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交財政補貼是優先發展城市公共交通，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政府對城市公交運營企業進行科學規范性補貼是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借鑒國內外城市公交財政補貼制度的成功經驗，完善我國的城市公交財政補貼制度，以促進城市公交的良性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國外城市公交的財政補貼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公交經營虧損現象普遍存在，為實現政府對公共交通財政補貼的最大效益，各國政府制定了比較完善的公交財政補貼政策。   1.1美國的財政補貼制度   美國政府先后制定了多項有關公共交通的法律法規及稅收政策以保障政府公交財政補貼的順利實現，如《城市公共交通法》、《城市公共交通扶持法》、《綜合地面交通效率法》等。公交企業可以通過政府財政專項撥款及依法專為公交設立資金兩種形式得到政府的財政補貼。在公交運營成本中，票款收入占40％，當地政府占21％，州和聯邦政府分別占20％和3％，其余來自非政府及稅費。美國對于公交設立了專項的信托基金，通過征收銷售稅、汽油稅等方式保證了公交資助的固定來源。   1.2法國的財政補貼制度   法國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交通法律法規，保證公交企業在執行規定的票價和服務標準的基礎上，將得到合理的政府補貼，以維持公共交通運營活動經費收支的平衡。   法國的《公共交通法》對公共交通稅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政府以向企業征收公共交通稅的形式為公共交通設立專項資金用以保證公交財政補貼資金擁有可靠來源。政府要求有9名職工以上的企業都要按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繳納交通費，如巴黎通過征收稅率高達2.5%的交通稅費后，由交通管理委員會分配給公交企業。   巴黎政府不允許作為公益性企業的公交企業以盈利為目的，因此交通稅以外的收支差額，全部由財政補貼補齊。征收所得公共交通稅和公交企業營業所得兩項收入約占公交總開支的74％，其余26％由政府財政負擔，其中中央負擔13％，大區5％，巴黎市5％，其余為3％。   1.3其它國家的財政補貼制度   據國際公共交通聯盟（UITP）調查數據顯示，UITP成員國對于政府財政補貼的情況有較大差異。   在歐洲，政府的財政補貼在5%～85%之間，主要體現在城鄉差別。歐洲和北美以外的國家，很少有政府關于公益性政策的補貼，但以免除稅收、給予車輛購置優惠、加大公交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補助。   例如：在德國，城市公交免征稅收，運營商自己負責運營；在荷蘭、英國等國家，公交企業購買公交車輛享受100%的政府財政補貼，歐洲其他國家公交企業購買車輛也可享受30%～50%的補貼。   2我國城市公交的財政補貼   2006年12月，我國建設部、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聯合下發了《關于優先發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經濟政策的意見》，提出了包括加大城市公共交通投入、規范專項經濟補償等優先發展城市公共交通的經濟政策。各地市也制定了相應的適合自己城市發展的公交財政政策。   2.1北京的財政補貼   2006年12月，北京市交通委等部門《關于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的意見》，提出今后市財政每年將投入40億元用于城市公交各項建設和低票價補償。目前，北京的公交價格體系采用的是低票價原則，政府的財政補貼分為運營的票價補貼和針對油價上漲和老年人等免費乘車人員的費用實施的專項補貼。運營的票價補貼，分學生和普通兩類根據IC卡打二、四折分類實施補貼。據北京市財政局表示，2010年在公交運行上，為了確保低票價政策的延續，地面公交的財政補貼高達90多億元。   2.2深圳的財政補貼   2007年12月，深圳市城市公交降價方案正式實施，深圳市民通過公交車出行的費用平均降幅達到25%以上，相應的，深圳市政府將為此每年支付5～10億元的財政補貼。到目前為止，深圳市財政每月公交刷卡優惠補貼資金量約為4500～4900萬元。此外，因國家調整石油價格，深圳市對城市公交進行油價補貼，市財政2009年支付的公交油價補貼資金3.59億元。   深圳市政府對城市公交財政補貼制度進行了較詳細的明確劃分，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配套管理制度如《深圳市公交財政補貼及成本規制方案》、《深圳市公共汽車特許經營企業服務質量考核辦法》等。   深圳市將城市公交財政補貼總額分為單項補貼、投資回報調節和服務質量調節三部分：單項補貼：政府就公交企業承擔社會公益性任務、燃油價格上升、公交票價降低等事項設置單項補貼。   投資回報調節：設置公交行業標準成本利潤率，通過公交企業運營成本利潤率的變化，調整財政補貼總額。當企業運營利潤率高于標準成本利潤率時將超額利潤部分的30%留給企業發展，另70%進入投資回報專項資金，專項用于公交成本利潤率水平保障補貼。服務質量調節：當公交服務質量達到規定標準時，考核得分等于或高于標準分，企業可全額獲得各項補貼，服務質量調節為零。當公交服務質量達不到規定標準時，考核得分低于標準分，相應扣減補貼金額。   2.3香港的財政補貼   香港公交企業并未獲得政府的直接財政補貼，卻實現全面贏利，創造了世界級的經驗，成為城市公交發展最好的城市之一。香港政府因地制宜，由于受地區面積和人口密度影響，在不可能大規模改善道路也不可能限制人們出行的情況下，制定了科學的交通發展戰略，實施公交優先的同時，對私人汽車、公務車等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使交通十分暢通。香港政府雖未給公交企業直接財政補貼，卻在稅收方面給企業較多的優惠等間接補貼。在減免公交車輛的首期登記費、牌照費和燃油稅的同時提高私家車的稅費，有效控制私家車增長的速度，以便扶持城市公交。此外，政府還通過將建設的一些土地、場站設施劃撥、租借以及無償提供等方式間接補貼城市公交。#p#分頁標題#e#   3我國城市公交財政補貼的問題   我國現有城市公交財政補貼制度對于促進城市公交的發展，滿足城市居民對城市公交的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仍存在不少問題。   （1）缺乏相應法律法規約束。目前，我國政府部門的有關城市公交財政補貼政策文件，如2006年12月建設部等部門聯合的《關于優先發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經濟政策的意見》，對建立科學的財政補貼制度等提出了明確要求，但只是從政策層面對公交財政補貼政策進行了宏觀要求，并未從可操作性的具體實施角度進行明確，更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進行約束。綜觀世界各國，擁有先進城市公交系統的城市，政府的財政補貼政策的實施都有相關法律法規作為基礎保障。目前，我國城市公交財政補貼政策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無法落實，急待相關法律法規的建立實施以保障公交財政補貼政策的順利落實。   （2）城市公交財政補貼力度不夠。近年來，由于燃油、車輛購置和維修等基本資料價格的上漲，受限于行業公益性等因素的影響，公交運營企業出現了嚴重虧損，而我國大部分城市的財政補貼資金不夠充足或不能及時足額到位使公交企業難以彌補虧損。目前，我國的城市公交財政補貼除國家的燃油補貼能及時到位外，公交票價補貼和公交建設資金等受地方政府的財力及城市發展水平的制約，難以保證資金的及時、足額到位，導致公交財政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阻礙了城市公交的發展。   （3）補貼對象模糊。城市公交在經營活動中存在政策性虧損和經營性虧損。其中，經營性虧損是由企業運營管理水平造成的，應由企業自負；政策性虧損是由于公交企業的行業公益性特性造成的，政府應對此進行補貼。但由于兩種性質虧損區分難度較大，致使補貼對象不明確，無法保證補貼資金對癥下藥。   （4）財政補貼缺乏科學的測算模型。目前，我國大多數城市尚未形成規范科學的公交補貼測算模型，導致補貼金額的確定往往無據可依，降低了最終財政補貼資金的經營管理效率。同時，在具體的測算過程中，因有很多的評價指標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很難進行具體的量化，影響了公交補貼具體量化中的準確度。   （5）城市公交財政補貼成本規制及考核制度不完善。由于缺乏對費用的審核制度，公交企業上報給政府的成本費用的真實性難以保證，不利于確定合理的補償數額。我國城市公交財政補貼資金由于缺乏完善的監督考核制度，不能充分發揮補貼資金的作用及效益。政府對公交企業設定的考核內容其結果往往對最終財政補貼資金影響較小，造成企業往往先考慮爭取更多補貼資金其次才是降低運行成本以及提高服務質量。   4完善我國城市公交財政補貼的措施   對公交企業進行財政補貼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服務質量和提高運營效率。為完善我國城市公交財政補貼制度，可以借鑒國外公交財政補貼經驗，采取以下措施：   （1）制定城市公交財政補貼相關法律法規。綜觀世界城市公交發展史，先進城市公交的國家和地區都有立法作為城市公交的財政補貼支撐。城市公交財政補貼相關政策的落實往往會受到城市發展水平、經濟實力等因素的影響，穩定性較差，需要從法律層面加以明確才能保證公交票價財政補貼順利實現。根據我國國情，各級政府應針對現有城市公交狀況加快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相關法律應包括對城市公交優先地位的明確，對政府在公交系統中的基本職能及補貼范圍、金額和資金來源的界定，對公交企業成本規制及監督考核的內容和方法的明確等，以確保城市公交財政補貼的具體實行有法可依。   （2）加大財政補貼力度和補貼形式的多樣化。一方面，加大對城市公交的財政補貼力度是城市發展的需要，同時也能刺激公交企業提高運營效率和服務質量以利于促進城市公交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加強城市公交補貼形式的多樣化，政府可以從財政以及征收的稅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公交企業的補貼和對公交基礎建設設施的投資，也可給予公交企業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如免收營業稅、車輛購置稅等，同時對私家車征收稅費以改善公交劉明偉：城市公共交通財政補貼制度研究67企業的經營環境，從政策方面間接補貼城市公交。   （3）積極探索實踐更優的企業經營機制。現階段，我國大部分城市公交運營模式弊病較多，急需更優的運營模式出現。北京采用了公交低票價的模式，但一方面北京擁有雄厚的財政支持，其它城市很難能夠效仿，另一方面北京面對數額巨大的公交財政補貼金額，從長期看政府很難承擔。香港公交采取國營與私營并存的方式來協調政府和市場運營的優勢與劣勢，政府雖然不直接給予財政補貼，卻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但由于城市基礎不一樣，很難將其復制給其它城市。因此我國城市公交需要大膽創新，積極探索實踐適合各個城市發展的經營機制。政府可以通過招標、拍賣的形式引進社會資本，通過競爭提高公交行業的效率和服務水平，促進城市公交發展。   （4）促進財政補貼資金來源的多元化。為保證城市公交補貼資金來源的穩定性，我國應積極拓寬政府補貼資金來源的多元化渠道，建立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渠道和專項補貼基金。拓寬財政補貼資金的來源，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一是設立城市公交專項資金，通過各級政府在財政預算中提取一定比例實現；二是提取城市土地租讓金、城市公用事業附加費和基礎設施配套費等的一定比例資金作為城市公交基金；三是對私人小汽車以及公司企業等征收公共交通稅費；四是鼓勵社會資本以合資、合作等方式參與城市公交投資、建設和經營；五是其它資金，如公交廣告，公交贊助捐款等。   （5）完善城市公交財政補貼機制。明確財政補貼對象與范圍，確定補貼的測算方式和補貼額度。政府應完善城市公交財政補貼監督機制，如完善城市公交企業成本規制的方案、加強對補貼資金使用的監管、建立服務質量與補貼金額相掛鉤的考核及開展社會評價監督等，以提高政府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運用先進的科技手段，實現信息化的運營管理，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p#分頁標題#e#

摘要：基于“共營制”不斷優化農業財政補貼政策，能夠有效保障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當前，“共營制”視角下的農業財政補貼政策優化工作面臨著補貼結構亟待優化、人才引進培育補貼政策不完善、職業經理人補貼政策不完善以及農業科技創新補貼政策不完善等一系列困境，因此，各地方政府需要優化補貼結構，完善人才引進培育、農業科技創新等補貼政策，進而推動我國農業健康發展。

關鍵詞：“共營制”；農業財政；補貼政策；補貼結構

為了有效遏制耕地面積的減少，充分保障糧食供給安全，我國政府制定了農業財政補貼政策。但就目前來，現有農業財政補貼政策的激勵效果已然不足，難以促進農民顯著增收，抑制了農民的種植積極性。而四川崇州農業“共營制”的推廣，使得當地農業發展成果顯著，取得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值得我國各地區學習借鑒。同時，“共營制”的實施需要依賴各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支持。因此，探究“共營制”視角下的農業財政補貼政策優化路徑，對于促進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共營制”的實踐價值

“共營制”的核心在于以家庭承包為基礎，以農戶為核心主體，由農業職業經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會化服務組織等主體共同經營。“共營制”的重點在于農民群眾憑借土地承包經營權，共同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用職業經理人，負責生產經營管理；構建適合規模化種植的服務體系，建立農業服務平臺。隨著合作社、職業經理人以及服務體系的日趨完善，“共營制”農業生產經營模式便逐漸形成。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創新重心在于經營方式的創新。我國幅員遼闊，地區間差異性顯著，這便導致我國不同地區勢必需要采取不同的農業經營方式。針對四川崇州市提出的“共營制”，其實踐價值在于：1.實施“共營制”要求建設合作社，這既有助于以較低成本實現土地規模化生產經營，也能夠防止小型農戶被邊緣化，同時能夠深化農戶之間的溝通合作，加強對農戶的帶動力；2.“共營制”適應糧食生產特點，能夠有效抑制工商資本進入農業引發的“非農化”“非糧化”傾向，確保糧食生產始終踐行現代化道路；3.實施“共營制”，能夠在現有制度框架下加強農業競爭力，實現農業發展的良性循環。因此，可以認為“共營制”有效落實了集體所有權、保障了農戶承包權、盤活了土地經營權、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形成了“集體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經營”的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在我國范圍內具有較高的適用性，對于突破我國農業生產經營困境、實現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共營制”視角下的農業財政補貼政策優化困境

（一）補貼結構亟待優化

作者：金 剛，柳清瑞    單位：遼寧大學 人口研究所   數據來源與統計描述   為了對新農保個人賬戶“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激勵效應進行實證檢驗，需要分別選取實行個人賬戶“一刀切”和“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地區中參保農民樣本。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遼寧大學和遼寧工程技術大學針對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完善農村養老保險體系和提高中國農村保障水平研究”于2010～2011年針對遼寧省開展的一項問卷抽樣調查。遼寧省(除大連)實行的是個人賬戶“一刀切”財政補貼，具體內容為對各個繳費檔次均給予30元的財政補貼;大連市實行的是多繳多補的個人賬戶“差別化”財政補貼，具體內容為“100元補貼30元、200元補貼35元、300元補貼40元、400元補貼45元、500元補貼50元”。大連市與遼寧省其他地區在個人賬戶繳費財政補貼方式上的差異，為我們分析“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激勵參保農民提高繳費檔次的實際效應提供了經驗驗證的可能。本次調查中，調查地區為阜新市彰武縣的平安鄉與豐田鄉以及大連市甘井子區營城子鎮和金州新區七項山鎮，調查采取隨機入戶現場填答的方式，調查對象為家庭中超過16歲的家庭成員。問卷主要分為農民個人及家庭的基本情況、就業與流動遷移情況、收入與消費情況及新農保的參保情況等四個部分，其中，針對新農保制度，我們設計了是否參保、個人繳費檔次選擇、參保意愿與續保意愿、對新農保的信任程度等多個問題。本次調查共獲取問卷2110份，去除60歲以上已領取基礎養老金的老人樣本、未參保人群樣本以及遺漏變量等原因造成的其他無效樣本，我們共獲取有效樣本1379份，其中，阜新市問卷741份、大連市問卷638份。   總體樣本回歸結果顯示，政策信任程度、學歷水平和家庭收入剩余對參保農民繳費檔次選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這符合理論與邏輯推斷結果;回歸結果還同時發現，未婚參保農民的繳費檔次選擇顯著高于已婚農民，家庭人口數對于繳費檔次選擇的影響是正向且顯著的，這可能與參保農民對于未來應對風險能力的預期和家庭收入的穩定性有關。我們主要關心的是“財政補貼方式”的系數，計量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包含控制變量，“財政補貼方式”的系數均為正但不顯著，這說明，從總體上看“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并不能比“一刀切”財政補貼方式顯著提高參保農民的繳費檔次選擇，“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激勵效應可能是無效的。   但是，根據我們前述理論分析結果，財政補貼的激勵效應可能要受到政策信任程度的影響，由于總體樣本的平均信任程度僅介于“一般”與“比較信任”之間，因此，總體樣本估計結果中“財政補貼方式”系數的非顯著性有可能是總體樣本的政策信任程度偏低造成的。   為了提高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并對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研究命題進行進一步驗證，我們按照參保農民對新農保“政策信任程度”的高低對樣本進行分組并分別進行有序Probit估計。我們列出了三個樣本組的估計結果，分別是政策信任程度最高的“完全信任”的樣本組、政策信任程度較高的“比較信任”的樣本組和政策信任程度為“完全信任”之外的的樣本組。   在參保農民對新農保制度“完全信任”樣本組中，“財政補貼方式”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完全信任條件下“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可以比“一刀切”方式有效激勵參保農民的繳費檔次選擇;從邊際效應來看，“一刀切”財政補貼方式轉變為“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可以使參保農民選擇最低100檔次的概率下降11.3%，而選擇200、300、400和500元檔次的概率分別上升2.2%、1.6%、1.0%和6.4%，特別是，“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使參保農民選擇最高檔次500元的概率明顯高于選擇200～400元檔次的概率，這也可以間接證明前述我們提出的參保農民為了最大化其一生收入將選擇最高的繳費檔次的分析結論。在參保農民的政策信任程度低于完全信任時，“財政補貼方式”的系數顯著性發生明顯變化。估計結果顯示，政策信任程度為“比較信任”的樣本組，“財政補貼方式”系數不顯著;同時包含政策信任程度為“比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和不信任”的樣本組中，“財政補貼方式”的系數也是不顯著的。估計結果較好地驗證了我們在理論分析部分提出的研究命題，即“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激勵效應是以參保農民的政策信任程度為條件的，在確定的“差別化”財政補貼方案下，只有在參保農民政策信任程度達到一定水平之后，財政補貼方案的激勵效應才可以實現。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基于引入新農保制度的生命周期理論構建了參保農民繳費檔次選擇的理論模型，得出了“在參保農民對新農保政策信任程度較高的條件下，多繳多補的‘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將比‘一刀切’財政補貼方式顯著提高參保農民個人賬戶繳費檔次”的理論命題。其次，根據針對遼寧省大連市和阜新市新農保試點的微觀調查數據，利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計方法，對上述理論模型進行了經驗分析與實證檢驗。基本結論是，新農保個人賬戶“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可能具有激勵參保農民提高繳費檔次選擇的效應;但是，“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激勵效應是否有效，要受到邊際補貼水平和政策信任程度的共同約束，參保農民對新農保制度的政策信任程度越高以及財政補貼方案的邊際補貼水平越高，“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激勵效應就越有可能實現。政策調整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一是提高農民對新農保的政策信任程度，二是實現“一刀切”財政補貼方式向“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轉變，并同時提高“差別化”財政補貼的邊際補貼水平。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筆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議。#p#分頁標題#e#   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提高廣大農民對新農保的政策信任程度。首先，綜合運用集中講解、社區宣傳、入戶解讀、參保農民經驗推廣等多種宣傳形式和手段，增強農民對新農保制度的感受度、了解度、接受度與認知度。其次，強化新農保政策解讀，使廣大農民切實理解個人賬戶繳費的重要性和安全性，以及不同繳費檔次對未來收益的真實影響。第三，加強農村社會保障基層管理和服務的隊伍建設，規范包括新農保在內的各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和服務流程，通過增加經辦透明度、公開財務數據等各種手段，提高農民對新農保制度的認知程度。第四，完善新農保配套制度建設、優化新農保相關制度規定。例如，應適時停止目前“制度實施時年滿60周歲老人領取基礎養老金，其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應當參保繳費”的“捆綁式”繳費規定，盡管此項規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擴大新農保覆蓋率的作用，但是卻影響了農民對新農保制度本身的正確認識。   二是將新農保個人賬戶繳費的財政補貼方式正式確定為多繳多補的“差別化”補貼方式。第一，在實現機制上，制定并出臺具體政策在全國范圍統一明確新農保個人賬戶繳費的“差別化”財政補貼模式。第二，在具體方案設計上，按照“降低絕對補貼額同時拉大不同檔次之間的補貼差距”的原則，在各繳費檔次的財政補貼標準之間設置合理且有效的差距來確保方案的激勵效應。例如，可以實行“100元補貼10元、200元補貼20元、300元補貼30元、400元補貼40元、500元補貼50元”的“差別化”財政補貼方案。

摘要：在我國農業發展的過程中，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但當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在支出方面卻違背了社會公平的原則。在本文中，筆依托于財政支出公平與偏好理論，就我國不同區域間的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狀況展開了研究，總結了其差異之處。

關鍵詞：農業保險；區域差異性；財政補貼

最近幾年來，我國出現了多次嚴重的農業災害，給農業生產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影響了農民的正常生活。為了應對農業災害，我國推出了政策性的農業保險，廣大受災農民的損失得以減少。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有效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然而由于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相關政府部門的財政實力差距非常大，怎樣在兼顧社會公平的前提下，妥善協調好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一、我國農業保險區域差異性財政補貼分析

政府針對農業保險推出的財政補貼政策，有助于我國農業保險行業的發展。在我國，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非常明顯，政府財政補貼政策能夠推動和拉動各地農業保險的發展。而農業保險行業的發展會反作用于農業，帶動農業的發展，有效地緩解區域間的經濟差距，促進我國各地的協調發展。基于政府財政補貼的重要性，相關政府部門應從本地區的實際狀況出發，在促進農業保險行業發展的同時，盡可能地維護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公平性，實現財政補貼政策的差別化對待，從而最大限度地彰顯社會的公平性。

（一）財政支出公平評價理論視角下的農業保險區域差異性財政補貼分析

從本質上講，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政策出臺的目的在于維護社會財政支出的公平，促使我國農業與農業保險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要想實現公平，最關鍵的是構建科學的利益協調機制與矛盾疏導機制，使得不同類別人群的實際需要都能夠得到有效的滿足。相關政府部門應有效地整合現有的利益機制，從而使之契合當前社會多數人的利益方式。如此一來，社會資源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實現有效流通，從而提高社會資源的利用率。當前，理論界指出財政支出公平應落實到起點、過程與結果這幾方面。有關財政支出起點公平的有關觀念是：制定財政補貼政策的根本出發點應公平，即目標理念具備公平性，所規劃的具體內容也應該具備公平性。有關財政支出過程公平的有關觀念是：財政補貼相關的各項政策在落實的過程中應做到公平，各方利益相關者具有平等的參與權等。有關財政支出結果公平的有關觀念是：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夠公平的享受社會發展成本，其該方面的權利是平等的，他們還應該獲得同等的社會保障權利。農業保險帶有明顯的準公共物品屬性，其相應的財政補貼也從屬于政策性補貼的范疇，所以，筆者認為農業財政保險財政補貼在起點與過程是具備公平性的，關鍵是財政支出的結果也應具備公平性［1］。

一、我國財政支持農業保險發展現狀

2007年財政部首次安排10億元中央財政資金，啟動了中國新一輪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農業保險政策支持體系也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一是補貼方式以農戶保費補貼為主，中央和地方財政補貼保費比例合計為80%，農戶只需繳納保費的20%即可。二是財政補貼力度加大。在補貼品種上，中央財政補貼險種由最開始的5個增加至15個；在補貼區域上，從6個試點地區推廣至全國；在補貼比例上，中央財政先后多次提高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比例。如種植業保險保費補貼比例由25%提高至中西部40%、東部35%。三是補貼模式采取中央地方聯動模式，在中央財政對農業保險保費實施補貼的總體框架之下，一些地區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結合當地經濟發展與農業生產特征，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政府支持方式，如浙江“共保體”模式。四是財政補貼資金“自下而上”配套模式，即只有在地方財政部門承擔一定比例保費后，中央財政才給予相應的保費補貼。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逐步減少或取消產糧大縣縣級保費補貼”，將有利于農業保險對于糧食安全的保障作用和財政支出的區域公平。

二、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評價的DEA模型構建

DEA方法，也稱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它把單輸入、單輸出的工程效率概念擴展到多輸入、多輸出同類決策單元的有效性評價中，并能指出決策單元非有效的原因和程度，在避免主觀因素、簡化算法、減少誤差等方面顯示出優越性，現已成為管理科學、系統工程和決策分析、政策效率評價等領域中的常用分析工具。

（一）縱向評價模型與指標選擇

縱向評價模型以我國2007年至2012年的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序列數據為決策單元，主要的評價目的是中央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即在保證一定的農業保險效果下，如何使財政投入資金最小化，因此選擇投入導向型的DEA模型。投入指標選擇“中央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衡量中央財政對農業保險發展的投入情況。選取“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和“農民人均收入”為產出指標。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反映農業保險業務開展的規模，是財政投入最直接的績效體現。農民人均純收入反映農業保險對穩定農業生產和提高農戶收入方面的績效。

（二）橫向評價模型與指標選擇

摘要:近年來，政府對中小企業的財政投入不斷增加，但對于這些投入資金的使用效果究竟如何，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中小企業財政補貼資金監管機制的完善”為主要研究對象，首先分析了目前中小企業財政補貼資金存在的問題及原因，然后從多個角度論述了具體完善監管機制的策略，以期能夠為相關工作人員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啟示。

關鍵詞:中小企業;財政補貼;資金監管

為促進中小企業發展，近年來國家頻繁出臺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新政，并通過補貼資金的方式來鼓勵其擴大發展規模、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促進經濟發展。但是就實際情況來看不難發現，很多受補貼的中小企業在使用補貼資金方面存在很大問題，而相關部門缺乏必要的監管政策，導致這些資金并未真正意義上落到實處，作用和價值大打折扣。

一、中小企業財政補貼資金存在的主要問題

國家中小企業為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小企業局所管轄，主要承擔中小企業發展的宏觀指導，會同有關方面擬訂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和非國有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和措施;促進對外交流合作，推動建立完善服務體系。而中小企業財政補貼資金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只是目前中小企業財政補貼資金在發放和應用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補貼對象不清晰

在現行的中小企業財政資金補貼政策當中，補貼對象和補貼范圍十分廣泛，諸如商貿、餐飲服務、文化創意、電子商務等都可以是被補貼的對象。但是這種“廣撒網”的方式也意味著補貼行為沒有重點、沒有關鍵、沒有鼓勵和傾向。換言之，過多過廣、沒有限制的補貼行為并不利于對區域內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更不利于激發中小企業的競爭意識。

根據《省財政廳省農業農村廳省民政廳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省審計廳省扶貧辦省銀保監局關于開展全省惠民惠農財政補貼資金“一卡通”專項治理的實施方案》（贛財監?2019?7號）及《人民政府辦公室印發關于開展全縣惠民惠農財政補貼資金“一卡通”專項治理實施方案的通知》（尋府辦字?2019?59號）部署，自即日起在全鎮開展惠民惠農財政補貼資金“一卡通”專項治理（以下稱專項治理）。結合我鎮實際，制定本實施方案。

一、明確機構職責

專項治理工作由鎮政府組織開展，鎮財政所、鎮農業服務中心、鎮民政所、鎮林業站、鎮計生辦、鎮扶貧辦、鎮城建所、鎮衛生院、農商支行等單位參與。

（一）成立工作機制。為保障專項治理工作有序進行，建立惠民惠農財政補貼資金“一卡通”專項治理聯席工作機制，由鎮政府組織開展，鎮財政所、鎮農業服務中心、鎮民政所、鎮林業站、鎮計生辦、鎮扶貧辦、鎮城建所、鎮衛生院、農商支行等單位指定負責人和聯絡人，按職責承擔相應工作。總的協調辦事機構設在鎮財政所，負責方案制定、組織協調、數據匯總、問題處理、信息報送和新聞宣傳等工作。

（二）明確責任分工。鎮財政所負責牽頭協調，各相關站所中心等積極主動協同開展工作，推動專項治理工作扎實有序開展。鎮財政所、鎮農業服務中心、鎮民政所、鎮林業站、鎮計生辦、鎮扶貧辦、鎮城建所、鎮衛生院、農商支行等有關部門結合職責，按照治理內容梳理情況，查找問題，分析原因，提出對策，整改規范。農商支行認真配合專項治理工作。鎮紀委對專項治理中發現的問題線索逐一核實、逐一銷號，對積極主動交代說清、改錯糾錯的從輕或免于處理，對重要問題線索從嚴從快查處。

二、治理范圍和內容

（一）治理范圍

摘要:本文基于2012－2017年中國新能源上市公司數據，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政府財政補貼、產權性質與新能源企業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通過企業績效和企業成長性對企業的發展進行測度，實證結果表明:財政補貼對新能源企業績效的抑制作用顯著，對企業的成長性正向作用不顯著;在不同產權性質下，財政補貼對非國有企業績效的抑制作用更加明顯，且不利于企業的成長，而在財政補貼的條件下，國有企業的成長性要優于非國有企業。基于此，一方面，政府在制定財政補貼制度時應考慮企業的產權性質，平衡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財政補貼資金，對補貼對象、補貼金額和補貼標準的規定要科學合理;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應因地制宜，加強監督管理和處罰力度，對財政補貼的實施效果建立科學的評價機制，這樣才能切實發揮補貼政策的激勵作用。

關鍵詞:財政補貼;企業性質;新能源企業發展;固定效應模型

一、引言

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之前，世界能源供應主要以污染性能源為主，在此之后能源安全和環境問題使能源供應格局發生了重大改變，各國都將注意力集中到清潔型能源上。而屬于清潔型能源的新能源成為各國戰略發展的重點，以新能源為基礎的新能源產業正在快速發展，世界各國紛紛將其作為戰略發展的重點。發達國家率先發展新能源產業，通過大規模的資金、優秀的科技型人才和先進的技術來投資新能源，推動新能源快速和高質量發展以應對能源安全和氣候環境的變化。在此大背景之下，我國政府也先后出臺了一系列財政補貼政策來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2012年5月30日，國務院通過《“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將新能源產業列為我國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將新能源產業提到了戰略發展的高度。黨的報告明確指出要“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為了促進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政府對新能源相關企業進行財政補貼。但政府對這些新能源企業的財政補貼是具有一定的邊界的，補貼不夠和補貼太多都會影響最后補貼的效果。近年來，隨著政府對新能源行業的補貼力度逐年加大，巨額的補貼資金未能有效提升新能源企業的經營業績，加之“騙補”現象的頻繁出現，人們越發質疑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雖然補貼對于新能源企業來說是一種可以利用的資源，但是過度依賴政府補貼卻對新能源企業的健康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阻礙了我國新能源產業的長足和高效發展，財政補貼的初衷和效果也大打折扣。因此，本文以新能源上市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深入考察財政補貼對新能源企業發展的影響，以及企業產權性質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最后，依據實證分析結果，針對性地提出對策建議，以促進新能源企業更好地發展。

二、相關文獻回顧

(一)財政補貼與企業發展

國內外關于政府財政補貼與企業發展的研究分析，主要集中在研究內容以及實施效果兩方面。國外學者主要針對不同國家的財政補貼效應進行剖析，國內學者主要對上市公司財政補貼的經營績效、研發投入和成長性來進行研究。劉賢賢(2018)從財政補貼對新能源企業的自主創新、企業成長、企業績效影響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研究發現，財政補貼對企業研發投入和企業成長性具有正向的影響，即財政補貼提高了企業研發投入和企業成長性;但王曉峰(2017)認為，財政補貼對企業績效具有抑制作用，而完善的制度環境可以調節這種負相關關系。國內外學者對財政補貼的實施效果有不同的研究結論。一些學者認為，財政補貼對企業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周亞虹(2015)研究表明，財政補貼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所產生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在新能源產業起步初期，政府補助對產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在產業進一步擴張后，政府扶持不再具有有效的鼓勵作用，企業的研發投入并未得到提高。胡國恒(2017)對2007－2015年我國上市公司數據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在政府扶持之下，光伏等發電企業的盈利水平等發展狀況并未得到改善。此外，更多的學者認為，財政補貼對企業發展具有積極的激勵作用。陸國慶(2014)以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選取2010－2012年的數據，通過實證分析得出財政補貼對新興產業的產出提高是顯著有效的結論，即財政補貼增加了新興產業的產出。邵傳林(2015)運用微觀的工業企業數據，通過實證分析了財政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享受財政補貼的企業比未能享受財政補貼的企業具有更高的創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