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布洛達斯（R.N.Broadus）稱“20世紀是期刊的世紀”[1]，如今學術期刊已經成為科學交流系統的主要平臺。檔案期刊既是檔案界人士進行思想交流、提高專業技能和理論水平的工具，也承擔著向更為廣泛的社會大眾進行專業展示的社會使命。從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檔案專業期刊在期刊評價的大潮下發展前景不容樂觀，這一問題亟待檔案界關注。

1研究背景與文獻綜述

目前，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即南大核心）中檔案專業期刊僅存2種；另一重要索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即北大核心）自1992年起，最多時有14種檔案期刊入選，在最新版中僅存8種；在社科院系統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8版）》中，檔案期刊也僅存2種；在國際檔案界，檔案期刊入選SSCI索引的僅有3種。目前，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已經成為科研管理者不可或缺的工具，廣泛應用于諸如機構評估、人才評價、科研項目資助、科研績效評價、職稱評審、學科發展規劃等一系列管理活動中。而檔案期刊在期刊評價體系中的表現，不僅導致了自身發展舉步維艱，也不利于檔案學學科建設和發展。不少檔案學研究人員指出，檔案期刊的學術性和學術影響力令人擔憂。在學術性上，殷仕俊發現13種檔案學核心期刊每年刊登的非學術論文數量幾乎是17種圖書情報學類核心期刊的6倍，郭紅解發現檔案期刊中工作指導類期刊占80%以上；在學術影響力上，蘇君華發現檔案學的研究成果在2000年—2009年十年間最高被引次數僅有45次，遠遠落后于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最高被引次數542次。然而，無論是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評價體系，還是當前檔案學研究人員期刊評價研究的成果，都是基于文獻計量指標判定檔案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很多學者都指出，使用文獻計量指標評價學術影響力時不宜進行跨學科比較，不同學科的規模不同、學者的引用行為和引用習慣也有很大差異，因此計量指標在不同學科之間不具有可比性。為了彌補檔案期刊評價視角單一的問題，筆者使用專家調查法，研究檔案學研究者對檔案期刊的認知和評價。

2方法與數據

本研究以Nederhof、Catling、Coe的研究問題卷為樣本，從“有用性”“期刊聲譽”“成就感”“整體水平”四個角度來考察檔案期刊的被認知情況；同時參考了Kohl、Nisonger、Manzari對開放問題的設計，讓參與調查者列出12種期刊中最重要的3種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為了使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區分度，使用9級標度作為測量尺度；為了檢驗問卷填寫人是否是隨意對期刊進行評價，本研究還設計了其他一些輔助問題幫助研究人員判斷數據的可靠性，如測量研究人員對刊物的了解程度，通過詢問研究人員是否閱讀該刊和閱讀方式兩個問題來實現。本研究依據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版）“G27檔案學”中的10種期刊為基礎，加上《民國檔案》和《歷史檔案》兩種期刊。選擇北大核心期刊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因為它是中國最早的期刊評價工具，在我國學術界知名度較高，收錄期刊的種數也最多；選擇2008版是因為該版收錄的檔案期刊均多次入選核心期刊，而且2008年至今已有10年，核心期刊的目錄也經歷了2次調整，可以將本調查的結果和核心期刊調整的結果進行對比，驗證核心期刊目錄調整的合理性；添加《民國檔案》和《歷史檔案》兩種期刊，是因為它們都被CSSCI收錄，可以檢驗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學術質量具有獨立性”在中國檔案學界是否存在。問卷主要在2015年“第二屆全國高校青年檔案學研究人員學術論壇”和“檔案學上海論壇”會議期間向參會人員集中發放，此外還通過E-mail向青年檔案學研究人員發放Word版問卷。最終共收回問卷74份，其中有效問卷70份、無效問卷4份。本次調查對象在性別分布上以女性為主（54人），學歷分布上主要以碩士學歷（36人）和博士學歷（28人）為主，在職業分布上以高校教師（28人）、在讀研究生（34人）為主。調查對象的分布呈現出偏差，集中在具有學術發表需求的“學院派”群體，但是這樣的偏差與本次調查的目的相吻合，即都是強調檔案期刊的學術質量。

3分析與發現

通過對開放問題進行統計，即對最重要的3種和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的投票，大致可以了解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認知的基本狀況。首先，通過對最重要的3種期刊的投票，可以從正面了解期刊的學術地位。如表2所示，Polonsky所說的“頂級期刊現象”在檔案期刊中非常明顯，《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得到了超過80%的投票，而且遙遙領先于排名第3的《中國檔案》（得票率為42.86%）。這3種期刊之外其他期刊的得票率均低于20%。這表明檔案界對期刊的認知出現非常極端的兩極分化。其次，通過對最不重要的3種檔案期刊進行投票，可以從負面考察檔案界對期刊的認同和感知。《檔案學研究》《檔案學通訊》的得票數為0，《蘭臺世界》《民國檔案》《歷史檔案》的得票率均超過50%，這從反面驗證了“頂級期刊”集團的存在，也進一步驗證了檔案期刊的兩極分化現象。這說明被調查者對檔案期刊質量的認知具有高度共識。我們將每一種期刊得票率轉換成分值，這樣使得最重要的3種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兩組的投票率可以在同一程度上進行比較和計算。將最為重要的3種期刊得票率計為正值，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得票率計為負值，通過求和可以了解期刊整體的地位結構。如表2所示，檔案期刊存在明顯分層現象，大致可以分為四層，《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為頂層，《中國檔案》為中上層，其他期刊為中下層。每一層的內部差距為0.3分左右，層與層之間的差距為0.2分左右。為了更為準確地揭示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的認知和判斷，本研究通過有用性、聲譽、成就感和整體水平4個方面（問卷的第3、6、7、8題）來考察學者們對期刊的認識水平。表3顯示了統計本次調查的12種期刊在這4個變量上的填寫人數（N）、均值（Mean）和標準差（Std.D）的情況。由表可知，所有人對《檔案學通訊》的有用性、聲譽、成就感和整體水平都做出了評估，而對《民國檔案》《歷史檔案》進行評估的人數均未滿60人。也就是說，有不少檔案學研究人員并不關注這兩種期刊。標準差的值越大，表明調查對象對期刊的這一性質共識度越低，例如《檔案學通訊》的整體水平標準差為0.7，而《歷史檔案》則為1.57，這表明調查對象對《檔案學通訊》的整體水平更容易達成共識，但調查對象中有一些人對《歷史檔案》的整體水平評價較高，另一些人的整體水平評價較低。為了檢驗能否通過這4個變量來測量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的認知水平，本文使用SPSS22計算這4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結果顯示4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在0.8之上，達到了p<0.01的顯著水平（如表4所示），呈現出高度相關的特征，說明綜合這4個指標的均值可以體現出檔案界對檔案期刊的共同認知。數值的大小和排名有時候并不能有效地展示結構性信息。為更有效直觀地呈現檔案期刊的分層結構，筆者使用系統聚類分析（HierarchicalCluster）來考察12種期刊的整體結構。聚類分析是多元統計分析的一種，它把一個沒有類別標記的樣本集按某種標準分成若干個子集或類，使相似的樣本盡可能歸為一類，不相似的樣本盡量劃分到不同的類中。在宏觀上，12種期刊可以劃分為2大層級，《檔案學研究》《檔案學通訊》組成了“頂級期刊”集團，其他10種期刊組成了學術地位相對較低的“次級集團”。這次級集團中，又可以劃分為2個小的子集團，《中國檔案》《浙江檔案》《檔案與建設》《檔案管理》組成了“次級集團”中的一個子集團，其他期刊組成了另一個子集團。可以發現，《歷史檔案》《民國檔案》這里兩種檔案界認同度很低的刊物組成單獨的一個小類，因為這兩份刊物主要服務于歷史研究，在CSSCI的學科劃分中這兩種期刊也被歸類到歷史學來源期刊。這也說明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學術質量具有獨立性”在中國檔案學界表現得并不明顯，檔案學界對歷史學的精英型期刊并不了解。《蘭臺世界》在“次級集團”的子類中顯示出明顯的獨立成類的特點。整體上，檔案期刊的聚類特征與投票率的排序吻合度較高，聚類效果較好；而且從聚類的結果來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最新版將《蘭臺世界》剔除核心期刊目錄具有合理性。

1導言

學術史研究是對特定學術成果的歷時性演進過程予以關照，并對其學術傳統、現實狀況及發展前景予以審視的動態過程。而學術成果除依附于學術著作之外，還表現為同人期刊、研究機構、學派與師承等活動的記錄。這其中，作為“指示器”與“風向標”的期刊是引領學術演進的重要載體之一。因此，在學術史研究中，對同人期刊的狀況予以爬梳，既是學術史反思的重要內容之一，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學術發展的歷史軌跡、彰顯出某一時代的學術主潮。這是因為，期刊往往是新材料與新思想的匯萃之地，很多尚未系統輯成專書的知識通常會先發表于期刊上，尤其是在學術思想的傳播方面，它比圖書更及時、比報紙更深入記載，在傳播速度與信息深度方面具有難以比擬的優勢。因此，期刊在倡導一時之學術風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直接影響著學者們的工作成績與學術聲望。中國檔案學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興起至今，已有近百年歷史。經過幾代檔案學人對其不斷地豐富與完善，我國現代檔案學的思想體系、理論體系、方法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等，較之前已取得長足進步，逐漸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不可忽視的一門學科，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但要追溯中國現代檔案學的創建與發展歷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絕對是不可繞過的一段重要時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到“”爆發之前，限于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檔案學發展水平，鮮少有公開出版的檔案學術專著，僅有的系統性論述也多是為構建檔案學科體系而編寫的“教科書”，這類著作與那些“成一家之言”的“專家書”相比較而言，仍算不上理想的學問境界；但這一時期中國檔案界創辦了專門以“檔案”命名的期刊，這些期刊在傳播現代檔案思想、發展現代檔案學術、創建現代檔案高等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新思想、新學術、新教育模式之創立，一般多先以期刊為發表陣地，而逐漸傳播開來。藉由這些期刊，中國檔案界開始有了學術研究的專業性空間，在這一專業空間內，新型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逐漸形成，他們在對以蘇聯為主的西方檔案學關注的同時，開始了檔案學研究本土化的嘗試。由此可見，檔案類期刊［1］在中國現代檔案學創建與發展之初貢獻甚重。

2專業檔案類期刊的出現

如果追溯至民國時期，近代檔案學研究成果已較為豐富，除了學界熟知的“十三本舊著”之外，一些專門討論檔案學問題的專篇論文亦紛紛涌現。這些論文在近代許多期刊上都有所刊載，例如當時編輯出版的《行政效率》（后改為《行政研究》）、《圖書館學季刊》、《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中法大學月刊》、《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故宮博物院年刊》、《輔仁學志》、《嶺南學報》，以及《文獻特刊》、《文獻論叢》和《文獻專刊》等。［2］但從名稱上來看，這些均不是專業檔案類期刊，所發表的文章也并非以“檔案”為主。盡管北平研究院社會調查所編輯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1934年5月第二卷第二期專門開辦了“明清檔案專號”、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會編輯的機關刊《行政效率》1935年5月第一卷九、十期合刊開辦了“檔案專號”，收錄了關于明清檔案整理與研究及機關檔案工作研究的諸多文章，但民國時期尚無專門以“檔案”命名的期刊乃是無爭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力量推動檔案事業快速發展，并促使全國各地、各行各業檔案管理機構紛紛建立，出于交流工作經驗和開展學術研究的需要，專業檔案類期刊相繼創刊，檔案學論文不再依附于行政學、圖書館學、歷史學、文獻學或其他綜合性期刊而刊載，檔案類期刊真正以獨立的姿態展現于世（表1）。但此時檔案學作為新創建的一門新興獨立學科，期刊數量相對較少，且由于時代環境的影響、政治運動的紛擾，很多期刊初創不久即被迫停刊，發行連續性較差。這些專業檔案類期刊，可根據其出版發行目的分為三種類型：檔案業務類期刊、檔案學術類期刊、史學類期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檔案類期刊主要以檔案業務類為主，其刊登的很多文章還很難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論文，大部分仍為檔案實際工作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對檔案事業純粹理論性的研究還比較少。這也顯示出當時檔案學研究重點在于對檔案實踐的研究，究其原因，一則檔案學理論發展尚未成熟，正處于檔案實踐總結、檔案理論升華的階段；二則檔案學本身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對檔案工作實際情況進行研究，也符合學科的發展規律；三則檔案學研究主體除了研究院所和高等學校的專職檔案研究人員，還有來自實際部門的檔案干部，他們經過職業教育具備了良好的檔案素養，因此在工作中也善于將檔案實踐開展情況總結為文本，加之高校的檔案學教育者和研究者也具備一定的實踐工作經驗，能夠很好地將檔案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開展研究。由表1可知，20世紀50年代初以《材料工作通訊》等為代表的檔案類期刊的出現，表明檔案學研究已經逐漸從圖書館學、行政學、文獻學等類概念中離析出來。雖然《材料工作通訊》創刊時以“材料”命名，該詞的使用容易引起歧義和理解上的困難，但其創刊初衷卻是為了全面指導檔案實際工作，對檔案工作開展情況及檔案學初步的理論問題予以總結、交流。出版10期之后，“為了名實相符，刊物換上了一個科學的、正確的名稱———《檔案工作》”［3］，于是《材料工作通訊》在1953年起正式改名為《檔案工作》。更名后的《檔案工作》，其“檔案”色彩較前身《材料工作通訊》有所加強，并伴隨著我國檔案學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整體發展歷程，檔案學類論文得以大量刊載，對檔案工作經驗的傳播、檔案理論知識的交流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1959年，《檔案學研究》作為檔案高等院校主辦學術期刊的發端，對檔案學研究關注的方面出現了很大不同。該刊的定位不似《材料工作通訊》般為“檔案和資料工作者互通情況、交流經驗，建立起一個聯系的中心，得出一些比較完善的經驗，來指導和提高工作”［4］，也不似《檔案工作》般刊文囊括了蘇聯檔案理論譯介及感想類、檔案實踐經驗總結類、檔案規章制度與大政方針解讀類以及檔案教育研究類、檔案史和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類的綜合性辦刊定位，而是秉承“發展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觀點，互相學習討論，鍛煉寫作，積累材料，努力提高檔案學的科學水平”之宗旨，意在辦成一個“百家爭鳴，各抒己見的園地，開展學術研究自由討論的場所”［5］。此種對“學理”的重視無不彰顯出檔案學研究的學術性轉化。此外，諸如《技術資料工作通訊》《技術檔案資料研究》《外國檔案工作簡訊》（改名后為《外國檔案工作參考資料》）等專門類別檔案類期刊的創辦，不僅進一步豐富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專業檔案類期刊的內容，起到了重要的業務經驗與學術研究傳播、交流和宣傳的作用，更顯示出檔案學研究較之以往有了一個新的起點。

3檔案學研究專業空間的建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通信欠發達、信息閉塞的環境下，以上所列為數不多的檔案類期刊的出版發行，為檔案學術研究及經驗交流提供了寶貴的平臺。正是基于這樣的平臺，檔案學者得以發表他們的真知灼見，在探討和交流中，對檔案學基本問題逐漸明晰，隱形的學術共同體正在形成。此外，檔案類期刊在刊載各類學術成果、學術成績與學術觀點的過程中，自然成為學者們學術研究的主要陣地，亦可稱之為檔案學專業研究的“公共空間”。在這一“公共空間”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批檔案學者，以一種較為理性的態度相對自由地表達他們對檔案實踐、檔案理論、檔案方法論的批判性見解。較為凸出的是，這些期刊日益成為檔案學術討論與爭鳴的主要場域，促進了對檔案學基本問題的深入研究與繼續探索，推動了中國現代檔案學的發展。具體言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初創時期的中國現代檔案學，由于很多學術問題甚至基本概念都尚未定論，檔案學的探索性研究層出不窮。如在1951年11月《材料工作通訊》第3期發表了李光的《目前檔案工作中的基本問題及其解決辦法》，在12月同刊第4期立即刊發了吳寶康的文章［6］對李光所論述關于什么是檔案的問題，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再如，1957年《檔案工作》第1期發表了程桂芬的《關于檔案學問題》，同年該刊第4期就發表了蔣有愷的《“關于檔案學問題”的幾個問題》，對檔案學的學科性質和研究對象提出了不同見解。而這一時期，影響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檔案學大討論當屬對陸晉蘧《檔案管理法》的討論與批判、對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的大討論、“以利用為綱”方針的提出與爭辯等。這些討論與爭鳴正是依托檔案類期刊而得以正常開展，并產生了持續性的學術效應與后期影響。以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大討論為例，此次大討論涉及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及其本質問題，觸及檔案學的核心理論，可謂是中國現代檔案學研究的開端，也是諸多檔案理論家的學術啟蒙。檔案與資料的區分，雖在表面上看只是對二者定義的討論，但對于理解檔案學核心概念及其應用十分關鍵。這場討論肇始于1951年中央直屬機關第一次檔案工作座談會，隨后便引起了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探討，很多檔案學者也是從這次大討論開始逐步深化檔案學理論研究的。而這其中，檔案類期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51年，《材料工作通訊》甫一創刊，“檔案”與“資料”就作為不同的術語出現，其《創刊的話》中表明該刊“是檔案和資料工作者互通情況、交流經驗的一種內部不定期刊物”［7］。此時，“檔案和資料工作者”同屬于從事“材料工作”的群體，但對“檔案”與“資料”的界定尚未明確化，二者只是作為模糊的概念連在一起使用。隨后，《材料工作通訊》連續登載了檔案與資料區分研究的系列文章，該刊也成為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討論的主要陣地。從1951年11月起到1953年，近兩年的時間內，檔案界開展了一場檔案與資料關系問題的學術大討論［8］。以《材料工作通訊》及后來的《檔案工作》《技術檔案資料研究》《檔案學研究》為陣地，集合了曾三、裴桐、吳寶康、李光、馮樂耘、鄭誥、鄭玉豪等相當一批后來知名的檔案學者，他們在這場討論中積極思考、發表見解，并從這次大討論開始逐步研究檔案學的理論問題，并深入到檔案學的研究對象、檔案學的獨立學科屬性、檔案學與文書學的關系、技術檔案與技術資料的區別與聯系、文書立卷等相關或衍生問題的研究。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的大討論僅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檔案學討論與爭鳴的一個縮影。這一時期的全國檔案事業百廢待興，中國現代檔案學也在時代轉型中創建、發展、革新，對民國檔案學的批判繼承、對蘇聯檔案理論的吸收借鑒、對本土檔案實踐的總結提升共同構成了這一時期中國檔案學發展的時代背景。這時的檔案學討論與爭鳴開檔案學術爭辯式研究的先河，打破了檔案學發展的“沉寂景象”，突破了此前檔案學“多關乎實踐，少關乎理論”的說法，活躍了檔案學研究的氛圍。而這其中，檔案類期刊可以說是為檔案學者們在討論與爭鳴及專業性研究方面搭建了“公共空間”，成為中國現代檔案學創建與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側翼。倚仗檔案類期刊這一學術平臺的爭鳴式探討也給今天的學術研究以啟迪，一則檔案學研究需秉承包容性、反思性與批判性治學態度，方可實現其創新式發展，這不僅需要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與學術氛圍，也需要檔案類期刊發揮學術爭鳴的引導作用；二則檔案學人摒除成見并敢于對不同觀點的爭鳴式探討，是檔案學發展進步的重要主體保證，這就需要檔案類期刊作為“公共空間”能夠提供“新”與“舊”、“老”與“青”不同年代學者群體各展辯才的舞臺，方可呈現出熱鬧非凡的學術景象。

4專業檔案學研究隊伍的培養

摘要

檔案學教育是檔案事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為促進我國檔案學專業教育更好的發展，文中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分析總結出我國檔案學專業高等教育的現狀，并歸納出當前教育的幾點不合理之處，同時對檔案學專業招生規模、人才培養方向、課程體系以及教育方式等方面提出改進建議，以期我國檔案學專業高等教育的發展越來越好。

關鍵詞

檔案學專業；高等教育；現狀；建議

就目前我國檔案事業建設而言，檔案學專業高等教育可謂其建設的核心部分，檔案專業人才的培養更是實現其建設目標的主要途徑。在我國，檔案學專業高等教育主要包括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層次。為了培養出具有高素質、專業性強、能夠滿足社會對檔案專業人士需求的高材生，我國檔案學專業高等教育在創建之初到發展至今歷經了多次改革，呈現出一個螺旋式上升的曲折趨勢。本文旨在通過對相關檔案學專業高等教育現狀的文章進行分析，總結出當前我國檔案高等教育的基本情況，指出其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對檔案學高等教育專業未來的發展提出幾點建議。

一、檔案學專業高等教育基本現狀

1.高校開設專業情況。隨著我國國家檔案事業體系建設逐漸的完善，檔案工作的擴大與發展，急需大批優秀的檔案專業高等人才來推動我國檔案事業發展。檔案學科從無到有，從附屬其他學科到獨立，在檔案學學科成立的幾十年來，其中包括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檔案專業本科教育發展至今的二十多年，已經逐漸步入到一個大規模、實質發展的階段。就目前而言，我國共有34所高校開設檔案學專業，開設碩士點高校26所，擁有博士點院校10余所。可見在短短二十年的發展時間內，檔案學高等教育專業發展較快，其專業地位可見突出。在近幾年來，擁有檔案專業的高等院校數量平穩并無較大波動，逐漸進入了一個穩定、緩慢增長的階段。

摘要：隨著高等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檔案學專業教育培養體系的構建成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點。作為高校教育教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的檔案學專業創新創業教育培養體系對提升學生專業綜合素質能力，實現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著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基于此，本文針對檔案學專業創業創新教育培養體系的構建進行探究。

關鍵詞：檔案學專業；培養體系；創新創業教育；構建

隨著《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的提出與實施，要求高校檔案學專業進行教育創新，注重開展創業創新教育，構建出完善的大學生培養體系，以此來發展檔案學大學生的綜合素質能力，為促進社會經濟水平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礎。因此，高校在實際教育教學過程中，需要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將創業創新教育滲透于專業教學中，構建出創新創業型人才的培養體系，以此來促進檔案科技化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對檔案管理的創新與改革，進而將檔案專業的最大化價值進行充分的發揮。基于此，以下幾點是檔案學專業創新創業教育培養體系的構建策略，具有參考價值。

一、注重對創新創業課程教育體系的完善和健全

以《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為基礎，高校需要針對檔案學專業的教學質量進行提升。在實際專業教學過程中，需要注重對人才培養方案進行優化，結合高校自身的實際情況，增設創新創業教育模塊的課程教學，以此來為學生夯實創新創業的基礎知識理論。相關專業課程教師可以以學生的實際學習情況為基礎，構建創業創新興趣引導課程-創業發展規劃指導教育-創業基礎知識、理論教學專業課-實踐創業課程教育的完善課程體系，以此來發展學生自身的創業綜合素質，為學生未來創業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當然，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專業課程教師需要尊重學生的主體位置，明確新課改的重要性，在教學過程中對教學方式、課程教學內容進行創新和優化，以此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生的學習有效性[1]。另外，專業教師可以將當下創業創新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與學生進行分享；并且針對學生的創業創新教育編制成具備科學性、合理性的教學教材，以此來深化學生的學習內容，實現將創新創業教育滲透于整個教育過程的目的。

二、創設創新創業實驗班

在實際教育教學過程中，高校需要秉承分類指導、頂層設計的原則，對檔案學專業進行深度分析，挖掘其優勢以及專業特點，然后結合實際情況創設應用科學卓越、基礎學科拔尖的復合型檔案學專業人才培養的實驗班，以此來重點發展學生的創新創業能力，提升學生自身的專業能力與綜合素質。當然，針對實驗班的建設，高校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對其加大力度，充分利用校企、校局以及國際合作的關系，實現對檔案學專業大學生的協同教育，并為學生構建出良好的創新創業平臺[2]。構建出具備開放化、多元化以及多樣性的教學模式，為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構建出良好的環境，進而有效發展復合型的創業創新檔案學專業人才。

摘要：學籍管理是高校教育運作環節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是對高校學生的入學情況以及在校狀況與畢業狀況的記錄形式；對學校的招生工作、平常對學生的管理工作、學生獎罰工作以及留學升級、就業工作等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義。因而伴隨著各種技能的不斷發展，高校學籍檔案管理在現代化網絡教務環境中的弊端也逐步顯現，特別是對這種中外協同辦學的新式辦學方案造成很大的困難。在此環境中，從中國高校學籍檔案管理的狀況與的問題著手，對中國高校管理學籍網絡化軟件的運用狀況與其高校檔案學籍管理的有效手段實行研究以及探析。

關鍵詞：網絡教務；高校；學籍檔案管理

檔案管理工作本身具備必然的復雜性以及繁瑣性，因此需要耗損大量財力、物力以及人力。除此之外，檔案管理工作對檔案管理機制以及管理檔案體系均具有極高的需求，反之又使管理檔案體系以及管理檔案工作產生了問題，帶來一系列麻煩，因而管理檔案的工作成效大幅度的降低。而管理檔案也是高校日常工作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學生的檔案學籍管理是高校管理檔案工作的重中之重。學生檔案學籍管理不但與學生的入學、在校以及畢業全進程記錄完善準確緊密相關，還關系到學校是否能夠使用有關的信息展開更好的檔案管理工作。然而，現階段中國高校學生檔案學籍管理的現狀讓人堪憂，而且對高校檔案學籍的網絡化變革也變得十分迫切。

一、現階段高校檔案學籍管理的狀況

當下中國高校學生檔案學籍管理已然產生了重大的改變，其最顯著的特征體現在學生檔案學籍管理內容的變革以及檔案學籍管理形式的變革上。在傳統階段，學生檔案學籍管理內容基本上是學生的考試成績以及平常學習或生活中的獎罰情況這兩部分。因而由于網絡化以及信息化的到來而改變了這兩種性能的原始記錄以及運行狀態，我國學生檔案學籍管理內容也逐步豐富起來。總的來講，高校學生檔案學籍管理的內容基本上記錄了學生在學校全部重要的事情，不僅包括獎罰狀況、成績狀況等一些重要事情，而且已然達到了對學生從入學到畢業的全進程管理。在檔案學籍管理的形式上，我國高校檔案學籍管理也由單一紙質的管理檔案向紙質和網絡化相結合的管理形式轉變。這種管理形式不但能夠促使對學生檔案學籍的記錄、保存以及查詢工作成效的提高，還能在最大程度上促進高校學生檔案學籍管理上的進步和轉變，并從整體上給高校檔案學籍管理工作帶來切合實際的好處。從細節上來講，我國高校學生檔案學籍管理還存在很多問題，而這種問題不但將給我國高校檔案學籍管理網絡化的改變引來很大的妨礙，而且還會對高校未來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危害。我國近期也就此推出了一些政策，而這些政策必將給檔案學籍管理工作提出新的需求，也為新階段檔案管理工作帶來新的機遇。

二、目前高校檔案學籍管理中所存留的問題

目前雖然我國高校普遍引進與運用了數字化以及信息化管理檔案的體系，但相比西方的高校而言，中國的高校檔案學籍管理的網絡化程度仍舊偏低。而且在中國一些高校中，檔案學籍的數字化管理只實現了把紙質信息檔案記錄在信息體系中的功能，而這種基本的性能并未能把檔案學籍網絡化管理體系的作用發揮到極致。致使高校檔案學籍管理網絡化管理程度偏低的因素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大部分高校在使用數字化檔案學籍管理體系的進程中，不但使用了網絡化的管理體系，而且引用管理觀念，促使所引入的學籍檔案管理體系未能很好的在高校環境中運用。第二，高校在引入網絡化檔案學籍管理體系時容易忽略本身實際管理狀況，也就是說大多數高校的網絡化管理學籍體系并未與平常檔案學籍管理工作相結合。目前，中國高校網絡化檔案學籍管理體系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和開發系統公司合作，引入已有的檔案學籍管理體系。其次是運用校內已有的資源對學籍檔案管理網絡化體系實行自主研發。對引入的檔案學籍管理體系來講，出于系統并非私人訂制，因此極有可能產生對有些管理工作在系統中所不能實現的具體問題，還會產生系統中要記錄的內容在學校學籍檔案管理工作中不存在的情況。除此之外，由于學校學籍管理信息的體系是先進的，因此，當管理體系需要更改亦或產生問題需要處理時，處理問題的時間由學校和網絡公司一起商量，導致若學校聯系不上公司，那么這些問題將沒法獲得處理。但是對學校自主研發的檔案學籍管理體系來講，有些學校在研發程序的進程中只關注引進有關軟件設置，而忽視對軟件管理的升級以及修護，容易導致檔案學籍管理體系在現實使用的進程中由于數據過大等因素出現系統崩潰。綜上所述，這些問題都是高校檔案學籍管理中網絡化進程偏低的主要原因。

通識教育理念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所表述的自由教育觀，后經過中世紀歐洲的“七藝”、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教育、19世紀的自由主義教育，于19世紀初被正式提出并于20世紀與博雅教育合流，相互通用。兩者擁有共同的歷史淵源和人文內涵，因此，通識教育是以博雅教育為精髓和主要內容的，其著眼點在“人”，人是通識教育的基礎，人文精神是通識教育的核心。在檔案學教育的理論研究上，通識教育理念被一次次地肯定也是因為通識教育是除專業以外作為一個公民和一個人的廣博的教育，直接觸及學生主體性、多元性和價值理性的培育。檔案學教育不僅要為現代檔案事業培養專業化的人才，更要從檔案、檔案學和檔案工作自身特點出發，幫助檔案專業學生理解自己以及所學的專業、形成整全的知識結構和正確的檔案觀，逐漸成長為合格的檔案人和社會公民，并具備獨立思考、自我批判的能力以及歷史的視野和對不同文化的理解。通識教育是大學教育的靈魂，大學教育必須入于知識教育之中，出于知識教育之外，走向情感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性教育。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在檔案學教育中也可以負載通識教育理念。

1通識教育理念在知識結構中的體現

馮惠玲教授認為在檔案學與歷史學有著天然聯系，又與更多學科形成“接壤”的情況下，怎樣為學生建立合理的知識結構提供合理的新配方，成為決定檔案專業教育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1]。合理的新配方應當把經過選擇和消化的相關學科知識融于檔案管理理論之中，形成一個個知識鏈接，真正打破不同學科之間的隔離狀態，使各個領域的知識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完善、相互校正、相互平衡，而這就體現為“通識”——整合不同領域知識，以啟發學生心智，拓展專業知識的直觀與創意，并賦予新的詮釋與內涵。檔案學是兼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性質的綜合性學科。從歷史學科的輔助學科發展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檔案學，與人文學科有著天然的聯系。作為同宗同源學科，圖書館學、情報學對檔案學的滲透也十分明顯。同時，檔案學中涉及自然科學技術研究方面的內容，如電子計算機、縮微復制以及其他現代科學新技術在檔案工作中的應用研究等。檔案學的綜合性使得合理的知識結構中必然涉及各個領域的知識，包括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實際的檔案工作對這一特點體現得更為明顯。在檔案學教育中，由于課時、學生和教師的精力有限，學生可能并不能接觸到所有相關學科的知識或完全掌握這些知識，但是一定要使其對知識的總體狀況有一個綜合的、全面的了解，從而明白檔案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實現檔案學的具體知識與其他學科知識之間的鏈接。而這也符合19世紀初美國博德學院的帕卡德教授在《北美評論》中第一次提出的“通識教育”的概念。“我們學院預計給青年一種通識教育，一種古典的、文學的和科學的，一種盡可能綜合的教育，它是學生進行任何專業學習的準備，為學生提供所有知識分支的教學，這將使得學生在致力于學習一種特殊的、專門的知識之前對知識的總體狀況有一個綜合的、全面的了解。”[2]只有通過整全知識的學習，檔案專業學生才能養成尊重多元差異的人格與精神，才能變得理性、多元認知、合作與創新。

2通識教育理念在檔案職業道德教育中的體現

職業道德教育是檔案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檔案職業道德是檔案人員在從事檔案工作活動中應當遵守的行為規范[3]。可分為較低層次和較高層次的職業道德。較低層次的職業道德是檔案人員在工作中必須遵守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作為最低標準和道德底線，具有強制性；較高層次的職業道德是精神上的崇高追求和原則性要求，是道德標準的理想狀態，不具有強制性[4]。檔案學教育應當努力使學生達到較高層次的職業道德。檔案具有機密性，帶有密級的檔案一旦被泄露，將使國家、企業或個人安全和利益遭受損失。檔案具有保存價值，一旦毀損也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5]。檔案管理人員由于其特定的職位與權限，能夠接觸到帶有密級的檔案和檔案用戶的個人隱私信息，并對其負有最直接的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第七條、第九條第（七）款，國家檔案局、國家保密局1991年9月27日簽發的《各級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解密和劃分控制使用范圍的暫行規定》第七條第（十六）款均對此做出了相關規定。就與道德相關的法律而言，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檔案職業道德是檔案法律的重要補充[6]。作為檔案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職業道德教育充分體現了通識教育理念。1945年，美國哈佛大學委員會發表的《哈佛大學通識教育紅皮書》將“學生在整個教育過程中，首先作為人類的一個成員和一個公民所應接受的那部分教育”定義為通識教育，并指出通識教育應該貫徹在大學教育的始終。檔案職業道德教育切合了這一理念，在專業之外強調作為一個公民和一個人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關注學生心智和人格的培養，引導學生超越個人利害，做出合乎公共利益的決定。在檔案管理的實際工作中，具備良好的保密習慣和很強的保密意識，自覺遵守職業規則與行業規范，堅決不失密、泄密；具有嚴謹的工作作風，對經手的檔案保證手續清楚，盡到保護和管理檔案的義務。在檔案信息服務中，改變傳統的不求變革的思想和服務心態，表現出較強的服務意識與超前意識，增加競爭力，做好超前服務與參與服務，樹立服務機構的良好形象，真正使得檔案為人所用，為人愿用，盡到為社會各項工作提供優質服務的職責。

3通識教育理念在人文素養教育中的體現

人文素養教育是大學教育和各個專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檔案學教育而言，局限于檔案收集、整理、加工、檢索、利用等狹隘的工作環節教育，會使學生的知識面窄，適應能力差，缺乏創新能力和綜合分析能力。當代檔案學教育在培養目標上往往強調加強與圖書館學、情報學、信息管理學等學科的融合與滲透，將人文精神、科學精神、信息素質與技術、個性發展、社會責任感結合起來，以適應更寬的發展前景。人文素養教育并不是針對某種特定職業而對學生進行的能力教育，能力教育基于學生的職業傾向，而人文素養教育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是基于個人成長以及社會個體參與公共事務的先決條件：具備批判思想、對民俗常識和社會歷史的了解以及分辨是非的能力。與此對應，人文學科或人文課程本身領域寬廣，眼界廣闊，適用廣泛，不太重視具體的專業界限，著眼于培養通才，使任何專業的人才都有廣博的眼光和胸襟，有專業以外的知識和對文學、藝術、道德的較高鑒別力；重智慧而不是知識、定律，注重緊張和有創造性的探討過程而非固定的結論，對個人的獨創性留有更大的空間和更多樣的表現形式。這與通識教育理念的產生背景以及內核是切合的，因此人文精神是通識教育的核心。通識教育是相對于專業教育和職業教育而言的，其概念的第一次提出即是為了在大學過分迎合實用的專業化風氣的背景下為“共同學科”辯護。金耀基在《大學之理念》中談道：“通識教育這個稱謂的提出在學術越來越專門化，教育設計越來越狹窄之后才有意義的。”[7]不能否認的是，知識的發展不能不靠分工、知識的深度不能不依賴學術的專精；學科的分化是一種社會的進步；教育的專業化發展也是適應一定社會需求的產物。對此，人們會用畢生的精力去追求某一領域的最高學問。但是，人的心智并不會因為這種追求而變得理性，變得多元認知，變得合作與創新，而這些恰恰是一個人了解自己與所處時代最需要的。可以說，使一個人突出的或許是他的專業，而足夠使一個人杰出的是人文的素養和博雅的品質。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教育家約翰﹒亨利﹒紐曼在《大學的理念》中談道：“博雅教育和博雅追求就是心智的操練，理性的操練，思考的操練。”“這一培養過程叫做博雅教育。通過這個過程，心智不是被塑造或作為手段去達到某些特定的或偶然的目的、某些具體的行業或專業、研究或科學，相反，培養是為著心智本身，是為了認識它自身的對象，是為了給它自身以最高的修養。”[8]通識教育在于模鑄整全的人，強調“非專業化”，是一種心智和人格的教育。其教育內容是人類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是涵蓋人類文化中各個知識部類的整全性知識。其目的是培養人的獨立性，幫助每一個學生量力而行，逐漸具備恢宏的器識、歷史的視野和對不同文化的理解；能夠獨立思考，自我批判，看穿當前社會限制，見人之所不能見；能夠超越個人利害，做出合乎公共利益的決定[9]。人文素養教育在教育的非專業性、培養整全的人和教育目的方面充分體現了通識教育理念，強調檔案專業學生要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不僅要具備專業知識，還要具備人文素養，具備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具有專業知識和審美情趣，具有法律義務和道德責任感，具有藝術品位和寬廣心靈[10]。

摘要：與現代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是檔案學科發展的趨勢與動力，對信息技術的認知及應用能力是檔案學研究生必備的素質。但認知不能僅限于對宏觀概念的泛泛感知，也不能過分強調對技術細節的精通，而是基于檔案學研究與創新的需求，按照一定的層次培養學生對技術原理的理解與辯證分析能力，以及對技術的作用、應用條件、實施工具的認知能力。

關鍵詞：檔案學；研究生培養；信息技術；認知能力；數據管理

當前，各個學科均面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體化所帶來的嚴峻挑戰，領導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已逐漸從有形物質向無形信息轉移。[1]檔案學在以學科交叉、滲透和融合為重要趨勢的現代學科發展環境中，不斷吸收其它學科的營養并通過學科的內化，演變產生新的研究領域。[2]與現代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是檔案學科發展的趨勢與動力。檔案學教育需要緊跟時代的發展步伐，樹立開放性思維、共享性思維和技術化思維等理念，圍繞檔案數據的運行流程，展開教學和研究。[3]因此，對現代信息技術的認知能力是檔案學科研究生必備的基本素質。

1檔案中的技術特性

可接受的科學就是技術上可理解的科學。[4]一門科學只有在對相關技術充分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與創新。檔案是一種社會現象，伴隨著人類社會活動產生與發展，同時也是物質現象。[5]檔案學的研究與發展不能脫離現實的技術環境而獨立存在。檔案的形成、記錄的方式與內容、基本屬性的維護、價值的實現及應用拓展均與現實中的技術環境密切相關，甚至部分檔案研究對象本身就屬于技術范疇，如檔案保護技術、縮微復制技術、電子文件管理信息系統等。當然，科學技術也具有社會屬性[6]，技術也受到各種社會條件的制約和影響。由此可見，一定層次的現代信息技術及其原理是其理論體系的構成要素，也是檔案科學研究認識客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不熟悉研究客體所處的環境系統及其存在形態的人是難以介入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的。

2認知的基本模式

2.1認知的層次與深度。現代科學技術整體中存在著三個明顯的層次，分別是基礎層次、應用層次與開發層次；從認知的角度又可以分為四個基本層面，即設計層面、技術層面、決策層面、應用層面。[7]檔案學研究生教育不是職業教育，不應過多地受到檔案系統現實需求的影響。[8]對信息技術認知能力并非是對相關技術原理、數理方法的精通，而是在理論層面對技術的基本原理、方法論的辯證理解，及在應用層面對應用條件、功能及可靠性的熟悉和了解，提升與本學科相關性的感知能力。因此，對技術的認知必須基于檔案學的需要，更強調從決策層面與去理解和認知信息技術及其環境，同時從應用層面去感知技術的作用。決策層面的認知的要求從自然辯證法的角度把握技術與檔案學研究的關系。在應用層面，能夠針對檔案研究及管理的具體問題，深入了解相關技術手段、方法的作用、應用背景、條件及技術工具。

摘要：針對法學領域電子數據和檔案學領域電子文件從法律界定、共同面臨的“原件”問題、法律效力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在此基礎上，指出電子數據和電子文件在范圍上存在一定的交叉。法學領域和檔案學領域對電子數據和電子文件的界定、“原件”問題、法律效力等方面的規制，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異。應該利用二者的共性，使兩種領域的相似法律制度更好地銜接。

關鍵詞：電子數據；電子文件；原件；真實性；完整性

大量電子數據、電子文件融入社會、法律生活各個方面，由此引發法律規制問題，本文擬從二者的法律界定、原件問題、法律效力問題三方面比較法學領域和檔案學領域法律規制的異同，同時梳理兩個領域法律制度的銜接。

1電子數據和電子文件的法律界定及比較

1.1法學領域的數據電文及電子數據

商事法領域，我國于1999年《合同法》第11條規定合同的書面形式包括數據電文，并注明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2004年我國第一部針對電子商務的《電子簽名法》第2條中，數據電文被界定為“以電子、光學、磁或者類似手段生成、發送、接收或者儲存的信息”。證據法領域，我國原來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訴訟法中對電子數據證據并沒有明確規定，司法部門通過將電子數據涵蓋在“視聽資料”進行擴大解釋的方式，以解決電子數據作為證據無法可依的問題。2012年《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及2014年《行政訴訟法》修訂分別將電子數據列入證據種類。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訴解釋》）將電子數據界定為“通過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網上聊天記錄、博客、微博客、手機短信、電子簽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信息”。2016年《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將電子數據界定為“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

1.2檔案學領域的電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