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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文這一字體的名實歷來存在爭議，自王國維先生提出“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后，諸多學者均對“古文”字體有所論及，啟功先生從文字書寫的角度出發，結合當時所出實物資料，在《古代字體論稿》中提出“古文”是“篆類手寫體”的看法。本文通過分析歸納前人的研究成果，結合近年來新出的戰國文字材料，以書寫研究為核心，對“古文”字體重新定位，并對其“名實”“體用”“源流”做出新的解釋。

【關鍵詞】古文；名實;字體；筆形弁言

自20世紀中葉以來，古文字學家對于文字的研究重點由其形、音、義的考釋轉向了字體的構形層面［1］，這一意義重大的轉換，不僅使得原有的理論成果得到了重新審視，而且將一些原來隱而不顯的問題也納入學術研究的課題中來。此前，清乾嘉以來的學者對于古文字的考證日益精密，文字字體的研究深受小學的影響，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常集中在文字訓詁上，而較少的關注字體的名實與演變。20世紀60年代以來，地下發現的古文字資料日益增多，學者們以更廣闊的視野來重新審視漢字的構形，字體的名實與體用得到了更多的關注。自王國維先生根據當時地下所出文字材料，提出“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2］之說后，容庚、啟功、陳夢家、張政烺等諸多學者均對“古文”字體有所論述，然而分歧較大。這些對于字體名實探索的努力值得敬佩。就具體對“古文”這一字體的名實作探索推進時，我們不得不回答以下這些問題：歷史文獻記載的“古文”字體名稱和實物中的字體形狀，往往分歧較多，是否有明確的指向？“古文”的筆形特征為何？造成“古文”字體獨特的筆形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實物上所體現的筆形樣態在各個時期是否有承遞關系？文獻所載“古文”與實物上的“古文”有何差異？“古文”字體的“源”與“流”能否厘清？本文試圖通過對“古文”字體的名與實的詳細考察來回答上述問題。筆者將歷史文獻所載“古文”按其出現的先后順序做一番梳理，并將帶有“古文”筆形特征的實物字樣按時代先后順序進行整合。在研究“古文”字體的名實的關系時，站在文字書寫的角度上，結合新出簡帛實物材料，通過對帶有“古文”筆形特征的各個時期字樣的書寫載體和書寫方式的客觀闡述，來探討“古文”的“名”與“實”，“體”與“用”，“源”與“流”，以及“正體”與“俗體”［3］的轉捩。

一、“古文”字體研究簡述

清代學者論及“古文”，多是依許慎《說文》中所錄重文（古文、籀文）字體而推衍，孫星衍《孫氏重刊宋本說文序》［4］說：唐虞三代五經文字，毀于暴秦，而存《說文》。《說文》不作，幾于不知六義；六義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復識，五經不得其解?！墩f文》未作已前，西漢諸儒得壁中古文書不能讀，謂之逸十六篇。孫氏是站在“證經”的立場來談《說文》，其研究不脫“小學”藩籬，從序中所言“西漢諸儒得壁中古文書不能讀，謂之逸十六篇。”可說明這里所提及的“古文”是指“壁中古文書”，即先秦古籍，當然，也是指先秦所用字體，因為其書“不可讀”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字“不復識”，接著，古文究竟為何種字體，孫氏論述說：敘篆文合以古籀，即并《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以成書，又以壁經鼎彝古文為佐證……其云古文、籀文者，明本字篆文……世人以《說文》為大小篆，非也。在孫氏看來，古文、籀文即是說小篆前身，這種看法是很有見地的，可惜的是，就其“古文”從何而來，成于何時，作何之用，孫氏并未進一步闡明。近代以來，考古發掘甚為發達，甲骨、金石、簡牘等大量古文字實物書寫材料的出土，給古代字體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幫助。運用“地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互印證的考據方法，是由王國維最先提倡：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5］王國維提出：“六藝之書，行于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于秦，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橇鶉淖旨垂盼囊?。”并認為“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主張東西土文字不同之說。張政烺提出：“籀文行于秦可考而信，古文經出于鄒魯儒生之手，流傳于東方，也是事實。但是說有‘六國古文’則未免武斷。”［6］他認為戰國時政治上沒有統一的政權，經濟上沒有統一的市場，不可能有六國共同使用的文字。并舉近代出土的諸如長沙繒書、侯馬盟書、溫縣盟書、平山縣中山國銅器、江陵信陽長沙簡策等戰國文字資料，以說明與鄒魯儒生習用的古文有所差別。但“古文”究竟是何種性質的字體，張政烺并未展開論述。王國維受當時所出戰國文字資料的限制，據漢時文獻以及秦時古器物上的銘文，提出“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這是強調秦國與六國文字使用的差異，張政烺則強調六國之間，文字使用亦有差別，不能一概而論。陳夢家認為“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是不能成立的，提出《史籀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并非秦人所獨創獨用，所以籀文不但合于甲文和西周金文，有些也合于東周的東土（齊、陳、邾）金文。他認為秦的金文和東土諸國金文，共同點大于異同點，又從反面論證，提出戰國時的陶器文、璽印文、兵器文、貨幣文和《說文》古文自成一系，與西土的秦金文不同，和東土的六國金文也不同。一正一反論證，說明并非僅秦用籀文，也說明六國并非僅用古文。接著就“古文”究竟是何種字體，做出進一步推論，與作為官書的史籀篇、兩周金文相比有異，故確定其性質，與六國時陶器文、貨幣文、璽印文、兵器文相合，遂證其時代，得出“古文者乃戰國時（甚至于是晚期）的一種民間書”的結論。容庚則認為時代比較久遠的，凡是殷商的文字統屬于古文，又舉例說：“近代所出甲骨文字，為商代之物，信而有征，亦古文也?！边@是廣義上的理解，其時期很難準確劃分，字體樣態也難區別。啟功在《古代字體論稿》中明確提出：“字體名稱和形狀的變化，因素很多，必須從實物和文獻互證，才能得到比較可靠的真象。”［7］這是繼承前賢“二重證據法”，即采用“綜合實物資料和文獻資料的科學方法”來考察中國古代字體，就“古文”而言，啟功先生從“古文”的論述從其廣狹二義展開，提出廣義的“古文”是小篆以前的文字皆可稱之，與容庚看法大體一致；而狹義的，則是“指秦以前寫本的書籍中的字，特別是秦以前所寫的經書的字”［9］，啟功先生接著就對其狹義的“古文”究竟是什么時候的字體論述道：孔壁中古文經的抄寫時代，固然不能知道，但往上不會早于孔子生存的時間……下限都不會晚于秦始皇三十四年，自然可以說它大致是六國時的寫本。接著就“古文”與“籀文”誰先誰后的問題提道：西土的秦國曾用籀文是事實，但難說秦末有過廣狹二義的古文，只是未把籀文之前和籀文之外的古文算是“正體”來承認和使用罷了。東土的各國曾否行過籀文未見明文，而所謂“左右均一，規旋矩折”一類情形的字體，東方各國并非沒有出現過。啟功從書寫的角度出發，以字體發展的眼光辯證的分析問題，這種獨特的視角和研究方法，消除傳統對于字體概念的“偏見和謬誤”，建構出更為真實的字體演進圖景，并提出“古文”是古代的一種手寫體。［10］對古文字體的名實體用予以論述的學者眾多，這里不再一一孴錄，就其體用而言大體可分為以下三種看法：篆類手寫體；民間俗寫體；標準或應用［11］文字（無正俗之分）；就其使用年代而言大體有以下三種觀點：先秦時期；六國晚期；春秋末期至戰國末期。

二、兩漢文獻所見“古文”之名

“古文”之名大抵起于漢代，后世繼續沿用，泛指與今文字體系相對應的古文字體系，時間地域并無限制，也沒有確定的字形；狹義的“古文”則多是指秦以前經書寫本中的文字。廣義上的古文概念過于寬泛，其涵蓋了除今文字之外的所有字體；而狹義的古文字體概念則又過于絕對，常常出現字體的同名異實的現象，字體名實產生混淆，對字體的研究造成了很多麻煩，這就需要對古文的名稱與實際有一個明晰的劃分。“古文”這一字體名稱，其所指的意義前后漢有所差異，我們據前漢時《史記》文獻中“古文”之名做一番輯錄：往往稱皇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古文，謂《帝德》《帝系》二書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弟子籍》出于孔氏古文，近是。（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上舉文獻中所提及“古文”的名稱，從《帝德》《帝系》《弟子籍》以及“誦古文”等可以看出，“古文”并非是指字體，而是指先秦寫本舊籍而言，除此之外，諸如《尚書》《毛詩》《禮經》《春秋經》《孝經》等舊籍，皆稱之為“古文”，而所書舊籍的字體，漢時已不用，但前漢時人仍能認識。后漢時人所論及“古文”，則又多是專指字體而言，下舉幾例：張敞好古文字。（班固《漢書?郊祀志》）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許慎《說文解字敘》）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許慎《說文解字敘》）魯恭王得百篇《尚書》于屋壁中，使使者取之，莫能讀者。（王充《論衡?正說篇》）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衛恒《四體書勢》）許慎是后漢晚期時人，《說文敘》提及“古文”多達十次，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如“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以古文為古代的文字，與今文相對應。另一類如“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孔壁書者，魯恭王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其“古文”是專指孔氏壁中書的字體。“古文”之名，可以泛指一切古代文字，也可以專指古代的某一種字體，梳理歷史文獻，“古文”傳統之義，可以劃分為三類，即：類指，先秦舊籍；泛指，與今文字體相對的皆稱“古文”，是相對的概念；專指，“孔子壁中書”（文字字體）。

三、從出土實物資料看“古文”之實

“古文”就專指“字體”的“孔子壁中書”而言，其“體用”與“源流”為何？需從對“孔子壁中書”有直接記載并孴錄其字體的《說文》著手。從“古文”字體異體字的數量來看，《說文》所出“古文”共計510字，同一字有三種構形的字有6字，同一字有兩種構形的達44字；《說文》所出“籀文”共225字，其中只有“其”和“墻”二字有兩種不同的構造，籀文在構形上趨于一致，不像古文那么多樣。由此可以推測，出于《史籀篇》的籀文，其字體的構形規范嚴格，更符合“正體”要求，而古文同字異形的字較多，符合“俗體”概念。從筆形［12］樣態來看，《說文》所出“古文”多呈“蝌蚪”之形，“科斗”亦稱“蝌蚪”，漢末時用于書體之名，鄭康成《尚書贊》云：“書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蝌蚪書?！倍蓬A《春秋經傳集解后序》指汲冢書為“科斗”。又說：“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頭粗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庇妹P在不同的書寫材質書寫，因毛筆具有彈性，起收筆書寫出尖，中間偏前部分略粗，這是毛筆書寫的特性以及右手書寫習慣使然，符合“手寫體”概念，侯馬盟書［13］（圖1）即屬此例。選擇從不同時期不同書寫載體分析（表1），使得一脈相承的“古文”筆形特征及筆形樣態更加明了從筆形特征上看，自《說文》中古文以下，歷數《正始石經》、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呂大臨、王楚、王俅、薛尚功等摹三代彝器，趙孟頫六體古文，乃至清代的《西清古鑒》，其皆有“兩頭尖”筆形特征。同樣的，自《說文》中古文上溯唐維寺126號楚墓簡牘、王家咀798號戰國楚墓出土竹簡《孔子曰》、信陽楚簡、長沙仰天湖楚簡、子彈庫帛書、詛楚文、侯馬盟書、春秋錯金宋公欒戈、四祀邲其卣、作冊般甗、宰甫卣銘、干支表骨刻辭（表2），也都是有“兩頭尖”的筆形特征?？梢?，自漢以降，“古文”字體的書寫的“兩頭尖”的特征并非杜撰，而是有“源”有“流”的。上述僅是對于《說文》中“古文”，也即專指“字體”的“孔子壁中書”的靜態分析，得出其符合“手寫體”“俗體”的概念。然而，諸如盟書文字、楚王酓悍鼎銘等明顯帶有“古文”特征筆形的字體，其使用的場合不可謂不正式，故不能說“古文”字體就是俗體文字，只能說“古文”的“筆形特征”來源于俗體書寫?！巴瑫r代并行的兩種字體的對立統一、兩種字體的地位轉換是我們了解字體及其發展演變的關鍵所在，標準體體現文字規范，應用體體現文字方向?！保?5］“古文”與“籀文”也是如此，并非僅秦用籀文，亦非僅六國用古文，蓋一字體，因時而傳，不能憑空產生，六國之古文，實源于周之俗體，“禮崩樂壞，文字異形”，六國不以周代正體為尊，秦國地處西北，文字傳用正體，故秦之“籀文”，實周時之“正體”，“古文”古之即有，正俗之變，因時而易，譬如“隸書”，秦時為俗體，漢時為正體，秦時“古隸”經規范美化之后而成“八分”作正體之用同理。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1.從殷商至魏晉。“古文”這一字體是“同名”而“異實”的，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的書寫材料上的“古文”筆形“兩頭尖”的特征一脈相承而結構差別較大。魏晉以降，“古文”的書寫只強調其筆形特征，加之以規范美化，即成帶有“兩頭尖”點畫特征的程式化書體。

2.《說文》中“古文”。與六國時的陶文、貨幣文字、璽印文、兵器文多相合，故可證其使用年代當屬戰國中晚期，而帶有“兩頭尖”筆形特征的“古文”，從侯馬盟書來看，其使用年代上溯至春秋晚期乃至殷商時期（甲骨朱書文字）。

3.“古文”就專指字體的“孔子壁中書”而言。其字體是戰國時六國“手寫體”，而并非“俗體”“民間體”?！肮盼摹钡墓P形特征來源于書寫性簡化，遵從“反逆性”［19］原則。

結語

從文字書寫角度出發對“古文”字體的名實研究的意義在于兩點：首先，詳細的描述與界定“古文”字體的名稱與實際的運用，是對于前人“古文”字體研究的延伸。其次，運用成熟的字體研究方法和系統性的視角，從文獻到實物，從微觀觀照到宏觀梳理，解構以往的字體劃分，重構現代視域下的字體框架，進而更新字體系統的概念。近年來簡帛材料出土即多，尤其是戰國楚簡的整理面世，為“古文”字體研究提供的大量的實物資料。以往字體的“名實”與“體用”爭議較多的問題，也因為新材料的出土而獲得解決，本文通過對歷史文獻的梳理以及對新出先秦文字材料的筆形考察，對“古文”字體的“名實”與“體用”做出新的解釋。就“古文”字體的歷代承襲與演變的脈絡而言，有待進一步的梳理研究。

作者:王金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