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學術期刊誕生于學科建設需要，又反哺了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互為依托和支撐，呈現出三個層次的關系。首先，學術期刊基于學科而存在，學術期刊的誕生、發展和繁榮有賴于學科的支撐。其次，學術期刊面向學科建設，致力于傳播學科建設成果，培養學術人才，引領發展方向，拓寬學術交流渠道。最后，學術期刊回歸融合學科發展，與學科形成共同的關注，確立學科專業學術門檻，助力學科話語體系建構。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的互融共生既是學科建設與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學術期刊發揮重要作用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學術期刊；學科建設；互融共生；政治學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是新時代黨和國家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1］。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臺，以其獨特的優勢和特點，在服務學科建設、傳播學科知識、引領學科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之間有著天然的紐帶關系。一方面，沒有學科的研究與進步，就沒有學術期刊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學術期刊也反哺了學科建設和發展。二者是你決定我、我成就你，互為依托和支撐的關系。本文以中國政治學為觀察視角，透視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相互關系的三個層次，為二者關系的價值定位提供新的解讀。

一、基于學科：學術期刊依托學科而生

“學科”本質上是知識上升為知識體系后根據某些共性特征劃分而成。學科的產生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深入與發展，形成了支撐本學科較為核心的理論體系、價值追求和研究方法，而這些學科研究成果的展示、傳承以及學者之間的對話交流需要借助一定的載體和平臺，學術期刊由此應運而生。

（一）學術期刊誕生于學科需要

中國政治學學科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京師大學堂開設的“政治學門”，但隨著中國政治的變遷，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也經歷了曲折的歷程。新中國成立前，全國100多所大學中有40多所設立了政治學系。新中國成立不久，在蘇聯學科模式的影響下政治學被看作是“偽科學”，并于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被基本取消。在此后的近30年中，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一直處于缺席狀態。然而，歷史進程中的某個特殊時間點發生的重要事件會對之后的歷史發展產生重要影響［2］。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學等學科要趕快“補課”，以及中國政治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政治學踏上了恢復和重建的新征程。為了加快學科恢復重建，作為政治學的專業學術理論刊物《政治學研究》于1985年創刊，隨后包括《中國行政管理》《國外政治學》等在內的其他政治學類刊物也相繼創刊。可以說，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需要加速了專業學術期刊的誕生。

一、抗戰文學期刊的諸特征芻議

《期刊》一書及本文所指抗戰文學期刊，即在抗戰十四年當中宣傳抗戰、弘揚救亡的文學期刊，由日偽政權支持出版的附逆期刊不在此列。抗戰十四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相當特殊的歷史時期。一方面，這一時期戰亂頻仍，全國各地的救亡運動與對敵戰爭，構成了這十四年的全民族政治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是中國現代期刊出版業的高潮期，期間經歷了被稱之為“雜志年”的1934年。因此，文學期刊在這一階段的文化產業史當中有重要的地位。借此筆者認為，從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視域出發，抗戰文學期刊有如下幾點特征。首先，抗戰文學期刊并非純粹的文學期刊，它的文學性由政治性所表達、彰顯，因此抗戰文學期刊的政治價值要大于文學價值。要談抗戰文學期刊，則必須要談其母集———抗戰時期的文學期刊。眾所周知，中國的文學期刊發端于1872年創刊的《瀛寰瑣記》，文學期刊是中國期刊的鼻祖，但這也為中國文學期刊奠定了一個總基調：作為時代的產物，它將成為中國社會思想主潮的鏡像。近代中國的文學期刊盡管冠以“文學”二字，但隨著以啟蒙、革命等不同社會政治主旋律的交替變更，以及中國傳統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文以載道”觀念，使得文學期刊始終難以真正地“為文學而文學”。如果說，這種對思想主潮的反映在20世紀20年代還是一個可作選擇的問題的話，那么到了抗戰時期，這一問題幾乎已經變得無可選擇。個人寫作可以在抵抗與投降之間走出所謂“逃逸”的第三條路，但是作為公共文學場域重要組成的文學期刊卻很難“逃逸”，它不但要面臨嚴苛的出版審查制度，而且還要在當時比較成熟的出版產業市場中求得生存。這在客觀上決定了抗戰文學期刊必須與當時社會的思想主潮、發展大勢與總體基調相契合。抗戰文學期刊種類繁多，當中既有“第三黨”主辦的《絜茜》，也有“左聯”主辦的《夜鶯》，當然還有受到中國共產黨支持、由人道主義作家們主辦的《吶喊》與受國民黨浙江省黨部與江浙財閥支持的《越風》及愛國知識分子們在香港編輯主筆的《筆談》等，這些刊物集中了魯迅、柳亞子、茅盾、巴金等優秀作家的作品，無疑代表了當時中國文學的最高水平，但與此同時，它們又當之無愧地成為當時宣傳抗戰、弘揚救亡的精神中流砥柱。不言而喻，這些刊物背后都有不同社會、政治力量（甚至黨派）作為支撐，它們用文學的形式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客觀需求與歷史主張，從這個角度看，它們更多反映的是當時中國社會、政治權力場而不只是文學場域內的權力關系。其次，相當多的抗戰文學期刊屬于市場化期刊，其本質仍是文化產品。但事實上，在全民族抗戰救亡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越是力主抗戰的文學期刊，銷量則越好，這與同時代其他文化產品有著相當的一致性。文化產業理論有一個基本判斷：任何文化產業，其本質都是大眾文化[1]。因此，大眾的喜好決定了文化產業所表現的內容，而大眾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由當時全社會的共同關注的事務所決定[2]，而這個共同關注的事務并不存在任何雅俗之辯，其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這個事務對于大眾個體利益的影響。抗戰軍興之時，不只是民族、國家的存亡，甚至每一個中國人的個體都遭受到法西斯屠殺的威脅，這是一種基于個體的求生欲，抗日救亡顯而易見地成為全民族的思想主潮。正因此，越是宣傳抗戰救亡的文化產品，越是有著較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兩者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產業領域達到了一種幾乎重合的景象，這當然全拜抗戰軍興所賜。顯而易見的是，抗戰文學期刊在宣傳抗戰救亡的程度上，實際上也有高下之分，不同時期創辦的刊物對于抗戰的宣傳程度自然也大不相同。譬如在九一八事變之后，由“第三黨”創辦、張資平主編的《絜茜》雜志，雖然可稱抗戰文學期刊之鼻祖，但仍然無法超越自身的階級性，在宣傳抗戰上并不徹底，更談不上賣力，其銷量與影響力均非常有限；但八一三淞滬抗戰之時,由茅盾、巴金等人道主義知識分子創辦的《吶喊》（烽火）雜志，號召全民族、全人類同仇敵愾，高揚人道主義的反法西斯大旗，雖然極其艱難地輾轉出刊，但仍在艱難困苦中不斷壯大，成為抗戰中期銷量最好的文學期刊之一，以至于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結合文化產品的基本屬性分析，文化產品在大眾消費動機層面是有著共通性的[3]，“市民性”與“消費性”是文化產業的基本特征[4]，因此，不單是文學期刊如此，戲劇演出也是如此。1936年，梅蘭芳主演的京劇《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臺首演三場，場場爆滿。這本是借北宋抗金的史事來借古喻今，號召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此劇剛剛上演時，因此便遭到上海社會局日本顧問的不滿并橫加干預，梅蘭芳只好轉移至南京大華戲院又演三場，結果更加火爆，觀眾甚至擠碎了劇院的玻璃門。《生死恨》成為抗戰時期最具影響力、票房最高的古裝劇之一，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特別是舞臺文化產業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抗戰結束之后，電影導演費穆看中此劇當時的影響力，遂將其改編成電影，于1949年3月在上海上映之后，盡管是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但反響卻非常慘淡。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已經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抗戰不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作為文化產品的消費者的大眾們不再對抗戰有興趣，因此事關抗日救亡的電影，當然不會還重演抗戰時的盛況①。這一現象，與當時抗日文學期刊的出版、發行的總體狀況有著高度的相似性。最后，抗戰文學期刊的主辦者由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各階級、各黨派與各社會力量所共同組成，因此綜合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各力量的分布與政治選擇。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秉承了南宋以來的文人結社之風與“達則兼濟天下”的出世之道，另一方面又積極地效仿西方政黨政治，及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登峰造極。文人利用辦報辦刊、著書立說的方式論政、參政在當時成為普遍現象，關于國家發展、民族救亡、民主政治等問題的討論可謂五花八門。而由他們辦的報刊如《申報•自由談》《努力周報》《觀察》等，均與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緊密融合②。文學期刊及其辦刊者當然無法僭越這樣的大環境。因此，文學期刊在相當程度上與當時中國的政治思想有著“詩史互證”的關系。在當時諸刊物當中，宣揚抗戰的抗戰文學期刊更概莫能外，它不但要有一個相對與之適應的政治背景作為依托，在當時中國，主張抗戰的不同政治力量在關系上相當復雜，當中既有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也有共產黨、第三黨等在野黨派，在層次上，既有各黨派的中央委員會，也有地方黨部、支部。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不少抗戰文學期刊的“贊助者”。以“第三黨”主辦的《絜茜》雜志為例，近代史界對于“第三黨”抗戰活動一直認識不夠，在《絜茜》雜志被系統研究之前，對該刊的評價總體水平不高，《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曾一度將其定義為國民政府“文化圍剿”的刊物①，但隨著《絜茜》雜志系統研究的推進，對“第三黨”的抗日活動以及它與國民黨、共產黨的關系乃至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政治格局也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②，學界對于《絜茜》雜志的評價也日趨客觀。因此，作為一種文化產品，抗戰文學期刊當然具備文化產品的基本屬性，即將意識形態衍變為一種可以交易的商品，在交易的過程當中，實際上完成的是一種精神消費的滿足感與意識形態的傳播[5]。綜上所述，抗戰文學期刊的政治性要大于文學性，而且政治性（對抗戰的宣傳）決定了其作為文化產品的經濟價值，更重要在于，通過對抗戰文學期刊的研究與解讀，可以管窺當時中國政治的權力格局，這些都是抗戰文學期刊的重要特性，因而值得研究者格外重視。

二、“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與所指

前文所述為抗戰文學期刊諸特征問題。在本節，筆者欲結合literaturejournals一詞的能指與所指，從如下兩個層面來闡釋抗戰文學期刊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中的意義。首先，抗戰文學期刊具有非常直接的文獻性意義，這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中顯得較為特別。而literature本身有“文獻”的含義，從符號學與翻譯學的雙重角度看，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是文學期刊，但其所指既可以是“文學期刊”，也可以指向“文獻性期刊”這層含義。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說，盡管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任何要素———無論是電影還是書籍都具備文獻性，但縱觀整個中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門類，抗戰文學期刊在文獻性這個層面上顯然比其他文化產業要素要更具有意義，理由如下。其一，抗戰文學期刊本身非常直接、客觀地反映了一段非常特殊歷史時期的不同中國社會、政治力量的消長關系，這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中無出其右，尤其在抗戰時期，文學期刊幾乎成為當時文化產業的“頂梁柱”。我們知道，不同的黨派、政治社團乃至文學社團，最擅長也最常見表達自己政見、觀點的形式就是辦刊，而非拍電影、寫劇本或是出版專著，及至抗戰時期這一現象達到頂點。無論是被稱之為“大后方”的重慶、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區，還是香港、晉察冀、陜甘寧邊區，甚至包括淪陷區，代表不同意識形態的文學期刊可謂上千種，當中既包括《越風》《筆談》《文藝新哨》等抗戰文學期刊，也包括《古今》《滿洲文藝》等附逆文學期刊———即使是“文藝單行本不出，學術研究專著更是絕無”的孤島上海，最后“掌握這出版界門面的還是只有若干種雜志。”[6]在當中，抗戰文學期刊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影響力及歷史地位上來講，當然都有著首屈一指的地位，因此抗戰文學期刊當然地具有無可取代的文獻性意義。其二，文獻性意義除了能還原歷史現場、提供一手的歷史證據之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可以完成歷史信息的傳遞。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各個門類要素中，能夠完整、系統、全面地傳遞歷史信息，特別是當時中國社會政治格局與權力關系的，只有報紙雜志，而抗戰文學期刊則是抗戰期間報紙雜志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科學史證明：近代中國通過技術轉移的形式獲得了源自于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因戰亂頻仍、時世艱難，技術的應用、轉換能力仍處于一個較低的層面，這一點在文化產業領域尤其突出。盡管中國現代文化產業門類較為全面，但無論是技術水平，還是對文獻史料的保留能力，其實均相當有限。特別在抗戰期間，當時既無先進的錄像技術，更無保留音像材料的能力，因此雖然當時拍攝電影眾多，但留下的影片卻屈指可數，至于話劇、戲曲等舞臺文化產業更不必說，盡管書籍可以獲得較好的保留，但在共時性地闡釋并反映中國社會、政治總體格局與社會思潮關系這個層面上，依然遜色于報紙雜志。在抗戰十四年期間，因為不同黨派之間的政治抗爭，特別是全國民族救亡戰爭的爆發與持續，使得期間中國文化產業體系門類在整體上都被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因為戰爭與各種政治原因，相當一部分具有鮮明政治立場的報刊資料都被查禁、焚毀，反而文學期刊在當中獲得了存活（當然在淪陷區也有大量的抗日文學刊物被查禁），相較于其他文化產業門類要素而言，抗戰文學期刊的還原歷史現場的文獻性意義，顯然具有無可取代性。其次，抗戰文學期刊將文學作為手段，而非單純申明文學性。literaturejournals一詞中的兩個名詞是并列關系，猶如“文學教授”（litera-tureprofessor）與“科幻小說”（sciencefiction），從英語語法理論來看，名詞作定語表明闡釋事物的職能或屬性，而非對事物本身進行限定。而這與“抗戰文學期刊”這一概念是相一致的。從“抗戰文學期刊”的所指來說，它并非是“抗戰時期的文學期刊”（literary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而是“抗戰文學”的期刊———盡管抗戰時期的文學期刊當中大多數是抗戰文學期刊，但這兩者仍然不是完全重合的相同概念。在英語世界里，literaturejournals這一造詞法并不罕見，但前面一般會有限定語如Bibleliteraturejournals（圣經文學期刊）、Americanliteraturejournals（美國文學期刊）等，事實上，這與“抗戰文學期刊”的造詞法如出一轍，但“抗戰”與作為定語的圣經、美國等詞不同，它是一個極其冗長的專有名詞，顯然“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literaturejournals”這樣有違基本語法的詞組是不能被使用的，因此只能使用literature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我們現在談的文學期刊，多半是literaryjournals，蓋是因為此處所言的文學期刊是“文學性（literary）的期刊”，即期刊是為傳播、弘揚文學性而服務的，譬如中國大陸的《收獲》《花城》或中國臺灣的《幼獅文藝》及中國香港的《香港文學》，莫不如是。但抗戰文學期刊這一概念中的“期刊”，一方面要為文學服務，另一方面又不只為文學服務———它不但要承擔政治使命，而且還要在當時的文化產業市場中求得生存，可謂是一刊兼顧三者，文學是符號層面的能指———即將文學作為一種技術性的手段而已。簡而言之，就抗戰文學期刊的存在情狀而言，可以說literaturejournals是literaryjournals的子集，文學當然是literaturejournals的屬性，但絕不是唯一屬性，它只是將文學作為一種傳播自身立場并在文化產業市場中得以求生的手段，其所指并不只是“文學”本身，而包括了更為寬泛的范疇———這皆因抗戰文學期刊所處的特殊境遇所決定。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抗戰“文學期刊”的英文譯法選擇“literaturejour-nals”是較為合適的。

三、回歸學術問題：論抗戰文學期刊的研究范式

在此，我不期望將一個歷史（或文學史）問題異化為一個翻譯問題。跨語際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中的溝通與交流至為關鍵，核心就是信息的傳達。literaturejournals這個用法既非我首創，也不會讓英語母語的讀者看不明白。前文就此用法的語法規則、修辭策略與有關例證已經做了過多闡釋，后文不再贅述。在這里我想借鑒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而提出的基礎范式（paradigm）理論，結合今后抗戰文藝期刊的研究路向，闡述兩個事關研究工作的具體問題：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研究抗戰文學期刊？二是今后開拓抗戰文學期刊研究的新局面應該建構一種什么樣的研究范式？首先，研究抗戰文學期刊必須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社會史與經濟史的格局有著深刻且清醒的認識，這是研究抗戰文學期刊的基本前提。研究者應當認識到抗戰文學期刊所反映的是當時中國代表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社會力量，它們所共同構成的絕非只是文學版圖。因此，對抗戰文學期刊的研究，要源于文學史，但必須超越文學史。抗戰文學期刊研究并非是學界冷門課題，而在相當程度上理應算是熱門。隨著近年來“期刊研究熱”的興起，抗戰文學期刊研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中日漸成為顯學，并且發展成為了多元化的研究體系，如淪陷區文學期刊、邊區文學期刊、“孤島”文學期刊、大后方文學期刊乃至香港、南洋的文學期刊等，皆有研究成果問世。但毋庸置疑，受制于學科限制，這類研究當中的大多數目前仍局限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領域之內，所討論的問題也局限于文學史內部。如作品質量的高下、作家作品所代表的風格流派及期刊本身的文學史意義等，或是鉤沉史料、填補空白等。當然，我們必須肯定這類研究在正本清源、還原文學史現場意義上的無可取代，但同時也必須承認，高度具備文獻性意義的抗戰文學期刊決非只反映文學史問題或者只能用來探討文學問題———事實上，當下一些研究在總體上確實或多或少地放棄了對于中國現代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當然也包括文化產業史）等其他門類史問題的探討，這未免有遺珠之憾。須知抗戰文學期刊除卻文學史意義之外，在相當程度上還具有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等其他歷史范疇的意義，甚至借助其研究可以填補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未能涉及的問題。隨著跨學科研究的興起，這一問題目前已經逐漸受到學界重視。譬如對于抗戰文學期刊的討論，我們不只是討論“文學”，也討論“抗戰”———對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與融合的梳理；且對“期刊”有所思考———期刊刊登的廣告、發行量以及辦刊的模式的探究等，這充分反映了抗戰文學期刊研究即將可能到來的新局面。筆者竊以為，目前這一跨學科研究的體系并未展現的盡如人意，因此我也希望藉此可以呼吁更多的學者（特別是青年學人）能參與其中，進而推動抗戰文學期刊研究走向一個新的高度。其次，抗戰文學期刊的出版、發行本身是一種文化產業經營行為，因此，抗戰文學期刊研究必須要結合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格局體系來分析，進而建構一種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相結合的研究范式。這既由抗戰文學期刊的特征所決定，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具體要求。前文所述內容是指今后抗戰文學期刊研究應當重視的一些問題，但就具體著手點而言，則必須要認識到抗戰文學期刊的本質是一種文化商品，其出版、發行是一種文化產業經營行為，它本身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重要組成。在一個市場經濟的時代，任何可供交換的商品所攜帶的任何意義，都由其經濟狀況所反映。馬克思認為，判斷一個變革的時代必須要依據“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去解釋”[7]；恩格斯也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8]。因此，如果僭越唯物史觀與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這個格局體系來探討抗戰文學期刊，必然是不客觀且不全面的。與電影業、戲劇戲曲產業、唱片業等一樣，期刊出版產業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當中最重要的門類之一。它與其他文化產業門類一道，忠實地體現出了中國現代文化市場中的供需關系及意識形態的接受狀況，并構成了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思想主潮、權力格局的總體情況。在《期刊》一書中，筆者對于抗戰期刊的廣告狀況、發行量等產業屬性的問題都進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并努力給予其客觀的歷史評價，認識到抗戰文學期刊是抗戰思想的發生、傳播與接受的具體反映，而這反映到文化產業當中就是文化商品的生產、消費與分配。但抗戰文學期刊研究歸根結底是歷史研究，必須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從這兩個角度來看，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顯然應是今后抗戰文學期刊重要的研究入手點。綜上所述，就抗戰文學期刊研究而言，研究者既要認識到其文獻性特征及其與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等其他專門史之間的內在聯系，更要在抗戰文學期刊研究中培養跨學科的意識，超越傳統的文學史研究，把握住抗戰文學期刊的文化產品屬性，并借助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研究視角與文化產業相關理論，對抗戰文學期刊進行宏觀的梳理與微觀的具體探討，從而將抗戰文學期刊研究推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摘要］隨著智能終端和大眾消費的普及，人們逐漸意識到，知識付費是更符合“互聯網+”時代特質的商業出版模式。政治類社科期刊擁有豐富的版權資源、具有創新能力的作者資源和優秀的編輯隊伍，具備提供優質知識產品和知識服務的基礎。然而，要在知識付費浪潮中進一步轉型升級，政治類社科期刊還需要注重專業深度發展、注重知識產品服務、注重政治科學文化傳播功能，實現與讀者的有效交流。

［關鍵詞］政治類;社科期刊;知識付費;轉型升級

經歷2016年知識付費元年后，隨著各種資深講師和客戶端平臺紛紛加入，大量資本蜂擁而至，各種知識付費產品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使用者從種子用戶開始向大眾用戶拓展，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知識付費在2017年的大爆發，至2019年年初勢頭依舊不減。傳統出版機構受知識付費浪潮沖擊的影響，紛紛主動或被動地涌入這個戰場。與此同時，與知識付費相關的出版事件一直都處于持續發酵狀態。本文試以政治類社科期刊為例，通過闡述政治類社科期刊與知識付費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涉足知識付費的現狀，厘清其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并以此探析政治類社科期刊轉型升級的路徑。

一、政治類社科期刊試水知識付費

（一）知識付費興起的淵源

知識付費有著悠久的歷史，消費者自始至終都在為知識買單。從某種意義上說，傳統出版業就是最古老的知識付費行業。近幾年，知識付費成了一種引領時尚的浪潮，引起業界的廣泛關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當下有很多用戶愿意付費為互聯網內容買單。傳統出版的知識付費是知識生產者→中間商→消費者，消費者拿到知識產品后的花費往往是知識產品本身價格的2~3倍，而如今互聯網的知識付費是知識生產者→消費者（網絡用戶），省去了傳統出版中的中間商環節，不僅傳播快捷、內容新穎，而且價格低廉，深受網絡用戶的歡迎。這正是知識付費興起的淵源。

（二）專業原創的社科內容為知識付費提供條件

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是英國文學期刊從產生到成型的時期，也是英國期刊文學從政治評論文學回歸現實生活文學的重要階段。本文將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學期刊視為“早期文學期刊”，將該時期的期刊文學視為“早期期刊文學”。英國早期的期刊文學在傳播自由主義思想、豐富大眾文化生活、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是研究近代英國社會變遷、文學發展及期刊演進的珍貴史料。

一、英國早期文學期刊的類型

1．評論類刊物

18、19世紀，一批英國文學家為宣傳啟蒙思想，創辦了《閑談者》《旁觀者》《考察者》《批評評論》《愛丁堡評論》等刊物。這類期刊多以政治評論為主，為政治宣傳、思想爭鳴、文化傳播提供了重要輿論陣地。評論類刊物多流行于英國上層社會，最初刊發其上的評論文往往依托英法諸國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張，抨擊政治對手的政見，進而影響社會大眾。例如，《批評評論》《每月評論》就是兩本針鋒相對的評論類刊物，二者立場、觀點鮮明，均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與煽動性。進入19世紀后，評論類期刊更加規范，往往能站在較為客觀的角度對時政、思潮展開述評，如《愛丁堡評論》通過對評論對象的選擇，評論內容已不如早期評論類刊物那么激進。當然，該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雖然其最初只是將當時盛行的自由主義思想穿插其中，但后來也逐漸成為輝格黨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

2．純文學雜志

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英國社會階層發生變化，社會生產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萊克伍德雜志》創辦后，純文學雜志開始興起，并迅速成為滿足中產階級文化娛樂需求的重要讀本。《布萊克伍德雜志》力推精英主義的詩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將精英文化廣泛傳播。隨后出現的《倫敦雜志》則從社會現狀出發，推出了眾多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也使得蘭姆、濟慈、亨特等文學大家廣為人知。《布萊克伍德雜志》《倫敦雜志》是19世紀初英國最有影響力的純文學雜志，由于兩本雜志存在文學理念上的差異，二者還開啟了激烈的論戰，其中，濟慈的詩歌成為爭論的焦點。《布萊克伍德雜志》編者團隊認為濟慈的詩歌粗俗、下流，在語句語法上存在諸多缺漏，敘事亦不完整，情節描寫混亂；《倫敦雜志》的主創們卻認為濟慈的詩歌細膩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內涵。

3．文學月報、周報、日報

家庭生活類期刊主要是關注百姓生活熱點的出版物，對自身的定位主要是群眾家庭生活中的情感、倫理和婚戀故事，兼顧生活熱點事件、時尚、美容、保健等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其閱讀人群主要集中為女性朋友，因此這類期刊往往習慣運用女性的思維和視角對各類話題做出評判，并以此形成自身的期刊特色。我國目前的家庭生活類期刊種類較多，比較耳熟能詳的期刊主要有《家庭》《知音》《現代家庭》《幸福》等。據相關數據顯示，家庭生活類期刊雜志在近十幾年來一直穩居期刊發行隊伍的前列，具有穩定的市場占有率。近幾年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帶動文化產業的繁榮，人們一方面滿足于高質量的物質生活，另一方面也對精神文化生活產生了更高層次的追求，人們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對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更加關注，這在無形中就為家庭生活類期刊的生存與發生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隨著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文化出版業也逐漸走向信息化，出現了許多新媒體和新型期刊雜志，使得出版行業所面臨的競爭與挑戰形勢更加嚴峻。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一家傳統媒體想在新形勢下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搶占市場競爭優勢，都必須依靠高素質的編輯隊伍。對于我國期刊雜志中最暢銷的家庭生活類期刊而言，編輯需要具備哪些意識素養，才能有效保障雜志質量，在迎合大眾口味的同時保留自身的特色，本文結合筆者自身的工作實踐經驗，對這一話題發表筆者自己的觀點與思考。

一、堅定的政治思想素養

所謂的政治思想素養是針對我國所有期刊雜志的編輯而言，既要有深厚的馬列主義理論素養，又要充分領會各屆領導政府的思想精髓，端正自身的政治立場，并在實際工作中充分運用馬列主義思想理論解決實際問題，從而達到改造客觀世界的目的。家庭生活類期刊雜志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編輯自身的政治思想素養，直接決定期刊雜志的政治立場是否堅定，傳遞的政治理念是否正確，從而對人民形成一種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

二、良好的職業道德素養

職業道德，顧名思義就是指從業規范，對期刊編輯而言，最普遍的職業道德就是遵循雜志出版行業最具普遍意義的行為規范。期刊雜志作為文化產物，對人民的意識形態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力，只有當期刊編輯具備了良好的職業道德素養時，才能認真制定編輯業務的相關規范與要求，保障期刊編輯和出版的順利開展，同時不斷提升期刊成品的質量，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的精神文化產品。

1.無私奉獻的敬業精神。奉獻是每個期刊編輯都應具有的職業道德素養，首先要熱愛編輯出版這份工作，能夠從編輯之中尋找到工作的意義，實現人生價值，這是編輯安身立命、建功立業的起點。傳統視角下編輯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對期刊雜志的內容進行選擇、修繕、排版，傳播他人的思想成果。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編輯的工作內容也發生了改變，其工作重心已經從被動等待別人投稿轉向主動發現主題、培養作者和批發文稿方面，不能僅僅局限于日常的家庭事件，也要善于從別的題材中發掘出與家庭生活類沾邊的角度，從而擴大題材選擇范圍。例如，“嫦娥一號”發射成功，從理論上來講，這屬于社會熱點新聞的范疇，是時事新聞媒體的選材范圍，但對于家庭生活類期刊而言，也不能錯過這個大熱的題材，只能另辟蹊徑，從家庭、親情等視角對“嫦娥一號”背后的工作人員進行采訪報道。從聯絡溝通到組織協調，再到采訪成行，直至最后稿件的出爐，都需要編輯們付出更多的汗水與勞動，唯有具備高度的奉獻精神，才能堅守編輯崗位，應對各項挑戰。

2.守紀自律的工作作風。對編輯而言，認真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嚴格執行出版行規，守紀自律也是職業素養的基本內容之一。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面前，編輯人員應始終堅持將社會利益置于首位，才能穩固期刊雜志的生存與發展的基礎。主要表現在：一是針對組織選題，要盡可能兼顧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堅持雙效益文稿，極力打造精品成稿；二是就對外形象而言，要樹立廉潔自律的個人形象。不能以權謀私，以刊謀利，做出見利忘義的事情。家庭生活類期刊的發行量較大，長期穩定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因此，期刊編輯也常常會面臨諸多的外在誘惑，尤其是如何在標新立異的同時，正確把握尺度，既要確保期刊內容符合老百姓關注的熱點和口味，也符合法律政策的規定這一方面，是考驗編輯自律能力的關鍵環節。

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技術時代和高科技時代。國內外的競爭主要依靠知識技術的創新和發展，我國知識創新和發展的信息主要是通過期刊等載體進行傳播和交流，而傳播的速度和質量也影響期刊自身的發展和學術成果的轉化。可見，新時期學術期刊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更為突出且重要的地位。而學術期刊在激烈的競爭中要想發展，要想辦出高水平的學術性刊物，除了刊發高質量的稿件外，還必須擁有一批高素質的編輯人才。學術期刊是發表學術觀點、交流學術思想、促進學術爭鳴、展示學術成果的主要載體，而期刊編輯作為稿件的策劃者、組織者和編校者，其個人素質的高低將直接決定著期刊的質量。因此，研究新時期學術期刊編輯的能力和素質問題，對期刊提高自身的質量和水平、面向市場的生存狀況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和意義。新時期對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編輯的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編輯也應該把握時代脈搏、完善自我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一、具備較強的政治素質和政治認知能力

學術期刊是國內學術研究成果展示的重要平臺，肩負著我國文化傳播和學術成果積累的重要任務。[1]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都具有社會影響力，會對社會產生一定的導向作用。因此，學術期刊編輯應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要堅持正確的政治導向。較好的政治素質表現為較高的政治認知能力，這是由出版工作性質決定的。編輯工作是一項思想性、政治性很強的工作，所以編輯一定要懂政治，堅持正確的政治觀點和政治方向，做好文章的政治把關工作。對政治思想動向和政治形式的發展能夠有較高的辨析和認知能力，在復雜的變化和各種沖突事件中能夠始終保持清醒且正確應對。認真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能夠熟悉和把握有關出版工作的法律和法規，在工作中始終堅持輿論導向的正確性，保持辦刊方向的正確性。期刊媒體具有天然的導向屬性，一個負責任的期刊編輯一定要清醒地認識自己的政治立場，并對期刊論文的選取、判斷和內容表達負責任，增強社會的導向意識，自覺擔當起輿論引導的責任和義務。學術期刊的編輯要不斷地培養自己對政治的判斷力、敏銳性和洞察力，始終保持先進的思想和社會意識，才能與時俱進，為快速發展的社會提供正確科學的學術信息[2]。

二、具有過硬的編輯業務素質

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研究是具有個性化的，這種個性化的特征不僅表現在研究方法的使用和研究觀點的確定上，更表現在語言表述的運用上。而個性化特征明顯的學術研究成果形成期刊論文是需要經歷一個社會化或者規范化的過程。也就是經過公開發表的學術研究成果對于其他正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著或者對于尚未發表的學術研究成果來說，都具有示范性和導向性特征。這一規范化過程及其所具有的示范性和導向性特征，不僅表現在學術研究的觀點方法、思考路徑等內容方面，還表現在研究論文的標題、摘要、關鍵詞和文獻注釋等要素構成方面，更表現在語言表述、標點符號使用等更細微的方面，而這一轉化的過程會被學者們所忽略。學術期刊的編輯就是在這個性化學術研究成果向社會化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的過程中扮演把關人的角色。可見，期刊編輯不僅應具有編輯加工能力，將論文編輯得更加規范，還必須具有扎實的文字功底和較強的語音文字能力。編輯業務的知識結構主要包括編輯學的基本理論和編輯業務的技能。目前，從事期刊編輯工作的編輯大多都不是學編輯學出身的。所以，期刊編輯更應該不間斷地學習并掌握編輯學的相關知識，熟練了解語言文字的規范和標準，系統學習編輯學理論和實務，擁有較強的編輯加工技能，[2]能夠運用編輯學理論提高自身的信息采集、選題策劃、組稿、審稿、編輯修改加工、排版等編輯流程。編輯的加工能力是編輯的基本功，做好編輯工作的重要保證就是熟練掌握編輯的基本功，這些都要求期刊編輯要經常參加相關的編輯實務的專業培訓活動，在日常工作中不斷向資深編輯前輩請教，學習他們的方法和技巧，積累自身的經驗，提高個人的編輯能力。

三、提升相關學科的專業知識水平

學術期刊編輯除了要具備編輯業務素質外，還要具備一定程度的學術專業素質。期刊編輯應該具有前瞻的眼光、選題策劃意識、扎實的編輯加工基礎和擁有專業的稿件評審水平等能力。前期的選題策劃及組稿約稿、初審的篩選與評閱是最考驗編輯能力和水平的環節。如果編輯的學術水平有限，會缺少對作者選題方向的引導，審稿中在主體內容的建設性方面也無法給予過多的專業意見，就只剩下后期的編輯規范與論文結構、語言運用、標點符號等完善性的工作，這樣的編輯具有較大的替代性和邊緣性。在行業內，要想提升學術期刊的知名度，所的質量至關重要。學術期刊的品質取決于作品的質量，作品的質量則主要取決于約稿的質量。編輯要別具慧眼，努力向有思想的專家學者約出無愧于社會的精品力作，并追求其精品力作基礎上的原創性。學術專業素養是編輯從事工作的基礎。期刊編輯要不斷學習，提高自身的專業知識水平，優化專業知識結構，增加專業信息儲備，以專業的學術眼光看待和審閱論文，這樣才能更好地與作者、審稿專家及讀者溝通交流，還能在大量的稿件中篩選出優秀的稿件。在信息時代，期刊出版將面臨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因此，期刊編輯應主動獲取、了解各類信息，敏銳地洞察學科發展的新方向及趨勢，這樣才能更好地整理和加工論文，提高期刊發文的質量。

期刊以固定周期的方式，向大眾傳播最新的知識、時事、觀點等，是新聞傳播的重要媒介。學術期刊則面向特定人群，如研究人員、專業教師和學生，傳播該學科的前沿知識，并成為研究者相互交流和學習的平臺。各學科的發展日新月異，在本學科學術期刊上發表成果，才能及時地將該學科學者的最新研究展現給同行，擴大自己的學術影響力；學者們也可從學術期刊獲取相應的信息，補充自己的研究。因此，學術期刊最能響應學科前沿和創新研究，是科技工作者展示自己和學習他人的不可或缺的平臺。當然，學術期刊本身也應當順應時勢，緊跟時代潮流，當今，全球化和新媒體時代也對科技期刊的變革發展有了新要求。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其倡議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這些政策措施看似與學術期刊關系不大，其實不然。作為學術交流的平臺，中文期刊一般在國內發行，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學術界傳播，缺乏國際影響力，這并不符合我國目前走出去的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為我國期刊在國際上發聲提供了一扇門窗，國家政策的支持會使期刊發展更加繁茂；“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一個新的發展熱點，勢必會引來學術界的探討。“一帶一路”為新的發展機遇，相關學術期刊應當怎樣調整自己去揚長避短？“一帶一路”倡議是否也是一把雙刃劍？新形式下的期刊變革需要什么樣的策略？基于管理學中的SWOT分析模型，分析《世界地理研究》期刊自身的優勢和劣勢，機遇和挑戰，以理清期刊的發展思路。

1研究方法

SWOT分析，S（strengths）為優勢，W（weaknesses）為劣勢，O（opportunities）為機會，T（threats）為威脅。該分析方法將與研究對象密切關聯的內部優勢因素、弱勢因素和外部機會因素、威脅因素通過調查分析列舉出來，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按矩陣的形式羅列，之后運用系統分析法將各種因素相互比較匹配并進行分析研究，從而得到關于研究對象的相應的結論。其中，SO是一種理想的競爭態勢，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研究對象內部優勢并充分利用外部機會；WO是利用外部機會來彌補內部劣勢，使研究對象的劣勢地位有所改變；ST是利用被研究對象的優勢，回避或減輕外部威脅或風險，通過內部資源的合理配置，利用自身優勢將外部威脅對研究對象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WT是一種應付研究對象危機的戰略，當被研究對象內憂外患、時時面臨危險時，需要克服內在劣勢同時回避外在威脅。

2《世界地理研究》的SWOT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雜志是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中國地理學會主辦的學術期刊。主要刊登以下方面的研究成果：世界政治與經濟地理理論及實證研究，全球經濟聯系和經濟要素空間運動規律，世界各國區域發展、城鄉建設、生產布局、產業結構變動理論與實踐等。期刊主要針對世界范圍內的國別研究。

2.1期刊優勢分析

2.1.1政策環境優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意識形態工作發表過一系列重要講話，深刻闡明了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意義和方向：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全黨特別是宣傳思想戰線必須擔負起的一個戰略任務。黨的四中全會，再次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完善堅持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這些重要指示為各行和產業和做好宣傳思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新聞出版行業是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是新聞出版人的責任和使命。期刊是意識形態理性傳播的重要載體，在我國，期刊出版要符合《期刊出版管理規定》。為促進我國期刊業的繁榮和發展、規范期刊出版活動、加強期刊出版管理，2005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制定《期刊出版管理規定》，明確指出期刊出版必須“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出版方向，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期刊業認真貫徹落實的重要講話精神，恪守政治原則，堅守政治陣地，始終堅持正確的出版導向，自覺服務黨和國家的發展大局，堅持期刊高質量發展，涌現出一批政治性強、理論性高、旗幟鮮明、影響力大的期刊品牌。

一、加強導向意識、做好期刊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意義

1．期刊意識形態工作在各個行業和產業的發展

期刊出版作為中國現代出版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傳播知識、傳承文明、豐富人們精神世界、推動社會進步等方面，具有其他媒體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科技期刊，通過利用和拓展相關資源、深度參與科技成果轉化，對相關行業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并于2019年8月，由中國科協、、教育部和科技部聯合印發，該文件的彰顯了我國科技期刊發展的重要意義。據統計，當前我國科技類學術期刊高達5000多種，社科類學術期刊有2000多種，基本滿足社會、人文類學科研究和學術交流的需要。因此，強化期刊導向意識，做好期刊意識形態工作，尤其是科技期刊的意識形態工作，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在各個行業和產業蓬勃發展的切實需要。

2．做好期刊意識形態工作是堅持群眾觀的重要橋梁

在互聯網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信息傳播方式的多樣化使受眾接受信息的渠道繁雜，輿論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碎片化閱讀盛行的今天，為受眾提供準確、深度的信息分析，權威、理性的價值引導尤為重要，而期刊正是意識形態工作理性傳播的重要載體。《2018年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中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共出版期刊10139種，總印數達22.92億冊。一方面，該數據呈現了新時代我國期刊出版工作的細致和扎實；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期刊出版工作層次清晰、架構完善、受眾極為廣泛，因此期刊出版也是多層次、多角度聯系群眾的重要橋梁。通過高質量的期刊內容，可以更好地傳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因此，期刊業要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強化導向意識，刊發順民心、惠民生的實事報道，多為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搭橋鋪路。

3．互聯網時代，期刊的意識形態工作是構建輿論環境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