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數字化和網絡化信息的迅猛發展，各期刊投稿系統及微信公眾號等的建立使作者投稿方式更加便捷。期刊收稿量逐年上升，初審工作量增加的同時也暴露出學術不端、倫理缺失等一系列問題。傳統的期刊編輯審稿方式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期刊面向國際化、市場化的需要。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稿件質量，縮短審稿周期，提高作者和審稿專家的滿意度。初審流程的優化、改革勢在必行。

關鍵詞：綜合類醫學期刊；初審；流程改進；學術不端；倫理

初審是審稿流程的第一道關口，加大初審力度將提升后續審稿環節的質量和效率，提升優質稿源的刊發速度，在提升期刊學術質量和影響力的同時，也有助于優質作者群的維護。綜合性醫學期刊，收稿范圍廣，稿件質量參差不齊。數字化和網絡信息的飛速發展，收稿量遞增，初審工作量和難度隨之增加。為確保初審質量提高工作效率，我刊（以《徐州醫科大學學報》為例）自2018年1月對初審流程進行優化，施行分步初審，收效顯著。現對執行分步初審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具體問題和體會有以下幾點。

1初步審查

初審流程改革之前，我刊執行的是值班編輯專人初審制。負責初審的編輯首先要通讀全文，把握稿件的政治導向、學術價值，再根據文章的體裁、行文按照科技期刊出版編輯規范進行全面審查，迅速判斷稿件的學術質量并給出客觀準確的評價。隨著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投稿系統的建立，作者投稿方式更加省時、便捷，我刊收稿量逐年遞增，近幾年均超過兩千篇，刊發比例不足10％。初審編輯工作量巨大，任務繁重，稿件的初審周期也較長。且初審稿件暴露的醫學倫理問題、學術不端顯像也日益嚴重。為了提高初審效率和準確率，我刊對初審流程進行了改進，重點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審核。

1．1政治導向及規范要求的審查

首先審查稿件是否符合我刊辦刊宗旨，欄目規劃，符合我刊的刊登范圍。是否具有明顯政治性錯誤，是否涉及國家機密等。再結合當前的醫學研究現狀對論文進行初篩。

1引言

作為傳播科學思想、呈現研究成果和科技水平的一種重要媒介,學術期刊在促進科學知識的創新、科技成果的轉化以及社會科技的進步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學術期刊（以下簡稱“期刊”）有著不同的影響力。期刊的影響力通常指在一定時間內該期刊所發表的學術文獻對后續某段時間內相關科學研究與應用的促進能力，即反映期刊對知識創新的影響程度。期刊影響力的大小通常由某種或某些文獻計量學指標來度量。好的期刊影響力度量對總體評估期刊的學術質量、宏觀考量期刊的辦刊定位與出版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期刊影響力本質上來源于學術文獻的科學價值與應用價值的大小，但同時也受到該段時間內社會對其價值的認知水平與認同程度、期刊內容的多樣性、學科發展程度、以及期刊自身及其相關渠道的傳播與擴散能力等諸多因素制約，所以對其做出客觀、準確的定量分析是一個具有挑戰的任務。現有研究工作試圖開發一個合理的期刊影響力度量指標。最常見的期刊影響力度量指標是由美國已故著名學者加菲爾德博士提出將影響因子。目前，許多學者將影響因子作為衡量期刊影響力的指標,認為影響因子越大,期刊影響力就越大。于挨福等利用面板數據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分析了期刊基金論文比、期刊的類型等指標對期刊影響因子的關系;俞立平等利用散點圖、回歸分析和分組統計的方法,系統研究了基金論文比、平均引文數、引用半衰期等指標與影響因子之間的關系;俞立平等基于分位數回歸模型,分析了期刊時效性等指標對期刊影響因子的關系。然而，隨著各個學科知識創新日漸加速、跨學科研究日趨普遍、文獻出版方式日呈多樣化及知識傳播速度日益加快，只使用影響因子來衡量期刊影響力存在一定的缺陷。探索可以較為全面反映學術期刊質量和影響力的新型度量指標，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Braun等首次將h指數用于衡量期刊的學術影響力,李啟正等對紡織學科期刊的h指數、總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進行相關性和回歸擬合分析。Egghe提出的基于h指數改進的g指數用于評價期刊影響力,張壘等則利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和相關性分析法分別研究h指數、g指數和影響因子與載文數、被引頻次等指標的相關關系。特征因子的概念由Bergstrom等提出并用于期刊的影響力評價,俞立平等采用面板數據模型研究了期刊影響因子、總被引頻次等文獻計量指標對特征因子的影響關系。我國學者邵作運等在載文量的基礎上來計量被引頻次,提出了一種新型指標f(x)指數評價期刊影響力,然后采用Spearman相關系數分析了f(x)指數與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等指標的相關性。中國科學文獻評價研究中心在2013年的《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中,提出一個全新的評價指標：學術期刊影響力指數(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CI),該指標一種綜合總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的非線性綜合指標。丁筠首次對期刊影響力指數進行了分析,并采用Pearson相關系數研究了CI與影響因子等傳統指標的關聯性。楊浦對學術期刊影響力指數CI進行了非線性分析。目前公認，期刊的影響力是多個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結果，其影響因素指標體系是由一系列具有內在關聯的評價指標所構成。綜合各種指標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方法能夠從多個層面反映出期刊影響力的實際情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趨向于利用期刊的多種計量指標對其進行影響力進行綜合評價。程慧平利用主成分分析與熵權TOPSIS方法進行了綜合指標學術影響力評價。俞立平綜合多種文獻計量指標提出了隔年影響因子和隔年h指數。張發明和王偉明運用因子分析和誘導密度算子對學術期刊組合評價。張和平和陳齊海分別利用因子分析-DEMATEL定權法對期刊進行綜合評價。俞立平等對學術期刊影響力指數CI進行了改進研究。綜述所述,從影響力評價指標研究方法上看,盡管多數學者采用相關系數、線性回歸、因子分析等線性分析方法能夠對期刊影響力進行綜合評價，然而這些方法卻無法捕獲期刊計量指標直接的非線性關系。另外，盡管CI提供了一種非線性關系影響力綜合評價指標，但是它主要由影響因子和總被引頻次兩個指標確定，并且受發文量的制約。一個影響因子接近0的期刊短期快速提高CI的最好途徑就是無限增加發文量。為了抑制這種盲目行為，量效指標（JournalMassIndex，JMI）能夠抑制發文量對CI值的過度影響。然而，JMI人工干預過多，其中的參數選擇具有太多主觀性。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領域，深度學習不僅能夠表達變量之間的高度非線性關系，而且能夠壓縮多個變量的關系從而為期刊影響力提供一個可視化的表達和分析。目前在期刊綜合評價領域,尚未有深度學習模型的應用。因此，本文運用深度學習中的自編碼器模型對期刊影響力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地定量研究、可視化分析，并應用其為缺少CI值的期刊進行CI預測。

2方法

2.1數據選取

本文數據來源于2017年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人文社會科學），以公布的“法律”學科中94種期刊為研究樣本。針對其中的每一個期刊，本文選擇學術期刊影響力指數（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簡稱CI）、期刊量效指數（Jour⁃nalMassIndex，簡稱JMI）作為學術期刊指數（簡稱指數），選擇復合類指標、綜合類指標、人文社科影響因子指標、出版指標、引證指標、網絡傳播指標等多類指標體系作為學術期刊因素（簡稱因素）。“法律”學科總共包含2種指數和24種因素。因為少量期刊缺失個別因素的數據，需要對數據進行篩選。本文采用如下篩選方案：剔除存在缺失數據的因素。經統計，“復合5年影響因子”等7種因素存在缺失數據。此外，《中外法學》、《清華法學》和《比較法研究》的“引用半衰期”并非確切數值（如“>20”）均已20替代。經過數據篩選，篩選方案最終選擇的因素體系如表2所示。另外，針對《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缺失CI數值的情況，本文將在后續的實驗中給出其在篩選方案下的CI預測值。

2.2數據預處理

因為所有期刊影響力因素的取值范圍差異很大，比如復合總被引的數值量級可達上萬，而復合影響因子的數值量級只有10左右，所以本文采用數據標準化來減少計算誤差。

1學術合作變化態勢

學術期刊作為國內外各領域學者發表最新成果、開展學術討論、進行學術交流和傳播學術影響力的重要平臺,在學術共同體內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學術期刊中的學術論文也是學術成果產出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為了從整體上研究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術合作情況及其歷史演化,本文采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構建的中國人文社科科學期刊引文數據庫收錄的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產出的統計數據源。從2000年至2014年,該庫共收錄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術期刊794種,收錄學術論文183萬余篇,涉及作者267萬余人次。由于該數據庫在建設過程中會根據期刊的學術質量和學術規范動態調整該庫的收錄期刊范圍,該庫中歷年的期刊數量和論文數量會有小幅波動,因此下文在研究學術合作時,為了便于對比研究,主要采用學術合作率指標進行分析。從整體來看,2000-2014年,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作者合作率為32.37%,機構間的合作率為12.02%。分年度來看,論文作者合作率從2000年的22.28%上升到2014年的40.37%,提升了18個百分點,年均增長率達4.34%;在機構合作率方面,論文的機構合作率從2000年的7.27%上升到2014年的14.73%,保持上升態勢,其中2008年的機構合作率最高,達15.55%,年均增長率為5.17%,從數據中可以看出,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近些年的學術成果產出方面,學術合作率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通過學術合作來促進學術成果產出與創新,學術合作已經成果促進學術產出和提升學術創新力的重要方面。為了更加清晰的研究和對比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學術合作特征及其演變,本文采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2014)》中的期刊分類標準[23],將該庫中790余種學術期刊分為包含“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冶在內的23個學科大類,并重點對除綜合性學科期刊之外的22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合作情況進行對比研究。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的學術合作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從2000-2014年的學術論文合作情況來看,心理學的論文作者合作率與機構合作率均最高,分別為86.52%和40.35%,文學的論文合作率最低,其作者合作率為10.91%,機構合作率僅為3.71%,從學科內部來看,2000-2014年間語言學的作者合作率變化幅度最大,其次為民族學與文化學和哲學,其作者合作率在這1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均在6%以上,特別注意的是,法學學科在過去十年間的作者合作率呈下降趨勢,年均降幅約為0.59%,這一現象值得深入分析。此外,在基于論文作者所在地區的地區合作率方面,相比而言,體育學的地區合作率最高,達12.44%,其次是心理學,其地區合作率為11.20%,統計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地區合作率也相對較高,約在4%左右,其余學科地區合作率相對較低,均在3%以下,這一指標表明這些學科在不同地區間存在一定的互補或相對比較優勢,其他學科的作者合作率較高但是地區合作率較低,表明這些學科主要是地區內作者之間的合作,學科研究優勢比較集中,集聚性明顯,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地區的研究優勢也在逐漸變化,有關這一問題將在后面詳細探討。通過對比22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大類的論文作者合作率和機構合作率可以發現,人文類學科的學術合作率一般低于社科類的學術合作率,這也充分反映了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科特性,社科類學科的學術研究和創新相對人文類學科而言更加需要學術交流與合作,其學術創新更加依賴于不同學者或不同機構間的學術交流,相關部門在進行科研管理和學科資源配置中需要針對特定的學科開展相關的規劃和部署。

2學術合作與學術影響的關系

從宏觀層面來看,學術合作可以使合作者之間在資源上優勢互補、在思想上互動交流和互為促進,從而可以激發出更加廣闊的研究視角、更加多維的研究思路、更加新穎的研究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術合作對于科學研究與創新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單篇學術論文來說,其學術質量與學術影響較難以測度,但是從刊載論文的期刊整體來說,論文的學術質量是期刊學術質量與學術影響的根本保障。因此,本節對期刊的學術影響與期刊刊載論文的學術合作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以揭示學術合作與學術影響間的關系。基于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的期刊評價結果,該報告將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進行了分級評價,從社會各界的反映來看,其評價結果中核心及以上級別的期刊其學術質量與影響普遍高于一般期刊,以此為前提,本文將從統計學的角度出發,對期刊學術合作情況與學術影響間的關系進行研究。首先,將該報告中的733種學術期刊分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兩類,并采用其評價時間段內的論文數據為統計樣本,通過對期刊所刊載論文的學術合作情況進行計算進而得到期刊的合作論文比,并采用SPSS單因素方差分析對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的學術合作率進行統計分析,從而揭示學術合作與學術影響間的關系(表1)。在T檢驗的結果中,p值(雙側sig值)分別為0.012、0.000和0.002,均小于0.05,說明統計樣本中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的兩組數據的學術合作指標平均值有無明顯差異,從該結果也可以看出,期刊的學術合作率與期刊學術影響力之間在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在作者合作率、機構合作率和地區合作率指標上均存在顯著差異,且核心期刊中學術合作論文所占比例高于非核心期刊,學術合作對學術研究與創新能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學術合作能促進學術影響力的提升。其次,結合學科特征來看,通過對比各個學科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的學術合作指標,可以發現合作指標在不同學科內的作用也不盡相同(表2,截取部分進行展示)。其中管理學、教育學、經濟學、圖書情報學等學科的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在學術合作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可以認為這些學科的學術影響與學術合作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考古學、歷史學、文學、藝術學、馬克思主義學科等學科的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在學術合作方面表現無顯著差異,從上文合作率指標的計算結果也可以看出這些學科更多的是以獨立研究為主,此外,法學的作者合作率、社會學的地區合作率、語言學的機構合作率等學科的部分指標上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存在顯著差異。從該統計結果可以看出,不同學科的學術合作率不同,其對該學科的學術影響也不盡相同,針對不同學科學術影響力的分析與評價,應采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進行度量,同時管理部門對不同學科的支持也應該采用不同的手段,以便于最大限度的激發學科活力,促進學術創新與發展。

學術質量是期刊的生命，審稿在期刊學術質量把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提高審稿時效和質量一直是期刊界關注的焦點。調查顯示，當前的審稿過程仍然存在較多問題，如審稿意見缺乏參考價值、審稿視角不全面、審稿人不能明察學術不端行為、審稿態度不公正、審稿周期長等［1－2］。準確深入了解審稿人的認知水平和審稿傾向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既往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審稿人對審稿責任和作者學術不端行為的認知不全面，不會主動審閱稿件統計學內容，認為沒有必要披露審稿利益沖突，介意將自己的信息公開給作者［3－5］。但是，上述調查規模一般較小，很少對不同類型稿件的審理時間以及審稿人的統計學審稿能力進行調查，也很少對不同類型審稿者的認知水平和傾向差異進行分析。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針對《中華皮膚科雜志》審稿專家的審稿時間、統計學審稿能力、對審稿利益沖突和學術不端形式的認知以及對公開審稿意見的態度等開展問卷調查，以期深入、準確地了解專家對審稿行為的認知態度，為提高審稿時效和質量提供對策。

1研究對象與方法

在既往研究［3－7］的基礎上，結合審稿實踐中存在的熱點問題，針對審稿行為相關因素設計問卷，內容涉及審稿人一般信息、審稿時間、審稿意見公開意向、稿件評估指標和對審稿利益沖突、學術不端的認知等。采用問卷星平臺問卷，通過郵件向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參與《中華皮膚科雜志》審稿的257位專家發送調查通知，調查對象通過點擊鏈接或掃描二維碼填寫問卷。通過問卷星平臺收集問卷，匯總結果。采用Excel和SPSS19．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對計量資料(審稿時間數據)進行的正態性檢驗顯示其呈非正態分布，因此，用Friedman檢驗分析不同類型稿件審理時間的差異，采用Mann-Whitney檢驗分析不同性別審稿人之間稿件審理時間的差異，采用Kruskal-Wallis檢驗分析不同職稱、學歷、年齡組審稿人之間稿件審閱時間的差異。對于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進行兩組間(不同性別)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檢驗進行多組間(不同職稱、學歷、年齡組)比較。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人口學特征

共回收有效問卷215份，應答率為83．6%。除2位審稿人來自美國外，其他應答者分別來自全國26個省、自治區或直轄市;男125人，女90人;以41～50歲者居多，占44．2%，其次是51～60歲(35．3%)、30～40歲(13．5%)、＞60歲(7．0%)，無＜30歲者;70．7%的應答者具有正高級職稱，27．0%具有副高級職稱，中級職稱者占2．3%;84．6%的應答者具有博士學歷，9．3%具有碩士學歷，6．0%具有本科學歷。215位應答者中，62．3%為3種或以上的期刊審稿，30．2%為2～3種期刊審稿。

2．2審稿時效相關因素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類進入以數據說話的時代，大數據成為許多行業發展的助推器。循證醫學是一種追求實證、尋找依據的醫學方法，其有相對明確的目標，是采用最佳科學依據對病人的治療方案做出指導的一種方式［1］。在臨床醫療實踐中，循證醫學緊密圍繞臨床決策，以客觀的科學結果為證據，對病人的病情進行全面的分析與評價，將收集到的數據運用到臨床治療實踐中，進而為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療方案。大數據環境下，循證醫學注重研究數據的天然屬性，為推動醫學相關領域的發展提供助力。一本優秀的醫學期刊需要體現高水平的學術質量、鮮明的辦刊特色，同時還要有內容新穎的文章。要達到這樣的標準，在傳統辦刊環境下，主要依靠編輯或編委的經驗判斷和選擇，而在大數據環境下，可以依靠數據渠道。循證醫學的思維樹立、方法運用可有效幫助醫學期刊篩選選題、優化組稿、精準選稿，彰顯期刊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特點，進而提高期刊的影響力，樹立期刊品牌，使期刊得到廣大讀者、學術評價機構以及同行專家的認可。

一、醫學期刊與循證醫學

1．醫學期刊需要循證醫學

循證醫學的出發點是臨床醫生需要科學可靠的依據來支撐自己的判斷和決定。其核心思想是謹慎、明確、明智地運用各類依據，對個體病人的醫療方案做出決策。這些依據是人類此前研究的結晶，而不僅僅是一兩位醫生有限職業生涯中的有限經驗。循證依據的實施意味著臨床醫生的實踐與來自系統研究的最佳客觀證據的有機結合。目前，醫學理論知識層出不窮，關于某些專家經驗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量醫學期刊中相互矛盾的報道屢見不鮮，且醫生臨床工作繁忙，缺乏足夠的時間搜尋自己所需的信息。因此，一方面，作為讀者的醫生需要能幫助他們精準篩選和分析信息的期刊；另一方面，能滿足讀者需求的醫學期刊就有可能擁有廣闊的市場。在大數據環境下，醫學期刊可以運用循證醫學這一工具，生產證據，總結、加工、整合、應用數據，進而分析讀者想看什么內容、什么文章是研究的熱點、什么文章的內容具備高學術水平、辦成什么樣的期刊能滿足讀者需求等關鍵問題，以促進期刊的長遠發展。

2．醫學期刊是循證醫學的主要載體

醫學期刊登醫學發展前沿的最新研究成果、熱門的研究方向等相關文章，有審稿專家和醫學編輯對來稿進行嚴格把關，對來稿中的醫學研究可靠性及真實性進行甄別，對來稿的文字進行提煉，讓投稿人發表的學術論文更具有學術性、科學性、創造性、理論性。醫學期刊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吸引臨床醫生和行業研究人員關注期刊，并將期刊作為獲取專業信息的主要渠道。循證醫學是對醫學期刊所刊登研究成果的二次研究。醫學期刊的內容是循證醫學基礎數據的來源。循證醫學研究往往需要從幾十篇甚至上百篇的期刊文章中調集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尋找這些文章提出的共同證據，形成具有說服力的成果文章，并通過醫學期刊予以展示，讓臨床醫生和行業研究人員可以借鑒成果文章的相關數據。

二、發揮循證醫學作用，提高醫學期刊質量

一、法學教育全球化概念簡析   從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90年代以來,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支撐,以經濟的全球一體化運動為先導,人類開始進入“全球化”的新時代，“全球化”作為一種理論形態學術話語也同時被廣泛認可和使用。倫敦經濟學院前院長吉登斯教授認為，全球化主要與時空的伸延過程有關。全球化可以被理解為世界范圍內社會關系的增強，這些關系以這樣一種方式把相距遙遠的地方連接了起來：本地發生的事情實際上是由發生在許多英里以外的事情建構而成的，反之亦然。   故全球化首先指全球交往體系的形成。在該交往體系中，時空的邊界進一步拓寬，個體和集體的生活領域也大大開放，個體的一舉一動與全球發展處于緊密聯系之中。全球化的維度一般包括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環境全球化、軍事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六個方面。法學教育全球化這一概念近幾年才被提出，學界對它的關注、討論都還不多。筆者認為法學教育全球化既不能簡單歸入法律全球化的范圍之內，也不能簡單劃到文化全球化中的教育全球化的麾下。法學教育全球化應屬于一個邊緣問題，筆者試圖從語義分析的角度對這一概念進行詳細闡釋。   （一）法律全球化   法律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和公共事務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是當今世界法律發展的主要趨勢。法律全球化是近代以來法律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在歷史上法律的跨國發展(國際化)是法律發展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方面和基本標志，源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沖突、交流與合作。法律全球化的基本標志概括為三項:世界法律的多元化、世界法律的一體化和全球治理的法治化。   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是一個進程、一個過程、一種趨勢，但同時也已經成為當今法律的發展趨勢。而法學教育既是法律發展的重要方面，又是法律發展的基礎。在某種意義上說，法律的發展取決于法學教育發展的程度。適應經濟和法律的全球化趨勢，法學教育的全球化自然也被提上議程，成為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教育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是教育中出現的一種新現象，人們對它的研究尚顯薄弱，目前很難形成一個公認的定義。   對教育全球化最廣義的理解為：一種社會存在，是人類社會的教育不斷跨越時空障礙和制度、文化等社會障礙，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充分溝通（物質與信息的）和達成更多共識的共同行動，同時不斷獲得和深化現代性的過程。   教育全球化的本質，是一個在全球范圍內以不同形式不斷擴大教育資源的共享，并且不斷增加不同教育體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個聯系更加緊密的全球教育體系的過程。法學教育作為教育體系下的一員，自然也被并入教育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具有教育全球化的一般特性。但是，它同時又是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員，因而必須兼顧這種雙重身份，成為一個具有自身獨特涵義的邊緣概念。   （三）法學教育全球化   綜上所述，筆者將法學教育全球化定義為：是指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日益發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國之間的法學教育影響、合作、互動愈益加強，使得具有共性的法學教育樣式逐漸普及推廣，成為全球通行標準的狀態或趨勢。當然，必須承認法學教育全球化并不是各國所有法學教育內容的全球化，那些不具有涉外性、國際性的教學內容（如：涉及各國自身法律文化傳統的內容）不可能、也根本沒有必要“化”為“全球性”法學教育。同時，法學教育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國內法學教育的消失，而只是意味著各國之間的法學教育呈現多樣化、多元化，各國的文化互動不斷加強，一種無邊界教育理念產生，而這種無邊界教育必須、也只能是建立在各國教育“和而不同”的基礎之上的。   二、法學教育全球化主要媒介   法學教育全球化作為文化全球化下的一個分支，其過程和結果都體現了一種法律文化的互動。實現這種法學教育文化互動的媒介，歷史上主要包括：人口遷移、跨國傳教、留學、跨國貿易、聘請外國專家、法律翻譯等等。到了全球化時代，筆者認為文化互動的媒介主要有學術人才的流動、跨國公司的推動和英語工具的使用。   （一）學術人才的流動   全球化時代留學已經不再是本國學生接受外國教育的唯一途徑了，很多的世界級大學都開始建立自己的海外分校，直接在當地接受學生入學授課；隨著網絡的普及，遠程教育等新教育形式的出現開創了跨國教育的新篇章。因此，我想用“學術人才的交流”這一概念代替原有的“留學”概念，它更能準確表述跨國教育的情況。學術人才的流動包括留學和學術教育機構的跨國化兩個方面。   1、留學   從有留學生開始，留學就是文化傳播和流動的重要路徑，留學生是構成全世界教育均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教育全球化最為直觀的現象，是跨文化的知識攜帶者。留學也就成為了促成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主要媒介。在近現代，西方的法律文化之所以能夠蜂擁而入中國，中國派往歐、美、日諸國學習的法學留學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據統計，從晚清至民國時期，留學國外的法學留學生有4500多人。   進入全球化時代后，留學生人數更是迅猛增長。1978-2003年底，25年間中國內地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70.02萬人，留學回國17.28萬人；2003年度，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11.73萬人，年度留學回國人員總數2.01萬人。   法學   留學生之所以會在法學教育全球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學留學生歸國后大多在政治、法律和法學教育、研究領域擔任重要職務，深刻影響乃至主宰本國法律和法學的發展。目前，在中國的法學教育界，幾乎所有出名的法學專家、教授都有在國外留學或者至少是訪問學習的經歷。大量的學者和科學家為了從事研究或教學暫時旅居國外，對學術工作而言，這意味著大量的學術移民。全球化鼓勵這種流動，而且會確保這種流動持續增長。隨著學術系統的日益接近，學位逐漸在國際范圍內廣為接受，移民規則越來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的流動，同時大本身也越來越向全球杰出人才開放，可以預計全球人才教育市場將繼續不斷壯大。留學這種法學教育全球化的途徑存在如下問題。#p#分頁標題#e#   首先，留學現在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往發達國家輸送留學生，而大多數留學生都是自己付費上學，這樣就為東道國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同時也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一種榨取。據估計，某些發展中國家用于海外留學的費用比該國所獲得的國外援助還要高。   其次，留學生不僅獲得法學專業領域的訓練，還吸收了留學國的法學學術系統的規范和價值觀。當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后，往往熱衷于用他們在國外習得的方式來改造本國法學教育，而這樣的行為往往被證明可能是不現實也不可行的（如中國引進美國J.D.教育而設立的法碩教育的失敗）。因為雖然留學生起到了國際學術文化載體的作用，但這種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的法律規則和價值觀，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最后，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與理工科教育不同，前者帶有很強的“本土”色彩，尤其是法學作為一門實用性學科，除了立志投身學術研究的學生或者是選修國際類法律課程（如國際經濟法）的學生可以在海外學習中獲得實用性提升外，其他想要從事實務的學生前往海外深造的作用其實真的不大。因為實務中適用的通常是本國的法律，沒有任何海外學校能比本土學校更了解它們。   2、學術教育機構跨國化長期以來，大學一直深受跨國界的文化環境影響。當今世界各國的大學，除了開羅的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University）以外，均起源于共同的淵源——中世紀歐洲大學，特別是有教授治校傳統的巴黎大學。   由于殖民統治的緣故，非西方世界很多地區也輸入了歐洲的大學模式。即便是那些沒有經歷過西方列強殖民統治的國家——如日本、泰國、埃塞俄比亞和其他一些國家，也接受了西方學術模式。這種情況也存在于中國，盡管中國業已建立堅實的本土學術傳統，但中國大學仍表現出了國際性和中世紀歐洲大學傳統的特征，譬如院校的基本結構和教學方向。美國大學結構在全球影響深遠，表征著世界各地大學特征的基本結構，但其自身也是熔鑄了各種國際影響的混合物。最初的來自英國的殖民地學院模式，與19世紀德國的研究型大學理念及美國式的服務社會觀念相結合，形成了現代美國大學模式。通過一些創造性的方式，外國模式與美國國情緊密結合起來。隨著歐盟邁向在“共同歐洲空間”（commonEuropespace）內尋求各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協調，外來影響再次凸顯出來邱收：法學教育全球之媒介研究——學位結構、課程學分制和其他改進中的成分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不斷演化的學院校模式。這些都說明了，大學教育本身就是一種全球化教育的縮影。   全球法學教育市場是以一系列跨國法學教育創舉的形式出現的，從不同國家法學院之間的聯合辦學到一國法學院在國外設立分校不等。各種跨境法學教育投資項目包括應用互聯網和其他遠程教育方式傳輸課程。許多營利型公司和機構已經積極投資于跨國教育，不少傳統大學的法學院也在從事這種活動。   當前，一些高等教育項目的輸出是全球趨勢的標識。少數高聲譽大學在全球一些地方設立了分校，一般都是開辦包括法學在內的熱門專業。在新加坡，有一種很有意思但又不常見的跨國高等教育形式，即邀請一些世界著名大學或其院系，到新加坡開辦項目。那些被新加坡政府精心挑選出來的大學在受到激勵后，前往新加坡辦學。類似地，吉爾吉斯斯坦、卡塔爾、保加利亞和其他國家也建立了一些由美國支持的大學。這些學校基本上源自本地的倡議，與美國的大學保持著密切聯系，一般都得到了美國專家的指導，并且獲得了美國方面的認證。它們使用的教學語言是英語，課程也來自美國。而一些地區由于曾為殖民地的歷史原因，一直以來都會受到原宗主國法學教育機構的影響，如英國的倫敦大學就在香港開設海外法律學位課程，定期安排英國教授來香港授課。   這些聯合辦學的跨國教育機構，使得許多學生可以不必選擇出國的留學教育就能獲得外國法學院的學位教育。但有時候，外國學位課程僅僅是由本地院校“授權”開辦。外國大學出讓其名稱和課程，對當地院校機構或商業公司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指導與質量監督。新設機構獲得了對本地學生授予外國院校學位的權限。這些授權協議導致了大量的贗品和批評。   英國媒體的一些批評文章尖銳地指出，英國高等院校特別是那些名聲一般的院校，紛紛加入海外教育市場，嚴重地損害了英國高等教育的“好名聲”。與此同時，“買方”也就是付費的海外學生認為自己已經獲得了標準的英國學位，殊不知這些學位實際上不可與英國國內院校的教育水準同日而語。   （二）跨國公司   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跨國貿易活動，從它產生之日起，在直接推動國家間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同時，無形中也充當了國家間文化溝通與互動的媒介，當然地成為了推動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使者。跨國貿易不僅表現為資本、貨物、技術、人員等經濟要素的流動，也表現為思想觀念、管理制度、交易習慣等文化要素的流動，最終集中體現為全球教育制度的同化，尤其在經濟學、法學等學科上表現最為突出。從法律方面來觀察，國際貿易往往是民事規則、商業制度、交易習慣跨國傳播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從世界范圍內來看，越來越密切的國際經濟交流與合作，為世界經濟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提供了可能和必要。甚至可以說經濟全球化不過是自古以來的跨國貿易在空間范圍、交易廣度、交易規模上的擴展，不過是追逐利潤的跨國商人利用現代科技所創造的經濟“奇跡”。   而跨國公司在創造“奇跡”的過程中，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因此，跨國公司被認為是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器，使經濟全球化形象的代言人。   從1994年到2000年，全球跨國公司由大約4萬家、分公司約25萬家發展到總數6.3萬家，共有國外分公司70萬家。而知識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又導致全球企業兼并的步伐加快。到2000年上半年，全球企業并購總金額猛增至3.38萬億美元，超過了1990～1995年并購總額之和。通過企業兼并，跨國公司的規模也進一步擴大，至2000年末總收入居世界前11位的跨國公司的年收入均超過1000億美元。#p#分頁標題#e#   根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2001》的分析，全球跨國公司的銷售收入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近50%，控制著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額的85%以上，還控制著國際工藝研究開發和技術轉讓的80%左右和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90%以上。   目前而言，跨國公司的產值已占世界總產值的三分之一，這又促使它們推動經濟知識化、全球化的能量大大增強。跨國公司為何能對法學教育全球化產生深遠影響，充當其最主要媒介?筆者認為原因如下。首先，必須弄清楚跨國公司有何能耐橫跨國界闖全球？1、它擁有頂尖科技人才優勢；2、有高超的科技水平；3、有嚴密的協作團隊作戰精神；4、有強大的巨資投入進行科研和開發；5、有及時培訓學習的科研機構組織；6、有嚴格的管理及創新能力。跨國公司上至總裁老板，下至職員，每人每年必須培訓學習1～3個月，一種方式是利用國際互聯網絡遠程性地接受本公司的技術技能培訓；另一種方式是帶有保密性、高級性的高新技術的培訓，職工必須回本公司進行封閉式培訓學習。終身教育、繼續教育、創新教育在跨國公司里體現得淋漓盡致。為此，跨國公司始終保持著技術的先進性、知識的新穎性、經營的靈活性、競爭的強大性和超前性。所以，跨國公司這一經濟全球化的載體越發展越強大，越能顯示出不可戰勝的雄姿。   其次，跨國公司從兩個方面推動了世界經濟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一方面，不同國家的經濟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沖突是國際貿易的制約和阻礙因素，益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因而國際貿易的發展必然要求協調和統一世界經濟法律制度；另一方面，長期的國際貿易又使得各國的經濟法律制度不斷地互相碰撞、互相作用、相互影響，這為世界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奠定了基礎。最典型就是WTO的規則，它的很多規定就是跨國商人間的交易習慣，而這種商業習慣最原初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就是各跨國公司。有了這些國際間通行的規則體系，這就為法學教育全球化的推行提供了同一的規則學習內容，使得法律的學習內容不再局限于各自國內的法律體系，為國際法、國際經濟法、國際私法等課程的開設提供了依據，也為各國法學教育界共同協作研究提供了對象。   最后，市場經濟環境下，跨國公司對人才的需求標準對法學教育的發展自然具有重大影響。跨國公司基于自身貿易發展需要，對其員工水平要求甚嚴。隨著其影響力的加強，它成為吸納法學畢業生就業的一個重要市場。為了推銷出自己培養的人才，法學教育界不得不迎合這個市場的需要來推行這種跨國公司需求的全球化法律人才的培養。以中國為例，隨著我國加入WTO和融入法律全球化潮流，中國的法律服務市場與國際法律服務市場連在一起，成為國際法律服務市場的一部分，法律服務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聰明過人的外國律師行已經瞄準這個市場，并將以充分的準備前來瓜分這個市場，中國律師行業面臨嚴峻挑戰。   面對跨國商貿，我國律師除了法律觀念、法律知識、法律思維、法律方法、法律技能(包括運用計算機處理法律事務的技能在內)整體上極不適應外，還有三個極不適應：其一是有關涉外貿易、金融、保險、證券、電子商務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不適應，而這恰恰是入世之后法律服務的主要領域；其二是運用計算機處理法律事務的技能不適應，未來的法律服務將越來越網絡化，當事人與律師之間更多地是通過網絡聯系，律師將主要通過網絡提供法律信息和咨詢服務；其三是外語(主要是英語)交流能力不適應。   從跨國公司看當今世界法學教育革命的新潮流，終身教育、通才教育已成為新世紀教育最具影響的新潮流，一個重視素質教育、創新教育的大氣候已在全球形成。知識經濟的發展迫切要求全新的人才出現，而法學教育作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必須站在時代的前沿陣地，發揮出新的教育潛力。   （三）英語   英語是21世紀的拉丁語，現在已經成為主導研究和學術的語言。在當前，要進行全球范圍的知識交流，英語至關重要。從即便是那些不使用英語作為高等教育用語國家的教學，到跨國學位課程及其他課程計劃，都是這樣。英語獲得這種統治地位并不讓人驚奇，如果說全球法學教育意味著必須把握英語的話，那么英語就是全球化過程中一個值得分析的因素。   作為世界上最廣泛學習的外語，英語還是非英語國家最廣泛使用的第二語言。英語不僅是當前差不多所有國際通行科學期刊的共同用語，還主導著其他學術領域。大多數國家都很看重其教授在國際科學期刊上，而這些論文基本上以英語為媒介，這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語言的優勢地位。科學和學術互聯網站點也基本采用英語。實際上，英語成為科學和學術交流的語言。赴英語國家大學留學的國際學生群體規模最大。隨著英語重要性的日益加強，其內部的力量均衡被打破，英語更多地被非英語母語的人們使用，英語不僅僅作為英語母語的國家之間以及非英語母語和英語母語國家之間溝通的工具，還成為非英語母語國家和非英語母語國家的人們之間進行溝通的橋梁，以及一些非英語母語國家內部的人們溝通的第二種語言工具，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等。   當把英語作為第二種語言的人口超過把英語作為第一種語言的人口數量時，標準英語的概念逐漸被淡化，出現了英語的“多樣化”。英語處于學術交流的頂端、給美國、英國和其他富裕的英語國家帶來了明顯的優勢。而美國則因為其具備世界上最大的學術系統和最重要的英語使用者，擁有雙重優勢。舉例來說，很多科學期刊都是在美國編輯的，這一點也不令人奇怪。這就給美國作者以便利，這不僅表現為他們可以用母語寫作，而且其同行評價體制也是以美國學者所熟悉的語言和方法論來進行的。別人要與他們交流的話，就不得不采用外語，并且要盡量適應這種陌生的學術規范。如前所述，許多地方的學者面臨在國際期刊的壓力，人們認為在“最佳”科學期刊是學術工作成績的必要證據。這樣就使得國際和區域會議逐漸以英語為專用語言，反過來又強化了掌握這門語言的優勢。   總之，英語作為推行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國際學術市場上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為各國學者間的學術交流提供語言媒介、學術資源共享提供平臺等等；同時，使用英語，讓那些使用英語的國家取代母語教學的國家逐漸向主要英語國家的學術體系方向發展，這反過來又提高了后者的影響。#p#分頁標題#e#   中國法學教育界目前就普遍認為，國際一流法律人才應必備的條件中，下面三條應是至關重要的：1、接受過嚴格的、系統的學校教育具有扎實的基礎知識，并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2、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能密切跟蹤國內外科技前沿課題的進展，并在重大課題上有所創新和突破；3、精通英語，能夠快速閱讀大量英文資料，快速撰寫英文論文，在國際會議上用標準語調宣讀英語論文和講演，在國際會議上聽懂各國代表即席發言和自己作即席發言，用英文著書立說。   在法律實務界，英語作為全球語言，在經濟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時代愈加重要。律師如果不能熟練地運用英語處理法律文書，用英語直接與自己的客戶交流，而仍然借助于“翻譯”，那就不僅搶占不到跨國商貿帶來的法律服務市場，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擠出原有的法律服務市場，那些高級的、報酬可觀的法律服務將被外國律師行壟斷。我國的法律英語教學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已歷經20多年的發展，其學科體系已初具規模。法律英語,在英語國家中被稱為LegalLanguage或LanguageoftheLaw,即法律語言,在英語中指表述法律科學概念以及訴訟或非訴訟法律事務時所用的語種或某一語種的部分用語。   從此概念可以看出,法律英語所使用的語言不僅是英語本身,還包括其他語種,如法語、拉丁文等。現在全國已有近40所政法院系在本科生、研究生不同層次開設法律英語課程。最早開設法律英語課程的學校是中國政法大學和中山大學,中山大學還倡導教師用英語講授法律課程；中南政法學院于1994年成立了“中美律師培訓中心”；西南政法大學率先在其學報《現代法學》中開設了全國惟一的“法律英語”專欄,刊載有關法律英語的教學與研究文章。近年來,外語類核心期刊《中國翻譯》、《外語界》和《外語教學與研究》等也相繼刊載有關法律英語的學術文章。   法律英語這一邊緣學科的教學與研究雖已得到較快的發展，但亦存在不少問題，面臨不少困難。第一，法律英語還有待引起重視。長期以來，法律英語并沒有成為法律人和語言學家共同關注的對象。法學家一心研究法學而不關心語言學的問題；語言學家一心咬文嚼字而不知法律為何物。真正能操一兩門外語進行法律教學和研究的法學家廖若晨星；能把語言學理論運用于立法、法律解釋和法律研究的語言學家屈指可數。第二，我國法律英語的教學和研究還有待加強。   總體看來，我國關于法律英語的研究還是很薄弱的。諸如法律英語的學習方法、教學方式、課程設計等等缺乏系統的研究成果。在法律英語教材選用方面，各種版本的法律英語教材都是依個人的經驗和觀點來確定選文和編寫體例的標準，而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和詞匯選用標準。因此，完善法律英語課程設置，在實踐中還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

規范的統計學描述，準確的分析方法，清晰的統計數據呈現和結果的合理解釋是高質量醫學研究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研究證據鏈中的關鍵一環，編輯在論文統計學問題的審核和把關中應起到積極的作用。盡管在編輯業務培訓和雜志質量管理中，統計學的重要性被一再重申，但醫學論文中的統計學問題仍頻繁出現，全面提升醫學期刊編輯的統計學素養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本研究通過審讀近3年來中華醫學會系列期刊論文，從稿件退修和編輯加工時應重點審核的幾個方面系統解讀醫學論文中常見的統計學問題，并提出相應對策及建議，以供編輯同人借鑒。

1統計學方法描述常見問題

1．1描述不完整

統計學方法介紹部分應包括統計軟件名稱及版本、資料類型及相應的數據表達方式、不同資料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單/雙側檢驗及檢驗水準，但很多論文中統計學方法未能完整描述。

1．2描述與實際不一致

部分論文中，方法部分提及采用某種或某些統計分析方法，但結果中并無相應的統計數據呈現;或者結果中出現某種統計方法的統計量及P值，但統計學方法介紹部分并未描述。

1．3統計學方法的表達與描述不準確、不規范

作者：李文沛 單位：中國勞動關系學院

一、法學教育模式述評及我國存在的問題

(一)法學教育模式概述

談論法學教育，必須關注法學教育的模式問題，世界各國目前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英美法系為代表的實踐型模式，該模式將法學教育設置于研究生階段，以案例教學、專題研討、模擬辯論為特點;另一種是以大陸法系的德、法為代表的學術型模式，這類國家一般在本科設置法學專業，不要求學生具有其他學科的知識背景，著重對法學理論和立法原理等基礎性知識進行講授。中國目前的法學教學模式，基本上符合大陸法系模式的特征，只是近年來隨著兩大法系的相互學習借鑒，中國的法學教育也吸納了案例(判例)教學等具有鮮明英美法系的教學方法，同時也發展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等具有特色的內容。中國目前的教學模式，是將法學設置為本科、碩士、博士三個主要梯度，在本科教學階段突出基礎理論的學習，而在后面的碩士、博士階段則分情況進行實踐型和學術型人才的深入培養。

(二)我國法學教育模式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我國法學教育模式中存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學教育雙重任務的失衡導致與法律職業要求嚴重脫節。我國現行法學教育承載著職業精英教育與民眾普法教育的雙重任務，實踐中法學教育內容和方法等各個環節都鮮有體現法律職業相關要求，更多追求的是普法式的或是學究式的理論教學，導致法律職業能力培養嚴重缺失，這一問題直接體現在法科畢業生的就業難上。《2011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公布的數據表明，2010屆本科畢業生就業率最低的專業是法學。可以說，法學畢業生就業能力差的原因很大部分應歸于職業技能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