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學生誠信缺失的表現

目前，當代大學生誠信缺失的表現主要集中在學習、經濟、社會交往三個方面。在學習方面，大學生誠信缺失主要表現在考試作弊、論文抄襲、不尊重科學事實、臆造科學數據等方面，大學生考試作弊已成為當下大學校園發生頻率較高的現象。在經濟方面，拖欠助學貸款、惡意透支信用卡、拖欠學費、弄虛作假獲取貧困生資格騙取國家助學金等現象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大學生的經濟誠信意識。在社會交往方面，存在著提供虛假信息獲取求職崗位、求職簽約后又隨意毀約、網絡交友及網絡求職提供虛假信息等現象。這些誠信教育的缺失行為不僅沖擊了當代大學素質教育的失效，也損害了大學生在社會價值體系中被賦予的較高的知識文化和道德標準的形象。如果在這一階段誠信教育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和深化，那么在大學畢業進入社會以后，這不僅會加劇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退化，也會潛移默化的影響著整個社會誠信的建設。

2博弈論視角的大學生誠信缺失行為分析

2.1誠信與失信的簡單博弈分析

博弈論主要是用來解決主體之間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之間的均衡問題。為研究方便，本文選取了大學生申請助學貸款與銀行放款這二者之間在誠信與失信方面的博弈分析，并在分析中做出了以下的假定：①本文只研究兩個行為主體之間的誠信與失信的博弈，假定一方為大學生，另一方為銀行，假定大學生和銀行這兩者都是“經濟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并且不能控制對方的決策；②博弈的雙方均為“理性人”，具有機會主義的傾向，即在雙方博弈過程中，一方發現欺騙可以獲利時，就會采取或選擇欺騙策略；③博弈雙方可以選擇的策略為誠信或失信；④博弈雙方的獲益。采取誠信，大學生和銀行雙方都可以獲益5；如果銀行放款，大學生失信不還款，則大學生獲益10；如果大學生誠信貸款，而銀行失信不放款，則銀行獲益10；如果大學生選擇不貸款，銀行選擇不放款，即雙方均選擇失信策略，這樣助學貸款制度就失去意義，則雙方的獲益均為0。在上面的博弈矩陣表可以看出，表中策略組D為納什均衡解，即大學生、銀行雙方都以自身利益為選擇目標，其最終的選擇結果有很大可能是“失信”，因為“失信”是能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最優策略。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局，是基于信息不對稱的角度雙方博弈的結果，如果大學生選擇貸款但是不還款，那么學生得到的效用最大，即得到了免費完成學習的機會成本，而銀行損失最大，失去了放貸本金和利益以及可以投資在其他領域的沉沒成本；而銀行如果存在比給學生放款更有收益的項目，那么銀行會選擇不放款而轉向其他，這樣銀行可以獲取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學生損失最大，不能貸款助學，失去了完成學業的機會。但以上兩種策略的選擇都不是博弈的均衡點，必然無法達到穩定。實際上只有在學生不貸款，銀行不放款的時候，即達到失信的納什均衡，這樣一來大學生助學貸款制度將毫無意義可言，如果這項制度取消了，最后損失最大的還是大學生。然而，經濟博弈理論告訴我們，在非價格因素和博弈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個體理性行為選擇的結果，往往是非理性的。上述例子說明，由于雙方的理性行為，導致了誠信的缺失和社會資源的浪費。

2.2誠信與失信的重復博弈分析

重復博弈是一種特殊的博弈，在博弈中，相同結構的博弈可以重復多次，甚至無限次。當博弈只進行一次時，每個參與人都只關心一次性的獲益；如果博弈是重復多次的，參與人可能會為了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從而選擇不同的均衡策略。因此，重復博弈的次數會影響博弈均衡的結果。在上述的分析中，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失信的“囚徒困境”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雙方所進行的是一次性的簡單博弈，即大家所說的“一錘子買賣”。學生和銀行雙方都無法根據這一次的博弈結果再組織一次博弈、再做一次選擇，基于此，博弈雙方都只關心一次性的效益。但從動態博弈的過程來看，如果這種博弈是重復的、持續進行的，那么博弈的結果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誠信策略的納什均衡就會成為雙方博弈的必然結果。因為在動態博弈中，參與博弈的主體過去的行為都是可以看到或者查詢到的，因此博弈中的一方可以通過這階段博弈的選擇，來回應博弈中另一方在上一階段博弈中的失信行為。在誠信的動態博弈中，如果銀行在上一次助學貸款的博弈選擇中因采取放款的誠信策略，而大學生選擇拖欠還款甚至不還款使銀行利益收到損失，那么在本次的博弈過程中，銀行必然會選擇失信的策略來“報復”失信的大學生，比如將他（她）列為銀行系統征信的黑名單，那么他（她）將面臨銀行以后所有的“報復”。在這里，銀行所采取的策略被稱為“以牙還牙”策略。基于此，為了更加長期、穩定獲取各自的效用，博弈雙方都會理性選擇自己的行為，雙方都會選擇誠信，于是必然會出現誠信納什均衡的博弈結果，由此可見，要想使誠信成為博弈雙方的主動選擇，其關鍵是要把一次性的簡單博弈轉化為重復博弈，從而達到雙方共贏的目的。

摘要：文章建立在當前學術期刊評價趨勢的基礎上，從定性與定量兩個角度出發，利用TOPSIS法構建新的評價體系，為今后我國經濟管理研究領域方面的學術期刊評價提供相關建議。

關鍵詞：學術期刊；影響力評價；TOPSIS法

隨著我國步入新媒體時代，學術期刊的傳播途徑趨于多樣化。因此，衡量一篇學術期刊的影響力，不單單只看傳統引文這一單一指標，應將新媒體這一項指標納入到學術期刊影響力評價體系內。那么，在當前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學術期刊影響力綜合評價體系構建時主要包括哪些新媒體的指標？權重多大？這是本文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本文基于TOPSIS理論，來對湖南省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進行評價，從而確保這一模型方法使期刊評價工作既能便捷有序地進行，又能使評價結果客觀公正，并在實踐中具有指導價值。

一、基于TOPSIS的學術期刊影響力理論框架

（一）學術期刊影響力概念。學術期刊是學術研究成果重要體現，學術期刊是推動學術發展與創新的不竭動力。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體現的是在一定期間內在某一期刊上發表的學術研究成果，為當前相關研究與應用的發展所提供的貢獻力。學術期刊的影響力本質來源于所承載文獻的研究價值與應用價值，但其影響力也受到其他相關因素的限制，如該期刊自身傳播途徑與方式、社會對于該期刊的認知程度以及該期刊的內容是否具有多元化特征。通過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方式對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進行評價，能夠較大程度上提升學術期刊的水平，保障期刊的穩定發展。

（二）學術期刊影響力評價現狀。1.定性評價。就當前定性評價方法而言，期刊影響力最基礎的評價方法是同行評議。同行評議一般是通過業界內的權威專家對期刊根據不同等級進行分級排序，從而對學術期刊的影響力有一個直觀的評價。該方法的優點在于易操作，但缺點也十分突出，耗費大量的人力與物力成本，更關鍵的一點在于，受主觀因素的影響較大，定性評價容易受到學術偏見、人情分、個人理解與見解的差異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往往會產生不同專家的評審結果差異十分大的情況出現。2.定量評價。定量評價主要是通過對期刊文獻的計量進行統計分析，以此作為期刊影響力評價的重要指標。其中單指標評價與多指標綜合評價是當前學術期刊影響力定量評價的兩種方法。一是單指標評價。指的是通過單一的指標對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進行評價，國外的研究表明對于期刊的影響力較大的因素主要有年下載率、文獻轉載率、H指數、SJR指數等。隨著信息技術對科研環境的影響，由此誕生出例如Altmetric等的補充計量指標。為了使評價結果更加科學客觀，一些優秀的學者也在不斷挖掘新的文獻計量指標。有的學者是在已有的成果基礎上進行完善，如熊曉英(2005)提出將影響因子同相同期刊的平均影響因子作對比，證明了影響因子適用于不同學科期刊的比較研究①，但該指標依然受期刊不正當自引、批判性引用等因素的影響。邵作運(2015)提出了一種新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指標———f(x)指數，綜合考慮了期刊的載文量、被引量、篇均被引等因素，以及低被引和高被引論文的差異性，但f(x)指數默認所有引文具有同樣的權重，沒有排除自引現象對評價結果的干擾②。二是多指標綜合評價。該評價方法是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來構建期刊影響力評價方法，通過統計學方法對指標體系進行綜合得分計算。常用的方法有層次分析法、模糊評價法、德菲爾法等。如王建軍③選取影響因子、5年影響因子、即年指數、被引半衰期、他引率、H指數、Web即年下載量和基金論文比8項指標，利用層次分析法對管理學期刊的學術影響力進行綜合評價.馬虎兆④選取期刊載文量、影響因子、他引總引比、被引半衰期、H指數、即年指標和Web即年下載率7項指標，利用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最后通過乘法模型計算各指標的綜合得分，等等。

（三）基于TOPSIS的學術期刊影響力內涵。TOPSIS法是一種常用的綜合評價方法，主要是通過對所統計的數據信息進行利用，其最終計算出的結果便能夠充分反映出對學術期刊的不同評價方案之間的差異性⑤。其原理是以原始數據矩陣為基礎，通過余弦法找到評價方案中的最優項與最劣項，最后根據所評價的對象來決定最優項是否合適，通過該種方法來評價學術期刊的影響力。TOPSIS主要是根據數據的樣本分布來分析，對它的次數沒有嚴格的限制，其優點在于操作簡單，容易計算。

摘要：

新疆是我國的農業大省，三農問題的解決，對于新疆長期穩定發展至關重要。目前，新疆農村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是資金問題，因此有必要完善農村金融市場，促進小額信貸發展。通過博弈論分析，得出農業保險能夠提高信貸機構開展小額信貸的積極性，緩解農民“貸款難”的問題，這對于促進新疆新農村建設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

小額信貸；農業保險；農村金融市場

一、新疆近年來小額農貸的發放情況

新疆農業發展最大的障礙是資金問題，小額信貸能否持續發展，關系到新疆三農問題的解決。就全國而言，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由于農村支行經營成本過高等原因退出農村金融市場，因此農村信用社成為縣域地區小額信貸投放主體，2005年以來新疆農村基本形成了以農信社為主體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1]。新疆小額信貸始于2001年，農村信用社是發放小額信貸的主要機構。2007年的一項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和中國銀監會的調研數據表明，新疆農村信用社有1085家機構網點開辦小額信貸業務，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年均累放額已由1999年的27億元增至140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6%[2]；2012年全區農村信用社累計投放各項貸款1382.24億元，同比增加196.5億元；小額信用貸款102.32億元，較年初增加31.55億元，增長44.58%；農戶聯保貸款190.79億元，較年初增加32.69億元，增長20.68%[3]。截至2013年11月末，新疆農村信用社各項貸款余額1440.58億元，較年初增加265.75億元，增幅22.62%；其中，涉農貸款余額1025.5億元，較年初增加219.55億元，增幅27.24%，占各項貸款余額的71.21%，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4]。雖然新疆農信社的小額信貸規模越來越大，但是根據一項面向新疆農戶金融需求調查顯示，新疆有79.4%的農戶有借貸需求。因此，就新疆農村小額信貸的需求而言，農信社依然不能完全滿足農戶的小額信貸需求。

二、小額信貸引入農業保險對于緩解農戶“貸款難”的博弈分析

本文作者：黃盛 單位：武漢商業服務學院

從信息技術的角度對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進行研究2007年，寧連舉在其論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系統的博弈分析》中依托博弈論重點剖析了“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系統”中政府機構內部（IntraG－G）、有上下級關系的政府機構之間（ExtraG－G）、平級政府機構之間（ExtraG－G）的信息資源共享問題，探討在“無形手”的控制下IntraG－G、ExtraG－G（有上下級關系或平級）之間信息資源的流動的有效性，以及影響信息資源共享的關鍵環節，最后根據博弈分析結果，提出了促進IntraG－G、ExtraG－G（平級或有上下級關系）之間信息資源共享問題的“一個基礎、兩大保障、三項舉措”3個層次系統性改進方案［3］。2007年，羅衛在其論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平臺的分析與設計》中結合我國目前有關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的初期實踐，按平臺項目建設的戰略架構、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和系統設計的流程構建共享平臺的體系結構［4］。2010年，陳昊煒在其論文《省級電子政務專網建設關鍵技術應用研究》中構建省級電子政務專網網絡結構平臺和應用支撐平臺建設模型，重點研究省級政務專網兩大平臺建設和安全技術［5］。

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管理方面研究主題分析

從政府信息資源共享的問題、保障、解決方案角度來分析2005年，鐘瑛在其論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機制運行瓶頸及其化解》中認為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機制包含了信息、信息流動、相關的權力和利益等3個要素。分析三要素之間的價值平衡關系，對共享機制運行瓶頸進行深層的解讀［6］。2006年，周偉在其論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的保障研究》中通過協調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在政府各職能部門、企業、公眾之間的分布分析，提出使信息資源布局應更加合理，才能提高用戶信息滿足度，使電子政務信息資源發揮效用最大［7］。2010年，趙凱微《我國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分析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建設過程表現出的“重建設輕應用”的現象，提出引入市場機制，建立統一的共享標準，建立績效評估機制的觀點［8］。

從政府信息資源共享模式和機制的角度進行研究2008年，董海欣在其論文《電子政務環境下政府信息資源共享模式與運行機制研究》中深入分析研究了政府信息資源生態環境、共享模式和運行機制，提出區級政府信息資源共享的障礙和解決方案［9］。2008年，趙勁松在其論文《我國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研究》中從經濟學和機制研究的角度來探討信息資源共享的規律，分析我國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機制的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對于信息資源的極大浪費，給出多項建議［10］。2009年，張珊在其論文《武漢城市圈電子政務發展模式研究》中對武漢城市圈電子政務的現狀進行分析，研究其政務模式、業務模式，對網站功能設計進行研究，提出移動電子政務的建設為補充的觀點［11］。

從信息資源共享經濟學的角度來進行分析2008年，熊先蘭在其論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中的市場機制運用與優化》中對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中的市場機制運用與優化進行探討，分析其作為一種準公共物品所具有的主要特性，以及其產生的經濟效率［12］。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高級顧問周宏仁博士每年都會在《網絡與信息》雜志上發表《電子政務全球透視與我國電子政務的發展》報告。分析電子政務的形成與發展，從空間的廣度和時間的跨度這兩個視角來進行研究。用普遍聯系和全面性方法論，將電子政務發展與整個社會系統相關聯，預測電子政務演化規律及未來發展趨勢。

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理論研究的區域性發展趨勢

一、河北工業大學經濟學專業建設狀況調查

（一）課程設置調查分析

對于專業課程的比例是否合理的調查上，大部分學生的選擇都是比較合理。而對于專業課設置的內容上，大部分學生選擇了應該提高專業模塊課的比例。而在調查學生們期望學習什么樣的選修課時，77.6%的學生選擇了金融方面的課程，50%以上的學生選擇了課程實踐模擬方面的課程。通過調查可以發現，學生對于所學課程的興趣以及課程的實用性是其選擇較滿意課程內容的原因。

（二）教學方式調查分析

問卷調查發現，河北工業大學經濟學專業主要教學方式為課堂問答、任務布置以及自由討論等傳統方式，而情景模擬教學方式和學生自主教學模式較為欠缺。這說明在經濟學專業授課過程中缺乏靈活化、生動化和多樣化。在實踐教學中，學生希望學校能夠更多地利用網絡平臺實現網絡模擬就業、課程模擬實踐，以及邀約知名企業家或學者開設講座。

（三）實踐教學調查分析

調查發現，大部分學生僅參與過課題研究及校內的社會調查，而到企業見習和參加相應課程實訓的比例較低。學生認為學校的實踐教學應該側重實地實習，學以致用，讓學生多接觸社會和相應的工作氛圍。在實習方面，他們更愿意學校能夠聯系實踐單位或給予指導，或是有共同專業發展方向的學生一起外出考察實踐。

摘要：在市場經濟大潮之下，企業的發展情況越來越關乎經濟的興衰狀況，而在企業的發展過程當中，企業戰略管理的作用舉足輕重，甚至可以說，企業戰略發展狀況關乎整個企業的興衰存亡。本篇論文將從企業戰略管理入手，著重分析目前國內外企業普遍的企業戰略管理發展現狀，著重分析我國企業戰略管理方面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并根據目前的發展狀況分析短時間內的未來我國企業發展前景，對我國企業戰略管理發展的大趨勢進行一個淺析。

關鍵詞：企業；管理；戰略

眾所周知，一個企業的興衰成敗與企業內部的管理機制休戚相關，企業的戰略管理是關鍵部分，可謂是一個企業的舵手，掌控著整個企業的發展大勢。一個優秀成功的企業，必定離不開優秀可靠的企業戰略管理；反之，一個不景氣的企業，必定是由于企業的戰略管理出現了問題，導致企業走向滑坡，走向滅亡，在這個優勝劣汰的社會大潮之中被湮沒。自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企業發展迎來春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繁榮景象，各個企業如雨后春筍一般興起，并帶著各自的優勢與專攻方向在這個市場發展大潮中求得一席之地。然而，國內市場的大門打開之后，伴隨著潛力巨大的商機，各種未知的情況也隨之而來，市場環境千變萬化，市場需求瞬息萬變，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有所立足有所發展，要求企業必須制定正確的企業戰略管理方案，在企業管理層面的帶領下，朝著發展的方向大踏步前進。市場環境的激烈復雜，市場需求的千變萬化，使得各個企業在競爭中需要深刻認識到企業發展戰略的重要性，做好正確的引領作用。

一、企業戰略管理

所謂企業戰略管理，就是針對市場發展狀況以及市場需求狀況，根據自身的發展能力情況，及時適時對整個企業發展戰略有所調整與改變，對企業進行戰略上的統籌與管理，是企業得以生存與發展的核心戰略。我國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發展，這一時間段的發展歷程表明，企業的戰略調整需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發展企業謀求企業生存為根本目標，通過正確分析市場需求，制定合理的企業發展戰略，正確的管理企業發展，對企業的發展指明方向和道路，是一個企業的核心管理層面，關乎整個企業的未來發展狀況。

二、我國企業戰略管理的發展階段與現狀

（一）我國企業戰略管理所經歷的階段性變革

基于區域經濟理論的分析

對于一個國家排放的可流動或可轉移的污染物,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會涉及到其他一些國家，乃至世界范圍。所以,分析跨越國界的污染現象以及尋求解決辦法時,博弈論可為我們提供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和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理論方法。一個具有實踐意義并起到很好效果的例子，就是各國在研究和制定解決全球酸雨、氣候變化、海洋污染等問題的方案時，博弈論是不可缺少的理論支撐工具，而且形成了共識。類似于上述問題或國際河流污染等，其特點是“由于物理因素和經濟因素的不同，國家在每單位污染中所受的損害是不一致的”。因而，各個不同國家對待這類問題及其解決辦法的態度也是不同的。

越界污染是國際外部性問題的典型例子，它是由于全球公共物品或公共財產缺乏所有權而引起的。這些公共財產主要包括大氣環流及氣候資源、公海及其漁類資源、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熱帶雨林及重要濕地、大面積的湖泊、大江大河及其河漫灘等生態系統。各國在利用這些公共財產時所涉及到的問題比較復雜，主要原因是這些資源的使用邊界不清，存在著外部性，尤其是負的外部性，還包括國內外部性和國外的外部性。國內外部性與國際外部性的本質區別在于：國內外部性問題的解決依靠本國的政府，政府可以通過外部性內化的手段如制定排污標準、征收排污水費、排污權交易等方法來解決；而全球公共財產要想以較低的成本求得一致性同意的解決辦法就很困難，因為世界上目前仍不存在超越某個國家的政府或組織，而且能夠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和權力去使國際外部性得到內在化。雖然歐洲聯盟成員國可以通過頒布盟員必須執行的環境相關法律，明確要求其成員國遵守污染條例，但是其成員履行法律的程度卻大為不同；并且，歐盟無論如何也不能夠限制非成員國家，比如向它們征收二氧化碳稅來防止全球變暖。同時，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也不能迫使巴西必須要保護熱帶雨林而為全球提供公共服務。

國際外部性主要涉及的問題是：由于他國的原因或負的外部性溢出，而使得本國的福利變得減少的問題。盡管一些國際公約至少認識到需要一些保護措施，去控制國際環境中污染物的過度外溢，但是“受害者”仍然不能夠得到合理的補償。OECD在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上，針對環境問題指出，“國家有義務保證自己的行為不會導致其他國家環境受損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受害國是否能夠從污染國那里得到真正令人滿意的補償，已經引起了關注。

目前，我們還缺乏國際水域污染物的外部性內在化的辦法，尤其是跨國污染導致的環境災難，因此通過國際公約去保護像界江界河這類的公共品就顯得格外重要。然而，任何一個公約都會面臨問題。比如，一個旨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全球性公約，A國就可能有很大的激勵不簽署這個協議或不執行這個公約，因為只要其他一些國家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A國在不用消耗本國資源或投入成本去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情況下，就可以從中獲益；特別是非洲和南亞一些仍處于貧困狀態的國家，吃飯和發展是頭等大事，環境保護對他來說是奢侈品或并沒有擺在前列問題，對氣候變化并不在意，就沒有激勵去減少排放；另外，如果有一些國家若能從全球變暖中得到好處，它就更沒有動力去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這意味著執行公約的結果不是帕累托最優的，因為產生的搭便車行為，減少了全球的福利。假定在一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國際公約下，B國因減少排放量損失了八千萬美元，但從全球的角度看，凈收益還是大于零的，并且這個凈收益損失超過了B國因減少排放量帶來的損失。假若B國的損失能夠得到補償，它就會同意或積極參與這種減少排放的行動措施，相應的，全球福利也會得到增加。一個現實而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如果巴西可以得到熱帶雨林的補償受益，它就可以放棄本國砍伐熱帶雨林樹木的收入。盡管補償問題可以以環境損害為標準，關鍵問題是怎么樣去解決執行的問題。也就是說，B國在參與了這個計劃后，是否能夠真正得到補償？一個國家如果參與了一個國際計劃，其國內受損的個體能否得到補償？怎樣決定哪個國家應該支付哪種補償？這個問題通常通過博弈論來表達，以探討合作與不合作的解決方案。顯然搭便車行為對于這種單邊支付協議同樣是一個阻礙：若英國居民會從保護巴西雨林中得到好處，但是英國可能不會同意這種支付，因為只要其他一些國家進行了這種支付，英國就可以無本盈利。其實，解決類似跨國水污染問題，與上述例子是一樣的，特別是一條河流流經多個國家，問題就變得更為復雜。

以下應用博弈論相關理論，分析和研究有關解決環境外部性的國際合作問題，正如上文中闡述的那樣：這是一種被公認為比較有效的方法，特別是解決兩國之間跨國污染問題。Maler（1989）首次試圖在博弈論的框架中，對關于污染或酸雨越界問題進行經驗研究以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論文運用博弈論對環境問題進行研究。目前有關博弈論的研究大多數都是建立在如何解決有效配置或凈效益最大基礎之上的，這樣就需要一個邊界條件：假定污染控制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都是預先給定的，或者是已知的。這樣一來，有了這個假定，就能充分論證從全球激勵的角度出發，有眾多參與者中的完全合作解才是最優的結果。此時，控制或削減污染的成本加上污染帶來的損害，從整個世界范圍而言總的損害才是最小的，凈效益才是最大的[5]，也就是說，使得私人成本接近社會成本，即外部成本變小或趨于零。“由于污染損害的減少通常被假定為公共產品，這個結果由薩繆爾森條件決定,即（略）

(1)式代表著J個國家的邊際損害成本（MDC）的總和等于每個國家的邊際控制成本（MAC）。此時，污染的邊際損害成本(MDC)，可以被看成是控制減少污染所帶來的邊際收益。因此，（1）式的含義為：由于控制或削減污染達到負的外部效應內部化，使得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接近，故此，最佳的狀態是各國控制污染的邊際收益之和等于每個國家控制污染的邊際成本。如圖1所示，假定邊際損害成本MDC和邊際控制成本MAC的函數是線性的，則各個國家合作的結果是MAC與MDC的交叉點，即Qc點。此時，每個國家把自己邊際損害成本MAC(MACj)設定為等于全球控制（消除）污染所帶來的邊際收益MDC（各國MDC之和）（barrett,1994）。盡管如此，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不容忽視：即使整個世界福利增進了，這并不意味著每個國家的福利都會因此而增進。因為對有些國家而言，他們由于控制污染而支付了相對于經濟發展水平來說是相當可觀的一筆成本，此時，其經濟狀況可能變得更加惡化。主要原因可能有政治的、經濟的和技術上的，但從環境經濟學角度分析，控制污染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比環境變好帶來的福利大得多。這一點并不難理解，比如有些欠發達國家為了減少煤炭的使用，而開發更環保、更清潔的替代能源，它付出的成本有可能超過環境改善帶給它的好處。這樣，由公式可知，國家j完全可以通過不合作的方式，以使本國的福利不減少或得到增加。如果每個國家都從利己的行為行事，將導致的后果是均衡解，這時每個國家使其自身的邊際控制成本（MAC）和邊際收益（MDC）相等。這是一國對其他所有國家利己行動的最優反應，即（略）

摘要：我國自上改革開放以來，在深刻的社會變革推動下，政治、文化、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制度朝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反映出的社會矛盾日漸凸顯，經濟、環境、社會各方面的問題的對現存的社會管理帶來了挑戰。必須轉變管理理念和方式，從政府、社會幾個方面共同實現社會管理創新，以適應多元化社會的持續發展。

關鍵詞：社會管理創新；多方參與；自主治理

一、政府發展的邏輯——善治政府的建立

實現社會管理的創新，對政府來說，就是要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體制的改革，即善治政府，目的是為了應對日益復雜的經濟、政治、文化環境，在實現政府自身發展的同時承擔社會風險，提高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協調處理好社會關系，具體表現為有限政府和服務性政府的建立。有限性政府要求政府在處理社會問題時應對政府職能進行準確定位和全面把握，明確政府應當做和適度參與的范圍，堅持政府的有限參與。在經濟生活中，政府應該協調好與市場的關系，將自身定位在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上，從大局上把握經濟發展的方向，嚴格控制經濟交往中出現的違法違規行為；另外，要重視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協調社會管理的各個領域，適當分配政府管理的范圍，尊重社會管理的主體，共同發揮管理社會職能。同時，政府在為人民群眾提供物質文化上的需求時，也應該及時關注民眾的精神文明建設；保障民生，排除影響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只有人民安定，社會才能實現穩定，為一切社會發展打下基礎。以服務促發展，實現對社會的管理。有學者將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表達為服務型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知識擴散，從一個較為嶄新的角度敘述了政府管理的創新。認為社會治理是政府和其它管理主體在一個操作場域中共同實現的，從服務型政府規則知識化（主權讓位于公共服務）、功能知識化（從官僚制組織到合作制秩序）、場域知識化（從中心邊緣結構到去中心化）和角色知識化四個方面講述了服務型政府知識化圖景，服務型政府影響社會治理的范式不同于政府的權力型影響，它是以服務促管理、以合作促發展的新形式。

二、社會組織管理創新的邏輯——互信機制的建立

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著重強調了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重要性和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深化了我國現階段社會治理的格局。要實現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局面，就要捋順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作為社會改革和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政府應該賦予社會組織的管理主體地位并尊重其獨立性，不能讓社會組織成為政府工作的附屬品；健全社會組織管理機制，完善管理社會組織的法律法規，從社會組織準入登記到日常工作職能的發揮，政府各部門必須協調一致，保障社會組織的合法性并促進社會組織內部的嚴密治理，加強自律機制；推進落實對社會組織的優惠政策，就是鼓勵社會組織積極與政府合作，承接政府職能或者購買公共服務，監督其民主性和專業性。對于具有代表性或國際經驗豐富的行業協會，重點支持并大力宣傳，鼓勵行業間的交流合作，建立行業間以及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互信機制，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國內外環境以及堅實的政策保障和物質基礎。

三、社會發展的邏輯——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