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曉英 單位：重慶理工大學

計量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將經濟理論、數學和統計學等工具應用于經濟現象定量分析、以揭示經濟活動中客觀存在的數量關系為內容的分支學科,在經濟學學科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該課程的主要特點是理論與實際應用并重,要求學生既要認真學習基本理論知識,又要注重計量經濟方法在實踐中的應用。學好這門課程,能提升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研究能力,能改善學生的知識結構。因此本課程在大學的人才培養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計量經濟學的學科地位

計量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我國計量經濟學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80年以后得到迅速傳播和發展。1998年,國家教育部經濟學類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將計量經濟學列為經濟學類各專業必修的八門核心課程之一。這標志著我國經濟學學科教學走向現代化和科學化,對我國經濟類人才培養質量產生重要影響。目前,計量經濟學課程在我國眾多高等院校中已經普遍開設,全國各高校紛紛將該課程列為重點建設對象,在教材建設和課堂教學上投人大量精力,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高水平的教材相繼出版,該課程的教學水平也明顯提高。據李子奈教授調查,高等學校財經類(1992年以后的經濟類)專業開設《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比例:1980年為0%,1987年為18%,2006年為98%。

計量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已經廣泛應用于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成為用于分析非確定性對經濟和管理活動影響效應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翻開國內主要的經濟類學術期刊可以看到,利用計量經濟學模型研究分析我國現實經濟問題已經成為論文的主體。據李子奈教授調查,近十多年來,以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為代表的經驗實證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學理論研究和實際經濟分析的主流方法。僅以《經濟研究》發表的論文為例,對1984—2007年《經濟研究》發表的近3300余篇論文進行統計分析,以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作為主要分析方法的論文占全部論文的比例,1984年為0,1992年為5％,1998年為11％,然后迅速提高,2007年達到53％。而且研究對象遍及經濟的各個領域,所應用的模型方法遍及計量經濟學的各個分支。進入本世紀以來,隨著微觀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的發展與傳播,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在社會學、管理學領域迅速擴張,也已經成為一種趨勢,這一趨勢也有力地促進了計量經濟學知識在經濟管理類專業的普及。毫無疑問,在我國,計量經濟學模型已經成為經濟理論研究和實際經濟分析的一種主流的實證研究方法。目前,“計量經濟學”已成為我國經濟管理類專業最為關注、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因(R．Klein)所說:“計量經濟學已在經濟學科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大多數大學和學院中,計量經濟學的講授已經成為經濟學課程表中有權威的一部分”。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P.Samuelson）甚至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學是計量經濟學的時代”。

二、計量經濟學對大學人才培養的作用

進入21世紀以來,社會信息化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與人文文化相互滲透和融合的趨勢,正對我國現有經濟學和管理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為適應新世紀對人才素質的要求,經濟學和管理學專業應當加強建設能拓寬專業口徑,調整知識、能力、素質結構的課程群。計量經濟學正是其中之一,它能從以下四個方面提高人才培養工作的質量。

在現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才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能否擁有高素質的人才，決定著企業甚至是整個行業的興衰。而人才的培養來自于高等教育的發展，能否擁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決定著國家培養人才的水平，甚至是國家的未來。   一、中外高校金融專業課程設置比較   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是培養優秀人才的關鍵，所以課程設置是整個教育教學的核心和關鍵。   我們現以俄羅斯為例簡要介紹中外課程設置的差異:俄羅斯某高校金融專業本科階段課程設置［1］:課程設置國家歷史、俄羅斯及國外文學、哲學、心理學和教育學基礎、宗教研究、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基礎、外語、俄羅斯憲法基礎、生態學基礎、生命安全、國防、勞動保護基礎、體育、政治經濟、微觀經濟、宏觀經濟、經濟學說史、經濟歷史、經濟數學、計量經濟學、統計學、信息和計算機技術、企業經濟、管理學、市場經濟、企業金融、會計、經濟分析、保險、投資、經濟法、國際經濟、財務管理、稅收體系、銀行程序、金融市場、財務分析、基金市場、貨幣與信貸、資產定價、國際金融市場、第二外語、國家經濟部門和區域金融、區域金融的當代問題、審計學基礎、金融風險管理、國家資金目標學期論文政治經濟、微觀經濟、企業財務、保險、國家金融、稅收體系、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市場國內某高校金融專業本科階段課程設置:公共必修課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中國近代史綱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形勢與政策、大學英語、計算機基礎、大學體育、大學語文、大學生就業指導專業必修課政治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會計學、統計學、計量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財政學、國際金融學、中央銀行學、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學、金融市場學、證券投資學、保險學、經濟法專業限定選修課投資銀行理論與實務、期權期貨與其他衍生工具、金融工程、西方金融理論、公司財務、資本運營、信用管理、管理學、金融英語、財務管理通過以上兩所學校課程設置的比較，可以看出國內金融學專業課程設置與國外存在一些差異:   1．國內課程設置單一和僵化，沒有重視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我國金融市場起步較晚、發展比較落后，決定了我國金融專業培養目標的單一性，主要是銀行、證券領域，因此導致了課程設置單一和僵化。課程設置主要集中在貨幣銀行、銀行經營管理、證券投資，長期以來課程設置單一僵化，不能緊跟金融實踐的發展需要。而現代科技和現代生產的發展，要求大學課程必須加強學科間的交叉和橫向聯系［2］。國外的課程中涉及到了哲學、心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第二外語，甚至是勞動保護和宗教，這些綜合性跨學科的課程設置可以使學生擴大視野，更有利于畢業生很好地適應社會和工作崗位。   2．從國外的課程設置中可以看到除了基本課程以外，還有一部分就是學期論文。國外高校從大二開始每學期都要求學生就本學期的課程完成一至兩篇學期論文。這是列入教學計劃并在學期末要進行考核的。這樣可以使學生綜合運用課程學習中獲得的知識，綜合閱讀文獻資料，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相比國外，國內在這方面做的稍顯欠缺。   3．國外大學四年每學期都安排有課程，并且學生到課率非常高，因此以上的課程學生都能夠得到全面的學習。而國內到大四安排課程非常少，大四第二學期基本沒有課，而且大四學生由于考研、找工作、寫論文等諸多原因，到課率非常低，因此以上很多課程學生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學習。   二、中外高校教學模式比較   1．我國金融學本科階段課程多，主要依靠教師課堂授課，這有助于學生系統地掌握基礎知識，但是有可能成為培養學生獨立性和創新能力的障礙。教師開設了大量的課程，以統一式的課堂講授為主，造成了學生學習主動性缺乏，自學和討論的時間太少，使有限的學習討論流于形式。相比而言，俄羅斯高校教學方式就顯得非常靈活。每門課程通常都分為大課小課兩種形式。每門課程在每周都設有一次大課，叫做講授課，這種課程是合班上的，教師統一式的授課，講授基本的理論知識。同時每周該課程還設有一次小課，即討論課，這時要分成小班，由不同教師組織學生對這門課程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討論內容豐富，方式靈活，學生可以與教師自由交換意見和觀點。這也是一個鼓勵學生提出新觀點、新方法的學習過程。   2．國內高校本科階段課堂時間繁多，課外時間不足。除了安排滿滿的課堂學習時間外，還有學校規定了早晚自習。而國外的教育是教會學生怎樣去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俄羅斯教育一直以來非常注重學生獨立工作能力的培養，啟發他們主動學習，不是簡單地從老師那里接收知識的單向過程，而是鼓勵學生廣泛閱讀，深入研究，并就所學內容提出疑問，不斷思考［3］。俄羅斯高校一般一天時間只有半天是在學校上課，其余時間學生可以自由支配。這就給了學生充足的時間去閱讀和思考，形成自己的問題和觀點，然后拿到討論課上去研究討論。在這種教育的熏陶下，學生不僅能全面掌握學科知識，而且具備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國內高校考核方式僵化落后，無論考試課還是考查課，全靠一張試卷來考核學生的成績。其中客觀題占40－50分，主觀題占50－60分。在這種考核方式下，有很多學生全靠期末突擊，不論其是否真正掌握了這門課程的知識，也能考一個不錯的成績。而國外的考核方式就相對較為靈活，教師在考核中的主動性也比較強。考查課有很多不是筆試，而是口試。每個學生接受教師面對面地提問問題，一般為3個問題左右。考查課成績沒有等級，只有過與不過，并且教師有資格對每班學生中的3－5個進行考查課免試。考試課不是出一套試卷，而是針對這門課程，每個學生有3－5個論述題，考查學生對知識的綜合掌握能力。考試課成績實行五分制。并且有些課程要求完成學期論文，完成學期論文是參加期末考試的前提，否則將不具有參加考試的資格。在這種考核方式下，教師具有比較強的主動性和靈活性，考核了學生的綜合能力。#p#分頁標題#e#   三、啟示與借鑒通過以上對中外課程設置與教學模式的對比分析，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1．課程設置要從社會需求、知識結構和學生的接受能力等多方面綜合考慮，既要學習國外課程設置緊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適時作出調整，又要根據我國的國情開設課程，而不能完全照搬國外的課程設置。比如，雖然我國當前主要任務是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但我國還是銀行主導型國家，銀行還是金融專業畢業生的主要去向。所以在開設金融學課程的時候就要針對這一點，立足于宏觀金融，以微觀金融為輔，這樣才能既適應我國國情又能與世界接軌［4］。   2．國外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理念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國外很多金融學、經濟學的教授都是各大銀行的行長、保險公司的高層，擁有相當豐富的實踐經驗，并且國外學生的實踐機會也比國內學生多很多。   3．改變滿堂灌的教學模式，注重培養學生的科學研究能力。國內的教學模式給學生灌輸了大量的類似“1+1=2”這樣的“無用的、絕對正確的”知識，而教給學生的有用的方法太少，這樣的學生動手和科研能力都會比較低下，難以適應人才市場的需求。我們必須改變現行的教學模式，少講多做，真正把相應學科的概念、原理、方法教給學生，促使學生形成研究性學習習慣，有更多的思想空間。   4．改革考核方式，賦予教師更多的靈活主動權。讓教師可以根據課程的特點，靈活地選擇筆試、口試或是其他考核方式，消除僅憑一張試卷決定學生成績的應試教育的弊端。   我國金融學大學生的培養目標應該是培養能夠適應和滿足經濟全球化要求和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客觀要求的熟練掌握經濟學、金融學專業知識，具有較高的管理、決策、科研能力的應用型、復合性人才。改革那些陳舊過時的課程設置、教學理念、培養模式存在的弊端是實現上述目標的重要途徑。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自如應對來自各方面、全方位的挑戰，進而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一、已有文獻

1.政府支出結構。

在研究地方政府支出結構的文獻中，普遍的結論是地區間標尺競爭和官員晉升激勵競賽成為產生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尹恒和朱虹（2011）通過比較縣級財政可支配轉移支付作“增量收入”和“既有收入”的用途，分析了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官員獲得提高經濟增長率的激勵，證明了縣級財政存在生產性支出偏向。喬寶云等（2005）利用1979年~2001年的省級數據，發現地區間財政競爭導致政府存在對資本投資的偏好，義務教育財政支出不足，地方居民的經濟福利被忽視了。平新喬和白潔（2006）運用1999年~2002年省級數據研究發現，預算內支出主要用于教育等公共品，而預算外支出則主要用于滿足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傅勇、張晏（2007）運用1994年~2004年的省級數據同樣發現政府支出結構存在“重建設、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的傾向。

2.政府教育支出結構。

Su（2004）認為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會影響教育資源配置政策對經濟增長以及收入分配的效果，文章利用兩階段人力資本積累模型，證明基礎教育的支出偏向會有利于貧困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公平，實證部分探討了公共教育支出的經濟效應。廖楚輝（2003）利用Logistic模型驗證了政府在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支出偏向以及帶來的效益增長之間的關系，強調政府加大基礎教育投入力度在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初期的重要作用。李貞（2012）從教育支出的地域結構角度，借鑒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經濟收斂概念，提出政府應該縮小教育投入的地區差距，向貧困地區、農村地區以及人口大省有所傾斜。王蓉、楊建芳（2008）認為財政分權對省級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具有顯著影響。鄭磊（2008）研究認為地方政府之間的標尺競爭、財政分權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規模等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產生顯著的負影響，而財政自給度具有正效應。上述研究有助于澄清政府教育支出在三個層級教育以及區域之間分配偏向的原因，但很明顯，目前國內學術界在對于本科教育以及高等職業教育這兩類高等教育類型的撥款劃分比例研究上尚存在空白。2014年5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國家已經將職業教育作為教育改革的重點工作來推進，但從基層實踐的情況來看，政府對職業教育的投入要迎合我國經濟發展、產業轉型以及勞動力市場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還有很大差距。

3.職業教育投資回報。

DanielaGlocker、JohannaStorck（2014）利用夏普指數（Sharpe-ratio）研究了不同類型不同專業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與風險，發現應用學科和職業教育的收益/風險比值要高于大學教育。JonathanMeer（2005）研究發現，職業教育不僅有助于降低輟學率，而且提高了弱勢群體的收入。綜上，目前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矛盾使得高等教育需要被重新審視和定位，高等職業教育在調節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和技術技能型人才供給不足的矛盾中應該發揮作用，但是我國高職高專的發展現狀并不樂觀，因此本文試圖對地方政府職業教育支出的影響因素以及進行分析。

摘要：隨著我國流動人口逐步呈現老齡化的趨勢，他們是否能夠實現老有所養、是否已經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話題。為探索出促進流動人口基本養老保險繳納的有效方法，本文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進行實證分析，主要從流動人口收入、文化程度、政策認知和工作單位的角度出發，分析存在基本養老保險參與率低的原因，并從落實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國家政府合理適度補貼、加大政策宣傳力度以及加強監督管理力度等方面考慮提出改進建議。

關鍵詞：流動人口；養老保險；繳納情況；對策

0引言

近年來我國流動人口增長比例持續升高，且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逐步上升。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在經濟、文化交流、和社會建設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流動人口的規模持續增長且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這一群體的養老保障福利的缺失是我國社會福利建設進程中面臨不容忽視的問題。養老保險作為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對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流動人口是否能夠實現老有所養、是否已經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問題已為學者所關注。近年來杭州市通過各種舉措來吸引外地人才來杭發展，城市流動人口與日俱增，因此本文將杭州市作為調研點，以流動人口的基本養老保險為研究對象，設計了相關問卷，進行實證調查分析得出具有代表性的流動人口養老保險問題以及影響因素，并對此提出相關對策。

1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對流動人口的定義有多種理解，蔚志新（2014）提到我國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大家常常明確以“時間”和“空間”為衡量標準，把超過“一定”時間限度、跨越“一定”空間范圍的位置變動才視為人口遷移或人口流動。陳乙酉（2018）同樣解釋了流動人口是特有的概念是在我國特定的戶籍制度條件下所形成的，是指公民離開了其戶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和工作。基于此本文把流動人口定義為長期在非戶籍所在地居住、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圍繞流動人口養老保險參與意愿，國內學術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在養老保險參與狀況和相關影響因素，為完善流動人口養老保障制度提供政策建議等議題而展開。常仁珂（2014）認為地區乃至企業利益的沖突影響到流動人口的參保積極性。劉厚蓮（2019）研究認為流動人口自身參保意愿不強也是造成流動人口低參保率的原因之一。國外對養老保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系和模式的建立H．Robert＆J．E．Stiglitz（2001）提出在強制性的公共養老體系存在的合理性、養老保險模式的選擇、養老保險基金的籌資模式比較爭論比較激烈。此外Fan（2008）總結了關于流動人口社會保險政策的覆蓋面廣、可操作性強、政策條款詳細、制度本身的法律地位高等，對國內養老保障問題的研究有借鑒意義。綜上，我們發現關于流動人口養老繳納問題的研究，以往學者大多從宏觀角度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層面的研究，對于流動人口個人情況、身處環境及主觀感受方面的分析較少，沒有較為深入地探討。本文選用杭州市流動人口的基本養老保險為研究對象，從個人、企業、國家層面由淺入深，層層遞進得出流動人口養老保險繳納率低的原因并提出相關對策，所涉及的研究和相應對策更加細致，具有針對性，可供進一步優化設計思路。

2調研結果分析及問題

【摘要】隨著靈活就業群體越來越大，其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享受社會主義養老保險政策是一種必然選擇。通過對欠發達地區靈活就業人員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現狀進行分析，發現存在參保意識淡薄、繳費負擔較重、時有斷繳現象發生等問題，有些靈活就業人員甚至選擇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針對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率低、養老保險待遇低的現實情況，論文提出了激勵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的相關政策建議，對相關管理部門的管理及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靈活就業人員；基本養老保險；激勵；參保率

1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的現狀

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是主要面向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戶及靈活就業工作者。欠發達地區靈活就業人員年齡多在20～60歲，受教育水平不高，多數為初中或高中畢業，工作崗位不穩定，工作強度較大，對靈活就業人員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相關文件了解較少，更無法準確理解國家的政策，對自己是否應該參加養老保險比較迷茫[1]。相對于龐大的靈活就業群體，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率遠低于各類企業職工的參保率。欠發達地區靈活就業人員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普遍存在如下問題。

1.1參保意識淡薄

靈活就業人員中，30歲左右的青年人認為自己身體狀況良好，年歲較小，距國家法定退休年齡較遠，還有部分靈活就業者錯誤地認為參保收益和支出不成比例，參保動力不足。45歲左右中年人逐步意識到自己身體素質有所下降，且到了法定退休年齡最少繳費年限時，認為應該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卻面臨著上有老下有小的實際狀況，且此時子女多數正在就讀高中或大學，雙方父母多數已經步入老年，或多或少會有一些慢性疾病，生活和醫療成本都在增加，中年家庭面臨著較大的經濟壓力。靈活就業人員大多收入水平低，繳納養老保險的費用占總體收入的比例較大，為了緩解當下生活壓力，部分人員選擇放棄繳納養老保險來換取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1.2繳費負擔較重

［摘要］我國高等教育已進入到大眾化發展階段，涉及的主體越來越多，在此背景下，教育公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深化高校教學管理制度改革，平衡學生、高校、教師、社會等各方面關系，能夠為學生成長、高校發展、教師創新、社會進步提供助力，進而培養綜合水平更高、實踐能力更強的現代化人才。高校應完善學籍管理制度與人才培養方式，建立多樣化的教學考核評價制度，完善實踐教學管理機制，建立尊重、理解教師的教師管理制度。

［關鍵詞］教育公平；高校教學管理制度；深化改革

教育公平是指，在教育資源分配過程中，嚴格遵守公正平等原則，避免資源分配過度傾斜，教育整個過程中按照公平原則開展教學活動，個體均有進入高校享受教育資源、得到公正評價的均等機會和平等權利。

一、高校教學管理制度內涵辨析

從權力系統層面來看，高校教學管理制度的內涵在于實現集權與分權的統一；從教學管理層面來看，高校教學管理制度的內涵則在于實現引導與自主的統一。

（一）權力系統層面：實現集權與分權的統一

伴隨著高校學科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和知識迭代高速演進，高校校長及管理者在專業知識和學科建設中的優越性逐漸隱匿。在行政管理與高校學科發展重疊時，管理者由于行政能力與業務水平兼備，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超出管理者知識范圍部分的工作中，管理者逐漸讓渡部分權力，發揮自己的管理優勢，積極聽取專業學科帶頭人及其他教師的意見，并賦予相關教師部分決策權。如此，高校工作的決策就實現了集權與分權的統一。另外，在教育監督工作中，高校一般不設專門的考核與監督管理部門，而是將考核和監督工作細化于日常的行政與教學管理工作之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監督和考核工作的專業性建設，但實現了監督權力的分化，從而保障了監督和考核結果的公正性。由此，在高校的考核、監督工作中，集權與分權實現了統一。

【摘要】安徽省進入了新型城鎮化快速開展的新階段，實時抓住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新型城鎮化的實質，從社會進步、人口素質與生活水平、經濟增長、環境質量四個方面展開，選取16個指標建立新型城鎮化建設水平評價體系，對2007-2016年安徽省以及2016年安徽省16個地市的新型城鎮化水平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綜合測度，最后由綜合得分情況對安徽省各市進行模塊劃分。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安徽省；MATLAB

一、前言

雖然安徽省新型城鎮化建設水平現階段速度加快，但仍存在個別地區水平仍較低。安徽省新型城鎮化率從2010年的43.20%增加到2016的51.99%，年平均增長率為1.25%，大于全國平均增長率。合肥市和亳州市2016年新型城鎮化率分別為72.05%，38.28%，二者相差33.77個百分點。可以看出，新型城鎮化在各個地區發展不協調，所以通過科學的方法挖掘阻礙其城鎮化進程的短板是迫在眉睫的。

二、文獻綜述

中國學者對新型城鎮化的評價研究頗多。阿榮[1]等采用熵值法和層次分析法，基于此基礎，選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法對內蒙古自治區新型城鎮化水平進行測度；余艷昕[2]創新地將傳統的因子分析與聚類分析相結合來進行研究，科學的測算出重慶市各區新型城鎮化綜合水平，并給出了具體建議；錢力[3]等在測算甘肅省新型城鎮化進程水平的問題上，采用常用的主成分分析法，根據綜合得分對甘肅省進行了級別劃分。張巧玲[4]運用因子分析法對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優化，權重的確定采用CRITIC方法，并分析了山西城市化發展水平，從總體和時間軸方向，確定了影響其新型城鎮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總之，中國學者對中國或地區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的研究方法比較單一，本文基于安徽省新型城鎮化建設水平指標體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安徽省2007—2016年以及安徽省2016年16個市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水平進行評價分析。

三、安徽省新型城鎮化建設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內容提要〕經濟增長的多寡意味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而經濟增長注定伴隨資源環境約束。生態經濟學所涉及的主題貫穿整個人類歷史，隨著問題的出現，人類面對、研究、解決，并最終逐步達成共識，在資源環境的約束下，尋求人類經濟增長的動態平衡。

〔關鍵詞〕經濟增長;生態經濟學;環境

一、經濟增長與超載的世界

經濟增長支配著當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須服務經濟增長。現行的經濟、政治、社會系統穩定存在的前提條件是沒有盡頭的經濟擴張和與此關聯的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創造高稅收才能減少赤字；為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政府財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維持社會凝聚力也需要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至上主義”已經讓世界超負荷運轉并惡化了環境問題、氣候問題、收入不均等問題。世界經濟在增長，但生態系統不會隨之增長。增長意味著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腸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資源轉換成更多的廢物，以滿足經常性破壞性的個人欲望（Daly，HermanE，2014）。當今天的科學家們談論氣候變化條件下“沙塵暴”越來越多時，實際上預示著一種劇烈的生態與社會的改變。這些可預計的危機也必將帶來劇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態經濟學的歷史發展過程

生態經濟學所涉及的主題貫穿整個人類歷史。自古希臘人以來就一直爭論著，包括財富創造的極限、美好生活的意義、如何實現個人福祉和社會福祉、倫理與行為、價值認識論和炫耀性消費的心理和社會影響。這些現代主題的推理與觀念線索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資料中均可檢索到，并喚起很多被主流經濟學家遺棄和忽略的話題，包括亞當•斯密（1759）有關社會動因的作品、馬爾薩斯（1798）關于人口與貧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關于對再生能源依賴的作品、約翰•斯圖爾特•米爾（1848）關于穩態經濟的作品、馬克思（1867）關于剝削、階級沖突與資本積累的作品、凡勃侖（1899）關于演進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費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經濟學的浪漫主義批判作品也與這些主題相關聯。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態經濟學歷史脈絡中的一些有限嘗試，但最具價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關于能源—環境方面的論文。生態經濟學雖發軔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僅有濫觴之力，盡管一些經濟學家在形式上和實質上表達了至今仍舊流行于生態經濟學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經濟學與環境的關系，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論和基于環境問題制度分析的廣泛寫作。但其不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評在廣度與深度上遠遠領先于那個時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關現代工業經濟的著作各自涵蓋了自我控制市場經濟體與公司的興起，兩者都明確地將其主題與環境退化聯系起來。20世紀60年代，《寂靜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彈》（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預示了對環境問題一種更普遍和廣泛的社會覺醒。經濟增長問題也被置于議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運動倡導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去物質化、選擇簡單隨意公社式的生活。不過，流行的環境文學作品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風生水起，然后進入到經濟辯論之中。辯題也從人口增長（EhrlichandHoldren，1971）擴展到對經濟增長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對生產方式的質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長對社會的巨大影響（Hirsch，1977）。與此同時，激進的環保主義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經濟學里，能源危機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環境問題（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這遭到主流經濟學家的輕蔑與反對（如Beckerman，1974），這類經濟學家過去和現在都與公眾認知大相徑庭，對技術工業污染給這個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脅不以為然。滴滴涕與人類和動物的出生缺陷之間的關聯性是一個開端，武器測試的核輻射、核工業事故、溫室氣體、臭氧層空洞、酸性沉積物、濫伐森林陸續成了政治議題和國際研究項目。工業技術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強加給人類很多的怨恨、憂慮、恐懼和無奈。以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后果而言，經濟增長具有惡劣的誤導性（Mishan，1969）。人們認為，環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經濟學以外的價值（Krutilla，1967），但這些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論框架（Kneese，1984）。最基礎的訪談數據結果對人類心理學與動機的經濟模型提出了質疑（Spash，2008）。在正統經濟學內部，偏好功利主義、最優控制模型、折現、一元論價值體系和教義化的數學，嚴重限制了批評、創新和解決環境與社會問題的能力。然而，環境經濟學家也沒有能力開宗立派，他們固執地教授一個核心模型，將污染描述為易于糾正的兩個參與者之間的局部問題，是一次性的市場失靈（Spash，2010）；更糟的是，因為交易成本的存在，將污染視為一種最優行為（Mishan，1971）。因而，20世紀70年代，那些對環境問題發表激烈評論的經濟學家普遍發現他們以及他們的思想在那個十年被邊緣化了，其因在于他們的評論太具強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發表了一篇經濟熵的文章，得出了一個基本結論：長遠地看，增長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礎性改革。他從人口規模、生態系統壓力到變革需要的時間以及人類系統可能變化的速度之間的推理導致對人類社會的懷疑。經濟系統與倫理道德判斷的分割，既要關注活著的同類，也要關注未來子孫。赫爾曼•戴利（1977，1992）認為，面對經濟熵定律和對增長的批判，最好的目標選擇是“穩態經濟”。否則，大自然的反饋循環將迫使我們這樣做，那時可能就是災難性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生態經濟學提供了更多激進文學作品和思想者的潛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屬于主流陣營，將其廣泛的多產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義思想體系之內，包括機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義，而正是它們限制了環境經濟學家的早期努力。為實施環境評估，測度與價值問題成為生態經濟學的高頻議題，部分原因是嘗試理論“包裝”，以便為采取行動吸引經濟和政治支持。后來，環境影響的物理計量技術也被開發出來，如生態足跡。更多的成本，如效益類型的研究也擴展到生態事務當中。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如果像在市場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樣處理生態系統會存在嚴重問題（Spash，2008b）。于是，一種“混改”式的作品出現了，因為沒有哪一個經濟理論能從過去經濟學實踐中發展一個連貫一致的價值理論的基本問題。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