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醫學教育的差異

1．醫學教育理念上的差異

醫學教育長期以來奉行的是大眾化教育，為社會提供初級衛生保健和基本醫療服務是基本思路，這是由我國醫療投入不足、人口眾多、教育水平整體偏低的國情決定的。在這一思路的指導下以及歷史的原因，造就了堪稱世界上最為復雜和令人迷惑的醫學教育制度。有初中畢業后的3年制的中專衛校，有的在此基礎上增加1-2年，參加專科考試通過后就可以成為專科畢業;高中畢業后的選擇有3年制的專科，5年制本科，6年制本科，7年制本碩連讀，8年制本碩博連讀，4+7=11年制的雙博士班等。2010年，我國700多所醫學院培養醫學類畢業生達119萬人。麥可思中國大學生就業研究課題組調查了31個省(市、區)的3079所高校或分部、分院，調查抽樣數達到44．4萬人，統計分析得出2009大學生失業率最高前十，讓人意外的是，本科失業率最高的10個專業中，醫學類專業占了3個，臨床醫學的失業率達24%。顯而易見，這種低水平大眾化的醫學教育已經不能滿足人民對醫療健康的需要，更遑論推動醫學科學進步的發展。

2．培養目標的差異

根據1979年中美建交的相關協定，中國大陸177所院校的臨床醫學本科學位被認可相當于美國MD，可以申請美國醫師執照考試。同時我國五年制臨床本科和美國4年醫學院的學習從基本課程設置、學時安排基本畢業要求沒有太大差異。美國MD和中國臨床醫學本科在法律地位上和實際操作中地位也是對等的，都是取得醫師執照前的基本醫學教育，培養目標是相對等的。而我國臨床醫學博士的培養目標是具有主治醫生水平的臨床醫生，不但要求具有醫師執照，還要完成兩個階段的住院醫生培養，具有獨立開展臨床工作的能力，這個目標相當于美國已經取得正式執照的AttendingDoctor。這在美國，高中畢業后至少需要12-15年才能達到這一目標。

3．科研教育的差異

由于歷史及習慣的原因，我國把本科以后的教育稱為研究生教育。我國的臨床醫學博士要求參加臨床或基礎研究并發表不同要求的論文。由于我國目前特殊的職稱評定系統的對科研的特殊要求，使得科研教育成為博士教育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在美國，醫學博士是專業學位(professionalgraduate)，從字面上及實際上和研究沒有一點關系。MD學習期間基本不參與研究工作，其畢業考核的目標也主要是臨床知識和技能。

第一篇:初中物理教學中學生探究能力的培養

摘要：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對于培養全民族的科學素養有很重要的意義，并且目前的科學教育需要從理論教育過渡到實踐教學之中。但是由于歷史教學的原因，長期以來一直未能重視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從而未能跟隨時展的需要步伐。本文科學概述了科學探究能力，分析初中物理中科學探究能力的現狀，結合現狀，制定相應的對策來解決培養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不足。

關鍵詞：初中物理；物理教學；培養；探究能力

一、引言

無論是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科學素質對于這些國家的教育者都占有重要地位，教育工作者也積極尋找培養教育的方法。從教育的角度上看，科學素養培養的主要任務是科學的知識和能力培養，而科學知識和能力的培養最主要的就是科學的能力的培養，能力是最能影響一個人的人生的。科學能力又主要集中在科學探究的能力上，從我國的教育歷史上看，中國的教育沒能充分地集中在科學探究能力上，學生缺乏基本的探究能力，在學習的過程中，缺乏探究性，不能適應現代飛速發展的時代。

二、科學探究能力的概述

科學探究是學生的探究性學習和老師的探究活動。在中學的教學中，主要是指學生的探究性學習，在教師的指導下，認識新生事物和發現新規律，自己去思考問題，遇到不懂的問題主動詢問教師，在自己親身經歷的問題解決過程中，從智力和情感上實現學習的過程。

2019年以來，全縣教體系統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全國、全省、全市及全縣教育工作會議精神，以機構改革為動力，以辦人民滿意教育為宗旨，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以促進公平為重點，以提高質量為核心，以教育信息化為引領，繼續寫好教育奮進之筆，積極推進全民健身運動，保持了全縣教體事業持續穩定發展，先后榮獲在推進全省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工作中做出積極貢獻的集體、“首屆全國中小學教師讀寫比賽”賽區優秀組織獎、2018年度縣市區體育彩票市場份額獎、2019年度全市初中教學質量管理綜合優勝單位和高中教學質量管理單項優勝單位、2018年度全市職業教育創新發展先進單位、2018年全市“全面改薄”工作先進單位等24項縣級以上榮譽。一年來，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推進黨的建設縱深發展，黨的領導進一步加強

──黨的全面領導堅強有力。召開全縣教育大會，學習傳達全國、全省、全市教育大會精神。完善教育事業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成立縣委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制訂工作規則及秘書組工作細則，召開縣委教育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暨全縣教育重點工作推進會，凝聚黨政各部門齊抓教育工作合力，努力破解學前教育“入園難、入園貴”、義務教育“大班額”等難題。

──黨員思想根基更加牢固。認真落實“”制度，定期開展集中學習，按期召開組織生活會，開展民主評議黨員工作，285名黨員被評定為“優秀”等次，680名被評定為“合格”等次。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培訓暨黨組織書記及黨務專干業務培訓，安排18名優秀黨組織書記參加第三期全國中小學校黨組織書記網絡培訓。認真抓好“學習強國”學習平臺推廣運用，廣泛開展教育扶貧政策宣講等新時代文明實踐志愿服務和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組織開展“弘揚愛國奮斗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主題報告會、演講比賽及征文、黨課等活動，激發黨員奮起趕超、科學跨越的斗志和熱情。扎實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堅持學習教育、調查研究、檢視問題、整改落實一體推進。派出7個指導組下校督促指導,確保主題教育質量。局領導班子、基層黨組織書記上專題黨課62次，黨代表宣講28次，黨員上微黨課28次，解決了一批群眾關心的熱點、堵點、難點問題。

──黨建日常管理不斷規范。推廣應用“永修黨建e家”智慧黨建平臺，組織開展“創黨建品牌，建特色支部”活動，推動黨建工作提質創優。嚴格落實“主題黨日”制度，開展主題黨日活動636次，開展志愿服務活動51次，積極參與無償獻血、紅十字捐款、助貧困生閱讀募捐等公益活動。召開2018年度科級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脫貧攻堅專項巡視整改專題民主生活會和基層黨組織書記黨建工作述職評議會。經嚴格把關審核，發展黨員31名，培養入黨積極分子28名，完成黨費收繳及黨員工資“一日捐”工作。“七一”期間，評選表彰了10個先進基層黨組織、15名優秀黨務工作者和103名優秀共產黨員。元旦、春節、七一走訪慰問困難黨員、老黨員98人，發放慰問金4.3萬元。

──黨風廉政建設持續深化。開展節日期間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監督檢查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漠視侵害群眾利益、“掛牌熱”“領導干部通訊費報銷”“辦公用房使用”“謝師宴”、“升學宴”、有償家教等問題專項整治，查處違規行為7起，處分7人。做好十四屆省委第五輪巡視發現傾向性問題未巡先改工作，加強系統內工程招投標、物品采購、課后服務等監督，以“五型政府”建設、縣人大民主評議和縣政協民主監督為契機，進一步改進作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堅持“三重一大”集體決策制度和黨務政務公開制度，及時聽取并認真辦理群眾訴求，辦理各類信訪件53件，排查舉報信箱32個、網站5個，關閉“僵尸網”1個。積極組織參加縣紀委、團縣委組織的“風清氣正激揚青春”青年辯論賽，縣教體局獲優秀組織獎和優勝獎。

二、推進各類教育協調發展，辦學水平進一步提升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在當代文化架構下拓開新的研究領域，如何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近年來十分焦慮的母題。這種焦慮，或西延與漢學碰撞時炎時涼，或內溯于新國學探求時有執著，或立足當下語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當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問身份于現代漢語中漸成熱點。這些焦慮，十分集中地體現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師范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年會（以下簡稱“年會”）的四個分題中，會議開了四天，時間飽滿，發言密集，時有交鋒，新見疊出，是近年來少有的高質量的現代文學學術盛會。   一　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   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是近十年來一直涌動的學術話題，年會圍繞其研究史與當下課題、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等命題進行討論，體現了現代文學研究新領域的拓展。   年會首先討論了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研究的歷史與現實課題。高玉（浙江師范大學）以90年代為界分為兩個階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語言看作純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在談到當下時，他認為有三大課題值得研究，“一是關于文學語言問題的史實清理與研究，比如晚清白話文運動歷史，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等及文學史上關于語言問題的爭論，以及文學現象。二是文學思想語言層面的研究，比如關鍵詞研究，關鍵詞研究是歷史研究，通過研究概念的流變、發展來研究思想的變化和發展，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充分展開，還停留在名詞解釋層面，缺乏意識層面深入。三是語言詩性問題研究，我們現在還沒有對語言詩性問題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說方式。“詩性”問題會對未來的文學語言研究帶來巨大的突破。曹萬生（四川師范大學）認為，“有三個歷史邏輯層次，第一層次，對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形式研究以及這個形式歷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聯系。第二層次，把現代漢語作為與古代漢語不同的思維方式及思想實踐的研究。第三層次，研究現代漢語詩性與現代漢語文學的關系。”二是關于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關系歷史清理的研究。   年會就總體語言與現代文學的關系、晚清時期白話文運動、現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漢語、當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漢語及詩體語言、散文語言分別作了討論。   文學語言的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整體思路方面，朱曉進（南京師范大學）認為“應系統地梳理五四以來的語言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最終落腳點是要探討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重要內在根源，即注重文學語言的變遷對中國現代文學進程（尤其是文學形式變化）影響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應著重著手研究，文學語言變化的影響到底是以何種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的文學體裁和文學樣式的形式發展和導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學文體特征的形成”。   進入晚清時期，圍繞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困境與轉化，晚清譯入語與現代文學想象及初期譯詩等問題，代表們發表了不同意見。王平（中國海洋大學）認為晚清白話文運動有一個“認同意識”困境的形成與緩解的過程，“晚清新知識者倡導白話文的初衷是維新啟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語言自覺。白話、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語言觀凸顯了晚清一代所面臨的‘內俗外雅—體用分離’的認同意識困境”，“白話報這一啟蒙形式使新知識者的認同意識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咸立強（華南師范大學）認為“20世紀初中國現代文學翻譯之譯入語的斟酌使用，充分體現著中國現代文學漢語的現代性想像。”因為，“翻譯時的譯入語不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語言體系，而是一個有待生成的語言體系，是劇烈變動和生成中的語言——現代白話文。”圍繞這一點，袁進（上海大學）分析了晚清譯詩與現代新詩的關系，“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他們在運用漢語翻譯基督教詩歌上，已經做過大量的運用白話翻譯新詩的嘗試，這些嘗試迄今為止還沒有得到文學史的承認，它們被歷史遮蔽了。”進入現代，年會圍繞現代漢語的產生、胡適與梅光迪、任鴻雋關于新詩語言的論辯、《新青年》標點與橫書、魯迅的語言觀、錢鐘書關于文言白話的觀點等進行了討論。湯哲聲（蘇州大學）認為，“中國‘現代漢語’是在清末民初之際由報人、作家、政論家、國家共同完成的。”“現代文學對現代漢語起到‘定型’的作用。”陳方競（汕頭大學）認為，錢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終堅持的“‘橫行與標點’，作為《新青年》新文化倡導的一個重要主張”，“每一步微小的變化，都貫穿著同人間的分歧、爭論乃至交鋒，歷時四年多，版式和標點符號才發生整體改變”。黃軼（鄭州大學）以魯迅語言觀談了晚清到五四時期的言文之分與身份之別。   “變與不變的觀念都隱含著民族身份的焦慮。”近現代語言變革乃是為新文學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話化、歐化、拼音化三種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學）認為，錢鐘書對胡適和周作人的批評及對文言與白話的批評，體現了一種重史求實、新舊兼容的學術原則與治學方法。   進入當代，年會就現代漢語共同體形成與方言、孫犁的語言觀、詩體語言、散文語言等進行了專題研究。劉進才（河南大學）認為，1955年相繼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漢語規范化會議，對周立波方言文學的批評，使“文學作品中方言土語的運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規訓。”劉東方（聊城大學）認為孫犁的語言觀具有承現代啟當代的橋梁作用：“重視語言就是重視內容，”此后的李銳、韓少功、賈平凹、于堅、王家新，陳東東等，共同繼承開拓了中國當代文學語言本體論。   可喜的是，對當代文體語言的研究也成為學者關心的問題。年會圍繞現代漢語與詩趣、科學思潮與詩歌、穆旦到昌耀詩歌語言的質感、語言與當代散文等進行了討論。王書婷、何錫章（華中科技大學）認為，“對現代詩歌文體的描述，對現代詩歌功過的整理，應該回到‘趣味’、‘游戲’”，研究了現代詩歌文體研究的現狀、趣味和游戲與詩歌的關系，漢語詩歌文體的古今得失比較，以及現代漢詩文體問題的切入視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澤龍（華中師范大學）認為“中國漢語詩歌的現代轉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現代科學思潮影響的結果”，他從詩歌感性思維方式、語言、外在形式、意象類型擴展、傳播途徑等方面論述了與科學思潮的影響的直接關聯和弊端。易彬（長沙理工大學）認為“穆旦時代，古典詩歌美學規范”影響了詩人寫作，但后來的“昌耀有意掘用樸拙的古漢語詞匯或生造詞匯”，承載其情，傳達滯重。“兩人獲得相似的詩學效果：詞匯充滿力度，語言獲具獨特質感。”滲透出對當代詩人現代漢語詩性的焦慮與感受。丁曉原（江蘇常熟理工學院）從語言三維視角觀察中國散文現代轉型，認為“文學的現代性，基礎性的表征當是語言的現代性。”工具層面由白話取代文言，是現代性顯性標志；語義層面新名詞和“外國語法”的“歐化”，顯示內在現代性；新文體的建構與語言關聯，顯示分型建體功能。#p#分頁標題#e#   年會在關注現代漢語與創作、新詩創作與新詩文化、現代漢語文學史學術史研究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討。顏同林（貴州師范大學）認為“從語言維度進行考察，普通話寫作無疑是當代文學確立的標志。”高玉對普通話語音涵義與現代漢語的關系作了回應。在新詩創作方面，吳投文（湖南科技大學）認為，“新詩的困境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困境”。他認為，建設成熟的新詩文化是新詩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結果。在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研究日益深入的情況下，近年來這方面的文學史著作開始出現。巫小黎（佛山大學）提出了構建現代漢語文學史芻議，“整合全球漢語文化資源，構建全球漢語文學世界的現代漢語文學史，其意義和價值則超越了文學史建構本身”。趙黎民（重慶師范大學）對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研究持疑，認為難度很大。晏紅（四川外國語學院）就表達與應合、文學與學文、文人與文本談了自己對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曉進分別作了相應的回應。   二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與當代語文教學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是本屆年會的主要論題，也是最近十多年來現代文學界持續不斷思考的問題，一方面體現了現代文學介入當代基礎教育聯系的動向，同時也體現了現代文學界力圖介入當代社會文化建設的思路。圍繞這個論題，學者們進行了廣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建構及其當代性、經典闡釋與語文教學、魯迅作品新論、其他重要作家新論、流派文體新論等等。   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有些什么變化，應怎樣評價這一變化，溫儒敏（北京大學）就研究的邊界和價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認為，近年現代文學研究步入平穩，出現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趨向。一是回到“史學”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學與歷史的內在關聯。”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論著在中國翻譯出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要的理論資源。”三是“選題的對接，將文學領域問題與其它領域問題迅速對接起來。”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學者如何克服‘項目化生存’、彌補過分‘學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學術研究與社會責任、研究工作與生活世界的有機聯系。”就社團研究與國家、個人等關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楊洪承（南京師范大學），他認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社團流派是隨著中國現代文化及現代文化主體的現代知識分子誕生的國民“群”的觀念，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精神載體。”他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四者關系的形態。與此相聯，楊劍龍（上海師范大學）認為“應該完全打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打破國家、群體、個人對立的思維方式。”冷川（中國社會科學院）對2009年的現代文學研究作了系統評述。   現代文學經典的形成與經典的社會意義，成為年會關注的問題之一。金宏宇（武漢大學）提出了副文本與現代文學經典建構的關系。認為，經典的中間層面與副文本有關。“這個經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構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關于其正文本的一種闡釋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學）認為，學院派文學批評“在1920年代承擔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則是護法者”。王方（西華大學）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與現代公民意識的培養”的問題，就現代文學經典對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作了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既有鮮明現代性特征又能夠帶來深刻生命體驗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識形成的精神食糧。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經典的意義上，代曉東、王小平（四川理工學院）試圖用伊瑟爾的文學人類學對現代文學經典進行闡釋。周云鵬（長沙理工大學）認為“經典教學的道路不失為擺脫當前困境的主要途徑”，哈迎飛（廣州大學）認為“當務之急首先是確定現代文學經典的價值標準”，提倡“精”、“深”、“慢”。   魯迅作品的經典闡釋與教學，成為不少學者關注的主題。陳國恩（武漢大學）簡述了魯迅研究史與當代中國社會、中學選本變化的簡況，主張“中學語文教學對魯迅作品的講解要專注于發掘其更為內在的、更具有久遠的文化意義，要對魯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種歷史的辯證的觀點”。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學）認為，魯迅從棄礦學醫，再到棄醫從文，不斷走進了他自己。“決定魯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種學科更能滿足自我的內心需要”。張均（中山大學）從農民形象的梳離與啟蒙主義之關系的角度，認為《阿Q正傳》是“啟蒙主義獨斷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學）對魯迅作品看客、戲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討論了魯迅作品與“戲臺文化”的關系。陳偉華（湖南大學）對大學《阿Q正傳》的教學圖示了新的體驗。   不少學者對具體經典篇目進行了新的解釋。吳曉東（北京大學）提出了關注20世紀30年代文學對傳統文學借鑒的思潮問題，他以何其芳《畫夢錄》所寫三個獨立志異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蓮教某》為例，研究了“為什么何其芳的現代散文創作選擇了這三篇古代故事進行改寫？三個故事之間呈現了怎樣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寫之后的散文與原著之間有著什么樣的異同？改寫后的現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詩學屬性？”認為“《畫夢錄》由此給我們提供了考察中國現代創作與古典文學之關系的一個耐人尋味的文本。”馬俊山（南京大學）認為過去對丁西林《壓迫》解讀都不能真正揭示《壓迫》的思想特性“，全劇都是圍繞著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開的。這是一場權益之爭，作者探討的是現代人的自由界限問題。”“深層反映的現代中國權利和自由意識的覺醒，這是它超越同時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現代性、經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國興（華南師范大學）研究了“我”在艾蕪《山峽中》的敘述位置選擇與文本價值的關系問題。賈振勇（山東師范大學）認為茅盾《蝕》等早期小說中，“政治創傷體驗激發了茅盾的藝術才情，‘絢爛中的哀傷’之美”“是他藝術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學教材對茅盾作品的闡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識形態規訓的結果”。徐仲佳（海南師范大學）認為周作人現代思想根源有一個從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國傳統文化的變化。趙京華（中國社會科學院）通過對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讀日偽時期周作人對戰爭、國家、文化、個人際遇的認知和感守約同時，試圖提出那段戰爭期間出現的‘漢奸’現象的歷史性和普遍性問題”。高恒文（天津師范大學）通過“破門”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啟無與周作人文學關系沿革及變化，從獨特視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風的另一面。陳希（中山大學）分析了近十年來《雷雨》演出由傳統主題到超越現實的人性探索、傳統表現形式到融入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變化，認為更體現了《雷雨》創作原意。吳曉梅（昆明學院）分析了張愛玲、蘇青小說與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關系和獨立價值。夏中義（同濟大學）認為1949年前的“朱光潛個人學術史”“最具創意”。#p#分頁標題#e#   謝家順（池州學院）對張恨水小說作了民俗學的闡釋。方維保（安徽師范大學）認為蘇雪林從個人書寫向國家敘事的轉變，體現“國家情懷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成年鏡像”。   還有學者對整體現代文學創作進行了探討。劉勇（北京師范大學）認為“文學流派的價值和意義不僅僅在于體現出地域文學的某些特質，它們還有新的研究空間，這就是文化資源的開掘與發現”。邱雪松（西南大學）考察了現代文學與現代出版關系的演變，“自1920年代中期開始，新文化運動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誕生，呈現為古舊書店，大書局，新書業三足鼎立的局面。”黃曉華（湖北大學）分析了寓言型修辭中作為先覺者的癲狂，到詩意化修辭中作為高蹈者的癲狂，再到寫實化修辭中作為毀滅者的癲狂的三種現代癲狂敘事，是“現代人認同境遇的一種隱秘的集體隱喻”。肖向明（惠州學院）研究了清代以來民間信仰與中國小說敘事的演變，追溯有其敘事潛在的“近代性”因素。   詩歌經典研究，體現了學者們不同的關照角度，特別是對現代詩學涉及個人真實等哲學相關命題作了探討，如段從學（四川師范大學）認為馮至《十四行集》是“在個人與世界的關聯中，在個人的變化和豐富中來尋找個人真實性的生存論道路”，與魯迅《墓碣文》“把自我當作客觀認識對象”構成潛在的對話關系。陳茜（江西師范大學）在比較廢名的“渾圓”與朱英誕的“清淺”之差異中，思考朱英誕被文學史家忽視的原因。陳衛（福建師范大學）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關詩論的影響與貢獻為據，認為“朱自清是中國現代詩學的奠基人”。馬云（河北師范大學）分析了李金發詩歌與羅丹的關系，認為“《棄婦》是對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羅的《圣馬德萊娜》和羅丹的《丑之美》的藝術感悟。”“他的詩是象征的，也是寫實的。”在散文研究中，陳嘯（南通學院）從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論言說、創作實踐等方面探討京派文人把純“美文”以及對散文文體本體性回歸為鵠的的一次極具價值的散文文學嘗試的內涵及意義。小說研究方面，羅曉靜（中南財經政大學）對晚清小說《孽海花》“對個體欲望、情感、微觀社會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異之處作了分析。   陳思廣（四川大學）對1927——1939年間三次長篇小說征文與獲獎小說作了發掘與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長篇小說征文為人們所忽視的原因。閻浩崗（河北大學）對近年來《李自成》的評論進行了反思。   三　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聯   近二十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界，對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關系的思考，一直處于轉型的焦慮之中，并成為多次會議研討的主題，隨著當代文學的延伸，這個問題得到的關注越多，這既關系到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學科的關系問題，也關系到如何書寫現代文學史。本次年會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對問題的研究開始深入。   關于民國文學、共和國文學的命題，關于近代、現代、當代的整體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問題，都繼續引起一些學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學）在大會發言中，更把這個問題提為“新舊文學的分水嶺——尋找被現代文學史刪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學開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體制誕生；法律保證了言論等現代人權；法律保護對倡白話、開報禁、言論自由、啟蒙產生了巨大作用，使現代文學一直比當代文學質量高；通俗文學得到長足發展。張福貴（吉林大學）繼續他2003年提出的“中華民國文學”作為現代文學命名的說法，同時主張把當代文學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他從文學的性質和觀念、作品構成因素、形象的置換、作家身份以及文學組織機制的變化四方面論證了這是兩種“本質差異”的文學史。李怡（四川大學）看到了國家形態諸如法律、經濟、教育、宗教、生活習俗以及文學生產、傳播過程等等“結構”性因素形成了某種綜合性的效應，因而贊同民國文學史的說法，謂為“民國機制”。黃萬華（山東大學）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題，認為1945后十年，解放區文學“擴展”到大陸和國統區文學“萎縮”至臺灣、以及香港接納現代文學各種傳統，要結合在一起考察。朱棟霖（蘇州大學）在現代與古代的基本差異比較后，提出“現當代中外文學比較史就是現當代中國文學史”，認為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論深度的形態，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學術方法與思路”。高旭東（中國人民大學）以1894年出現翻譯小說為始，認為1894到1917應稱為“前五四的現代熱身階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雜的現代性與超現代的一元確立”，1949到1979是“超現代的一元模式從僵化到自我解體”。謝昭新（安徽師范大學）從“政治意識的演化”并通過這種演化的具體形態變化，論及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聯”。   在打通現當代文學的角度上，更多學者選擇了從題材、主題、藝術、地域、民族等角度進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這次年會的一個新的動向。段美喬（中國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葉詩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發，探討了現當代文學關聯的一個獨特現象：學界對40年代九葉派的研究，共性的關注大于個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現的過程中，九葉詩人們表現出的差異性卻遠遠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學）談到了“當代”建構過程的種種合力，并分析了現代作家在建構中自我更新與認同。王衛平（遼寧師范大學）提出重返文學中心，對經典進行重新厘定，對學科進行新的整合，強調經世致用。袁盛勇（重慶師范大學）認為對時代“魯迅現象”的清理，“其實也包含了對于當代知識分子和魯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張要對魯迅采取一種較為古典的學術研究態度。白浩（四川師范大學）認為“西部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也曾有兩次作為策動中心的機會。他以延安與當代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負能動力量、以及這種動能的有限、動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學）以晚清以來中國作家的朝鮮題材關聯，認為經歷了認知，亡國鏡鑒、休戚與共、南方缺席、“華風”“韓流”四個階段。張鴻聲（中國傳媒大學）以北京空間敘述為線索，研究了現當代文學的差異，認為“現代文學主要對北京進行古典性敘述”，當代文學“新北京”空間敘述轉向對一些新的城市景觀，其間所體現的，是新舊城市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劉永麗（四川師范大學）認為，現代歷史時期中國文學中“反城市主義”主題“在當代文學中得到繼承和發展”，20世紀該主題與儒家文化、西方反現代性思潮、殖民主義及民粹主義有關，“當代文學的‘反城市’的內在原因又有新質表現。王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以中西文化碰撞下產生“跨國戀”敘事為題，研究了晚清王韜、周瘦鵑和現代徐?、無名氏的相似相異。俞敏華（浙江師范大學）比較魯迅《我的第一個師父》和汪曾祺《受戒》，認為“這兩位常常被指認為風格迥異的作家，卻在同一個問題上，表現出了趨同的價值觀念”。張麗軍（山東師范大學）以老舍《駱駝祥子》、蘇童《米》和賈平凹《高興》為例，研究了百年農民與城市關系的審美嬗變：即“以善抗惡”、“以惡抗惡”到“以善尋善”。趙凌河（遼寧大學）以施蟄存到余華為例，描述了“現代走向后現代，從‘內在現實’的追求走向‘不確定’的甚至是顛覆性的表述”。葛濤（北京魯迅博物館）提出要以魯迅“立人”主張的思想在當代網絡文化中“立網民”。李繼凱（陜西師范大學）認為“書法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是被忽略的領域，“可以提供新的學術增長點”。錢曉宇（華北科技學院）提出中國當代幻想文學的傳承與新變的問題。#p#分頁標題#e#   汪衛東（蘇州大學）認為“從五四到80年代，中國的人道主義言說都只能是到人為止”，“無法生成真正擺脫非人存在的新資源，也無法拓展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劉殿祥（大同大學）以聞一多學術研究為例，提出在國學熱背景下“現代作家的學術經典之于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羅紱文（貴州大學）從新詩對舊詩借鑒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詩之“舊路”，研究了“中國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關系的幾種模式”。   張瑩（四川師范大學）認為，王朔、劉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網絡小說等，表現出文學的影視轉向。   在打通的學術背景下，本次年會出現了專門把注意力轉向當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國（華中科技大學）認為近二十年中國文學里面呈現出四大“癥候”：簡單的“日常”與慵懶的“審美”、墮落的“身體”與貨幣化的“欲望”、價值誤置的“戲謔”與審美倒錯的“狂歡”、溫馨復制的“底層”與精神撤退的“民間”。耿傳明（南開大學）認為，在“掊精神而張物質”的當下，正顯示“《紅旗譜》的文學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義”。劉海軍（重慶大學）從鄉村脫序的全貌、城鄉沖突的文學表征與農民底層身份的焦慮這三個方面著重探討新世紀鄉村小說的特征與變化。   四　現代文學與成都   現代文學的地域文學研究日漸與地方文化研究相滲透，拓展了現代文學研究的領域，本次年會圍繞現代文學與成都的主題，對現代文學與成都形象成都書寫、對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蕪等與成都以及抗戰時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過的朱光潛、朱自清等人進行了研究，描繪出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幾位大家的淵源關系，同時探討對地域與文學的獨特關系與美學意義。   在總體概括現代文學與成都作家的關系時，吳定宇（中山大學）用多元構成的“西蜀文化之氣”加以概括，認為郭沫若樂山沙灣的“匪氣”、李?人成都的“市井氣”、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書卷氣尤為突出。譚桂林（湖南師范大學）認為，抗戰時期向大后方遷移的眾多佛教期刊，“對發掘新文學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現代佛教文學的發展趨勢”有重要意義。李永東（西南大學）認為，外省作家的成都書寫，能讓我們領略“他者”文學視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審美風格：傾向選擇陰柔、靜穆、低沉格調的意象來摹寫成都，發現北平情調或江南風味，“舊中國都市的風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圍。逄增玉（中國傳媒大學）以四川現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東北和四川抗戰小說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質論的偏差與學術界評價同一，認為“需要還原，以呈現文學史的多元面貌和聲音。”郝明工（重慶師范大學）描述了抗戰時期“雙城書寫”現象：縱向歷時性成渝書寫、橫向共時性京渝書寫、縱橫交錯整合性蘇渝書寫，體現出“以趨向民族史詩的藝術高度”。秦方奇（平頂山學院）以南陽《前鋒副鐫》為例，認為“在關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對為數眾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學報刊給予足夠的重視。   年會對巴金創作關注最多。陳思和（復旦大學）對新近刊發的巴金1928年計劃寫的中篇小說《春夢》殘稿作了闡釋，認為“《春夢》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以后開始創作的未完稿”。“《春夢》殘稿的發表構成了對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個挑戰。”他認為“目前我們看到的《春夢》殘稿并非是原來巴金回憶中的《春夢》，而是一部已經走樣了的書稿的片段，它與巴金曾經告訴我們的創作設想中的《春夢》并非是一回事”。吳雙（西華師范大學）認為《憩園》、《第四病室》、《寒夜》里“來自故土被反復強化的記憶在深層無意識中形成文化象征符號”，匯聚成了巴金筆下獨特的“川渝意象”。金進（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認為《家》通過巴金及其信仰變化透視了30年代的文學視界：高老太爺、覺新形象“人性善惡的揭示”的體現，覺新、覺民和覺慧的象征反映（分別代表傳統性格、五四余緒、社會主義）。魏建（山東師范大學）對《沫若詩詞選》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詩詞選》何以出現版本問題，并依據所得校勘數據糾正對單行本《沫若詩詞選》與《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詩詞選》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錯誤的認識。張全之（重慶師范大學）據1923年《國家的與超國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創作中的“超國家”意識的問題“來自于當時泛濫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鄧偉（重慶工商大學）認為“李?人的文學選擇與新文學主流明顯有著某種的距離感與疏遠感”、“其小說有著某種明顯‘舊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師范大學）認為李?人、沙汀筆下的成都茶館敘事“以介于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樣貌體現了現代性與傳統之間對抗消匿、變異融合或因勢而上等多種樣態。”除了對四川籍特別是在成都出生、成長的作家進行與成都風情關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戰時期旅蓉作家的創作。李琴（四川師范大學）以清末民初四川報刊出現的首個專門文藝副刊《娛閑錄》為例，考察了主筆李?人及吳虞等人創作的百余篇小說，并論及《娛閑錄》并入《四川群報》副刊后李?人成為《四川群報》首任主筆及副刊編輯的史料及意義。在對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師范大學）認為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表明朱光潛并不是一般讀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審美的學者，而是一個積極介入現實斗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王曉冬（西南大學）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張恨水抗戰小說特有的空間意識，以及這種意識在社會化小說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溫儒敏，在大會閉幕式上，對大會取得的成功作了總結，他認為，“年會開得很好”，有三個特點。一個特點，是一個年輕的會，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輕人。這個學科已經有五代學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這次會很多第五代參加進來了，很踴躍。#p#分頁標題#e#   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個特點，這個會有很大投入、論文有120多篇，都很認真。現在這樣認真的會很少了。第三個特點，有生長的態勢和新的生長點。現代文學與語言的問題，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也是最難的一個問題，也出現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實的著作。研究文學語言要進入它很深的機理，必然要觸及到個性的問題。這次會議問題提得很好，還有些問題像漢語文學史的問題，像曹萬生老師那個書，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漢語文學史跟國別文學史怎么說。這個可以討論。我提幾個希望。第一，我希望我們這個學科能夠參與現實，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個持重的風格。第二，希望更年輕的學者把現當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輕一代應該從我們的教訓中走出來，做更大氣的文章。

第一篇：初中信息技術教學任務驅動應用

【摘要】

作為一種先進的教學方法，任務驅動教學法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欲望，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所以，在課堂教學活動中，有效應用任務驅動法，成為教師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手段。本文通過簡要分析任務驅動教學法的含義，指出任務驅動教學法在初中信息技術教學中的具體應用方式，以期能夠提高初中信息技術教學的質量，提升學生的信息技術水平。

【關鍵詞】

初中;信息技術教學;任務驅動教學法;含義;方式

目前，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信息技術教學逐漸成為初中教育階段中的重要組成科目，然而，由于教學觀念落后、教學模式單一，信息技術教學的質量較差，所以，引入先進的教學模式，合理開展信息技術教學活動，不斷提高信息技術教學的質量，成為廣大信息技術教師的教學任務。

1.任務驅動教學方法的含義

第一篇：中學物理教學情境構建分析

1在中學物理教學過程中構建問題情景的必要性

1.1構建問題情境要符合物理學科的特點

物理是一門比較有用與有趣的學科，也是把實驗作為前提的學科，觀察與實驗是物理教學基本手段與方式．由此可見，物理教學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物理觀察與實驗兩方面，同時根據物理內部本質的特征，適當構建物理學習的環境，通過形象生動的情景學習物理知識，這樣可以有效地提高物理教學質量．

1.2構建問題情境要與學生心理的活動需要相符合

大多數中學生心理都具備半成熟特點，且心理發展較為不穩定，很容易因為外界條件受到影響．相關心理學的研究指出，中學生思維活動一般都是從問題開始，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可以得到發展．一些課堂實踐可以看出，中學生一旦接觸新知識時，通常會對一些難題產生解決問題的心態．因此，中學物理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構建問題情境，使得學生充分融入教學活動中，進而提高中學生物理成績．

2構建問題情境對于中學物理教學的作用

作者：陳昭斌 單位：深圳市南山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衛生檢驗學（HealthLaboratoryTechnology，HLT）是預防醫學中一門重要的學科，它包括衛生化學檢驗和衛生微生物學檢驗兩大部分。通過日常的監測檢驗，以查明有害因素對人體的可能危害，為衛生防疫工作的正確決策提供準確可靠的數據，從而采取措施預防疾病的發生，達到保障人群健康的目的［1］。按照目前的發展情況，至少衛生毒理學檢驗應該包括在衛生檢驗學科內，成為其第三大部分。作者認為，衛生檢驗學應定義為：以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微生物學、毒理學和預防醫學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技術為基礎，研究與人體健康相關的產品和環境中理化、生物和毒物因子檢測的理論和技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衛生檢驗技術，是指應用于檢測與人體健康相關因素（產品中衛生指標和環境中的危害因素）量值的技術。主要包括理化、微生物、寄生蟲、臨床和毒理學檢驗技術等。衛生檢驗，即我們常說的衛生檢驗工作，主要是指衛生檢驗技術工作，通常叫做衛生檢驗或衛檢。它包含具體的檢驗技術工作和對檢驗技術的管理工作。衛生檢驗事業，是指把涉及到衛生檢驗的學科、專業、組織、技術和管理等諸多方面的發展當成一個完整的事業來看待，來研究。本文簡要地總結了60年來新中國衛生檢驗事業取得的輝煌成就及其現狀。展望了衛生檢驗技術、衛生檢驗人才和衛生檢驗學科和專業的未來。

1國家衛生經費投入已大幅度增加，中央新政策再添新保證

國家衛生經費投入已大幅度增加。我國政府預算衛生支出，自改革開放以來有大幅度的提高，如2006年為1778.9億元，是1980年51.9億元的34倍多［2］。其中投入到疾病預防控制方面的費用無疑也在大幅度地增加，如，僅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新址的投資2002年通過評估就達17億元［3］。又如，2004年，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遷建項目經省發改委批復立項，總投資為5.06億元［4］。中央新政策再添新保證。2009年4月6日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2009年3月17日）明確指出：今后三年中，“全面加強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健全疾病預防控制、健康教育、婦幼保健、精神衛生、應急救治、采供血、衛生監督和計劃生育等專業公共衛生服務網絡，并完善以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絡為基礎的醫療服務體系的公共衛生服務功能，建立分工明確、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協調互動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提高公共衛生服務能力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能力，促進城鄉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完善政府對公共衛生的投入機制。專業公共衛生服務機構的人員經費、發展建設和業務經費由政府全額安排。”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是主要的專業公共衛生服務機構之一，政府全額經費的保障將極大地提升政府經費的投入，將進一步推動衛生檢驗技術的提升和衛生檢驗工作的開展。

2從事衛生檢驗技術實際工作和研究工作的機構在增多，覆蓋了全國縣級及以上行政區劃的所有地區

衛生檢驗機構廣泛分布于不同部門。目前，我國從事衛生檢驗技術工作的部門主要分布在國務院的衛生部、國家質檢總局、環保部和教育部等幾大部門的下屬機構，尚不包括中央軍委的總后衛生部的軍隊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系統。如國家衛生部直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以及全國各地的CDC，國家質檢總局的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生物制品研究院所、中國標準化研究院、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中國質量認證中心、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中心及其相應的全國各口岸衛生檢驗檢疫機構和各地方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機構，國家環境保護部的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和各地環境測機構，水廠，制藥，各大學醫學院校、研究所等。衛生檢驗機構覆蓋了縣級以上行政區劃地區。就各地CDC而言，都加掛了“衛生檢驗中心”的牌子，實行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模式，足見衛生部對衛生檢驗技術重要性的認識。建國60年來，我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稱衛生防疫站）由1949年的1個，到1950年的61個，1980年的3105個，1990年的3618個，2000年的3741個［2］。到2008年末的3534個，其中：省級31個、市地級390個、縣（區、縣級市）級2708個。尚不包括專科疾病防治院（所、站）1310個等其他從事衛生檢驗工作的機構（此數據尚不包括臺灣、香港和澳門）［5］。截至2007年12月31日，全國縣級以上行政區劃共有3226個：省級34個（23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2個特別行政區）；地級333個（50個地區（州、盟）和地級市283個）；縣級2859個（1635個縣（自治縣、旗、自治旗、特區和林區）、縣級市368個和856個市轄區）［6］。因此，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完全覆蓋了全國縣級以上行政區劃的地區。

3從事衛生檢驗實際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員數量在不斷增加、素質在持續提高

第一篇：高中生物科學史教學問題及其改進建議

1強化知識傳授，弱化能力培養

關于“光合作用的探究歷程”的課堂觀察: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在介紹完光合作用的概念后，讓學生閱讀教材中科學史的相關內容，并利用這段時間在黑板上對這一部分內容進行了列表總結(表中包括時間、科學家、實驗過程和實驗結論)，然后對薩克斯、恩格爾曼以及魯賓和卡門的實驗進行了分析(分析自變量和因變量、處理方法以及注意事項)，共用38min。關于“細胞學說建立的過程”的課堂觀察:本節課的主要教學內容是關于細胞的多樣性和統一性，在講解完真核細胞和原核細胞后，還剩16min時間。教師在簡單地解釋細胞學說的三個要點后，將教材“資料分析”欄目中“細胞學說建立的過程”留給學生自主閱讀，然后選擇了討論題中的第二題進行提問(討論題:①通過分析細胞學說的建立過程，你領悟到科學發現具有哪些特點?②細胞學說主要是闡明了細胞的多樣性還是生物界的統一性?③恩格斯把細胞學說列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細胞學說的地位和意義為什么如此重要?說說你的理解)。原因探討:上述兩則案例雖然在教學中都應用了相關的生物科學史，但教學目標過于單一，僅僅將目標定位在落實科學知識上，學生并沒有獲得任何方法和情感體驗。有調查表明，教師對生物科學史的教育價值持肯定態度，但是多數教師卻是為了學生更好地學習知識而引入科學史材料。導致上述問題出現的原因，固然有考試評價指向的問題，但更重要的問題在于教師對于生物科學史所蘊含教育價值的認識不夠。《普通高中生物課程標準》明確指出:“學習生物科學史能使學生沿著科學家探索生物世界的道路，理解科學的本質和科學研究的方法，學習科學家獻身科學的精神改進建議:在教學中不能局限于只告訴學生現成的靜態結論，還要追溯它的來源和動態演變;不能局限于知識本身，還要揭示其中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不能以知識為唯一目標，還要挖掘其中所蘊含的思維品質和思想觀念。要把邏輯的推演同人們認識的過程聯系起來，達到邏輯和歷史的辯證統一，真正揭示科學發展的精髓。

2盲目選擇材料，加重學生負擔

關于“遺傳因子的發現”的課堂觀察:在教學時，教師利用多媒體，用18張幻燈片介紹了孟德爾生前身后，用20張幻燈片介紹孟德爾的論文及其思路，其后還詳細介紹了孟德爾“造假”案溯源及其孟德爾的精神遺產。整節課上學生眼花繚亂。關于“現代生物進化理論”的課堂觀察:在教學時，教師利用多媒體，先介紹生命進化的證據(胚胎學、比較解剖學)，然后陸續介紹了早期進化論(布豐、拉馬克、華萊士)、達爾文進化論、綜合進化論(哈迪、溫伯格、赫胥黎)、中行進化學說(木村資生)。學生忙于閱讀，沒有任何思考的時間。關于“光合作用的探究歷程”的課堂觀察:在教學時，教師利用多媒體，先后介紹了亞里士多德、赫爾蒙特、普利斯特里、森內比爾、薩克斯、恩格爾曼以及魯賓和卡門等的實驗，甚至希爾反應、卡爾文循環的詳細過程，遠遠超出了高中生的認知能力和生物學課程標準的要求。原因探討: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時，既沒有考慮高中學生的認知特點，又沒有認真研究課程標準，甚至認為多補充一些課外教學資源一定會有助于學生的學習。在選擇材料時又沒有充分考慮所選材料的價值，這些資料的簡單積累無疑只會大大加重學生的負擔。改進建議:教師在備課時，要認真研讀課程標準，努力吃透教材，同時還要充分考慮學生的認知水平，有計劃、有目的地選擇適當、適量、適度的科學史材料為自身的教學服務，為學生的學習服務，絕不能追求量的擴張，要努力做到對生物科學史素材的應用既到位又不越位。

3過分強調功能，導致本末倒置

關于“細胞學說建立的過程”的課堂觀察:本節課的主要教學內容是“細胞的多樣性和統一性”，教師先要求學生自主閱讀，然后詳細分析細胞學說建立的過程(包括知識、方法、精神)，緊接著又讓全班大多數的學生談自己的體會，占用40min時間，而對細胞學說的內容以及原核細胞和真核細胞的比較只進行粗略的介紹，最終導致本節課的知識目標沒有達成。關于“生物膜的流動鑲嵌模型”的課堂觀察:在教學時，教師利用多媒體，用了21min先后介紹了歐文頓的物質通透性實驗、荷蘭科學家Gorter和Grendel的紅細胞膜實驗、羅伯特森(J．D．Robertsen)的電鏡實驗、LarryFrye等的人－鼠細胞融合實驗以及生物膜的流動鑲嵌模型的基本內容，用剩余的時間指導學生完成課外制作“利用廢舊物品制作生物膜模型”。原因探討:教學中引入生物科學史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其積極主動地參與教學;展示知識發生過程，幫助學生深刻理解知識。但如果對生物科學史的教育功能的盲目應用，也會造成本末倒置、主次不分。改進建議:對教材中與生物科學史有關的教學素材，要認真研究，合理定位。教材中提供的教學素材僅僅充當“腳手架”的作用，目的是促進學生對結論性知識的理解，并進一步促進對科學本質的理解。教師一定要結合課程標準作出合理的判斷，回歸課堂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