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獲取(OpenAccess)已經“撲面而來”.2022年4月10日,根據WebofScience平臺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簡稱SCI)數據庫統計,2021年全球出版SCI論文2747405篇,其中開放獲取論文有1251434篇,占比為45.55%.可以預計,全球開放獲取論文將很快超過非開放獲取論文.我國較早就參與到全球的開放獲取運動中.2003年12月29日,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國科學家簽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慶祝中國科學院和德國馬普學會科學合作30周年的慶祝大會上,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和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宜瑜院士分別代表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簽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分別發布開放獲取政策,對公共資助科研項目發表的論文實行開放獲取,時滯期(embargoperiod)均為12個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修訂草案)》,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將開放科學首次寫入我國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第九十五條:國家加強學術期刊建設,完善科研論文和科學技術信息交流機制,推動開放科學的發展,促進科學技術交流和傳播.雖然該文本中沒有直接提及開放獲取,但有學術期刊、科研論文、科學技術信息交流等表述,開放獲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開放獲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同時,關于開放獲取的爭論、質疑和誤解,在全球范圍連綿不絕,國內尤甚.這其中,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單純與“經濟賬”相關的開放獲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學術傳播凈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種分析開放獲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簡單分析了我國是否應該擁抱開放獲取,然后給出了一些具體的可能行動.

1關于開放獲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關于開放獲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費用(fee)(廣義的成本包括費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人們大多認為開放獲取運動的直接原因與連續出版物危機(serialscrisis)有關,連續出版物危機給圖書館造成了財政困境,從長遠來看,僅僅通過增加連續出版物預算是無法解決的[5,6],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開放獲取[7].后來,隨著文章處理費(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們發現開放獲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從而提出包括訂閱成本、文章處理費和額外管理成本的總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個英國機構在2007~2014年間的總出版成本數據[8].目前,在OA2020國際開放獲取行動和S計劃(PlanS)的推動下,人們希望可以把當前用于期刊訂閱的經費轉換為支持開放獲取出版的資金,快速實現大規模開放獲取出版的同時,不增加或盡量少增加總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開放獲取研究鮮有報道.2009年1月,英國聯合信息系統委員會(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發布研究報告,嘗試著分析替代學術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潛在收益(替代學術出版主要指開放獲取出版和自存檔,即金色開放獲取和綠色開放獲取)[9].不過報告中關于潛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節約,關于可訪問性的收益沒有實質性展開,并且該報告發布后引起很大爭議[10].也有學者認為,如果全世界經同行評議的研究論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檔(綠色開放獲取),它將產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的提出

開放獲取雖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頭仍還是以學術出版為代表的學術傳播問題.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開放獲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個社會或某個特定國家的視角(類似宏觀經濟學的宏觀視角),一個新概念被提出:學術傳播凈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對應的兩個概念為學術傳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學術傳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學術傳播凈收益(NBSC)=學術傳播收益(BSC)–學術傳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識.(1)學術傳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識傳承(教育角度)、成果轉移轉化(經濟角度)、促進人類文明(社會角度)等.經濟學中,收益通常指財富的增加.廣義上的收益可以是實際物質財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獲得的滿足;既有可以用貨幣進行計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貨幣計量的.(2)學術傳播有成本,無論傳統的訂閱成本還是文章處理費.為了簡化處理,不再區分成本和費用,統稱為成本.經濟學中,成本指為達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應付出的代價.從圖書期刊的產業鏈看很容易理解學術傳播成本,編輯加工、排版、印刷、發行等均有實實在在的成本發生.(3)理性決策,對于開放獲取利弊的分析,不應只關心學術傳播收益的變化,也不應只關心學術傳播成本的變化,而是應該測度學術傳播凈收益的變化.經濟學中,凈收益通常是收益與成本的差額.用凈收益的變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變化去評估目標對象(特定企業或項目等),在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被普遍采用.這些概念并不復雜,只是將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經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凈收益等概念與相關理念,簡單移植到學術傳播相關問題的討論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觀視角,不涉及微觀的特定企業或機構的學術傳播成本、收益和凈收益分析.

3基于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的開放獲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分析開放獲取利弊,變成論證如果實施開放獲取,學術傳播凈收益的變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則開放獲取有利于學術傳播,反之則不利于學術傳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實現路徑有4種.路徑1:ΔBSC>0,ΔCSC<0.這條路徑最理想,即開放獲取不僅增加了學術傳播收益,也節約了學術傳播成本.路徑2:BSC不變,ΔCSC<0.這是目前討論較多的路徑:開放獲取是否節約了學術傳播成本?路徑3:CSC不變,ΔBSC>0,即開放獲取后學術傳播成本其實沒有變化,但是學術傳播收益增加了.路徑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開放獲取既增加了學術傳播收益,又增加了學術傳播成本,但學術傳播收益的增加超過了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簡單,但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從根本上思考開放獲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樣適用于分析我國是否應該“擁抱”開放獲取.開放獲取很可能使我國的學術傳播成本增加.根據大致的測算,由于歷史上定價參照標準較低、我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數量相對歐美國家較少等原因,我國目前支付給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訂閱費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銷售額的比率一般不超過10%.這個數據也可以從已經在全球資本市場上市的大型商業出版社的年報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驗證.如果簡單化處理,假設我國學術研究成果全部金色開放獲取,文章處理費總額通常按照發文量計算,基于SCI數據庫的簡單統計,2019~2021年我國(香港、澳門、臺灣除外)論文在全球占比均超過20%且繼續增長.因此,可以推測開放獲取很可能會使我國的學術傳播成本增加.但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彌補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開放獲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國龐大的研發人員和學生,促成工程師紅利和科學家紅利.我國研發人員數量和研究生數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國科技人才發展報告(2020)》顯示,“十三五”期間,我國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快速增長,年均增速超過7%,從2016年的387.8萬人/年,增長到2020年的509.2萬人/年,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國招收研究生117.7萬人,在校研究生總數增至333.2萬人[13].如果我國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開放的,所有這些研發人員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從中受益.開放獲取可以助力我國的經濟轉型.創新在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我國繼續追求增長質量而不僅僅是增長速度,以向創新驅動型增長持續過渡.不僅在我國,在世界范圍內,關注研究的大學和關注應用的企業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通過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見性,促進對科學數據的公開訪問,有助于促進科研合作和成果轉化.整體上判斷,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收益的增加額足以彌補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國應該“擁抱”開放獲取.當然,對學術傳播凈收益的準確度量非常困難,此結論尚需更加嚴密的測算和論證.期待更多的學者參與到這一研究中.

“十一五”期間，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研究領域的發展變化較大，隨著高等美術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學轉換，高校教師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長，研究機構紛紛成立，課題申報數飛速上漲，立項數不斷上升①，但高品質的學術成果卻并不多見，反而在總量擴大的情況下，質的相對比率反而下降。這種情況在“十五”期間已經出現，國家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規模，對學術期刊進行學術評估，對核心期刊進行動態評估，加強對課題項目后期資助的審核及資助力度，出臺各種對優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獎勵措施，各家出版社對優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計劃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不良的學術風氣依然存在，量與質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國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學科研究的整體態勢是個體性的研究增加而集體性的研究減少，專門領域內的研究向縱深發展，個案研究比較多，邊緣性研究比較多，地域性美術研究亦逐漸增多，一些新興學科的概論性著作也逐漸增加。整體上說明了學科研究領域的面在不斷擴大，基礎研究也在不斷深入，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這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國家項目的推動及省(市)、部門各級項目的立項與資助力度不斷增強，大多數有研究前景的個人與集體項目都能獲得各種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學位論文成倍增加，盡管存在種種問題，但在總體上還是推動了學科研究的發展，因為其中的開題、評審、答辯等種種環節，在掌控論文的學術質量上還是發揮了作用，還有一些學生在認真地鉆研學問。   與美術史論的傳統學術研究相比，創作實踐方面的研究更為活躍。美術市場空前繁榮，展覽不斷，當代藝術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畫冊、期刊及各種出版物讓人目不暇接，對現狀的研究也隨之展開，美術批評理論也隨著批評實踐活動而有所發展，推動了各種創作理念;尤其是設計藝術理論研究，雖然還處于初創時期，亦初具規模，這與設計藝術教育的普及有關，與學科的基本教育規模與實踐性有關，其研究成果大多還體現在教材與基礎理論問題上。   現依據“十一五”期間美術與設計藝術學科研究的主要情況與基本特點，分述如下。   一、基礎理論研究   “十一五”期間的美術基礎理論比較薄弱。與“十五”期間相比，在研究范圍上無突破，在數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還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輔助教材為主，如“美術概論”一類，有鄧福星的《美術概論》(2009年版)、趙一丹的《美術概論》(2008年版)、陳美渝的《美術概論》(2007年版)及高國良的《影視美術概論》(2008年版)、肖清風的《設計藝術概論》(2007年版)、朱?主編的《設計藝術概論》(2006年版)，其特點是強調了個體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體編著的大一統模式，展開了多元論述。在門類美術的基本理論研究方面，近十年來還是局限在影視美術，未見其他門類美術的著述。   在博士論文方面，則有些專題性的理論研究，如王云亮的《話語的轉型:以宗白華的中國畫理論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討20世紀中國美術理論話語的現代問題。   在“十一五”國家課題立項中，基礎理論方面的選題比例也小，占美術類課題總量約17%，其中包括對西方藝術理論的研究，設計藝術理論、批評理論及各項專題理論研究，未見原理論研究，而且有些選題重復立項。   與美術基本理論研究現狀相比，設計藝術理論的研究成果略為突出，且作者隊伍也趨向年輕化，其成果形式還是以教材為主。如余強主編了一套設計藝術基礎理論叢書(2006年版)，以及邵宏編著的《設計學概論》(2009年修訂版)、胡守海的《設計概論》(2006年版)、張燾的《室內設計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編的《空間設計原理》(2007年版)、清華大學課題組編的《設計藝術的環境生態學》(2007年版，“十五”規劃題)、何燦群主編的《人體工學與藝術設計》(2007年版)、陸小彪等的《設計思維》(2006年版)等等。專題性研究則有桂宇輝的博士論文《包豪斯與中國設計藝術的關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學位論文《器以藏禮:中國設計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術史研究   “十一五”期間的美術史研究依然是重頭戲，成果數量不少，但值得稱道的卻不多。其間以教材為多，特別是中外美術通史寫作，雖然看似以個人撰著為主，體現研究主體的學術立場及其觀點，實際上還是取通用的體例及通常的史學觀，無甚建樹。五年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美術史出版有13本，外國(西方)美術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屬于簡編。②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工藝美術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個人專著。應該說，這與“十一五”期間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大力展開有關，與設計藝術學科的興起與普及有關，與文化研究及新美術史學觀的興起也有關系。外國美術史寫作中比較值得關注的是陳平的《西方美術史學史》(2008年版)，特別是他又主編了一套“美術史里程碑”叢書，包括《羅馬藝術》、《作為精神史的美術史》及《羅馬晚期的工藝美術》。   美術史的研究方法是這一時期倍受關注的問題。   圖像學、藝術形態學、藝術社會學及藝術心理學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意識形態研究、比較研究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斷地滲入中國美術史學界，挑戰傳統的歷史文獻學及風格樣式研究。   其間，較有影響的是美籍華人學者巫鴻的著作被介紹到大陸，如《禮儀中的美術》(2005年版)與《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屆高等藝術院校美術史學教育年會在中央美術學院召開，會議主要著眼于青年一代的美術史學者，而來自各藝術院校及科研機構的青年學者所提交的論文，引起與會者的極大興趣。兩天會議不時掀起討論的熱點，如華南師范大學顏勇的論文《西學語境中的傳統畫論: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種現代詮釋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學吳雪杉的論文《清初“四僧”與歷史書寫———民國時期美術史的一個考察》，還有中央美術學院張鵬有關寺觀廟堂繪畫、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獨到之處。2008年4月第二屆年會在四川美術學院召開，其研討的主題是“美術的地緣性”，并設六個分論題，即(1)差異與融合;美術考古的視角;(2)地域性母題的圖像呈現;(3)美術及其理論中的地方觀念;(4)地緣性與風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價值限度;(6)地緣性理論的回顧和反思。顯然，年會的學術議題已轉向有關方法論的專題研究，“研究視角”比“學術立場”更受人關注。#p#分頁標題#e#   2009年10月第三屆美術史學教育年會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召開，主題是“邊界與范式”，曹意強與潘耀昌均關注到越界問題，即在全球化視野下的“世界藝術研究”;而在“中國古代美術研究新視野”的專場討論中，鄭巖、張鵬等人所提交的論文依然注重圖像分析，注意討論具體的問題，由此及彼，由小見大。這樣的研究方法正被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所接受。   中國美術史專題研究的主要成果來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項目。如屬于“十五”國家重點項目之一的“中國道教美術史”(2003年立項)，其課題成果之一《論〈八十七神仙卷〉與〈朝元仙仗圖〉之原位》(李淞著)獲首屆中國美術獎理論評論獎(2009年)，與其同時獲獎的還有李超的《中國早期油畫史》(2001年立項的國家年度課題)及裔萼的專著《二十世紀中國人物畫史》(2001年立項的文化部青年項目)。   中國近現代美術研究在“十一五”期間依然是一熱點③。已出版的專著有呂澎的《20世紀中國藝術史》(2006年版)、張曉凌主編的《中國現代美術史文獻集》第一輯(2007年版)、陳瑞林的《中國現代美術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榮春的《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原名為“中華民國美術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凱負責的“中國現代美術之路”的課題組(北京市教委共建項目)于2006年相繼在香港、上海組織召開學術研討會，會議邀請海內外學者就20世紀中國美術的現代轉型問題展開討論。張曉凌負責的“中國現代美術史”課題組(“十五”國家重點)也相繼在北京、杭州組織召開編委會，其項目將在2010年下半年結題。鄭工的《民國時期美術思潮》(2001年文化部項目，原題為“20世紀中國美術大論辯”)已于2006年結題(將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方面，數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顧丞峰的《現代化與中國百年美術》(2007年版)、薛娟《中國近現代設計藝術史論》(2009年版)、馬琳的《周湘與上海早期美術教育》(2007年版)、華天雪的《徐悲鴻的中國畫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間，研究范圍擴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強了，其特點是以現代化理論為核心，注重社會文化的整體轉型，同時也在進一步整理資料，敞開學術視野，消除偏見。   中國書法史論研究在“十一五”期異軍突起。說“異軍”則是因為在20世紀書法漸次游離出了中國美術圈，而在21世紀，在學科整合的過程中開始有所溝通，學科建設迅速發展，“十一五”期間推出了一批成果。如叢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國書法史》叢書(2007年版)，歐陽中石主編的《中國書法藝術》(2007年版);專題研究成果可見之南方出版社的“書法研究博士文庫”(第1輯，2009年版)，王元軍的博士后出站報告《漢代書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獲第三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一等獎。   三、區域美術(含民族美術)研究   “十一五”期間區域美術研究比較活躍，正因為這一時期通史性的寫作基本處于停滯狀態，而地域性的美術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關文化教育單位的重視，作為地方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項目進行扶持。區域美術研究的特點，一是文化中心區域，二是文化邊緣區域。如北京的地區性美術研究就有兩項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編的《20世紀北京繪畫史》(2007年版)與李福順主編的《北京美術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規劃項目)。前者聚集了國內頗有建樹的美術史論家，如李樹聲、薛永年、水天中、單國強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學者。二者體例不同，水平各異。相比“十五”期間出版的《上海美術志》(2004年版)和《20世紀上海美術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體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門文化局近年也資助一批有關澳門美術與設計方面的研究項目，已結題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華的《澳門繪畫史》、劉佳的《澳門設計藝術》。   由澳門基金會編輯出版一套《澳門史新編》(2008年版)，收錄了莫小也的《澳門早期美術史:遠古至1850年》與鄭工的《澳門美術史的分期與分類》。莫小也的研究課題“澳門美術史”(2003年立項的國家年度題)也基本完稿。   相關的研究成果還有李偉卿主編的《云南民族美術史》(2006年版)、張亞莎的《西藏美術史》(2006年版)、范曉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術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術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臺灣美術史》(2007年版)。還有一些民族美術史的研究課題在“十一五”期間陸續立項，如彭林緒的《土家族工藝美術史》(2007年度)、張景明的《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藝術與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絲綢之路與西北民族美術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復的《中國少數民族刺繡工藝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鐘浩的《中國朝鮮族百年美術發展歷程與特性研究》(2009年度)。   區域研究的性質應屬于文化研究，或者說是有關地方知識及在特定空間區域內文化關系的總體敘述，故在文化邊界、共時性關系、差異性論述等問題上容易形成關注的焦點。只是目前美術學界對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義認識還不明確，故在寫作時容易出現視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認識誤區，就是將區域美術研究作為局部范圍內的一般美術史寫作，即被縮小了空間范圍的通史性寫作。實際上，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都不一樣，要解決的問題更不相同。這一問題在2010年4月的“中國地域性美術史研究暨《北京美術史》學術研討會”上已被提出，但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四、邊緣性的文化研究   邊緣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間，美術學及設計藝術學處于學科的基本建設階段，新的邊緣類型學科出現不多，其隊伍基本是由民間美術、工藝美術及設計藝術等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構成，理論基礎較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興起后，帶動了民間美術與民間工藝美術的文化研究熱潮，但真正理論上的帶動卻是文化人類學及民俗學。如喬曉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民間美術研究文集》(2008年版)、吳志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新視野下的福建民間美術》(2008年版)、沈泓的《節慶狂歡:民間美術中的節俗文化》(2009年版)等。還有一些研究課題在“十一五”期間陸續立項，絕大部分都屬于調查報告④，其立項在美術及設計藝術類中每年的比例數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項(其中兩項為國家重點)，2008年有四項，2009年有六項(其中兩項為國家重點)，分別為當年美術及設計藝術類總立項數(含文化部項目)的19%、10%、17%(不含工藝史研究)，但重點題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為50%，而2009年則為100%。#p#分頁標題#e#   ⑤隨著2007年當代藝術市場的火爆，藝術市場學也為人們所關注。有些學者開始研究藝術市場的運作規律，涉及種種與藝術品交易有關的經濟現象，思考其中的理論問題，并涉及當代藝術的存在意義及其評價體系，重新判定藝術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重新判定藝術與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面對藝術的公共性，面對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藝術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藝術社會學的內容必須置換，重新書寫，其研究方式也不是傳統的歷史學所能勝任的。應該說，這方面的研究正處于開始階段，研究成果多是調研報告，以及建立在宏觀基礎上的分析判斷。中國藝術市場的不規范，許多統計數字不可靠，資料來源也很復雜，給深入而客觀的研究帶來很大困難。有些學位論文涉及到藝術市場機制、藝術市場語境下的當代藝術發展問題，關于中國藝術市場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了藝術市場分析研究中心，由趙力主持，并主編了一套《藝術財富》叢書，如《藝術財富》(一)(2006年版)、《藝術財富:全球藝術市場新格局》(2007年版)、《藝術財富:全球化與中國藝術市場》(2008年版)、《藝術財富:金融危機下的藝術市場》(2009年版);同時藝術市場分析研究中心還陸續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研究報告。自2009年起，國家文化部藝術市場研究中心也連續了2008年與2009年的《中國藝術品市場年度研究報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關村科技園區雍和園管理委員會、藝術北京當代藝術博覽會主辦了“2010藝術經濟論壇———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藝術市場與藝術收藏”，其議題有宏觀經濟背景與目前藝術市場、中國經濟發展和藝術市場復蘇、亞洲當代藝術市場是否能夠走出危機以及亞洲藝術市場的前景。   五、創作理論與實踐研究   美術創作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歷來是美術學研究最為薄弱的環節。大多數著述都停留在基礎性技法理論教材的編撰，也有結合自身的藝術創作實踐總結一些經驗，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試圖建構一個系統的創作理論框架，實現自己的藝術主張。   與原理論研究不同，創作理論的研究正在于實踐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術性的成分比重較大，或者說，其解決的主要就是技術理論問題。特別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斷出現的當代社會，藝術的創新性不斷為人所重視，而創作理論與實踐研究卻有所不足。研究比較活躍的應屬設計藝術學科，如新媒體藝術、圖形創意研究、傳統文化元素在現代設計中運用等，論文數量較多，也有一定的見地，而那些傳統的繪畫與雕塑領域，創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間立項的一些國家課題，有望在這一方面取得發展。如2007年度的“中國畫寫意傳統中的世界性研究”(國家重點)、“中西繪畫圖式與時空觀念比較”(國家一般);2008年度的“書法創作理論研究”(文化部項目);2009年度的“當代中國水墨語言體系研究”(國家一般)、“中國北派山水畫的自然形態與筆墨形態研究”(國家一般)、“基于工作過程的服裝設計理論與方法論研究”(國家一般)、“數字傳媒設計中中國元素的融入及其應用研究”(國家一般)等。   六、問題及反思   問題一: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選題規劃上最突出的問題是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設計藝術學的項目規劃與立項，也在擠壓美術學的項目資源。在國家學科分類目錄上，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都是二級學科;同樣，在國家學科分類及代碼表上，美術與工藝美術、書法也是并置的。   因為多項學科均囊括在“美術學”內，造成每年“美術學”類的項目申報數居高不下，從而引起項目資源配置上的問題，導致“美術學”類的申報項目被大量削減，影響了學科的健康發展。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一些新興學科的研究出現不少學術泡沫，與規劃項目扶持不當也有關系。我們往往看到社會的需求，卻沒有注意到項目承擔者的實際學術水平與科研能力。   問題二:學術創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獨到的見解，這一點在集體編撰的項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終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這并不意味著否定集體的智慧，否定研究課題的集體行為，否認學科帶頭人的積極意義，而在于我們如何正確處理科研立項中學科的“體系化”建設與“課題性”研究的關系。所謂“體系化”建設，即指那些學科的系統性理論建構;而“課題性”研究，則是針對某一具體項目的深入研究。從目前的學科發展情況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這些“通史”或“通論”，而更需要在某一課題上深入發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寬研究領域。如果沒有基礎性的“課題”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論”只能停留在編撰的水平，不斷重復地拼湊組合，在所謂的“框架結構”上做文章。但這并不等于說我們不需要學科的體系化建設，學科的體系化建設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論”上，而應該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論派別，從基礎理論開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構成“百家爭鳴”的大局，促進學術繁榮。   現階段我們更需要獨辟蹊徑式的研究，從而加強某一選題的研究力度，以點帶面，拓寬研究的領域。   特別在傳統的中國美術史學領域，鼓勵那些最適合個體性研究的選題系列，形成幾項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成果。如中國的宗教美術就是一個極有學術發展前景的研究領域，尚且不論四大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術，論敦煌學的影響及其在國際學術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國各地的佛、道美術作品，數量也極其龐大。中國古代美術遺品中，半數以上應與佛、道有關。這是其它國家和地區難以具備的文化遺產與學術資源。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一樣，古代美術遺址及遺跡的保護與研究也迫在眉睫。過去，我們已經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圖錄與圖冊，相關的文獻資料也陸續加以整理，但深入細致的高品質論文卻難得一見，相關的研究選題也很少。#p#分頁標題#e#   另外，繼續鼓勵少數民族美術研究，以邊緣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單一性的主體敘述，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新格局。同時，由少數民族美術及邊遠地區的美術研究拓展至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美術研究，提升區域美術研究的學術水平，既看到歷史文化在不同區域間的交流與互動，也揭示美術在地區性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義。   問題三:美術基礎理論研究貧弱。基礎理論需要較長時間的學術準備，尤其需要由創作理論沉積一段時間后再行引發新的突破。目前，藝術創作空前活躍，藝術家的創作自由度也大，但卻匱乏新的理論思考及相關藝術實驗的研究報告。   我們不能說美術創作中沒有學術問題。過去美術家總期待著理論家幫他們解決理論問題，而理論家往往又幫不了這個忙，因為那些理論問題都與創作實踐密不可分。與其他的人文學者一樣，美術創作者總為范式問題所困擾，而突破范式的束縛則被認為是天才的創造力的體現。但范式的成形及傳播需要知識的幫助，一個成系統的新知識才能支撐藝術的新范式。當代藝術鼓勵創新，也為新的藝術理論出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而這種理論又會支持新的藝術批評，促進藝術創作的實踐，溝通藝術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審美聯系。

一、兩岸文化產業政策概況   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強調創意，大陸的“文化產業”強調內容。雖然概念不同、內涵上也有所不同，但兩岸的產業范疇劃分，在整體上還是較為接近的。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兩岸文化產業都形成了一定規模，并保持著較高的發展速度。這與雙方在各個時期采取的文化產業政策密不可分。   1、概念界定   在臺灣，文化創意產業被定義為：那些來自于創意與文化積累，透過知識產權的生成與運用，有潛力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并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活動。［1］大陸將文化產業的概念界定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2］臺灣使用的概念是“文化創意產業”，強調創意，注重產權，而大陸采用的概念是“文化產業”，側重于內容的產業化。此外，兩岸也都強調了產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臺灣考慮其“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的潛力和“促進整體生活環境的提升”的能力，而大陸則指出了文化產業的文化軟實力作用及對社會經濟的整體影響。   2、產業范疇   文化（創意）產業具體涵括的產業范疇在臺灣和大陸有所不同。按2010年出臺的《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最新界定，文化創意產業共分為16個產業類型，具體是：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工藝、電影、電視廣播、出版、廣告、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設計品牌時尚、建筑設計、數位內容、創意生活、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3］臺灣文創產業范疇的界定除有四個類別與設計相關較為突出外，創意生活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獨立門類出現在世界范圍內是絕無僅有的。大陸文化產業的范圍，2004年國家統計局劃分為：核心層（新聞服務，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廣播、電視、電影服務，文化藝術服務）、外圍層（網絡文化服務，文化休閑娛樂服務，其他文化服務）和相關層（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銷售），國務院2009年出臺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提出九個重點方向：文化創意、影視制作、出版發行、印刷復制、廣告、演藝娛樂、文化會展、動漫和數字內容。這個變化將新聞服務和文化用品的生產和銷售淡化了。   3、行業比較與發展狀況   在實際產業發展中，臺灣的影視、音樂、設計、創意生活和數字內容等行業類別發展較為成熟，占有較大比重；而在大陸文化產業中，傳媒和數字內容則占有重要與核心的地位。從經濟增長數據上看，2002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為4,353億元，2007年為6,329億元，增加1,976億元，2002至2007年年平均成長率為7.78%，比臺灣同期GDP年平均成長率高出3.7%。在增加值方面，2002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附加價值為2,311億元，2007年為3,354億元，增加1,043億元，2002年至2007年的年平均成長率為7.73%。［4］大陸方面，2004年至2008年間，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速達到了22%，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3.6個百分點。2009年文化產業增加值為8400億元左右，比2008年增長10％，快于同期GDP的現價增長速度3.2個百分點。［5］2010年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了一萬億元人民幣。在就業人員方面，臺灣文化創意產業2002年解決就業人口16.24萬人，2007年為21.16萬人，增加4.92萬人，2002至2007年年平均成長率為5.43%。［6］截至2008年底，大陸文化產業從業人員達到1182萬人，占全國從業人員的1.53%，占城鎮從業人員的3.91%。［7］   4、兩岸文化產業政策演進   早在1995年，臺灣“文建會”就在“文化產業研討會”中提出，將“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作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概念之一，不過，當時的“文化產業”還屬于傳統的初級產業思維。此后，在2002年《挑戰2008—臺灣發展重點計劃》的6年規劃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被納入其中，主要內容為：建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機制，設置文化創意產業資源中心，發展藝術產業，發展重點媒體文化產業，臺灣設計產業起飛。由臺灣地區“行政院”召集“經濟部”、“文建會”、“教育部”與“經建會”共同成立“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統籌相關工作。在此基礎上，2009年進一步提出了《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劃（2009-2013）》。2010年，臺灣正式頒布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從法律層面為文化產業創造了更加公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和競爭平臺。近十多年來，大陸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不遺余力地支持和引導文化產業。1998年文化部設立了文化產業司；2001年，“第十個五年計劃”提出“完善文化產業政策”；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首次將文化產業確定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2006年，國家了《“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對“十一五”時期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了規劃；2009年，國務院《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明確了大陸發展文化產業的總體思路、原則目標、重點任務和政策措施；2011年，大陸頒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要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此外，在國家層面的政策推動下，各省市地方也陸續推出了各自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進一步將文化產業的發展態勢推向高潮。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各種綜合性政策、知識產權政策、人才培養政策、投融資政策、財政稅收政策陸續出臺，以期從多方面、多層次推動文化產業不斷發展。   二、兩岸文化產業政策的共性與差異   由于政治環境和各自所處的產業發展階段不同，兩岸的文化產業政策在共性中存在著差異。一方面，穩定、連續、靈活、全方位、多層次是兩岸政策的共同特點；另一方面，二者在完整性、地域性、政策原則、管理機制上，存在著明顯差別。#p#分頁標題#e#   1、兩岸文化產業政策的共性   兩岸文化產業政策的共性突出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文化產業政策的穩定性與連續性突出。從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政策制定來看，大陸和臺灣戰略都比較具體，并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自黨的十六大以來，大陸文化產業戰略步伐明顯加快，戰略目標連續性更強。在政策內容上，大陸與臺灣都重視重點文化產業的發展、重大文化產業項目的帶動作用和“走出去”戰略。另一方面，大陸文化產業發展政策具有緊迫感和跨越性，但規范性和完整性略顯不足，在發展戰略的階段性和與百姓生活的切合度上與臺灣還存在一定差距，這與大陸文化產業發展起步較晚關系密切。   （2）為產業發展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政策支持。作為新興產業，兩岸為文化產業提供的政策支持是全面的。以大陸為例，從2001年起政府出臺的政策中，既有綜合性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也有僅涉及某個方面的《關于支持文化企業發展若干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以及支持某個具體行業的《關于扶持中國動漫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等等。臺灣方面政策扶持的多面向可從2010年“文建會”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97-102年）第二次修正計劃》的關聯圖中窺見一斑（圖1）。該計劃既考慮到了產業環境，也設計了旗艦計劃；從資金、人才到研發、流通，政策措施全面細致（見圖1）。   （3）政策處于持續的動態變化之中，靈活性強。到目前為止，兩岸的文化產業政策都經歷了或正在經歷著，從框定產業概念到調整產業結構，再到縱深發展、法制規范市場活動的發展過程。在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政策需要解決的問題各有差異，再加上地區發展不平衡、地域文化有差異、產業構成復雜多樣等因素，政策語境較為復雜。在文化產業發展初期，政策焦點在概念層面，主要任務是理清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為文化產業“講一個好故事”。大陸方面，1998年文化部文化產業司的成立，2002年十六大報告對發展文化產業的明確支持，臺灣方面，2002年臺灣“文建會”的《文化創意產業概況分析調查》，大體處于這個階段。經歷了初期的醞釀徘徊，兩岸政策進一步關注產業結構的戰略調整和產業實力的發展壯大。這個階段代表性的是，2006年大陸了《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2002年臺灣地區了《挑戰2008：臺灣發展重點計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2009年，大陸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2010年，臺灣頒布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這標志著兩岸的文化產業發展進入了縱深發展、法制規范的階段。當然，在法制環境建設方面，大陸與臺灣還存在一定差距，亟待完善。上述政策的階段性變化，一方面體現出了兩岸政策的靈活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產業政策所處環境的復雜多變。   2、兩岸文化產業政策的差異   由于政治體制、發展理念、產業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兩岸的文化產業政策也存在著多方面的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   （1）臺灣文化產業政策起步早于大陸，完整性較強，大陸政策的地域性特征明顯。從上面的介紹和論述中可以發現，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起步要略早于大陸，其整體發展階段較大陸超前。此外，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規劃也更為深入全面。大陸的文化產業政策尚停留在產業目標、發展方向、戰略部署階段。對如何現實地實現某個目標，還缺少具體的操作性策略。相比之下，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規劃則更為規范、詳盡、可操作。以大陸《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為例，文本大部分則是在討論文化產業的目標和任務，措施部分提綱挈領；而臺灣的發展計劃從一開始就較為詳盡，涉及各個行業、各個層面，操作性強。大陸的優勢在于除了國家層面的規劃外，各省市，如河北省、遼寧省、天津市、深圳市等都依據自身情況，出臺了各自的振興規劃，補充了國家層面規劃的操作性內容。   （2）臺灣奉行低度管理、高度輔導原則，大陸采取政府主導原則。從兩岸政策文本中不難發現，臺灣的政策更傾向于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各類輔助支持。如2010年二次修正計劃中提出的研發與輔導計劃、人才培養計劃、資金補助、市場拓展等，每個計劃中都強調政策的輔助功能。2010年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更明確提出“低度管理、高度輔助”的立法原則。從宏觀角度看，這一原則與馬英九政府倡導的開放、松綁政策是協調一致的。相比臺灣，大陸更強調政府的主導功能。大陸現實的發展情況，決定了文化產業要走“政府主導、專家論證、市場運作、群眾參與”發展之路。從文化產業在大陸出現之初，政府就在其中起到了極為核心的作用，并一直是推動大陸文化產業不斷向前發展的主要動力。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主管機構相對集中，大陸政策體系有賴于多部門、以及國家層面與地方層面的協調建構。在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主管部門有四個，部門相對集中，分工較為明確（圖2）。相比之下，大陸的文化產業政策則由多個部門分頭負責，管理相對分散，需要各部門彼此協調。另一方面，由于大陸地域廣闊，各地區情況不同，發展程度各有差異，因此，除了全國性文化產業政策，各省市地區也會逐層出臺各自的發展規劃、支持政策，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共同建構著文化產業的政策體系。   三、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兩個動向   2010年，臺灣地區政府提出“黃金十年”發展遠景，希望“以文化來發揚臺灣的優勢”。同年，包含四章三十條內容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三讀通過，正式實施。近年來，臺灣地區與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政策和措施也在不斷地調整和創新，其中，有兩個動向值得關注。   1、政府民間結合，資金投入加大。   2009年5月14日臺灣“行政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出爐，擬從2009年至2013年以280億元新臺幣（下同），投入六大旗艦計劃和文創環境整備工作。同時，從臺灣發展基金提撥新臺幣200億元成立創投基金，其中100億元由“文建會”直接投資文創產業，以持股不超過49%為限；另外100億元投入則與民間資金進行相對投資。2010年臺灣訂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編列新臺幣262億元推動各項文創產業。由于2008年馬英九當選時提出未來四年逐步提高文化預算至政府總預算的4%，如依照2011年總預算達新臺幣1兆7896億元計算，2012年文化預算將達到715.84億元（近151.35億人民幣）。2011年9月14日“文建會”與12家創投公司共同宣布啟動“文創投資機制”，預計10年內由政府帶頭投入新臺幣60億元，估算另外從民間引進新臺幣60億元資金；由官方結合創投基金的靈活專業投資與經營經驗，積極尋找優秀文創目標進行投資。2011年8月投資的第一個指標性個案《賽德克•巴萊》電影，金額達新臺幣9000萬元，主要作用于后期制作及營銷費用，補足該片最后資金缺口。該片自9月9日上映后，短短三天半票房收入突破新臺幣1.5億元。#p#分頁標題#e#   2、市場導向明確，重視大陸客源   臺灣文創產業一直以市場需求為發展導向，重視交易會、博覽會等營銷平臺，重視開拓以大陸客源為主的文化消費市場。近年來，兩岸文化產業論壇、兩岸文化產業博覽會、兩岸文化產業示范園區等不同類型的合作交流在北京、上海、深圳、廈門和福州等地廣泛開展。2011年9月8日至11日在臺北舉辦的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400多家廠商參與，其中包括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等十幾個國家的廠商，以及香港和大陸的多家廠商。這是臺灣第二次舉辦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與2010年第一次相比，2011年度參展作品增加兩倍，參展廠商增長大約三成，尤其是大陸廠商的參與，有助于臺灣文創產業進入大陸市場。臺灣善用中華文化資源，將藝術珍品與生活實用結合，創造出驚人收益。依據臺北故宮內部統計資料（請見下圖），2010年不包含門票以及餐飲收入，光是旅游紀念品收入即達到新臺幣647,630,008元（6億4763萬8元，以2011年9月13日匯率人民幣：新臺幣＝1:4.608計算，大約為人民幣140,544,706元，即1億4054萬4706元）。如果細算其中由大陸客源所消費金額比重，2010年度大陸觀光客占所有外籍參觀人數比例為（1164450／1900668）x100%=61.27%（四舍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由此，大陸客源為臺北故宮禮品收益貢獻將近新臺幣3億9680萬2905元（約合人民幣8611萬1742元），目前大陸觀光客可以說是故宮最重要的觀光人數與禮品銷售收益來源。   四、新形勢下發展兩岸文創產業的思考   臺灣與大陸，擁有共同的歷史文化淵源，這是維系兩岸關系的堅韌紐帶，也是雙方合作的重要基石。面對國際競爭、兩岸交流、拓展市場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共同需求，發展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當前應抓住兩岸分別提出的“十二五規劃”和“黃金十年”的重要歷史機遇期，從政策、操作和借鑒三個層面思考新形勢下發展兩岸文化創意產業路徑，進一步擴大合作空間，以文化推動經濟，讓文化改變生活。   1、政策層面：有限目標、分布實施、行業突破、企業先行   文化在任何時候都是非常堅韌的精神紐帶，也是兩岸政治經濟領域合作交流的重要基礎。2011年臺灣故宮銷售量第一的出版物是兩岸合璧的《富春山居圖》。以傳統中華文化為基礎的內容產業有著廣闊的兩岸及國際市場空間，需要兩岸整合資源，共同開發和拓展。目前，無論在傳統文化產業還是新興文化產業，兩岸交流都非常活躍，空間很大。但由于政策障礙，兩岸交流很不平衡。ECFA中涉及了文化產業合作的部分內容，除設計、視聽等行業獲得政策支持外，其他文化產業領域仍有許多限制。2010年文化部長蔡武訪臺時正式提出過兩岸在經濟合作協議的基礎上簽訂文化合作協議的設想，2011年臺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先生在與文化部歐陽堅副部長交流時對此作出了積極回應。建議抓住機會，適時推動相關工作，調整兩岸文化合作的政策空間，以滿足發展需求。考慮到兩岸特殊的政治生態，建議在政策層面上為兩岸文化產業的發展設定可以量化的有限目標，設計按時間段的分布實施計劃，從目前的設計、視聽和演出行業逐漸突破到動漫和數字內容等新興業態，推動由企業出面，按市場規則進入和擴大文化消費市場。   2、操作層面：市場需求、產業基礎、政策空間、戰略思考   大陸在地文化資源豐富、生產加工能力強、市場空間大；臺灣創意產品設計新穎、貼近生活，市場營銷較為成功。兩岸文創產業具有較強的互補性。目前雙方都有在文化創意產業領域擴大合作的愿望和需求。臺灣方面由于市場空間的限制，進入大陸市場的訴求更為迫切。從操作層面出發，尋找進一步推動雙方文化創意產業合作的突破點需考慮以下四個要素：一、市場需求旺盛。文化產業的發展在考慮投入的同時必須關注產出，這是所有產業的基本特征。有市場需求，才有盈利空間，才能引導資本投入。二、產業基礎堅實。既是產業合作，需要雙方在共同感興趣的領域里有一定的技術、產權、人才及客戶等前期積累及產業基礎，才能互補和互動，從增量的角度共同拓展市場空間。三、政策空間允許。目前兩岸文化產業的交流與合作還是有不少的政策障礙，在業務范圍，人員往來、資本構成等許多層面政策障礙的解決還有待時日。目前可以考慮先從現有的政策空間中拓展，比如在ECFA中已經達成協議的領域。四、戰略思考可行。前三點是雙方的共同利益點。當然，兩岸的文化產業合作不僅僅是產業和經濟問題，還需要雙方的決策和行業管理機構從兩岸整體戰略的角度思考合作的意義和出發點。   3、借鑒層面：完善法制、搭建平臺、淡化邊界、關注民生   臺灣于2010年推出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及其實施細則，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目標、范圍、發展思路、執行主體、相關責任、保障措施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和推動有重大意義。臺灣除了“文建會”和各縣市文化局作為政府的行業管理部門推動文創產業發展外，行業協會、文化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各自以獨立的法人身份，努力代表企業利益，在政策訴求和市場拓展兩方面搭建各類服務平臺，推動文創產業發展。臺灣文化類基金會數量多、影響大，代表性的有“臺灣文化藝術基金會”、“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奇美文化基金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等。臺灣文化、出版、廣電行業的融合交互已成常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沒有清晰邊界，基本上是相對獨立、相互依存、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轉化。博物館、公園、文化遺址等公益性文化機構在完成公共文化服務的同時，都在創新文化產品和服務，開拓文化市場。臺灣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以創新的經營方式提供食、衣、住、行、育、樂各領域有用的商品或服務定義為創意生活，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類別加以支持，把創意產業的發展與老百姓的幸福感直接聯系。臺灣方面的這些做法值得大陸的相關決策機構和行業管理部門借鑒。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兩岸文化產業的合作有著很好的基礎與發展空間。目前兩岸可以在“政府推動、協會搭臺、專家論證、企業運作”的成功模式基礎上，從戰略布局的高度調整相關政策，融合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要素，以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胸懷，推動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造福同胞、造福社會。#p#分頁標題#e#

一、美國高校創業教育生態系統的構成

1.美國高校充分發揮創業教育的主體作用。

美國高校關于創業教育的研究與實踐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截止到2005年，在美國4200多所高校中，已有2000多所大學和學院開設了3000多門創業教育課程，設立了44種學術性期刊和277個創業教育捐贈席位，成立了100多個有關創業的研究中心，累計超過4.4億美元資助大學生創業項目，百森商學院、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等高校一直走在美國各大學創業教育的前列。首先，任何一種系統的構建，都要以一定的目標為支撐，準確定位創業教育的目標是構建創業教育生態系統的第一步。隨著創業教育研究的深入和創業教育工作者認識的加深，美國創業教育的目標逐步由培育創業者，使受教育者能夠創辦實體企業的“功利性”目標向培養受教育者的創業意識、創業精神和創新能力，使受教育者能夠獨立地工作生活和更好地適應社會變革的“非功利性”目標轉變。作為全球創業教育成功實施的典范，斯坦福大學在創建之初就確立了鮮明的辦學宗旨，即“使所學的東西都對學生的生活直接有用，幫助他們取得成功”。作為全球創業管理教育和研究最著名的商學院，百森商學院的創業教育宗旨是全力幫助學生發展創業式的思維方式、進取心、靈活性、創造力、冒險的愿望、抽象思維能力以及視市場變化為商機的能力。其次，創業教育課程體系是創業教育的內核，是實現創業教育理念的主戰場。盡管美國各高校創業教育的側重點不同，但美國高校創業教育的課程基本已經系統化，并由基礎課程——其他課程或法律課程——企業戰略的金字塔課程模式向所授知識以創業為核心，成環狀向外輻射散開的圓形模式轉變。作為全球創業性大學建設領導者，麻省理工學院形成了創業相關知識普及——創意資產紙質化——創業實踐體驗的創業教育課程體系，打破了創業教育與專業教育之間的圍墻，涵蓋了教育過程的全鏈條。在百森商學院，為學生安排了科學系統的創業教育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其理論課程包括由一系列選修課程組合的4個整合模塊和由基礎課程、專業課程和支持課程組成的22門課程，其實踐課程包括機會識別訓練、商業計劃書撰寫、促銷訓練和模擬創辦企業等。再次，師資力量不僅是創業教育成功的必要條件，更是創業教育體系中最具活力的一環。美國高校一般鼓勵和選派擁有豐富創業經歷和良好創業素養的優秀師資從事創業教育，還注重吸收社會上既有學術背景又有創業經驗的企業家、行業領導者等擔任兼職教師，不僅可以為學生打下堅實的專業基礎，還可以提高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使創業教育在理論與實踐相互結合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完善。最后，高校濃郁的創業文化氛圍既是創業教育成功的潛在軟動力，更是創業教育長遠發展的持久動力。美國鼓勵創新、允許失敗的創業文化，以潛在的動力推動著青年廣泛參與到創業教育及教育活動中。據調查統計，美國18-29歲的青年中超過60%的人想要擁有自己的企業，18-34歲中80%的青年想成為企業家，在他們的創業動機中，個人獨立愿望超過了對財富的追求。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創業論壇、MIT10萬美金創業大賽、創業俱樂部等為大學生創業者提供了交流學習和提升能力的平臺，《科技創業》《斯隆管理評論》《MIT“創新影響”研究報告》等評論雜志為大學生創業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資源和有效的傳播途徑。

2.美國政府為創業教育提供切實的政策支持。

政府在創業教育生態系統中作為支持者，在政策法規和市場運行機制等方面推動著創業教育的發展。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2014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DoingBusiness2014）顯示，美國的法律環境、管制規則和企業營商環境的寬松程度在全球189個經濟體中排名第4。在政策法規方面，早在1953年，美國國會依據《小企業法》設立了小企業管理局（SBA），幫助有意于經營的小企業者創辦自己的企業，并設立了白宮小企業委員會和國會小企業委員會，協同SBA工作。截至目前，SBA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公共創業投資的提供者，是美國最大的對小企業的獨立融資機構。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就提出要為大學生“設定創業遺傳代碼”，以造就“最具革命性的創業一代”為其價值取向，并頒布了《貝多法案》（BayhDoleAct）、《小企業創新發展法案》（SBIDA）等公共政策，促進了大批實驗室發明成果開發成產品并推向市場，推動了高技術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和迅速發展。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政府愈發重視高校創業教育，在2011年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中，奧巴馬總統提出把創業教育納入國家創新體系，并啟動了“沖頂賽跑”的競爭項目，旨在資助能夠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創新實踐項目。在市場運行機制方面，一是美國政府簡化了創辦企業流程，設立了一站式創業窗口，僅需5天即可完成一個有限責任公司從注冊到運營的6個環節：預定公司名稱，提交公司組織文件，制訂并通過公司經營協議；申請聯邦的雇主識別號；注冊征收營銷稅；在勞工部的失業保險部門注冊；購買雇員補貼和傷殘保險；在兩家報紙上公開公司的組織文件并提交證書和公開宣誓書。二是美國政府降低了創辦公司的準入成本，推動了大學生創業的積極性。以2014年為例，美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總值為50120美元，注冊一個新企業則僅需750美元（其中第一個環節繳275美元，第六個環節繳475美元，其他環節免費），最低實繳資本為0美元。三是美國聯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制定了多項創業投資的稅收激勵政策。1978年將資本利得稅從49%降至28%，當年美國的創業投資額增至5.7億美元；1981年政府進一步將資本利得稅降至20%，帶來了創投行業的第二次繁榮；2000年《新市場稅收抵免方案》（NMTC）出臺，規定投資者如果投資在促進低收入地區發展的“社會發展基金”，可以從所得稅中獲得稅收抵免。

3.美國社會為創業教育提供有效的資源支持。

社會是大學生開展創業活動的真正“舞臺”，一個良好的創業社會環境對于創業者來說至關重要。在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創業教育社會支撐體系，為高校創業教育的開展提供各種中介服務。一是創業交流會、創業俱樂部、創業研究會、家庭企業研究所等組織機構為學生提供課程補充，協助學生在校園內與金融界、商界、學界等各界知名人士、專家、學者交流合作，最大程度獲取最新資訊與資源支持。二是由杰出創業者、風險投資家、管理、法律、會計等方面的專家組成的智囊團，為大學生提供創業咨詢和輔導，協助學生發展創意、確定商業模式和經營戰略。三是科爾曼基金會、考夫曼創業流動基金中心等支持創業教育發展的基金會每年都會以商業計劃大賽獎金、論文獎學金等多項獎金和捐贈教席的形式向高校提供大量的創業教育基金。

本文作者：嚴全治 趙利娟 單位：河南科技學院 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

加拿大高等教育之所以為國家經濟的發展培養出大批高素質的優秀人才，主要得益于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進而產生可觀的效益。那么何為高等教育科技資源配置?顧名思義，高等教育科技資源配置是指將科技人力資源、科技財力資源、科技物力資源等有限的不同類型的科技資源，在高等教育界根據一定的結構要求，在量、質等方面進行不同的配比，使這些資源在作用過程中始終保持相應的比例，從而使高等教育獲得最大的綜合效益。加拿大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比較高，有著獨特的大學管理體制模式，完善的政府、高校、企業間的三螺旋互動關系，并且具有較高的科技投入產出比。在加拿大社會經濟發展中，科學技術一直是占據著中心地位，成為國家財富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2007年加拿大毛入學率高達46%。其中25至64歲人口中的40%完成了高等教育，美國為36%，高出美國4%。其公共教育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4%，高于美國的5．2%［1］。據1998年統計，加拿大大學完成了全國23．8%的科研活動，是企業重要的科技創新成果的來源［2］。高等教育是加拿大科學技術發展的中堅力量，在提高整個社會受教育程度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中心功能。在2020年加拿大學習宣言中教育部長強調，在21世紀，高等教育與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充滿活力的知識型經濟的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進步社會、提高個人發展機會有著直接的聯系。高等教育越來越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因素［1］。

高等教育在科研和發展的領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資源的優化配置及產出是知識創新、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源泉，是發展知識經濟和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在加拿大，根據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與發展估計》解釋，高等教育由所有大學、技術學院、高等教育院校組成。在某種意義上，它還包括由高等教育建立起來并控制或者管理的研究機構、試驗站以及診所。加拿大共有190多家大學和可授予學位的教育機構。其中較為傳統的大學包括:提供本科學位的45所大學、15所綜合性大學以及15所醫科類大學。此外還有3家可授予學位的教育機構。另外，加拿大共有300多所學院和專科學院，其中，30多所技術學院，120多所學院提供高等教育文憑，145所學院提供專業教育，另有10所學院從事原著居民的特殊教育使命［3］。

一、加拿大高等教育科技人力資源狀況

高等教育對人們進入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獲得優秀的職位和豐厚的薪水具有直接的影響。高等教育不僅是創造人才優勢的基地，也是形成創新戰略的智囊。進步的科學技術同研究與發展之間具有強力的鏈接作用，高科技能夠提高知識型人才的個人能力。在現代科學技術飛躍發展的情況下，科技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中愈來愈成為推動各國和區域發展的最寶貴、最主要動力。作為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發展中，科技人力資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加拿大是一個注重人力資源的國度，在加拿大人力資源就是高素質人才，包括研究人員、工程師、科學家、技術人員、知識型工作者、科學技術專業畢業生以及從事科學與研究工作的人員。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世界各國都在努力培養本國的科研人員，提高其創新能力，以保證國家的競爭實力和領先地位。正如加拿大前任總理讓•克雷蒂安所講，“為了加拿大21世紀的發展，使其繼續在新的全球經濟中保持繁榮，政府現在必須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為加拿大創造有利條件，使他們能夠在變化的世界中參與競爭”，“一支受過高等教育、掌握先進技術的勞動大軍是加拿大在21世紀繁榮的唯一可靠保證”，“由創新和經濟結構調整所產生的新的、工薪較高的工作崗位需要就業人員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沒有一支合格的勞動大軍，就很難使用最新技術，因此較高層次的教育和技術水平對加拿大人是否有能力保證自己和國家的未來至關重要”［4］。1998至2007年，從事研究與發展的活動人員增加了54．7%。2007年，加拿大共有約22．7萬人從事科學研究與發展活動。其中，高等教育界、商業企業、政府、非營利性機構分別占26%、65%、8%、1%。1998年加拿大高校雇傭4．4萬人從事研究與發展工作，2007年增至6萬人，10年間高校的科研人員增加了15820人，增幅高達35．7%［5］。

可見，加拿大政府非常注重人才的發展與培養。加拿大高等教育界科研人員逐年增加。1998年研究人員(科學家和工程師)32840人，占總人數的74．1%，技術人員6010人，占總人數的13．6%，支持人員5470人，占總人數的12．3%。2007年研究人員25700人，占總人數的78．7%，技術人員6680人，占總人數的11．1%，支持人員6150人，占總人數的10．2%。10年間，研究人員逐年遞增，增幅4．6%，而技術人員和支持人員總體呈上升趨勢，2007年技術人員比10年前減少110人，支持人員減少820人。無論是研究人員、技術人員或是支持人員，從事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研究的人員都占較大份額。在研究人員當中，雇傭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研究的科研人員10年間從16250人增至25700，增幅58．2%，從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的科研人員10年間增幅30．3%;技術人員當中，10年間從事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研究的科研人員從4370人增至4670人，增幅6．9%;從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科研人員由1640人增至2010人，增幅22．6%;支持人員當中，從事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研究的科研人員由3320人增至3420人，增幅3．0%;從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的人員由2150人增至2730人，增幅27．0%。可見，隨著全球各國對國家研究與發展的重視，加拿大高等教育界對科研人員的培養與配置略有變動，但為了在全球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國家乃至高等教育界對科學家和工程師的雇傭一直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重點。

【基金項目】

河北金融學院教學改革項目：投資理財課程體系及內容改革。

【摘要】

本文從投資者教育的困境出發，分析我國理財教育的現狀指出高校理財理念教育的普及化發展的必要性。并提出高校普及理財理念教育的幾點建議：對于財經類專業和非財經類專業差異化的理財教育內容和方式；設立理財理念教育的通識課程；開展投資者教育講座等方式。

【關鍵詞】

投資者教育；理財理念；財富管理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投資者”，但由于“投資者教育”的缺失帶來的投資盲目性嚴重影響了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更是給金融市場管理帶來了諸多問題。因此，筆者認為在高等教育中普及理財理念教育是解決投資者教育問題的有效途徑。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7年10月18日，黨的報告指出要“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和《關于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意見》，強調：“科技期刊傳承人類文明，薈萃科學發現，引領科技發展，直接體現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要以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為目標”。我國已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大國。我國的科技期刊作為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與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息息相關，而且也是世界學術成果的重要一部分，是人類文化遺產與知識財富的重要一部分。我國要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不僅要向國內講好中國故事，辦好中文科技期刊，同樣需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辦好外文科技期刊。科技期刊國際化是我國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不僅可以向世界彰顯我國科技成就，而且有利于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推動人類的科學研究與科技創新。為此，必須樹立文化自信，推動我國科技期刊走出去，在科技與文化兩個方面，彰顯大國的責任與擔當。近些年，隨著國際間學術交流活動的日漸活躍，我國與國際學術交流的障礙已經被打破。國外主要的科技期刊以及期刊數據庫已經成為我國各大圖書館的重要館藏，成為科研人員信息獲取的重要渠道。國際科技期刊“走進來”已經實現，但我國科技期刊“走出去”還任重而道遠。這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主要還是沒有將科技期刊“走出去”作為一種國家戰略，沒有從頂層加以規劃和布局，也沒有設計出具體可行的組織實施策略。我國科技期刊在出口政策與渠道、開放出版、出版與傳播平臺、創辦英文期刊、中文期刊譯介、辦刊人才、期刊運營與管理等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尤其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及大環境不相適應。中國科協已連續多年實施“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其對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與我國對科技期刊國際化發展的迫切需求還不相適應。科技期刊“走出去”應作為國家科技期刊國際化的一種戰略與策略，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

1將科技期刊國際化納入“一帶一路”總體布局

“一帶一路”倡議是國家新的合作發展理念和倡議。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強調，要“廣泛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合作、媒體合作、青年和婦女交往、志愿者服務等，為深化雙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科技期刊是“文化交流”“學術往來”的重要平臺和載體，應在“一帶一路”建設實施過程中得到重視和發展。“絲路書香出版工程”是我國新聞出版業唯一進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任務的重大項目，目前，尚未有專門針對科技期刊的項目。設立專門的科技期刊出版與傳播項目，將我國科技期刊國際化納入“一帶一路”總體布局中，支持創辦或聯合主辦與“一帶一路”主題和國家相關的科技期刊，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舉辦科技期刊展覽和學術活動，向沿線國家的主要圖書館贈送或交換我國的科技期刊或期刊數據庫。科技期刊作為我國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的宣示和體現，要有國際視野，面向世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充分利用我國與有關國家建立的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和區域合作平臺，在積極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經濟合作關系的同時，參與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科技合作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其中的重要體現就是推動我國科技期刊更多地走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促進沿線國家的科技交流與發展，將科技期刊作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張靚麗的文化名片，成為我國學術研究成果與學術影響力展示的重要手段。

2為科技期刊“走出去”提供靈活的出口政策與渠道

科技期刊是文化的載體，我國科技期刊在文化出口方面承擔著傳播使者的重要角色。多年來，我們進口了眾多國外科技期刊與數據庫，但我國科技期刊與數據庫的出口與進口相比還很不平衡，與我國科技大國和科技期刊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為此，必須調整和優化我國科技期刊“走出去”政策和基金支持，打開科技期刊“走出去”的靈活通道。（1）制訂鼓勵科技期刊“走出去”的出口政策。根據《關于延續宣傳文化增值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2018〕53號）和《關于延續宣傳文化增值稅和營業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2013〕87號），自2013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對期刊在出版環節執行增值稅先征后退100%或50%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科技期刊享受退50%的增值稅政策。但我國對期刊出口沒有明確的稅收減免政策，而德國、荷蘭等發達國家對商品出口或期刊出口免收增值稅①②。因此，從國家戰略的角度去考量，我國應對科技期刊出口實行大力度的稅收減免政策，推動科技期刊擴大出口規模，增強我國科技期刊的國際影響力。（2）建立多樣的科技期刊出口和交換渠道。我國的進出口公司應加強與國外出版商或商合作，降低出口門檻，打破出口障礙，將我國的科技期刊更便捷、更廣泛、更有效地傳播出去，使我國更多的科技期刊成為國外圖書館的館藏以及館藏數據庫的重要內容。鼓勵我國的圖書館或科技期刊與國外的圖書館或科技期刊建立穩定的期刊交換關系，或向國外重要的圖書館贈送期刊，開辟更多的途徑推動我國科技期刊“走出去”。（3）鼓勵參加國際書展。國際書展是國際出版業進出口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在促進國際出版貿易中起到重要作用[1]。在國家層面，依托國際書展平臺，增加我國科技期刊的國際曝光度，破除與國際出版商、經銷商等合作障礙，加大我國優秀期刊“走出去”的步伐。鼓勵科技期刊出版企業積極參與和組織在其他國家舉辦國際書刊展覽交流活動，擴大我國科技期刊出口貿易區域。2017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我國期刊的首次集中亮相就取得了較好的反響③。（4）辦好中國國際書展和期刊博覽會。英國倫敦書展、韓國首爾書展在兩國政府財政支持下迅速發展為兩國出版業出口貿易的重要渠道[1]。在國家層面，建議主辦更多的類似于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至今已舉辦25屆）等由國家或地方主辦的國際書展和期刊博覽會。為此，須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為我國出版業出口貿易搭建良好平臺。通過該平臺大力傳播我國具有多元化與包容性的文化產品（包括期刊），降低貿易壁壘，促進出口貿易與出版合作。（5）鼓勵科技期刊參加國際學術活動。設立專項基金，鼓勵科技期刊和期刊編輯參與國際專業學術會議和展會。實現期刊與國外終端用戶（作者和讀者）面對面，對期刊進行直接的宣傳和推廣，打造期刊在國際作者與讀者群中的良好形象與影響力，從而將我國科技期刊的學術內容與價值更好地宣傳和推廣出去。

3順應國際發展態勢加快我國科技期刊開放出版

開放出版（OApublishing）是國際學術界與出版界為打破出版市場壟斷而倡導的科技期刊開放出版、讀者免費使用的一種機制。我國科技期刊開放出版雖然近些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總體上步履維艱。科技期刊開放出版，有助于打破市場壟斷，為全世界讀者提供免費閱讀、下載和利用的機會，增強我國科技期刊在世界范圍的可見度與影響力。開放出版是期刊出版的重要模式與發展方向，也是我國科技期刊“走出去”的重要手段。（1）抓住機遇，適應國際開放出版運動趨勢。自歐盟提出“OA2020”后，2018年9月，法國、英國、荷蘭、意大利等11個歐洲國家的主要科研經費資助機構聯合簽署了論文開放獲取計劃PlanS，明確自2020年1月1日起，所有由上述11國以及歐洲研究委員會撥款支持的科研項目，都必須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完全開放獲取的期刊或出版平臺上④。我國科技期刊應抓住機遇，適應國際出版趨勢，積極推動開放出版，加快我國學術研究成果的國際傳播，提升期刊的國際影響力。（2）推進高起點、高水平開放獲取新刊的創辦。從出版政策和基金資助方面，加大對創辦高起點、高水平開放獲取期刊的資助力度，支持我國的優秀科研成果發表在我國的中英文開放獲取期刊上。特別是我國的基礎和傳統優勢學科領域的期刊，創刊時就將開放獲取作為期刊的出版模式，增強期刊的傳播廣度與效度。（3）加速傳統期刊向開放獲取期刊的轉型。傳統期刊以圖書館紙本訂閱為主要特征。但隨著讀者需求與閱讀行為的變化，紙本閱覽正快速被網絡獲取所取代。作者希望能快速地發表，讀者希望能便捷地閱讀。因此，科技期刊應加快從紙本訂閱型向開放出版轉型，盡快將期刊轉化為開放獲取出版的期刊，從部分開放獲取到完全開放獲取轉變，適應作者和讀者的需要。（4）搭建國家級開放出版平臺。20世紀90年代，為順應日本科技期刊的發展需要，向世界展示日本的科技成果，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搭建了科技期刊平臺J-STAGE。該平臺重點推動日文科技期刊的數字出版，加快日本國內科研成果的即時國際傳播。中國科學院自2010年10月就建立了“中國科學院科技期刊開放獲取平臺（CAS-OAJ）”，但受制于多種因素，影響力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國可借鑒日本的做法，在國家層面搭建科技期刊開放出版平臺，向全世界開放地展示我國的學術成果和文化。

摘要:

本文以教育技術學專業為例，構建以教育技術學專業為研討主題的新型網絡交流平臺。分析構建此交流平臺的原因，并闡述構建其目的、原則，探究網絡交流平臺功能模塊的設計與分類，提出“分層次”“模塊化”的平臺設計框架，以此設計該新型的網絡交流平臺。

關鍵詞:

網絡交流平臺教育技術學交流

1構建新型網絡交流平臺需求分析

1．1專業建設的需要

何克抗教授指出:“教育技術本質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應用技術手段來優化教育、教學過程，從而提高教育、教學的效果、效率與效益。”基于對教育技術本質的理解，教育技術學專業本科生需要掌握兩方面能力:既要具備扎實的基礎理論知識，也要有過硬的實踐創新能力。這樣才能在走向社會后具有其自身的優勢和不可替代性。在這個平臺中，會有與教育技術學專業相關的各個模塊，幫助同學們找準自己的目標，減少學習的盲目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