藝德名人名言教學，即在教學過程中充分利用音樂藝德名人名言對學生開展思政教育和知識教育，如運用柯尼利亞的“誠實是藝術的最大要素”的名言教育學生培養自我誠實的品質等。音樂藝德名人名言具有權威性高、學生易于接受、說理簡潔明了、易記易說等優點。對于音樂院校的學生來說，充分利用音樂藝德名人名言進行教學，既能引導學生加強思想道德修養、正確認識和處理藝與德的辯證關系，又能彌補他們人文社科知識儲備的相對不足，從而提高和增強音樂院校思政課的教學效果。近年來，我們共搜集、編制了200余條音樂藝德名人名言并用于教學之中，同時還引導學生自編音樂藝德名人名言學習筆記近1000份，提升了學生人生修養的層次和品味。   有針對性地開展音樂職業道德和職業法律法規教學，系統地提升學生的職業道德和職業法律法規素質。音樂院校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應以與音樂專業對應的職業道德規范和職業法律法規為依托，培養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與法律素質。近年來，我們搜集和整理了《國務院關于修改〈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的決定》、《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令》、《廣播電視廣告播出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有關音樂創作和表演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有關音樂創作和表演部分)、《音像制品批發、零售、出租管理辦法》、《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文化部關于直屬藝術表演團體創作演出新劇(節)目實行審查、備案制度的通知》等音樂職業道德規定和職業法律法規用于教學，系統地提升了學生的職業道德和職業法律法規素質。   開設人文社科選修課程，拓展學生的人文知識面。人文素質相對偏低既影響音樂院校學生對思政課的深入學習、影響他們的思想道德修養程度以及身心和諧程度的更進一步的提高，又影響他們學習音樂專業時所需的理解力、表達力和創造力。在很好的完成思政課必修課教學任務的同時，充分利用思政課教師人文知識儲備較足的優勢，開設人文知識面和人文素質拓展選修課程，既延伸思政課必修課的教學，又拓展音樂院校學生的人文知識面和人文素質。近年來，我們論證、開設了“中國古代哲學名流智慧簡介”、“西方哲學名流智慧簡介”、“中國歷史文化簡述”、“人際關系與社會適應概論”、“非歌唱語言實訓”等人文素質拓展課程，受到了學生的歡迎。與此同時，我們還利用必修課、選修課的課程教學，引導學生撰寫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400余篇，收集編輯了“我在亞運中成長”學生征文200余篇。通過這些改革，拓展學生的人文知識面。   概述以上，音樂院校思政課的教育教學改革勢在必然;而抓住藝德教育這個結合點和著力點則是音樂院校從實際出發創新思政課教育教學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