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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仲芳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財稅研究中心

一、引言

醫療服務市場具有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性、外部性、政府干預及非營利性等特征［1］，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堪稱“世界性難題”。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05年以來，對于醫療衛生改革成敗及出路的大討論無疑是我國社會公共政策領域的一件大事。2003年SARS的大規模流行，引發了全體國民對公共衛生問題的廣泛關注。200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更使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成為舉國關注和爭論的焦點［2］。

在對于醫療體制改革的討論中，一些學者強調了稅收政策的作用。我國于2000年推行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其中一項重要改革是實行醫療機構的分類管理。與醫療機構的分類管理政策相配套，對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和營利性醫療機構分別實行不同的稅收政策。但是，從稅法的三大基本原則，即稅收法定原則、稅收公平原則、稅收效率原則來看，分類實施的稅收政策事實上對營利性醫療機構構成了一種稅收歧視［3］。沈彤指出，醫改需要稅收政策的支持，尤其要減少對營利性醫療機構的稅收歧視。2000年以后實行的醫療服務征稅制度的主要問題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營利性醫療機構存在稅收歧視;二是營利性醫療機構收入少稅負重，難以發展［4］。在健康保險(醫療保險)方面，朱銘來和丁繼紅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國政府在對商業健康保險市場發展進行引導時大多采用稅收扶持政策。就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來說，實行全民健康保險僅靠政府的財政直接投入遠遠不夠，因此他們建議對企業和個人購買健康保險給予稅收優惠，以鼓勵消費者購買健康保險，從而提高全民健康保障水平［5］。

經過多年的討論，2009年4月新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方案(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簡稱新醫改方案)終于面世。新醫改方案提出了“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總體目標，涵蓋了醫療服務體系、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和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建設等事關建立和完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所有重大方面。其中，在醫療服務體系方面，堅持以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為主體，同時“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促進非公立醫療衛生機構發展，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方式多樣化的辦醫體制”。在醫療保障體系方面，建立和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同時，“積極發展商業健康保險”，“鼓勵企業和個人通過參加商業保險及多種形式的補充保險解決基本醫療保障之外的需求”。在藥品供應保障體系方面，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減輕群眾基本用藥費用負擔”。

新醫改方案啟動后，國家有關部門陸續制定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關于全面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工作的通知》(人社部發［2009］35號)、國務院《關于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9］22號)、民政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的意見》(民發［2009］81號)、財政部等部門《關于完善政府衛生投入政策的意見》(財社［2009］66號)、衛生部《關于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的意見》(衛婦社發［2009］70號)、衛生部等部門《關于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衛藥政發［2009］78號)、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改革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的意見》(發改價格［2009］2844號)、衛生部等部門《關于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衛醫管發［2010］20號)、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0］58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2011年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安排的通知》(國辦發［2011］10號)。這些配套文件涉及多個政策層面，涵蓋新醫改的各個方面，但是并沒有對稅收扶持政策給出具體詳細的規定。毫無疑問，推進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需要完善包括財稅政策在內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在新醫改方案中，涉及稅收政策的內容僅有一條，即“完善醫療機構分類管理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后續出臺的系列配套文件并未對這一問題做出進一步的細化。在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稅收政策工具尚有很大的操作空間［6］。

二、醫藥衛生領域的政府干預與稅收支持

與公共衛生服務相比，醫療服務(包括與其相伴的藥品服務)并不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醫療服務本質上是具有社會公益性的經濟私人品［7］。無論是醫生的診斷服務，還是藥品、醫療設備的使用，其競爭性和排他性特征都非常明顯，其生產和消費過程也不會產生多少外部效應。但是，醫療服務具有區別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經濟學家阿羅在《不確定性與醫療保健的福利經濟學》一文中首次闡述了醫療服務的特殊性［8］。首先，醫療服務具有不確定性，包括疾病發生的不確定性和治療效果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個人健康狀況以及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存在不確定性;另一方面，由于人體的復雜性，醫生以及病人對于各種治療方案的結果經常無法準確確定，這一特征是最顯著的。其次，醫療服務領域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比較嚴重。在患者的消費(就診)過程中，患者與醫療服務提供者(醫生)之間實際上建立了一種委托關系，但這種委托關系具有特殊性，一是相對于患者，醫生擁有更多的關于患者病情、疾病診療知識等方面的信息，而患者通常對于復雜的醫療技術難以有太多的了解，對醫療服務提供者的素質及服務質量也只能做出有限的評價;二是醫生作為人，同時充當了患者的建議者(乃至決策者)和服務提供者的雙重角色，即存在所謂“兩權合一”性［9］;三是在上述情況下，如果醫生是一個“利潤最大化”者，信息不對稱條件下“供給誘導需求”或者“醫生誘導需求”的風險就極有可能發生。最后，更為重要的是，在現代社會，從社會倫理和人權的角度，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往往被視為人的一項基本權利，每個人都有權享受基本醫療保健，這種權利不能因為身份、地位、收入狀況的不同而改變，這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價值觀。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也已成為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的莊嚴承諾，是政府的政治責任［10］。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基本醫療服務具有一定的“公益性”。#p#分頁標題#e#

綜上所述，基于醫療服務的特殊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踐中各國政府對于一般性的醫療服務領域(尤其是基本醫療服務領域)普遍地進行了較多的干預或介入，其根本原因在于從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原則出發，人們普遍將接受必需的基本醫療服務視為人的一項基本權利。換句話說，政府對于基本醫療服務普遍存在較多的介入和干預，主要是為了解決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介入醫療服務領域可以有多種方式:一是強化醫療服務市場監管，以化解或緩解醫療服務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性，保證醫療服務的質量;二是推行財政政策措施，為基本醫療服務的生產和消費提供直接的財政支持，如一些國家政府舉辦公立醫院，向民眾提供免費或接近免費的基本醫療服務;三是推行稅收政策措施，為醫藥衛生服務的生產、交換和消費活動提供一定的稅收支持，如針對基本醫療服務的提供、基本藥物的生產和流通采取稅收優惠或減免措施，以適當降低基本醫藥服務的價格，對購買醫療保險(包括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健康保險)給予一定的稅收激勵等。國際經驗表明，稅收優惠政策是拉動商業健康保險發展的有效杠桿［5］。

三、我國醫藥衛生領域稅收政策考察

在醫藥衛生領域，稅收政策手段一般通過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課稅制度、藥品稅收制度和醫療保險稅收制度發生作用。在此，有必要對我國在以上三大涉稅領域的稅收政策演變進行梳理。

(一)醫療機構課稅政策:從全面免稅轉向差異性課稅

1．新中國建立至2000年的醫療機構免稅政策

新中國建立之初，為鼓勵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中央政府制定了醫療機構不進行工商登記和免征工商業稅的政策，為此連續頒發了一系列文件，其中重要的文件有以下三個:(1)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關于醫院診所免征工商業稅規定的通知》(1950年11月17日，財經計(財)字第5242號);(2)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關于醫院診所一律不進行工商登記的函》(1951年2月25日，(51)財經私字第20號);(3)財政部、衛生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醫療機構免征工商稅務的通知》(1955年12月21日)。在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間，政府對公立和私立醫療機構實行了大體相同的免稅政策，這一政策一直執行到2000年實施新的醫療機構分類管理制度后才有所改變。

2．2000年以后的醫療機構分類管理和差異性課稅政策

2000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于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以及衛生部等四部委的《關于城鎮醫療機構分類管理的實施意見》，做出了對醫療機構實施分類管理的政策規定，其政策要點是“將醫療機構分為非營利性和營利性兩類進行管理，國家根據醫療機構的性質、社會功能及其承擔的任務，制定并實施不同的財稅、價格政策”。在醫療機構分類管理的基礎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于2000年7月10日發出《關于醫療衛生機構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00］42號)，對非營利性和營利性醫療機構做出差異性的課稅政策規定，涉及營業稅、企業所得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稅等(見表1)。根據《關于醫療衛生機構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非營利性和營利性醫療機構稅收政策的最大差異在于，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收入可享受免稅待遇，營利性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收入須繳納包括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在內的各項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1993年12月13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明確規定“醫院、診所和其他醫療機構免征營業稅”。2008年11月5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也延續了“醫院、診所和其他醫療機構免征營業稅”的規定。實際執行中，地方稅務機關依照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醫療衛生機構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對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免征營業稅，而對營利性醫療機構征收營業稅(3年免稅期內除外)。

(二)藥品增值稅政策

建立以基本藥物制度為基礎的藥品供應保障體系是新醫改的重要內容。我國在藥品領域的稅收政策主要體現在增值稅方面。藥品在生產和流轉過程中會發生價值增值，因此應對其征收增值稅。2008年11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未單獨就藥品銷售做出規定，因此目前藥品與一般商品一樣適用17%的增值稅稅率。在稅收優惠方面，我國目前對于藥品的稅收優惠范圍非常狹窄，僅限于避孕藥品和國產抗艾滋病病毒藥品的增值稅。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第十五條規定，避孕藥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稅;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繼續免征國產抗艾滋病病毒藥品增值稅的通知》(財稅［2007］49號)規定，自2007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對國內定點生產企業生產的國產抗艾滋病病毒藥品繼續免征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增值稅。

(三)醫療保險領域稅收制度:差異性的稅收優惠政策

醫療保險體系，包括基本醫療保險(目前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企業職工補充醫療保險和商業健康保險等，是我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醫療保險領域，現行稅制針對基本醫療保險和企業職工補充醫療保險做出了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安排，而在商業健康保險方面，無論是購買團體健康保險還是個人健康保險，均未做出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安排。

1．企業所得稅前扣除政策在基本醫療保險方面，2008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規定，企業依照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或者省級人民政府規定的范圍和標準，為職工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可以在企業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在補充醫療保險方面，2009年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的《關于補充養老保險費、補充醫療保險費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27號)明確規定，企業為員工支付的補充醫療保險費，在不超過職工工資總額5%標準內的部分，在計算應納稅所得時準予扣除，超過的部分不予扣除。

2．個人所得稅前扣除政策2008年2月28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規定，單位為個人繳付和個人繳付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可以從納稅義務人的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

四、現行稅收政策與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非協調性

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提出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并將這一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這是我國第一次從“基本制度”的高度規劃醫療衛生事業，是我國在國家層面的重大制度創新;同時，新一輪改革還強調將“公益性”作為基本制度建立和服務體系建設的基本原則，注重政府主導與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重視發揮社會(民營)資本的作用。對照這些改革理念，現行稅收政策與新醫改目標尚存在一定的沖突或不協調、不匹配之處，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p#分頁標題#e#

(一)醫療行業的稅收負擔不利于公益性目標的實現

如上所述，醫療服務是一項特殊的社會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福利和公益的特征，與人民群眾的健康幸福密切相關。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是政府的政治責任，也是此次醫改的根本目標。這必然要求基本醫療服務和基本藥物應以適宜乃至相對低廉的價格向全體公民提供，以保證醫療衛生事業總體上的公益性和一定的社會福利性。在營業稅方面，按現行稅制，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可以免征營業稅，而營利性醫療機構需照章繳納營業稅，但是，究竟應對醫療機構適用何種營業稅稅率，現行制度并未給予明確①，在實際執行中，稅務機關一般參照一般服務業的營業稅稅率(5%)進行課稅。在增值稅方面，對藥品征收增值稅，適用一般商品17%的稅率。由于營業稅和增值稅均為間接稅，所以醫療服務和藥品的稅收負擔最終將由消費者(患者)承擔，醫療機構營業稅及藥品增值稅的稅負高低將直接影響消費者接受醫療服務或藥品的價格水平。由此可見，現行將醫療服務(針對營利性醫療機構)比照一般服務業進行課稅以及將藥品視為一般商品予以課稅的政策，未能體現醫療服務和藥品的公益性特征，不利于醫療行業公益性目標的實現。

(二)醫療機構稅收政策不利于吸引民營資本進入以及多元辦醫格局的形成

2000年醫療機構分類課稅制度的出臺，主要是為了配合醫療機構分類管理制度的實施。根據現行稅收政策，營利性醫院在3年免稅期滿后須承擔營業稅、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義務兵優撫費、水利水電建設基金、地方養老基金、車船使用稅、印花稅和企業所得稅等十多項稅費。根據溫州市衛生經濟學會對溫州市營利性醫院稅費問題的一項調查，營利性醫院的六項主要稅費，包括營業稅(業務收入的5%)、城市建設維護稅(營業稅的7%)、教育費附加(營業稅的4%)、水利水電建設基金(總收入的1‰)、地方養老基金(總收入的5‰)、33%的企業所得稅，其稅費總負擔占醫院全年業務總收入的10．11%［11］。醫療服務行業具有高風險、高成本、投資回報期長等特點，而現行政策對營利性醫療機構取得的收入只給予3年內免征營業稅的優惠，部分營利性醫療機構在3年免稅期滿后，稅收負擔明顯加重，難以形成積累以進一步發展。過高的稅費負擔不利于吸引民營資本進入醫療服務行業，進而不利于新醫改方案設定的“促進非公立醫療機構的發展，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方式多樣化的辦醫體制”目標的實現。

(三)對營利性醫療機構的稅收歧視不利于營利性民營醫療機構的發展

截至2009年底，在我國76．89萬家醫療機構中，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和營利性醫療機構分別占71．8%和28．2%，營利性醫療機構主要以診所(占營利性機構的61．9%)、門診部(占營利性機構的2．3%)為主，在辦醫主體上以民營資本為主。在全國715．88萬衛生技術人員中，營利性醫療機構僅占10．41%，全國441．36萬張病床中，營利性醫療機構僅占4．61%［12］。在這種非營利性醫療機構資源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很難形成有效的競爭，而稅收環境的差異進一步擴大了營利性醫療機構與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競爭能力的差距，不利于形成公平的市場競爭格局，直接制約營利性的民營醫療機構的發展。(四)現行稅制缺乏對商業健康保險的稅收扶持商業健康保險是一個國家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健康保險的迅速發展及其與社會醫療保險的有效銜接，不僅能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面，充分發揮分散風險、補償損失的功能，同時也能促進醫療服務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

各國政府在對商業健康保險市場發展進行引導時大多采用稅收扶持政策，即通過財政補貼或稅收優惠來刺激和調整商業健康保險市場的發展。OECD國家中，有一半以上國家是通過在一定范圍內提供稅收優惠激勵措施來鼓勵消費者購買商業健康保險［13］。例如，美國對商業健康保險，包括團體健康保險、個人健康保險和自由職業者健康保險制定了一系列稅收優惠(即稅式支出)政策。對于雇主繳費的團體健康保險，雇主為雇員繳付的健康保險費可作為業務費用在稅前列支。對于個人健康保險，如果滿足一定條件(保險產品的免賠額不低于1050美元或每個家庭2100美元)，即可建立個人健康儲蓄賬戶，該賬戶的繳費可以在個人收入所得稅前列支。對于自由職業者購買健康保險，對其繳付的保費的免稅辦法，則經歷了從部分免稅(起初只允許25%免稅)，逐步提高免稅比例(2001年免稅比例達到50%)，直至全額免稅的過程(2007年以后實現了100%免稅)［5］。2006年，美國政府聯邦稅對健康保險的總稅式支出約達到1430億美元［14］。

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對醫療保險的政策導向已越來越明顯。例如，最新修訂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和《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均對基本醫療保險做出了稅收優惠規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還首次在稅收法律層面上對補充醫療保險給予鼓勵和支持。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促進基本醫療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的發展。但是，在商業健康保險領域，無論企業購買團體健康險還是個人購買商業健康險方面，都沒有做出有效的稅收激勵和稅收扶持的政策安排，而缺乏激勵性稅收政策是制約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建立促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稅收政策體系

為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現新醫改方案提出的“維護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促進公平公正”的目標，應加快建立和完善能夠與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目標相適應的稅收政策體系。

(一)改革醫療服務營業稅及其稅收優惠制度

根據醫療服務的層次性和公益性程度，可將醫療服務區分為基本醫療服務和特需醫療服務。基本醫療服務是為了保障公民平等的健康權和生命權，必須平等惠及每個人的醫療服務，其公益性較強。相反，特需醫療服務則是根據個人對健康維護的偏好而提供的醫療服務，其公益性相對較弱。但是，從總體上看，由于所有醫療服務的消費均關系到人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因此上述兩個層次的醫療服務的公益性都不能被忽視［15］。醫療服務征稅體系建設，既要體現支持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要求，又要能夠促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目標的實現。在醫療服務營業稅制方面，我國現行的醫療服務營業稅課稅標準取決于醫療機構性質(營利性或非營利性)，而不是醫療服務本身的性質(基本醫療服務或特需服務)，這使得同類醫療服務在不同性質的醫療機構可能遭遇不同的課稅(或免稅)待遇，不僅造成醫療服務市場事實上的不公平競爭，而且同時加劇了營利性醫療機構和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行為扭曲。要扭轉這一局面，可以有兩種改革思路。第一種改革思路是由目前“按醫療機構性質”確定是否征收營業稅，轉變為“按醫療服務性質”確定是否征稅及征稅標準。具體地，在《營業稅暫行條例》中增設“醫療服務”稅目，按醫療服務的性質，對特需醫療服務征收營業稅，稅率按低于一般服務業的標準設置，以3%或更低為宜，特需醫療服務的具體范圍由國家稅務總局、衛生部等部門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醫療技術發展狀況予以確定并適時調整，對特需服務以外的醫療服務給予稅收優惠，適用零稅率。第二種改革思路是對營利性醫療機構免征營業稅，以消除營利性與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在營業稅方面的不同待遇，同時體現對民營資本開辦醫療機構的稅收支持。#p#分頁標題#e#

(二)完善醫療機構所得稅優惠制度

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對“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的收入做出了免征所得稅的規定，并規定了認定標準，因此，對于符合該法認定標準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建議繼續給予免稅待遇。同時，為吸引社會資本投資于醫療衛生事業，加快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方式多樣化的多元辦醫格局，建議將醫療衛生事業列入“國家重點扶持和鼓勵發展的產業和項目”目錄，據此對營利性醫療機構的經營所得給予一定期限的稅收優惠待遇。具體地，建議自取得第一筆經營所得起，對其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四年至第六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此外，基于醫療服務的特殊屬性以及我國醫療機構地區布局的現狀，建議稅收政策的確立要有利于促進改善醫院布局，優化醫療資源配置，便于百姓更好地就醫。為促進醫療資源在地區之間，尤其是城鄉之間的均衡配置，緩解目前農村和基層社區醫療資源相對不足的矛盾，建議對在農業縣及縣以下地區經營的醫療機構給予更多的稅收優惠待遇，以引導醫療資源進入這些地區。

(三)完善藥品增值稅及其稅收優惠制度

我國現行《增值稅暫行條例》對商品的銷售或進口設置了三檔稅率，即基本稅率(17%)、低稅率(13%)和零稅率。其中，對糧食、食用植物油、自來水、煤氣、圖書、報紙、化肥、飼料、農藥等與國民基本生活需求密切相關的特殊商品適用13%的低稅率。藥品不同于市場提供的普通產品，它密切關系到人民群眾基本生活保障要求，屬于應由政府給予支持的特殊產品，不能完全實行市場化經營。因此，基于藥品對于國民健康的特殊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建議降低藥品增值稅稅率，明確對其適用低于一般商品的較低稅率(13%)。同時，為配合建立和推行基本藥物制度，建議對基本藥物給予稅收優惠，適用零稅率，享受免征增值稅待遇的基本藥物目錄由國家稅務總局、衛生部等部門確定并適時調整。

(四)建立商業健康保險稅收優惠制度

實現全民醫療保障是新醫改的重要目標之一，商業健康保險在全民醫保的制度框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國商業健康保險仍處在初期發展階段，在衛生籌資體系中的作用很低，商業健康險的保費收入(即籌資額)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1999年僅為0．9%，此后該比例有所上升，2003年以后年度基本維持在3．4%至3．7%的水平［16］，其分攤民眾醫藥費用風險的功能尚未發揮出來。目前我國還沒有出臺針對企業和個人購買商業健康保險的稅收優惠政策。當前，在加快實現基本醫療保險全民覆蓋的同時，有必要建立商業健康保險稅收優惠制度，以鼓勵企業和個人購買更多的商業健康保險。此舉不僅有利于讓消費者享有更充分的醫療保障，而且可以緩解社會保險的壓力。建議國家財政、稅務和保險監管等部門聯合制定相關政策，鼓勵企業團體購買商業健康保險，且保費支出可以稅前列支，在一定額度內列入成本;對于個人購買商業健康保險，其繳納的保險費可以享受個人所得稅優惠，在一定額度內允許稅前抵扣，且個人獲得的醫療保險金免征個人所得稅，以達到通過稅收杠桿促進商業健康保險發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