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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茜 畢如田 單位:山西農業大學經貿學院
山西省作為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試點省、循環經濟試點省、生態省試點省和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明確實施城鄉化策略。山西省城鄉生態化就是要遵循整體優先和生態優先的原則,實現城鄉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整體協調而達到一種穩定有序的演進過程,它是可持續發展模式。[1]復合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子系統的可持續發展,還含有自然和社會兩子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基于生態產業下的復合生態系統發展模式,生態產業注意到了自然生命生態系統中本無廢物的事實,遵循“整體、協調、循環、共生”的生態調控原則,而生態產業協調了三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復合生態系統在某一發展階段處于相對平衡狀態,得以持續發展。[4]基于城市和農村生態系統下的復合生態系統發展模式,城市生態系統是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在農村生態系統中,存在著農業、農民和農村即所謂的“三農”問題,從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看,“三農”實質上分別對應著復合生態系統中的三個子系統,即農村→自然、農業→經濟、農民→社會,可見,三農現象不只是經濟或社會領域內的問題,“三農”之間形成了“社會—經濟—自然”的復合生態關系,相互作用,協同發展。[4]
城鄉生態化背景下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分析
建立復合生態系統發展模式可以作為山西省城鄉生態化背景下農村環境治理的主要內容。根據榆次區20個村、靈石縣14個村和保德縣16個村的調查,目前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4]農村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和水質改善。村建立水源保護區占調查村總數的100%,村建立生態功能保護區占調查村總數的38%,基本上切實保障農村飲水安全。村委能主動加強農村地下水資源保護的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而且有30個村地下水資源受到煤礦區的影響,占調查村總數的60%,農村主動加強農村地下水資源保護存在一定的問題。農村生活污染治理。村建設污水處理設施的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在榆次區、靈石縣和保德縣城周邊村污水沒有納入城市污水收集管網;距離榆次區、靈石縣和保德縣城較遠、經濟條件較差村莊的生活污水,沒有采取分散式、低成本、易管理的方式進行處理。村尚未做到推廣戶分類、村收集、鄉運輸、縣處理的方式,垃圾無害化處理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村垃圾沒有進行無害化處理,垃圾無害化處理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直接倒入深溝和深坑內;加強糞便的無害化處理水平有待于進一步提高,按照國家農村戶廁衛生標準,推廣無害化衛生廁所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2%,但各村推廣的戶數并不多。在農村污染治理和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同發展清潔能源結合方面,能夠大力發展農村戶用沼氣,發展戶用沼氣村達到調查村總數的100%,但各村發展的戶數并不均衡;村綜合利用作物秸稈,推廣“豬-沼-果”、“四位(沼氣池、畜禽舍、廁所、日光溫室)一體”能源生態模式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6%;推行秸稈機械化還田、秸稈氣化、秸稈發電等措施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
企業對農村外部不經濟性的影響。村周邊企業污染物達標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已經建立,有效地防治農村地區工業污染,村周邊不存在污染問題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在擁有煤炭資源豐富的靈石和保德縣,由于煤礦企業的開采,村內存在一定面積的土地坍陷問題,村內存在坍陷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48%。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環保標準,村內已經淘汰污染嚴重和落后的生產項目、工藝、設備,占調查村總數的100%。畜禽、水產養殖污染防治。各村能推進健康養殖,在強化養殖業污染防治方面,已經科學劃定畜禽飼養區域,力求改善農民生活環境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但人畜混居現象徹底改變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已經建設生態養殖場和養殖小區,力求提高養殖的規模化水平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能夠通過養殖小區發展沼氣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能夠通過養殖小區生產有機肥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但不能有效地進行無害化畜禽糞便還田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0%;重點治理規模化畜禽養殖污染,實現養殖廢棄物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控制農業面源污染。按標準化生產,強調采取技術、工程措施,控制農業面源污染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能大力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積極引導農民科學施肥,在種植區域普及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0%;積極引導和鼓勵農民使用生物農藥或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推廣病蟲草害綜合防治、生物防治和精準施藥等技術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0%;實施田間合理灌排,發展節水農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0%。
防治農村土壤污染。村對農產品種植區域的土壤污染監測和修復示范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均為0;村對煤礦廢棄地區域的土壤污染監測和修復示范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均為0。但所調查的村均能積極發展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占調查村總數的100%,嚴格控制主要糧食產地和蔬菜基地的灌溉,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村自然生態保護。村能以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功能為重點,營造人與自然和諧的農村生態環境;堅持生態保護與治理并重,加強對礦產、水力、旅游等資源開發活動的監管,遏制新的人為生態破壞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加快水土保持生態建設,嚴格控制土地退化和沙化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但重視自然恢復,保護天然植被的力度不夠,村莊綠化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6%;庭院綠化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2%;通道綠化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6%;農田防護林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6%;退耕還林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64%。
城鄉生態化背景下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模式
公眾參與型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模式。基于主動自愿原則,以農民個體為主導,農民具有科學的環保意識,按照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對農民自身的行為進行監督和規范,農民在構建良性生態環境中自覺參與治理。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行為。推廣秸稈免耕覆蓋栽培、秸稈還田、生產沼氣、用作食用菌生產等成熟技術。嚴禁露天焚燒秸稈污染空氣,或者將秸稈隨意堆放在公路沿線、林盤、院落,或者拋入河道堵塞溝渠。畜禽養殖污染治理行為。有效地進行無害化畜禽糞便還田;重點治理規模化畜禽養殖污染,實現養殖廢棄物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農村沼氣建設行為。大力推廣“一池三改”,農村戶用沼氣建設要與改廚、改圈、改廁同步設計、同步施工。建設大中型沼氣工程,充分利用沼氣綜合技術,對規模化養殖場的糞便、污水進行處理,產生清潔能源和優質肥料,治理農村養殖污染。農業循環經濟行為。開展“節水、節藥、節肥、節種”等清潔生產技術。實現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全覆蓋,農藥施用要推廣農作物病蟲害綜合防治和綠色控防技術,農膜要推廣使用可降解農膜。大力發展高效、生態和安全農業,推動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的規模化生產。農村河道疏浚行為。配合水務部門全面疏浚鎮村河塘溝渠,清除河塘淤泥、雜物垃圾、雜草飄浮物,嚴禁向河道溝渠傾倒農業生產垃圾,建立河塘長效管理維護機制。村莊容貌整治行為。按照“清潔、秩序、優美”的鎮村整治標準,村莊要集中清理亂搭建、亂堆放、亂貼畫等現象,農戶房前屋后保持整齊潔凈,做到村居整潔,庭院綠化,村莊秩序井然,環境優美。資源環境保護行為。加強農村地下水資源保護,重視自然恢復工程建設。#p#分頁標題#e#
法律管制型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模式。制定環境法規,對農民個人的行為進行限制。排污限制。根據政府制定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畜禽養殖管理的實施意見》,在已劃定的畜禽養殖禁養區、適度養殖區基礎上,加強監督管理,禁養區內不得從事畜禽養殖。適度養殖區內要引導發展適度規模養殖,對新建、擴建、改建畜禽養殖場,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治污設施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和同時投入使用(三同時)”制度,逐步實現畜禽糞污治理規范化、常態化的管理。規范畜禽養殖環境監管。嚴格執行相關政策法規,加強對畜禽養殖場的環境日常監管,禁止畜禽養殖場直接向河流、水體排放糞污;對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畜禽糞污對周圍環境造成污染,以及向水體超標排放、傾倒畜禽糞污等違法行為,由相關職能部門依法查處。對規模化養殖場、畜禽養殖小區及庭院養殖戶要根據污染的影響程度分類進行指導與治理。對分散的小規模庭院養殖,主要依靠加強宣傳,推行人畜分居,實行畜禽圈養或拴養,鼓勵建設沼氣處理設施,配套“一池三改”等技術措施,引導糞污還田利用。對規模化養殖場,要按照雨污分流、干濕分離、種養結合、達標排放的要求,指導養殖業主進行綜合配套治理———采用節水措施,減少污水排放;鋪設污水管道、實施雨污分流、完善沼氣池等糞污處理設施;建造與養殖量相匹配的防雨水沖刷(流失)的干糞堆倉和污水處理池,保持養殖場整潔衛生等措施,強化養殖面源污染的“源頭控制”。技術限制。嚴格限制高污染的生產技術。開展正確施肥、科學用藥、病蟲害綠色防控、無公害生產技術;積極推廣生草栽培、秸稈覆蓋等環保技術,提倡使用可降解薄膜;推廣可循環技術,制定果、菜無害化清潔化生產技術規范,鼓勵果農、菜農使用秸稈或可降解地膜覆蓋等技術;推廣合理施肥。鼓勵農民溝施化肥和使用經無害化處理的有機肥。根據不同作物的需肥規律、土壤特性和肥料效應,制定出所需氮、磷、鉀及中微量元素比例和用量,以及相應的施肥技術。在果、菜主要產區,禁止使用高毒高殘留農藥,鼓勵使用生物農藥,并示范推廣農業生物綜合防治和病蟲害綠色防控技術,如推廣黃板、頻振式殺蟲燈等。
經濟激勵型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模式。針對煤礦企業對外部不經濟性的影響,通過經濟激勵理順資金渠道,增加治理收入。要用足用活上級資金,把采空區土地塌陷治理列入重點工程。加大對煤礦企業土地復墾費征收力度,多年來土地復墾費一直沿用十年前的標準征收,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當前現狀和滿足治理投資需要,依據“誰破壞、誰治理”的原則,可適當提高土地復墾費征收額度。激活民間資金,依據“誰治理、誰受益”的原則,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廣泛吸收社會閑散資金,嘗試由工礦企業、政府、公司、集體經濟組織或農戶等參與者結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體,積極投入采空區土地塌陷治理。